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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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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的歌声

 

 

文:熊景明

 

19982000年,有幸参与新西兰在云南中甸县(今改为香格里拉县)的一项综合扶贫计划,项目点选在风景如画、著名的旅游景点区附近一个行政村。我的任务之一是了解当地小学的急需,提出应协助项目的建议。

访问了中心小学及村小的校长、老师,请他们开列申请援助的清单,并按重要位置排列。出乎意料,排在前面的都是体育设施,例如篮球架、篮球、足球,原因是这些和考分无关的器材最不可能得到当地拨款,而师生要求最为迫切。

 

组歌舞队的空想

 

当地官员骄傲地带领新西兰来的农业专家、旅游专家去自碧波如镜的碧塔海,他们没想到这样的美景在新西兰并不少;在这些专家看来,令人着迷的是当地的文化。我于是乎以为有了好主意,提议和学校合作,训练一支青少年歌舞队。天从人愿,居然在学校隔壁看到一大间公社时期留下来的空房子,木地板、门窗均完好。我们住的酒店里,每天晚餐都有当地歌手献唱,一位藏族女孩唱“青藏高原”,嗓音收放自如,韵味十足,比出唱片的中国一流歌手动听多了。当地藏民说“藏族女孩一旦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我兴冲冲地去到中心小学,和校长谈组歌舞队的事。校长面有难色,他说五、六年级的同学连做功课的时间都不够,不可能放下书本去唱歌跳舞,学校的音乐课因为没有老师停掉了。原来的一位老师是汉族,也不会当地歌舞。我所有的招数都被校长挡回,最终才明白真正的原因。这一间小学历年没有一个学生考取中学,教育局下了最后通谍,今年如果再交白卷,校长就必须收拾行李回老家,到一所偏远的村小去。校长说他其实也不在乎被罚,问题是这样的安排将影响他自己的小孩入学、升学。

我仍不善罢罢休,再去找县教局长陈情,顺着他们的心思,描绘了地方藏族歌舞复兴之经济效益。他果然动心,说可以在该校搞试点,放校长一马,不要求他达标。我以为终于突破了不合理的规定,功德圆满回到香港。不幸后来还是未能成事,据说校长改口不同意了,原因不得而知。

 

乡土教材流产

 

碧塔海风景区每天接待成千游客,到中甸来耍乐的人都会向你一一推荐去处,就在同一行政村辖区内,除了周边几个小村,问当地的孩子,则完全不知道,也没去过。再问他们中甸的其它游人如云的景点(别说历史)都连连摇头。驰名天下的美景,似乎不属于他们,而属于旅游局、地方政府。由此想到另一项可以做的事,编撰乡土教材。县教育局长说文革时期已有乡土教材了。找来一看,与中甸有关的部份是当地什么人后来成了什么政府干部,红军的一个支队曾路过那里。去到云南师范大学求援,他们正好开展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乡土教材编写,负责人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组织了一班学生,日夜苦干,二十多天就编好了一套教材。那是红红绿绿、连环画式的农业常识读本, 和地方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不沾边 。再去云南大学,副校长说台湾的某出版商提议资助云南出乡土教材,大喜过望,回到香港立即给主事者写了一封信:

 

XX校长:

久违的云大校,新处处,今非昔比。那条当年每日必经的银杏道,勾起往事无。承们款待,相聚甚欢。想不到云大和巨流出版社已经开始着手筹备乡土材的编撰。我带着穷乡僻壤乡村小的愿望,们高等府,正巧都有同样的想,似有上天安排。

在中甸访问了几所小校,设备虽十分简陋,生则非常用功。育虽然也是我们的扶贫项目关注所在,但能做的事实在有限。我想到请省里专家协助编乡土材,可让孩子们了解传统的民族文化,家乡的自然地理,即唤起他们对故乡的感情,用最易为他们接受的方式引起他们对文化的兴趣,对优秀传统的继承。我相信人尊严、上进心、理想都和我们对文化、乡土的认同感切切相关。

许多地都在盼望乡土材。中甸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又是省重点旅游地,加上那里十分贫困,材的编可算是一项文化扶贫的创举。我怕自己像推销员一样在设法“兜售”中甸。不过一本很好的《中甸──我的故乡》编出后,除了童受惠以外,巨流出版社的有心人也一定喜闻乐见,世界上像中甸一样有奇特、丽的景观,丰富民族文化的地方毕竟不多。

中甸县委书记齐扎拉是一位很有养的官员,他自成材出版过几本书,长年做一藏族村的跟踪究。听说省社科院聘他作客座究员,想他可以胜任材编撰的主要顾问。我也曾联系过省民院中文系的萧亮中先生(电话…….)。他也是中甸人,纳西族,很有兴趣参与。我们项目的主要中方专家之一是社科院农村发展究所的郑华先生(电话……),他在过去几年中多次到中甸,对地情况与人很熟悉。们对昆明究藏文化、有作能力的人比我的了解深入多了。我只希望能促成此事,在大的编委─中甸─我们的项目之间建立联系。如果有什么我可力的事,一定效劳。

 

信寄出, 没有回音,之后听说他们指派了一位年青老师负责,项目无疾而终。

 

科举制魂魄未散

 

牵涉到制度,政策的改革谈何容易。为学校配置图书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项目资助中心学校一笔钱购书,两年后我再去,发现这些书保存得非常之好,严严实实地锁在书柜里,周围村小的老师也借不到。我也后悔为什么没有参与图书挑选,整批书几乎都是如何作文,如何考试。

藏族小孩生学了五、六年汉语,其程度相当于香港小孩五、六年级的英文的水平。这批图书,反映了校长想哪怕培养出一个可考到中学的“天才”儿童的迫切心境,而非为了提高学生对汉语的兴趣。

保障入学率,减少缀学率是参与教育行政的基层干部永衡的话题。当地缀学的孩子家长须缴600元的罚金。碧塔海提供旅客骑马服务的马班队伍中,看得到大群学龄儿童,我不由想到自己如果是个本地孩子,大概宁愿加入这一群, 围在篝火边说笑, 等客人,或骑上马骝一阵,而不在教室里受罪。四月的高原寒意仍浓,教师坐在有火炉的教员休息室中,孩子们在冰冷的教室里做功课,争先恐后地拿著书本来向老师问功课、求学问、寻温暖。问一位母亲为何不让她的儿子去念书,回答道:“送去一个了,家里留一个,当兵不是也只用送一个吗?”

夏天来到中甸,看了两所村小,我又改变了想法了。这间学校是新西兰扶贫项目资助的,一位美丽的年轻代课女教师给了它灵魂。老师上课讲得生动有趣,下课和学生开辟菜园。年纪大的学生争相替老师担水、拾柴。另一所学校里, 一个高个子的本地男老师授课时,汉语中掺夹许多藏语,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放学后我本来想问他些问题,他说已答应带学生去钓鱼。夕阳下,一大群孩子围着他,兴高彩烈向河边走去,图画一般。

如果生长于斯,我们渴望的是什么样的童年?歌声的消失,又岂止在这边远的藏族山村!百年前废除的科举制度在中国行了1,400年,科举作为文官选拔制早已成为历史,作为教育制度,则阴魂不散,甚至挟乘教育普及之风漂到科举制辖外的边远村镇。为了让中心小学出一位“秀才”候选人,这里所有的儿童都付出代价,牺牲了本该充满童年的歌声。

 

2005.9.30

 


 

杨小凯思想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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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思想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

 

      文:陈浩武

   

 

 

    我们作为当年的红卫兵,作为老三届的知青,对1968年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那篇文章在当时可以说是横空出世,虽然这篇文章的叙事方式仍然是毛式的,仍然没有摆脱极左的思维方式,但是其展现的理性思考和博学才华,使当时很多沉迷于文革迷狂状态的青年人警醒到自己的莽撞和浅薄,使他们进入思考的状态。杨小凯对这一代人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只是这种作用是潜在的,看不见的。我相信当年很多知识青年会和我一样,因为看到杨小凯的文章而陷入沉思,陷于对中国前途的思考,然后开始认真读书,去思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入一种理性的状态。

 

    杨小凯的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望,但同时也给他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描绘了,他的母亲、父亲以及兄弟姐妹由此而受到的迫害。他本人也因此陷入了牢狱之灾。在那个年代,思考是不被接受的。他被康生、江青钦定为现行反革命,并且被判处10年徒刑。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不幸和幸运总是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篇文章给杨小凯带来了不幸,但同时也使他走向了另一条道路。也正是这段牢狱之灾,实际上成为他人生重要的起步阶段。

 

    杨小凯在牢狱时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刘凤翔。根据他在《牛鬼蛇神录》中的回忆,刘凤翔对杨小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是杨小凯思想的启蒙者。

 

    那天朱学勤讲到一个情节:杨小凯写了这篇文章,名声大震,同时被推入监狱。他在监狱中遇到了刘凤翔。刘凤翔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你们这代人,不要再沉浸在法国革命和苏俄革命的红色极端的光圈里,你们应该从这样一个历史循环链条中走出来。你们要学英国的历史,要学习英美宪政的历史,同时要懂经济史,要学高等数学,要成为经济学家。

 

    这些话给杨小凯带来巨大的震撼。毕竟他当时还只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红色文革毛泽东思想的一套理念。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英美保守主义传统、宪政民主的传统、光荣革命的传统。

 

说实在,我那天听朱学勤讲这段后是非常震撼的。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有三条思想的传统:一条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传统,其核心价值是
 

一个不安宁的“五.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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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安宁的“五.一节”

 

                                               文:陈浩武

 

 

我总是感到“五一节”这个节日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它既不中也不西,既不土也不洋。当然,既然是国家的法定假日,总是好事,毕竟有好多人可以休息,高速公路也可以免费,大家可以到处去走走。

对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节不节意义不大,反正就是宅在家看书写字,当今年五一节第一张图片飘入我眼中,那么多人乌央乌央的在长城上挤在一起像下饺子似的,我心中暗自窃喜:还是宅在家里好啊。

但是宅在家里并不意味着安宁,这个五一节一点都不安宁。

 

首先是在五一节前夕,有一段视频持续在网络上传播,这段视频录制的是一些身穿统一深色制服的青壮年,他们手持铁棍,在暴打一些年轻的女性和儿童,视频中,那些妇孺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呼叫和痛苦的哀嚎,的确让人听了非常难过,因为当时并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对着这样的画面,在心中暗暗谴责这些人如此禽兽、如此残忍。后来才知道,这段视频记录的是海口市秀英区因为强拆而导致的政府执法人员与村民之间的冲突。

海南是个好地方,山好水好空气好,但是我对海南的印象一直很差。我不是对海南的自然环境印象差,而是对海南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印象很差。

海南本来是以旅游立省的省份,因为在那里不可能大规模发展工业,而海南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自然条件,的确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但是就是在这么一个省份,它的旅游的管理却极差。经常发生欺行霸市、欺骗游客甚至殴打游客的事件,甚至很多景点,很多餐饮行业都黑帮化。记得有一次我们十多人路过兴隆,在一个餐厅吃饭,结果遭到餐厅老板的黑心宰客,我们无比愤怒,准备和他们论理,但是好心人劝我们说,你们还是先走,这里是黑社会控制,你们搞不过他们。可以看到,海南政府的官员是没有认真履行职责的。

现在又出现一个海口市秀英区拆迁事件,政府执法人员如此大动干戈,用如此残暴的手段对待妇女儿童,更加令人发指。

 

 

 

 



 

 

说实在的,这些年土地财政成为经济发展的症结,现在地方政府相当的财政收入来源靠卖地,我所知道的无论哪一个城市,政府都想办法把老百姓的地征过来,然后稍作规划整理,“五通一平”后,以极高的价格卖出去。很多地方从老百姓手里征收土地每亩才几千块钱,转手就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高价卖给开发商。

土地财政支撑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土地财政也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在围绕土地的强征和建筑物的强拆问题上,一直是我们整个社会问题的痛点,矛盾不断,冲突不断。但是像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这种如此残暴对待被拆迁民众,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一个地方政府,肯定可以有很多方式多种渠道能够和农民、被拆迁者进行对话和协商,政府就是做社会管理工作的,如果政府都用棍棒、枪支、武力去解决问题,这个政府不就成了强盗集团么?这还是政府么?我相信每一个看到这段视频的人,无不是极为愤怒,也极为心痛,愤怒那些残暴的官员,而心痛那些被殴打的妇孺。

 

 

 





 

 

 

这件事还没完,五一节期间另外一件事又在网络上热闹起来,那就是“魏则西的事件”。

开始我没有关注到这件事,后来网络不断的刷频,我才进去看了,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得了一种癌症,通过百度搜索找到排名前列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花完了20多万元后却治疗未果,最后还是悲惨死去。这件事情同时激起了人们对武警医院、对百度、对民营医院莆田系的愤怒。

我看了大家在网上的评论和整个事情的经过后,我发现“魏则西事件”和“海口市秀英区拆迁事件”有异曲同工之处,所谓异曲同工,就是可以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那就是草菅人命!

在海口市秀英区政府组织的拆迁上,他们挥舞着铁棒公然殴打那些妇女儿童,这是草菅人命,但是百度加莆田系加武警医院,它们在用另一种方式在草菅人命!

 

 

先说百度,百度是中国政府将国际搜索引擎机构谷歌驱逐出中国以后的最大受益者,现在有很多材料证明,百度在中国政府驱除谷歌的过程中,充当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百度利用它在搜索引擎方面的专业知识,向中国政府提供大量的报告,贬斥污蔑谷歌在市场开拓中的问题,把它上纲上线,这就是一副典型的小人做派。

 

 

 



 

 

 

百度通过和莆田系的勾结,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据现在所披露的材料看,莆田系投向百度的医疗搜集排名的经费达到120亿元,正是在这种强大利益的驱使下,百度无视社会责任,丧失公众立场,违心的将一些虚假广告排在首位,百度出卖的是良心,受到的是现金,而无数个“魏则西”们就是受害者。

 

再说莆田系,一个小小的福建莆田,一群不起眼的游医,竟然在几十年中,以蛇吞象的方式,控制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民营医院,这真是一个奇迹!我们不否认福建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向各个军队医院院长送礼的清单,你一定会承认它也是有严重问题的。莆田系民营医院游走于医疗体系的间隙之间,它们通过假广告、假信息来坑害消费者,莆田系的存在,说明我们在医疗体系管理存在巨大漏洞,也反映了中国医改问题的紧迫性,但是他们为何能够如此的长期逍遥法外,能够如何迅速的占领民营医疗市场,这种畸形发展,既折射了我们医疗体制监管的疏松,也折射了整个医疗改革中存在的巨大的漏洞和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主要的公共医疗资源都被公务员占据,有资料表明,公务员占据了整个财政拨款的医疗资源的80%,正是这种财政收入在二次分配上的不公平,才导致很多普通的家庭,譬如像魏则西这样的家庭,他们不能够分享到医疗资源,而被迫使去寻找类似“莆田系”这样的游医,一个是想减少支出,减轻沉重的负担,一个是希望有好的治疗能医治好他们的疾病。从而成为莆田系的长期客户。

有人在网上为百度洗地,为他们开脱,说百度没有能够区别信息真伪的责任,完全是胡说八道。魏则西之死是死于一个罪恶的利益链,这个环环相扣的利益链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凶手之一,这当中某一个环节不存在,魏则西们就不会受害,百度也好、武警医院也好、莆田系也好,他们都是罪恶的利益链上的角色,他们通过罪恶的利益来分取赃款,最后的受害者是老百姓。

 

 

 



 

 

 

 

如果我们把海口秀英区的强拆和魏则西之死这两件事情,不仅仅从时间的维度上联系到一起,而且从内在的逻辑上联系到一起,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加令人悲哀的现象:那就是国家通过土地财而积累了大量财富,而这个财富在分配上极为不公平,政府没有用这些财富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养老问题、教育问题,而是把这些财富大量用于所谓的面子工程,用于所谓的世界援助,用于他们的挥霍和贪腐,老百姓没有从中分享到应该获得的利益,这是体制的重大问题。

 

 

 



 

在五一节快过完的时候,网络上又传来一张图片,那张图片据说是一群山东济南的一群大妈们,远赴美国,在联合国大楼门口大唱“社会主义好”,我无意反对她们唱歌,我也不反对她们在联合国唱歌,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唱歌,但是,在魏则西之死的叹息声中、在海口强拆村庄妇孺们的撕心裂肺的哀嚎声中,这些大妈们高唱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听起来是那么刺耳。


 

杨小凯思想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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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凯思想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


                                           

                                        文:陈浩武



 说实在,我那天听朱学勤讲这段后是非常震撼的。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有三条思想的传统:一条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传统,其核心价值是“扬苏俄”,弘扬马克思主义传统,提倡红色革命,提倡暴力革命;一条是以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传统。这一派倾向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主义,但是他们来自域外的思想资源是法国革命,是大百科全书派,是罗素,杜威,所以他们也和李大钊陈独秀一样,强烈地反传统,打倒孔家店,反对一切宗教信仰;还有第三个传统,这个传统鲜为人知,主要是以严复、周德伟为代表的传统、这个传统倾向于英美的保守主义,宪政主义,倾向于在中国走和平渐进的前进道路。

在这三个传统当中,前两个传统的共同特点,一是反传统,二是希望通过大规模的暴力激进的革命使中国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但是以严复、周德伟为代表的传统,与前两种有重大区别。他们比较倾向于英国光荣革命理念,也就是不通过暴力、宗教、文化、法律社会的大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局限于政体的革命。他们虽然不拒绝革命,但是拒绝大革命,他们希望在民主、自由和宪政的基础上来推动社会变革,这点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稀缺的。

 

我是在台湾了解到周德伟后,我才知道在中国有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不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而是以《甲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但是我感到非常震感和奇怪的是,为什么刘凤翔会有这样的思想意识?刘凤翔非常明确地告诉杨小凯:你们要从红色革命的链条中淡出,你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循环,而是要倾向英美光荣主义的保守主义模式。我为之感到震撼,因为从刘凤翔的言论来看,严复的宪政保守主义在民间社会是有传承的。我们不知道刘凤翔的真实背景是什么,他受过怎样的教育。我只知道他是作为“极右分子”和“反革命”在19704月被枪毙。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他的精神源泉和思想根源来自何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寻的东西。

 因为刘凤翔这一个事实说明了,其实一直到50年代甚至更晚的时间,在民间,一直还保存着以严复、周德伟为代表的支持英美保守主义、宪政民主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和这样一条思想资源。这个事例使我对刘凤翔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兴趣。当然直到现在这个人物一直还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没有人来发掘,也不知道他真实的情况如何。这个有待人们去探寻。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刘凤翔的思想对杨小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杨小凯后来学习经济学,在普林斯顿和莫纳什大学做经济学研究,包括他利用数学模型为经济学建立思想体系,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刘凤翔启蒙思想的基础上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在晚年皈依了基督。在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刘凤翔的启蒙思想对他产生的影响。我在想,如果可以通过杨小凯往上推到刘凤翔,从刘凤翔推到周德伟从周德伟再推到严复,推到《甲寅》,去寻找这样一条保守宪政主义的思想谱系,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当然这要求我们去做艰苦的梳理工作,特别是由于残酷的阶级斗争,他们从肉体上消灭刘凤翔这一类的人物,很多思想和脉络就逐渐断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再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杨小凯在80年代和90年代时曾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这在当时,中国的一片后发优势的叫好声中,能够保持冷静,分析后发劣势的经济学家极为少有。杨小凯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当年在天则所做了一个演讲,其主题就是后发劣势

 

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迟缓,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他认为这种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模仿实现快速的发展。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诅咒”。为什么说是个诅咒呢?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很好的制度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来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建立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由于这种巨大的空间,就导致很多后进国家,只重视模仿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技术模式而不会去认真进行这个国家制度层面的改造。这样,虽然可以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制度变迁,它会给长期发展带非常巨大的隐患,甚至会造成长期发展的失败。

杨小凯的这一思想,越来越被今天改革开放的历程所证明 。的确可以看出,小凯是一位极有远见的头脑非常清醒的思想家。小凯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后进国家在整个现代化转型的模式当中,不仅仅是发展生产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变迁。

 

    说来也非常有意思,杨小凯是在经济的发展层面提出这个想法。而这些年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有些相类似。我一直在探寻的问题是:轴心文明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困境。

 

    大家知道,18世纪50年代后,世界进入了新的全球化时期。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德国两德的统一,由于英国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全世界都进入了各大文明国家纷纷以西方的现代社会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来开始自强运动以对抗全球化冲击的过程。严格来讲中国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启了这个过程。

 

随着坚船利炮对中国的挑战,整个西方的文化也开始了对中国的挑战。最近两百年的历史,实际就是西方的文明不断冲击传统的轴心文明,中国的东方文明,而东方文明不断地在这种挑战下去应对去适应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难点在哪里?现在我们回过头看,我们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要逐步进入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根本的难点在什么地方?这个难点就在于,我们要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但是首先要解决的是,学习现代制度必须在观念上确定它的正当性。

大家知道传统文明的国家,特别是轴心文明的国家,有自己成熟的价值系统和价值观,才之所以成为轴心文明。而这种轴心文明是在它自己的道路上单向演进的。那么现在要向西方学习,融入全球化进程,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现代的价值系统和传统的终极关怀之间产生了冲突。因为人们首先要问,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个制度是正当的?首先要确认我们学习对象的正当性,   是解决学习问题最重要的前提。不同的轴心文明国家有着自身正当性的最终标准,这种标准与西方的价值传统肯定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有非常强烈的冲突。

我们知道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14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5世纪的启蒙运动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产业革命。这个长达400年到500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特别是基督教新教的出现,对人类文明的演进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把这种基督教文明的影响,确定为两个基本的东西,第一是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第二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形成对整个社会正义的最终评价标准。这两条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基督教的新教,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直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即对原有的天主教模式产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马丁·路德所提出的因信称义”——也就是上帝的存在和人们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另外就是加尔文主义所提出的“善功称义。这一点,他认为,人们除了对上帝有虔诚的信仰,还应该通过世俗的活动为上帝增添荣耀,他认为所有的世俗的行为,包括商业行为在内,都是上帝的荣耀。一个人只要认真做好自己的职业,哪怕只是一个修鞋匠,把鞋修好,兢兢业业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是上帝的荣耀。哪怕只是一个裁缝,你把衣服做好,并有很强的敬业精神,你在为民众服务,也是在荣耀上帝。这种通过世俗行为的努力也产生荣耀上帝的观念,推动了市场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也是马克斯·韦伯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

这种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是西方整个文化传统在保持对上帝虔诚信仰的前提下,人们开始在世俗社会、自然科学领域,生产力发展领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推动了世俗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传统文明国家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没有实现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而使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制度的变迁受到来自观念的困扰,而社会不能给这种社会转型制度的变迁提供价值的正义性。

    比如说在中国洋务运动过程中,有人提出要修建铁路,这毫无疑问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标志。试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假如没有铁路,几乎是无法想像的。但在当时修建铁路的阻力并不是来自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阻力。因为当时的儒家学者们认为,火车巨大的轰鸣声会对埋在地下的祖先的灵魂带来惊扰。而惊扰祖先是一种“不孝“的行为,是违反儒家伦理的行为。包括当时要修通讯设备,要埋电缆,修电线,也受到同样传统观念的指责。他们认为埋在地下的电的能量,也会惊扰到祖先的灵魂。今天看来这都是荒唐可笑的观念,但在当时,它实实在在阻碍了我们的进步。这就是说,如果当社会的观念,不能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正义性的时候,社会的转型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我们再回到杨小凯。

   杨小凯在10多年前就看到了后发劣势,这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杨小凯用南北美洲发展作为例子来对比,南美洲虽然资源丰富,北美资源贫乏,但是南美至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而北美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态呢?他认为天主教和与此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以及与此对应的大陆法对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所以杨小凯认为,实际上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收入分配的公平使经济发展更快,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能促使收入分配公平。这就是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后发劣势与坏的资本主义又很大关系。

 

我们来看中国今天的状况,30年的经济发展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能够持续长时间的高水平发展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们看到,由于没有制度变迁,由于没有观念的变化,由于我们没有建立一套能够支持社会转型的价值体系,所以今天我们的社会矛盾逐渐暴露,我们的后发劣势逐渐显现。

比如说我们由于经济发展而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在降低,为什么?因为水、空气和土壤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我们付出的惨重的环境代价,从某种程度上看,得不偿失。因为经济成果是短期的,而环境的变化和改造是长期的。比如说中国如此大面积的水体污染甚至是严重污染,耗尽了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它需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甚至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良好的状态。空气的污染也是同样的状态。我们国土面积的1/4被雾霾覆盖,对整个民族国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而且现在来看,这个状态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处理好,这种代价是非常痛苦的。

我们再看,虽然我们有了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国民财富,但是国民财富的分配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整个分配过程中,在这个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政府拿走了太多的资源和国民财富,而民众没有分享到相应的改革成果。比如说虽然我们这些年来经济不断成长,税收不断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但是作为民众来讲,在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社会福利方面,包括住房,却依然处于严重的困境状态。这是民众不能分享到国民收入增长的财富,说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极为不公平的,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贪腐严重,社会的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向政府集中,向国家集中,向少数权贵资本集中,而民众享受不到分享财富的成果。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社会,我们才发现,杨小凯像一个先知人物,已经预见到了这个情况的发生。

 

我再说一下第三个问题,即杨小凯和他的基督教理念。

大家知道杨小凯是一个基督徒,他非常虔诚地皈依了基督,这次我在上海开会遇到杨小凯的太太吴小娟,她告诉我,他们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并且他们的大女儿,已读完神学院硕士,现在大女儿和女婿去台湾传教了。由此可以看出,杨小凯,包括他的家庭和基督教有非常深的渊源。那么有人说,杨小凯信奉基督教是因为他生了病,希望从上帝那里寻找精神的寄托,希望病情有所好转。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杨小凯最先接触基督教是在1968年,他进入牢房后,他遇到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一直在帮助别人。即使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他表现得也非常淡定。这个基督徒因为写了一张大字报被判处了10年徒刑,他在监狱时,在当年那样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在政治迫害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害怕或恐惧。他除了自己每天祷告,还为同房的牢友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承受苦难。

我觉得杨小凯有很多精神层面的思考和他对基督教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他的脑海中是有一种终极关怀和神学理念的。杨小凯自己在文章中曾经回忆,他认为自己比较系统地接受基督教理念是受到了哈耶克的影响。他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发现一个重要观念,即:自由能够使社会秩序不断扩张。那么他在研究基督教的过程当中发现:在经济上能够使社会自由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特别使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世界和平,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的秩序起着促进作用。

杨小凯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和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了政治游戏的规则,决定了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他认为五四运动后许多人都特别迷信科学,特别是大陆学生,开口就是用科学来衡量来证实,他认为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的行为,使人认识到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行为不可以接受,这样形成一个社会共识的机制。

同时杨小凯也认识到,基督教对社会文明的影响就是它有一种第三者功能。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运行成功的话,这种第三者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在天上,上帝与耶稣与人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既不与人争利也不与人争权,更不会去争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非常需要这个功能,如果没有这个客观第三者的功能,就像一个社会没有宗教,很多事情无法实现。

我认为杨小凯这种基督教的思想对他的整个基督教的神学理念,上帝存在的意识,对他的整个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次在上海时朱学勤也谈到,他与杨小凯在波士顿时,曾交流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杨小凯认为,我们反对职业革命家搞的那种极端政治。他说我们应当用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站得住脚的经验,来建立一个有公信的国家。我们争取民主、争取法制、争取宪政,但是我们都要有自己正当的职业。要以自己的职业专业能力来建立公信,否则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和上一代的职业革命者是一样的,只是跑到国外吃政治饭,然后回国成为第二代职业革命家。杨小凯说,如果我们以第二代职业革命家来取代第一代职业革命家,我们中国的历史怎么能进步呢?我们怎么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呢?我们始终只是在革命的环节上循环。

我觉得这种用职业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公信力的观点,完全是基督教新教的理论,体现了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精神,也体现了加尔文主义的那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理念。也就是用自己的职业,用自己在世俗社会的行为来荣耀上帝的观念。由此可见基督教的思想对杨小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陈行之: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权力特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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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权力特征


                                                                   文:陈行之



    1.引言:并未过时的话题

    这似乎是一个过时的话题。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到被“反腐败”揪出的“老虎”以及由此推及的政治情势演变上去了,那些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无所不能富可敌国的庞大家族利益集团似乎被“反腐败”弄到凋零溃散,变得不那么引人瞩目了,处于中国社会舆论中心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在从舆论场逃离,国家媒体情不自禁欢呼雀跃,仿佛中国正在进入完全崭新的政治生态……我认为这只是表象。

在深层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政治程序)发生根本改变之前,中国特殊利益集团不可能溃散,不可能停止掠夺,更不可能消失——借用雨果《悲惨世界》卷首语的句式:无论“反腐败”反到何种程度,只要产生腐败的制度基础、社会政治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没有发生动摇,只要国家权力仍然在暗处运行,只要人民意志无法进入国家政治过程,只要人民的自由不能成为自由的通行证,腐败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旧的窃国者铲除了,还会产生新的窃国者,正是所谓“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

这件事还可以这样表述:只要毒蕈的根系还没有从它赖以存活和生长的温床中被挖出来,只要温床还在,它就会继续存活、继续生长,继续分蘖并传播新的孢子,在那个完好如初的温床上就会不断生长出新的毒蕈,这意味着掠夺者将会更加贪婪,更加隐蔽,更加难以缠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穷凶极恶……在这种情况下,此文以及与此相类似文章的思想探讨,绝不是无意义的。
这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

    2.此非彼

人类发明语言符号系统是用来进行表述的,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符号系统会失灵,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譬如政治学领域,东西方就有很大的差别,常常弄不懂对方的意思。前几年我看外电报道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描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语言风格时,西方记者赫然使用了“僵硬”的词汇,当时我很不爽,觉得是国外敌对势力在诋毁我们这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事情也许不那么严重,他们与我们身处两个世界,具有不同的政治语境,我们认为伟大、光荣、正确并且很温暖、很柔软的东西,他们不怀好意地认为冰冷和僵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心也就放下来了。

然而在学术范畴,有一 些事情却比较严重,当你试图用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政治学、社会学语汇描述中国的时候,往往找不到可以对应的现实景况,有一种对不准榫卯的感觉,反过来说,中国的现实往往是现成的政治学、社会学语汇无法概括和描述的,需要创造新的词汇,诸如“军虎”、“庆亲王”、“铁帽子王”、“老老虎”、“蛤蟆”、“你懂的”之类,而这些词汇又只能用以概括和描述中国的事情,倘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什么“揪出隐藏在共和党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奥巴马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八荣八耻”、“国外敌对势力”,“民主党啊!亲爱的妈妈,你用甘甜的乳汁把我们养大”、“深刻学习和领会奥巴马总书记的军事战略思想”、“不准讲普世价值”、“决不让中国教材进入美国大学”、“要敢于向普世价值亮剑”、“奥大大”、“米麻麻”,美国人民非疯了不可;同样,“麻辣隔壁”、“河蟹”、“草泥马”、“你懂的”、“二奶”、“太子党”、“红二代”、“裸官”、“赵家”、“赵家人”等等语焉不详的词汇也不可能被很傻的美国人民理解,他们会觉得自己来到了火星,完全不得要领,抱怨说:“你们丫这不是在跟我们打哑谜么!”所以,语境很重要。

我最近频繁使用“国家利益集团”的概念,有追踪我文章并且很细心的朋友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就问:“陈行之先生,你一定不是随便使用这一概念的,我很想知道,‘国家利益集团’与大多数人都在使用的‘特殊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有没有分别?它们有什么样的分别?”

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3.利益集团概念辨析

先说利益集团。

我们固然可以在大略的意义上使用“利益集团”的概念,然而你若细究就会发现在中西方政治学语境中,这个概念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我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指特殊利益集团,即凌驾于社会之上掠夺社会财富的某种构成集团的人群,带有明确的贬义,犹如人们口头语中的“渣滓”、“混账东西”、“王八蛋”之类;而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至少在政治学语境中,指的是正常社会结构中正常存在的社会集团,无所谓褒贬,既非“渣滓”、“混账东西”、“王八蛋”,亦非“好人”、“亲爹”、“活菩萨”,而是指作为群体的“人”,是人在普遍意义上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

那么,该如何确切定义“利益集团”呢?虽然我很想引用中国政治哲学家的定义,然而查遍了资料也没有找到现成的文字。这件事说明了一种令我们颇为尴尬的状况:解析国家政治的政治哲学的开创性研究,不是在“理论自信”的中国,而是在“走邪路”的西方国家,是那些不受政府掌控、自由研究并独立得出结论的学者创立了这一崭新学科,将其发展成为了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分支:社会学、政治学或者政治哲学,这里基本上没有中国学者什么事情。

中国学者都干什么去了呢?过去都遵从国家意志论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上去了;现在则都在扯着嗓子喧嚷“中国梦”和“宇宙真理”,没有人在意真实的国家政治形态,也没有人在意劳什子政治哲学研究了。所以,很不好意思,尽管我非常不情愿,也还是得通过源自西方话语体系的政治哲学,进入我们谈论的话题,寻找一种被历史与现实支撑、能够说服我们的概念和逻辑的架构,尽管我知道这属于很不地道的“西方那一套”。

什么是普遍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呢?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杜鲁门(1913-2003)在《政府过程》(1951年)中,将“利益集团”界定为“具有共同态度的群体”,他说这些群体是通过影响政府而“向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提出利益要求或某种主张”的。你看,这位社会学家也同样没有我们使用这一概念时常常伴有的贬斥意味,他只是在述说人类社会惯常存在或必然存在的一种事实,就像白天见到太阳、晚上见到月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中国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所以,即便是同样的词汇表达的意思也会有很大的差异,需要特别仔细辨析才能够避免先入为主。为了把这件事弄清楚,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社会中所谓“具有共同态度的群体”是怎样构成政治学语汇中的“利益集团”的,它们是以什么样的社会实体形式运作的。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1911-2002)被公认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他在上世纪 50年代开创并拓展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构建了公民文化理论体系。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一词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似乎有点儿深奥。然而若进一步了解阿尔蒙德关于这些定义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论说很通俗,并未脱离我们的认知层面,他与我们对世界的见解是相通的,只不过做了更准确的归纳而已。

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归纳为三种类型。

一、村民型。“村民”指的是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群体,他们既没有政治期望,也不指望从政治体系中得到什么好处,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毫不相关,他们认识不到自己对国家政治过程可以施加影响并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接近于混吃等死的状态。

二、臣民型。这个群体对国家政治系统虽然有所了解,但对政治体系却提不出或无法提出要求,也不愿意投入任何精力于系统之中,只是默默地接受政府的控制及影响;他们对政府可能会有看法,但他们并没有政治参与热情,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影响政府,他们希望政府制定有利于人民的政策,也仅仅是希望,缺乏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的意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活得傻不愣登的。

三、参与型。国家政治体系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各方面影响民众利益,民众热心进入国家政治过程,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影响国家政治体系运作,从而增进自己的福祉。这里所谓的“广泛的政治参与”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法治国家赋予人民的宪法权利,诸如结社、参加选举、举行游行和示威、发动罢工等则是其主要方式。

我要特别指出,“结社自由”所导致的各种民间团体(利益集团)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它是导致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一定意义上,结社自由(形成为利益集团)是个体权利得以站立的根基,丧失了这个根基,煌煌然如自由、民主者也会颓然倒地,或者演变为招摇喧哗、毫无用处的花饰,更遑论其它!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丧失了结社自由(让人民以利益集团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政治条件,无论你自己如何吹嘘、如何标榜,都不能认为那个社会是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反之,它一定是不自由、不民主的封闭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权力者无所制约的自由必然意味着无权者一切方面的不自由,这既是历史规律的启示,亦是当今世界的证明,这不是能够被任意曲解、任意遮掩的。

几乎用不着论说,只要回顾一下我们所过的一生,或者睁开眼看一下现实,就会确证出我们属于上述三种类型中的哪一种类型。譬如,我们从来没有闻到过选票的味道,完全不知道“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生旦净末丑们是如何得到国家权力的;你也没有发起成立过什么不受政府控制的“社会团体”的愿望和企图,不是由于你没有个体权利需要表达,也不是由于你不需要团体对个体权利的遮护,而是致密如铁桶的社会结构绝不会为你预留遮护和表达个体权利的空间。在观念意义上,这通常意味着个体的碎片化乃至于全部消失,“国家”成为横亘在大地上的一种绝对的存在。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即使有人倚仗国家权力掏空国家权力(譬如最近被揭露出来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们,以及没有被揭露出来、甚至正处在揭露者位置的赵永康、钱伯雄、孙才厚、李计划们);即使有人将国家权力演变为个人私器,骑在你脖子上拉屎,公开掠夺你的土地,强拆你的房屋,污染你的水源,剥夺你工作的权利(谓之“光荣下岗”),你也绝没有胆量发起什么游行示威活动,道理很简单:碎片化的个体是无法组织和发动任何形式的群体或者说社会行动的。

于是事情就沿着如下方向进一步发展了——你哪怕被权力和资本敲骨吸髓到连死的心事都有,你也绝不敢纠合几位弟兄发动罢工,讨要尊严,或者讨要被拖欠的工资,你作为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无”的“屁民”是没有那个胆量的。攀爬到高压电塔上用生命要挟权力和资本的农民工,在自己的房子上把自己点燃的唐福珍之类的被强拆者,都属于这种类型。他们玩儿的是玩儿命的勾当,因为他们除了生命之外一无所有,所有西方敌对势力所鼓噪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都距离他们万里之遥,都与他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引起社会注意或者社会同情的资本了,再也没有东西可以依靠了。

其实细想起来,这不是勇敢,而是怯懦,这种怯懦源于弥漫在碎片化了的中国人整个精神空间的对国家权力的恐惧——不要说历史提醒,仅仅是无情现实就已经让每一个人意识到了与国家权力对抗的后果。谁愿意、谁承担得起“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的可怕罪名呢?除非你丫活腻了打算把自己弄死,除非有一天晚上你突然对老婆说:“你去找一个好人家吧!我去死呀!”而“除非”之类的事情一般来说是很少发生的,于是我们只能混吃等死,只能活得傻不愣登的,只能徒然地承受着带有国家权力特征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愚弄和掠夺。鲁迅先生当年对一盘散沙的国民“怒其不争”,所“怒”的正是中国人灵魂世界中这块最脆弱、最柔软、最耻辱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深处(深到不经审视我们自身都很难发现)都有这样一块无法触摸的地方,就像我们谁也不会承认我们的精神幕布上投射着阿Q的身影一样。

所以阿尔蒙德才强调指出,(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存在需要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具体说,只有在历史文化(构成人的精神质地)与现实政治(构成人行使政治权利的基础和条件)结构而成的自由民主社会中才能够繁荣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形态,或者说,人类社会的普遍形态——中,职业或其他方面的联系赋予个人更大的社会交往范围和生活空间,人类个体与更多的人发生联系,再加之不可或缺的政治宽容(也可以表述为自由和民主)的条件,从而使社会组织即社会团体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可能。

阿尔蒙德援引资料指出,有57%的美国人、47%的英国人和44%的德国人加入了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即成为了某个社会团体中的成员,用一句调侃的话表述:“我们都是有组织的人。”这里所谓的“组织”,就是西方政治学语汇中的“利益集团”。统计资料证实了阿尔蒙德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中很多成员都参加某个或某些社会团体(利益集团),那么,人们就会有更浓厚的政治参与的意愿,有更大的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能力。

很显然,阿尔蒙德是把社会团体的大量出现作为一个国家富有社会活力的标志来看待的,而阿尔蒙德的看法又是把对东西方社会历史沿革、现实景况的观察与研究作为依托的,这种立体式观察和研究,对于弄清我们的过往历史、我们的现实处境、我们的未来图景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殊途不同归

在我关注阿尔蒙德关于利益集团研究的时候,还了解到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就出现了啤酒制造商协会、棉花生产商协会,英国、法国等也相继出现了类似团体。19世纪中叶,工业化浪潮席卷欧洲各国,产业、行业、职业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分化,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聚积和发展,政府职能也随之扩大,政府对各种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几乎涉及所有社会人的利益,由此引起人们对政府行为的普遍关切,从而导致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利益集团)更迅速发展壮大,英国企业协会、英国造船联合会、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法国制造商协会、日本经济团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当然,这里也包括以推翻资本主义、主张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所说的那个“共产主义幽灵”。如果大家对这个“幽灵”还不是很熟悉的话,我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释:在“工人阶级无祖国”的煽惑性口号下,“幽灵”纠集到一起,就有了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在一定意义上,“共产国际”同样属于利益集团范畴,它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产物;从逻辑上说,没有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社会政治条件,如此这般带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是无法存在也无法存活的。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假如是我们,会容忍一个公开主张“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政治组织存在吗?我们会容忍那个组织的头子成天在国家图书馆安闲地翻阅图书资料,精心构建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公开出版以否定和瓦解社会主义精神内核为宗旨的《权力论》(这里与《资本论》对应)吗?我们是绝对不会容忍的,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将其消失为无,总有一天,那个留着大胡子“寻衅滋事”、“危害国家政权”的歹徒会被堵在胡同里,屁股被打得开花,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真的消失为无。

大概形成了所谓的思维定式吧,很长时间以来,痴傻如我者始终有一种困惑,那就是完全弄不明白,当时掌握着国家统治绝对权力的德国或英国政府为什么没有像我们那样及时把以推翻政府为其理论基点的反社会分子马克思以“寻衅滋事罪”逮捕,为什么他大量煽惑性的语言不仅没有被取缔,甚至还能够堂而皇之地在媒体上出现,大量鼓吹推翻现有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理论著作不仅没有被禁止,反而还能够被出版,我真的不明白,到现在也不明白。我更看不明白的是,那个被马克思扬言要摧毁的世界并没有因为出现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破坏者而被摧毁,那个秉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世界宽容了他,为这个世界容留或者说增添了一种思想的存在——哪怕这种思想是奇幻的——从而在客观上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品类,否则,我们这些后来者怎么会有幸看到这种历经150年、造成极大人类灾难的乌托邦思想全面垮塌的历史大戏呢?

值得指出的是,宽容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即时的危险”和“确证的罪恶”面前,人类有理由抵制和废止某些极端有害的意识形态(按照西方的说法: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当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与是否民主、是否自由无关。20世纪90年代演出的历史大戏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确证了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确确实实在不同国家制造了一系列古拉格式的历史悲剧,在难以计数的国家罪恶之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死于非命,从而印证了西方社会学家所得到的一种观察:至少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政府才是最大的杀人者,就数量来说,政府所杀的人已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合。或许正因为如此,深受其害的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才坚定地陆续宣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非法,就像德国等原法西斯主义国家在二战以后宣布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为非法一样。

我们还是回到利益集团的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复杂化,作为利益集团的社会团体在西方更是大量涌现,据统计,1980年,美国单是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就达到14726个,1989年更是增加到40000多个;据说当下美国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20万个左右,75%的成年人参加过各种利益集团,可谓雨后春笋,生生不绝。

在这个阶段,万恶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所断言的那样腐朽、没落,进入所谓的“最后阶段”,发生社会转型,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幽灵”显现真身,转变为社会主义,没有。相反,资本主义各国几乎都表现出了强大的社会调节能力,应对和战胜了各种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走上了一条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带有普适性的社会发展之路,人们对这种社会发展之路做精神抽象,这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言说的“普世价值”。在这个不间断的历史进程中,不是什么深奥莫测的东西,而是我们惯常所看到的作为利益集团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起到了“社会减压阀”作用,肩负起了社会调节的使命,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和谐与健康发展。

我们很仇视构建了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美国,恨不得狗日的某一天早晨突然发生全国性反革命暴乱;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宣布独立;缅因州宣布并入加拿大;佛罗里达州宣布加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古巴;弗吉尼亚州的产业工人高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红色横幅把华盛顿围了个水泄不通(“奥巴牛”总统说:“这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造成的,它迟早要来……”于是下令向和平示威者开枪);号称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陷入全面解体的危机……让我们极度失望的是,七十多年过去了,不好意思,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为什么没有发生?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着我们的愿望在美国成为令人欢欣鼓舞的现实?在万千种原因之中,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社会在个人自由的根基上,通过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构建了自由民主的平台,绝大多数社会压强都通过这个平台得到了释放和纾解,因此它是稳固的发展的。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确有理由仇恨“自由”、“民主”,有理由向“普世价值”亮剑,因为恰恰是这些东西使本应当“腐烂下去”(列宁语)的美国以及西方价值体系不断获得新的政治能量的补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旧主宰着国际事务,在人权、外交领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难以应对的麻烦和艰难。

唉!不如意事常八九,无论多么不情愿,在我们宣称“绝不”走的那条“邪路”上,你都会看到很多耐人寻味的风景,这真让人心烦啊!譬如利益集团这件事,彼“利益集团”为什么就不是我们印象中手握国家权力屠刀的江洋大盗的政治聚合体呢?彼“利益集团”为什么没有力量在人民中间造成大面积的国家恐惧呢?人民为什么不害怕他们呢?细想了一下,原来他们本身就是“他们”,这里没有侵入者,他们在竞争与博弈中达到政治平衡与社会平衡,无需国家暴力出面维持貌似公允的社会和谐,一切都在自然流逝中显示为“真”,真实的存在,真实的运作,真实的社会结果……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形,耐人寻味的情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上帝是一个偏心眼儿的家伙,存心跟我们作对,只关照“西方”,只认识那条“邪路”,将我们“东方”弃之如敝履,对我们所珍爱的“正路”嗤之以鼻么?上帝不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再来听听美国学者戴维•杜鲁门是怎样说的吧!

杜鲁门认为,哪里存在利益分歧,哪里就会存在产生利益集团(社会民间组织)的可能性;在一个具有基本健康品格的社会,所有利益集团都宣传和推行自己的主张,彼此对立的利益集团互相抵消影响力,因此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完全主宰国家的政治体系,从而形成了难得的政治平衡和社会平衡,而这种平衡很大程度上又来源于利益集团作为政府的压力体系,通过与政府沟通与博弈对国家政治过程与社会进程产生影响……所有这些博弈,造就了被杜鲁门学派称之为“多元民主社会”的近现代资本主义。

我认为这个解释是精当的,是经得住历史与现实检验的。

5.特色:中国特色之特色

无可否认,公平、正义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还远不是大众消费品,它还是只有少部分人才享用得起的奢侈品,如果你近距离观察,即使号称自由、民主天堂的美国何尝不是如此啊!说白了,西方思想家孜孜不倦论说并且试图提出解决方案的,就在于怎样让公平正义成为全社会所有人群都能够享用的消费品,直到现在也不能说他们找到了最理想的办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的外交人员在为国家辩护的时候,才经常正确地指出“人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才信誓旦旦宣称“中国的人权比西方好五倍。”——这两句话都无法辩驳,第一句话无法辩驳是因为发言者态度刁蛮顽劣,你就是说破大天他也绝不接受你的说法;第二句话无法辩驳则是因为无法考证,谁能说清好一倍什么样、好两倍什么样、好五倍什么样呢?说不清的,结果我们就被成功地陷在了浆糊里,糊里糊涂乱七八糟莫名其妙昏昏然不知其所以然……总之,活了个糊里八涂。

为什么说没有一种社会形态是十全十美的呢?这里有一个常识,一个由人组成的世界的底色,归根结底是由人性绘制的,而人性永远都是善恶并存、明亮与幽暗相伴的,这甚至与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无关。因此,我们又可以认为人性有多少残缺,社会就会有多少残缺;人性有多少辉煌,社会也会有多少辉煌,这在任何类型的社会里都是一样。不同点在于,极权主义社会由于缺少政治自由,禁绝思想流动,从而放大了人性的幽暗与残缺,加剧了社会不公和人性的沉沦与堕落;自由民主社会则通过一整套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的法律体系压制(没有在美国生活经历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法律压制有多么严密)着人性的幽暗与残缺,而民意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例如全体公民参与的总统大选)的制度设计,又使得它具有有效的纠错功能,因此社会大体上保持着健康的状态。尽管这样,当人们打量自由民主社会的时候,仍旧有人指摘说:“多元民主社会天堂的缺陷在于,天国合唱团的声音中回旋着强烈的上等阶层的重音。”我认为这个指摘是正确的,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譬如,我们从美国总统大选中就可以确切地观察到金钱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说明总统候选人必须具有强劲的调动金钱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金钱事实上已经以合法途径进入了国家政治过程,这意味着金钱可以在国家权力和某些人、某些集团之间铺设出一条隐秘的利益输送渠道,甚至直接影响到国际、国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心美国选举政治以及国际、国内政策的人不难发现这里边存在着某种我们并不陌生的机理。

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金钱”不是抽象的,在物象的金钱背后是一定是具象的人的活动,即那些拥有金钱、试图用金钱通过影响国家政治而谋取巨大利益的人的活动,而这样的人,至少在美国,不是分散着的碎片化的个体,而是聚合成为某种利益共同体的团体,这个团体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利益集团”,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范畴。

有一个很多人都注意到的例子,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美国经常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质疑,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就与美国的犹太利益集团有关。犹太利益集团在美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经济、科技、法律、新闻和文化艺术等领域有广泛存在和深刻影响。在美国,犹太人是最富有的阶层,他们2%的人口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达到令人惊讶的5%,在全美百万富翁中,有大约20%是犹太人。最重要的是,犹太人有很强的文化影响力和极为严谨的集团组织,这就使得犹太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力,而美国这种国内政治状况,一定会外溢为其在中东乃至于全世界的外交布局,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美国在各种场合、各种热点问题上为以色列“两肋插刀”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截止到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历届美国总统在世界各地总共发动了33场战争,有人认为不是美国民众,而是美国军事工业集团在为美国的战争机器输送动力;也有人认为美国诗意盎然地在世界各地充当警察并非源于美国人民自由、民主、正义的信念,所以才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重任,而是由于某些集团力量的利益驱动,所以才有了山姆大叔在世界范围内堂吉诃德式的打斗。再比如,还有人认为美国的国家政策很难规避大型企业和财团的制约和影响,华尔街大鳄必定极度贪婪,国家政治过程必定暗藏着资本向权力的利益输送以及见不得人的政治交易,最广大人民反而很难拥有影响政府决策的手段,用西方人调侃的话说:“政治永远都是肮脏的”……这些看法有道理么?我认是有道理的。

然而从宏观意义上来说,你又无法否认社会团体和利益集团的存在从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维护民众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的,这既表现为过程——例如工会为争取工人权益组织大罢工、遭受种族歧视的少数族裔组织反种族歧视游行、女权主义组织发起各种形式的反歧视运动;亦表现为结果——在所有这些社会组织发起的群众运动面前,没有人(包括政府)可以或者敢于规避民众的质询、怀疑或者反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永远地开启了秘密政治(也可以称为“宫廷政治”)的大门,政府再也没有可以关起门商量的事情,民意波涛汹涌,任何类型的政治家,哪怕他是一个傻子和疯子,也不可能回避、抵抗得了这种追逼。

你没有看到吗?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被全国新闻媒体穷追不舍,后来则只因为“对人民说谎”就导致下台,而我们的宫廷之内却鬼影幢幢腥风血雨,无人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克林顿跟莱温斯基只来了那么一下子,就惹祸上身怎么也抖落不干净,相较于我们这些怒目圆睁说“不贪污谁他妈还当官”、郑重其事“计划与×××个良家妇女通奸”、热心收集女性阴毛的地方官员,动辄侵吞数百亿、数千亿国民资产的“太子党”,前者真是他妈倒霉透了,后者则简直生活在天堂,连上帝都成了供他们家驱使的奴仆,其制度环境孰好孰坏、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了么?所以才有人写文章一再强调所谓的“制度自信”,这都是因为他们真心认为目前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啊!他们正是害怕人民对制度不自信、害怕人民被“邪路”吸引,所以才语重心长谆谆教导被他们掠夺的人民要相信共产主义未来啊!想想也是,丧失了这个制度,他们到哪里去无代价地与良家妇女通奸呢?到哪里去收集女性阴毛呢?到哪里如入无人之境一般侵吞巨额国民财富呢?所以你没有理由责怪他们,你要想到他们也不容易啊!

尽管如此,愚昧如我者还是很不理解,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在如此海量的社会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起来的世界,在政府直接面对人民的“质询、怀疑或者反对”的时候,无论美国、英国、法国还是我们的近邻日本,都没有引起国家的警觉,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以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取缔这些组织,就像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政治那样,监视、拘留、逮捕、关押乃至于“灭失”那些提出利益主张的人……这确实很让人不理解。于是,政治哲学家启示我们说,如果一个社会为产生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提供了适宜的政治土壤,那就标志着人民不再是政治符号,而是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进入了国家政治过程,这样的政治过程必定是充满活力的。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说,亦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精神全面发展的体现,它们相辅相成。

我认为这些启示具有普遍意义,这里所谓的“普遍意义”,是指它在对人类社会(而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普遍状况做出合乎逻辑、合乎人性的解释以后,某种被称为“历史规律”或“社会规律”的东西显现出来了,它就站在那里,诚挚地告诉我们说:“所有异常都是因为异常才产生的,同志们,如果你们感觉到了异常,就去关注异常吧!答案就在那里。”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特色”之“特色”吧?

这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历史、有渊源、需要一定现实条件的,具体到我们的话题,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西方世界无所谓褒贬的“利益集团”到我们这里怎么就特色成了邪恶的“特殊利益集团”了呢?如果把这种转变视为一种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入哪些历史条件和现实政治条件,才能够制造出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结果呢?究竟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切断了历史,阻截了渊源,使社会团体丧失赖以存活的现实条件了呢?

好,我们接近话题的核心了。


 

陈行之: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权力特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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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权力特征(下)


                                            
                                                                  文:陈行之




       6.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权力特征

      至少目前,话题的核心横亘着一个难以绕开的现实政治事件:周永康案。如果不能对这个案件作出解释,我们的话题就会失去现实的根基,变得虚无缥缈,将难以在逻辑上被打通。当然,就像我们无法认定任何带有宫廷色彩的政治事件是不是真的具有我们试图归类的属性一样,我们也很难认定这一事件是不是中国最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腐败案,然而在有限的视野之内,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事件观察到典型的中国特色、在逻辑上贯穿我们所议论的话题的。

      我们先来看“维基百科”对“周永康案”的词条解释——

指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2年退休后,于2013年起被中共内部调查,2014年被中共中央纪委宣布立案审查后开除中共党籍的一起党纪案件周永康严重违纪案,及随后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逮捕后于2015年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判处无期徒刑)的一起刑事案件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广义上的“周永康案”也包括其亲属、相关商人以及众多其派系官员等一系列犯罪案件,其中包括周永康儿子周滨,四川商人刘汉,周永康的秘书冀文林等人的犯罪案件。

周永康案及其一系列案件的范围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时间跨度达数十年之久,地域横跨中国东北、西南、华东乃至京畿、中央,涉案官员的级别几乎囊括中国共产党整个干部体系,从处级、司局级、部级到国级。

周永康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因腐败问题而接受调查并被开除中共党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被查处的最高级别官员。周永康的落马,被外界认为是打破了坊间传闻中中共党内“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潜规则。

你看,并不是周永康同志一个人在战斗,在他身边的核心区即在他的权势覆盖范围(我称之为“权力场”)之内,是一个势力强大的政治团伙,仅是官方列出的附带案件即有:蒋洁敏案、周滨案、刘汉案、贾晓烨及贾晓霞案、周元兴和周元青案……一眼便知,组成这个政治团伙的人,显然不是西方“利益集团”所能概括和解释的。

具体地说,西方政治学解释之于中国现实既贫血又没有意义:“利益集团一般明确表示自己的组织目标或价值标准,从而使具有共同社会身份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聚合起来。利益集团以其成员共同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以影响或制约政府的决策,使政府的政策与立法有利于本集团的利益或目标的实现。利益集团还为自己的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和信息,以谋取集团利益;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情报,以影响政府制订政策;利用传播媒介向社会宣传自身的价值观、利益目标和对政策情况的分析等,以扩大组织影响,获取公众支持。”这种解释之所以既贫血又没有意义,原因就在与每一句解释相对应的话语之中:中国的利益集团没有必要“明确表示自己的组织目标或价值标准”,他们也没有必要“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以影响或制约政府的决策,使政府的政策与立法有利于本集团的利益或目标的实现”,他们更没有必要“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情报,以影响政府制订政策”、“利用传播媒介向社会宣传自身的价值观、利益目标和对政策情况的分析”“以扩大组织影响,获取公众支持”……所有这些都没有必要,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力无所不能的政府,就是掌管着全部国家机器的国家,他们的目标以及由此构成的价值标准极为贪婪极为血腥极为无耻,这些东西当然是无法见人的,所以他们也就无需谋取什么公众支持,无需向任何人提出什么要求;他们是一种超级政治存在,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渗透和积淀着延续了两千多年、被称之为国家政治秘籍的强盗逻辑:只要把国家权力(古代谓之“朕”、“朝廷”,现代谓之“领袖”、“政府”)这个东西玩儿好了,只要这个东西还世世代代掌握在他们手里,仍旧属于他们的私器而非人民的公器,它就能够遵从他们的意志,满足他们的那些要求,就能够保证他们那个强固而坚硬的政治团伙通过国家手段保障和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西方话语中的“利益集团”,从事的是一种可以归类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运作,虽然就像我前面说到的那样,政治无法摆脱隐秘的特性,也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在黑暗处运行,但是从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结构(宪政主义)、政治运作(选举)方式上,可以认为政治以及利益集团的政治谋求基本上是“明目张胆”的,有时候甚至有一种PARTY式的娱乐色彩(例如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岂不知,正是这个东西构成了社会所独有的活力,政治才成为了进入大众生活的切实内容而非深不可测的黑洞,所有人都在河中戏水,而不是在某些可疑人物的强制带领下,迷迷糊糊跑到不辨其貌的河流中去摸什么石头。

我们这个“周永康特殊利益集团”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仅从公开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在周永康政治团伙之中,在他的权力覆盖范围之内,所有机关(政治运作思谋)、所有策略(政治运作手段)、所有推动(政治运作操纵)全部都在暗处,都在幽深的水面之下,都在人民的视线之外。即使是只有百分之三十智力的人也看得出来,如果没有因为我们无法知道的原因导致的政治上垮塌,周永康同志及其同伙不仅会继续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光彩照人,还一定会继续人模狗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人民,继续和蔼可亲像亲爹一样谆谆教导人民:“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弘扬爱国主义,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自觉抵制西方普世价值观……”就像某些人目前仍然在做的那样。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国家媒体则一定会不竭余力地欢呼和暗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领导人,这是老百姓的福分,应当感恩才是——这就是中央电视台记者满大街追着人逼问“你幸福吗”的政治原动力,这也是普通民众漠然政治、远离政治,虚无主义地看待国家政治过程的主要原因。人民深知,所有这些经由政治团伙制造的政治过程都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远在“国家”的棋局之外;在神通广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眼里,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除了被蒙骗、被欺辱、被压榨的价值之外,他们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是“不存在”,所以从属于政治团伙的官员才敢于指着人民的鼻子说,这些东西全是“屁民”,才敢于理直气壮地质问:“你究竟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才敢于叫嚣说:“我弄死你!”如果说西方“利益集团”与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什么区别的话,这难道不是区别,甚至是极为重大的区别吗?

然而,此“特殊利益集团”与彼“利益集团”的区别如果仅此而已,那也的确是我们的福分,我们的造化,我们应当感激涕零才对。政治本身就有幽暗的性质,政治过程当然会有一种阴鸷残忍的特性,就像《纸牌屋》那样,即使是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政治也远非那么清明,在政治家作为中也存在着各种见不得人的权力-利益交易,存在着各种“策划于密室(权力-资本秘密勾结联姻),点火于基层(将“新闻自由”转换为权力-资本的舆论自由)”的政治阴谋和权变伎俩,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中国政治家必须向人民坦白其政治行为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政治谋求呢?你有什么理由要求政治家都成为“君子坦荡荡”无私无畏的圣人呢?你是没有理由的。

问题是,你在如下方面遭受了侵害——他们看上了环境优越的地块,于是你世代居住的房屋在风高月黑之夜被夷为平地了;他们要从地底下攫取石油矿产资源,于是你赖以生存的山河破碎了;他们要透支环境换取真金白银,于是你呼吸的空气有毒了;他们想舒服一下,于是你的未成年女儿被“嫖宿”了;他们终于将这块土地弄到不适于生存了,于是他们到美国购置豪宅去了,于是他们将数以百亿、千亿计的国家财富和民脂民膏转移到国外了……美国人民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吗?我感觉好像是没有,那里的利益集团似乎没有这样的能量——我没听说副总统拜登同志头一天夜里刚把数百亿美元转移到中国银行,第二天上午就在美国民主党全会上做“三个代表”、“爱民主党、爱美国”的宣传动员报告;我也没听说奥巴马总统把自己的女儿安排到北京大学读书,让米歇尔同志亲自掌管全美石油、电力产业,并且提出给每个美国人建立一份“道德档案”;我更没听说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同志有畸形的性需求,除了在日记中发誓要“与×××名良家妇女发生关系”之外,还热心收集女性阴毛,相反,我听说这个神经不太正常的家伙在当市长的12年里,不但拒绝每年270万美元的市长年薪,只象征性地每年领取1美元,反而倒贴进去6.5亿美元用于他所服务的人民……唉,现在不是大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时代了(非特殊利益集团不想,是现代科学技术使他们不能),从闭锁的罅隙中透露出来的互联网信息会使人们发现,你遭遇到桩桩件件,美国人民都没有遭遇到或者说很少遭遇到,这时候你难免就会想:“草泥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我撞见鬼了,还是美国人民撞见鬼了?”
当然是你撞见鬼了。

“鬼”为何物?
   曰:国家权力也。


          7.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权力特征

       西方语境中的的“利益集团”与中国语境中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最本质区别在于,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团体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反之,它是极为特殊的社会政治生成物,一种现代版的“摩斯拉”;“特殊利益集团”往往带着典型的国家权力的特征,很多时候它甚至就是以国家权力本身,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既然是核心与关键,我们也就很有必要辨析一下蕴含在其中的机理,探摸出潜藏在深处的轨迹,非如此我们将无法见诸事情的真谛。

我们继续做比较。美国利益集团虽然也千方百计游说政府和政客,试图影响国家决策,虽然也会钻进纸牌屋做龌龊勾当,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必须注意到,由于制度性原因,美国的利益集团无论多么神通广大,却从来没有一天能够直接成为国家成为政府,你听说过美国能源部最高权力宝座上人五人六地坐着总统或副总统的儿子、女儿或者二爸爸三姨夫四奶奶七大姑吗?你听说过总统或副总统把儿子的舅舅的三外甥的二姐掌管全国金融、水利、电力、交通、通讯等国家管理部门或者与此相关的国有企业吗?你肯定没听说过。你也肯定没听说过美国利益集团控制舆论封闭言论,挥舞国家权力大棒打击任何挡道的或不如意的东西,肯定没听说过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用残暴的黑道方式消灭来自民间的经济对手……两相比较,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确实与众不同,对于这种鲜明的所谓“中国特色”,我们感到骄傲极了,自豪极了。

中国特殊利益集团以直接的对国家权力的僭越为其存活条件,一旦通过权斗、利益交换等方式完成僭越,他们就会获得神力,如入无人之境,大模大样架空国家,像寄居蟹一样隐身在“国家权力”(外化为“政府”,例如某位落马县委书记曾经慨叹他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自从我升任到书记位置,我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人敢反对了。”)后面,成为一种无人能够撼动的超级政治存在。换一句话说,只有在“国家权力”躯壳的保护之下,中国特殊利益集团才变得坚硬无比,无人可以质疑,无人可以反对,他们才可以翻云覆雨无法无天,才可以垄断一切行政与自然的资源,肆无忌惮地饕餮国民财富和民脂民膏。

那么,我们能不能问一句“中国的国家利益集团是谁”呢?不能,或者说,问也没用,这是因为中国国家利益集团存在于无形,它既不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团体,又不是具有某种主张的党派,它们寄居在“国家”的躯壳里,你是无法一睹它们的芳容的,这就是说,中国国家利益集团具有“隐身”的特性,如果不是由于我们无法了解的原因(表面上通常都是因为什么“腐败”、“特权”之类)导致某个特殊利益集团(诸如陈希同家族及其团伙、陈良宇家族及其团伙、薄熙来家族及其团伙、周永康家族及其团伙、令计划家族及其团伙……)在国家高层政治博弈——请注意,是“国家高层政治博弈”,而不是人民对国家进行管理——中翻覆,人们是感觉不到他们以“特殊利益集团”形式存在的,我们面对的永远是国家的“伟大”,是政府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善良的中国人对“国家”和“政府”是从来不质疑或者很少质疑的。正因为这样,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在维护和攫取家族和团伙利益的时候,动用的往往是国家手段,“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演变为家族和团伙之“器”的。

你没有看到么?在一个又一个家族和团伙翻覆之前,国家媒体对他们的宣传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给人印象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都是“圣君”、“明主”、“公仆”,他们“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他们“为人民操碎了心”……国民对这样的领导人应当更加爱戴更加体恤才对。结果我们看到,就连一个乡党委书记狗屎级的人物到乡村视察都有人打伞,都有人前呼后拥拍照摄像,植树的时候脚底下竟然铺着地毯;最近几年,国家媒体好像下决心要贱卖良知一样,几乎是在重复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无底线宣传滥调,无约束地制造个人崇拜,只差喊出“万寿无疆”了,在世界范围的国家政治图景中显得格外刺耳,格外触目。我当然理解,对某些捧着国家饭碗的从业人员来说,这是一种精神之瘾,很多时候就像被性欲催动的流氓一样到时候就无法控制,对此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记得前些年在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的时候,有一家中央媒体装作无心地向中国人民透露,日本民众大为感慨:“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中国这样优秀的领导人啊!”我不在意日本民众是不是真的说了这样的话,我想到的是,他们无意间道出了一个事实:在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眼里,国家就是他们的“家”,它们享用这个家天经地义;他们信誓旦旦“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丢掉”,说的绝非是“中国”,而是具象的可以操控的国家权力……传说中的“五百户”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形呢?我不敢断言,但是我觉得何清涟女士最近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中国之所以坚决抵制普世价值,就是因为民主制度将剥夺红色家族可以世代相传的权位。”

只要稍微敏感一些,回顾一下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你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将家族或者集团利益国家化的超级政治存在,具有一切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超越和亵渎宪法,超越和亵渎法律,超越和亵渎人民意志,超越和亵渎社会道德,超越和亵渎生活常识……既然所有这些事情都毫无阻碍地做到了,那么,恐怖的“摩斯拉”进而大规模猥亵和强奸宪法,猥亵和强奸法律,猥亵和强奸历史,猥亵和强奸人民意志,猥亵和强奸社会道德,猥亵和强奸生活常识,自然也就成了无法避免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不说仍旧在暗处潜行着的家族或者团伙,只说已经披露出来的什么“来”什么“划”什么“康”案件,他们哪一个不是将国家权力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哪一个不是独霸一方贪婪成性窃国窃民富可敌国的?哪一个不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这难道仅只是个别人的道德状态导致的不正常行为吗?如果没有国家权力作为支撑,如果没有制度性的遮护,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美化,谁可以如此神通广大?!面对如此严重的已经成为常态的国家灾祸,有人非但不警醒,不去直接面对,反而昏三章,借助国家公器以暴力的和非暴力手段去反对什么“普世价值”,抵制什么“西方价值观”,闭住眼睛念念有词“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认为:一、你糊涂,你简直糊涂到了糊涂蛋的程度;二、你别有企图,你屁股底下也有屎。没有第三种解释。

世界对中国之警觉,中国之无法融入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美帝国主义搞什么“亚太再平衡”、“TPP”,难道真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煽动和鼓噪的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吗?稍微有一些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持续紧张,概源于中国这种独特的、并且没有什么改变迹象的愈来愈严重的社会政治景况,概源于中国初露端倪的极为危险的国家方向,这里没有“其他”。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到,前不久突然开始时兴用所谓的“昔修底德陷阱”来解释中美关系,似乎全部问题盖因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发生龃龉、摩擦乃至于冲突,殊不知这个似是而非欲盖弥彰的说法,恰恰掩盖和抽取掉了中国与世界越来越严重的价值观冲突,掩盖和抽取掉了造成中国的国际处境的国内政治原因。这种掩盖和抽取,正在形成一种对中国人民的广泛欺骗,作为这一切的产物,就是被煽惑起来的狭隘、无知乃至于反动的民族主义。世界眼睛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点日渐销蚀,而作为“特色”的迥异点,却在新的国家政治背景下显得愈加鲜明,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景况。

“中国特色”也许是一个好东西,然而“特色”到与人类良知与常识如此相悖的程度,“特色”到让人看上去中国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正常国家的程度,一定是世界绝没有想到的,世界必然要做出反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反复强调说,一定要警惕到中国特殊利益集团正在争分夺秒地毁掉这个国家,他们才是这个国家最凶恶的敌人。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反动性不仅在于与人民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更在于他们纠集成了一股一股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纠集成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拦路虎、鬼打墙,不仅蚕食和侵袭这个国家的现在,更是在蚕食和侵袭这个国家的未来。我这里所说的“现在”和“未来”,不仅指的是中国国内不容乐观的社会境况,更是指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危险处境。如果中国这艘大船翻覆了,亡党亡国者非人民,罪者非人民,而是那些以国家面目出现的家族,是那些掌管着国家权力的“国家利益集团”,是那些随时准备弃船而逃的政治团伙。你只要注意一下他们向海外转移了多少资产,注意一下中国大地上徜徉着有多少“裸官”,就会知道这些家伙们比船上的老鼠还要敏感,他们早就知道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早就有所防备了,早就在做弃船的准备了!面对此情此景,你难道还想不来在巨大的国家灾祸中,被淹死的将会是什么人吗?被淹死的绝不会是他们啊!他们早就逃之夭夭了啊!被淹死的只能是你,是我,是所有我们这些无路可走、被排斥在国家政治过程之外、只能依附在这片多灾多难土地上的“屁民”,这才是我们存在的唯一证明,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了!

在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的情况下,中国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家,即使有幸出现一个雄才伟略的人,也很难说他就一定能够顺应人民的政治期冀,实行广泛深刻的政治变革,真正把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从根本上颠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链条,历史上被车裂的商鞅很可能就是这位改革家的命运。

这一切都说明,大大小小的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层层级级(即使某些最基层的乡级政权也沦为了权力者的私人物品)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进程。这种社会政治进程与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普世价值完全对立,与公平正义社会和谐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与人类经过数千年努力终于寻找到的自由民主的进步方向背道而驰。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陈行之先生,你把话说重了,你难道没有看到目前的情况在改变么?你想想啊,在力度空前的反腐败高压下,即使是手握国家大权的人,谁还敢如此这般胆大妄为呢?他们不要命了吗?”

首先,我不知道情况是不是在改变,即使是在空前加大反腐败力度的情况下,我也没有任何依据据此判断权力阶层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性质的事件;即使是在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一系列“大老虎”落马之后,我也不知道是否可以断言我们已经从社会政治体制上实质性地切断了权力与资本沆瀣一气相互输送利益的通道;即使是在严厉打击恶意操纵股市之后,我也不知道特殊利益集团人物(大部分为权贵家族的成员)是否真的放弃了暗中持有的商业股票,是否不再参与股票上市过程中疯狂的分肥行径?我更无从判断中国股市是否将从此改变由一些特殊人物操盘并兴风作浪的大赌场性质,无从判断是否逆转了与改革开放形影相随的社会财富经由权力通道向权贵家族转移的大趋势……原因很简单:政治学常识总是在提醒我们,在人民意志无法进入国家政治过程的非自由民主状态下,特殊利益集团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是无法阻止他们产生的,你打掉一个,马上就会有另一个生长出来,极端情况下,打掉特殊利益集团的人本身就是应当被打掉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时候你可又该怎么说呢?

事情还不仅如此。

在当前的政治形态下,特殊利益集团一旦产生,必然会演变为国家利益集团,而国家利益集团的典型特征,又是必然要进入乃至于裹挟整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如果没有外力(人民意志的程序性进入)的干预,那么在整体上它将是刚性的,它只能被折断,无法被折转,这意味着国家政治进程很难通过政治妥协(即使有的话)达到政治和解,社会矛盾仍将会持续累积,直至出现最坏的局面:民众的暴力反抗和“国家”的暴力镇压。所有这些耐人寻味的景象都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在几近相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谁也不敢说这样的景象不会再度出现。

这正是中国当下的困境,一种暗淡的无解的国内困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国际困境,中国和世界似乎都在消极地等待着随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是的,极权主义无理性,谁也无法预料这样一颗失去轨道的行星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8.“国”与“器”:答案就在那里

      就像我前面说的,中国特殊利益集团既然能够将“国”沦化为家族和政治团伙之“器”,当然也就能够比人类历史上所能见到的任何政治团伙都拥有超强的政治强迫力,而政治强迫力必然会衍化为经济强迫力,衍化为穷凶极恶的经济掠夺。这是因为,政治只是经济的表象,一切政治文化的原始动因全都是经济利益,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者也,政治也不例外,清高地想给全国人民建立道德档案的人更不是例外。这就是说,在一切冠冕堂皇的政治说教背后,在庄严肃穆的猩红色帷幕之间,掩藏着利益的魔鬼,是这个东西而非别的东西决定着事物的最基本走向。

你当然可以说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也是这样,然而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即使狗日的美国人野蛮残暴到非人类的程度,他也做不到直接用国家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做不到利用国家权力保证和强化某一个政治家族和政治团伙对人民的掠夺,做不到以行政划拨的国家手段将国民经济通过国有企业改制转化为私人资产,做不到利用国家暴力镇压人民的意愿表达,而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不要说周永康等“国级”官员,即便是一个村委会主任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切,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数以吨计的人民币和难以计数的文物古玩就是这样堆积到他们地下室的,权力者从地产商那里拿到的50万美元原始股票就是这样一夜之间增值1000倍的,收集女性阴毛的糜烂官员就是这样混迹到国家权力阶序当中,并且当着民众信誓旦旦“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面对如此这般的此情此景,我们很想怯怯地问一句:如果没有强固的制度性遮护与保证,他们即便有日天的本事,做得到这一点吗?这一切会发生吗?!

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引用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话指出:“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引文自《资本论》第1卷)这些话毫无疑问概括了原始资本主义扩张和掠夺的本性,它是在自身发展中,在人类孜孜以求的观念变革中(具体体现为工业革命以来人文科学的发展)才形成对这种野蛮本性的束缚、压制与驾驭,世界才进入到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阶段,以此作为精神基础,才构成了当代世界最基本的政治秩序,体现在观念意义上,就是我们公开反对的所谓“普世价值”。

然而,就像无法从人性剥离兽性一样,你同样无法将原始资本主义本性从社会人群和社会运动中完全剥离,结果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情形:内部,它不得不蛰伏在法治资本主义繁复的法律限制以内;外部,以列宁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为标志,则变体为一种消泯个体的国家至上主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极权主义(在东方,则回潮为带有“秦政制”特点的亚细亚国家体制)。极权主义本性(权力本性)与原始资本主义本性(资本本性)在精神质地上不仅相通,甚至更加野蛮、更加刁横。

我们不妨将将马克思的话转换一下:“不受监督的权力自从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旦有适当的利益,权力就会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益,它一定就会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益,它一定就会活跃起来;有50%的利益,它一定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益,它一定就会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会实施任何罪恶,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不要说尚未进入我们视野的事情,就是从目前揭露出来的家族腐败和政治团伙黑白两道的凶残掠夺中,我们不是可丁可卯看到了这一点吗?我们从六十余年云波诡谲的上层政治绞斗和大面积国民沉沦中,不是也可丁可卯地看到了这一点吗?

作为这种现象与机理的一个结果,才是以所谓“低人权成本”和透支环境为代价换取的掠夺式经济发展,才是权力魔兽所造就的无数社会灾难,才是以“用棍棒驱赶人们进入天堂”的方式给人民制造的与“幸福感”对应的屈辱感,才是人性的真实部分被控制、被剥夺所造成的巨大精神空缺。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的脚步虽然很踟蹰很艰难,它毕竟走到了今天,它终于将触目惊心的“结果”置放到了人们面前。不是吗?事实和结果就在那里,就在财富迅速向家族和团伙聚集的血腥过程之中,在触目惊心的塌方式腐败面前,在无法封堵的海量网络信息面前,国家利益集团即使有一万个自信,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也没发生”、“世界一片和谐”了,人们不仅在看,更在思索:当某些家族和团伙不断地让人民猫着腰“摸石头过河”的时候,究竟是什么人“闷声发大财”捞到了珍宝,什么人耗费一生却只捞到一堆烂泥?!他们再也没有办法让两手空空的人对那条流淌着污泥浊水的河流大唱赞歌了,人民在审视,在对比,在寻找答案,而答案就在那里——

答案就在家族和团伙天价购置美国华尔街酒店的交易之中。不要以为没有人说破就无人知晓,人民清楚是谁把本应当公开的经济活动演变成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鬼魅行为,国外媒体关于某个政治家族拥有多少多少亿美元资产的报道真的是空穴来风吗?即使单纯是为了家族的名誉,他们也应当想方设法自证清白吧?那他们为什么不公开进行反驳,反而删除掉了所有相关的网络信息呢?他们竟然天真地以为人民不知道他们在害怕什么,在遮掩什么,他们错了,人民什么都知道。

答案就在千百亿国民财富和民脂民膏被转移到海外的辗转腾挪之中。不要以为没有人说破就无人知晓,人民比国家利益集团更清楚,没有被他们窃取的国家权力,没有国家机器的保驾护航,他们其实仅只是一些智力中等甚至愚蠢透顶的酒囊饭袋,是国家权力和国家强制的机能赋予他们呼风唤雨的能力,成为了无法撼动的集团力量;人民比他们更清楚,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没有一个富可敌国的“红二代”经得住媒体诘问和司法审验,没有一个!

答案就在权力与资本形形色色的利益输送过程之中。不要以为没有人说破就无人知晓,人民知道,哪一个身价数十亿数百亿的所谓红顶商人包括在中国大陆叱咤风云的海外大佬背后没有大小“皇帝”的身影?人民更清楚,权力无时无刻不在向资本输送作为利益的民脂民膏,而资本对权力的回报也一定是经过榨取的民脂民膏,这是一个黑暗如深渊的交易过程,它就像宇宙中的黑洞一样布满了幽深的夜空。这不是我的臆测,它正在被一系列“反腐败”成果所证实,无数触目惊心的案例早已经说明了这个体制腐烂到了什么程度,它散发着全世界都闻得到的恶臭。

答案就在指认权力罪恶的思想者所遭受的磋磨与囚禁之中。不要以为没有人说破就无人知晓,人民比横行无忌的国家利益集团更清楚,丧失了动用国家公器所施行的舆论遮蔽,他们一天也混不下去;他们害怕思想,视思想为炸药,他们害怕“人”的觉醒,害怕不谙世事的“孩子”说出他们没穿衣服,一旦有这样的“孩子”站到他们面前,他们就瑟瑟发抖,必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有了这个判断,过去发生的是什么性质的事件,以后还将发生什么样的事件,难道还用想象吗?

答案就在由于家境困难默默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子忧郁目光之中。不要以为没有人说破就无人知晓,人民比国家利益集团更清楚,在丧失公义的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他们简直就是在饕餮,而人民得到的仅只是他们看不上眼的那一部分。他们当然可以说改革开放使多少多少人脱贫,那么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说“改革开放”使无数“500户”之类的家族及其团伙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富可敌国呢?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说即使GDP排行世界第二,困窘仍旧大面积与最底层民众如影相随呢?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说这个国家在国家利益集团疯狂的掠夺下“国在山河破”的严峻现实呢?

答案就在每年数以几十万计的群体性事件的暴烈场面之中,就在“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杨佳式反抗之中。不要以为没有人说破就无人知晓,国家利益集团早就通过国家暴力方式越过了底线,是他们对底线的逾越和践踏破坏了国家的稳定,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当他们从农民手中强盗式掠夺土地的时候,就是在逼迫民众进行暴力反抗;在当他们用推土机将世代居住的房屋夷为平地的时候,就是在逼迫民众进行暴力反抗;当他们“合法”地打死街头小贩的时候,就是在逼迫民众进行暴力反抗;当他们将贪腐得来的数以吨计人民币堆在地下室的时候,就是在逼迫民众进行暴力反抗;当他们强奸和蹂躏幼女的时候,就是在逼迫民众进行暴力反抗……反抗当然是不稳定,可是话说回来,究竟是谁制造了不稳定?

是的,令计划、周永康之类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之时,说得最多做得最多的恐怕就是“稳定”了,我们不对他们的言行作评价,但是联想到他们与强力维稳、“敢于向普世价值亮剑”所同步进行的对国民财富和民脂民膏的血腥掠夺,很有必要想一想,他们嘴里的“国家”究竟是谁的国家?他们要的“稳定”究竟是谁的稳定?这样的“稳定”对于不断流失利益的普通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稳定”对于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聊以自慰的是,得益于无法禁止的现代传播手段,想方设法想一些事情的人越来越多了,层层叠叠的谎言正在落英缤纷般从“国家”的金身上脱落,世界的机理和真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地显映在中国人的精神屏幕之上……国家利益集团固然可以借助他们所窃取的国家公器去遮挡这种映像,固然可以禁绝一切声音,但是,就像我以前说过的,请不要以为没有声音就是安静,不要这样以为——不要以为蝼蚁般的民众什么都不知道,请你务必记住:人民什么都知道!


         9.今日是否长缨在手?

       本来可以结束此文了,但是我很不愿意把它结束在如此晦暗的地方,很想将其置放到光明的前景之中,所以还得啰嗦几句。

      世界是由各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结构而成的有机整体,将这个整体联结在一起的,是在逻辑学上称之为逻辑链的东西。无数逻辑链就像经纬线一样,分别以不同的路径和通道向前延伸,最终结构成了纷繁复杂的人类事物的最基本状态。“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换言之,当某种事物具象显现的时候,其内部必然有一副骨架作为其内在支撑,“骨架”就是逻辑链,事物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变得可以被解释、被打通的。这是规律,是一把可以打开所有历史事件和现实政治事件内部机理的钥匙。

经由这把钥匙,我们已经知道了具有国家权力特征的中国特殊利益集团为什么会与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性质迥异,它们为什么会拥有国家权力,继而演化成为无所不能的国家利益集团;我们已经知道了它们为什么会像黑社会一样蛇鼠一窝、糜烂堕落;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褫夺人民的言论自由,遮蔽舆论,窒息社会批评;为什么会极度恐惧历史、恐惧世界;为什么会以虚假的历史作为虚假的当代叙事的支撑;为什么会选择“利出一孔”的社会体制,实行逆向淘汰,把国家变成现实版的动物庄园……正是沿着这条无情的逻辑链,我们才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让我们感到悲怆的现实: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超级政治存在,它就像呼风唤雨、为非作歹的恶龙,在这块土地上横行了两千多年,没有超级历史条件、超级政治大家、超级政治智慧、超级治理手段、超级社会合力,是没有办法束缚住它的。

那么,当下我们是否获得了不可或缺的超级历史条件呢?我们能说“今日长缨在手”了么?具体地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极为幸运地拥有了一位超级政治家、这位政治家是否具有超级政治智慧和超级治理手段,中国是否在形成超级社会合力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折转过头,回溯一下中国当年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选择“改革开放”的,或许会寻摸到有意味的启示或答案。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国家,是在被哈耶克称之为“通往奴役之路”上奔走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从国际关系角度说,这个“大家庭”虽然后来分崩离析,闹到分家,甚至彼此武力相向,然而在每一个国家内部,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的国家特征,并没有在本质上发生改变,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西方政治学教科书将这种意识形态和国家特征命名为集权主义或极权主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

这里所谓的集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特征,概略地说,就是建立在一党制、个人崇拜基础上的中央政府高度集权。这是一整套涵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国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党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国家意志就是人民意志,而人民意志就是领袖的意志……“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确立起来的。经由历史风云的涤荡,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忽视乃至于违背客观规律,强调精神万能,把经济活动变成了一种可供国家操控、无理性、简单粗暴的机械运动。这方面活生生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末在中国开展的“超英赶美”的所谓“大跃进运动”。违背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规律惩罚,计划经济导致的经济失败和社会溃决,几乎覆盖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为90年代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大面积崩塌为标志的惊天变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准备了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中国,继5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之后,又像鬼催的一样在60年代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甚至被中国官方也称之为“浩劫”的政治运动,终于把国民经济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国家几乎到了断炊的程度。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会刻骨铭心地记得折磨着整个社会的极度贫困(我们暂不涉及饿死几千万之类的事情),都会刻骨铭心地记得中国人精神活动被权力极度压抑、只为刨一口吃食而劳作的动物性生存状态。即使伟大、光荣、正确如国家者,也混不下去了。

中国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历史极为偶然地把邓小平推到了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央,来执掌中国这艘巨轮。更加幸运的是,这个个子矮小的政治家以惊人的胆略做出了既符合人民期冀、又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正确抉择,这才有了1978年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识的作为国家政治选择的改革开放。

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其深谋远虑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全部体现在主动与被动相互交织的选择之中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民间倒逼和高层抉择共振、共激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性历史结果,远非按照设计师的设计图纸建造房屋那样简单。如果我们尊重历史,那么就应当看到,远在设计师的设计图纸产生之前,就有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那幢憧憬中的房屋暗挖地基并增砖添瓦了,其标志性事件是安徽省凤阳地区小岗村农民以秘密结社的方式立誓签约,以被国家视为具有反革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实行包产到户。限于篇幅,笔者不再复述当时的情形了。

历史是不带体温的,然而如果我们切身处地将自己植入历史,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体味作为人的感受,我们就不难发现,对于那些参与签字画押的农民来说,那是一种被巨大的国家恐惧所包裹、将生命置之度外的生死选择,就像今天某个不要命了的家伙在天安门广场狂奔,疾呼“不自由,毋宁死”一样。所以我们又可以说,改革开放之破冰,实际上是民间一些敢冒杀头风险的人违背国家意志、反抗国家既有制度的反革命事件,不同点在于,当时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已经无路可走,就像我前面所说,再加之适逢中国拥有了邓小平,所以那18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农民才没有像他们预想过的那样被国家强力灭失,反而幸运地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标识。

所有这一切,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10.何时缚住苍龙?

“陈行之先生,你又用这么长的篇幅谈论已经不在了的邓小平,与严峻的中国社会现实究竟有多大的关系?是不是有些隔啊?”

对此我不做解释,请允许我沿着既有思路说下去。

三十年之后,中国已非昨日之中国,世界已非昨日之世界,一切都在流变之中。就世界来说,流变中最赫然的流变是苏联崩溃和东欧剧变——几乎是在顷刻之间,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垮塌,“冷战”以西方阵营的全方位胜利结束;一个个极权主义政权灰飞烟灭,自称“人民的父亲”的独裁者或者饱尝人民的子弹,或者在人民的嘘声中黯淡走下神坛(有一件事情耐人寻味:匈牙利独裁政权被推翻以后,第一次享受民主权利的人惊讶地发现,“原来统治我们的竟然是这样一帮无知而愚蠢的人。”他们这个朴素的发现确实道出了极权主义的国家真相),历史无情地终结了世界范围内历时七十余年的专制主义复辟;曾经的非民主国家最终成功地以非暴力形式完成民主化转型,人民享受到来之不易的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使这些国家相继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由于某些不方便的原因,中国国家媒体很少报道东欧国家成功走过社会转型之路,很少报道那里的惊人发展,所以中国民众对此知之甚少。

在完成社会转型的国家中,俄罗斯是一个例外,原因恰恰在于历史启示了他们自由、民主的真谛,给他们提供了政治改革的契机,却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邓小平那样勇于承认和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战略家。俄罗斯今天的远大抱负与无法摆脱的经济困境的矛盾,正是苏联垮塌以后包括普京在内的历任俄罗斯领导人不具备宏阔的历史视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也与俄罗斯社会独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制约有关,此不赘述。

这是一幅全新的国际政治图景,这幅图景必将带来国际和国内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宣誓“绝不走西方自由民主邪路”的国家会感觉到空前的国际和国内压力,这种压力必然会把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发展方向的问题摆到每一个国家面前,谁也无法规避。结果我们看到,缅甸军政权不得不选择对政治反对派妥协;号称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越南、古巴也在发生国家方向的温和改变;以反美为国家意识形态特征的拉丁美洲左翼政府成功地弄垮了经济同时也弄垮了政治,在选举中节节败退,不得不将政权让渡给亲西方的右翼政治势力……犹如福山所言(尽管他后来纠正和补充了这一观点),人类历史在普世的、自由民主的美好境况中,正在走向“终结”。

就中国来说,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伴随人民物质生活的逐步提高,建立在利益觉醒之上的精神觉醒,正在大面积尤其是在新生代群体(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中悄然发生,这意味着中国人将会产生更广泛的精神需求,而精神需求在政治学意义上指的就是对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的渴盼,就是要在自由与民主的程序状态下参与国家政治过程,恢复人的尊严,占有人的位置。与不公正权力对峙的群体性事件,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信念的坚守,网民对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妄议”,律师不顾死活的维权行动,新生代通过“自我”而显现的更加自由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质地,甚至于越来越开放的两性关系,都是民众精神觉醒之表征。这种表征在1978年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即使那时候的中国出现此类社会现象的端倪,国家力量也会不顾一切予以扑灭,是不会为它提供任何存在空间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在网络时代,即使是国家利益集团掌控的国家力量也难以做到禁绝一切声音了,国家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利益冲突正在大面积变“隐”为“显”,成为某种具有启示与动员意义的社会新常态;你再也没有办法为新生代制定规范教他们如何生活了,你甚至再也没有禁绝你们所恐惧的自由民主思潮的蔓延与传播了……我曾经用“政治成熟”来概括一个国家的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我认为中国目前就走在这条路上,它不会再折返,没有人能够让它折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认为源于复杂人性的觉醒非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控制和左右,它也绝不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煽动的结果,它就产生于人自身,是从人性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东西,而这种被称之为“精神觉醒”的东西是不可战胜的,这既是历史规律又是自然规律。

人性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就是不再挨饿的时候就会产生精神方面的欲求,属于精神范畴的事件就会发生,这时候物质意义上的饱暖反倒会降为其次,在社会发展层面会表现为对国家政治的兴趣度不断提高,希望自己的意志能够有尊严地进入国家政治过程,渴望名副其实的选票,以制止僭越了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国家权力躯壳下的横行无忌……这就是当下与1978年的中国的区别,看不到这种区别,就看不到历史发展方向,就会找不到合适的应对方法,就会轰轰烈烈地隔靴搔痒,有意无意与历史开一个不值得笑的玩笑,而这个轻薄玩笑的后果会是极其严重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表达精神需求的初始阶段,人们的动机是和平的、非暴力的,然而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精神表达的方式会根据它所遇到的阻力状况进行调整。顾准所谓“革命是淤塞导致的溃决”,意思是人民意志长时间无法进入国家政治过程,或者说国家政治过程长时间只着眼于压制人民意志,“防民甚于防川”,人民意志的强大动能就会像洪水那样淤塞起来,给堤坝造成巨大压力。百川入海,当人民意志在高压之下变得愈来愈狂躁,就会跨过和平与暴力临界点,堤坝就会发生崩解和垮塌,这意味着被英国社会学家达仁道夫谓之“又苦又甜瞬间”的革命爆发了,此种情形几乎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

虽然被国家利益集团绑架的国家媒体自我感觉良好,连篇累牍发文,试图借西方学者之口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正在被自身的问题所折磨,正在被新的世界大潮消解——他们甚至想偷偷摸摸试探着暗示,中国选择、中国道路才是人类社会唯一正确的发展之路,唯一正确的的光明之路。遗憾的是,我们从中国人的精神觉醒中,从新的国际政治图景中,没有看到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从来没有看到以普世价值为标识的世界潮流(它从来没有中断)真的发生了逆转,我们从未看到过,反之,我们真真切切看到,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对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泾渭分明,中国人的政治成熟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种程度,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所有在旧轨道上延续的东西都将无法再延续了,所有我们昨天还不认为能够发生的事情,都将有可能在顷刻之间发生了。

怎么应对呢?如果我们对“西方那一套”实在反感,不说也罢,那么,听一听老祖宗的意见如何?历史学家司马迁先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曾经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治理国家,“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老人家强调的是顺应,是因势利导;他告诫我们的是千万不能与民争利,阻抗民意。这些话都是振聋发聩的啊!都是值得认真品咂的啊!

所幸的是,至少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丧失拨转中国这艘大船的历史航向的时机,这是因为人民还抱着期望,还在期望历史再次给中国提供一个能够审时度势、具有雄才伟略的“邓小平”。

我前面已经说过,恰恰因为邓小平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敏锐地看清了世界潮流,看清了国内大势,所以他选择了顺应民意,就是这样一次在重要历史关节点的重要选择,造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结束了大面积饥馑,在一定程度上也战胜了贫困,换一句话说,所谓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中国奇迹”,首先是政治意义上的——具有深厚皇权专制主义土壤的中国奇迹般地在1978年率先做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经济发展只是这种政治选择的必然结果之一。

那么,人民的期望在今天能否重新变为现实呢?

11.结束语:乐观的假设

让我们做一个乐观的假设,假设历史再次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能够审时度势,具有雄才伟略的“邓小平”,这个“邓小平”将必须直面哪些问题,将必须给出哪些答案?这样说吧:1978年的邓小平面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如何满足民众物质需求的问题;2016年的“邓小平”面临的则是选择自由民主还是专制集权的问题,是如何适应中国社会不断走向成熟、公民权利意识普遍觉醒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给出答案的问题,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个关乎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

当然,此“邓小平”也许会对彼邓小平不以为然,认为“我是比邓小平还邓小平的邓小平”,认为“百代皆行秦政制”是挺好的事情,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什么网络时代,什么社会成熟,什么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什么新生代从“小我”走向“大我”……一概不以为然。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人也一定意识不到世界潮流的基本走向;意识不到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冲突正在把中国拖入极端危险之境;意识不到谁才是这个国家最凶恶的敌人;意识不到当务之急是向人民借力,让人民意志进入国家政治过程(在当下,至少要让人民经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也有资格反一下腐败,议论一下腐败),倾全国之力打一场对国家利益集团的人民战争,摧毁国家利益集团赖以产生的思想根源和制度基础,这将不可避免要触动制度,触动理论,触动道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样的触动都不可避免。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就是一场革命,改革必须是一场革命。你当然可以辩解说,改革不等于革命,没有“革命”的改革同样也是改革,但在某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例如当下之中国——改革如果不具备“革命”的品性和力度,这个所谓的“改革”一定不是真改革。“不是真改革”的改革是什么改革呢?只能是敷衍的“改革”,是遮蔽式的“改革”,是硬着头皮得过且过的“改革”,甚或是倒退的“改革”,开历史的倒车的“改革”。

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改革”,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将没有人像1978年的邓小平那样以高度政治智慧选择“顺应”,反之,“改革者”也许会本能地强化王权,对民众思想和思想流动进行钳制和操控,回避对历史事件的评断,把权力腐败导致的社会肌体的溃烂和痈疽再次深埋起来,千方百计延缓社会危机的到来……而所有这一切的政治后果,必将是隐身在国家身后以红二代、红三代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进一步坐大,使他们得以继续挥舞被绑架的国家机器与人民为敌,甚至对阻遏他们的改革力量进行反攻倒算式的反扑(中国历史上不乏改革者被屠杀的惨烈先例),中国的社会矛盾还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紧张度还将进一步增强……如此这般发展下去,最终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还用想象吗?!

然而上述仅只是假设,万一上天惠顾,真的再次给中国提供一个能够审时度势、具有雄才伟略的邓小平呢?上述忧虑岂不都成了杞人忧天么?我们所有人都还抱着期望,尽管我们隐隐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然而我们又都小心翼翼回避着它,我们总是让自己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中国已经在1978年幸运了一次,2016年为什么就不能再幸运一次呢?

天佑中国,老天爷,你就让我们再幸运一次吧!

问题是,老天爷听我们的话吗?


 

一个世纪中的拉祜山糯福教堂与东南亚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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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世纪中的拉祜山糯福教堂与东南亚地缘政治
 
 
                                    文:马健雄

 

     毫不夸张,云南澜沧县是中缅边境沿线最富历史传奇的山区少数民族自治县。无数曲折离奇的历史事件如戏剧般反复上演,生活在这个山区县的拉祜、佤、傣、布朗、爱尼等不同少数民族,卷入到一波又一波与中国和东南亚重大历史事件紧密关联的政治漩涡中。

    明朝以来,随着当地大型银矿的开发,各省和云南各地的“淘金者”、“冒险家”闻风赶来,矿工秘密会社在各大矿山发展迅速,边疆山区的矿山,成为朝廷难以直接控制的不同宗教教派滋生发展的肥沃土壤,同乡组织和秘密会社,成为这一带地区十数万矿工移民进行矿山生产和组织动员的基本手段。清乾隆时期的清缅战争(1762-1770)以后,随着边境一带各大银矿相继式微关闭,矿区秘密社会组织与新兴的以“大乘教”为名的教派合流,其影响逐渐从矿山社会向周边各少数民族村寨转移。于是,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地区,脱胎于矿工秘密会的社宗教组织很短时间内即已羽翼丰满,发展成为具备强力政治经济实力的山区“佛王政体”,当地拉祜族称之为“五佛五经”。

      1790年,一位流亡缅甸的鸡足山和尚,在离澜沧江渡口不远的南栅地方修建了一座寺庙,开始传播他的佛教思想。十多年间训练了大量徒弟。他的理论强调儒、佛、道三教合一,但是,“佛王”的精神实体可以在自己和徒弟之间转世承续,拉祜语称这样的佛王为“佛祖帕”,亦即传世神“厄沙佛祖”,统领澜沧江以西中缅边界山区的拉祜、佤等各民族数十万人口的村寨。这个政治与宗教合二为一的区域政权,在杨德渊的徒弟、“佛祖帕”张辅国家族数代人的经营统领之下,在临近西双版纳、孟连、耿马各傣族土司之间谋求生存空间,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将澜沧江以西今天云南澜沧、西盟、孟连一线的中缅边境地区,整合成一个以村寨佛房为基础、以区域佛房为中心、以南栅佛房为号令枢纽的三层级区域性政权。清末光绪年间,张氏家族日益倾向直接与清朝政府对抗,清政府不得不动员强大军力,将“五佛五经”体制摧毁,以应对英国侵占缅甸后带来的边疆困局。
     1888年,为了稳定边疆、为中英边界谈判做准备,云贵总督岑毓英在派兵摧毁佛王政权之后,拉祜人因政治失败而持续迁往缅甸和泰国北部山区,澜沧县就在这个清代的佛王政权管辖的区域,作为取代“五佛五经”体制建立建立起来的新县制,在光绪时期称“镇边厅”,民国之后因近澜沧江,改称澜沧县。从1890年代开始,中国和英国在云南与英属缅甸之间的边界谈判时断时续,虽然先后签订过不少边界条约和协议,但是因边疆少数民族的抵抗和复杂的历史地理权属的争议,边界线一直无法确定下来。待缅甸从英属印度独立之后,直到1961年,中缅两国才最后划定边界线。经历过数百年的战争和动乱,到1954年,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成立。

             简单回顾这一边疆区域的历史变迁,可以想见,澜沧县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与边疆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地理上的地位。从清朝嘉庆初年张辅国继承杨德渊的衣钵、以“佛祖帕”身份号令信众开始,这个佛王政教体系维持了一个多世纪。张辅国死后,他的儿子张秉权、孙子登发、重孙张朝文先后继承了以南栅佛房为中心的“五佛五经”统治权,直到这个家族的后代民国初年逃亡缅甸,皈依了基督教,成为牧师。从1790年之后到1900年的十八世纪,是佛祖帕张辅国和他的子孙们活跃的世纪;随后的十九世纪,这个宗教导师兼政治领导人的角色,让位给了另一美国人传教士家族,或者说,经历了“五佛五经”运动失败打击的拉祜人,把他们对“佛王”的期盼,投射到一个来自美国的浸信会牧师家族身上,而前一百年里,“厄沙佛祖帕”在拉祜山区的发展历史,却是个这传教士家族也不太清楚的,他们也共谋地接受了一种政治现实:许多政治失意的山区的拉祜人,在清朝向民国转换的这个特定的边疆动乱时期,正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接替历代张氏“佛祖帕”的新佛王。

          位于澜沧县北部的南栅佛房遗址从未引起过地方政府的注意,但是位于该县南部靠近缅甸边界的糯福基督教堂,1987年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由于教堂史料缺乏,人们对这座建于1920年的教堂的历史所知寥寥。在澜沧、孟连等各县的文史资料和档案文献中,有关糯福教堂建立的神话几乎成为历史事实,这个故事延续了云南当地非常流行的“外来僧侣骗地建房,终于战胜了土著神灵”的普遍性类型神话,就像著名的南诏的历史神话那样,观音化为番僧,骗得土地建庙,最后战胜了邪恶的故事。这个有关糯福教堂建立的故事版本是这样的:美国传教士永牧师从缅甸来到糯福,向当时管辖糯福的孟连土司买来一块地,要建一座教堂。迫于洋人的压力,孟连土司不得已允许他在这里建一所教堂,不过开出一个苛刻的条件:最多只能让给永牧师一块“牛皮大”的地皮来建房。对于土司的刁难,狡猾的永伟里也想出一个办法来对付:他将一张牛皮割成细细的皮条,在地上绕成一个圈,这块“牛皮大”的地也足够他盖成了一座教堂。
   
这个神话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这位建教堂的永牧师是谁?永牧师一家三代在中缅边疆和东南亚的影响很大,到底他们做了些什么事?事异时移,越战硝烟早已消散,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冲突逐渐平和,特别最近几年,本文涉及的许多当事人先后作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永牧师一家的传奇故事,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和他们的作为对后世的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快乐拉祜”是近年澜沧县政府竭力经营打造的一个集拉祜族音乐、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乡村旅游为一体的品牌,已经成了拉祜族文化在大众媒体上的形象代言人,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等媒体都有报道。

 
来自老达保村的拉祜族“达保兄弟”演唱组合在央视音乐频道的演出
 
澜沧县老达保村的旅游业发展小有成就(2014)

在媒体宣传的影响下,到访老达保村游览、观赏拉祜族音乐表演的客人络绎不绝,不久之后,待正在修建的澜沧机场完工,来访游客也会越来越多,访客对村民们以吉他弹唱的“传统拉祜族音乐”和附近的糯福教堂也会更加好奇。不过,对基督教稍有了解的游客可以看出,老达保的民族音乐组合,是村民们对本村教堂唱诗班音乐的发挥和创新,这是对教堂音乐进行娱乐化改造、推向舞台表演的一种有益尝试。不过,假如没有来自伊利诺伊州某个小镇的永牧师于1920年在糯福建了这所美国基督教浸信会教堂,没有他带来的美国教堂唱诗班音乐,就一定不会有如今流传在老达保等拉祜族村寨的流行音乐样式,而且,这一音乐样式还成了代表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音乐符号。与此同时,拉祜族的传统音乐“嘎门达”调式,也就在大众媒体推广的“拉祜族老达保流行音乐”的覆盖之下,渐渐消失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世纪之前,在澜沧和中、缅、泰、老山区各山区少数民族当中,不仅带来了新的宗教,也带来了美国教堂音乐。当然了,糯福教堂给山区民众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如此,因为这个教堂,澜沧县和糯福山区的某个角落,一下子跟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世界政治体系联结在一起。

永伟里和糯福教堂

云南西南部中缅边界地区,除了傣族、佤族、布朗族传统上信仰小乘佛教,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的“五佛五经”时代的“大乘教”之外,如今在当地山区各民族中还有深入、广泛影响的宗教,就算浸信会基督教。另外一些十九世纪曾经在这一带传教的基督教或天主教教会,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中缅甸边境地区澜沧、西盟、耿马、双江各县的基督教浸信会,都是美国传教士永伟里传教所及,他在数十年间建立的传教网络,中心还是糯福教堂。

这位美国传教士名为威廉·马库斯·永 (William Marcus Young),他自己不识中文,不知听了什么人的建议,为自己取了个“永伟里”的中国名。永伟里1861年8月20日在美国伊利诺州的圣奥古斯丁镇出生,这是一个不足五十户人家的小镇,位于伊利诺州中部,距离芝加哥不远。这个小镇位于五大湖区周边的平原农业地带,盛产玉米,土地主要由大规模的农场来管理经营。在这个平原上的农村小镇出生和长大,永伟里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个传教士。

关于永伟里的早期生活,他的家族后人也知之不多。他娶过两个妻子,第一位名丽拉(Lilla Ethel)。1892年 7月,永伟里已经三十一岁的时候,受到美国浸信会外国传教会(American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派遣,到缅甸去传教。这个传教会是由一位叫做贾德森(AdoniramJudson)的传教士于1814年在缅甸建立的,缅文的《新约圣经》就是他翻译的。起先,这位美国传教士贾德森先到英国伦敦的浸信会的支持,派往印度去传教,到了印度之后,他们的传教活动却不小心得罪了东印度公司,贾德森夫妇无法在印度呆下去,只好转移到缅甸仰光,成立了一个独立于美国浸信会的外国传教会,也与英国人分开了。贾德森夫妇1813年到达仰光,经过几年努力后,于1819年开办了缅甸的第一个美国浸信会传教点。在他们的长期经营努力之下,这个传教会后来在缅族和克伦族中发展了50多万名信众。在这样的背景下,永伟里能够加入到这个以缅甸为基地的美国浸信会外国传教会中来传教,也是因为贾德森夫妇已经在下缅甸打下了基础。1885年,英国军队占领了曼德勒,缅甸全境沦为英国殖民地。趁着上缅甸刚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机,美国传教士也想到上缅甸去开辟新的传教区,特别是掸邦一带开拓新的基地,于是,永伟里被美国浸信会委派,到缅北去传教。

永伟里和妻子丽拉从波士顿出发,1892年12月乘船到达缅甸仰光。夫妇俩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先在仰光为进一步的传教做准备,他们计划到缅北的孟乃去建立一个传教基地。1893年上半年,到达了掸邦之后,夫妇俩来到掸邦首府东枝附近的孟乃。这一段时期,英国在上缅甸的殖民势力进入不久,掸邦人士队英国殖民者的抵抗情绪很强烈,地方上治安不靖,社会动乱。这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永伟里夫妇难以迅速开辟新的传教区域,两人在孟乃一呆三年,传教工作没有任何进展。无奈之下,1895年5月,美国浸信会只好将两人改派到掸邦北部的交通重镇昔卜,到那里去试一试运气,去开辟一个新基地。昔卜距离曼德勒不过160多公里,可是这段路永伟里夫妇坐牛车走了漫长的十四天。这一年的8月,刚到昔卜不久,丽拉生就下一个女儿。不久,丽拉染病不起,1898年全家只好离开昔卜,返回美国,到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为丽拉治病。丽拉的病情一时稍有好转,随后急速恶化,第二年在伊利诺州的吉布森城去世了。

妻子丽拉的离世对永伟里是个很大的打击,但并没有打断他的传教梦想。他将女儿托付给亲人抚养,稍作安排之后,又回到缅甸,重新开始他的传教工作。1900年,永伟里坐海轮回到缅甸。这次他改变策略,不继续在傣族中传教,计划还是回到景栋,到景栋附近中缅边境的山区少数民族中去传教。就在美国返回缅甸的轮船上,永伟里邂逅了黛尔(Alta DellMason)。黛尔是个女教士,也同样受到美国浸信会的派遣到缅甸去做传教士,她原本计划到下缅甸克伦邦去开展传教工作的,不过在开往缅甸的轮船上,黛尔与永伟里一见倾心,两人觉得志趣相投,于是黛尔中途改变主意,决意要跟永伟里一起到景栋去。到达仰光之后,两人在圣诞节举办了婚礼。

三个月之后,1901年初,永伟里、黛尔夫妇沿着萨尔温江北上,跋山涉水来到景栋。景栋是掸人(傣族)的聚居地,属当地傣族土司管辖,历史上称为勐艮土司,与西双版纳和孟连毗邻。明清时期,景栋一直是中国官府直接管理的地方,景栋土司与景洪的西双版纳召片领和孟连土司之间的往来非常频密,三地土司之间相互通婚,互为儿女亲家。就在永伟里到达的十几年前,即1885年,英国军队占领了缅甸首都曼德勒,俘虏了缅甸国王,上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景栋也被英国殖民官员控制。英国的意图,是进一步侵入版纳、孟连,打开由缅甸通往中国的西南后门。所以,清政府对外国传教士怀有很强的戒心,缅甸刚刚亡国,景栋土司对传教士的态度非常谨慎,但迫于英国殖民军队的压力,也不敢直接对抗。刚刚接触到永伟里夫妇时,土司坚决不允许永伟里夫妇建教堂、不许传教。永伟里眼见恐怕无法在这里建教堂,只好向缅甸英国殖民当局求助,英国人一出面,景栋土司再不敢违抗,同意他们在景栋西北城墙外的空地上建一座教堂。

教堂建立以后,永伟里夫妇的传教才算上了轨道。他们找到一名当地傣族帮手,这个名叫桑康的傣族人,成为第一个受洗皈依基督教的人。桑康为永伟里的传教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他们一家做了十六年的助理。在桑康的帮助下,永伟里后来买到一块修建教堂的地,逐渐学习如何跟景栋土司打交道;也是在桑康的帮助下,陆陆续续有信徒接受了洗礼,传教的局面慢慢打开了。永伟里夫妇到达景栋前十多年,在离景栋不远的中国澜沧、孟连、西盟一侧,清政府为了准备好跟英国人谈判划定中缅边界,强力镇压了“五佛五经”政权的领导人、“佛祖帕”张辅国的孙子张登发和重孙张朝文等人领导的拉祜族、佤族对清政府的政治抵抗。此后,1888年清政府建立了镇边厅即后来的澜沧县。在永牧师一家来到景栋期间,张朝文又与拉祜族头人扎法、罗扎布等人一起,联合今天属西盟县的勐梭土司罕炳昭,继续组织民众抵抗清政府的军队,直到1920年左右,这些抵抗才最后被云南省地方政府派出的军队镇压下去。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永伟里进入澜沧,也是因为英国的殖民势力已经扩展到了中缅边界地区,由此间接引发了中国沿边一带政治变乱。如果没有缅甸的殖民地化、没有清朝与英国划界的政治压力,永伟里也没有进入澜沧的这个历史机缘;清政府若不急于划界自保、以南栅为中心的拉祜族的“五佛五经”体制自然也不会遭遇严重的失败。这些看似不沾边的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显然都是近代西方势力向东南亚的扩展引发的一系列冲突所致,不过,我们今天这些“事后诸葛亮”的评论、这些历史因缘的必然与偶然,当时的人们却不一定看能得那么清楚。

1901年9月,永伟里、黛尔夫妇的长子永亨乐(Harold MasonYoung)在景栋出生,第二年,由桑康负责操办的新教堂也建好了,夫妇俩才从临时性的竹楼教堂,搬进了新建的木结构瓦顶教堂中,直到1936年,景栋教堂被入侵缅甸的日本军队焚毁。

这段时期,永伟里一家在景栋立足也不容易,搬进新教堂的第二年就遭到土匪的抢劫。半夜来抢教堂的一伙当地傣族,一共十一个人,威胁说要杀死永伟里一家。这时永伟里已经学会了傣话,所以他当听到劫匪们在商量要如何处置这家人时,害怕得不敢作声。其中,有个人说,“非得要杀了他们不可!”另一个坚持“不能杀!”说不杀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杀了这一家人,就害怕以后会遭到这家人死后变成的恶鬼来报复,害怕遭到报应。“杀”与“不杀”意见无法统一,于是劫匪们最终以卜卦来决定,幸好卦象为“不杀”,永牧师一家三口才算捡回了性命。这件事给了永伟里很大的刺激,他意识到,一定要以武力来保护自己才行,开始有意识地建立教堂的保安武装。随后教堂的小股武装保卫队从此建立起来、逐步有了发展,成为后来永家在复杂的边疆环境中称雄自保的一个军事开端。

永牧师一家和他们新建的浸信会教堂安然躲过了另一个劫难,景栋土司驱逐传教士计划无法实施。对于景栋城里的土司官和家族中人来说,新来的洋人传教士的影响日益扩大,信教民众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们的影响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土司官的统治权威。土司家族中人暗中策划,要将当时在景栋城中的洋人传教士都杀死,只要嫁祸于城外匪徒,敷衍英国人也不难。可是,意料之外,土司的姑妈其实已经跟永伟里夫人黛尔成了好朋友。黛尔也算是女中豪杰,在很短的时间内,她跟景栋土司周围的官家的妇女们广泛结交,彼此亲密。土司的姑妈惊悉谋害永家的计划后,立刻向黛尔通风报信,帮他们渡过了危机。此后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永牧师一家在中缅边疆的生存和传教策略,几乎都是从景栋积累的经验出发的:在充分利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势力之外,不但学会了要“武装斗争”,还学会了走“夫人路线”,再加上有桑康这样的当地人操持管家,慢慢地,他们的传教策略有了基础,摸索出门道,很快就有了大发展。

 
永伟里、黛尔夫妇,1900年摄于仰光

1903年8月,永牧师家的第二个儿子永文生(MarcusVincent Young)也在景栋出生了。两弟兄的成长,都靠母亲黛尔的家庭教育。她自己在教堂里给两个儿子上各种课程,两个孩子非常顽皮,常常在外跟当地孩子们玩在一起,结交了很多朋友。景栋处于往来孟连与泰国密赛的交通要道上,是一个区域性的市场枢纽,各地山区、坝子往来人群货物川流不息。尤其是,近云南一侧山区的佤族和拉祜族常常到景栋城里来赶街,永家两兄弟在景栋和四山长大,从小就学会讲流利的傣话、佤话和拉祜话,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不过,永伟里的语言能力远就没有两个儿子那么强,他虽然会讲流利的傣话,但不会佤话和拉祜话。大儿子永亨乐除了会傣语,还学会了巴利语,特别是傣族在佛教仪式中使用的巴利语,加上后来他与景栋土司的大儿子又成了好朋友,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一家人后来到糯福建了教堂之后,时间长了也学会了澜沧汉话,即西南官话。1905年初,永伟里首次越过中缅边境涉足云南澜沧,十五年之后,他们在云南建立了糯福教堂作为新的传教基地,把家从景栋搬到糯福来,不过他们一家始终把糯福称为班纳,从不称糯福,因为糯福是一个代表了“五佛五经”政教体系的,与基督教理念大不相同的名字。

1906年11月,小儿子克莱尔伦斯在景栋出生。1908年,永牧师全家曾经回美国探亲,坐了三十多天轮船,这位小儿子在返回缅甸途中不幸染病,在1908年5月,不到两岁的小儿子在掸邦首府东枝夭折了。这一次回美国探亲,孩子们见到了同父异母的姐姐、此时已经十三岁的埃塞尔,一家人在美国中部俄亥俄州和内不拉斯加州走亲访友,那时正值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父母本想把永亨乐、永文生两兄弟送回美国俄亥俄州上学,但是两个儿子坚决不愿留在美国,他们跟景栋的朋友们已经有很深的感情,执意要回到景栋去,于是全家又一起返回了缅甸。

从这次的回国探亲到一次大战结束前,永伟里一家一直在积极筹备到中国开设新基地,想在中国建立起更大的传教影响力。虽然他们当时已经在景栋成功立足,传教工作也取得进展,不过在坝子里的傣族地区传教的效果,远不如在山区各民族中那样明显。傣族信仰小乘佛教,愿意改信基督教的人终归为数不多,可是在山区就不同,每一次景栋赶街,总有很多从云南过来做买卖的拉祜族、佤族对永牧师的宣道非常感兴趣。为什么会选择糯福来建教堂?根据永伟里孙女的说法,有一次,一个糯福到景栋赶街的拉祜族头人对永伟里说,拉祜族人相信,而且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个白人(或者骑着白马的导师)越过蓝色的水(或江河)、带着一本白色(经书)的书来教导大家。这时候,拉祜人就会皈依他的宗教。”所以永伟里觉得,如果他能到云南山区去传教,一定有更多拉祜族人皈依基督教,影响一定要比在景栋坝子里好得多。

 
景栋教堂

在云南一侧,民国初期至1918年前后,澜沧县南部、东部一带又连续发生了对抗官府和鸦片商人高利贷盘剥的拉祜族等各民族的民众暴动,这些反抗的民众最后遭到车里(西双版纳)殖边总办柯树勋率领的两广军和土司武装的围剿,又又很多拉祜民众不得已从今天澜沧县的竹塘、谦六、发展河一带退往边境一线的孟连、糯福一带,又迁往景栋附近山区。永伟里进入糯福的历史背景,与当时正受到官府打击、寻找支援的暴动之后遭到镇压的山区民众的急切心情有重要关系。不过,此时永牧师一家对清朝末年在澜沧、双江一带发生的长期拉祜族反抗清政府的政治宗教运动尚不明就里。实际上,西方传教士们对很多山区拉祜民众在遭到政治打击之后,希望皈依基督教、从中寻找新的政治资源的历史原因所知不多。

早在1908年前后永伟里的回国探亲期间,他就向美国浸信会海外传教会提出申请,希望教会能够支持从缅甸进入中国,到云南澜沧一带山区开设教堂。直到1916年,永伟里一家再次赴美探亲时,浸信会才批准了他们的中国传教计划,拿到了拨款。不过,在此次永牧师一家离开景栋回国时,教堂事务就已经移交给另外一个传教士詹姆斯·特尔福德负责了。这次回国,永牧师一家在美国待了更长的时间,直到1919年10月,他们才从西雅图启航,途径香港短暂停留后回到了缅甸。这次,他们的目的地就是云南澜沧,也拿到了进入中国的签证。先回到景栋收拾好行李,之后一家人走了八天路,来到达班纳村(即今糯福乡政府所在地)。根据永伟里自己的记录,到达糯福的日子是1920年3月10日,糯福教堂传教正式开办了,这一年永伟里已经将近六十岁。

 
1926年的糯福教堂

 
1920年代的糯福

不过,在永牧师家看来,糯福当时的情况与景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搬到糯福之后,他们发现澜沧当地的一些豪强、富户就好像军阀一样,控制着山区的各拉祜族、佤族村寨。傣族居住在坝子里,可是坝子里的治安也不好,常常有盗贼出没,那时地方动乱刚刚停歇,澜沧县地方官对治安无能为力。这一年永亨乐十九岁,永文生也十七岁,他们开始跟着父亲到周围各县走访、传教,从澜沧来到上改心(双江)一带,希望在勐勐镇也建立一座教堂,结果被主政上改心的缅宁士绅彭锟阻止,只好退回糯福、打消了这个念头。父子三人在教徒们的带领下走访了很多拉祜族和佤族村寨,那时西盟山、雪林、岩帅各部落还盛行猎头,永伟里从澜沧木嘎的大拉巴一带走到到岩帅,拜访岩帅头人及各地土司,跟他们搞好关系,佤山头人们知道洋人惹不起,对永牧师也非常恭敬,还跟永牧师合拍了一些照片。

不过,几十年的传教经验,永伟里明白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求生存,除了洋人的招牌之外,得有自己的武装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这是传教一个基本的保障。于是,他在拉祜族和佤族教徒中挑选了一些身强力壮、对他们一家忠心耿耿的人做保镖,付给工资,装备起精良的武器,组织了教堂的保安队。永伟里的另一个意图,也是要向周围各土司、头人显示他的强势武装力量。永伟里一家时常跟孟连土司衙门和澜沧县的官员往来,暗中给过他们不少好处,也好利用当地有权势人物来为传教服务,几年功夫下来,永伟里一家不但适应了澜沧、孟连、西盟一带复杂的社会环境,入教信徒也迅速增加,新建的教堂遍布澜沧及临近各县的各民族村寨。根据传教士的档案记录,美国浸信会教会只允许永伟里将这支小规模武装力量维持到1932年。不过实际上,根据中共澜沧县党史资料的记录,即使永伟里去世之后,永亨乐和永文生两弟兄实际上还一直维持着他们的教堂武装力量并有所扩充,甚至在1947、1948年间,还跟中共泰国回国华侨党组所组织的澜沧游击队在东岗、东回班利等皈依基督教的村寨交手,打过不少仗。

 
永伟里一家在糯福

“二战”前后的永亨乐和永文生

1921年10月底,永伟里夫人黛尔因患上了类似脑肿瘤之类的神经性疾病,在送往仰光医院的途中去世。为了给她治病,永伟里和两个儿子来往于景栋和仰光,费劲心力,无奈回天乏术。母亲的去世给两弟兄打击很大,特别是永亨乐,甚至几年来茶饭不香、精神不振,身体垮了下来。儿子这种状况让永伟里忧心忡忡,只好将他送回美国,让他读书、修养一段时间。永亨乐1925年回到美国后,在加州洛杉矶圣经学院学习基督教神学。期间,永亨乐邂逅了露丝(Ruth Saada Pinkerton),两人于1926年5月结了婚。露丝也是一个投身宗教、极有传教热情的女性,决意要加入永牧师的传教士家庭,也要去传教。于是,两人在结婚三个月后就从洛杉矶返回仰光。1927年,露丝跟随永亨乐来到糯福,加入了传教工作,取中文名字永露丝,很快也学会了拉祜语。这一年7月,永亨乐与永露丝的长子永戈东(Oliver Gordon)在糯福出生,1929年,女儿海伦(Helen Elizabeth)又在景栋出生。

永伟里随后将小儿子永文生也送回美国学习,大约也是考虑到他们的婚姻问题,儿子该回美国去找对象了。跟随哥哥的步伐,永文生回到美国后认识了维拉(Vera),两人1930年7月份在美国结婚,第二年,永文生也带着妻子永维拉回到的缅甸,加入到糯福的传教士家庭中。随着两弟兄长大、成家,老一代将工作交给了新一代,转眼间,永伟里也垂垂老矣。1932年初,美国浸信会决定让70岁的永伟里退休返回美国、将工作交给儿子们。永伟里于是返回到加州的埃克塞特,先跟他弟弟乔治(George Young)一家一起生活,无奈四十年的传教生涯都是在景栋、澜沧渡过,年老的永伟里已经不能够适应美国的生活,他时刻怀念跟拉祜人在一起的时光,又再回到糯福来。从1933年至1934年,退休后的永伟里又回来在糯福住了一年,这里有他的一切。可是,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家人无奈之下还是送他返回美国治病,不久之后,1936年4月,永伟里在洛杉矶病逝。永伟里跟他的弟弟一起,都安葬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附近的图莱里(Tulare)墓地。

永文生、永维拉夫妇返回糯福之后,开始辗转于澜沧一带传教,在东回班利教堂也呆过一段时间,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糯福,主持糯福教堂的日常工作。到了1940年以后,永文生对澜沧与当地的头面人物已经非常熟悉,与澜沧各土司、头人、地下党和游击队周旋,与募乃石炳麟兄弟、东主黄道能、李晓村、张石庵等人都有来往,一直到1949年澜沧解放,永文生被澜沧游击队驱逐出境。从涉入澜沧社会政治的深入程度来说,不管他代表了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永文生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澜沧人,代表了教堂的政治宗教势力,与各土司、游击队分庭抗礼。作为一个传教士,永文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新约圣经》翻译成佤文,不过对于永文生的生平,在永伟里家族的家族史和传教生涯回忆录中着墨不多,对他在澜沧的活动从未提及,似乎他的工作远没有哥哥永亨乐那么有影响。大约年老以后,永文生对自己四十年代在澜沧的生活也不太愿再向人提及。

永文生离开澜沧之后又回到景栋,重修了被日本人焚毁的景栋教堂。随着缅甸政局的变化,1955年永文生一家也离开了缅甸,之后就再也没有返回过缅甸。他一直在美国浸信会的外国教会工作,直到1990年12月在洛杉矶去世。

 
永文生在糯福教堂外跳葫芦笙

 
着拉祜族装的永文生和永维拉

 
1932年,永文生在班桑给一位佤族教徒施浸礼

1927年永亨乐、永露丝夫妇回到糯福后,夫妇两收养了不少孤儿,其中有拉祜,也有爱尼(阿卡)。永亨乐在帮助他的父亲管理教会之余,也与另外一位传教士詹姆斯(James Telford)合作,将《新约圣经》翻译为拉祜文。拉祜文圣经的翻译工作,先后有许多人经手,最后由永亨乐完成,殊为不易。出于传教需要编订的老拉祜文,为后来1960年代新拉祜文的改进、发展奠定了基础,永家两兄弟对拉祜文、佤文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永亨乐一家在儿子永戈东、女儿海伦出生之后,于1934年又回到美国探亲,这一年10月,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比尔在加州伯克利出生(William“Bill” Marcus Young)。比尔后来成为美国中情局(CIA)在东南亚“金三角”地区重要情报官员,后面一节再详细介绍永家的这位传奇人物。

1935年,永亨乐一家从美国返回缅甸后,并未返回糯福,这段时期糯福的工作完全由弟弟永文生一家负责,永亨乐夫妇为另外开辟一个传教基地做准备,他们的第三个儿子莱尔(Lael)和第四个儿子菲利普(Philip)也分别于1936和1938年在景栋出生,1942年,他们的女儿内尔达在东枝出世。这几年间,永亨乐夫妇到掸邦东部的班养(Pang-Yang)建立了新的传教点,不过时间不长,1941年底、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入侵缅甸,永亨乐一家也随英军一起从东掸邦撤离。从1942年的缅甸英军大撤退开始,永亨乐放弃了传教工作加入英军,成为英军上尉。当日本人快速进占上缅甸时,他们一家随英军先撤往腊戌,又撤到印度阿萨姆邦的雷多,盟军在哪里建立了的新的基地。“二战”期间,特别是滇缅公路中断之后,美国与中国和英国合作在雷多建立航空基地,盟军利用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机,将战略物资从印度雷多空运到昆明,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疏散到大后方昆明的许多大、中学生也积极投军抗日,史迪威将军指挥的盟军在雷多、蓝姆伽开设了训练基地,一部分撤退到雷多的中国远征军部队,如孙立人指挥的新38师,就在这里接受美军训练,为反攻做准备。

由于滇缅公路运输中断,在永亨乐所属的盟军队伍中,他算是首屈一指的熟悉缅北山区的特殊人物,长期在这里生活,懂多种当地语言,又是一个美国人,永亨了于是受命负责组织测量队负责工程测量,并组织人力修筑后来所称的“史迪威公路”,同时也负责从地面来支援和维护印度雷多往来昆明之间“驼峰”航线的运作。这段时期,永亨乐为盟军在滇缅印战场的胜利做过很大的贡献。“二战”期间,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日渐加强,美国的情报部门也开始涉足东南亚,1943年年中,永亨乐加入了美国战争情报局(OWI),具体负责傣(掸)语的战争宣传工作,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日本投降后,永亨乐一家又回到糯福来,与一直留守在糯福的弟弟永文生一家汇合,继续传教。知道后来局势发生了变化,共产党游击队控制了澜沧,他们才又搬到景栋。缅甸独立后,永亨乐一家于1950年返回美国,不过时间不长,1952年永亨乐正式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受中情局委派到泰国清迈工作。工作之余,他在清迈建立了清迈动物园,跟泰国皇室关系也比较密切,在泰国北部一带,永牧师一家逐渐成为美国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直至1975年在清迈去世,永亨乐都一直住在清迈,永露丝则因为身体欠佳,1973年离开清迈返回美国治病,1981年在加州去世。

永家第三代与“冷战”时期的东南亚

永亨乐的儿子比尔,算是永牧师家族第三代中的又一位传奇人物。比尔的名字跟祖父永伟里一样,也叫“威廉·永(William “Bill” Marcus Young)”,不过通常人们称他“比尔”。

比尔1934年10月在加州伯克利出生,已经是这个传教士家庭生活在缅甸的第三代了。他排行老三,是比永戈东小七岁的弟弟,他成长在“二战”中的战乱时期,童年和少年时期主要生活在缅甸景栋。永亨乐一家1952年搬到清迈长住时,比尔已经十八岁。跟他的父辈一样,比尔也是从小在景栋山区长大,儿时玩伴也主要是些拉祜族朋友,比尔从小跟拉祜孩子们一起爬山、打猎,钻林子,跳歌吹葫芦笙,练就了一身丛林生活的本领。景栋山区有傣族、泰族、老族和拉祜族、佤族、阿卡等民族杂居,就像在澜沧一样,从小比尔就学会了不同的语言,这为他后来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奠定了语言和文化条件。1949年澜沧解放后,许多糯福教堂训练出来的基督徒和永牧师家族的忠实追随者,也跟着他们卷入到缅甸、泰国、老挝交界地区的政治洪流中。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冷战”时期,东南亚前殖民地缅甸、老挝纷纷独立,英国、法国的势力从中南半岛退出,美国势力乘势进占英法退出东南亚留下的空档,继承英法两国在东南亚霸主地位。但是,又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和越共的胜利,刚刚独立的缅甸积极靠拢中国,中、缅、老、泰、越交界的东南亚边疆地带,也就成为越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这里以中国为依靠力量的共产主义阵营双方角力的大舞台,六十年代以来,澜沧、孟连一带境外的地缘政治大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永牧师家族,自然成为美国政府欲借助他们长期经营的基督教影响力,来实现美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政治代理人,他们所操控的“宗教软实力”,往往能够帮助美国政府实现在面对面的抗达中不到的政治效果。

在比尔之前,父亲永亨乐和他的哥哥永戈东早已加入了中央情报局,英国人一走,永牧师一家就成为美国政府的帮手。1952年末、1953年初,中情局官员初次接触比尔,对他进行了人事考核。据现在公布的材料,考核他的中情局官员非常喜欢这个小伙子,他高大健硕,既帅气又纯朴,于是比尔开始跟父亲一起为中情局工作。不过,到1958年后至1962年,比尔才正式被中情局吸收成为情报官员。在“金三角”地区,既掌握当地山区少数民族的语言、又能够跟当地人建立深厚交谊的美国人,非永牧师家族莫属,加之他们在糯福教堂建立之初就建立过自己的小股武装,在缅泰山区多少都有一些军事活动的经验,永牧师家族一直是中情局在东南亚进行谍报工作的理想人选。这样,比尔父子成为中情局的特别分部(SpecialOperations Division)的核心人物。

 
1951年永亨乐、比尔父子和拉祜孩子们在缅甸打猎

不过,文化适应很快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磨合,中情局的官员们觉得,比尔徒有美国人的外表,他内心完全是个拉祜人,跟他一起工作很困难。比尔自小在拉祜文化的熏陶中成长,他的思维和行动习惯跟一个普通的拉祜族青年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比尔的个性常常让中情局的上司感到无所适从。跟一般工作人员不同,比尔常常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主张,但他并不在意自己的主张是否能够配合得到上级的意图。一方面中情局正需要他这样的人,他能够深入到山区少数民族中,能够动员山区民众来为战争中的美国服务;另一方面,比尔又习惯了独来独往、过于独立自主,非常难以驾驭。上司对比尔没有准确的时间观念、散漫无羁不守纪律而愤怒,在工作中他常常兴之所至,自由发挥,既然难以跟他合作,工作中就经常被同事们投诉。另外,比尔长得英俊潇洒,身边常常围满了女性爱慕者,他也就不时丢开手中的工作不管不顾,不辞而别。总之,他的行事风格总是显得与中情局这样的神秘谍报机关格格不入,比尔行事让上司非常恼怒。

在泰国东北部靠近老挝的乌隆皇家空军基地工作期间,就因为这些问题,比尔已经跟他的同事无法相处了。当时,他们正负责操控和指挥老挝的反共苗族武装组织王宝(Vang Pao,1931-2011)的部队。王宝是著名的老挝苗族将领,在“二战”中就组织苗族抗日游击队与日军周旋,日本投降后,王宝又受雇于法国的越南殖民当局,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对抗。法国失败退出越南之后,王宝一方面继续保持着在老挝北部山区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又宣布效忠新独立的老挝王国,直到越战爆发之后,中情局一直支持王宝在老挝与北越人民军抗衡。不过,王宝的军队在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支援的同时,还涉足武装贩卖鸦片,跟活动在缅泰边境的国民党军队如出一辙。

作为中情局的代表,比尔负责与王宝武装之间的指挥和联络,可是他的个人行事风格让他备受排挤,无法在战略司令部中立足,只好悻悻然离开了办公室。之后,他干脆直接进入老挝山区,去建立一支自己的反共游击武装。在老挝石臼平原地区、万荣西北部的一个山区小坝子,比尔里建了一个新的中情局基地。他的上司莱尔认为,比尔完全是个跟美国文化格格不入的拉祜人,既然无法与其他美国人共事,不如就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既然比尔习惯了山区的生活,就派他回到他熟悉的山区,用自己的方法去为美国政府服务。比尔的上司还算很了解他,给了他很大的空间去发挥他的特长。

在老挝,比尔的目标是联系山区各地的头人,将他们组织起来、吸收到新建立的中情局的工作网络中。为了达到在老挝进行战略轰炸和空中补给的目标,比尔让各村寨头人帮忙组织人力,为美国空军寻找合适地点修建临时跑道,为王宝的部队寻找从山区丛林进退老挝和泰国的道路,为他们安排了一条从老挝边境的沙耶武里省进入泰国的秘密通道。1962年,比尔在这一带还组织了一支三十人的游击队,伺机扩大,筹划向中国一侧发展,从江城、勐海、澜沧等进入云南。在边境地区,由于他的祖父、父亲两代人的多年经营,中情局希望将来能够利用他们一家的基督教教会资源和网络,等待时机,配合美国在越南和老挝战线上的扩张,以他们作为先导向糯福一带渗透。根据上司莱尔的指示,比尔规划将他直接指挥的武装扩大到大约十万人的规模,这支队伍以老挝瑶族民兵为主,兼及招募各山区民族青年。很快,比尔领导的美国中情局游击队就从三十人发展到了几千人,在中、老、缅、泰边境一带非常活跃,其根据地主要是在老挝一侧的南玉(Nam Yu)地区。他们在这里修建了小型机场,而且距离云南边境很近,在越战期间,比尔游击队的活动也确实给中国一方制造不少麻烦和威胁。在他的游击队中,比尔德主要助手和下属,基本上都是同他一起长大的掸族朋友们。他们又从缅甸反政府武装掸邦民族军(The ShanNational Army)中招徕了许多掸(傣)族年青年,还得到缅泰国民党军队的大力支援。由比尔建立和领导的这只队伍,建制番号为中情局辖下老挝101特务营(Special Battalion 101)。

不过,随着情况的快速变化,比尔的建军规划再也没有机会成为现实。1962年下半年,缅泰国民党军开始大量从事鸦片走私,比尔手下的很多人弃他而去、投靠了国民党武装。因当时越战局势的变化,美国在越南逐步陷入了僵局。比尔的中情局游击队在人力不足之余,也没有拼出显著的业绩,眼看着维持不下去,只好将剩下来的人马拆分为几个谍报小组,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针对中国的谍报工作上,沿中国边境收集和刺探情报。

从1964年开始,比尔和他的手下开始侦察云南与老挝之间的公路工程,同时监视从事鸦片走私的国民党军队马帮的活动。可见,美国人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队一直怀有戒心,长期监视着他们。经过了五年多的训练,比尔的手下掌握了利用电话线路窃听电话通话的技术,这些谍报小组一直沿国境线窃听中国一侧的电话通信,有时也偷越国境进入云南。不过,经过中情局的分析专家认为,他们收集来的情报实际上并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时间一长,比尔手下不同民族之间各自拉帮结伙,互不相能,开始闹矛盾,陷入了严重的“窝里斗”,这支谍报游击队最后直维持到了1971年。而且,从1963年开始,比尔不时利用他控制的部分国民党武装,不断偷袭老挝共产党“巴特寮”的根据地。

 
比尔, 1962年在老挝

对于中情局来说,不论成效如何,比尔还是逐步将这些策动山区村寨的工作组织到位、上了轨道。不过,由于中情局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同事之间的不和愈演愈烈。比尔的上司莱尔后来被调离了清迈的领导岗位,派往老挝会晒去负责监视来往于湄公河上缅、泰、老各国共产党组织的船只。不过,新来的上司和同事们仍然对比尔极度不满,总觉得他不能即时汇报工作、工作也没有什么成绩,最后闹到要以“消极怠工”为由,要将他开除。除了跟上司和同僚的矛盾之外,另一件影响了他的仕途的事件,是在1964年初,在没有向上级报告的情况下,比尔私自将一批美国M1加兰德半自动步枪偷运到老挝转交瑶族部队,这件事后来被泰国方面的联络官发现,激起了泰国方面对中情局的强烈不满。在种种内部不和和工作疏漏的怨忿之下,总部只好又把比尔从老挝调回到司令部办公室来工作,此后,比尔就一直陷于办公室事务。

越战结束后,比尔离开了中情局,但一直生活在清迈。八十年以来,比尔涉足宝石生意,又在清迈开了一个果园、经营着一间客栈。他家里常常高朋满座,他又喜欢为空姐、护士们开晚会,似乎风流成性。比尔有过短暂的婚姻,结婚之后移居美国生活过几年,又在美国离了婚、再度返回清迈。因为他的中情局背景,比尔曾经为一家苏丹石油公司做过顾问,也为美国缉毒局做过顾问,后来由于患上严重的肺气肿,比尔于2011年4月在清迈孤独离世,年77岁。泰国警方发现他的尸体时,见他右手握着一支手枪,左手握着十字架。好莱坞一家著名电影公司曾经给他预付过十万美金,准备以他的传奇故事为蓝本拍一部电影,但是由于他的生活涉及许多太过敏感的政治问题,这部电影就一直没有能够拍成。

回顾云南澜沧和东南亚中、缅、泰、老交界边疆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有两个曾经对山区拉祜族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巨大的家族,非常值得关注。一个是以南栅佛房为中心,成为“五佛五经”宗教政治运动的领导人的“厄沙佛祖帕”佛王家族,从张辅国、张秉权、张登发、张朝文、张石保等,延续了至少五、六代人。他们长期领导着拉祜族和佤族民众与清政府和孟连、耿马等周边土司对抗,在中缅之间的山区,实践了他们的政治宗教抱负;另一个,就是永伟里、永文生、永亨乐、永戈东、比尔等三代人的基督教传教士家族。永牧师家族将美国基督教浸信会的宗教文化引入到拉祜族、佤族等山区少数民族的生活当中、特别是缅甸、泰国的拉祜族当中,对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佤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影响深远。不过,张辅国家族代表的是十八世纪以来清朝边疆变化和传统的拉祜人所崇尚的宗教理想,而永伟里家族代表的,则是来自美国的西方宗教势力对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实在影响。世界的转变,让历史上澜沧县的南栅和糯福两个地点产生了关联,但是今天我们对生活、对宗教的理解,又将南栅佛房遗址和糯福教堂视为毫不相干的历史遗迹,两地之间似乎遥不可及。

原文载《领导者》杂志总第69期(2016年4月),页80-90.
 
参考文献:
Tothe Mountain Tops: A Sojourn Among the Lahu of Asia, Debbie Young Chase andHarold Mason Young, Xlibris, 2014.
马健雄,《再造的祖先:西南边疆的族群动员与拉祜族的历史建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感谢澜沧县委统战部朱建坤女士提供的历史照片。
The Grand Old Man ofChiang Mai: The Life of Harold Young, April 1, 2016,http://www.chiangmaicitylife.com. 


 

陈志武:让我们算算中国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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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算算中国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经济账


                                                 文:陈志武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
      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莫之许:王石们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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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石们无足轻重

                                                        文:莫之许  
                                                     
                                                      (2016年7月2)




    “王石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之一,万科是中国最好的房地产企业,没有之一。”近日,大陆话语场的热门关键词成了王石,许多财经公知名人,如吴晓波、秦朔等人力挺王石,提醒人们,要“警惕万科之争不可承受之后果”。

      万科是最大的房地产企业,王石作为创始人和现任董事长,功不可没;万科作为早期的上市公司(深圳股市02号),一路走来,也被看作是大陆少有的具有现代公司良好治理结构之典范,因此之故,王石享有了某种近乎教父的地位,不仅是一介企业家,更是公众人物、大众明星,此外,王石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曾任阿拉善SEE第二任会长、壹基金执行理事长等职,与众多企业家伙伴一道,被寄予了超越公益的更高期许。

     总之,在王石和万科身上,可以反射出整个大陆市场化历程,折射出一个新兴阶层的冉冉升起,并似乎预示著一个可能的未来,也因此之故,王石之进退,在许多人眼里,就不再是其个人之进退,而有了某种象征意义。

           但是,王石真有那么重要吗?

      从企业的层面来说,万科和王石并不特殊。大陆房地产行业建立在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的基础之上:政府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推高房价,获得高额税费和土地转让金;房地产企业则通过从政府获得代理资格(拿地),采用各种政府所许可的金融财技,赚取利润,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拿地环节之外,房地产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竞争,而垄断利润的存在,也使得企业的管理和技术并非利润的主要来源,许多门外汉从天而降,凭借各显神通获得的黄金地块,一夜暴富的故事,这些年一直都在上演,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房地产行业的真面目。

       大陆房地产实际是一个更近似拍卖的游戏,大陆房地产企业也更像是代政府收税的代理机构,更多基于关系、背景,而不是技术、管理,万科或许是“最好的房地产企业,没有之一”,但放之于这样行业中的第一,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将万科视作什么具有良好治理结构的现代公司典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误会。王石和万科所自诩的企业文化,也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

      此外,尽管房地产的绝大多数利益被当局所攫取,但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企业和企业家们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是抵消这个制度的不利影响,惠及大众,而是利用这个制度,为自己牟利。需要澄清的是,建立在土地垄断供应之上的大陆房地产,并没有多少市场经济的成分,房地产公司作为收税代理机构,其获得的利润回报并不是什么合理所得,而是远远高于其所创造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不值得苛责,但也不值得赞美,万科公司的牛逼,其实也就是把钱更多地装到自己口袋里的本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房地产企业的兴衰成败,及其企业家的进退荣辱,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更不用说万科的兴衰成败是什么“不可承受之后果”了。

     从社会的层面,王石也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在围绕王石的话语争论中,有一些常见的范式,比如国企与民营之争。在许多人心目中,王石及其所在的企业家群体,无论在资源、影响力和其他社会资本,都是最多的,此外,企业家群体一方面天然是“偏右的”,对于权力体制具有警惕和抵制的倾向,可以作为宪政的同盟军,一方面,企业家群体又天然是保守的,承认既有进程,拒绝巨变、突变是其固有心理,也因此,企业家群体兼顾自由化和保守化两种倾向,是最符合良性互动、渐进改良图景的群体,在持这种图景的自由化知识分子心目中,企业家群体也成为了最可能推动宪政转型的民间力量。在这次话语争论中,或明或暗,为王石辩护者,仍抱持著这样的期待,似乎王石要是倒了,这条道路也就完了。

            出于这种期待,几乎从市场化的一开始,大陆自由化话语就对新兴的企业家群体给予了不成比例的关注,与成功学话语一道,共同将王石们推上了一个时代的话语巅峰。王石以及其企业家伙伴曾经参与到阿拉善沙漠基金会和壹基金这样的公益组织中来,除了出钱之外,也有某种自治或民主尝试的成分,不客气的说,这种“过家家”式的小范围内部试验,,并不可能产生足以在公共领域推广的经验,老板们飞来飞去的临时会议和仓促决议中,更是充斥著各种幼稚乃至无聊的争执,饶是如此,许多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不吝给予持续的关注,不惜给予其过誉的赞美,以及各种拔高,似乎通过这些宣扬和赞美,企业家群体也就真会成为渐进转型的推动力量。

       在大陆市场化早期阶段,因为没有可对比的事实,这种基于想像的论调吸引了许多关注,但是,维持既有权力结构的市场化进程中,权力并不会被市场化进程中的局部后果所改变,相反,既有权力结构一定会试图管控、吸纳、消化不利于自身的市场化后果,因此之故,新兴的企业家阶层一直处在体制的压力之下,而不断校正自己的位置和立场,在表面上,这表现为“国进民退”的推进,而在暗地里,则是新兴企业家阶层向体制的输诚:

        玩世不恭者者如冯仑认为,民企的出路,不是嫁给洋人做小妾,就是嫁给国企做二奶,表面忠诚者如梁稳根,直欲把企业献给党,王石也一样,其之所以始终坚持国有企业作为大股东,其实也就是对体制的顺应,并由此确立自己的利益地位。王石、冯仑、梁稳根……的选择并不难理解,在自由化知识分子还是幻想企业家们作为宪政推动力量的时候,绝大多数企业家们已经悄然缴纳了体制同路人的投名状,不得不说,相比空想知识分子,企业家们对于体制有著更深的洞察,对于自身的利益根基也有著更为准确的认知。

     迁延至今,再认为王石及其企业家伙伴是什么宪政转型的推动者,基本就是在讲笑话了,且不说柳传志早就直言,企业家不应过问政治,即使是在那些与企业家密切相关的领域里,基本上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只要涉及到自身的切身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会跳将出来,摆出公众期待的姿势,更引来一干话语人士,或帮腔、或消费、或借势,这样的话语争论,尽管标举著情怀、价值、方向等大词,实际不过是图利自身的工具,并不值得认真对待,这些话语的泡沫,连同那些长期附丽于王石以及其企业家伙伴之上的种种幻觉,还是尽早消失了吧。


 

姚远梅:阿富汗边界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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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提倡发展新丝路经济带及建设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不过,在我国经济政策逐渐西进之时,有必要严加关注阿巴边界地区安全局势,因为那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黑洞。

 

  一、何为阿巴边界黑洞?

 

  正常情况下,国际边界,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一致。否则,二者不一致的地方,是边界领土争议区,如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印藏南之争等。不过,阿巴边界超出正常范围,其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的严重错位,导致这一地带形成一个巨大安全黑洞。

 

  这是因为,国际法上,阿巴两国以杜兰德线为国际边界,而实际生活中,巴方未按杜兰德线完成控制,尤其是普什图部落区,并且普什图人自认为是阿富汗人,不认同归属巴基斯坦。这是典型的国际边界理论与现实错位现象,等同于杜兰德线适用于国际主权主体之间,而对普什图人及他们的朋友,甚或其它非政府主体,都缺乏约束力。相应,这一地区成为天然的反政府势力的庇护所。如同杜兰德线在普什图部落区烂了个大窟窿,深不见底,俨如黑洞。

 

  这一边界黑洞,已导致苏美阿富汗战争的失败及不能及时撤退,并且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均从这里兴起。当前,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没有触碰阿巴边界问题,因此,这一边界黑洞被遗留,正经历新变化。值得我国尤为关注。

 

  二、历史根源

 

  阿巴边界黑洞,是英国人殖民印度时不经意间遗留下来的。

 

  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准备以印度为基地发展大英帝国。为防止俄国势力通过阿富汗向印度渗透,英国战略家根据兴都库什山区的地理特点,提议建立印度西北科学边界,即将阿印传统边界从沿印度河山脚下一线,向上抬高至山上科学保护印度安全的地方。而那些山区是普什图人的家园。

 

  起初,英国人试图武力推进。1879年,他们大举入侵阿富汗,并逼迫阿富汗国王接受《甘大马克条约》,借此获得控制阿富汗外交和建立印度科学边界的合法性。但是,这遭到普什图人的强烈反抗。他们活活烧死英国驻阿富汗全体代表,并展开游击作战。面对如此局面,伦敦决定智取马蜂窝,即扶植阿富汗王子拉赫曼上台,与其结盟,以每年提供大量援助,换取后者接受英国对阿富汗的外交指导权。

 

  供养拉赫曼政府十几年后,1893年,英国人迫使拉赫曼接受《杜兰德协议》,准备以杜兰德线线来划分拉赫曼与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严格意义上来说,那时杜兰德线不是边界线,而是势力范围线。然而,由于当时阿印之间没有正式划界,在地图上显示时,杜兰德线就变成阿印边界线。借此,那片被英国人誉为马蜂窝的普什图部落区悄悄地被划入英属印度版图。

 

  《杜兰德协议》签订后,英国人试图勘界以落实杜兰德线,但遭到普什图人的反抗起义。英国人不想放弃已有战果。拉赫曼去世后,通过拉拢收买方式,英国与每一届阿富汗国王签订友好和约,以安抚后者不对杜兰德线提出异议,并成立西北边省,正式将那片普什图部落区纳入英属印度版图。一战以后,当阿富汗政府质疑杜兰德线的合法性时,英国不惜第三次大规模入侵阿富汗,并逼迫后者接受《1921阿英条约》,借此希望杜兰德线成为永久性阿印边界线。然而,在阿富汗一方,每任阿富汗国王与英国人签订和约时,只是答应接受上任阿富汗国王与英国人达成的友好协议,从来没有公开承认杜兰德线,而普什图部落区也一直处于高度自治状态。至此,随着英国人不停与阿富汗国王签约以增强杜兰德线法律效力之时,阿印边界地带便逐渐形成地图边界线与实际控制线严重错位的现象。

 

  二战后,英国需要从印度撤退。这时,如何解决阿巴边界问题,成为阿富汗、英国、印度国大党及穆斯林联盟之间激烈博弈的内容。阿富汗政府主张基于普什图人的意愿解决该问题,但后三者强调杜兰德线的法律效力,并让巴基斯坦继承这一历史遗产。至此,法律上,杜兰德线成为阿巴国际边界,而实际生活中,巴政府不能完成控制,普什图部落区高度自治。加上阿富汗主张按照普什图人意愿来解决其归属问题,无疑,这留下巨大边界安全隐患。相当于杜兰德线在普什图部落区烂了个大窟窿,深不见底,如同黑洞。

 

  三、苏美阿富汗战争均深陷于此

 

  英国人撤离印度后,阿巴边界黑洞首先诞生了普什图问题,即普什图人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归属。不过,这个问题被美苏冷战大潮所淹没。当英美联手将阿富汗拉入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项目之中时,阿巴边界矛盾暂时蛰伏起来。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时,这个边界黑洞开始发挥威力。

 

  1979年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短暂时间内,阿明政府被推翻,苏联扶植卡尔迈勒组建阿富汗新政府。在莫斯科沉浸在胜利喜悦之时,然而,苏联情报人员发现,杜兰德线外巴境内的普什图部落区聚集大量反苏势力,而苏联却拿他们没有办法(苏联需要尊重杜兰德线)。随后,苏联中央政治局商议向巴基斯坦施压,以阻止反苏势力在那里壮大,并派人专门调研阿巴边界问题。1981年春,苏联专家的调研结果表明:无论如何,苏联也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阿富汗境内普什图人支持卡尔迈勒政府,但是极力反对苏联驻军。相应,苏军无法进入这一地区,只能依靠阿富汗政府来进行镇压反叛行动,进而莫斯科需要给卡尔迈勒政府提供各种援助,否则,卡尔迈勒政权难以稳固。然而,即使苏联提供了大量援助,那也不能保证阿富汗政府去真正实施反叛行动,不排除阿富汗政府只拿钱不办事的可能。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发生,相当于苏联用来镇压反叛分子的巨额拨款及救援物资,成为阿富汗政府的一种经济来源。换句话说,等同于苏联花费巨资养着阿富汗政府,但还需戴着国际社会所指责的入侵阿富汗的帽子。并且,苏共高层已获悉,阿富汗政府存在严重的敷衍苏联的嫌疑。

 

  其二,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部落区成为各种反苏势力的根据地。据苏联情报人员获得的可靠消息,当时,几个大国一直通过巴基斯坦政府来支持这里的反苏势力,包括美国、伊朗、沙特和埃及等。他们分析指出:美国的支持与资助,与其对苏联、中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策连为一体,旨在利用巴基斯坦部落区的领土作为反对巴﹒卡尔迈勒政权的斗争基地;伊朗与巴基斯坦政府的立场一致,通过普什图人的纽带,支持阿富汗叛乱者的行动;沙特提供巨大财政和物质,援助阿富汗反革命;埃及利用宗教纽带,为阿富汗反革命势力提供间谍情报……这种局势下,当年英国人费尽心血建立的杜兰德线,而今成为保护反苏势力的科学边界。他们在这边不但接受外国各种援助,而且巴基斯坦政府也提供庇护,这里成为各种势力游击抗苏的根据地。他们生存无忧,装备齐全,返回阿富汗境内进行反苏行动。故此,塔利班从这里兴起,自然而然。

 

  杜兰德线两侧,阿境内,莫斯科花费巨资养着阿富汗政府以镇压反叛势力;巴境内,外国养着反苏势力来反苏。而且,苏联还必须遵守杜兰德线,不能越界入巴境内进行剿匪。试想苏联需要多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才能打赢这场战争?这样一个无底洞,恐怕没有打胜之前已被拖垮了。

 

  至1981年秋,苏联决策者就认识到阿富汗战争是无底洞,应该及早撤出。1982年夏,他们就着手与美国商谈阿富汗撤军问题,并通知阿富汗政府这一消息。然而,在商谈阿富汗撤退方案时,他们发现无论如何都绕不过阿巴边界问题。因为美苏冷战之下,阿富汗应该中立还是倒向一方阵营,是苏联阿富汗撤退方案重点关注的内容,而阿富汗政府则首先追求保持阿富汗领土与主权完整,自然,这牵涉阿巴边界问题,必须让巴基斯坦参与进来。而阿巴就此问题不可能政治和解。阿巴政治和谈无果,自然,又反过来影响苏联阿富汗撤退方案。就这样,自莫斯科认识到需要尽快撤军以来,阿富汗战争就边打边谈。至1986年,苏联已经被这场战争拖得筋疲力尽。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戈尔巴乔夫不禁嚷道: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6年。如不改变,我们还得打20-30……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的部队没能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呢……”

 

  最终,莫斯科宣布1989215日前全部撤军。然而,最后一刻,为了体面一点撤退,不让阿富汗立即陷入内乱,苏联还不得不再次给阿富汗政府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动用苏联部长会议的储备金来支付部分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增长工资1500万卢布。

 

  苏联选择完全撤退阿富汗,故阿巴边界问题被遗留下来。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阿巴边界黑洞再次发挥威力。尽管现在档案尚未解密,但是,从美国阿富汗战争的发展轨迹来看,不难发现,美国几乎重蹈当年苏联的覆辙。2009年华盛顿再次指示:若想赢得阿富汗战争,必须控制住巴基斯坦的部落区(西北边省与FATA。阿富汗总司令G. D. 麦克凯南(Gen. David McKiernan)也建议说:若想打破这种僵局(恐怖分子自由穿梭杜兰德线),除非阿巴联合行动。 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主导的反恐联军依然无法控制这些地区,故美国不得不选择及早撤退。在阿巴不能达成政治和解之后,奥巴马借鉴当年苏联的做法,提前宣布完成撤退日期——2014年年底。

 

  四、阿巴边界黑洞前景及思考

 

  从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来看,白宫选择了不完全撤退,即:体面撤退且保持一定驻阿美军存在。目前,只差阿富汗总统没在美阿双边安全协议上签字。如果新任阿富汗总统签字,那么,美国脱身阿富汗泥潭的目标就将顺利实现。

 

  不过,仔细思考,不难发现,不知是美国人故意遗留,还是陷入困境所致,美国阿富汗撤退方案,没有触碰阿巴边界问题。这意味着阿巴边界黑洞将继续发酵。如此趋势下,试想苏联阿富汗撤退,这里兴起了阿富汗塔利班,那么,现在美国阿富汗撤退,这里又将兴起什么?这很值得中国人思考。

 

  目前,巴基斯坦塔利班从阿巴边界黑洞中兴起,已是既定事实。从巴塔势力敢于公然向巴基斯坦政府挑战来说,这一地区的新变化可见一斑。倘若美国撤退导致的权力真空由普什图人的民族情绪来填补,那么,阿巴边界地带将发生更大的变化。首先,巴基斯坦领土与主权完整将受到威胁。因为普什图人一直不接受杜兰德线,主张巴境内的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基于自己的意愿而决定归属。

 

  此外,国际政治中,敌人的敌人是朋友。阿巴边界黑洞对反政府势力的天然庇护,不排除中国的反政府势力在此做大,并接受外国资助的可能。倘若这一情况真的发生,那么,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可想而知。从目前大批中国圣战分子在巴境内普什图部落区接受培训来看,上述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只是我国还没有引起重视。

 

  总之,美国阿富汗撤退,阿巴边界黑洞正在经历新变化。这种变化,不但牵涉阿巴主权与领土完整利益,而且正转变为更大范围的地区安全隐患。鉴于此,如何发展新丝路经济带和建设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同时,避免陷入阿巴边界黑洞,值得我国深思。

 


 

“石门坎与乡村建设”研讨会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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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石门坎与乡村建设

 

研讨会征文启事

               

 

为了传承柏格理精神,总结石门坎乡村建设实践的经验,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拟于201610月在北京召开主题为石门坎与乡村建设的研讨会(简称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文,征文主题包括:

1.     中国乡村面临的危机和乡村建设问题的紧迫性;

2.     中国乡村建设的几种路径分析——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柏格理为例;

3.     为一种以基督信仰为核心价值的乡村治理模式——“石门坎模式初探;

4.     石门坎系列人物的精神特质研究。(柏格理、朱焕章、杨雅各、王志明为例

5.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动机初探

6.     信仰是如何改变乡村命运的

7.     文明的生根与在空间的展开:石门坎与基督教的文明密码;

8.     上帝在中国:利玛窦与柏格理传教模式的对照

9.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的理念,方法及与石门坎的比较;

10. 中国乡村建设的当代可能路径探析

我们热诚期待对这一议题有兴趣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社会公益人士,以及有在贫困地区支教经验的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能够莅临现场,通过主题演讲和论文交流的形式与其他同仁分享您的独到见解。

我们恳请您提前与研讨会秘书处联系,并预先提交您的发言稿或者研究论文。对于确定在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的嘉宾,我们将承担您的往返交通费、安排转车接送并提供住宿。

征文截止日期:2016915

秘书处在收到稿件后的两周内通过邮件给您回复是否使用您的稿件。

 

 

 

秘书处联系人:邓世杰

征文接收邮箱: shimenkanchina@163.com

 

 

 

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

石门坎精神与乡村建设研讨会组委会

20166

 


 

欧洲穆斯林化与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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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穆斯林化与西方的衰落
                             
                                  文  万维钢



 
(编者按:这篇读书笔记的作者万维钢,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物理学家和科学作者,著有《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等书。)

 

     
 
      现代人总觉得应该担心一些事情,有什么事最值得担心呢?

     —- 核大战么?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家担心的事情,那时候大家对核大战如此担心花样百出,结果证明核大战的担心根本是多余的。
   —- 全球变暖?是,可是海平面上升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能发生。
 
       但眼前就有一个重大危机:西方文明快要消失了。
 
       其实说到全球变暖这样的"预言",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类似的:

-1968年资深科学家 Paul Ehrlich 出畅销书预言1970年地球上数亿人将死于饥荒;
-1972年Clubof Rome的研究表明世界将于1981到1993年把金属等资源消耗光;
-1976年Ponte预言新的冰川时代;
-1977年卡特总统预言十年之内石油消耗完毕。
以上这些都没发生。这些人被称为 世界末日贩子。
 
     然而从1970到2000年有一件事情是真实发生了的:发达国家人口从占世界总数的30%缩小到刚过20%,穆斯林世界总人口则从世界总数的15%增长到20%。
 
     1970年穆斯林以外没有多少人拿伊斯兰当个大问题,然而今天它是全球性的。9/11并不是 "the day everything changed",而只不过是揭示了早就改变了的世界形势。这个形势的改变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

    1.人口减少;
    2.发达西方社会民主国家的不可持续性;
    3.文明社会的衰竭。
 
 
     有人力才有一切,而且还必须要有年轻人,你才能干大事情,比如闹革命什么的。 关注"中东和平进程"的人是否注意到一个事实:加沙地带人口年龄中位数是15.8岁。一群失业,没受过教育的小孩,你怎么让他们有理性?不考虑这个因素怎么可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则是缺孩子。维持一个社会人口,需要的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几个孩子)是2.1。现在欧洲,希腊是1.3,意大利1.2,西班牙1.1!相比之下美国正好2.1,新西兰略低一点。
 
现在为什么到处都是穆斯林在惹事?因为人有人力。1970和1980年代,穆斯林世界在努力生孩子,而西方世界仍然在愚蠢的说什么人口过剩资源不够危机。Diamondd的书《Collapse》,好像什么社会崩溃都跟砍树有关。其实错了,不是tree,是 fammily tree,是孩子。俄罗斯人口逐年减少国家都快完了,跟树有关系么?
 
Welfareand Warfare
 
欧洲的人口减少,与欧洲国家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制度能否持续下去密切相关。在美国政客们辩论的是福利把太多债留给子孙,欧洲的情况则是根本没有子孙来替你还债。

老龄化 + 福利 = 你的灾难
年轻 + 意愿(will) = 任何敢挡你的人的灾难
 
意愿,是一种文化概念。比如说非洲人就没有意愿,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自己部族的人。伊斯兰是有意愿和年轻,欧洲则是老龄化和福利。欧洲人口减少没有人来维持福利,只能引进移民,而移民来的大多是穆斯林:冲突不可避免。
 
 
 
    欧洲的真正问题在于大政府。从摇篮到坟墓,什么都有政府管,人民根本不想依靠自己,没有自信。冷战本来是欧洲和美国的共同胜利,但很少有欧洲人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欧洲人本来也没在其中做出什么贡献。相反苏联的解体只是加快了整个欧洲的衰弱。
 
    伊斯兰恐怖分子跟历史上的"印第安恐怖分子"截然不同,他们直接进入你文明城市的腹地,他们有现代化技术,甚至核武器。基地组织是跨国的,全球化的,连锁的,甚至外包的。面对这样的敌人,欧洲人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是没有这个意志去与之作战。
 
作者引用了本拉登的一句话:When people see a strong horse and a weak horse, by nature they willlike the strong horse。西方军队看上去像强壮马,但是如果你不敢用这个军事力量,人家就当你是弱马。这不仅仅是欧洲,美国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全世界都讨厌美国。本来是正常的,因为所有强权都招人恨,但是大家恨美国的原因很奇怪:比如穆斯林恨美国的脱衣舞,欧洲人恨美国反同性恋和堕胎,等等,世界人民恨美国的可乐,汉堡,美国什么都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帝国的超级大国。美国帮助欧洲防务,结果欧洲人自己就不想搞防务了;美国乐于在联合国分权,结果这个措施也没有给自己带来朋友。
 
 
作为一个强权,美国的真正问题在于自己的意志不够。美国一个常见体恤衫上写着"These Colors Don't Run",然而美国从战场逃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从越南,从伊朗,从索马里。世界其它国家已经开始怀疑美国的力量。在越南,美军死了5万人才撤退,现在在中东可能只需要5千,也许下一次战争50?或者根本不考虑?
 
整天想着 " exit strategy" 的国家不叫强权。有力量不用,就好像你有一辆法拉利却因为害怕路上有坑洼而不愿开出去一样。
 
Alternative Realities
 
欧洲穆斯林化的进程可能是和平的么?法国天主教堂变成清真寺,英国酒吧禁酒,荷兰同性恋俱乐部转移到旧金山,但其它生活不变?可能么?不太可能。因为伊斯兰国家是最不自由的国家。宗教问题,是欧洲要不要重新回到中世纪黑暗时代(Dark Ages)的问题。一定会有人指责说这些防止穆斯林化的思想是种族主义,其实不是种族,是文化。对美国来说,"war on terror" 很大程度上是在本土以外,中东沙漠里作战,而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场内战。
 
很多人指责美国是"帝国主义",而作者认为很遗憾美国还真不够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应该是你理解自己的伟大不是偶然的,你应该把你的成功秘诀传播出去,而不是像现在美国这样在联合国里面跟古巴苏丹平等投票。西方有力量但是没有意志。长期来看情况就更不妙:双方势力人口增减,欧洲福利体系的破产,以及穆斯林化的欧洲必将导致美国失去更多盟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多数 doom-monger 给出的解决全球变暖之类的"末日危机"方案都是加强政府管理,都是大政府。但作者认为解决与穆斯林文明冲突只能靠人民自己。是小政府。
 
如果不这么办那就是欧洲的那一套,现在欧洲对伊斯兰步步退让:丹麦讽刺圣战的漫画被禁止了,因为"敏感性"(sensitivity),这就是大政府。在政府"敏感性"的纵容下,伊斯兰在欧洲日益强大。好多荷兰人受不了都移民了。
 
       第一章 The Coming of Age: Births vs Deaths
 
 
       21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事实是除美国以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加拿大,欧洲,日本的人口都迅速老龄化,美国很快就会发现他的伙伴们都老死了。维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生育率是2.1,现在美国是2.1。加拿大1.48,欧洲平均1.38,日本1.32,俄罗斯1.14。
 
    老人并没有错,但是只有年轻人才有创造力。对国家来说,老龄化是大政府的灾难。与欧洲和加拿大相比,美国算小政府了,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假设到2075年人口比现在增长30%,而且即使这样,在2017年以后也是赤字运行。美国尚且如此,你以为出生率只有1.1但是政府什么都管,福利体系大得多的西班牙会怎么样呢?
 
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生率也在下降,但这里是谁下降的最快的问题,是最后剩下的人通吃。何况欧洲人还指望别人移民过去。十年之内欧洲就会穆斯林化,其政治-文化特征将彻底改变。14世纪的黑死病曾经使欧洲减少1/3的人口,而现在情况则更加严重,而这一次是自我选择的。
 
The Math of the Map
 
人口统计可以解释很多,比如说90%的事情。
 
- 比如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什么不愿参与伊拉克战争?法国城市人口30%是穆斯林,大多数很年轻,而且很多失业的,正是闹事的好时候。80年代人们担心的"黄祸"(YellowPeril)根本没有发生,日本也没有崛起,因为他老龄化了。同样道理中国能崛起么?不能。因为中国将未富先老。

- 为什么波斯尼亚崩溃甚至导致大屠杀?因为二战以后塞尔维亚人口比例从43%降到了31%,而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则从26%增长到了44%。民主时代没人能抵挡人口构成的威力,除非内战。

-2006年一家丹麦报纸发表了几个漫画家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结果引发"卡通圣战"事件,抗议,诉讼,死亡威胁,暴乱等等。这都是人口比例的问题:也许每个网络博客都会支持丹麦报纸,但只有500万人写博客。可是欧洲穆斯林的官方数字是2000万。鹿特丹40%人口是穆斯林,比利时最流行的男孩名字是默罕默德。
 
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被西方文化主导,为什么英国价值观,英语这么流行?因为19世纪英国是第一个真正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的国家。这导致英国人口基数不大的情况下增长很快,使得他有富裕人力去占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乃至印度,非洲,世界各地。而现在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英国是18%,美国21%,沙特39%,巴基斯坦40%,也门47%,正如上世纪英国做的,现在该谁把多余年轻人口派往全世界了?设想一下各国议会和最高法院按照也门价值观来运行的是什么局面。
 
人口减少问题远远比什么环保问题重要的得多。最宝贵的资源是人,不是石油。现在根本不是什么人口过剩,而是社会自杀。环保主义者完全是杞人忧天。
 
 
 
出生率最高的几个国家,尼日尔7.46,马里7.42,索马里6.76,阿富汗6.69,也门6.58,他们都是伊斯兰国家。
 
西班牙社会党在2006年曾经提案给猩猩人权,因为猩猩跟人的基因有98%左右是一致的。作者调侃说可惜西班牙人不具备的猩猩的2%的基因包括繁殖基因。到2050年,意大利人口将减少22%,把家里亚36%,爱沙尼亚52%,甚至更多。一个有意思的事实:2004年美国大选,选了布什的州出生率比选Kerry的高12% ,其中有西班牙语系移民的功劳。但即使是白人妇女,美国也在1.85左右,高于加拿大和欧洲。这样欧洲和加拿大只能用引进移民的办法来把社会维持下去。
 
西方世界把制造业外包,等于把自己的孩子也外包,等于把未来外包了。即使是这样也维持不了多久,世界总人口也在减缓增涨,2050年到顶。你想吸引高素质外来移民,但可能不久以后高素质人才会非常难找,因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可能觉得何必非得去加拿大呢。
 
 
伊斯兰教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他有很强的政治性。穆斯林移民不是被欧洲同化,真实情况是欧洲被穆斯林移民同化:法国游泳场的浴室分男女了(这一点没看明白,难道本来不分么?)澳大利亚医院餐厅现在不提供猪肉了。欧洲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左派,比如说女权主义者。一个本身不是穆斯林,但有很多很多穆斯林邻居的法国女人出门,也要带头罩。
 
可兰经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杜绝一切好奇和问题。联合国统计,2002年一年内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书籍,甚至超过上千年内翻译成阿拉伯语的书籍地总合。伊斯兰国家不可能登月或者发明互联网。他们不都是极端分子,但是2006年的调查表明,只有17%的英国穆斯林相信9/11跟阿拉伯有关。作者2002年走访中东,发现很多阿拉伯人同时相信两件事情:a,9/11是以色列摩萨德干的;b,9/11是穆斯林的胜利。

 

第二章 Going...Going...Gone: Demography vs Delusion
 
这一章分析社会面临人口减少的三个不同类型:日本,基本不存在移民问题,就好像实验室条件下的老龄社会;俄罗斯,未来前途取决于跟邻居中国的关系;欧洲,客人们已经准备取而代之了。
 
2005年开始日本死亡人口开始超过出生人口。这是一个最纯粹的人口减少模型:没有移民,没有显著少数民族,就是日本人。日本这么拥挤减少点人口难道不是好事么?但政府面临社会保障和劳动力方面的问题。
 
- 产科医生减少了,不够了。明知孩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医学院学生谁愿意学产科?比如在Oki Island,人口并不少有17000,但产科医生只在每周一工作,你想生孩子得准时,不然就得坐直升飞机到外地生。
- 孩子不够怎么办呢,日本人发明了人工智能孩子,成年女人的玩具。玩玩具?由此可见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成年人本身就是他们所没能生出来的孩子。
- 没有年轻人谁来照顾老人,谁来工作呢?机器人?或者给索尼公司发克隆执照么?
 
七十年代出生的日本女人中的51%到了30岁还没有孩子。
 
Red Sales in the Sunset?
 
俄罗斯人口在1992年达到顶峰,148m。到2015,人口将减少到130m,到世纪末减少到50m到60m,最差的估计是到2050减少到85m。俄罗斯的出生率只有1.2,而70%的妊娠都被中止了!一部反堕胎的美国电影,The Silent Scream,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的结果是,大部分女性观众被美国先进的医疗设备所吸引,认为以后做堕胎手术最好能去美国做。
 
- 对于2000年出生的俄罗斯男子,其预期寿命只有58.9岁,女性寿命则与美国相当。俄罗斯最致命的传染病是肺结核。而其HIV感染率增长世界最快,俄罗斯5年内HIV阳性的人数超过美国20年总和,据说总人口的1%被感染了。
- 俄罗斯甚至没有足够兵力守卫边境,这种情况下怎么防治核扩散呢?
- 俄罗斯的确有些地区生育率不低:伊斯兰地区。
 
非洲有艾滋病问题,中东有穆斯林问题,北朝鲜有核武器问题 - 俄罗斯同时有这三个问题。
 
俄罗斯资源多人少,中国人多资源少,那么。。。其实俄罗斯还可以帮助中国解决光棍,一方是女多男少一方是男多女少,这个。。。
 
基地组织认为并不是美国拖垮了前苏联,是他们在阿富汗拖垮了苏联。俄罗斯最终很可能四分五裂,导致世界上多出几个穆斯林国家,中东核武器化,而且他的一部分领土会被中国取走,这样就是一个更强大的中国 - 所有这些都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以前俄罗斯觉得阿拉斯加反正也守不住,干脆卖给了美国,现在能不能把西伯利亚给中国呢?
 
中国和俄罗斯也有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的问题,不过在作者看来,这两个国家目前打算主要让美国来跟伊斯兰扛。
 
1775年弗兰克林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信:"你们英国花了300万英镑才杀死我们150个美国人,相当于2万英镑一个,而与此同时我们这边又出生了60000孩子。。。"
 
弗兰克林有点说过了,其实当时很多在美国的人为了能继续效忠英王宁愿搬家。但其他人的自我认同则是"美国人"取代了"英国人"。那么现在欧洲人的自我认同会不会从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变成穆斯林人呢?谁强才会认同谁。南亚的温和穆斯林已经变成了极端穆斯林,尼日尔从非穆斯林社会已经变成了半穆斯林,欧洲呢?民主社会,人口的变化直接左右政治格局。
 
2005年底法国发生穆斯林骚乱,媒体报道的时候不敢用伊斯兰这个字,把暴乱者称为"青年"。不过这也说明问题,穆斯林的优势就是有青年。如果看人口统计,法国只有10%的人口是穆斯林,但问题在于不是均匀分布的。城市里面45%的青年是穆斯林,街头械斗谁吃亏。2006年比利时一个54岁的火车列车员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被6个"青年"殴打致死,结果车上其他人40来人没人敢管,事后居然只有4个人敢于接受调查。比利时人怕穆斯林"青年"。
 
The Rain in Spain
 
欧洲大陆的9/11是2004年3月11日的马德里。正好在西班牙大选之前,系列火车爆炸案杀死了至少200人。前政府是Popular Party,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而竞争者社会工人党则要求撤出西班牙在伊拉克的军队。恐怖分子显然是想通过爆炸事件吓唬西班牙选民。
 
结果怎么样?西班人人还真把社会工人党选上台了。"We apologize for catching your eye." 国家打仗都是为了未来,一个生育率只有1.1的国家有什么未来啊。
 
美国反恐战争是在外面打仗,欧洲也有一系列的恐怖活动,但欧洲的反恐战争是内战。谁能赢?在奥地利的Linz,穆斯林要求所有女教师上课必须带面纱。英国穆斯林要求取消大屠杀纪念日,因为这个纪念日只纪念被屠杀的犹太人,而不纪念被以色列屠杀的巴勒斯坦人。面对穆斯林的咄咄逼人,各国政府却只是一味退让。泰国10%的佛教徒受不了穆斯林干脆搬家了。
 
欧盟,"西方"妇女的生育率只有1.4,而同样住在欧盟国家的穆斯林妇女的生育率是3.5。
 

第三章 Men Are from Venus: Primary Impulses vs. Secondary Impulses
 
(再说明一下,我已经说了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说人口或者宣传要抵制伊斯兰,而是说西方社会的衰落。作者作为一个右派共和党,他重点抨击的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包括美国民主党的政策。重点反对的是包办一切的大政府。当然作者所描绘的人口和伊斯兰问题,也是相当触目惊心。本章所描述的大政府问题,跟当下中国没关系。)
 
这一章分析欧洲是怎么到这个地步的,为什么人不愿意生孩子。作者认为低生育率与包办一切的大政府有关,而且与政府和精英对道德优越感的追求有关。大政府加上道德优越感,现在的局面就是加拿大和欧洲都女性化了。
 
1945年的加拿大皇家海军曾经是世界第三大的水面舰队,空军是世界最有效率的,诺曼底登陆加拿大部队负责最艰难的海滩。两代人过去了,现在加拿大流行的是男人穿女人衣服。
 
如果你看现在西方的竞选议题,除了美国共和党以外其他所有政党的政治主张都是关于第二本能(Secondary Impulses):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政府提供托儿所(2006加拿大选举的最重要议题);政府提供的父亲产假(英国)。然而却忽略了第一本能(Primary Impulses):国防,依靠自我,家庭,生育行为。如果你不前进不繁殖你根本负担不起那些第二本能。而绝大多数第二本能是为了满足自我:老人最好让政府负责照顾,别占用他们时间。
 
有人调侃说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其实应该说本来都是火星人,只不过欧洲人爱穿金星衣服。现代西方民主除了生育之外个方面都越来越女性化。美国人理解不了发达世界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欧洲国家内阁中,国防部的职位还不如卫生部有吸引力。
 
左派常常鼓吹道德,说多纳税就等于为为社会做贡献,少纳税就等于自私。其实这种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最自私:只要他死之前都能拿到养老金,才不管下一代政府破产有什么后果。公民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很容易上瘾,很难改革。除美国之外西方其他国家都认为政府应该来运行你的医疗保险。大家在超市买东西都希望选择越多越好,可是到了医疗保险却放弃了选择权。
 
大政府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更是追求道德优越感的问题。其他西方国家现在追求所谓"软力量"(softpower),而鄙视美国的硬力量。日本自二战以后就没有一个士兵在战场被杀,都去唱卡拉OK "给和平一个机会" 去了。"软力量"起源于软文化,根本原因是没有维持自己"硬力量"的意愿。但软力量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无法面对外来强硬的力量。9/11发生以后英国穆斯林青年上街游行,敲打汽车让司机们跟他们一起喊"本拉登伟大"。
 
这种事情要放美国德州,早让人拔枪打死了。可是在英国法律不但禁止你持枪,而且面对骚扰甚至禁止你反抗。穆斯林在欧洲这么牛,在美国就没脾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比较能强硬。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之所以犯罪率低,就是因为持枪率高。你让枪支非法,结果就是只有非法的人才有抢。作者同时认为宗教信仰也重要,你要让宗教边缘化,那就只有边缘人才有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穆斯林聚集区比富人区更有文化自信。
 
Moral Health
 
政府麻醉剂下的欧洲软文化已经如此普遍:国家养老,被保护的工作,每年6周带薪假期,大方的失业补助,每周工作35小时,公民已经被麻醉上瘾了。政客们已经意识到这么搞下去不行,但说服不了公民,普通老百姓才不管20年后会发生什么。大政府对人的控制甚至已经到了只要他认为对你有好处什么都管的程度:不要吸烟,健康饮食!政府什么都管,帮你照顾老人和孩子,你自己就可以除去泡吧什么的了。当人把把个人美德全都交给政府,最终结果是这些美德将从社会消失。就算没有穆斯林,这些被惯坏了的人民也好不了。
 
西方社会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美国。然而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对此例外却是指责,要求美国加入世界。
 
其实历史上的欧洲也是一直迷信中央集权制(statism),比如说法西斯和。。都起源于欧洲。这种集权主义的本质是少数精英代替人民决定"公共价值标准"。然后是每个人都乐于在这种社会生活 - 有谁会不喜欢那些福利呢?问题是这些福利无法长久运行。
 
选择欧洲标准的医疗保险就等于选择得了什么病必须等很长时间才能看。而且之所以加拿大和欧洲能有钱搞这种大福利,是因为美国二战以后接管了其防务。这样这些国家不必在国防方面花太多钱。如果美国也象这些国家一样,结果就是美国既没钱搞军事,没钱赞助联合国,也没钱让自己的国内机构为世界服务。比如说现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现不明病毒,最后解决问题的是美国亚特兰大的CDC而不是世界卫生组织。
 
最后作者试图从统计角度发现人口出生率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 首先人口跟宗教没关系。即使在伊斯兰世界,两伊战争之后的伊朗,其出生率也降到了2.33。
- 跟经济自由度有关。欧洲的情况基本上是经济越自由的国家出生率越高。但是,世界其他地方,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很自由,可是出生率也很低。
- 跟结婚率有关。但,不能解释日本。日本结婚率高,出生率低。
- 跟讲英语可能有关。西方世界,英语国家的出生率高于非英语国家。
- 跟穆斯林人口有关。穆斯林人口多的欧洲国家,出生率高。
 
真正的原因在于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比如加拿大从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很象美国,唯一区别就是加拿大是大政府。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拿大无论是结婚率生率都比美国低,老龄化速度比美国快很多。
 
现在不是美国要不要加入世界的问题,而是世界应该学美国。
 
接下来的三章讲伊斯兰在欧洲的发展,为什么欧洲穆斯林比中东穆斯林还激进的问题。这本书一共有10章。
 

第四章 Flying the Coop: Big Mo vs. Big Mac
 
1865年三月4日林肯就职演说的时候拍了张照片,几个策划6周之后刺杀他的人跟他同时出现在这张照片上。有时候敌人就在你身边而你浑然不觉。今天这个时代感染非典病毒绝对不需要真去一趟亚洲。很多人指责第一世界国家借助全球化破坏第三世界,却没有意识到恐怖主义也是用全球化方式运行的。极端主义伊斯兰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不仅仅是穆斯林移民的功劳,更有幕后策划。
 
伊斯兰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它是政治:伊斯兰会议组织(OIC, O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跟欧盟,Commenwealth 和 G-7 一样,都是领导人定期会面的国家组织。相比之下谁敢设想一个"基督教会议组织"?伊斯兰同时也是一个法典。而对比之下基督教就没有法律影响力,英国法典和拿破仑法典在哲学思想上十分不同。并不仅仅是圣战潜伏在伊斯兰教之中,而是伊斯兰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项目。
 
伦敦2005年7月7日的地铁爆炸案主谋之一是在纽约一个有英国军方背景的清真寺里面被招募的,然后送到巴基斯坦受训。恐怖分子不需要像前苏联那样费尽心机在美国安插卧底,也不需要那种对间谍的垂直指挥系统,现在完全是"连锁经营",松散管理。
 
尽管西方媒体处于"文化多样性"的考虑不愿承认,大量恐怖事件主角都有个名字是默罕默德。这些默罕默德们不必像9/11那样直接从基地组织接受命令,有的是松散管理,有的甚至完全是自发行为。穆罕默德这个名字同时是:
- 西方世界很多地区最流行的男孩名字
- 恐怖分子最常用名字
- 西方增长最快的宗教的先知的名字。
 
这些穆罕默德们,伊斯兰教,与西方社会之间已经渗透到了什么程度?一个例子是 Abdurahman Alamoudi,此人2003年因为帮助黎巴嫩恐怖组织洗钱被捕入狱,他的身份包括:
- 美国军方的认证穆斯林随军牧师,隶属沙特资金支持的"美国军人穆斯林事务委员会"(American Muslim Armed Forces and Veterans Affairs Council)
- 帮助设计了加州公立学校的三周伊斯兰教课程
- 他也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前伊斯兰事务顾问
 
CIA永远也不可能往基地组织安插一个这样的人物。在鞋里放炸弹的那个恐怖份子,Richard Reid,是在监狱里被转化成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转化他的是监狱牧师,是英国政府因为感到本国伊斯兰牧师短缺,而采取"伊斯兰教长移民快速通道"的方法引进来的。
 
监狱罪犯是圣战组织的重点转化对象。伊斯兰教的特点是你有暴力倾向没问题,只要是为了安拉,什么都可以做,包括奢侈生活。这样一个宗教招人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还很有吸引力:你可以当它是终极全球黑帮,是后女权时代堕落形象的避难所,是新奇的东方神秘宗教,反犹太人阴谋之家,。。。。。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怎么渗透得这么快的?瓦哈比(Wahhabism)是最具有军事性质的穆斯林教派,也是本拉登和9/11的11个恐怖份子的教派,也是沙特国教。沙特通过赞助学校和清真寺来向全世界输出他们的这个信仰,结果就是本来不激进的穆斯林人口也变得激进了。
 
输出宗教需要钱,沙特的钱恰恰来自美国。9/11之后五年内,石油价格从每桶12美元涨到70美元,沙特每天多赚5亿美元。他们的最主要出口产品不是石油,是宗教。除了清真寺和学校,沙特还在美军基地和监狱渗透,收买退休外交官,左右美国政治和媒体。作者这里直接点名老布什夫人和鲍威尔的夫人。
 
 
现在西方流行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人人标榜自己头脑开放,鼓吹所有文化都平等。你要真是文化多元主义者你至少也要积极去了解别的文化,瓦哈比教派怎么回事你知道么?沙特运用现代世界的一切便利,去推行他宗教。1974年石油占沙特总出口的91%,到2001年,石油占91.4%。两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没有被用来发展工业或者旅游业什么的,很多都被用来在海外发展清真寺和学校了。
 
2005年一个23岁的美国公民被控图谋刺杀总统,他是在弗吉尼亚州的高中里面被转化成极端主义穆斯林的。媒体未能报道的事实是这所高中是沙特出钱,在美国开办的伊斯兰沙特学院。学校课程由沙特教育部制定,鼓吹圣战。这所中学,和沙特在西方建立的其他学校,其一年级一道典型的练习题是这样的:填空题,
- 除__之外的其他宗教都是假的。
- 伊斯兰以外的人死后进入__。
第一题的答案是"伊斯兰",第二题的答案是"地狱之火"。
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怎么看沙特?沙特是我们的__。对了,答案是"朋友"。
如果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在全球开办教堂和中学会怎么样呢?
 
西方的鼓吹所谓"文化多元"的主流社会对此是纵容态度。2004年一个英国女孩要求有权在学校穿戴 " jilbab"(伊斯兰服装,把人从头包到脚,只露出眼睛和手),在法庭上被判决获胜,直到2006年改变判决。布莱尔的夫人,居然和一个穆斯林极端主义团体,一起支持这个女孩。首相夫人的理由是支持"穆斯林保留自己的伊斯兰认同"。
然而实际情况是 "jilbab"根本不是什么伊斯兰传统服装,这种服装实际刚刚起源于1970年代。
 
当年比利时人移民加拿大的时候是新移民适应东道主国家,而现在是东道主国家去适应穆斯林移民。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穆斯林移民本身也要不断适应这个越来越激进的伊斯兰教。在西方长大的年轻穆斯林,比其父辈要激进得多,很多人同情甚至赞赏恐怖分子。7%的英国穆斯林认为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是正义的,如果是军事目标,认同比例是16%。伦敦穆斯林的官方数字是一百万,也就是说英国首都有7万恐怖活动的潜在支持者。与此同时很多人支持恐怖分子的战略目的,60%的英国穆斯林希望在英国生活在伊斯兰教教法(sharia)之下。
 
伊斯兰组织不断要求西方政府对其让步,尽管其与恐怖分子的理念是相同的。而在政府还乐于与之打交道,甚至认为不极端的伊斯兰组织不是真正的伊斯兰组织。
 
有人鼓吹西方文化要与伊斯兰"共存",但现实是伊斯兰拒绝与别的文化共存。穆斯林根本想法是把美国变成伊斯兰国家。作者认为恐怖活动只是症状,意识形态才是疾病。认为西方必须致力于摧毁这个意识形态,至少要摧毁瓦哈比教派。同时为了对付这个全球化了的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应该把西方自己的意识形态也给全球化。
 
最后作者调侃道,这样下去21世纪的全球化局面是,美国人开餐馆,中国人开诊所,沙特人开教堂。
 
 
第五章 The Anything They'll Believe In: Church vs. State
 
西方社会想要同化穆斯林,而实际情况是欧洲穆斯林在同化西方社会,而且早就开始熟练利用西方体制。在西方从事政治游说的穆斯林团体比伊拉克穆斯林要激进得多。恐怖分子在阿拉伯社会没有西方这一套法律体系,但是到了欧洲很快学会了利用这一套社会体系去为自己服务:
 
- 麻省最高法院判决监狱必须给穆斯林囚犯提供可兰经。
- 英国监狱改建一半以上的卫生间,因为穆斯林囚犯抗议马桶朝向麦加,他们使用的时候必须侧身很不方便。
- 欧洲绝大多数穆斯林恐怖分子正是靠欧洲社会福利供养生活的,什么工作都不干,自己被捕了政府还得养活其家人。
- 就算你把恐怖分子抓获,结果到了监狱律师还要帮他捍卫自己的权利,比如抱怨伙食什么的。
 
穆斯林团体学会了同性恋团体的"斗争"技术。二者关系很有意思。如果一个穆斯林说伊斯兰反对同性恋,政府会对他进行"hate crime"的调查,说他"homophobia"(同性恋恐惧症);而如果一个同性恋说伊斯兰反对同性恋,政府也会同样调查他有"Islamophobia"(伊斯兰恐惧症)。这两种"恐惧症"在欧洲都政治不正确,两个团体则互相学习。
 
 
 
十字路口有一张十美元钞票。北边走过来的是圣诞老人,西边是Tooth Fairy(不知道是什么神话人物),东边是一个极端主义穆斯林,南边是一个温和穆斯林。请问最后谁能得到这张钞票?
答案是极端穆斯林。因为其他三个都是虚构人物。
 
作者说,"温和穆斯林"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更应该称他们"静止穆斯林",因为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实际上是西方政府在"代表"温和穆斯林说话,比如禁用"伊斯兰恐怖分子"这个说法,而必须说"滥用伊斯兰的恐怖分子",暗示存在温和穆斯林的绝大多数。在西方穆斯林社区中,只有那些鼓吹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受到支持,而宣传"温和"的穆斯林则被排斥。
 
只有温和穆斯林,却没有温和伊斯兰教。所有正式的伊斯兰教学校都在讲授要实行伊斯兰教教法,要暴力圣战。温和穆斯林没有话语权,你根本就不可能谈论改革伊斯兰教。同时,西方社会对极端穆斯林是迎合的,你温和穆斯林还能干什么呢?
 
那些真正的温和穆斯林都不是因为伊斯兰教本身而温和,而是因为其所在地区的强硬文化,比如说苏联政权,中国商业阶级,欧洲帝国主义。是这些有自信的文化让穆斯林温和的。
 
伊斯兰教有强硬的文化自信,就好像是一个国家,你入教就好比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退出就等于叛国。
 
 

在这个后基督教时代,如果一个西方人不信上帝的话,什么都可以信。比如有人信仰冬至日。在现在众多的宗教选择之中,伊斯兰教,是在欧洲转化(convert)人最多的宗教。被转化者甚至包括欧洲世家名流之后。
 
一方面是如果你周围都是穆斯林你可能也会选择加入大多数;另一方面是很多西方人,白人,发现伊斯兰教相当有吸引力。很多女人认为伊斯兰教比女权主义更能给她们带来尊重。恐怖分子之中有很多都是被转化了的西方人。而"转化"也是基地组织的重要策略。
 
伦敦将主办2012年奥运会,就在奥运设施旁边,穆斯林社团正在准备建设一个最大的清真寺,可容纳7万人,之比奥运主体育场少1万,比最大的基督教教堂多6万7千人。资金将来自英国国内和"海外"(沙特吧估计)
 
作者认为欧洲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世俗化,不重视宗教,在欧洲眼里美国对宗教的坚持不但奇怪而且原始。作为保守主义者,作者显然在这里对共和党的宗教思想进行了辩护。
 
第六章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Eupocalpyse: Eutopia vs. Eurabia
 
这一章用圣经启示录里面的四马夫来调侃指责欧洲政治。
 
欧盟是有点把欧洲建立成一个国家的意思。欧盟设计的一个最初设想就是要避免二战时代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但现在的欧盟相当于是对40年代的问题给出一个70年代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在于要把政治阶层和民粹主义分隔开来。因为二战的教训是民粹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获得了大多数的本国人的支持。也就是说今天,包括推行欧洲宪法在内,其主要思想居然是避免欧洲再出现一个被大多数人支持的希特勒。劝说选民支持欧盟宪法的时候,荷兰首相的宣传就是你要是不支持欧盟宪法你就等于支持大屠杀。欧洲精英政客的思想是老百姓不真正理解政治,也没必要让他们了解。
 
然而最终欧盟宪法因为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否定而没有通过。就是这样政客们还是对民意充耳不闻。作者说,这正是福利社会的一个特点,政府拿人民当不懂事的孩子。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欧盟将在2020年崩溃。作者则认为情况只能更糟,因为有"欧洲启示录"的"四马夫":
- 死亡: 低生育率
- 饥荒: 社会福利体系的崩溃
- 战争: 穆斯林带来的欧洲内战
- 征服: 欧洲再次成为伊斯兰殖民地
 
 
生育率什么的不必再说了。这里强调的是欧洲人精神上的死亡。有这么好的社会福利,这么多休闲时间的情况下,欧洲人生活得并不快乐。2002年的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对未来乐观,而这个比例对加拿大是43%,英国42%,法国29%,俄罗斯23%,德国15%。
 
作者说,过去十年内美国大报上发表的最可笑文章是2005年普林斯顿经济学家 Paul Krugman (纽约时报专栏版还免费的时候,此人文章我最爱看,是我偶像)在纽约时报发表的《French Family Values》一文。这篇文章说,美国右派整天谈论家庭价值,可是人欧洲人少工作点,多交点税,每天有更多时间享受家庭价值。作者对此的评论是,你没看见欧洲人连家庭都没有,谈什么家庭价值啊。
 
欧洲现在还有什么成就?大公司不用说了,欧洲人说大公司都是资本主义野兽。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欧洲人发展出来什么新的艺术成就来没有?巴赫莫扎特早没了,50年以前还没有这么好的福利的时候,法国流行歌曲和意大利电影都很好,现在全都美国化了。科学?欧洲科学家都在美国大学呢。欧洲政府还喜欢"白象"式的欧洲形象工程,比如说空客380这样的大飞机,号称能装500,800,甚至1000个乘客,就是不知道那个机场能用。作者调侃说我看这飞机2015年用来大规模疏散撤离不错。
 
如果生活中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去做,你的生活也就完了。欧洲缺孩子,不过那些听着 
德国经济,现在失业率是1930年代以来最高的,房价低迷,2005年的新车注册比1999年少了15%。在这种情况下选民是不会跟你理性讨论改革福利体系和增加人口的。2005年选举,70%的人不希望减少福利,而是希望进一步对富人加税。只有45%的德国人同意竞争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好处。一个平均德国工人每年工作的总小时数比美国工人少22%。
 
在社会福利体系即将破产的情况下,为什么政客们就不能站出来说话,号召改革呢?这是正是因为前面提到的精英政治阶层与民众隔离。政客们只会说漂亮话。过去50年以来欧洲政治已经演化到了任何真正重要的问题都不会被政客辩论的程度。各个政党所谓的左,右,其实之间没有显著区别,政策都是高税收,高失业率,高犯罪率。(这一点我听意大利人说过,在意大利政客们基本上不辩论任何重要问题。)
 
War
 
美国曾经从一元文化发展到多元文化,但欧洲跟穆斯林移民现在不是这个路线。欧洲不是多元文化,是二元文化:西方文化和伊斯兰。而二元文化是最不稳定的。举了斐变二元以后频频政变的例子。
 
巴黎2001年选了个同性恋做市长,结果被穆斯林行刺。
 
Conquest
 
作者援引历史,公元732年法国曾经被穆斯林征服,不久的将来的欧洲会以不同方式再发生一次。原因是软弱。
 
作者曾经写过一篇专栏,说什么是现在西方人值得为之而死的事情。他收到一个法国教授的email,说这正是我们欧洲的优越性:一个你不需要为之而死的后历史乌
 


 

[转载]【转载】《银行家》智慧成就机遇:陈耀先的金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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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应《小金牛沙龙》之邀,特将《银行家》记者  欧明刚撰文刊登如下。

智慧成就机遇:陈耀先的金融人生

the story of Chen Yaoxian, the vice director of

《银行家》记者  欧明刚

 

      9月2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上,人们正在热烈讨论着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董事长陈耀先闪烁着真理光芒的陈词,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与会的《银行家》记者萌生了采访他的愿望。这并不奇怪,陈耀先身份与经历本身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人们都知道,他是继刘鸿儒之后进入我国证券市场的又一中央银行官员,又是服务于国务院高层决策的咨询专家。于是,三天之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董事长办公室里,《银行家》与陈耀先有了一场对话。陈先生平和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他交错在中国金融事业发展中的起伏跌宕的经典人生。

 

机遇,或是命运?(小标题)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陈耀先,是村里极少数在县城读中学的孩子之一。那时候的他,虽然成绩优异,却因为上山下乡的热潮而未能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在十五岁那年只能中断学业,回家乡推广农业技术。那时他父亲在乡下开了个小杂货铺子,他的理想就是等到杂货铺归并到村里的供销社之后,做一个普通的职员,像村里供销社的人一样,过着虽说不上富足但是安稳牢靠的生活。

然而,这个理想只持续到1956年就被意外地打断了。已经务农一年之后,他在一张报纸上,无意间看到了一份招生简章,多所中专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当时,由于早已离开学校,又怀着进供销社的期待,他只是随便看看就放在一边,但是到了下午,突然一个强烈的念头跃入脑海:应该去试一试!

由于交通不便,送到村里的报纸大多已是20几天前的旧报,而招生的截止日期,就在第二天下午。开往吉林市的公路客车早已过点,要想在第二天赶到,只有连夜赶上90里山路,到镇上去坐火车。当时的陈耀先想也未想,便拿上初中毕业证书和5块钱,叫上村里的两个同学一起上路了。中途两个同学觉得山高路远,又已中断一年的学习,考上的希望微乎其微,打起了退堂鼓,返回家去,但是他却凭着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毅力,一个人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夜走山路,周围没有一丝人烟,只有虫鸣蛙叫,夹杂着狼的低嗷,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怎么可能不害怕?现在坐在宽敞办公室里的陈先生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说:“五十年代,山沟里的狼非常多,黑灯瞎火的大山沟,要是跑出一只狼,顿时会招来一群狼来,我这小命儿就交待了。当时我几乎就是在跑,不敢停下来。因为后面已经没有退路了。”

      就这样跑到镇上已经深夜11点,他住进了大车店里。第二天清晨就起身等着开往吉林市的火车,可是客车发车时间太晚,肯定赶不上报名。幸好火车站站长热情善良,让他搭乘一列货车,才在中午赶到吉林市的报名处,他终于在报名结束前拿到了一张报名表,他在“报考志愿”一栏里一连填了三所中专,在当时,这可能是一个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直到填写第四志愿时,实在没有什么可写,他才添上了“长春银行学校”。复习了半个月便参加考试,考完试就坐车回到乡下,并没有寄希望于考上学校,直到一个月后,他收到一个印着铅字的信件——长春银行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一切出乎陈耀先的意料。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在今后漫长的金融生涯中,跨出了第一步。

       银行学校毕业后,他进入刚刚成立的吉林财贸学院财政金融系学习。可毕业时他没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去到财政、银行等单位,而是被分配到吉林省财贸干校银行政策教研室做了一名教师。一年之后(1962年),在省直机关干部下基层的号召下,又被调到省人民银行,再下派到人民银行长春市分行基层办事处,从一名普通职员开始,开始了他的金融生涯。对于这些安排,他心中也有过一些不平衡的想法,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信贷、结算、货币管理,这些基层的工作他一做就是10年,并且很快成为单位的工作骨干。1971年他被调长春市分行任副科长。大量地写作和勤奋地思考,使他的文笔、提炼问题和归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磨练,逐渐脱颖而出,凭着突出的才华吸引了省分行的注意。1981年,他调到人行省分行工业信贷处工作,他的职务虽然没有升迁,但他的敬业和勤奋依然如故,他所考虑的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职位”,而是“应当做好什么样的事情”。

      1984年,对于陈耀先,可谓是一个转机。这一年,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离。分,不仅是分机构,分资产,更是分人才。原在工商信贷处的陈耀先,本应顺理成章地进入工商银行,最后还是被人民银行争取到了人行的调研处。在这里,他更充分地发挥着超出一般的研究分析能力,思考不止,笔耕不掇,写下一篇又一篇富于理论和实际价值的论文,并成为《中国金融》的特约调研员。他在省人行的三年内职务由副科连升至正处。我们与陈耀先谈到这里,他说,他在这个时期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同事的帮助和鼓励,使他获得了很大的空间以展示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当然成了省人民银行的一大笔杆子。1985年,当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全国选调干部时,他有机会被选中进京工作。他还是一如既往:不提任何条件,只做一份有意义的事情。就这样,尽管没有职务上的升迁,他却带着全家人来到北京,他所从事的事业,从此跃上一个新的高峰。

      谈及在银行基层工作那些岁月,陈耀先感慨,正是因为这长期的基层工作的磨砺,为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正是因为一步步从下面走上来,才对问题看得更透彻,后来的路,才一步步走得更扎实。尽管其间也几曾受到压抑,可是在陈耀先这里,压抑没有变成怨言,反而变成了他独有的精神财富。

      从几十年前的农村孩子,到今天的著名银行家,陈耀先说,这条路充满了机遇和巧合。的确,如果没有当年的那张报纸,没有连夜爬山越岭的坚强意志,没有车站站长的善意,没有招生办工作人员的尽职,没有工作之后的种种职务变迁,缺少了哪一个环节,都不会有我们坐到一起的今天。作为采访者,我们以为,面对十几岁时连夜翻山去报名的困难,他本有太多机会和理由可以选择放弃,贯穿在这一个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当中的,始终是他的坚持,是他的勤奋,以及人们所看不到荣耀背后的辛苦。

     “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可以算是命运吧。”当陈耀先微笑着说出“命运”一词时,让人联想得更多的,恐怕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箴言。

 

荣耀,源于付出(小标题)

     1987年——1994年,陈耀先担任中央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司长。

     当时的央行刚刚独立,面临着许多问题,真正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还不强。当时我国基本仍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央行还有权分资金、批指标,相对于其他部门的热闹,调统司算是最冷清的一个了,所做的只是收集、整理、计算各种数据。而陈耀先就职之后,首先提出的,就是要“把冷板凳坐热”,带领自己的职工重新认识调统司,重新定义调统司,经过对这个部门全面、客观的分析,他认为调统司并不是没有优势,他们的优势正在于所掌握的大量数据。数据如果只印成报表,那么它永远不会产生数字以外的意义,但是加入了科学的分析,它所代表的价值则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陈耀先认为,要有位,必须要有所为。他说:领导上重视,只能说明工作好做了,真正的意义是“自己重视自己”。现在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弥补数字背后所缺乏的分析过程,不断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为货币政策提供及时、有效、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他是把调查和统计结合到一起,让部门工作的目标成为一个支持系统,是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支持系统,调查和统计要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服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吸收了大量人才,每个月将所有数据综合之后,做出精确的分析上报,同时增设物价处、资金流量处等必要部门,并在物价部门中首次加入批发物价指数的统计,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表,建立货币和宏观经济模型,用多种手段提供了大量反映我国货币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有价值的资料。他说,制度有了,人才有了,就要调动人的积极性。要发扬刻苦钻研的精神,把工作做的既扎实,又有效率。他认为,宏观经济很复杂,研究它要讲究分析方法,判断它要懂得从长期的分析中找规律,从短期分析中看因素,要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才能使分析、判断更准确,更能体现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巨大的工作量自然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一点上,陈耀先没有一味依靠组织。他带领员工在部门内部,从制度上确立了新的激励机制,重视人才,关心群众,爱护同志。人才、信息、制度三者的紧密结合,充分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给调统司的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成就。调统司不再是从前那个只提供现金收支表和信贷收支表的默默无闻的单位,而成为了央行真正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1993年朱镕基兼任行长之后的宏观调控,调统司提供的大量分析报告接连得到批示,所提建议不断被采纳,越发凸显出其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他组织研究的中国货币供应量、资金流量、企业景气调查、批发物价指数、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等课题,接连被用于实际工作之中。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货币供应量统计正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指标体系,货币供应、企业景气、批发物价正式纳入国家统计局,作为国家信息的组成部分。这一年,陈耀先被授予研究员职称。 1994年他被提升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之后晋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在央行调统司工作的几年,是陈耀先个人感觉工作最满意的一段时间。他认为,你能获取的经济情报和大量数据,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把基本面说清楚,说准确,把建议提出来,就是对货币政策的最实际的支持,对于高层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只要把分析工作做细,就能得出正确的判断。说到和调统司的同志们一起为了“把一个部门做好”的目标而不舍昼夜地忙碌时,他脸上不禁露出欣慰的微笑,他说,真正管理好一个部门很难,要做好宏观经济的分析和调控更难,那是只有一个创业者才能享受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陈耀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之后,他主管货币政策、理论研究以及法律法规,是中央银行第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他在研究货币政策、调控指导货币政策实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我国中央银行对外的影响也日渐扩大,我国加入国际清算银行之后,他是我国第一个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出席巴塞尔世界中央银行行长例会的,此后,又先后出席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第37届泛美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年会,在国际交往中提升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地位。对于国内的国企改革,银行业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少地方打着改革的旗号,纵容当地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所带来银行债权管理问题非常突出,国有银行的风险正在积聚。金融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为了保全国有资产,保全国家银行的债权,他受命人民银行牵头成立的全国国有银行债权管理联席工作会议的主席。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依靠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大商业银行,及时把情况反映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并参与制定出台了相关政策,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成功,伴有遗憾(小标题)

      1997年6月,国务院一纸调令,将陈耀先调往证监会,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证监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常务),这一切对于陈耀先来说,来得未免有些突然。长期在银行系统里摸爬滚打的他,对银行业上上下下的问题早已洞悉于心,猛然间离开自己经营多年、得心应手的行业,在57岁的年纪上转而跨入另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证券业,他心里其实并不赞成这样的安排。更何况当时我国的证券市场还很不规范,仅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有一大堆,陈耀先此次就职,颇有点临危受命。然而就像以前的很多次变迁,陈耀先还是怀着“要做就把事情做好”的决心和信念走马上任了。那时,主席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任,日常的一切工作由他来主持。由于自认对证券市场的情况还没有足够的了解,陈耀先并不急于有所行动,而是充分依靠在证监会工作时间较长的有经验的高层领导,依靠年纪轻、学历高并掌握专业知识的中层干部,依靠各类有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专家,依靠熟悉市场的同志管理市场。由于中国证监会的领导层变动,都是来自人总行曾经的副行长,境外有媒体评论说,“人民银行接管了证监会”。有一些人担心,这些高层领导会从人民银行抽调一批干部到证监会。事实上,也确实有许多人民银行的干部希望加入,但是让很多人不理解的是,陈耀先并没有这样做,对此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清楚地认识到,证监会必须由真正懂得证券市场的人来掌握,管理才能是科学、明确、有效的,中国的证券市场才能逐步走向完善和健康。

      我国证券市场的不完善众所周知,投资者的行为欠缺理性,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中介机构的行为也不规范,监管力量相对较弱。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必须认真落实“规范、自律、发展、监管”八字方针;另一方面,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胆略,也需要艺术,要保证市场的近期和长远发展的协调。

面临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证监会一方面努力依靠发展证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同时又做到了在发展中规范。如规范原有计划分配指标的不正常现象,砍掉非生产性部委的上市指标;妥善清理不规范的风险集中的证券交易中心;联合当地政府,积极为那些在场外交易的企业找出路,或重组上市、持股分红,或联合上市,逐渐达到了均衡清理的预期目标;对证券公司进行规范清理,凡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完善,没有挪用保证金,或即使挪用也作出还款计划的,非证券类资产经过清理的证券公司都可以重新登记,实现证券市场的化浊扬清,开始形成比较有序的局面;对老基金进行规范整顿,符合条件的发行新基金;对于另一个风险的聚集地——期货市场,实施了精简合并等一系列的“手术”,小麦、铜、铝等期货市场的部分套期保值功能得以体现。与这一系列的市场整顿的同时,他在任期间,从地方上接收了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始设计和实施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设,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接收了全国各地的证券监管机构,实行证券市场的集中统一监管的管理体制。完成了《证券法》的起草,并于1999年底正式出台。

      陈耀先认为他任上解决得比较漂亮的事情就是转配股的上市。转配股的上市一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历史后遗症。当时开通的主席热线中,60%的投资者反映的都是转配股问题,甚至一度影响到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他与其他领导商议之后,认为这并非是个难以打开的死结。转配股的企业当时只涉及19家,所涉及到的股份只占市场的1.3%,影响力并不大。为了减少震荡,提高透明度,决定给投资者个定心丸,公开24个月内实现转配股的流通,并公布每家的上市期限。1999年3月初,证监会接到安全部门的紧急报告,他从中意识到可能发生突发情况,他建议立即把原来的预案提前公开披露,从而将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之中。

      从1997年上任起,国有股减持问题就如一丝阴影,始终萦绕在陈耀先的心里。对于证券市场来说,这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1999年中国证监会高层终于达成共识,即国有股一股独大又不能流通的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一系列不规范现象产生的根源,要逐步加以解决,减持的办法是在正常发行中,加大流通股的比例。但是,当真要减持起来,远不是那么简单,也决非纯技术性问题。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一样,对国有股减持的问题不可贸然行事,也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经过反复推敲,从国有股比重较大的上市公司开始,把国有股的一部分按照一定的价格向投资者出售,使之变为可流通股。1999年底这一方案在嘉陵摩托与黔轮胎两只股票上试行,结果却没有预期的好,陈耀先思考发现,问题不在部分减持的方法,而在于定价。当时定的是前三年平均盈利能力为基础的10倍市盈率,还是没有被市场所接受,“如果能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那么这条路还是走得通的。”陈耀先对此非常自信。然而,第二年这种方式就因故停了下来。后来当他离开证监会管理层的时候,一个本来就是上市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却变成一个国有股减持在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几年过去了,国有股没减多少,使本来信心不足的市场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对此,陈耀先说:“国有股减持与股市全流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着眼于国家与投资者双方利益的均衡。国有股减持的主体是国家,交易在市场,中国证监会负责的仅仅是交易,不应当承担国有股减持的责任,证监会主导的工作目标应是解决市场全流通的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国有股减持这样的敏感问题只能是由国家出资的部门去做,这个问题最好只做不说,也不能简单的与社会保障连在一起。这几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导致的结果就是国有股没有减下来,市场却减了下来。” 说到这里,陈耀先的情绪稍微有一点激动,从他加重的语气中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焦虑。

       1998年科技部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创业投资机制,这就需要解决创业投资的出路问题。陈耀先为此访问了一些国家,并对世界各国二板市场进行考察,发现全世界办二板市场的成功不太多,但在主板中开设附属创业板的倒不乏有成功之例。因此他主张在证券交易所开设独立的高科技板块,一旦创业板开设成功,不仅能够直接为创业投资提供一条最有效的退出渠道,更可能形成一个运用资本市场激活创投企业的机制,这样一来要做的工作主要是要先修改《公司法》,如在企业注册时间、资本金、盈利能力等方面可以放宽一些,这是带有创业的性质。本来一切进展得比较顺利,然而后来由于证券监管高层换届,这一步没有走出去。以后的二板方案也是出手太急,想法很好,但欲速则不达,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走出去。对此,陈耀先深深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在我们的交谈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积极主张中国要有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他说,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当中,银行业、证券业都要同时发达,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未来资本市场则是金融的核心。我国的资本市场虽有十多年的历史,但目前还是结构单一、流动性差、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市场资源基本上被国有大企业所垄断,没有给中小企业融资以任何环境。加快资本市场的功能建设,改革主板市场,放开创业市场,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大势所趋。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投融资主体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融资难的问题。

 

       中国的股市,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那就是B股市场。B股市场本是中国资本市场当年为了表现对外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人气一直不旺。针对B股问题,过去他曾有过三种思路。第一是回购。当时B股有108户,总市值很低,每股已由发行时的4—5美元跌至只有几个美分,有回购的条件。然而,当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企业没钱,二是外汇管理方面存在障碍,于是这一方案只好作罢。第二是建议成立B股基金,每只基金2—3亿美元。因为完全放开,会“套牢全中国,解放全世界”。而以基金的方式,投资者承受的风险相对较小。但因涉及到外汇管制问题也不得不放下来。第三种思路,是封闭起来,使之成为离岸市场,让外国公司来上市,让外国人来买。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没有想让我们的国人进去。现在看这是个失败的下策。时至今日,B股市场放开之后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他倡导尽快完善资本市场的结构功能。发展债市,开办金融期货;在我国深圳开创业板市场,支持风险创业投资,发展高科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小额资本市场,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他积极主张发展为中小投资者理财的政策空间,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1998年4月证监会推出的基金法规由国务院通过,中国的基金业历史性的起步,这里也倾注了陈耀先的一份起步和推动力量。

 

谋士,更为“谋事”(小标题)

      2000年6月2日,刚好在中国证监会工作三年,陈耀先带着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深深眷恋和遗憾,离开了他主持了三年的证券市场。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他进入中南海,开始了又一个新的岗位----国务院经济专题调研室。这是一个为国务院总理专门研究提供在重大经济事务方面的决策咨询部门。当时他负责的专题主要是人民银行改革、银行业的风险、农村金融改革问题。他所研究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成为后来我国经济金融实践的主要依据。他在这里工作了近两年,上一届政府到届,陈耀先离开了中南海又回到了证券市场。

      2003年3月,在两会结束后,他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副主任委员,担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但他所做的并没有离开他心爱的金融事业。虽然离国家决策层稍远一些,但喜欢思考的他,关注的依然是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问题,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他说,有证券市场就要交易,要交易就要进行证券的登记、清算,这是市场的核心部位,资金的流动性主要集中清算的环节,证券登记结算好比是市场的心脏,一个国家证券市场的风险和效率,往往决定这个国家证券登记结算的系统建设是否先进。前不久,他在所在的政协经济委员会里,继续致力于中国的农村金融的研究,尤其是对农村信用社的研究,他还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他认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在于金融体制不完善。要使不同类型的企业需要找到相应的市场,正如“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应能买到合适的东西”一样,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应找到相应的融资渠道。

目前陈耀先还担任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中国金融学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资本市场研究会的副会长;中外企业信用联盟理事长;中国北京金融街商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业余时间讲课、带学生,过得非常充实。他的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投入了谋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的“大事”之中。

 

人生,来自思考(小标题)

     在陈耀先的语言里,有一个运用得最丰富的词,叫做“思考”。

     谈话的过程中,他不断地用到这个词,尤其是在重要事件上,更是不惜反复地使用。从早期在银行基层的工作经历,到后来纵横捭阖统筹金融大局,不同内容、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思考,仿佛就是他整个事业的经脉,一切由此而融会贯通,自成大家风范。

     当记者问及陈先生生活中的爱好时,他爽朗地一笑,说:“我这个人,平时就喜欢思考问题。”对于他来说,“思考问题”,已经不在工作的范畴之内。这种思考,既带有雷厉风行的迅捷,又包含着深思熟虑的稳健,在常年累月的锤炼中,已然成为思考者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种习惯。

回顾四十年的风雨兼程,陈先生不免感慨岁月如梭,但是他又以东北人特有的豪爽说:“人生,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是要一个好心情!”这份好心情里,包含着多少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任劳任怨的热爱,恐怕是难以衡量的。“穷也好,富也好,官也好,民也好,人们过的是一个心情。干工作,要拿得起,放得下;对生活,也要充实而有信心”,这大概就是他“好心情”的源泉吧。

      除了思考,陈耀先还有诸如读书、下棋、游泳、打高尔夫球、散步等爱好。他自己笑称:“我的生活还是很全面、很丰富的。”

     作为研究生导师的陈耀先,另一大人生乐趣,就是择天下英才而教之。陈先生挑选弟子,一向以严谨著称,学习成绩优异是不必说的,对学生的品格,也有极高的要求。“我喜欢从农村来的孩子。农村的孩子能吃苦,知上进。”仿佛想起自己当年走在深山夜路上的情景,他满怀感情地说,“农村孩子走出来就没有退路了,他必须加倍努力,刻苦学习才能有个好前途。”

     在采访中,他多次强调,人,一定要有责任感,要有目标。只有在责任感的支持下,才能够踏实地做好每一份工作。而在工作中则要有紧迫感,遇到任何问题,首先想的应是积极地去解决,而不是坐等问题自己消失——那是不可能的。十多年来,无论是自己做事,还是随领导出差出国,或是率团出席国际会议,他始终如一的坚持这一原则。

     而关于“得”与“失”,陈耀先认为不能去过分计较。他将得与失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定义,什么是“得”?不是得到多少钱,不是得到多高的地位,而是你自己所做的实实在在的事业,你在自己的努力和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永远是自己的。有时候,或许付出与回报是不对称的,但只要你做了,总会有自己的收获,即使社会不承认,也无法阻挡你的进步。联想陈先生自己的经历,多少次放下职位拿起工作,可是最终这一切都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便可知此言非虚,它既是陈先生对人生的认识,更是他用来规范自己的准则。

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自强不息。尽管陈先生一再说起自己的人生轨迹有很多机缘巧合,但是他仍然坚信,成功的因素里,个人的知识才能要占70%,而机遇不过30%而已。惟有自强不息,才能掌握好从身边经过的每一个机遇,惟有自强不息,才能无论顺境逆境都可泰然处之,也惟有自强不息,才能让人始终怀有更上一层楼的勇气和毅力,直至目高及远的境界。

      到目前,他所带的研究生有46位,其中,博士生10位,这些,是他用自己的半生实践,珍贵的品格,为学生做出表率。他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我相信,学生们是有出息的!”同时,一脸成竹在胸的自信和自豪。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耀先又回复到最初那种平和的语气和神情。涉及从事一生的金融事业时,他所流露出的难以抑制的激情,隐藏到淡定从容的气度之下。无疑,这份事业他依然是要继续做下去的。

     陈耀先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书法: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用这句话来形容他,应当恰如其分。

 

做多中国资本市场

                     ──陈耀先谈金融热点问题

 

      《银行家》:您在证监会工作的几年中发生了那么多重要的事件,几乎每一天都是值得记录下来的,能不能谈一下您对证监会这个机构的感想?

陈耀先:证监会是一个年轻而高素质的集体,我们接手时平均年龄只有26.7岁,其中博士、硕士在60%以上。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锻炼人、培养人的地方,市场不断有新情况,新变化,你必须去学习,去思考。最大的体会是中国的事情还得由中国人来干,中国的证券市场业要由思想开放、了解中国国情和市场、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人来管。至于其出身这些都不重要。事实上,当时证监会中部门领导中已有不少“海归”,大概占到14%,不少人做得很出色。但是我们也不能迷信自己,要借鉴国外已有但又是成熟的经验,我们还需要很多在基层锻炼过的、适应我国特色的人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证券的监管要靠有专业知识的人,去执法监督,要始终坚持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护投资者,避免各种利益可能影响到决策的正确性。

《银行家》:那么您对中国的证券市场有什么看法呢?

      陈耀先: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缺胳膊少腿”的市场,功能不全,结构欠缺。只有股票市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中只能做多,不能做空。因此,要加快和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我认为资本市场的完善需要花大力气,首先要在完善市场结构功能上做文章,比如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建立金融期货市场、大力发展基金业等等。

      规范是证券市场永恒的主题,发展也是证券市场永恒的主题。人们老说风险,一说风险就止步不前,可你要知道,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风险。资本市场要大发展是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历史必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核心。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主体都有自己的权益,各种资源配置和交易都是权益的交易,资本市场就是权益的证券化过程。在国务院专题办时,我接待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的一位高级官员,他告诉我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一定是银行业与资本市场共同发展的国家。我国现在还不行,还差的很远。

《银行家》:当前有媒体提出证券市场边缘化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陈耀先: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好不容易把直接融资比例提高到14%,而到去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4%,我们做了十多年的证券市场,一直说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没想到现在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我以为当前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回归值得注意。

《银行家》:您长期在人行调统部门工作,又曾担任过主管研究的央行副行长,并是首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对中国的金融形势的判断应有自己的判断,您认为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真的已经“过热”吗?

   陈耀先:今年上半年货币供应量增长很快,信贷增加过猛,这要用这五年的变化做周期分析。九八年以来,贷款下降了11个百分点,现在又回升了11个百分点,问题没有那么可怕。远没有过热的问题,因这恰好遇到了地方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当前的热是一头热,投资热,而消费不热,所谓热的也只是汽车、房地产等,上涨的价格主要是生产资料价格,而且只是那些与国际性因素有关的石油、电解铝、钢铁等。消费品价格并没有上涨,而且价格上涨的潜力不足。经济过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消费需求。把货币供应量作为判断过热与否是一种货币论观点,没有依据背后的经济现象的分析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银行家》:您刚才提到在国务院经济专题调研室担任副主任时,曾参与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设计,您也赞同银监会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使银行监管专业化,人民银行更能集中于货币政策与支付清算体系的建设。但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似乎结果没有想像的那样好,您怎么看呢?

   陈耀先:我国金融现阶段是分业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监管的分设确实有利于监管的专业化和监管水平的提高,以前证券监管在央行,但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央行货币政策高层次的行为,会把监管这些具体工作遮掩了。监管分设之后,专业化了,监管水平的提高是自然的,监管专一,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上也会更加专一。中国银行业风险较为突出,银监会分设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银行风险的现实。但是正如我早就所说的那样,关键是协调和沟通。没有想象的那样好,是工作问题,是缺乏协调。没有协调的工作,在任何领域里,都是没有效率的。你们杂志上有句话说得好,人类的许多不幸往往源于缺乏有效沟通

 

 

 

 

 

                                                                                                                                                                                                                                                                                                                                                                                                                                                                                                                                                                                                                                                                                                                                                                                                                                                                                                                                                                                                     

 


 

胡锦涛肯定柏格理和石门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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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肯定柏格理和石门坎文化

 

1985年,胡锦涛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时期,发现贵州岩溶山区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人民贫困;二是生态恶化;三是人口膨胀。为了解决好岩溶山区普遍存在这三个问题,胡锦涛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经过探讨和比较,选择了在西部岩溶山区最典型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毕节地区建立开发建设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实验区。198869号报经国务院批准。就在这次全省性的调研过程中,胡锦涛三次深入威宁,发现了一件百年来就有国际影响力的事件,并且在威宁干部大会上留下了的一段情深意重的重要讲话,当年的一期威宁消息刊载了如下内容:

         “
公元1905年,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他带了募集的资金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用的游泳池。他用罗马字母拼写当地的苗语,还创造了苗族文字,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学生。

       
后来那个乡村发生了瘟疫,当地的老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救治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被瘟疫夺走了生命。柏格理去世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乡村里面留下了他的坟墓,留下了他培养出来的一代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过两个苗族博士,两个彝族博士。培养出中共厅级以上干部约二十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两百多名。 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近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乡村有的老人居然还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我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落后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

2016117日的《新华网》全文发表了胡锦涛以上讲话内容。

 

(以上信息由贵州省政府参事室原参事葛诗暢先生提供)


 

胡适: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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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

      胡适六十年前的演讲: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 
      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演讲中引述了美国政治家Max Eastman对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的概括,并认为不管哪个政权,只要有这二十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便具有二十分之一的极*权主义本质。胡适抨击的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是:
      1、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 
      2、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
      3、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5、神化“领袖”,把领袖当作一般信仰的中心。 
      6、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8、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12、破坏政治信义,使用虚假和伪善的手段蒙蔽人民。 
     13、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行为。 
     14、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5、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6、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到处滥用。  
     19、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


 

北明:莱比锡的烛光——柏林墙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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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明:莱比锡的烛光——柏林墙的坍塌



       
         柏林墙坍塌两周前,来自各地的莱比锡周一游行者曾打出过一幅醒目的标语:“英雄城市”,表达他们都这座城市的赞美。柏林墙倒塌後几周後,人们在这座英雄城市里发现一幅垂挂的巨型标语,上面的几个大字夺人眼目:“教会,我们感谢你!”
   “我们做好了准备对付一切,除了烛光和祈祷。” 
——前德共中央委员霍尔斯特·辛德尔曼(Horst Sindermann)遗言。 1990年4月20日

献给:克里斯蒂安·弗瑞尔牧师

 
 

1

  礼拜一,1982年9月20日下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Pastor Christian Führer)牧师在尼古拉教堂中心点燃了40支蜡烛。
  耶稣诞生前一千四百年许,摩西带领希伯来人为寻求自由出埃及,在旷野中流浪40年,终於进入上帝应许的迦南之地。耶稣诞生後一千四百年许,以纳粹统治下“东方战线”转折点算起,苏联暴政奴役也整整40年了,苏联军人残害东德家庭,强奸东德妇女,甚至剥夺走进教堂的东德人的工作!克格勃、史塔西、东德军士层层监控,柏林墙下一次次溅染逃亡者的鲜血……。弗瑞尔牧师问上帝:40年的苦难是否足够漫长?
  弗瑞尔牧师持久地肃立在烛光中等候他的羊群。他要借助创世者的力量,带领他们为和平与自由祈祷。
  1989年开始,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世界五亿人相继从共产主义锁链中获得自由。勃兰登堡门重新开启,门眉上的胜利女神再度归来,她的四驾马车下,每一块砖石都神采飞扬:三色旗在那里徐徐升起,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苏联、外蒙古十个欧洲国家在那里鸣放礼炮,伯恩施坦指挥的德苏美英法等多个乐团联合演奏的《欢乐颂》响彻欧洲大陆,世界各民主国家政治巨擘聚首门下颂赞自由,全球四十亿人通过云集门下的各大媒体分享这旷世的欢乐……。
  但是後来以致多年,人们忽略了那40只蜡烛的存在,几乎忘记了烛光点燃的下列字眼:“莱比锡”(Leipzig)、“圣·尼古拉教堂” (St. Nicholas Church)、 “克里斯蒂安·弗瑞尔牧师”、 “周一游行”(Monday Demonstrations)。
  如今,这些字眼载着它们当年燃烧的伟大故事,从历史中渐次浮现——那是东欧自由的第一抹晨曦、柏林墙倒塌的第一块砖石、欧洲极权铁幕落下的第一柄重锤、奴役与自由冷战终结的第一发无声子弹。它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伟大史诗,已然刻入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
  莱比锡始建於公元一千年之初,十五世纪成为音乐、文化出版业中心和贸易聚集地;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曾在那里传道;十八世纪巴赫曾在那里担任管风琴师兼合唱指挥,他的《马太受难曲》等名曲从那里传向世界;门德尔松、勃拉姆斯曾在那里创作演出自己的作品。十九世纪,莱比锡成为德国第一条长途铁路的终点站,也是德国“民族之战”的主战场。二十世纪,这座城市拥有了庞大的化学及石油工业综合体。如今,这个文化与工业、大脑与肢体并行的城市,是世界知名的博览会之城,其图书博览业是世界最大的图书交易之一。这座城市如今举世瞩目,探其原因,既非它的悠久存在,亦非它那些插满各种标签的多样性格,而是基於它的异端历史:它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东德走向自由的起点。
经过上个世纪热战战火摧残,再经冷战意识洗脑,这座城市依然保有自己的心灵——四座古老的教堂。其中圣·尼古拉教堂最宏伟。它以罗马式与後期哥德式的建筑风格,坐落在这个城中心,位於市区内两条最重要的商贸要道交汇处。教堂里,成双成对的巴底农神庙式巨柱,顶着一丛丛覆盖着天花板的椰树冠,矗立在证道大厅中间,如同两队天国的窈窕天使,拔地而立,居高临下地为大厅撑起美丽的绿色大伞。这道特别风景,虽然不是歌德笔下莱比锡成为“小巴黎的”原因,却使尼古拉教堂成为此城独有的景观。不过这座教堂所以从本世纪开始备受关注,并非因为它的异乡情调,而是因为它在柏林墙倒塌中承担的使命,它实际上是1989年和平革命中,东德人良知与勇气、自由与责任的凝聚地和贮备地。

 

  教堂的灵魂人物是牧师,叫克里斯迪安·弗瑞尔。牧师是莱比锡之子,出生、成长、就学均在此地。1980年他开始牧养尼古拉教堂信众,不久,就为支持基督教新教青年组织对当局内政的抗议,开始组织一项和平祈祷活动。一年後,他为尼古拉教堂教会立了一项规矩:每个礼拜一都为各界人士举行和平祈祷。87年,他曾借助反对核武器和平游行,组织过朝圣活动;1988年,他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示威游行”的被捕者主持过祈祷会,这一定期游行活动是为了纪念被谋杀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再往後,在每礼拜一的和平祈祷活动结束之後,增加了一项更社会化的活动:走出教堂,走上街头,举起蜡烛,和平游行。
  这项活动後来演变为柏林墙倒塌的第一推手。
  那个礼拜一,历经八百年沧桑的圣·尼古拉大教堂里,40苗烛光摇曳,证道大厅深邃沉静,弗瑞尔牧师矗立在穹顶下,面色凝重,心潮起伏。他不能预知未来,不知道什麽时候东德才能回到自由世界,但是耶稣的教导是他行为的准则和动力:“你们是世上的盐”。弗瑞尔眼睛里反射着烛光,他没有意识到他正在酿造莱比锡新鲜的血液,使之流动起来,他也无从意会他正把这个地理中心位置上教堂变成这个城市真正的心脏,但是他理解这句登山宝训的言外之意,就是“盐必须进入伤口,进入没有天条制约的伤痛之地”,他不能关起门来,闭目塞听,“不能只把自己锁在教会……”。
  下午四点半,尼古拉教堂前的两条大街如这个城市的两条主动脉,在缺氧的肌体中开始微微地蠕动,向往自由的人们渴望输养的血液,顺着两条血管流注到心脏。40苗烛光接纳来自造物主的力量,福瑞尔牧师面对信众,站在讲坛上,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报纸,领他们唱古老的诗歌,为他们布道,带着他们为自由与和平轮番祷告。这之後,他们敞开心扉,讨论日所关心的禁题。
——曾经的第三帝国信徒们,赎回了失去的尊严,莱比锡的心脏准备起搏了。

2

  莱比锡距柏林120英里之遥,而且这项活动当时人数寥寥。即便诺查丹玛斯在世,也未必能预见这无声无臭的行动能够摘取推翻柏林墙之桂冠!但唯良心是尊而不计利害,是信仰行动和其他社会运动之间的本质的区别。尼古拉教堂的这项周一烛光祈祷不按逻辑出牌,不论人数多寡、不管功效有无,每周坚持,每月坚持,寒暑不断,风雨无阻。
  八十年代铁幕松动,苏联政治局势软化,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齿轮螺丝钉松动。东德自由迁徙呼声水涨船高,离境移民大潮汹涌,几十万人递交了永久离境申请。1988年初,莱比锡焦虑的等候者们找到弗瑞尔牧师,希望为他们举办相应的活动。早春二月,弗瑞尔邀请了50名递交了永久出境东德申请、等候批准的人士到教堂进行讨论。出乎意料,前来参与讨论者竟超过十倍!可容六百人的证道大厅中殿座无虚席,牧师以“生活与留驻东德”为题的演讲,深受关注,讨论气氛空前热烈。
  这次活动意义重大,自由的渴望附着於一纸离境申请,变为具体的期待,这期待竟在教会获得了尊重、理解、同情和支持。於是,等待离境的人成了和平祈祷中坚力量;而由於不少反对派成员出席了这次活动,这次活动尤其是牧师的演讲,成为抵抗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为首的东德政权的特殊事件。此後,恰如弗瑞尔的回忆,尼古拉教堂向磁石一样,开始持续吸引社会各界人士。除了和平祈祷,人们在那里讨论各类被禁的话题,从旅行自由到生态环境,从拒服兵役到军事化教育等。
  教堂成了东德唯一畅所欲言之地,成了被奴役的人们的心灵避难所。从这里开始,东德的动脉硬化症逐渐消失,血栓开始化解。
  当西方媒体关注尼古拉教堂活动的时候,东德当局也开始关注。弗瑞尔牧师成了被监控对象。有一次,他和妻子在暗处观察,发现撬门进入他家的秘密警察多达28名。他不得不用尽全力适应这种生活。直至在一个礼拜一,秘密警察破门而入,中断祈祷,带走他,把他扔进20英里以外的旷野。
  这是东德当局的回答,对40苗烛光表达的追问的回答!
  冰天雪地,寒彻骨髓,四顾茫然,黑暗铺天盖地!弗瑞尔牧师挣扎起身,趔趄前行,独自摸回到人间。
  信仰不就范於逻辑!尽管蜡炬成灰,烛光再度燃起,礼拜一祈祷如常进行。
  这场较量远未见分晓。当局开始了大面积的迫害,所有参与者都被取缔了工作!周一,警察出动包围教会,殴打游行者;平时,秘密警察出动,他们继承纳粹系统性迫害犹太人的传统,同时他们发明了一种叫做“侵蚀”(德语Zersetzung,取自化学术语,意为分解、消蚀)的方式实施迫害,摧垮受害人的心理和精神。这种方式分为两种程序、二十个步骤:心理战术、错用药物、假传信息、挪动家具、神秘电话、重设闹钟、污名控告、骚扰妻子、绑架孩子转家收养、放犬进入游行队伍……在不露痕迹、神秘无踪、反复无常的骚扰中,迫使失去工作、依然参与周一活动者们,失去正常的判断事物的前提,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审查,自相指责的境地,从而打破他们的私生活,消解个人尊严感、制造心理、精神和身体危机,迫使他们在持续的紧张、恐惧、疲劳中倒下。
  极限之地,代价超出了人性的刻度,周一祈祷几乎成为不可能。人日益减少,有时少到寥寥无几。
  但是世俗逻辑再次作废,奇蹟再次降临:年轻人出现了,他们带着乐器、节奏和自编的歌曲,也带着庞克头发、金属项链,还有官方禁止表达的愤怒。他们管自己叫做「愤怒的进攻小组」!
  愤怒,进攻都不足为怪,可是同时,他们告诉弗瑞尔,他们反对教宗,而且还要嘲讽教会。
  教堂办公室里,弗瑞尔不由得仔细看看年轻人红色鸡冠状的头发,还有满身的金属披挂,心里皱起了眉头:这是不是太亵渎神圣了!弗瑞尔眉头还没来得及皱起来,就突然明白了上帝的旨意,那是一个并不神秘的悖论:无论标榜什麽价值,他们只要走进教堂,就等於用行动确认自然法的圣殿!只要他们现身於教堂,就等於用身体印证最高立法者的存在,用双脚投票给上帝!
  好吧。你们尽管来演奏!这里言论自由。
  圣殿响起了他们愤怒的歌声,夹杂着反对教皇、嘲讽教会的音符。上帝却在歌声里悄然留下了自己的指纹:借助青年音乐的加入,周一祈祷持续不断,而且声势继续壮大,莱比锡其他三个教堂的信众也加入了。参与者从最初人数寥寥的基督徒小组扩展到东德几乎所有阶层。
  当局毫不示弱,机动车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检查站,在和平祈祷期间道路彻底关闭。从 1989 年 5 月 8 日那个周一开始,通往教堂的所有车道统统被封锁。为了阻止外地参与者,警方定时封锁莱比锡:在每周一下午的公路上,过往车辆若没有莱比锡的车牌照,一律不得进入;火车上,居民没有莱比锡居住证,不得进城。一个周一接着一个周一,城里逮捕行动和‘临时拘留’成为和平祈祷之後的家常便饭。
  即便如此,前往教堂的人数持续增加,2000个座位不够用了。参与者则囊括所有阶层,并吸纳了相互对立的群体:“期待离开东德的人和那些对此感到好奇的人、异议人士和史塔西成员(秘密警察)、神职人员和德共党员、基督徒和受难与复活耶稣基督伸开的臂膀下的非基督徒。”
“尼古拉教堂向所有人开放!”这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583年实施以来,拿破仑军队1813年与俄、奥、普等各国三十万军队苦战失败以来,发生在莱比锡这座城市的第三次奇蹟!弗瑞尔和他的教会所有神职人员都惊讶不已。

 
 

3

  上帝的奖赏极大地鼓舞了弗瑞尔牧师和他的信众。弗瑞尔牧师决定,“周一和平祈祷”活动将从1989年9月第一个礼拜一开始,增加一个项目:“周一游行” (The Monday Demonstrations)。
  消息传遍全城。当局提前采取了紧急措施,日历刚掀开到九月第一天,弗瑞尔和他的教会执事们就统统被召集到市政大厅,要求绝对禁止这项活动。神职人员们坚持不服从:教会的活动外人无权干涉,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当局提出,非要活动,必须推迟到下一周;弗瑞尔回答:不行,我们历来都在暑期过後第一周举办活动。——德国人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的祖宗,但他的思想催生的东欧极权怪物,未能在短短40年一举扫平他的後人对十字架的信仰。谈判进行了两个小时,无果而终。
  1989年9月第4日礼拜一,晚上六点正,数百名(一说一千五百名)来自莱比锡四个教会的参与者和平祈祷完毕。沉重的教堂大门一开,他们即刻被围住了。
  ——世界各地的记者们蜂拥而上!始料不及。
  东德是被绑架多年的情人,西德和自由世界魂牵梦绕。但是长久以来,希望到东德采访的记者们很难获得一个叫做“特别许可证”的东西,挡在他们面前的那道铁幕太沉重了,他们多数时候只能望“墙”兴叹。七年过去,苏联政局松动,东德先是拆除了边境阻止逃亡的自动射击系统,再又起出了埋在边境的地雷,并开始大量发放移民签证,牧师审时度势,主张把教堂里和平祈祷发展成街头游行,这等於把信仰之盐撒进无神论的伤口,用盟誓的烛光照亮世俗世界,直觉告诉他,走上街头的时候到了。
无人能够解释,是什麽原因,尼古拉教堂教会第一次践行登山宝训,就撞上了莱比锡的东德秋季交易会。只是记者们知道,采访交易会不需要那个特别许可证。可是弗瑞尔牧师不喜欢记者,他无意跟他们撞车。要等到这次撞车的结果出来之後,他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不过这是後话。记者们心情完全不同,情人在持续七年之久的和平祈祷基础上,要开始每周一烛光游行了。礼拜一,上帝创世第一天,七年来,无数次把“礼拜一”写在自己工作日程上的记者们,这个礼拜一终於可以兑现上帝的意志了。他们统统心照不宣,风尘仆仆进入围墙来到莱比锡,却没多少人涉足交易会。他们四处游走,散布於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更有大批记者消息灵通,早早守住尼古拉教堂,摄录机调整焦距对准大门,麦克风矫正音量顺风朝向台阶、笔记本打开写下了标题、日期和地点……。警察的严密防守丝毫不能阻止他们气吞山河的架势。事实上,围观事端,是他们的看家本事,他们今天就是冲着警察的阻挠来的。

 
 

  在牧师带领下,这支被围观的队伍“在这座古老城市的漆黑街道上行走”,他们手执点燃的蜡烛、教会旗幡,还有横幅标语:“自由旅行代替大批离境”、“开放到西德难民营的通道”的具体诉求,更有“打倒秘密警察”、“推倒柏林墙”。
  西德的情人上街了。久违的记者们恨不能把她吃进镜头和麦克风里。自由世界都把她看到了够:她没有变成米开朗基罗笔下的翁妪或昆丁·马西斯笔下丑陋的公爵夫人,她美丽依旧,肌肉富於弹性,骨骼健强柔韧,一丝沉郁、几分庄严、十足优雅,百般坚定。自柏林围墙建立以来,她第一次向整个自由世界伸出了双臂。几个便衣冲上去,扯下她举着的横幅,她与这些蒙面人发生肢体冲突,并反复呼喊:“我们要出去!”——她依然是他们的心上人,她依然梦想拥抱自由!历经尼古拉教堂七年的烛光洗礼,她一朝出浴,倾城倾国,迷倒世界!
  报道播出後,一墙之隔的东德人从西德的镜子照见了自己的模样:孤独与孤独联合成人山人海,一见倾心。烛火与旗幡交汇为自由天地,再见锺情!灵魂彼此融合能产生温暖,心旌摇荡。
  莱比锡的心脏就此起搏了!
  ——东德全境追随尼古拉教堂,敲响了周一和平祈祷钟声,点燃了周一游行的烛光。更有人从其他多个城市赶来,队伍迅速壮大,数百,数千,到了9月25号第四个周一,人数已达八千。全世界一次次看到了那个意味深长的画面:沉默的东德人发誓汇成无声的海潮,每周一次冲刷市中心的“卡尔·马克思”广场,淹没这位无神论者占据的地盘。
八十年代开始的解冻过程突然加速了。交汇在尼古拉教堂心脏的两条主动脉持续延伸,自由的血液被输送到这座城区的各部肢体,各神经末梢。东德开始苏醒、呼吸,铁幕进一步松动。

4

  “‘同志们’最怕的就是这个!”昂纳克措手不及。史塔西(Stasi ,东德国家安全机构)和武装警察开始采取各种方式阻挠周一和平示威。警犬被放入队伍,人群遭到殴打,队伍被驱散,孕妇被扯住头发拖进警车,一名西德摄影记者在莱比锡胡同被殴,所有胶卷一洗而空,十数名参与者遭到监禁……。骚扰越演越烈,德雷斯顿、东柏林等各城市的游行遭到了同样厄运。
  然而人数依然持续上升,接下来10月2日周一的游行,人数翻倍到一万五。
  镇压的力量也不断升级,一万五千人的游行再度被当局庞大的警力驱散了。
  “你看一块一块的拼图,它们是那样混乱无序,……那些分散的拼图块,看起来就像一堆随机的碎片。”弗瑞尔忧心忡忡。
  上帝并没有忽略世俗的逻辑:今天是明天的基础,此刻是未来的前提。虽然东德驱散了10月2号周一的大游行,但历史拼图波澜壮阔,而且跌宕起伏:
  3号,捷克近半数人(七百万)全国大罢工,要求民主宪政;
  4号,万名东德市民离开布拉格,抵达已被东德当局封锁去路的车站和地区;
  6号,东德政府阻绝大量西德游人进入东德。
  7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政40周年。
  ——这是上帝的意志吗?迄今为止,尼古拉教堂、教会和弗瑞尔牧师们跟他们的上帝摔跤七年了。旧约为证,四十年是极限,解体这个专制机器、取消这个傀儡政权,让我们恢复您创造我们的模样,直立起来,有尊严地生活。
  东德人被奴役进入第四十个年头时,共产主义世界的拼图如下:
  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在6月大选中被彻底击败,东欧第一个独立工会组织,团结工会,获得99%的参议院席位。9月组成了团结工会为主导的包括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自我解散决议,旋即成立了“与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制决裂的”匈牙利社会党。
  捷克斯洛伐克:民间民主呼声持续涨潮,近半数国民当月2号举行了全国大罢工。次日东德政府下令禁止了与这个国家的免签证交通。
  东德:一个民主政党,“社会民主党”宣告成立。各主要城市在东德建政四十年之际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但东德政治局的命令是“不惜一切手段镇压反革命示威!”莱比锡、德累斯顿、东柏林等地数千名示威者遭到逮捕。
  东德第二大工业城市莱比锡:官方宣传机器高速运转大庆四十周年,四千名莱比锡人聚集尼古拉教堂所属院落,举行和平示威。警察们手持棍棒闯入教堂领地,肆意暴打维权公民,“无数人倒在上帝的脚下(教堂属地)失去知觉,负伤者被拖进‘阿拉格’展览中心的马厩(耶稣诞生地的标志)关押”……。依然有七千人走上街头,聚集在卡尔·马克思广场,但是国家安全部队在晚间包围了示威者,并出动两辆消防车,最终冲散了示威人群,七百名抗议者被捕。
  这是天启吗?拼图上不断被打散的碎片是上帝对七年不懈叩问的回答吗?四十年期限真的不足以为训吗?
  两天后,东德政府国庆喧嚣的余音中,日子又划出一个礼拜一:10月9号礼拜一,东德建政40周年的第三天。
  谁都知道这是一个难以通过的礼拜一。传闻遍布大街小巷:医院储备了额外的血浆(确切是共两千五百人使用的血浆)、腾出了床位,准备接收受伤的抗议者;体育场清理通道和场地,准备关押大批抗议示威群众;消防队接到命令在水箱里加注数日内不能洗掉的颜料,以便喷射标记示威人群,待秋後算账;人民军队、坦克部队以及外地安全部队调往莱比锡,精锐部队进入一级戒备状态,防暴警察接到上级命令,每个士兵配发十八颗子弹……。
  这些传闻被人们的亲历佐证:人人都可以看到,城里各处布满军人和警察,更有人在市中心某仓库看见卸载裹屍袋。下午三点钟,武装事态更具体化了:到莱比锡的环城公路上,钢盔、盾牌、棍棒武装的武警们严阵以待,几天前就进入戒备状态的“工人战斗队”四处巡逻。显然,所有莱比锡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包括28个分别拥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统统被动员起来了,唯一目标是礼拜一傍晚的示威活动。有些消息不是传闻:家长们接到了市委通知,必须在下午三时前把幼儿园的孩子接回家;外科医生们接到医院指示,取消夜间休息,全部在急诊室待命:“所有伤员只能送往政府医院而不得送入教会医院”……
  杀气升起,空前的恐怖气氛笼罩这座古老的城市。
  事实上,为维护斯大林允诺的政权,“中国模式”已经进入东德当局的思维,成为他们讨论整治社会动乱的语言和他们维持统治的终极手段。西方只闻其人不知其名、只有代号没有行踪的蒙面人“迷瞎”(Mischa)、东德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局(Hauptverwaltung Aufkl?rung)局长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Johannes Wolf)已经接到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
  政治上的可疑分子已清除完毕,东德地方当局政工官员对已然纯洁化的党的工具们发出了动员令:“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麽是他们,要麽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後盾。”
  蒙面人沃尔夫为此做了一个极为清晰明确的判断,这道命令一旦执行,“后果可能 更严重。”
是否应该放弃周一和平祈祷和游行?

5

  尼古拉教会的基督徒都知道,他们的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不是勇士。牧师自己也这麽看。他喜爱游泳,却不敢从高台跳水,一上去就晕,每次都吓得乖乖回身走下来。但是他的羊群都知道,当警察在教堂外抓捕和平祈祷的参与者时,他们谦和温柔的牧羊人脾气相当大,他推开窗户,探出身体,居高临下,奋力拍着窗棂,大声警告那些抓人的警察:别以为你们会逃过审判,我们记得住你面孔!
  还在九月下旬,弗瑞尔牧师就被迫连续进出警察局,他们告诉他,要么停止周一集会游行,要么後果自负。他不就范,他的持守早已惊动了昂纳克。九月底,秘密警察再把他带进局子,威胁接踵而至:必须放弃下个礼拜一教堂聚会和游行,东德政治局一位成员亲自暗示弗瑞尔牧师和另一位尼古拉教堂的牧师沃纳波尔格尔(Wonneberger):北京不过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而已!这等於亮出了杀手鐧,采用“天安门中国模式”不存在距离问题!弗瑞尔清楚他们面临的是什麽:“他们将在这里采用‘中国解决方案’(Chinese Solution)‘拯救’社会主义。他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周一,如果必要,这场反革命活动将被武器制止。’火车站附近到处都是满载军队和警察的卡车,一万到一万五千名士兵严阵以待,准备开枪。”
  这不是游泳池里的高台跳水,这是现实中魔鬼的威胁。被迫站在人生高跳台上的牧师没有转身退下。这是东德的工业与文化中心,这是被奴役而争取自由的人们不断涌来的目的地!他别无选择。只要有一个人坚持礼拜一到教堂,他和他的同伴们就是上帝的使者,就要顶住临城的刀枪,敲响自由的钟声。教堂的其他神职人员都支持这个决定。
  每周一的祈祷和游行都只是拼图上的一个碎片,他不是上帝,无法控制满盘布局、全德风云、世界潮流,他只积蓄一周的时间、精力和勇气,把下周一的拼图摆对位置。他不问收获,不求凯旋,偶尔深呼吸,看见漫天乌云乱卷,他抽不出力量抬起手臂,挥去乌云,他没有精力预支忧愁。马太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他要求自己只把今天的责任担起来,把今天的工作做踏实。未来是上帝的,明天只能托付给明天的自己。
  村上春树的表述更合适於弗瑞尔、尼古拉教堂、莱比锡的现实:“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麽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於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於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我们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弗瑞尔以卵击石的勇气来自高於自己的造物主:“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躬背爬行的动物,是直立行走的智人,是堂堂正正的能思想、负责任的人。”
  圣·尼古拉教堂的40只蜡烛再度点燃了。
  烛光里里,弗瑞尔牧师和他的同事们长久地、倾力竭诚地祈祷、恳求和感恩,一道虔敬的“阿门”俯首发出,穿越大堂升上穹顶……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无论是什麽,仰望造物主吧。
  接下来的情形依然使准备赴汤蹈火的牧师吃了一惊:教堂大门突然被推开,涌进来的是大批陌生面孔,他们目光僵冷,目标一致,直奔大厅而去。
  他们有这麽多!
  此前牧师曾经接到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告诉他,今日的和平祈祷活动将有德共党员前来搅局,对方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消息无法证实。
  他们真的出现了,竟有这麽多!牧师看看表,才下午两点钟!
  错愕之间,目不斜视的人们已经结结实实填满了教堂中殿六百个座位。其余的左顾右盼,想找更多的座位。
  欢迎大家到尼古拉教堂来,我们的教会向所有人开放。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麽谁呢?牧师环顾大批不速之客,笑容可掬地问。
  工人,我们是工人阶级。
  莱比锡是德国工业人口比重最大的城市。哦,工人阶级不是要等到下午四点才下班吗?他们通常四点以後才能赶到。现在才两点半!牧师明知故问。牧师很和蔼。牧师含笑的蓝眼睛闪烁着上帝的幽默。牧师平时没少努力请这些党员同志到教堂来,可是他怎麽努力,他们都不来。
  党员们在座位上扭来动去,无人应答。证道大厅突然安静下来,沉默中一片尴尬。
  不。牧师望了望其他四百多名没有座位坐下的不速之客,两手抬起往下按了按,似乎是安抚面前人们,说:楼上现在还不能开,过一会工人和基督徒们来了,还能有位子坐。
  说完,他看见一些无神论者笑了。——并非所有党员对他怀有敌意。
  1989年弗瑞尔牧师46岁。莱比锡本土出生,从小多病,羸弱之躯使他格外感怀於耶稣对贫穷与路人的悲悯和爱。顺着本能,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很早就知道自己将会成为神的使者。他学了希腊文、拉丁文,然後上大学学神学。学校是以世界那位最着名的无神论者的名字命名的,叫做“卡尔·马克思大学”,不过这并未妨碍他径直走向耶稣。就像他後来避开封闭的修道院,并向社会打开了路德基督教教堂之门一样,他念书时就没把自己关在教室和学校里:他到处打工:在汽车厂当工人,开着电动摩托车送电报,登上行进列车做服务生。他热衷於人们关於时政的议论,还发现,以宗教学生的身份而非德共党员的身份发言更自由。讨论地点也很重要:“所有的关键人物,只在教会里思考并畅所欲言。”
  虽然在无神论者统治的世界和无神论者命名的学校学神学,这事听上去有些荒唐,但欧洲宗教传统土厚水深,纳粹只能利用上帝,不能铲除信仰,而唯物主义者们仇视基督四十年,没能让上帝退席。一如那些党员们首次所见,牧师一对蓝眼睛揪人、寸头短发生猛、套一件牛仔马甲。他的名字发音和意思就是“基督教”,他确是上帝忠实的仆人,但他外表更像一个“工人阶级”。他的姓,简单明白的意思是“领导者”,同时含有精神引导者之意。事实上,“基督教领导”克里斯蒂安·弗瑞尔牧师的外貌,按照纽约时报评论,“完全符合他参与世事的行为方式和哲学价值。”
  纳粹时期德国着名圣徒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是弗瑞尔一生最敬重的楷模。这位二战时期的新教神学家和牧师,面对希特勒的压迫,不仅起而反抗遍及德国教会的犬儒主义,而且直接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秘密行动。一个牧师,不仅干预世事,竟要杀人,宗教界对此有太多质疑。行动未能成功,牧师被逮捕并在盟军日渐临近的隆隆炮声中,被送上了绞刑架,他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了。但是二战尘埃落定多年後,朋霍费尔作为上个世纪十大殉道者之一,雕像被竖立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之上,举世确立了对他迟到的追认。在第三帝国之後的又一个奴役时代,弗瑞尔牧师把这位先辈当作自己的楷模的时候,朋霍费尔远未站上十大殉道者的崇高祭坛。——弗瑞尔不需要世人的认可,他只听从内心良知的指引。
  ——10月9号前夜,弗瑞尔牧师通宵未眠,辗转反侧,不断祷告;他凌晨即起,竭尽所能安排了这日教会各项事务,以确保和平。
  时间到了,他做了几次深呼吸,走向讲坛。
  讲坛只有两层台阶,两步习惯性的移步,此刻竟犹如攀登跳水高台。——真能跳进大堂棕榈树下的羊群中倒好了!他必须挺身而出,承担所有责任。弗瑞尔心事重重,他念虑自己羊群安危,他记得9月4日第一次周一游行,当他推开教堂大门即刻被记者们包围时,他非常不悦:那些镜头和报导,将成为史塔西按图索骥的情报和逮捕镇压的线索!但他很快释然了,这些镜头同时也拍下了警察的暴行,被打的是青年人,撕扯的标语是“人民要自由”,柏林墙阻挡人口流动成效斐然,但挡不住西德的电视广播信号。如饥似渴的东德人在那次西德电视节目播出之後,掀起了更大的抗议浪潮——那次西方媒体包围教堂、报导游行,太必要了,乃是上帝的另一个大手笔!
不过事到如今,上帝的手笔越大,仆人的责任越大,而且过於重大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正 “处於某种巨大事务的边缘”,都知道几十万军队、警察、便衣正按部就班就位,都目睹了德共党员的突然袭击,也都看见了无量的西方记者的镜头麦克风对准了教堂,只有他知道,还有两项重大事件,要在教堂发生。

6

  这一天,一辆普通轿车从东柏林向莱比锡方向行驶。车里两个人持有东柏林身份证。两位东柏林居民上路不久就开始惊讶:道路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军车!这些军车驶往同一方向,莱比锡,而且,来自同一地地区,东柏林。——这一日莱比锡的血液正在循环中回流心脏,通往尼古拉教堂的各主要动脉繁忙异常。不过血液中夹杂着大量的这类武装起来的氧化物质,这些氧化物质居道路中央畅行,比血液流动得更快,有军车承载它们,有无数轮胎运行它们。
  东德小轿车里的东柏林居民是异议人士、摄影师谢夫克和他的同伴。他们不是今晚活动的参与者,也不是旁观者,他们要承担一项特殊使命。谢夫克过去是生态环境影片摄影师,和所有东德人一样,近来身临东德社会的雷鸣电闪,感慨万千。酝酿多日之後,他决定“转行”,他要记录今夜将在莱比锡发生的一切。一路眼见大量满载军人的装甲向莱比锡调动,他知道自己在正确的时刻选择了正确的地点,要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军车把公路碾的扎扎响,他感觉自己正逼近德国历史的紧要关头,无论下刀子还是发洪水,他这个记录者决不能缺席。
  摄录位置至关重要!镜头要对准目标无遮拦,摄影机却不能暴露在射程内和目标视线里。作为经验丰富的生态环境摄影师,谢克夫知道,要满足这相互矛盾的两个条件,除了居高临下,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对东德地理环境了如指掌,毫不犹豫地选中了莱比锡的圣·尼古拉教堂。这里是莱比锡地理中心,也是事件爆发地,而它的钟楼顶层高过六十米,是莱比锡城市的制高点。
  下午时分,谢克夫和他的同伴走进教堂,要求登上教堂塔楼顶层,以便拍摄今晚将要发生的血案。——是的,血案!极有可能发生!他向弗瑞尔报告了一路见闻。
  无声的鼓点骤然而起,敲打着证道大厅里的石柱椰林。弗瑞尔的办公室里,谢克夫风尘仆仆,面容上写满了焦虑与恳求。
  莱比锡不许西方记者居住,他们今天借交易会混进城已是侥幸,无人想到得寸进尺地站在这座城市的头顶,一览并收全城实况。只有常驻东德辖区的人们才可能想到这一招。
  Yes 或No,弗瑞尔牧师必须做出决定。可是十月的莱比锡,教堂不是旅店,面前这位摄影师也不是旅客,史塔西事後若查出来是弗瑞尔的特许,等待他的可能就是劳改营。而一旦拍摄成功,播放出来,秘密警察必然能从画面的角度判断拍摄的确切地点。全德人都知道,弗瑞尔不是经营饭店的经理,他是这座教堂的主持,此地任何事都必须经过他的首肯。弗瑞尔牧师知道,只要他此刻说了Yes,就等於亲自向当局呈交一份不可辩驳的“犯罪”证据,所有侥幸都将消失,所有的拐弯都将通往监狱。
  但是,世界必须了解周一和平游行期间发生了什麽。
  弗瑞尔牧师为来自东柏林的陌生人,打开了通向钟楼顶端门锁,又从他们身後轻轻关上了这道炼狱之门。
他背转身来,长出一口气,终於就绪。

7

  没有就绪。
  还有一项重大事件将在这座教堂发生。
  此事源自莱比锡杰万豪斯音乐中心(The Gewandhausorchester),东德交响乐团所在地。
  1989年10月9日中午,常年不断的管弦、弹拨、打击乐轰鸣戛然而止,休止符不期而至,无线延长。正在灌制唱片的录音棚里,录音胶带空转着,愕然中发出沙沙的哑鸣。数小时沉寂後,录音带再次转动,音乐大厅里响起的是一个男人的德语声,庄严而略带焦虑:
  “……在当前形势下,人们有权就社会主义在东德继续发展自由交换意见;我们六人将尽最大努力促成与莱比锡当局甚至中央政府的对话;为了对话和平地实现,我们请求市民谨慎行事,保持冷静,维护秩序,不涉暴力。……”
  呼吁书史称“六人声明”。六位签署者中,有三位是莱比锡知名知识分子:东德音乐指挥家库尔特·马祖尔(Kurt Masur);东德神学家彼得·齐默尔曼(Peter Zimmermann)、东德讽刺剧演员兼作家贝恩德-鲁兹·兰格(Bernd-Lutz Lange)。另外三位是东德共产党莱比锡市政府官员:教育局长罗兰·沃茨(Roland W?tzel)、鼓动与宣传部长约亨·鲍莫尔特(Jochen Pommert)、文化局长库尔特·梅耶(Kurt Meyer)。这实际上东德“全体人民的一个微缩版”。
  “六人声明”的起草人和召集人是马祖尔,这位东德知名的音乐家的另一个身份是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的私人朋友。昂纳克对传统音乐的重视和支持博得了这位音乐家的好感。莱比锡本是欧洲历史上的音乐中心,二战後,马祖尔指挥的东德交响乐团,却被安置在动物园附近的会议厅。演出排练休息诗,狮子老虎的咆哮声成了交响音乐的复调和声。为了避免在全世界面前继续丢脸,昂纳克接受了马祖尔的忠告和建议,为东德交响乐断建造了那座颇负盛名的莱比锡杰万豪斯音乐中心,为此,昂纳克提出的唯一条件是,乐团每年必须首演一次青年作曲家的交响乐!马祖尔怎麽能不喜欢这样的领导?10月9日那天,马祖尔为准备接收伤员而打开他的这座豪华音乐厅时,警察没有冲进去阻拦,他们不知道这位音乐家跟政府是什麽关系,但他们确切知道他跟他们的总书记有私交。
  马祖尔凭借这份私交,在东德历史上插上了一根杠杆。
  在猛兽咆哮中长期坚持音乐演奏的马祖尔,练就了一番漠视党文化横行、对抗浪潮四起的唯音乐是尊的气概,但10月9号那天他再也无法继续灌制唱片了。他的双簧管演奏家下午气急败坏地走进大厅,抱歉说,他不能再继续演奏了,他刚刚路过教堂,亲眼看见警察们拽着一位女青年的头发,把她扔进了卡车。
  马祖尔感同身受:“几周以来,公众情绪一直处於爆炸的边缘”。怎麽办?
  踩着他焦虑的心情鼓点,音乐厅来了三位年轻人,他们是东德刚成立不久的最大反对党“新论坛”的代表。为了避免流血,他们心急火燎,提请马祖尔想想办法。
  马祖尔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妻子,他需要妻子同意他在这个特殊时期把音乐变成行动。接着,他一个接一个播出他熟悉的电话号码,紧急召集两名德国知名知识分子和三位党内改革派官员前来共商举措。
  他的音乐厅成了事变联络中心,他成了中心的首脑,试图肩负起民众与中央政府沟通与谈判的使命。无论如何,不能重演北京四个月前的血案。与昂纳克的私交没妨碍马祖尔在历史关键时刻踩住人生交响的正确线谱。昂那克庄严地称他为“同志”,他後来却告诉人们,那是一个错误,他不是党的同志,他是一个基督徒!事实上,这个制度从未喜欢过这个音乐家,他曾经被从音乐界除名、并被禁止应邀到西方客座指挥。
  马祖尔不断看表,时间不多了。莱比锡市文化局长库尔特·迈尔终於复电,时已近下午四点,匆匆赶到的人们正围住马祖尔,商议他仓促起草的那份呼吁书,并把拟就的内容录制成带子,派人送往市委和广播站。同时,三位党内官员使尽浑身解数,调动所有关系,不断联系东德中央政府,希望争取到一个认可:不要对晚上的游行活动使用“中国解决方案”。
  市政府接到了这份呼吁书,但是没有答复,直到六君子向媒体发布这一呼吁的下午四时,依然没有答复。
  游行就要开始了,莱比锡广播电台,城市广播站和街头高音喇叭已经陆续响起马祖尔略带紧张而忧郁的呼吁声。时间越来越紧了,下一步能做的是,抢在游行开始前,直接与教会和周一游行者们沟通。於是,莱比锡的心脏,圣·尼古拉教堂,在云集东德历史上最多的代谢力量之後,又加入了一道重要的抗氧化流脉:“全体人民的微缩版”——来自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和政府机关的六位声明起草人一个不落,携手前往教堂,他们要在这里向全体游行参与者现场发出和平呼吁。
体力和心力接近饱和的弗瑞尔,由衷地接纳并安排了这项重大行动。德共党员们奉命提前涌进教堂、占据中央座位,要把这个祈祷和抗议活动结束在起点,他对他们心中无数,但他对和平祈祷总是充满信心。

8

  下午五点,他准时登上了一生中最高的跳台。
  这大概是历史上这个教堂聚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东德建政以来第一次,马克思的信徒们正襟危坐在上帝的领地,聆听他的使者讲述创世的真理。殿中烛火闪烁,穹音回荡,冰炭交汇间人人神情峻穆,渐渐有神圣庄严气氛弥漫起来……。
  感受到震撼的不是基督徒和各界人士,而是在座的一千多名德共党员。牧师平和的语调组成的是不曾料到的画面,产生了一种陌生的认知:这里是一个诚实高尚之所;这个“反革命敌对势力”并未煽动人民造反,却诚心诚意地努力,试图和平地推进变革。他们面对的不是敌人,是和平使者。
  接着,党员们熟悉的音乐指挥家库尔特·马祖尔出现在讲坛上,手中的指挥棒变成了一张纸,上面的五线谱变成了西日耳曼语写成的文字,(一说:神学家齐默尔曼宣读“六人声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德国人通用的文字:这是他们的圣贤马丁·路德奠定的的。四百多年前,这位宗教改革家对《圣经》做的出色的德文翻译,导致这种语言演变为德国的官方用语。全德那时起使用的官方语言,来自德语圣经。
  指挥家向全体与会者一字一句宣读了这份呼吁。紧接其後,主教们大声疾呼非暴力,弗瑞尔代表教会表示倾力支持,他同时要求所有与会者响应这一呼吁,践行呼吁书的要求。——事实上,七年间三百六十八次周一和平祈祷以及後来的周一游行,没有一次弗瑞尔不提出这样的要求,不强调祈祷、讨论、游行的和平性质。
  这一天,按照六人的策划,这份来自更广泛谱系的呼吁在莱比锡所有教堂同时宣读,并在无线广播播中及时播出。形成了万众一心的阵势:莱比锡的所有党派组织团体都号召非暴力示威,各教会均表示全力支持。
  让德共党员们进一步错愕的,应该是一同前往的莱比锡市政府三位官员,他们的宣传部长、文化局长、教育局长。他们稳稳当当地与音乐家马祖尔、神学家慈默尔曼、作家兰格站在一起。党员们发现,他们竟是这份呼吁书的联署人。牧师的布道,颠覆了党员们的错误认知并消解了他们的使命,三位官员的介入,则消解了党员们的意志,使他们的使命和荣誉蒙羞:谁将是暴乱的煽动者?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引发冲突,破坏和平,那就是他们。
坐着别动,认真听讲,或忍受羞耻,唾面自乾吧。

9

  而人们怎麽能不期待和平?
  不过他们清楚,为要和平,可以自我约束,不能指望统治者开恩。莱比锡各教会都做了最坏的准备:打开所有的门,清理空间,准备接收大量受难者。大军压城,人们安排好家务,一些夫妻或父母分工一人留守家中照顾老弱病残,一些出行者甚至留下了遗嘱。
  教会低估了信众的勇气。那天全城四个教堂同时举行祈祷,所有教堂全部饱和,弗瑞尔和他的同事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总共8000人!“更多的人没能进入”。
  尼古拉教堂在那一天点燃的蜡烛不是40支,是2000支。
  矛与盾、兵与将、水与火,虽然针锋相对,却都来自俗界,属同一范畴;而与子弹相对的烛火,来自另一个世界,代表不同的信念,表达不同的思维,那是上帝的“武器”。弗瑞尔牧师要求所有从这个教堂走出去的游行者人手一只蜡烛。弗瑞尔牧师用心良苦:烛光不仅代表争取自由的和平方式,它需要呵护。一手持蜡烛,一手护烛火,两只手都被占用,人们就没法子捡石头还击了!
  要镇压这样的游行队伍,需要有更加残暴的勇气。要下达这样的命令,需要泯灭人性。
  而要产生奇蹟,无论种族,需要一个“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国度,无论朝野,需要一种“天地神只,昭布森列,非可诬也”的敬畏。
  教堂门一开,弗瑞尔再度惊讶了:外面人群密集。共产党员捷足先登也就一千人,聚集在教堂外广场上的後来者足有一万多!有的已经蜡烛点燃在握,静候着里面和平祈祷的人们。
  今日事事出乎意料!弗瑞尔大声招呼门口的守候者们往旁边让一让:我们有两千人要出来,加入你们当中!
  时间是下午,时辰是酉时,莱比锡的主流正脉从起搏的心脏涌动而出,祈祷者们默默走出教堂,走进人群。烛光交汇处,一脉熠熠生辉的人流渐次形成,缓慢地向卡尔·马克思广场移动。
  ——那里是每次周一游行起始的聚集地。途中7万6千名德国军人严阵以待,上堂的AK-47冲锋枪口对准了行进的人流。每人只发一弹,就足以把每个游行者撂倒或消灭七次之多,而他们每人配有子弹18发。那些列阵的苏制坦克和每一个指向人群的黑洞洞的炮口,都散布着1953东德年事件、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事件的血腥气息……。队伍走过军阵,沉默的人群耳边想起弗瑞尔牧师的大声诉告:不要诉诸暴力,爱你的仇敌(Liebe deinen Feind)!举起你的手,遮住烛火前的风,保证它不熄灭。我们只是徒步走过去,我们同时为他们祈祷。
  西面八方的人群在卡尔·马克思广场聚集後,将沿环城路绕行一周,再回到尼古拉教堂。每周如此。这一次他们能全数回到尼古拉教堂吗?如同无人预知“卡尔·马克思广场”这个名称不久将还原为“奥古斯都广场”(Augustusplatz)一样,这是天问,无人能够回答。
  那一天的游行场面浩大,却标语极少,口号声也不多,古老漆黑的街道上,几乎只有万千人头在沉默中缓缓向前涌动。全城的神经脉冲都被这一壮举揪紧,沉默的队伍中,开始有人向临街窗户里的旁观者高喊:“到街上来!”
  莱比锡脉管的鲜血,漫过了马克思广场,溶解着横亘在前途的血栓,开始沿着城区的环形街道涌动。城区上空响起了人们的简短呼声:“不要暴力”。
  队伍在马克思广场掉头向北,沿直奔欧洲最大的火车站之一,莱比锡火车总站。
  这是莱比锡人流最大汇聚地,每日客流量15万,这里也是每周一游行必经之地,因此早已戒备森严,附近到处是满载军人和警察的车辆,一万三到一万五千名军人、警察列阵成墙,准备开火,决意阻止游行队伍通过。
  不断有人群加入行进中的人流,人群迅速膨胀,看得见警察阵列了,迫近那些盾牌棍棒枪械了,危机陡然升级。队伍继续缓慢前行,烛光被扩展中的人群稀释,如同分布在旷野的萤火,显得更加明亮。街道格局被打破,涌动的人流布满了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等所有空间。人们挽手并肩,以漫步的速度继续向前涌动,口号逐渐变成了“我们就是人民”( Wir sind das Volk)。
  这句德语有三个重音,三个重音反复地有节奏地爆破,撞击大气,如席地滚动的雷声,漫卷起临危不惧的勇气,从万千昂起的头颅升上夜空。
  这是秋季的夜空,深邃高阔,烛火对应星光,人性仰视神性,灿烂与共。
  ——军人警察“没有出手”,“他们什麽也没做”,在最後一刻,他们站在一旁,让游行队伍通过去了。
  不止没有出手!“一个接一个,你听到‘卡塔’,军人扔掉手中的枪械、接过蜡烛的声音。然後又是一声卡塔,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所有的军人,开始扔掉他们的抢,接过蜡烛。他们转身面向俄制坦克。坦克可以把他们全杀死,但是他们转过身来面对军营。”
  不足半小时,游行人数已增加到七万,除却老弱病残,在当时人口50万的这座城市(一说40万),这个数字相当於倾城空巷。
  环城街道不长,人群流动密度激增。队伍经过莱比锡消防总队的时候,消防队长刚好接到东柏林来电,问询莱比锡情况。哑然失语的消防队长乾脆把电话听筒直接对准了窗外,密集的人流正缓缓通过街面,东柏林当局从听筒里听见了万众一心、三声一组的重锤反复砸响:“我们——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
  东德40年的铜墙铁壁正在经受历史上最严峻的撞击。
  队伍继而折弯西南,环城路西南角Runde Ecke是德国统一社会党莱比锡总部所在地,也是莱比锡的恶性肿瘤史塔西总部所在。这座党部办公大楼俨然武装起来了,楼里灯火通明,楼外武装军警戒备,楼下警戒线分明,楼上机枪就位。
  下午四时就接到六人紧急呼吁的市政府,直到游行队伍走出教堂也未回覆一个字。不过官员们的紧张程度丝毫不亚於弗瑞尔牧师和所有游行组织者。超过七万之众的民众压城而来,“不要暴力”、“我们就是人民”的声浪海啸般漫卷……道路充塞,交通中断,司机们乾脆弃车加入队伍。
  大楼里,莱比锡秘密警察上尉拔出了手枪。
  下午6点30分,在多次与东柏林德共中央联系之後,赫尔穆特·哈肯贝格(Helmut Hackenberg)再度拨通柏林电话,他问埃贡·克伦茨 (Egon Krenz):开枪,还是不开枪?克伦茨是东德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主管东德安全事务,是东德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看好的接班人。听筒不用放到窗口,克伦茨也可以听见莱比锡的血脉涌动之声。这座城市已经开始呼吸,正在苏醒,谁敢负开枪的责任?
  克伦茨没有做主,放下电话前,他告诉哈肯贝格:需要徵求他人意见,等我电话。
  昂纳克已经下达过严厉镇压反革命示威的命令,相关的警告明确下达到了各机关工厂学校教会,军警坦克已经名处就位暗地布网,人们却依然上了街!上周一一万五的游行人数已经是前周一的两倍,今日不用统计也知道人数增加幅度大大超过几何级数了。这个强硬地踢出去的球,居然被弗瑞尔们柔软而坚定地抛回来了。莱比锡市政府委员们都在,围着他们的市委第一书记听候柏林指示。“卡塔”一声东柏林那边电话就放下了,“时间像停止了一样漫长”,大楼里无声的焦虑如楼外的呼声一样密集。
  那个不作为的临时决定,是所有人分别做出的。
  依照时间顺序,历史记录是这样的:
  先是大街上,6点过,军警武装放下了手中武器。意味深长的是,他们不仅放下了武器,而且在回身面向坦克时接过了烛火。
  然后是莱比锡东德党部,7点左右,在与柏林最後一通请示电话无果而终後,良久,市委第一书记哈肯伯格哑着嗓子开口了,他徵询在场全体党委成员的意见,还是那个问题:开枪,还是不开?这等於问他的下属承担血洗莱比锡的责任还是承受群众冲击大楼?接受党的处罚还是接受历史审判?服从权力意志还是顺从民众意志?坚持良知底线还是恪守党性原则?选择敌基督的马克思还是认可教会代表的上帝?
  他听见的回答急切而明确:不要开枪!而且,撤下军警。
  在场的教育部长沃茨一定发表了意见。事实上他是莱比锡党内开明力量的核心成员。关於莱比锡六君子非暴力倡议书之产生的另一种说法是:周一游行前两天的10月7号,沃茨就与喜剧演员兼作家兰格会晤,希望与教会展开对话。沃茨详知10月9号当局将对烛光游行采取中国解决模式,所以那一天,他首先召集了另两位莱比锡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同事碰头,一个是与马祖尔保持密切联系的文化部长梅耶,另一个是鼓动与宣传部长鲍莫尔特,三人一起寻求避免暴力镇压的解决办法。草定行动方案之後,他通知莱比锡大学的兰格和神学家齐默尔曼即刻前往马祖尔处碰头,接着三位部长一同驱车前往马祖尔处,六人共同商议起草、发表非暴力呼吁。也是由於他的强力影响,这份呼吁在所有教堂的和平祈祷仪式上宣读,并经宣传部长鲍莫尔特的直接指示,在这座城市的广播中反复播放。沃茨虽然身在官府,对教堂组织的和平游行性质应当心中有数,即便一万人变成了七万,他们也不大可能占领这座的党政大楼。他们的目标有限,七年以来,没有一次不是绕环形路一周,然後返回教堂。这个信息对在场的党委们是一个定心丸。不过责任问题依然泰山压顶,即便今晚安然度过,承担抗命责任的肯定是莱比锡第一书记哈肯伯格。
  但是这位第一书记听从了自己下属的建议。
  这是莱比锡千钧一发之际,预期的枪声没有响起的直接原因。
  接下来是东德党中央,7点30分,莱比锡党部大楼哈肯贝格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大作,守候在一旁的哈肯贝格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了柯伦茨的指示:避免与人民发生任何冲突,撤离所有军警武装。
  哈肯贝格放下电话长出一口气。压顶不去的楚格山峰突然漂浮而去了,不可思议。
  周一游行队伍顺利通过莱比锡党总部。再折弯便向东了,那是尼古拉教堂的方向。血液开始向心室回流了。
  最如释重负的是弗瑞尔牧师——如果回到教堂後他没有因为突然放松了紧绷的神经而虚脱的话。两千人安全归来,一万人安全归来,七万多参与者悉数安全归来了!
  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那时说了一句警世名言:“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的人!”在接下来的东德民主浪潮期间,他将苏联十万东德驻军按兵不动,这一明确默许对东德是一个直接信号:自戈老板上任,苏联改主意了,绝无可能再像1953年、1956年、1968年那样支持并直接镇压和平抗议活动了。更毋庸置疑的徵兆,是紧要三关的今日,驻德苏军依然在营区按兵不动。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後来向媒体透露说,这是苏联当局当时直接下的命令。昂纳克有权下令屠杀,但莱比锡地方官员在最後一刻决意抗命,而东德政治局许多成员更进一步:他们决定让这个正在生病住院的总书记下台。
  ——不需要知道这许多幕後消息,在弗瑞尔牧师的感觉中,那次周一游行之夜,“是耶稣精神之夜,因为那一夜无以成败论是非,无以输赢论高下,无人被打翻在地,无人丢失颜面”。牧师的感觉超越个人利害、超越群体利益、甚至超越教会“肢体”,涵盖对立的双方及至全体:“那是一种巨大的被拯救的感觉”。
  他此时疲惫不堪,从人海中抬起头,目光越过生命中的高跳台,仰视星空,无限感恩。就在那时,他领悟了那些凌乱碎片的拼贴玄机:
  “当你看见它们如何拼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不是偶然的,那是必然的。”
刚刚经历的是怎样一幅神蹟昭昭而波澜壮阔的画卷啊!“自今夜起,东德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东德了”。

10

  东欧历史进程改变了方向,加快了步伐。弗瑞尔的拼图板上,“自由”两个大字从碎片中迅速组合呈现,三色旗伴着每一天的太阳徐徐上升。逆转已经不再可能。
  此後第一天(10月10日):一位东德外交官,内裤里藏着谢夫克在尼古拉教堂钟楼顶录下的游行实况录像带,平安离开了东德。
  第二天(11日),莱比锡七万人和平游行的画面传遍世界,烛光照亮东德更多人的灵魂。同日,波兰政府宣布,拒绝把试图经由波兰离开东德的市民送回东德。
  第四天(13日),东德几乎所有被囚禁的良心犯获释。
  第七天(16日),东德各地效法莱比锡,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周一和平游行。而莱比锡周一游行的人数再度翻倍为15万。
  第九天(18日),德共总书记昂纳克下台。局势至此明媚清晰如春,阳光雨露初临大地,德国各政治反对派和政党应运而生。
  第十一天(20日),东德政府准许前东德市民返回家园,并首次在媒体上公开与东德市民对话,承诺公民平等旅行权利。
  第十四天(23日),人们从东德各地前往莱比锡参加(第五个)周一游行,人数再度翻倍至三十万。并在接下来的第六个周一游行中,保持了这个数字。
  第十六天(25日),西德政府代表团访问东德,两德分裂40年以来首次实现政治对话。
  第十八天(27日),东德宣布大赦所有企图逃离东德的“罪犯”。
  第二十天(29日),德共撤销对反对党“新论坛”的起诉,东柏林市长在市政厅遭遇市民质询,柏林墙下死难的逃亡者相关问题提上日程。
  第二十六天(11月4日),东德全地爆发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示威,百万市民走上街头游行集会,呼吁东德实现民主。此後东德各地的和平游行失去日程,写满的日历的每一页。
  第二十九天(11月7日),东德政府部长会议全体成员辞职。
  第三十天(11月8日),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全体成员辞职。
  第三十一天(11月9日),历史性的一天。五十一年前的这天是“帝国水晶日”,狱中的朋霍费尔藉着幽暗的光线,在《圣经》诗篇中的两个句子下面,划了两道线,一句是“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有烧毁了”,另一句是“再也没有先知说话了”。先知拉着圣徒的手,隔代而往是他们唯一的桥梁。孤独的朋霍费尔不知道自己凝聚了德国的良知,不知道他的失败将成为後世胜利的基石,不知道他的精神将鼓舞後人尤其是弗瑞尔牧师走出教堂,更不知道自己将被归为先知和圣徒行列。五十一年後的这一天,莱比锡和德国全地“神的会所”挺身而出,柏林墙东西人山人海。
  一个巨大的问号如达摩克里斯剑高悬在两边人群头顶:这堵28年来不断溅染逃亡者血迹的大墙是否跟它的缔造者一起“辞职”了?自动射击装置、百米追踪的警犬、荷枪实弹的军人依然在暗碉密堡里值班吗?
  上帝默不做声。经过三旬风云激荡,日子突然失去了钟摆,人们莫知所终。柏林墙东边,一个小伙子突然离开了人群,一脚踏入了东柏林围墙的禁区,把自己置於可能被射杀的境地。众目睽睽,鸦雀无声,小伙子一步千钧,向柏林墙缓缓靠近。枪声随时可能响起!他可能步克里斯後尘,成为第79名越境牺牲者!
  他靠近了大墙。
  他举起了双臂,攀住了墙缘。
  他奋力攀上了这堵大墙!
  西柏林的民众看见了突然出现在墙顶的小伙,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几乎同时,他们向他伸出了丛林般的手臂。
  小伙子向那手臂之林纵身一跃——势如飞鸿,美如光霞!
  当他双脚落在西柏林土地的一瞬间,大墙两边人声鼎沸,正义的审判轰然到来。
  ——柏林墙开了,东德复活了,三色旗飘起来了;自由凯旋了,共产主义土崩瓦解了,二十世纪乾旋坤转了;欢乐颂响起来了,胜利女神再度归来了,历史终结了。
——摧枯拉朽中,上帝的拼图完成了。

11

  “自由困难重重,民主并不完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垒起一堵墙,把人民挡在其中,阻止他们逃离我们。”这是肯尼迪26年前在西德柏林墙前演说中的内容。10月9日回到尼古拉教堂後不久,弗瑞尔被汹涌的和平示威浪潮掩盖了,直到多年以後,人们才能想起他。而他的故事较为全面地介绍到汉语世界,要再迟数年,直到本文问世。
  阻止人们逃离的柏林墙一开,旋踵而至的是狂欢。幸福的麻烦事接二连三,全是东德情人回归西德怀抱引起的。
  交通风暴!开墙次日涌入西德的东德人已有10多万,第三日再有40万。第四日,柏林墙开墙22处,进出西柏林的人次达到100万!此後的周末,涌入的人数据说超过200万。
  西柏林何止人满为患,它道路堵塞,车为累赘,地面交通瘫痪;地下铁路则过度拥挤,被迫暂定或改为快线通过。空中交通拥挤状况接踵而至:西柏林机场上,各航班满载东德旅客昼夜不停地飞往西德各地,几十个国内航班早已提前全部订满。开墙一周之後,570万东德公民(近东德半数),获得签证,即刻加入了前往自由世界的旅行大军,而签证的数量依然再增加。国际航班蜂拥而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要见证德国历史性的时刻。柏林空运的主角美国,两届总统在柏林墙下发表震撼世界演说的美国,兴致勃勃卷入了这场交通奇观,泛美航空公司在全球各地排安排了近20次抵达柏林的航班。柏林上空几乎再现50年前柏林危机时的空运奇观。
  大排队现象。各商场、超市、包括性商店,持续推迟夜晚打烊时间,可是东德好奇人群的队伍依然如长龙旋转;食品杂货连锁店前的长队,是为了领取西德赠送东德人手一个的欢迎袋。各邮局、各银行门口的队伍,是为了领取西德赠送东德每人一百马克的欢迎费,队伍长度以公里为为计。每一个已经开通的过境边卡长而又长的东德人长阵不分昼夜,是为了早些进入西柏林。更长的是车队!柏林墙边境通往西柏林的所有道路全天候挤满车辆,所有道路完全堵塞,水泄不通的公路长达50公里!西柏林人对此叹为观止:“哦,我的上帝,他们可真有耐心!”西德电视台的解说词是:“我们排了40年队的兄弟姐妹来到西方,第一件事居然还是排队!”全世界都明白,东德人的耐心明码标价了,是自由牌的!40年奴役,28年等待之後,排几公里、几十公里的长队算什麽!
  停车奇观。东柏林成了世界最大停车场。迫於无法缓解的交通压力,西柏林大小媒体悉数发出紧急呼告:西柏林人上街不要开车,东德人前往西柏林也不要开车,东西平等:能步行,都步行。望着蔓延几十公里往西柏林磨磨蹭蹭的车队,谁都知道,步行虽慢,开车更慢,还闹心。於是,东柏林市区一时间成了最大的免费停车场,大街小巷广场公园……到处停泊着东德各地的车辆。
  免费事件。非此几乎不能表达西柏林对自己情人回到怀抱的激动。为东德游客免费的东西太多了。每人100马克免费的钱、为继续免费和缓解交通风暴而开往东德的运钞车、装了咖啡和巧克力的“欢迎袋”、免费可口可乐……。东德人久违30年的西柏林歌剧院,莫扎特歌剧《魔笛》免费上演;东德人久违30年的西柏林足球场,一万张西柏林足球大赛入场券免费。还有民间自发的免费:柏林墙关卡处,西柏林人拿着香槟、面包、鲜花、糖果、香蕉(东德一直没有香蕉),有些乾脆拿出小面值的西德马克,夹道欢迎从墙里出关的东德人。进了城,免费项目没有完,西柏林人这些日子挤着上街,重要目的是拥抱自己的另一半。满大街人,看看衣装就知道谁东谁西,而且东德人走路东张西望、没有目标,到处停留,瞪着好奇的眼睛……。那些日子西德不分职业,使用频率最高的公共用语是服务行业用语,“我能帮你吗?”当然能!出租车免费拉一趟观光不奇怪,义务步行带路更常见,最方便实惠的是请吃请喝,西德餐馆的饭怎麽都比东德的好吃……。
  东德向西倾国,所有幸福的灾难之後,留下了西柏林满大街垃圾!40年脱离文明世界,那是他们的标志。也有40年不变的标志,依然与免费有关——
  11月14日,柏林开墙第5天,西柏林的美国纪念图书馆怯生生走进来一位中年人,东德中年人。来到柜台前,他小心翼翼掏出两本书,说:我还书。站柜台的图书管理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柏林墙刚开没几天,人们都忙着在街上转悠呢,这位东德人这麽快就借了书,已经读完了?可是面前此人肯定来自东德,他说他要还书肯定没错!管理员接过两本书,打开扉页,一看出借日期,他就吓了一跳,竟是1959年!再细细看看,没错,就是1959年——30年前。他抬起头,重新打量眼前这个东德人,就听见对方说:对不起,这麽久了才还回来。末了,管理员弄清了:这人来自东柏林,确切地说,是当年一位东德大学生。1959年柏林墙建墙前一年,这位大学生来到西柏林这个图书馆,借了这两本书。此後不久,就失去了归还的可能。这位还书人一再抱赧:多年以来,他一直为自己不能及时把书还上感到惭愧!所以他进入西柏林第一件事,就是还书。两本书完整无缺。
  柏林墙开了,墙上到处被砸的都是窟窿了,东德警察依然在墙上,踩着脚下人海,面无表情地在心里翻江排浪;西德警察也依然在墙下,忍看啤酒倒进他人肚腑,巴望赶快下班,好混入人群一起狂欢。德国人做什麽都认真到刻板。当年为了逃离东德,他们认真地刻板出多少人间奇蹟啊,从自制潜水艇到改装小汽车,从热气球到电缆圈,从掘地三尺数英里,出口瞄准西柏林家後院厕所,到窗口跳高楼,对准地面撑起的床单……,事事自己动手,计算测量材料手工……样样精确到位,人人一丝不苟,各个都是专家。连半夜大街上行路,红灯前即便无一人一车,依然等候绿灯。只有这一次,开墙的巨大的幸福使逻辑严谨的德国变成了浪漫童话世界,於是在所有免费之上,西柏林美国纪念图书馆里发生了一项最大的免费事项:迟到30年才来还书的东德前大学生,被免除两千马克的逾期罚款,免费借阅30年!这是全德历史上最长时间的一次性免费借阅。免费奇蹟接着生效,这位前东德大学生读书本性不移,书刚一入库,他立即重新办理了借书证。
  揪心的幸福持续不断,到了12月22日,两德人民经历了七十多天的揣测、观望、等待、期盼、忍耐之後,封闭28年的勃兰登堡门打开了大门!两德贯通如一。东西两德两位总理,东西两柏林两位市长,在这历史性的时刻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两天后,东德取消了对西德封锁国门的签证业务。英国卫报姗姗来迟地评论说,从那一天起,德国的心脏开始跳动。
  英国卫报错了,早在七年前,德国就在莱比锡的尼古拉教堂里开始做心脏搭桥手术,这修复的心脏在10月9号首次周一游行时就正式起搏了。勃兰登堡门的开通,意味着德国全线血脉畅通无阻了!
  弗瑞尔牧师的40苗烛火,驱散了东德40年极权统治的黑暗,点燃了自由统一的曙光。
  柏林墙坍塌两周前,来自各地的莱比锡周一游行者曾打出过一幅醒目的标语:“英雄城市”(德语“Heldenstadt”),表达他们都这座城市的赞美。
  柏林墙倒塌後几周後,人们在这座英雄城市里发现一幅垂挂的巨型标语,上面的几个大字夺人眼目:“教会,我们感谢你!”
  古老名胜的尼古拉教堂建筑,因其东德和平革命策源地的人文历史特色,更为世界瞩目。
  与东方沦陷地相对应,“89”之後,印度婆罗米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中这两个字,成为德语中的特殊名词,成为德国的庆典符号,“89之秋”(Autumn 89)在欧洲意味着“民主的苏醒”(The Awakening of Democracy)。每年10月9日前後的那个周一,德国及世界各地人们汇聚莱比锡,庆祝东德回归自由世界,入夜,莱比锡城市最高层建筑上“89”两个字居高临下领万家烛火,点亮整座城市,礼花飞上天空,周一游行的那条环城路上,人头攒动,彩旗飘飞,早已积淀为文明人类欢乐情感模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终曲《欢乐颂》,被其子民赋予了当代意义,响彻那片灯火之海……
弗瑞尔牧师这位与上帝签约的人、莱比锡心脏守护人、八年以恒的燃烛人、和平祈祷领衔人、走上街头的上帝的信使,被尊为“最优秀的牧羊人”、“和平革命之父”。“他的勇气改变了一个国家”。他的上帝看见了他持续点燃的40苗烛光,聆听了他每周一的和平祈祷,回应了他关於被奴役者旷野流浪40年的扣问,在东德专制统治40年国庆的时候,克平了那座大墙,拉下了专制铁幕,消解了那个极权国家。二战期间,德国牧师马丁·内莫勒(Martin Niem?ller)、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卡尔·巴特(Karl Barth),是反抗纳粹的英雄;冷战以後,匈牙利红衣主教约瑟夫·闵真谛(Jozsef Mindszenty)和波兰的罗马天主教皇保罗二世,是抗衡共产极权的先驱。历史的度量衡远远长於人生尺度,常使生长於奴役时代的反抗者在无休止的黑暗中怅然。虽然如此,弗瑞尔牧师於天道隳废时代闻道敲钟,在暴戾当前时刻秉烛立世,证明他是当代的摩西,是现实困境中文明的脊梁。大浪淘沙,百年以後,他将与以上帝的尊严抵抗极权的同行与先辈一起载入史册——不仅是因为他的胜利,更因为他不计成败的持守。


  北明
  2014年8月31日 初秋雨淅沥


 

河南艾滋病事件,真相必须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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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艾滋病事件,真相还要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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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倩,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

 

   虽然有人说,一个人人都接受“假象”的社会,去谈论“真相”就是要去“犯罪”。可真相必须大白,总得有人说话。关于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从来就没有真正公开过,所以,我有话要说。

 

   在很多次世界艾滋病日,每年的121日,我被邀请做演讲。许多次讲述着河南艾滋病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和艾滋病人群的生存境况。人们无不被那些来自现场的照片那些悲惨的故事强烈震撼。但是听众毕竟有限。这件事——河南农村艾滋病事件——的真相,绝大多数人,依然不知道。

 

  关于这件事,我六年田野完成一本书《血殇》,只能在台湾出版。但是国人看不到,带回来,海关检查扣压了。有人不想让人们看到这本书,不想让人们了解这件事。他们害怕真相。

 

    又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即将来临,我还要讲这个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悲惨故事。

   这么大的一个事件,这么大的一场悲剧!成千上万上十万几十万人的生命和家庭啊!必须真相大白。

 

     一、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

 

    一般都知道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是因为卖血。卖血怎么会感染艾滋病?大多人以为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

 

   如果再问:怎么会大面积传播蔓延?

   人们会很不屑了:因为农民贫穷愚昧呗,这谁不知道?

   也许还会很不耐烦地反问一句: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河南艾滋病的事情早就过去了,不是吗?

 

    但是,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上世纪8090年代,河南农村掀起 “快速致富,献血光荣”的风潮,许多村庄被卷入其中。在疫情最严重的上蔡县,人们将之称为“全民卖血运动”。

 

这里的“献血”“卖血”是一个概念,就是到血站出卖血浆。这与以往人们理解的“卖血”不同。以往卖血,是卖血人员到医院卖血, 直接用于医院病人临床输血。

 

实事上很久以来,底层社会长期存在着一批专业或半专业的卖血人群,中国的医疗体制中没有相应的供血机制,中国基层县乡医院没有血库,卖血的人就是医疗临床用血的“活的血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农民就有人卖血,村民讲述当时情况:那时也有血头,叫血队长,医院有病人需要输血了,通知血队长找卖血的人,血队长知道有谁愿意卖血,就骑自行车来叫你。那时卖血的人少,也没有听说过传染艾滋病,有人卖了一辈子血,活到七八十岁。

 

1980年代后期,单采原料血浆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血液开始作为生物制品的原材料被收购,血液的市场需求急剧扩大。各地纷纷建血站专门采集原料血浆,一大批“献血员”队伍应运而生,河南农村一些贫困地区几乎所有青壮年被捲入其中。

 

为了有所区别,人们将到医院卖血,叫做卖全血,简称“全采”;到血站卖血叫做卖血浆,简称“单采”。

 

所谓“单采”,是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品生产厂家,生产制造生物制品,如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第八因子等等。因此,血站,准确称谓应当是“血浆站”或者“单采血浆站”。“单采血浆”有极其严格的操作技术要求,否则在回输血球的过程中,同一批卖血者中,只要有一个病毒携带者,就很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就是血站在“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的过程中,在卖血人员中传播开来,同时传播的还有疟疾、丙肝、梅毒淋病各种性病,等等多种疾病。

 

所以,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不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而是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

 

而且当时许多献血员单采、全采都卖,所以,又出现大批“输血感染者”。疫区卫生防疫部门说:“北京上海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医源性根源都在河南。医生开一袋血浆提成510块,所以不管是否需要都动员病人输血,都是受利益驱动,结果输血又感染一批。”河南农民不是万不得已不舍得住院,妇女生孩子才会住院,当时许多住院产妇被动员输血,致使一大批产妇和孩子感染了艾滋病。

 

豫东南艾滋病高发区的卖血农民的确是穷,但是贫穷并不一定非要卖血,特别是卖血浆。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说:艾滋病都是单采才感染的,单采是政府开血站才开始的。要不是政府开血站,老百姓去哪卖血?不卖血咋会感染艾滋病?

 

艾滋病村的村民诸老二接受采访时非常强调这一点:“穷!成份贫农,一等一的贫农。分家时候就分了一袋子霉红薯片子。我不抱怨爹妈,穷!”“急啊!当个老百姓,计划生育罚着,农业税提留款催着,给小孩子站房成媒,老父亲有病,困难得很,见钱跟见命了一样。不然会死了活了去卖血么?”诸老二一家三代卖血。他13岁时父亲卖血,他本人18岁开始卖血,他的大儿子16岁,小儿子14岁开始卖血。全家有6个人感染了艾滋病:诸老二夫妇,两个儿子,两个儿媳。都是因为“单采血浆”。

 

同样感染了艾滋病的村民栗春营说:“我兄弟姊妹4个,染上艾滋病3个。当时我兄弟修车去了,不然也逃不掉。我们一家,我的父亲母亲,我和我老婆,俺姐俺姐夫,我妹妹妹夫还有一个外甥,都有艾滋病。受不下去,受不下去,有这个病痛苦得很!我父亲是吊死的!有一些时,我烧得受不了,买农药也想自杀。”

 

咋感染这么多人啊?

“家里穷,急,穷哩很!公家提留款也出不上去,人家国家还不愿意,说献血光荣,利国利民利己。就都去卖血。”

 

但是,即便是穷,也不一定必然要卖血。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诸老二后悔莫及,说:要不是卖血我身体好得很,也不怕掏力,拉架子车拉过3400斤,不是政府开血站,干啥不中,非去卖血?要说我卖血是因为穷,李宝安家可不穷,全村数他家过得好。有人找他借钱,宝安问一句借钱干啥?说做路费到开封去卖血,宝安说那我跟你一路去吧!就这!宝安就卖那一个血,感染了艾滋病,已经死罢好几年了。栗华中,小学毕业就出去打工,回来看村里人都卖血,几个年轻人打哄哄,玩哩一样,也卖了几个。除去挂号费、路费,一起吃吃喝喝花光了。“一吃一喝啥也不落,落了个艾滋病。”再说了,过去很早时候,村里就有人卖血,那时候都是全采,有人卖了一辈子血,活到七八十还好好哩,也没有听说过啥艾滋病。艾滋病都是单采才感染的,单采是政府开血站才开始的。

 

所以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说:都怨政府!要不是政府开血站,老百姓上哪去卖血?不卖血咋会得艾滋病?

 

村民们回忆说:那时候到处都是血站,郑州空军医院、平顶山512部队医院,开封115也是部队医院,翠花路啤酒厂医院。开始都是部队医院,后来才是地方医院。开封就有5个血站。沈丘、项城、郸城、周口……都开血站!村里人就到处跑着卖血,不卖家少,都卖!县里小车下来宣传献血光荣,喇叭吆喝着:要致富,走献血路!自己县里有血站管献血,外县也有血站也管献血。“到最后,也不是不想买了,是找不到血站了。没有血站,上哪卖血?” 诸老二卖血一直卖到

 

1998年,是全村卖血坚持到最后的一批人。2007年秋天,诸老二夫妇先后发病死亡。

 

河南农村艾滋病疫区,像诸老二、栗华中这样遭遇的农民很多。上蔡县疫情最严重的不是最闻名的文楼村而是后杨村,后杨村干部说:全村近4000人,1200多户,艾滋病死了300多人,普查时,还有感染者570多人,驻村工作队统计全村人口3210人,1800多人卖血,几乎家家都有人卖血(2006年)。沈丘县的银庄村,2600多人,600多户,1000多人卖血,也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卖血,有400多人感染艾滋病,至20111231日,死亡245人。

 

驻马店是河南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官方最早办血站是1987年,光部队就开办11个血站。159陆军医院,是有名的烧伤医院,开始是济南军区后勤部的供血站,后来提供制造白蛋白原材料,为此专门成立了输血科。当地卫生局一位科长说,159医院之后生物制品厂多了,那时候大量批准成立血液制品厂家。军分区也建血站,然后发展到武装部。最后全地区建了33个血站。这些,都必须经过国家卫生部批准才能建。再以后需要血浆量大了,乱收血浆,要求不严了,不合格也收。当地医院用血也从血站来的,临床输血用血,都没有检测手段。

 

人们说到当时的卖血乱相:办血站赚钱就跟拾钱一样,淨赚!那卖血的人群黑压压的,比唱大戏都热闹,血站的人忙得很,采血的人手上的茧子磨得跟铜钱一样厚。当时河南卖血,的确很乱。

 

1995年政府砍血站之后,官办血站和一些私人血站转移地下继续非法采血。农民从响应号召卖血到偷着卖血,血站从化验检测到“胡采不验”,局面更加混乱,洗澡堂子、私家院落、猪圈里、庄稼地,哪里都是采血哩,老百姓有人是一手烧锅一手采血。确山县,一个拖拉机一早拉人去卖血,天灰濛濛看不见路,对面来一个车队,把一拖拉机的人都撞翻到河里,都没人伸头看看,17个人全淹死。人都麻木了。后来就发现有了艾滋病。

 

有个老生产队长,为了给老婆治病,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芦岗乡一个大学生乡长,他家是南大吴上堂村的,才分去时当宣传秘书,2001年当上乡长。后来老是发烧,检查出来艾滋病,喝药自杀。南大吴高桥庄,20多岁的小姑娘上吊死了多少啊?社会就这,咋就卖血?!这种事太多了,说不完。感染艾滋病的太多啦。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王传宗,看见血站洗手池里溅得到处都是血,说简直就是屠宰场!吴仪来河南很生气,说血头血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卫生局高局长说杀谁呢?都是部队的。

 

“中国艾滋病是外国传来的,内地艾滋病是沿海传来的,艾滋病大面积流行是当年单采浆献血造成的,单采浆是国务院卫生部搞的。——这话咱不能往外讲,但确确实实是上面引起的。”这是河南省内卫生官员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

 

一位基层卫生官员分析河南单采血浆传播艾滋病的背景和过程:传播艾滋病是因为办单采血浆站。这有一个国内外背景。艾滋病在非洲、欧洲、美国流行比较严重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国外就看好中国血液市场,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病。国际艾滋病流行惯例,都是由性传播。我国不同于外国西欧一些国家性开放。西欧保健品市场很大,利润很大,制造保健品原材料就是血液。那里的血液不敢用了,检测HIV成本太高。国外看好中国这个市场。另外国内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些相对比较落后地区解决温饱之后,当年拐回来发展经济。经过动员,讲解一些血的基本知识,卖血或者说献血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进行单采血浆工作,可以开展。所以当时国外都在中国建立生物制品所。国内一看单采血浆收益好,也盲目投资建厂,猛建!厂建起来就需要原料,就大量开发动员建立血站单采浆,卫生部出公文,要求一个县建一个血站。一开始这生意都好作,都建血站,也不需啥高新尖技术,抽了血以后搁离心机里一回就可以了,血浆提取出来,抽谁的血(红血球)回给谁,然后蛋白卖给厂家。但是底下建血站还是达不到规范要求。当时咱们国家市场经济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哪赚钱往哪挤,遗留问题不去想。1992年,基本各县都有血站。血站暴利。开始一天采一个血型,后来混着采,袋子装得太满,血溅出来交叉感染。后来私人血站更混乱,A型、B型乱套了。血站天天轰轰叫,俺单位(疾控中心,过去的防疫站)就办血站,当时单位的主要财源。河南的血走向全国6大生物制品所。卫生部提倡这样办,地方上受利益驱动,一些生物制品所扩大,各个国家也投资,看好中国市场,大办血站采血。这就是单采浆献血这一块的历史。

 

就这样河南农民被动员起来走上献血的“光荣”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出卖自己的鲜血换取“资金”上交农业税、村提留、计划生育罚款,也盖房子娶妻生子,然后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卖血;然后感染艾滋病被歧视鄙视;然后发病死亡,还被嗤之为愚昧无知……。

 

可以说,河南农民因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灾难,是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完全没有竞争资本的农民以自己身体的血为资本捲入与市场的交换,所酿成的群体性的社会悲剧。但是卖血行为绝非底层民众的自愿选择,而是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被迫性,其中最主要的是错误政策的诱致性和政治体制的强致性因素。以发展经济为名,由政府动员农民卖血,致使艾滋病长时间大面积传播,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特例。

 

    二 、全面封锁消息刻意隐瞒疫情,致使一场原本可控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

 

卫生部疾控司提供的报告显示,1995年,HIV的感染者人数由之前的几百例突增至1567例,其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河南农村1995年以前的卖血人群。血液传播问题一下子突显出来。但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未知。尽管上个世纪8090年代河南农民卖血已渐成风潮;至1990年代中期各种经血液传播的疾病已经暗流涌动;从1995年起,官方不断采取行动打击查封血站;至1999年我国“艾滋”上报数字连续第5年大幅增加,河南农村局部地区艾滋病疫情大规模爆发,青壮年占80%以上……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少数业内人士作为课题研究,外部社会毫不知情,甚至很重要的疫情报告在卫生防疫系统内部也不传达沟通。1990年代后期,河南农村一些地区的卖血农民已经开始发病死亡,但是也都处于蒙蔽状态,与相关信息完全隔膜,对正在来临的艾滋病灾难一片茫然。河南艾滋病疫情,很长时间处于社会资讯真空期。

 

诸老二和栗春营都反复跟我说着一句同样的话:“要是早知道卖血传染艾滋病,给多少钱也不卖血,要饭也不卖,打死也不卖啊!”后来我发现,这也是许多艾滋病村庄的人们反反复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是早知道……” 这样说时,他们都是满脸的懊悔与无奈。

 

他们是可以早知道的,只是,没有人告知他们。

 

一份重要的血源性传播疾病检测报告说明,早在1993年,河南省卫生部门已经发现,艾滋病在河南献血员中蔓延流行

 

一份河南CDC连续3年(1993-1995)对本省境内经省卫生厅验收合格的43市(包括濮阳县、兰考县、宝丰县、永城县、许昌市、洛阳市、开封市)七个单采血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的报告称:三年间共有588人份的血样呈HIV阳性。其中仅1993年就有542人份,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1993年全国的HIV阳性报告数274人。报告明确写道:“在献血浆人群中,不仅存在着甲肝、乙肝、丙肝的感染,还存在着严重的艾滋病的感染。”

 

这份报告说明,早在1993年,河南省卫生部门已经发现,艾滋病在河南献血员中蔓延流行。

 

河南艾滋病疫情爆发导致中国艾滋病疫情形势风云突变。这七家经河南省卫生厅统一验收合格的血浆站已于19953月关闭。

 

这篇题为《河南省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检测结果分析》的专业医学检测报告,确凿无疑地证实了河南采供血传播艾滋病病毒至少在1993年已经开始,但是它的公开发表已经是在4年之后的1997年(苏惠存《疾病监测》1997年第12卷第7期)而且至今,河南当局卫生厅等相关部门,对此讳莫如深闭口不提。

 

而这项对“部分献血浆人群血源性传播疾病监测”是对七家单采血浆站所采的“健康原浆”进行二次复检,不是初检;且“七浆站”,多数并不在官方锁定的重灾区“豫东南613县”,更不属后来所规定的重点村“2038村”。这不能不使人担心河南艾滋病情势或许更为严峻。

 

而我的田野调查发现献血员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时间更早,199210月,上海的生物制品厂家回馈河南省周口地区沈丘县血站数名献浆员的血浆 “HIV+”,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就在当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单采血浆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

 

官方整顿关闭血站,“但是不说砍血站的原因是单采血浆传播艾滋病”

 

也许是正是因为发现献血员中流行传播艾滋病,官方开始在部分地区整顿血站。最早从疫情最严重的驻马店地区开始。当地卫生官员说:1993年开始砍血站。但是,不说砍血站的原因是单采血浆传染艾滋病,而是“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提出来”,只说是因为卖血的人都干不动活了,行署让血站停了,当时其他各地还没有停。

 

河南省全面整顿血站,从1995年开始,媒体报导:“19953月,卫生部全国卫生厅局长紧急会议之后,河南省厅立即传达贯彻卫生部紧急会议精神,1995331日发出明传电报,关闭全省所有单采浆站和血站的单采浆业务……。199554日,省政府在驻马店市召开7重点地市防控献血员HIV传播现场会,以政府名义下文在全省关闭单采浆站……”。

 

血站不让办了。“但是,1995年关血站,关不住!”当地卫生官员说。因为市场还需要血浆:一些生物制品厂才投资那么多建起来,还没有收回投资;一些原有生物制品所能扩大的也扩大了,还没见到收益。最主要还因为,由于隐瞒关闭血站的真正原因,老百姓不知道卖血传染艾滋病,还被宣传说卖血有利健康,说把身体里的血抽出来洗干净再还给你,治疗贫血还挣钱……,卖血农民也觉得抽点血,又回(输)过来也没啥关係,还在卖血。当地官方民间都认为:这一整顿才乱哩!官方血站转入地下,又整顿出来一批私人血站!“到1995年国家砍血站,1995年下半年、1996年私人血站开始多了,感染人也更多了。”1996314日河南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行动,大规模打击查封血站,卖血风潮大面上算是刹住了,有媒体称之为“3.14案件”。但是地下隐秘卖血一直延续到1998年。而此时,一些卖血农民已经开始发病死亡。

按照上级指示,对疫情严格保密,宣布该病为“无名热”

 

1998年,艾滋病村银庄已经不断有人发病死亡,村医以“疑似艾滋病”写报告给县乡防疫部门,县防保站来村里抽取血样检测,第一次9人中8人确证艾滋病。第二次13人,全部确证是艾滋病。这使乡防保站感到吃惊,他们说:照这种情况,全乡卖血人那么多,艾滋病得有多少哩?!但是,按照上级指示,对疫情严格保密,在乡村医生大会上,乡防保站长宣佈该病为“无名热”。

 

高耀洁教授和桂希恩教授都为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立下汗马功劳,享有极高的声誉。然而艾滋病疫区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此却很淡然,说:“他们都揭了盖子。其实不揭也是这,底下的情况早都知道。”上蔡县防疫站,1999年底,数据库艾滋病已经三四百人了,一直严格保密不报。后来记者来了包不住了,县委班子建议书记上报,报了 3 例。其实省里也瞒着。2001年县里向省里报告,全县卖血人员34万人,可以按20%感染率推算感染人数。省里没上报。当时县里负责卫生的主管副县长带着资料直接上了卫生部,卫生部大吃一惊。省卫生厅因此对县里很有意见。2001年卫生部来到县里,县里汇报“全民卖血运动”情况,陪同卫生部的省卫生厅副厅长不听汇报,嫌报告的数据太高,多次退回要求修改重报。那位主管副县长受到排斥,调任艾委会主任,有职无权。

 

直到2005年,艾滋病村的村医还是说:“1999年就确定是艾滋病了。不过上面不让说。现在村里是公开了,也瞒不住了,对外还是不公开。……不过我也不能再给你说啥了,我是村医,是政府的人,得跟政府保持一致。不然领导知道了会批评,会说不想干回家!对记者采访要无可奉告,领导跟着时一点不敢说。”

 

“实实在在讲,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后果,否则谁也不敢拿群众生命当儿戏,确确实实是认识不到。”在疫区,不止一个卫生官员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相信这是实话。所有人都相信,没有人有意拿百姓性命当儿戏,都知道“人命关天”的分量。既然如此,后果已经发生,为什么不可以亡羊补牢,尽可能将灾难损失降到最低?比如,在1993年河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已经发现单采浆传播艾滋病以及各种疾病时,不是隐瞒疫情而是正视疫情认真对待,公开告知民众实情,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积极有效的防治。如果这样,这场艾滋病灾祸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及时控制?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事实是,因为全面封锁消息刻意隐瞒疫情,以至诸老二们不知道灾祸已经来临,直到1998年还在卖血,从响应号召“光荣献血”到“偷着卖血”,在这条灾难的血路上走下去,直至发病死亡。

 

至今——自始至终,河南农民从未被正式告知过:当年的“献血”可以导致感染艾滋病、肝病以及其他传染病。

 

而艾滋病问题至今在河南依然是敏感问题,而且越来越敏感。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体制内部深层问题的思考。

 

就这样,由于全面封锁消息刻意隐瞒疫情,从1993(甚至更早)1998年,大批农民流动卖血屡禁不止,大面积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病毒长达5年时间(甚至更长),使一场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

 

   三、“六个一工程”,河南艾滋病事件中最大的造假闹剧,由此中国政府完成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华丽转身”

 

疫情发生十多年之后,20043月国家卫生部再次责令河南“清查疫情”,6月,河南省当局“突然转变姿态”,由省委组织部挂帅“加大力度”,在全省开展大规模艾滋病防治帮扶行动。动因皆来自7月即将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艾滋病会议(2004712~15日,泰国曼谷)的压力。河南当局的帮扶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在疫区选择38个重点村作为“艾滋病防治示范村”,派驻工作组,实施“六个一”工程。

 

“六个一工程”是在全省38个艾滋病重点村实施的紧急建设工程,包括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所标准化卫生室、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建一个党员活动室,六项工程要求一个月完成。同时配套提出的口号是:实施民心工程,打造窗口形象!孤儿孤老养育院后来被统一称作阳光家园。党员活动室用做了村委会。

 

20048月下旬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刘长乐被请来河南,由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亲自陪同前往实施“六个一”工程的艾滋病村庄,现场参观考察后表示惊讶赞赏。当晚的凤凰卫视报导,一举改变了河南当局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不良形象。国际舆论发生逆转,称赞河南省艾滋救助工作做得好,中国抗击艾滋力度大。至此,中国政府完成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华丽转身”。党和政府以救世者形象施恩于民救民于水火,地方官员利用艾滋病再创政绩,一场灾难性事件不但没有人受到惩处,反而成为立功晋升的资本。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参加河南省社科院“河南省艾滋病防治与帮扶工作研究”课题组,走进了河南艾滋病疫区。课题组任务很明确:按照省委省政府布置,反映河南省在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中的成绩,总结经验,“弘扬主旋律”,在国际社会挽回不良影响。而我希望借此机会尽快进入现场,调查了解疫情真实情况。

 

200410月,我跟随省课题组参观“六个一”工程。上蔡县芦岗乡阳光家园是所有阳光家园中规格最高的,因为著名的文楼村属于这个乡。带领参观的人介绍说,建这所阳光家园一共花了400多万元,外国人看了说中国政府真了不起。院子里的“绿地”眼看着就是密植的麦苗,一问果然,被问的人有点尴尬,说是任务紧迫,上级要求半月完成一期工程,一个月全部完工,来不及种草坪了,抢种的“美国麦苗”。这里除了建有寝室、学习室,还有餐厅、娱乐活动室、图书室、计算机室,计算机室里有5台计算机。设施的确很好,可以说是太好了。当时共收住了24个孩子,其中六年级12个,四、五年级各6个。陪同我们参观的当地干部私下议论说,要是把建筑材料花岗石换成砖,省出来的钱能照顾多少人!说是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太过分了,人家看了不踏实,我们自己看了也不踏实。

 

一位河南省领导人对外宣称:“六个一工程”建设起很大作用。重点村成了河南艾滋病村的亮点,水塔是彩色的,星罗棋佈。外国卫星来侦察,说是不是新的卫星基地?现在的艾滋病村很漂亮,因祸得福,比一般村庄发展超前十年。特别是阳光家园建得很漂亮,4个人住一屋,生活上每天换菜谱,弹琴画画。如柘城阳光家园小孩集中教育,十几天就不一样了,懂得文明礼貌,见人会说叔叔好。北京军委来参观很惊讶,说,咦,比军营还好!

 

而实际上,水塔只在文楼村建了一座,没有星罗棋布。柘城县官员说柘城阳光家园光晒被子没人住,还得8个人维护,只为接待参观来访。

 

事实上,建成的这些阳光家园几乎全部闲置。有些阳光家园为了应付参观,临时“借”孤儿应景。连我们那次参观见到的24个孩子,后来知道,也都是临时“借”来的。据省民政厅介绍,政策规定,孤儿孤老每人每月160元救助金,中央财政拨款。农村穷,老百姓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每月160元很管用,家里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孤儿多数都是给亲戚领养了,阳光家园没有人住。包括上蔡县芦岗乡那一所——一年后,我独自到上蔡县做田野,再看到的那所规格最高的阳光家园,大门上了锁,我透过铁栅门向里张望,看门人隔着院门很警惕地看着我,说:谢绝参观,不准拍照!那所院子里,很寂廖很荒凉。

 

在艾滋病疫区其他地方,人们说,咱这里不能跟上蔡比,它那里全省22个厅局都支持(全省38个重点村,上蔡县占22个,重点村分别由省直属厅局级单位派驻工作队),去年得了1个亿,单文楼就给了1千万,建水塔,建门诊,那是专门打造的形象窗口,作给联合国看的。

 

一位地方基层领导人说,当时建“六个一”任务紧迫,要求半月完成一期工程,一个月全部完工。上级领导来拍着肩膀说,工程要搞好一些,写个报告吧,给钱!结果是现在工程款压得抬不起头,垫资债主说,你当领导的搉(欺骗)俺。现在是报告打得太多了,100次也不止了。哪个领导来了,都赶紧打报告,没有用。现在净是来要账的,光接待费用都花不起。省里应该有措施,县里乡里背不起。救助是天大的好事,背着包袱不好干活。一次骗,可以。经常骗就不可以了。

一位乡党委书记说,你重点村“六个一工程”搞好了,我其他村工作难办了,都攀比,争着要当重点村,有的村情况比重点村还严重,省里能不能再增加一些重点村?

 

一位驻村工作队长直接批评说:“六个一工程”是“面子工程”、“牌坊工程”。这么多投入可以为老百姓做不少实惠的事情,比如发展生产自救。

有人更是尖锐指出:这种作法严重误导了舆论欺骗全世界。这是一种粉饰太平的做法,只是制造出一派艾滋病防治的“繁荣”景象,误导全国人民误以为河南省只有38个艾滋病村,这不仅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而且由于表面假像而耽误了实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人们并不知道,在每个重点村周围,还分布着大大小小无数的艾滋病村庄,有的疫情更严重。

 

银庄是河南省38个重点村之一。卫生部长高强、河南省主管卫生工作的副省长王菊梅、河南卫生厅长刘全喜都曾到这里视察,村卫生室墙壁上宣传栏里有他们到访视察的照片,彰显着各级领导的关怀。我在村里也时常会遇到上级领导或者外来访问的人,他们被带领着,通过新修的道路来到新建的村委会、村卫生室,然后再被带往建在镇上的阳光家园参观。就像我自己曾经被带领着参观访问河南其他艾滋病疫区的“六个一工程”一样。

 

一切看上去似乎很好。

 

但是,如果走进村去,真正走进这些艾滋病村庄,就会发现依然存在着的贫穷、疾病和死亡。灾难并没有过去。村子里道路泥泞,不少院落人去屋空,一派萧疏满目荒凉。偶尔有鸡狗在游荡,也是悄无声息。村人说,畜牲也有灵性,这里早已是“鸡不鸣狗不叫”,亲戚朋友断了来往。

 

那些被带领着参观了“六个一工程”的国内外参观者,包括国际卫生组织的专家,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负责人,包括凤凰卫视的刘长乐,都一致称赞河南省艾滋救助工作做得好,称赞中国政府抗击艾滋力度大。在许多相关场合,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说“存在的问题”。因为我的确看到许多问题的存在,就像那个拼命要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在强大的主流话语面前,这孩子即便不被认为心怀叵测别有用心,也会被看做是“神经病”,不谙世事的愚蠢。这种时候,那孩子四顾茫然显得很小很傻很无助。仿佛真的很愚蠢。

 

在中国艾滋病事件的所有“造假”中,“六个一工程”是最大的造假,只有官方才有能力完成的造假。并由此孳生出更多的“造假”。也可以说,期间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造假由这场最大的造假孕育而出。但是,这个“官方”是谁?谁能具体指认出那些大大小小的造假者?官方报章影屏频频现身的都是惜民爱民的好官好领导。而所有身处其中的人特别是舆论界人都强烈感受到,从此,在河南“艾滋病的事”不是像对外宣布的那样“已经公开了,不保密”了,而是被控制得更严了。

 

     四、至今,真相依然被隐瞒,而且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导不准调查不准研究

 

我带着“国家课题”的“尚方宝剑”在河南省艾滋病疫区做田野,开始被当作“上面来人”受到“热烈欢迎全力配合”。而真的展开调研时便受到重重阻扰,田野工作不得不处于地下半地下状态。

 

一次负责接待我的是某市委组织部一位陈科长,市委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当时河南省从省、市、县、乡直至行政村,每一级层都成立了“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组”,一把手挂帅。这位陈科长很热情周到,他亲自陪同我走访市里疾控中心等相关部门,又亲自陪同我到县里安排基层重点乡村调查。县里一班人已经在县委新区招待所等候,县委组织部部长很热情地说:刘教授来调研,市委组织部早就安排了,我们热烈欢迎全力支持,刘教授有啥事只管安排,需要什么资料,我来安排他们办公室提供。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县长和卫生局长们也都积极表态全力配合调查工作。

 

但是,当县里发现我已经带着锅碗瓢盆长期住在艾滋病村里时,态度马上变了。已经安排好的几场民政、防疫部门的访谈都未能进行,都说人不在出差去了。组织部长已经亲自安排办公室主任提供的文件资料,也一份没有见到。陪同调研的县委组织部干事小王,人很谨慎,很少说话。这时悄声跟我说,“难啊,整个大气氛就是这样,他们听说你已经在村里时间很长了,都不敢见你了……。”

 

市委陈科长是个痛快人。他说,看起来调查有难度,基层情况就是这。上面来人从来没有像你问得这么细,你这么细问,他们很紧张。一般都有准备,按准备好的材料汇报不出圈。上次你跟省调研组一起来,在西赵桥开座谈会,实际上都没公开,那些艾滋病人都是为你们开座谈会“专意培养的典型”。这回你来,那天下午在市疾控中心,其实啥材料都有,也是不愿叫看。数字材料更不愿给。

 

问:不是你领着的吗?你是组织部的,咋会不听你的?你不还是市委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吗?

 

陈科长说:市帮扶办?一个空名罢了,还不知在哪设着哩!综合组长?那还不是应付你们上头来的人,墙上贴的,你们一走该是啥还是啥!别说我们,就是省艾滋病帮扶办也只管38个工作队,其他部门调动不了。

 

陈科长说,县委书记刚刚升任副市长,县长可能接任书记,还没有宣佈,这时候都怕惹事。你这是敏感课题,现在又是敏感时期。“正开两会哩!两会之后,四大班子调整,谁都怕惹事。”艾滋病的事,其实都没放开。原指望艾滋病人自生自灭,卖血感染的这些人死完事情过去就完了,没想到他们比外国(艾滋病)人还能活!都有顾虑,别说县里有顾虑,市里也有顾虑。你是不知道,你这回来,有的人滑得很,约几遍不谈,有的谈罢了也后悔。

 

陈科长似乎对此习以为常,说,他们不愿见就算了,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刘教授有什么事情能不能跟我说,看我能不能帮上忙?我看他说得很诚恳,便把我前期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和课题研究设想简要告诉了他。这位科长没有料到我“真的做调研”,真的已经对基层情况瞭解了那么多,脸色即刻凝重起来。陈科长说,说实在话,全市定了几个省级重点村,除了你去过的银庄可以放开说,其他庄还都不敢说,不敢公开。那些不是重点村的就更不敢说了。政府不敢叫说怕影响政绩,群众也不敢说,怕歧视丢人孩子寻不下媳妇。陈科长说,刘教授你不知道,沙河的癌症村、沈丘县的假药报导,对当地政治经济造成致命打击,所有班子换完。非典时期,撤换一把手,一票否决。底下情况就是这样……。

 

最后陈科长长叹一口气:“现在,我也害怕,怕追问是谁接待的你。我担心你把我卖出去,心里一直沉甸甸。”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明白他的处境。

 

所以我一向对如何安排使用田野资料很慎重,常常要做必要的技术处理,既不能失真又不能给被调查者造成伤害,这是我们起码的职业道德。

 

临别,陈科长又说:“我们现在真的非常害怕。怕追问是谁接待的你。”我再次请他放心。陈科长说:“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导不准调查不准研究!”又补充说:“这也是我们市领导的意见。”

 

尽管我的田野调查常常遇到阻碍,“不准宣传不准报导”也就罢了,竟然还有这样公然的明目张胆的“不准调查不准研究”的指令,真是使我很吃惊。

 

以后,我不断受到这样的警告:“上面宣传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准宣传不准报导不准调查不准研究!”还有更肆无忌惮不可思议的一句:“你不能站在艾滋病人一边,对艾滋病人的打击,要比平常人力度大!”

 

国务院检查组进村,“省委组织部下死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你弄回来!”

 

20071月我又来到银庄,计划像以往一样在这里度过春节。在这个中国传统的节日里,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来,会有很多故事发生,是很好的田野观察的机会。

 

但是,在工作组召开的全村艾滋病人大会上,镇党委书记突然发飙寻衅,紧接着我的单位社科院电话给我,责令我“立即回来!”并连夜派车到村里“接我”。由于事发突然,险些酿成事端。村民怕我“出事”,要租两辆大巴车跟我一起上郑州,到省里为刘老师 “扳平”;要请乐班敲锣打鼓吹响器到社科院送块匾,证明刘老师是好人。而我不想事态扩大,我不想有任何的节外生枝,我只想完成我的课题研究。要赶在大巴车来到之前离开,于是上车跟他们回去。那天夜里乡亲们先是围着我不让离开,最终在工作组组长声嘶力竭的劝说下让开一条路,但是并不散去,而是簇拥着我乘坐的汽车为我送行。黑夜里,汽车在人们的簇拥下一路慢慢行驶,穿过整个银庄又穿过B镇集市,引得集镇居民都出来围观。4个村庄数百号人浩浩荡荡,只听得咵咵脚步声没有人说话,很是庄严肃穆悲壮……。那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像做梦一般令人感动。

 

回到院里,第二天有人悄悄告诉我:国务院检查组要去,怕你乱说话,省委组织部下死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你弄回来!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国务院调查组竟然进了银庄村。

 

待我返回村里,人们告诉我:

那天村里村外撒了好些岗,下午两三点时候,国务院检查组来了,直接进了村卫生室。卫生室云良在输水,问低保落实了没有?运良不知道啥是低保,书记说,发的那180块不就是低保?运良说,哦,那知道,前儿才发哩,咋会忘记哩?问用药情况,运良说这不正输着水哩么!乡里书记镇长、县卫生局长都跟着。村民也不知道咋回事,是啥人,都不敢说啥。栗新臣好说话,一见他过来,县卫生局郑局长立马把他拉到车上“说说话”,黄庄白集转了一大圈子,等检查的走了才拉他回来。检查组又到几个艾滋病人家里去看看,也是问用药情况,问政策落实了没有?生活有啥困难有啥要求?长山说“三个都是年轻人,三十来岁,看着都是不当家的。”中祥说“其中一个姓陈,听人喊他。人家说话可好,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全营说,满囤跟着,派出所马中峰放风,一会儿给政府打一回电话,报告说:“没啥事。”

 

“群众也不敢说啥。走到哪都有那几个人跟着,有人做笔录,满囤是人家的眼线,专听你都说些啥,立马汇报你。还能说啥?说了也没有用,人家走了你受’挤兑’。大喇叭吆喝:举报奖励2000元!村里几辈子出过这号人么?”

 

“能说啥哩?一切事先都安排好了,谁输水,去谁家,交代到时候不能乱说。国务院来人前几天,镇政府叫银庄村突击填写发放低保户和孤儿救助证,栗卫华他们几个村干部连轴转忙了几天几夜。前一两天办的单亲救助证,也不要火化证了。”

 

“不管咋样吧,这上头来人还是对老百姓有好处,要不然这些救助的钱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发到群众手里……。”

 

有几个艾滋病户拿着新办的孤儿救助证给我看,说他们刚刚领到一次孤儿救助款(200701),但是本子上填写的时间却是从2005年就开始发放了。他们问:以前发的钱哩?

 

“国家给艾滋病人钱再多,到不了咱老百姓手里,都是底下的贪官们贪了!”“给艾滋病人开药,药价贵得很!”“还有假药的事哩?!”

人们七嘴八舌。

最终一致要求我:刘老师,你还得替我们向上级反映!

我已无话可说。

有人说,你们就会给刘老师说,当时人家国务院的人来时候咋不说?

是啊。咋不说?……可又怎么说?

……

来自中央政府最高层的国务院检查组,能够走到中原地区一个最基层的艾滋病村庄,工作不可谓不深入。他们走进村里的卫生室,看望卫生室里输液的艾滋病人;走进艾滋病家庭,了解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询问抗病毒药服用情况、了解百姓生活收入情况;问还有什么困难什么要求?他们“说话可好,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以说,他们从最高层深入到了最底层,他们亲自看到了最底层的艾滋病人,他们了解到了最底层的情况。

 

但是,银庄的百姓说,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们什么也不了解。所谓“真相”,被一种“无形”隔着,就是看不见,看不清。这“无形”,是什么呢?

 

直到有一天,高耀洁老师跟我说,你写的报告通过李丹转上去了,李丹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才突然明白国务院检查组为什么径直进了银庄村。我写过不止一次的报告,给地方,给省委省政府,通过各种关系给不知道会被送到什么地方的“上级领导”。写得太多了,多到我都不经意到忘记了。看来,有一份报告,还是有了一点作用。据悉国务院检查组原本计划2007130日进村,后来改为21日。2007130日,正是我在村里被“接回”院里的那一天。因为我一个小小人物在村里,国务院检查组的行程安排被推迟了两天。

 

那个“无形”的阻隔,看不见却无处不在,一堵无形的厚重的屏障阻隔着,上下就这么难以沟通,信息就是这样被封锁。

 

五、追寻真相,记住历史,为了历史不再悲剧

 

时至今日,许多人都以为,河南艾滋病事件已经过去了,中国政府做得很好,艾滋病人得到了救助,由艾滋病引发的社会性的恐慌动荡似乎业已平息。而实际上,官方一直竭尽所能封锁消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从来没有真正公开过。社会民众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认知一直存在误区,国际社会瞽目塞耳难察就里,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民成了最遭鄙视歧视被污名被妖魔化的一群,揭露真相的人受到打压打击。

 

《血殇》(台湾唐山出版社,20123月),是我整整六年置身艾滋病疫区现场,调查写作完成的田野报告,是对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事件的真实记录,也是与河南农民艾滋病人群一起对这段历史的共同见证与解读。大陆出版不了,不得已在台湾出版,历经千难万难,国内民众还是看不到,海关检查扣压了。这原本还是一项国家研究课题,但至今不予结项。——这些也都非常明确地表示着当局一贯的态度意向:封锁消息隐瞒真相,为的是逃脱责任绝不认账。

 

整个事件自始至终无人负责,“冤无头债无主”,无论地方还是中央,没有一个人对此负责。舆论界批评地方政府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国外媒体在报导中公开指责河南省卫生部门,对于河南省艾滋病的发生与流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河南地方当局则强调“上面的责任”, “造成艾滋病大面积流行的单采浆献血是国务院卫生部搞的”,“建血站有上级文件”;面对由艾滋病引发的社会震荡和国际社会舆论压力,上层严饬地方政府“清查疫情”;地方政府、基层部门则抱怨,“我们现在是忍辱负重为上面分忧,是政府的一道牆。”事发之初,一度由医院承担责任,而这种由体制决策失误造成的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的责任,显然是医院无力承受的,医务人员徒然做了替罪羊。于是索性授意司法“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案件不予受理”,受害百姓更加求告无门。搞运动式的“帮扶工作”表面很热闹很有声势,而实际上只是造假闹剧。从省里到市、县、乡乃至村,层层建立的专门机构“艾滋病防治帮扶领导小组”,只是自欺欺人“贴在牆上的”官样文章,“做给上头看”、“做给联合国看”的“六个一工程”是这场闹剧中的造假之最,欺骗了全世界。最上层的权力集团只对政权负责强调稳定第一,注重的是国际舆论;各级官僚只对上负责,为的是保自己的官位。整个官僚体制都不是对下负责对事件负责对百姓负责。他们对于这样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件,最要紧的不是面对真相救命救人,而是:掩盖真相封锁消息。

 

有人害怕真相,那些始作俑者,更是巴不得人们把这段历史赶快忘掉。

 

但是,历史不能忘记。我们需要对真实历史的记忆,那是我们民族也是整个人类进步的基石。

 

艾滋病是全世界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横跨两个世纪尾首的河南艾滋病事件,是一个大悲剧大历史,应当属于全人类的记忆。就像犹太人记忆大屠杀,美国人记忆“9.11”,世界人民记忆二战、记忆奥斯维辛。记忆这些灾难和痛苦的历史,是为了历史不再悲剧。诚如英国学者毛姆所言:“只要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上画出那些人像,只要莎士比亚写出了那些台词,以及济慈唱出了他的颂歌,数以百万计的人便没有白活,没有白白受苦,也没有白白死去。”

 

我们不乏类似的历史记忆。右派作家丛维熙有一篇纪实作品《走向混沌》,非常真实地记述了反右派运动期间同一场境中所有人的群体混沌的样态。那种整体混沌状态难道不是中国历史上不断重迭着的影像?反右、文革当然不仅仅只是反右、文革的一场又一场“运动”,至今仍属敏感禁区的“信阳事件”当然也不是仅仅发生在信阳的 “大饥荒” 事件,跟当下这场殃及千百万人生活生命的艾滋病灾难,究其根源,难道没有内在关联而都是偶然?

 

谁对这场灾难事件负责,谁对那许许多多“非正常死亡”的生命负责?如何负责?像以往许多次的追问一样,没有人回答。

 

只有一点是无疑的:人民不断付出惨重代价。

 

对此,我们的确需要做严肃的认真的政治思考——

人类历史演进至今,一个现代社会的国家体制应当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但是,在造成严重后果的一场又一场灾难性事件中,找不到责任人;在找不到责任人的体制中,谁也不必负责;没有人负责的体制,是一个不负责的体制;一个不负责的体制,其实是一个“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不可避免地还会发生灾难和悲剧。必须有人负责,人民的生命财产才能安全,社会才能安定和谐。这是一个复杂又严谨明了的逻辑推理。

 

 


 


 

荣剑:东亚问题与东亚双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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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问题与东亚双峰政治

 

时 间:2016-10-21

地 点: 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厅

主讲人: 荣剑

主持人: 盛洪

评议人: 王逸舟、马立诚、许章润、郑也夫


 

 

实录

 

盛洪:今天是天则所双周学术论坛第559次,我们应该是中国坚持时间最长的论坛,自天则所创立以来到现在,几乎是一直在坚持。主要是张曙光老师一直非常执着、坚持,两个礼拜要安排一次论坛的演讲。非常感谢张老师!

 

这次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荣剑教授。荣剑教授自报独立学者,“独立”两字非常重要,学者就要独立,无论是在机构内还是机构外,独立是理性思考非常重要的前提,观念上不独立,就很难诉诸自己的理性,可能随波逐流,因为从众心理是人类经常出现的现象,从学者角度看是弱点,所以我们非常珍视独立学者的意见。

 

题目叫“东亚问题与东亚双峰政治”。非常好,第一,我们就在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等,我们是东亚人,是我们的事情。同时,东亚问题非常复杂,非常难解。双峰政治大概指中国和日本,东亚关系两千多年,有非常复杂的历史,一直到近代,到二战之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或者恩怨,包含了怎么化解历史恩怨的问题,怎么形成新的东亚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家都很重视,下面欢迎荣剑教授!

 

荣剑:非常荣幸有机会在天则所跟大家交流,这是我第二次到天则所参加活动,第一次讲的是“没有思想的中国”,稿子整理以后,在共识网上发表,点击量非常大。今天讲东亚问题,2014年受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邀请,在日本东京大学做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在三个月时间里,接触了日本各方人士有三十多个,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中日关系三问》,怎么看中国?怎么看日本?怎么看中日关系?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最近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大家都有感受,政府、外交部门处理中日关系遇到了困难,正常民间学术交流也遇到了问题。为什么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中日在两国关系的历史缘由、理论上的考量、各自的立场、价值观、判断上都有很大差距。

 

今年我又到日本东京大学做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的访问学者,这次我是自费去的,感觉第一次去的时候对日本问题的研究还留在面上,这次去我做了许多准备,进一步观察中日关系。回来以后又做了一次短期考察,去看了日本参议院的选举。日本这些年的变化,还是常态性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量,它的民主制度也比较完善稳定。对中国人来讲,他们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安排,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回来以后,我准备了四个问题,有一个叫“就士游”的读书会,请我做了一次演讲,主要讲了四个大的问题,东亚问题、中日和战争的关系问题、古今东西冲突下的中日变局问题、中日关系重新建构问题。落实到文字,光东亚问题就是大文章,不可能把四个问题放在一起写,所以我专门就东亚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今天跟大家汇报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了领导者杂志,领导者杂志今年第八期发表了,而且是封面文章,刊物现在进不来,它在国内传播就遇到了问题。今天我是第二次在公开场合演讲东亚问题,谈谈东亚问题和东亚双峰政治,演讲从五个方面展开。

 

一、何谓东亚?

 

为什么叫东亚问题?东亚有很多问题,我在文章里还是有一个大致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我要考察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为东亚?东亚是使用率非常高的地域概念,在中国、日本、韩国有一个大致确定的地域范围叫东亚,现在很多外国大学都成立东亚研究所,或者东亚研究中心,东亚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为什么提出东亚概念?我觉得需要考量,在阅读日本学者文献的时候,发现是日本学者最早提出东亚概念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没有东亚的概念,后来才提出来。我在文章里提到一位日本著名学者子安宣邦教授,2014年访问日本的时候,我和他有长达三个小时的对话。他写了一本书叫《东亚论》,我有关日本学者对东亚的认识,有许多是来源于他的这本著作。这本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看。按照他的介绍,东亚概念是在1930年才被日本学者提出来的,是京都大学的校长滨田耕作——他是考古学家,写了一本书叫《东亚文明的黎明》,提出了“东亚”概念。滨田教授为什么不说日本文明的黎明,而是说东亚文明的黎明,概念的提出有他的潜在问题意识。

 

当时在日本学者的视野里,东亚概念的提出,首先是要表明在东亚地域范围内,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主体,既有中华文明,也有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也就是说在东亚范围里,存在着多元文化。第二,东亚概念的提出有取代中国概念的战略考量。

 

在我看来,日本学者提出的东亚概念具有三重性质,一个是文化地缘的概念,滨田耕作承认东亚文明是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京都学派最初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他这是从文化地缘上来理解这个概念,承认东亚是以中华文化为中心,日本和韩国由于自然的地理的因素而进入到同一个文化地缘的范畴里。二是政治地缘的概念。现在说东亚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理解的。日本二战期间不仅是和中国处于对抗性关系中,而且也陷入了和英美世界的对抗性关系中,因此,东亚这个政治地缘概念,被日本进一步放大为大东亚的概念,所谓的大东亚共融圈、大东亚圣战就是东亚概念的放大。按照子安宣邦教授的介绍,日本的大东亚概念的范围曾经不断扩大,不光是指东北亚范围,甚至扩展到南亚,整个涵盖到了太平洋和南亚地区,成了一个很大的地缘政治的概念。由于东亚概念的政治性,在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军占领,日本许多以东亚命名的组织都被取消了,不能讲东亚。这些情况表明,东亚概念的地缘政治考量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也针对英美世界。由于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了,使得这个概念原来具有的向西方挑战的含义弱化了,或者说被消解掉了,但面向中国的政治含义一直保留着。

 

东亚概念还有它的哲学含义,我为此提出了作为哲学地缘的东亚。东亚不仅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区别于中国和英美的主体性,它还涵盖着一种哲学和文化上的更深层次的建构。比如说,东亚现代性的问题,从东亚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就涉及到一系列哲学上的建构。在许多日本学者看来,东亚从价值观和世界观来讲,和西方提供的普世化价值观,或者说和以西方史观所书写的世界史,是有区别的。日本学者有这样的意识,他们认为完全按照西方史观所建立起来的历史叙事模式,不能完全照搬到东亚,他们说这样不行,我们东亚还有自己的历史叙事模式。这些看法对中国的新左派影响非常大。还有关于儒教的价值问题,因为东亚模式和东亚四小龙崛起,成了世界重要的价值之维了。日本的发展模式,有了东方资本主义的一个面相,甚至有人把它归入到儒教资本主义的范围里。从这个角度看,东亚概念实际上成了一个哲学概念。因此,理解何谓东亚,需要有三重视角,即文化、政治和哲学,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

 

二、东亚的中心在哪里?

 

提出东亚概念后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东亚中心在哪里?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甚至明治维新以后一段时间,日本的学者毫无疑问地认为东亚中心是在中国,东亚的文明主体、东亚文化是来源于中国。德川幕府将朱子学视为日本的官学,包括王阳明在日本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从日本圣德太子制定日本宪法以来,中国的思想史贯穿了日本一千年的思想史。我把中国称为日本文化的母土,应该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到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把中国打败后,日本对东亚中心在哪里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用子安宣邦教授的话说,日本近代史,也就是把东亚中的中国,从日本的政治地理上或者从日本的意识层面上,如何抹消掉的实验过程。就是说从甲午海战日本把中国打败以后,日本就不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先进的文化体,也非常自然的不再把中国视为东亚的中心。这个源头应该是从福泽谕吉开始的,这个试验过程应该始之于福泽谕吉,他的文明论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要去中国化。

 

正是因为日本成为东亚新的胜利者的时候,它的问题意识就发生了很大转变,一百多年以来,日本似乎一直在问,东亚是以中国为中心?还是以日本为中心?或者是以日本和中国为双中心?从更远的历史来看,日本对中国原来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是不满的。这里有必要说到圣德太子这个历史人物,他在日本的影响非常大,日本国民把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作为偶像来崇拜,圣德太子无疑是第一人,他也是日本历史上挑战中国中心主义的第一人。作为日本古代立国的一个开创性人物,他当时遣隋使到隋朝拜访隋炀帝时说,我是日出处的天子,你是日落处   的天子,我向你问好。这个说法在日本流传非常广泛,说明日本国民认可这种说法,认为日本在古代和中国就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中国的朝贡体系,对周边影响非常大,像韩国,明朝被灭亡的时候,他们仍然把明朝奉为他们国家的正宗。而日本则从来没进入到中国的朝贡体系中,虽然日本非常广泛持续的接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但是日本和中国并没有藩属关系。

 

古代挑战中国中心的第一人是圣德太子,现代挑战中国中心的第一人就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在日本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人物,他对日本的影响也非常大,日本的货币印着福泽谕吉头像,表明日本国民也高度认可他。福泽谕吉在《文明论》里对中国怎么评价呢?他把中国评价为是日本的一个恶邻,这句话我现在都很难接受。当时日本看中国,就像我们现在看朝鲜一样,朝鲜就是中国的恶邻。在这种观念之下,把中国从东亚中心位置驱逐出去,用日本来取而代之,就顺理成章了。因此,东亚概念的提出,主要就是要消除中国中心主义。尤其是到了二战前,当日本面临着和西方世界的全面对抗时,日本自觉要承担起东亚的领导责任。二战爆发前,日本朝野,不光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在谈论着重新建构东亚的日本领导责任问题。按照日本的看法,中国衰败了,日本应该承担起重振东亚的职责,所谓中日联手,中日共同提携,打造大东亚共荣圈,都是在这个思路下提出来的。

 

从明治维新一直到二战以前,在日本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主义过程中,必须提到京都学派的作用。日本有两个大的学派,一个是以东京大学为基地的东京学派,一个是以京都大学为基地的京都学派。京都学派最初是以中国中心主义为主的学者,比如滨田耕作,他提出东亚概念的时候,是把东亚建立在中国中心的前提下。还有一些重要的学者,比如像内藤湖南,他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他现在很多著作已经被翻译到中国来了,他提出的“唐宋变革论”,被认为是对中国历史非常深刻的见解。他在民国初就到中国广泛考察,跟王国维、罗振玉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思想的治学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他原来是中国中心主义者,但是到了二战前,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他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认为日本应该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中心。京都学派本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学派,是对抗以西方为中心的东京学派,最后却逐步变成了和日本军部紧密合作的学术机构,走向了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合作,内藤湖南也成了日本军部鼓吹大东亚圣战的工具。

 

1943年,京都学派的部分学者,包括一些左翼作家,举行了三次研讨会,从研讨会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倾向,比如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按照京都学派的看法,“世界史”原来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书写,现在他们认为,东亚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叙事模式。当时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和历史性,第三个主题叫总体战哲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日本左右思想泾渭分明的状态下,首先是日本左翼学者转向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就在于京都学派所倡导的东亚主义、或者东亚现代性,和日本军部所倡导的大东亚圣战,有共同的立足点和共同的思想基础。按照这批学者的看法,通过日本大东亚圣战,可以建立起东亚主体性或者开拓出东亚现代性之路。这个变化表明,强调东亚主体性,强调东亚中心在日本,这套思想上的建构在实际历史过程中,转化为和西方对抗的力量。日本和英美的战争,是日本东亚主义高度膨胀后的必然结果。

 

三、日本东亚观对世界(西方)的态度

 

讲到这里,就涉及到了日本东亚观对世界的态度,其实主要就是日本对西方的态度。东亚在世界中的位置,实质是东亚和西方的关系。对日本来说,谁是世界的中心?原来认为世界中心应该在西方,当日本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迅速崛起,日本参与世界事务,要求改变传统世界秩序的强烈诉求便自然而然产生了。日本要问的是:东亚和西方是不是平等?日本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必然面临着和英美老牌西方国家在利益上的冲突。在我看来,日本学者提出东亚概念,实际上具有双重的面向,一个面向是消解中国中心主义,这是最早提出东亚概念时所具有的一个价值倾向。它要挑战中国的中心主义,认为东亚中心应该在日本,不是在中国,原来在中国,现在日本强大了,东亚中心自然应该转向日本。随着日本国际诉求越来越强烈,东亚概念又有了一个面向,就是要抵抗西方,重新确立东亚在世界中的位置。

 

我们知道,明治维新时福泽谕吉所强调的脱亚入欧主张,一开始体现出全面拥抱西方的态势,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不分国中朝野,万事诸般取法西方近世文明。当时日本的全盘西化程度超乎我们现象,从服饰、生活起居、饮食结构都开始转向西方,原来日本人吃稻米,现在我们到日本发现他们对面食也特别感兴趣,面条成为了他们的主要食品,在全盘西化过程中,饮食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可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全面拥抱西方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学习的程度。但是一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对西方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个全面学习,全面拥抱的立场转向了有所抵抗、有所批判,最后转向全面抵抗,进入了战争状态。

 

这里又要提到京都学派,京都学派原来倡导中国中心主义,在转向东亚主义之后,主要批判对象就是西方。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的主要分歧就在于京都学派是东方论,东京学派是西方论。京都学派的一个历史学家说,如果对英美有所感谢的话,日本是被英美拖进近代世界的,近代世界是因为英国有了一个方向,日本是按照英国的模式打造它的国体,它的君主立宪是从英国那里学的。日本通过1894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在十年时间里,连续打败了两个老大帝国,这充分证明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路线的巨大成功,日本由此进入世界大国序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作为胜利国,它认为有资格主张它的世界性权力,中国的山东问题,东北问题,都是在日本进入了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发生的。日本东亚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在学理上主张日本对中国的文明优先权,以此确立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改写东亚史,而且是日本通过这个概念来主张它的世界性权力和参与世界秩序重组的政治要求。因此,日本的东亚观在1930年代发生了大的转变。从脱亚入欧的路线,转变为脱欧返亚,从全面拥抱西方的态势,转变为全面抵抗西方的态势,要求建构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荣圈来挑战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

 

这个时候日本学界出来很多主张,比如北一辉,提出国体论,要求建立纯正的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是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案来根本改造日本的天皇体制,以暴力形式进行国家再造,以社会主义名义剥夺私有制,以国家的名义控制和垄断社会一切资源,实现国家所有制。对外则公开主张诉诸战争,提出用战争来改变不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他的视野里主要有两大敌人,一个是大资本家的英国,一个是大地主的俄国,他要挑战这两个国家,明确主张日本必须通过战争来改变由英国和俄国所主宰的世界秩序。北一辉理论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1936年日本军部少壮派发动的226兵变,把首相干掉,和北一辉的理论有直接关系。北一辉可谓是日本少壮派军人的精神领袖,事变被镇压后,北一辉作为罪犯被枪毙。现在有更多史料证明,1931年的东北事变,和日本学界这种东亚主义的鼓噪有非常大的关系。

 

京都学派虽然没有像北一辉这样赤裸裸的国家主义喧嚣,和军部合作的时候也有良心上的冲突,也是羞羞答答的,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和军部的合作。西田几多郎在京都学派里是一个大哲学家,他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时候,写了《新世界秩序原理》。战后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这个作品被公认为是他的一个大耻辱,一个大哲学家公开为日本军部提供学术上的支持,这无疑是人生当中非常大的污点。西田几多郎的学生,如田边元、和辻哲郎,是完全主动拥抱军部,为大东亚圣战的神圣性和正当性提供理论支持。

 

子安宣邦教授在《东亚论》里记述了美国和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对日本知识分子的巨大冲击,这个冲击并不是震惊,而是感动,认为日本终于可以站起来对世界第一强国叫板了。当时日本整个民族就是处于疯狂的状态,不光跟英国人干,还要跟美国人干。子安宣邦提到一个著名学者,是鲁迅的大崇拜者竹内好,他在1942年中国文学一月号发表头条文章,题目叫《大东亚的战争与我等的快意》,他说历史被创造出来的,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感动地发颤,他把1942128日日本天皇对英美的宣战诏书,看成是日本国民的意志凝聚燃烧起来,心情无比的畅快。这个知名的左翼大作家这样的言论,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日本当时的知识界是普遍共识。有一本书叫《近代的超克》,大量记述了日本左翼学者在二战期间所举行的各种辩论会议,要求对军国主义进行学术上支持。“超克”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超越和克服,日本所谓的超克就是要超越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用竹内好的话说,通过抵抗,东亚将自己近代化,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未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这话就像是中国现在很多人所主张的那样,中国非打一仗不可,中国不打一仗就不可能进入现代化大国。

 

在日本学者的喧嚣下,日本国民已经不再把英美作为他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他们把英美划为鬼畜,这种粗俗不堪的用语大量出现在当时日本的报刊上。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探讨日本新闻界的失控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当时日本新闻界已经放弃了对军国主义的批评,大量地充斥着大东亚圣战的喧嚣,形成了国民集体的情绪。所以,在我看来,在战争机制下,日本东亚观的全面展开,必然会走向国家主义话语。原来强调的东亚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性,和东亚在世界体系中所应有的主体性,在国家主义的逻辑下,必然会蜕变为和西方全面对立的话语。从这个话语出发,日本要求重新书写世界史,和日本军部要求重新确立日本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在价值倾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确立东亚霸权,和英美争夺新的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为实现这个目标,当非一战不可时,鼓吹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就成为日本哲学和历史学的主要使命。日本基于东亚概念所建构起来的有关东亚的一系列哲学和历史学叙事,最后都成了国家主义的帮凶,他们共同促使日本同时陷入两场战争,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战争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日本在二战期间所走的弯路,对日本是永久的教训,又何尝不是对中国的警醒?

 

四、从东亚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

 

从东亚现代性出发,要进一步谈一下中国现代性问题,这涉及到一个更大的话题。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改变了日本对西方世界的态度,日本成为了一个西方制度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我们说日本是东方国家,是东亚国家,但从政治地缘概念讲,日本成了西方国家,这个变化也改变了一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看法。在反省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历史教训时,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左翼学者又重新将视野投向中国。比如刚才提到的竹内好这样的人,他原来就对中国友好,这种偏爱是与生俱来的,经过二战日本失败以后,他们觉得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恐怕还不能承担起东亚的领导责任,所以他们又开始把视野投向中国,他们对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所发生的政治变迁,包括文革期间的一系列事件充满着同情和理解,甚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似乎从中国又重新看到了东亚新曙光,至少在他们看来,把中国从东亚中心位置中排除出去是个错误,中国理应和日本享有同样重要性,中国现代性之路又开辟出了东亚现代性的一个新路径。

 

竹内好在1960年发表题为“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著名演讲,演讲里他认为后进国家的近代化之路,日本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外发的,是在英美世界影响下开始走向现代化之路。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又一个典型,他说:“中国革命包含着挫折与成功,破坏与建设的全部过程,可以视为是对欧洲文明的挑战。所谓近代化,可以说是日本的近代化,但却难以解释中国的近代化,假如说日本的近代化是没有抵抗而脱离亚洲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化则是通过抵抗实现了亚洲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日本战败以后,脱离了亚洲,它并不是真正亚洲近代化的典型,而中国才是通过抵抗来实现亚洲化,中国才真正代表亚洲特征,日本因为全面拥抱了西方式的近代化而失去了亚洲的代表性。他把中国现代化看成是内生的,是在挑战西方格局中脱颖而出的。在竹内好看来,这才真正代表了东亚现代化的路径——内生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性是内生现代性概念。竹内好的看法在日本左翼学者里面有共鸣,沟口雄三在1989年写了一篇文章《作为方法的中国》,就是参照了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观察视角,进一步从亚洲转向了中国,明确认为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世界,就是说中国是一个能够独立于欧洲的要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日本左翼学者对中国的现代性期待又有了进一步提高。

 

2004年,沟口雄三教授又写了一本书《中国的冲击》,该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他在该书序言中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日本必须从东亚的内部来重新审视来自外部的冲击,以前是西方的冲击,现在则必须面对中国的冲击。在该书中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认识是基于长期稳定的中华文明圈,把中国近代化视为内发应有的近代化历程。他进一步把竹内好的观点提出来,认为中国近代化有自身逻辑,是自发按照自己特点提出来的。以这个观点出发,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被进一步发掘出来,不光受到日本学者重视,中国左翼学者也非常重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近代化在宋代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他说中国现代化不是从英美来的,不是从英国政治体系来的,比英国要早得多,在公元十一世纪,就已经有中国近代化了。

 

沟口雄三教授还强烈批评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以欧洲近代化为视角蔑视中国的思想倾向,认为日本人不是通过与欧洲的比较,而是通过与中国相比来测量自己的欧化程度,甚至可以说蔑视中国成了日本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为了改变日本长期对中国的蔑视态度,沟口雄三教授提出环中国圈概念,以取代他认为容易引起误解的中华文明圈概念。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我觉得中国的爱国主义青年会非常的兴奋,怎么说呢?这个概念涵盖的范围有多大?涵盖了北亚(俄罗斯和蒙古),东北亚(朝鲜和西伯利亚),东亚(日本和韩国),东南亚(东盟诸国)和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也就是说,整个亚洲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他甚至说,明治以来持续近一百年的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感,也应该到猛醒时分了。这个话讲得多激动人心。

 

以竹内好、沟口雄三为代表日本左翼学者对中国现代性之路的高度期待,究竟对日本学术走向和国家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我判断现在这些学者讲得这么高,对中国的评价这么高,对中国的期待这么高,对现在的日本国家政策是没有大的影响,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我估计也不会有二战前那么大。但是他们的这些说法,对中国却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内藤湖南到竹内好、到沟口雄三,以东亚史叙事为核心的学者,对东亚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包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显然对中国新左派展开其对中国现代性的全面构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学术资源。可以这么说,中国新左派有关中国现代性的基本思路和日本二战前有关东亚现代性的基本思路如出一辙。中国新左派的现代性方案,不过就是日本现代性的一个翻版。

 

在中国新左派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各类著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京都学派以来各种东亚叙事的影子。比如讲中国现代性源头,上溯到中国的宋代,这是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直接引用,以此试图证明中国的现代性是内生自发的历史进程,而不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追捧。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国自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政治变化,都被中国新左派描述成是中国现代性一个正常的展开过程。日本学者关于建构东亚现代性,以抗衡西方现代性的各种方案,也被他们改造成了有关中国现代性的理论大纲。以此逻辑,毛泽东在中国新左派视野中,是一个现代性人物,毛的理论被定位于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即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近十年来中国新左派积极参与到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建构中,把中国模式视为中国现代性的特有模式,对中国模式给予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总结。以一言概之,中国新左派推崇备至的中国模式,实质就是充分体现了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中国的新左派跟日本左翼走到一起去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价值立场,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倡议建立一个中日之间的知识共同体。沟口雄三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汪辉的书被翻译成日文。从东亚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态势,他们有相同的问题意识,一是强调中国和日本与西方的区别,东西之间的历史文化有区别,制度也有区别,现代性的模式不一样。二是国家强大了,要求参与世界秩序重组和资源的重新分配,二战时日本强大了有这个要求,现在中国强大了也有这个要求。三是强调中国现代性的路径和西方完全不一样,中国现代性是内生自发的,从宋代以来就有,用现在的说法,国家能力、法治的基因我们自古就有,我们不需要西方给我们提供方案。这样,一个看起来正常的学术探讨,演变为东西对立的现代性之争,而中国的现代性诉求则演变成一种国家主义的政治主张,目前中国学界这样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大,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个声音会越来越大,中国要求重新改写世界史,中国话语要走出去,甚至提出中国现在的方案不仅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世界的问题,胃口越来越大。这些理论主张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反省。

 

在我看来,在现代性路径选择的十字路口,日本经历了一次巨大失败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正在成为中国的问题。中国现代性必须是在和西方现代性对抗的前提下展开吗?思想和价值观的冲突是否会像日本在二战前那样激发出整个国家对西方的战略抵抗?中国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怎样的回答?这是我关心的问题。按照现在这么一个态势下去,理论界不断鼓噪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拿国家主义话语说事,配合底层的民粹主义,会形成强大的话语导向。领导人在这么一个话语导向下,也会不得不调整国家政策,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对此,我是有非常深的担忧,因为日本的殷鉴不远。

 

五、重构东亚的可能性

 

最后谈到的重构东亚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探讨,其实就是一个愿景性的展望。日本在二战中的彻底失败,催生出一个新的日本,一个不再是执迷于抵抗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东亚国家,而是在与英美共享现代制度资源下成为了“西方”国家。日本东亚观向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事实上已经彻底终结了。但是,日本东亚观面向中国中心主义的挑战是否也终结了呢?从日本左翼学者观点看,似乎已经不存在中日之间的对抗,但是从国家层面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中日之间的分歧还是非常深的,现在看来似乎还没法弥合。在中日两国政治家眼里,学者们的许多看法或许都是一厢情愿。这样,怎么重构东亚?现在有什么样的路径?作为一个学者,很难提出具体方案,我只是在方法论上或者一些观念上提出一些构想。

 

我提出重构东亚的五点看法,是基于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中日之间双峰政治局面是无法改变的,东亚既不是以中国为中心,也不是以日本为中心,而是以中国和日本为双中心,东亚的双峰政治局面难以改变,必将长期存在。基于这个前提,我提出五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中日都必须意识到,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日关系目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中日已经不是明治维新直至二战前一强一弱的关系,而是两强关系。原来是中国弱,日本强,中日战争中,中国实力不如日本,军队组织化、军队装备和日本比有非常大的差距。现在,中国已经改变了落后的状态,已经呈现出两强相争的关系,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这种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重新架构,其实是非常好的契机。中国的强大,对日本国民影响很大,我们去日本,日本学者会问中国什么时候打过来,对中国有天然的恐惧感。在我看来,恰恰是两强相持的中日关系,比以往一弱一强的关系,更能有效地建立起东亚均衡的国际秩序。一弱一强反而导致了强者总是想把弱者吃掉。所以,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强大的日本,恰恰有利于重新构造比较良性的、大致均衡的中日关系,创造出比较好的和平共处条件。日本国民对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担忧、疑虑、甚至恐惧,我认为都没有必要。重构后的东亚肯定既不会以日本为中心,也不会以中国为中心,而一定是以中国和日本为双中心。

 

其次,重构东亚中心的可能性,最终只能基于中日两国大致相同的制度文明而成为现实。中日之间由于三大问题,即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历史问题,关系始终不能正常化,深层的根源还是中日目前制度上的差异和冲突。所以,中国的制度转型对重构东亚的意义重大。中国和日本现代化转型差不多是同时起步,明治维新和晚清变革是差不多的时间,一直有相同的目标,即以宪政民主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现代转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制度转型走了一半,二战前走入歧途,二战后又走向正轨。中国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以后,由于日本的侵略,一直未能实现制度转型,现有的政治架构还有待于根本性的改造。所以,重构东亚只能在宪政民主的框架里进行,必须植根于共同的政治文明。

 

第三,东亚区别于西方的历史特点和历史进程,决定了东亚一定有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方式,不管是日本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强调中国或日本区别于西方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殊性,这是正常的学术诉求,学术合法性是无可置疑的。重构东亚不是说促使东亚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对抗,而是着眼于构造东亚经济、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提高东亚的国际竞争力。一个统一的东亚,如果基于相同的政治制度文明,按照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肯定会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并将会对世界秩序发生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根本性的影响。日本和中国原来一直期待能够主导世界秩序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第四,东亚作为文化地缘的概念,是基于中日韩三国大致相同的文化和价值诉求。东亚的价值导向是值得提倡的,原来讨论日本资本主义或者亚洲四小龙的儒家资本主义时,都提到了东亚的特殊价值。东亚特殊价值无非就是儒教、佛教和日本神道教的价值观。日本神道教讲究天人合一,和中国文化还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日本为什么环境保护这么好,就是来自于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感恩心理。东亚的特殊价值是值得提倡的,这是东亚文明和文化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基础。如果说东亚国家除了GDP、军事、航空母舰、科技力量能够代表国家实力以外,我觉得软实力就体现在价值观上,东亚的价值观还是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以及传播的可行性。

 

第五,重构东亚与其说是东亚国家的政治任务,还不如说是东亚民间交往的基本选项。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政府之间的交往有很大的阻碍,但是民间之间的交流非常广泛,热度越来越高。去年中国国民访问日本五百万,今年估计六百万,广泛的民间交往和交流所起到的作用会非常大。这种民间交往,学界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三年内,我三次往返日本,也有很深的认识。只要通过交流交往,我们会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许多认识是高度一致的,比如说和平、保护自然、发展要以人为本,中日之间是有广泛的共识。民间交往会给政府交往提供非常好的动力,重构东亚的希望在民间。

 

从何为东亚到谁是东亚的中心,从东亚的现代性到中国的现代性,再到重构东亚,我所描绘的东亚的历史图景和现实图景,均是为了展现东亚的未来图景。我深信文明和文化的力量,一定能够冲决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壁垒,在世界的东方,构造出一个和平、和谐和繁荣昌盛的东亚共同体。这是我的理想,希望能够成为现实。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盛洪:谢谢荣剑教授,在很短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了他的文章,提出问题,要我们思考。我印象最深的是“东亚”二字,假如不是荣剑教授讲,假如不是荣剑教授对日本文献进行研究,我们很少提及“东亚”,我觉得这是很独特的事。可以说“东亚”不是中国的词,是日本的词,是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问题意识造成的。还有谁是东亚中心这样的话题,中国学者认为自然而然有一个中心,不想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奇怪,跟日本人不一样。

 

荣剑教授做了对比,二战前的日本学界,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言论和现在中国一些学者想法言论是不是很类似,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刚才讲日本东亚政策,我觉得暗示了问题、角度本来就不一样。还有一个含义对称的思考,即是否有中国的学者有日本二战前那种入侵中国和亚洲的成熟策划。还有什么叫中心,比如说“我们非打一仗不可”,但这是不是描绘中心唯一的判断标准,其实可以来讨论。荣剑教授给了一个心目中新东亚的模式,就是所谓的双峰政治,两个中心,这是很好的想法,关键在于是两个什么中心,其实很可能是一个东亚概念。我在想,日本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不同内涵,而我们讲中心,更多的是文明中心或者文化中心的概念,但有时候可能变成军事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这很模糊,双峰是什么双峰。还有这是不是只是一种构想,因为太复杂了;还是说我们听从上天的意志,到底是什么中心,走着看。当然也不妨是一个方向,我们是不是搞了双中心,大家朝这方面努力,也许这个解决方法更好等等。我觉得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我们过去没有太仔细想。有幸我们有几位评议人,一个是王逸舟教授,原来在社科院现在在北大;马立诚教授在人民日报;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还有也夫。我们先请逸舟来评论。

 

王逸舟:确实是来学习的,没有专门研究,我说一点感受。荣剑还是三十年前那个样子,虎虎生风,岁月一点没有抹掉思想的锋刃,这是我第一点感觉。三十年前我们经常一块开会,他的观察很敏锐,今天讲的东亚话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这些年有关东亚的讨论还是不少的,但是像荣剑讲的这么有深度,有个性的,确实不太多。他是带了一种反省的态度去批评和思考,很多东西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特别是日本历史上一些人物,我不太熟悉,虽然每年都去日本,但是还是一个比较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很多问题并没有太清楚。比如荣剑提到日本军部在三四十年代,它为什么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政治观念、世界观,我一直很好奇。你提到学术界左翼在推动,它的原生是从哪里来的,我一直不太理解,也想向荣剑请教。

 

第二,日本近代确实有脱亚入美实践和思想的进程,为什么二战时反西方成为主流了,你刚才提到是因为二次战争激发了日本的荣耀感使他膨胀,还是其他原因,这是我很好奇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向?

 

第三,你最后提到的几点,关于未来重建东亚的个人设想,提到了双峰能够互补,共同来推动东亚,以中国、日本为合作体,或者中心的文明建设。这个我是不太有把握,你举了一些例子,说两国很相象,对于生态有古代的思想传统,天人合一,我过去也以为是这样,但是我现在有点怀疑,因为我最近到非洲去,我发现非洲人对于生态文明的感受和保护意识,远远强于现在的中国人。我觉得西方国家也经历过破坏然后恢复,然后重新懂得自然的过程。所以在西方,文化保护、自然保护很受尊重,现在好像也是中国人学习的路径。我不太清楚东亚文明,过去李光耀讲过,日本也有学者讲过,中国现在也有很多新左派,包括媒体也在讲,我想说到底什么是东方,东亚的文明,它和我们讲的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出现了普世文明的一般价值,到底怎么区别?还有是不是要建中心,我觉得中心有另外的概念,美国讲自己是中心,实际上它的中心是另外的概念,中国现在中心论也甚嚣尘上,中国是不是跟世界的制度有所区别呢,我觉得当下强调东亚也好,中日也好的中心,我感觉弊大于利,不管是政策层面,还是文化层面。比较我们上大学那会儿,那时候中国人挺谦虚的,还愿意向世界各国学习,现在我不知道年轻人是不是同意中国还需要学习,我们太讲自信了,这个自信,那个自信,比较过分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狭隘的思想与行为。

 

另外有一个大的可以讨论的点,基本上是按照新左派的思路,贯穿日本中国,做了一番还原和推导,东亚概念的产生,经历什么样的曲折,未来有没有可能繁荣?我觉得东亚、亚洲不只是文化层面,有文化思想争论中的东亚,也有政治安全的东亚,还有经济贸易的东亚,我觉得它们的动力是不一样的,发展的路径、未来产生的后果,完全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仅仅从文化、文明角度,思想史的角度看,也许可以建构一套东亚的体系,但是也许经济学家还有搞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朋友,他们会说另外的东亚,我觉得是分裂的,如果我们把多个东亚概念放在一块是不吻合的。可能安全的东亚是特别分裂、对抗、充满紧张的东亚,经贸东亚,日常生活中的东亚,又是看上去挺繁荣,全世界公认为北美、西欧之外的另一个增长点的世界经济支柱。安全现在存在很多大的裂痕,政治的对抗,南北朝鲜、大陆台湾、中国日本,把它放成一个概念,我觉得和我们讲中东、北非历史上大的裂变没有大的区别。按照经济的、文化的、思想史的东亚能够把这些涵盖掉,我更多研究是外交东亚,外交东亚就很不同意文化东亚,怎么看今天复杂多变的过程。我比较担心,当过分强调文化东亚的时候,其实对于外交上很多重大问题的解决和很多危机,弊大于利。还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世界发展趋势浩浩荡荡,人类文明方向看得很清楚,咱们就按照规律走、按对的事实走,也不一定是西方的,是日本的,是美国的,谁好用就按照它走。一定要把它赋予特定的标签,这是西欧的文明,那是北美的政治制度,这个是东亚的共同体。从外交来看容易产生争论和大的紧张,而不是解决问题。

 

这两天大家开玩笑,说菲律宾领导人就很厉害,本来大家觉得很困境的南海局面,领导人的花言巧语,或者外交手段,很短时间就改变了很多实际的结构,改变了军事博弈。你要问他是什么东亚,西欧,我觉得很难说,外交在不同的地方,比较智慧的、比较通用的、比较有想象力的就会做出不同的安排。我这么说,可能容易受到攻击,各地文化难道没有吗,我当然同意。我觉得世界到近代以后,有一些跟过去不同的进化,这种东西我认为是世界性的,但是实现关于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应当有地方化的适应性,更好适应不同的土地,不同的气候,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日常安排。荣剑的思路,我比较赞成,这种政治后果肯定是好的,但是同样以这个问题引导出的新左派的看法,就很危险了。所以这是既有某些机遇,又有大危险的命题。我觉得还不如按照邓小平讲的,或者孙中山讲的现代化,四化,需向全人类好的地方学习。今天的中国,尤其是成为全球经济第二,更要学习汲取改革开放初期那种谦虚和心胸,而不是例外。美国人有时候也很讨厌,把例外放出来,日本战前也有例外出现,讲东亚共荣,他骨子里是觉得周边国家是野蛮的,落后的,被更高级的野蛮人西方奴役了,我们把你们解放,也是把你变成原料供给地,变成有等级差的,日本是大王,你是二王,三王。大东亚共荣圈那套东西,其实跟今天世界所需要的进化,跟人类不同地段发展出的更先进的东西,不能把它的合理性、合法性提的太高,这也是我对日本新左派有警惕的原因。

 

从外交看,全世界解决重大难题,解决全球性挑战,解决诸如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的时候,联合国宪章怎么协调,各个区域组织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在过程当中怎么地方化,可以发掘不同的比如和为贵,中国传统中庸之道,其实基督教、伊斯兰文明、非洲也有类似说法。所以我宁可把这些精华概括起来,看成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看成是共同的东西,而不把它例外化,把它变成独特的路径,甚至放大到变成中心的层面。我觉得一旦中心化,在我们中国话语体系内这是有危险的,特别是经过文革的人,比较紧张它的政治含义。今天的中国有和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的心态,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受到约束,而是在膨胀,如果是一千万人口的国家,甚至是一两亿人口的国家,那都害怕,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经济实力的情况下,膨胀不是什么好事情,更何况这只是粗放式的膨胀,发展初级阶段的膨胀。近代以来,全世界进入制度文明、教育文明、人权文明,我们差得远了,如果把它太夸张,我觉得没有必要。

 

非常佩服荣剑到日本认真梳理近代史以来的争论,有关东亚的概念做了非常精细的梳理。前几年确实发现日本对东亚共同体谈的比较多,后来李光耀又掀起一股浪潮,提出了亚洲价值观。中国现在还有新的一轮强调中国式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背后也有复兴。讲复兴我一直比较谨慎,什么叫复兴?复什么兴?古代希腊、罗马有一个路线,近代文艺复兴其实有它的特殊含义。我们中国讲复兴是复什么兴,唐宋的复兴,更早的复兴,还是近代以前。有人说我们在二战前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占世界1/3的产值,但其实就是外表,这个国家到近代以后,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一般的进化程度或者文明程度了,这时候你还说中心,复兴它,我觉得是不太恰当的。现在我还觉得有些人嘴上的复兴,很多朋友问我你这个复兴是人均8000美元,还是1.2万美元,还是5万美元,美国的水平,还是超过美国,不知道,或者说要压倒什么,盖住什么。所以我觉得谈论东亚,特别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中心谈论,就有一种要复兴它,甚至复兴朝贡体系,讲天下比较好听,但是我作为经过文革的人,我提到这概念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种紧张和担心,很希望把从孙中山到邓小平这种面向世界的开阔心胸,吸取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里面好的东西,对于生态,对于人权,对于政治安排的智慧之类,借鉴吸收、为我所用加上中国的创造就好了。

 

盛洪: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会有崛起,也会有它的物质后果,这种物质后果可能会对它的民族产生冲击,冲击可能会使民族精英有一种不恰当的感觉,会膨胀和扩张。谨慎确实非常重要,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特质,比如中国文化是不是这样呢?日本的文化,日本文化其实有这一面,就是向外学习,一直是做学生的文化,日本一直有,这是很好的事情。还有中心的概念,什么是中心,中心体现在哪儿?是如刚才荣剑讲的,“我们打胜仗了,我们军事很强大,我们做中心,做老大”,还是文化中心的概念。我觉得这还是不同的,还是有区分的,比如文化中心,你有一种文化自豪感,是正当的;但如果中心是军事中心,是支配其他民族的中心,恐怕要警惕。可能有对中心的不同看法,尤其是近代西方主导的历史,经常会有一些误导,例如英国崛起的标志就是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好像是原因,其实不是原因是结果。英国的崛起是长期制度变迁的结果,十二世纪开始普通法传统的形成,十六世纪成为非常成熟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文化意义上非常强大,对抗了欧洲大陆的希腊、罗马传统,最后影响到了英国的社会、军事。所以,把中心的标志理解为是一场战争,是对历史的一种简单化的叙事和误导。

 

盛洪:从文明史角度讲,可能更深入的思考,我的想法就是轴心时代形成的中心才是中心。希腊、罗马文明、犹太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这是内生的强有力的文化中心的形成。

 

王逸舟:什么是中心,也可能是历史上作为一个海上霸权取代传统某个霸权为一个标志,现在我们有一种GDP主义,比如GDP上升到第二位的时候就变成中心了。第三、第五位的时候可能不是中心,或者达到什么要求,超过美国了变成中心。这种中心含义,包括什么叫复兴,复兴到什么阶段才叫复兴,没达到这个阶段就不是复兴,到了一个阶段我开始变成中心,达到高点了,这要好好讨论一下。

 

盛洪:从文明史角度讲,可能更深入的思考,我的想法就是轴心时代形成的中心才是中心。希腊、罗马文明、犹太文明、中华文明、佛教文明,这是内生的强有力的文化中心的形成。

 

王逸舟:人类进步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某个地方集中出现的时候,可以说它形成了某些风气之先的中心,可能包括物质的、也可能包括工业、军事、教育文明的。

 

盛洪:所以要推进文化、制度的发展。中心这个词,我觉得在当初轴心时代,没有谁认为自己是中心,也许认为,因为当时中心的概念,一定提普世的概念。比如中国说我就是天下,不提东亚,东亚气魄太小了。尤其犹太教,我这个神是全世界人民的神,不是犹太人的神。包括罗马帝国也不是区域性的,我觉得这也是特点。还有政治判断非常重要,军事可能是文明的副产品,我觉得区分一下会更容易讨论。下面有请马立诚老师做评论。

 

马立诚:荣剑谈中日和解,使我感到温暖。回想起去年1027号下午,在北大斯坦福中心和傅高义聊天。他问我:“中日关系这两年这么紧张,只有你一个人写文章要求两国和解,其他人都不写文章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傅高义这句问话可以看到,在当前形势下主张两国和解是非常困难的。现在荣剑也来讲这个问题,我觉得增加了力量。荣剑发给我的文章电子版讲中日两国是双峰,盛洪说是中心,峰和中心意思差不多。就此我谈三点看法。

 

第一,东亚文明确实有它的一致性,也有它的歧义性,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狄百瑞写了一本《东亚文明》,阐述了这个问题。我要讲的重点是,目前东亚各国受到世界秩序的制约,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共同声音。中国和日本两国也受制于国际秩序,两个山峰并不高。为什么这样说?我分别讲一讲。一是日本和韩国虽然地域上离我们比较近,但是在价值上和西方更接近。日韩两国面临重大利益纠葛的时候,更倾向于到域外寻找力量,求得平衡,比如去找美国。韩国与朝鲜冲突,就去域外寻找力量,部署美国萨德导弹,来平衡朝鲜的压力。日本由于二战失败,处于美国军事力量保护之下,特别是美国的核保护伞保护下,严格来说日本缺乏独立的外交政策,重大的事情要看美国脸色,这是对日本很大的制约。举个小例子比如签证问题,过去日本签证是比较严的,后来美国对中国商人和学者签证放开到十年。美国开了头,日本就跟上。今年十月起日本对中国学者商人的签证也放开到十年。日本是看美国追随美国的。日本缺乏外交独立,对日本的战略发展是一个制约。同时,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历史问题,也对日本形成了牵制,特别是有些国家的利益集团,利用历史问题操纵国际关系,就使形势变得更复杂了。

 

当然日本也有优势,就像你讲日本建立了现代市场体系和法治社会,有很好的治理。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从美国回来,讲美国法治不如日本,说日本治理最好,死刑最少,罪犯也最少,为东亚树立了法治榜样。中国很多学者也说日本树立了宪政和政治发展的榜样,在东亚、东南亚发挥了深远的影响。东亚、东南亚国家相继走上宪政之路,最新的例子是缅甸,这一切给中国构成了挑战和压力,中国与国际价值方面的紧张就在这里。章太炎的孙子,上海社科院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上个月在报纸上发表讲话说,尽管中国已经富强起来了,但是在世界上的发言权还很低,一碰到问题,西方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都取代了你,中国几乎没有发言权。章念驰的话道出了中国的困境。还有些学者说,在价值观方面,中国处于世界的边缘。还有就是,中国遇到棘手问题也到域外寻求西方力量来平衡。比如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出现大陆担心的情况,中国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恳请布什总统出来站台警告陈水扁,牵制台独。也就是说,中日两国都不得不借助区域外的力量来实现平衡,这就是我说山峰不高的问题,自己决定不了自己的事情。这就是中日两国遇到的困境,所以,“双峰”的使用要谨慎一些。

 

荣剑的文章梳理了日本左翼思想家和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关系,指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日两国和解的关键因素,并且警告说当前中国国内网上某些人的好战倾向容易走上日本过去的错误道路,这些都讲得非常好,非常深刻。但是文章有一个缺陷,谈东亚历史没有谈苏联,一个字没有,这就无法准确认识东亚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其实前苏联东南部的海参崴等地就是东亚的一部分。谈东亚历史和现状,绝对离不开苏联。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了灾难,同时极大地有利于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自上世纪初以来,苏联深度介入中国事务。一个是苏联总参官员尼克尔斯基带领马林、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二是把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一个苏式国家,三是引导中国建立了全盘苏式国家,四是施压中国促成中国在朝鲜与美国发生正面武装冲突。同时,还在朝鲜扶持苏军军官金日成担任最高领导人。直到今天。这些因素对东亚格局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深刻影响。比如在价值方面,我们仍然跟前苏联残留的遗产息息相关,没有撇清,我们继承了前苏联的立场,这就导致了中国与世界持续紧张。

 

第三,我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是可以改变的,这是变量。而我们的生活方式、观念结构,包括节日系统,则是常量,能够起长远的作用。所以瞻望前途,东亚国家的整合是必由之路。今天的世界都是结盟的,不结盟过时了。赞成荣剑提出的基本思路,就是东亚的国家的融合,一定要在法治、人权和民主的基础上整合,这样根本问题就解决了,这也是康德所说的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不然容易受利益集团操控,演化成国家关系的紧张。现在,两国关系虽然比较紧张,但是人民来往不断扩大,留学、婚姻、旅游、购物的增加,热得不得了,60%的中国留学生愿意留在日本。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间关系和民间关系是多么不同,这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两国政府这样,他们的利益在哪里?为什么民间是这样?所以要着眼于民间基础,在法治、人权、民主的原则下,在各国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共同面对历史文化遗产,共同承担现实与未来的需要,彼此融合,这是唯一的前途。除此之外,都是死路。

 

盛洪:谢谢马教授,几点都非常重要。第一是“山峰”没有形成,这个判断很好,还是我们刚才那种判断,什么是中心,经济增长很快,物质上变得大了一些,就跟一个人的身体长高了,或者身体稍微强壮了,心理没成熟是一个意思。所以要反复讨论“中心”这个词的意思,GDP全世界第二,这是经济中心,如果我们把中心视为文化中心,文明中心,还是不是中心,我们要判断。中国现在有什么新的文明在成长,她必须是令人信服的新的中心。由此我觉得日本人讨论“中心转移”,至少是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实际上西方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变,从希腊变到罗马,从罗马变到法国,从法国变到英国,一直在变,但是,变的时候文明在演进,是有所改变和创新,这非常重要。所以文明是有演进和创新的,从希腊到罗马,虽然继承了希腊文明,但罗马接受了基督教,也发展了自己的法律框架;再到了德国、法国也有新教的发展;到了英国,加上普通法传统。

 

马立诚:包括欧盟的形成,不是出于什么战术方面谋略的算计,比如说有利于提高我国技术水平所以我们要友好,欧盟不是这样,它是基于价值上的一致。

 

盛洪:它是有文明的演进,明显的创新存在的,没有新的文明因素是过不去的。我们看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东西,“GDP第一”,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讨论非常重要。刚才马教授说苏联影响没有考虑,我觉得过去我们讲东亚肯定是文化东亚,儒家的文明圈的概念,但是你看文明演进和创新从来都是有冲击的,所以我非常同意,苏联所携带的文化因素,包括东正教和马克思主义,后者又是受到基督教启示宗教传统的影响,对中国产生这么大影响,这个事实不能回避,这能不能形成新的文明呢,我觉得需要思考。下面有请章润做评论。

 

许章润:荣剑强烈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意识、分析透彻、寓意深刻,一向我很钦佩的,尤其是写的系列性文章,非常有价值。我觉得今天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东方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无论是在文明论和历史发生论的意义上,还是在政治与地缘格局的意义上,东方问题的确是个问题。我听你讲了三个层次,我想都可以从纵横两面,对东方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比如从横向来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近代转型所遭遇的众多问题中的问题之一。因为实际上1453529日,穆罕默德一世29岁那年,攻下君士坦丁堡,从此以后,东罗马帝国灭亡。整个西方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土耳其的问题。因此在西方人长达千年的基督教文明中心来看,有奥斯曼的问题和蒙古黄祸的问题,乃至于到后来征服整个亚洲所形成的文明的全新开拓,文明冲撞的问题,而形成了所谓的东方问题。

 

其实从中国人,从东亚人,从整个亚非世界里看,我们也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西方问题。刚才各位讲的,海峡两岸中国人,整个亚洲的中国人,当然遇到内部地缘格局冲突的时候,需要借助域外强权来做平衡,说明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处在一个面对西方如何认识自身,从而如何在政治、文化、地缘格局当中重新建构独立自我身份的问题。所以对东方来讲其实我们面临西方的问题。在东方问题,西方问题双重交错之下,我们知道德国转型有德国的问题,二战之后德法如何和解,这是德法的问题。实际上近代早期以来,从十六世纪末期,从1588年,西班牙舰队覆灭,1640年英国爆发革命,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德国问题,英国问题,法国问题,美国问题,中国问题,俄国问题,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问题,加上西班牙、智利、韩国、中国台湾的自我转型,所构筑的发展问题,是近代世界转型现代秩序,现代文明,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四百多年成长过程当中的不同的复调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问题其实是中国问题,日本问题,整个世界转型波涛汹涌,自西向东,打到东亚以后,这个问题依然表现在时代的症结上。

 

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东亚作为被别人所有定义的,因为东亚问题是西亚人的说法,因为西亚以东小亚细亚,到近东,到中亚西亚,到远东,这个概念本身其实是西方概念,西方的基于地缘概念而产生的文明概念。因此,东亚作为近代东亚在它的冲击下的自我定位,以及逐步感知到世界体系在最近四百年来的转型和重构,而形成国土的自我,定位的历史发生论,我觉得这是问题的深层归结,而问题深层归结牵涉到的是中华世界的勘探。其实从隋唐以来,毋庸讳言,整个东亚,包括东伯利亚,这是中华世界,中华世界在外力下坍塌了,因此造成了中华世界,谁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谁是东亚的主宰力量,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解决。所以它的背景昔日强劲的背影下,中华世界坍塌以后,直到今天,区域重整,区域整合还没有完全的表现。

 

因此,我觉得这里面既有中华世界的坍塌与东亚概念的凸显,它所表达出来的欧亚分歧这个背景先所造成的区域性的重整,也包括中日两国都作为东亚的一员和东亚文明的共同创造者,然后以这种身份参与世界体系这样的双向过程,其实我们现在在中国讲这个问题,包括毛泽东时代,包括蒋介石时代,包括清末,我们作为亚细亚国家,如何面对西亚列强,如何参与世界体系。所以到后来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让他者的概念容纳为自我认同,然后我们作为远东国家,亚洲国家参与世界。所以这里面有双向过程。所以当年有个歌唱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还有人说神秘的遥远的东方,这都是扯淡,因为我们就在中国,就在东方,怎么叫遥远的东方呢,西方可以叫我们是遥远的东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牵扯到这些问题。

 

所以东亚、大东亚与近代日本,以帝国自居,而将东亚、东南亚纳入势力范围,形成从1931年—1945年短暂的大日本帝国,都是面对欧洲身份而自我建构东方身份各自不同的民主国家政治建国的文化和军事进程。因此,中华世界及其儒教文化圈遭遇非中心化,中国不再是世界的文明中心之一,这是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与近代世界体系重新建构下的必然体现。因此从纵向来看,我是这样理解东亚问题的,它是这样的重整过程,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因此所引发的中日两国对于自我定律的一种身份焦虑,日本人也觉得我们曾经是脱亚入欧的国家,亚洲最早的民主国家,也是最成功的现代化国家,领先于古老的中华帝国,而现在中国经过三次改革开放,到现在似乎在经济总量,各方面后来居上,因此引发了日本身份自我认同的焦虑。而中国同样有这种焦虑,中国的焦虑不仅是中日关系,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东北亚国家的重新构建相互认同过程当中发生,而且中国自古以来的东方大国意识,你不得不承认在最近十几年里,在普通百姓和文化精英中间,都在重新书写。因此,还有一个面对中国作为东亚龙头与欧美世界重新选择的大格局。

 

所以我想这个过程还没有完全,一直纵向来看的话,是这样的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叫东亚问题,而这个过程在未来有可能解决,可能东亚问题也不复存在。就像德法问题今天不存在一样,为什么?因为英国脱欧之后,在欧洲虽然德法各为中心,实际上德国是真正的老大。那么这种德国作为老大,因为它只是在经济总量上,而在政治上还有历史的原罪,在文化上又不足以制约以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为一脉的拉丁文明,更不用说还有东欧的四大文明作为共同体,因此他不足以构成一强霸局的局面,所以维持的现在的相对平衡。但是中国和日本在未来一两代人之间将会怎样发展,我觉得这是问题之所在。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两个概念,可能可以作为一点回应。一个概念是刚才说到文明中心,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讲清楚,没有讲清楚在于可能个人对于中心的概念,把中心作为单数,但是我跟盛洪老师之间的提炼,其实中心是复数,因为东亚是文明板块,是佛教、儒教的文化圈,它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文明等等相区隔而存在,因此在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原农耕熟地文明,和以东北、东北为边缘的游牧草原山地文明,历来是相互互为边疆,后来扩大到东亚、东北亚与欧美利益是相互互为边疆,因此我们说不是在罗马帝国这种中心与边缘的意义上,也不是在隋唐第二帝国厘清第三帝国,或者侵犯第一帝国相对高端的文明中心,与周围游牧部落边缘中心的意义上,而是各以自我文明为中心的文明的平等关照,多元文明世界体系当中,各自以自我文明为中心而互为边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未来成为一个文明中心,我觉得是一个有指望的事情。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成为足以为其他国家所效仿的文明输出地,这是中国文明走到今天这一步,依然还抬不起头来,也不要骄傲自满的地方,更不存在三个自信的政治鼓噪。但是从未来来看,经过一两百年,以及未来两三代人的中西融合,古今通汇,是有可能成为文明中心的。成为几足鼎力之势,还是可以多元的,还是可以期待的,也是价值上可取的。

 

还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考察认为,我个人研究法律和政治体制,我觉得从民主政体,立宪共和这些大经大法,核心元素来考察,可能能够构成中国未来在政治模式建构上,所效仿的不是美国的这种体制,美国这种比较机械的三权分立,是美国这种特殊地缘政治的集成,相反英国的常于妥协,基于政治精英之间的彼此勾兑,而减少公开对抗式的,这种所谓的斯密斯制度,这种异形合一式的制度比较适合中国。而日本恰恰是学习英国比较成功的,比如英国和日本大选周期相对较短,而美国大选周期一年,到今天看来完全是劳民伤财,为什么过去美国大选周期是一年?因为拿坡仑卖地以后,把整个路易斯安那多少平方公里收到手边,最后在18481898年两次战争,再把西海岸到西南海岸收回国土。在那样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竞选人要想把自己的声音送到全国各地选民当中,没有一年时间不行的。即使后来火车发明,也是不行的。但是像今天交通这么发达,你一年来鼓噪,来煽动,我认为这是民主政治的成熟的体现,走向绚烂之际。所以我上次观察日本大选,两个礼拜。英国也很短,而且在竞选的投票前一周或者几天,要严格禁止一切竞选活动,给选民一个相对沉淀理性选择的机会,避免桑德斯式的左翼,特朗普式的右翼民粹的社会主义思潮泛滥,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牵涉到所谓的文明例外论,我们知道讲文明例外论不是中国人讲的,当年面对英法的西方强势,德国也升华为东西方问题。德国当时面临英法模式强力的冲击,落后的普鲁士也是以文化例外论来安慰自己,寻求出路。所以德国人把自己认为是神圣德意志罗马帝国及其正宗之一。因此在十九世纪拒绝拿坡仑民法典,而且认为德国的德语不适合作为法律语言,德国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制定统一的民法典,但是经过一百年时间,德国人治理的民法典,到今天为止都是世界民法典的高峰,没有人超越。它以概念的金字塔和司法体系化的原则架构,将罗马以来的私权保护公民利益自由,契约神圣等等,可以说网络殆尽,位于高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以第三罗马自居,非洲一些国家,亚非一些国家,包括伊斯兰教,以文化例外论,美国人其实直到今天,美国例外论,到现在还一样。所以中国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如此类,包括梁漱溟当年讲的东方文化的垄断,这些实际上都是面对一定复杂的现代性,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基于自我身份焦虑,而做出的各自的反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文化例外论,将会随着它的政治建国进程的完成和经济发展的逐步达到相应的程度,尤其是政治转型和政治建构的完成,我觉得会逐步消失,因此在未来中日两国关系上,政治价值观基本一致,政治体制的像自由民主,人民共和的转型,文化价值上所分享不同的历史方面,文化方面,可能会促成东亚的和谐局面。其实法学界对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已经四十多年了,最早是韩国学者提出,后来是日本学这提出,然后中国学者提出。因为过去东亚存在一个共同体,也就是以唐宋为核心的,以儒教文明礼法仪礼为准则的法律共同体。所以韩国的法律,日本的法律,尤其韩国后来制定了一部法典,跟中国的大明一模一样。没有一个字差别。那么后来如我们所知,这拨现代文明到来之后,整个的抢占文明潮头之日,以及后来来看,所以中国实际上走了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一脉血腥的大革命之路。因此,处于现代性的偏锋文明的现代文明相对低,但是未来中国的转型如果一两代人完成的话,还是有指望的。

 

最后我有两个资料可以补充一下,一个是1942128日,竹内好在日本天皇发表战争宣言以后有一段讲话,讲得挺慷慨激昂的。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德国近代杰出的历史学家维贝克,他在1939年、1940年,他的女婿,一个杰出的学生,参加德国军队,打到萨尔斯堡,把奥地利民族占领了。他给他女婿写信,怎么写的?说今天的战争是德国人洗刷了民族的羞辱,将德国历史所代表的世界历史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么伟大的历史学家,所以我觉得在德日文化例外论作为英法文明一种后来的挑战者,他所走的相同的心路历程,中国也是一样,当今世界上还在较劲,较什么劲呢。

 

第二个资料,你刚才讲滨田耕作先提出东亚的概念,但是我有一个资料,1904年—1907年,日本法政大学连办了五届中国法政留学生班,一年用中文教授,是曹汝霖做翻译。现场翻译中文讲授,对满清培养了1145个法政人才。中国当年有三个状元,若干个进士,若干个探花,五六十岁也参加这个培训班。所以当时那些人回来之后,清政府给他们的功名相当于进士。所以弄得国内的一些人很气愤,那里面人鱼龙混杂,很多人特别差,都是混文凭的。但是当时资料是这样显示的,当年法政学习班开学和结业典礼,日本是派外交部长,教育大臣,甚至首相本人去讲,可以看出重视程度。所以当年无论是教员代表讲话,外交大臣,教育大臣还是首相本人讲话,都提东亚这个概念。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今日受欧洲列强欺负,我们日本已经翻身了,就看你们现在能不能翻身,如果你们也翻身,我们联合一起一定把他们打回去。都是这样的话。

 

盛洪:谢谢章润!讨论得非常广泛,尤其最开始讲文明的关系,多文明共处。讲双峰政治,把双峰政治改成双峰文明可能会更好。这个模式现实世界中就有,比如欧洲文明,其实欧洲文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双峰文明,一个是欧陆文明,一个是英美文明,或者英国文明。可以看出两个并立的文明,一是实力足够自立,还有彼此有不同。英国和大陆最大不同就是它的法律体系,构成双峰文明。从文明角度反观日本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日本文化母体是中国,但是有很多变异,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关键在于变异是不是足够好,值得别人去仿效形成一个有生命的文明分支,现在没有看出来。英国文明变异是有证明的,就是美国,渡过大西洋,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日本这个文明有什么样的独特性,有什么样的优势,它足以独立为一种区别其他文明的一个文明吗,虽然它的经济实力够。中国的“山峰”也很矮,这个还要去思考,所谓的文明应该是什么。刚才章润讲例外论,我觉得不是例外论,某种程度讲每个国家都是例外,而每个国家实际上都逃脱不了别的文明对他的影响,也逃脱不了自己的传统。

 

第二,西方文明,所谓英法两种不同的亚文明,假如有双峰文明,一定是欧洲英法文明的分野,而这种分野是不同的,欧洲是法典化体系,英国是普通法体系,重经验,重惯例。中国在学西方的时候,也有一个学哪个西方的问题,我个人更偏向于英国这种普通法体系,这和中国过去儒家风格和理论相近一些,但中国现在更得多地是在学欧洲大陆。所以中国的山峰要重新变得高起来,这是一个大问号。日本是问号,中国也是问号,这是更大的问题。下面看看也夫有什么观点。

 

郑也夫:我从雅典经停慕尼黑,历时15个小时,1点半进家门,匆忙赶来。之所以坚持来,首先是对荣剑兄性格的欣赏。其二,这个题目有极大的吸引力。其三,我相信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还会有一些朋友,今天果然见到一些高水准的评议人,很有收获。荣剑兄没有当今学界八股气,面对真问题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仔细切磋,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挑剔。

 

你五点结论中的第二点,中国制度转型对东亚秩序的重构会有重大影响。中国制度转型,你自己既是一个执着于这个问题的思想者,甚至可以说在实践上又愿意做斗士,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制度转型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走,但是当你作为分析者的时候,特别是分析东亚格局的时候,你就必须承认我们制度转型有可能会向你期待的方向转,还有可能不是这样,转型对东亚重构会有什么影响,不转型又有什么影响,这才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事情,是每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关心的事情。您却完全没有展开,只说了一句空泛的、大而化之的话。中国的政体格局什么样,怎么会对东亚没有影响呢。

 

五点结论中的第三、第四点,中日区别西方的诉求,东亚的价值。我觉得在座的朋友在高谈阔论文明。古希腊毫无疑问是轴心时代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文明。中国传统文明的近现代传人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明这么挚爱,但是他说中国传统文明和古希腊文明是比不了的。文艺复兴,复兴的就是古希腊文明。说到近代,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建构产生最大影响的,我认为是大英帝国。举一个小的例证,奥运会里面少数项目是古希腊人赐予的,更多的是英国的贡献。在政治制度的层面,宪政是英国人带来的。而英国的影响力是合二而一的事情。一方面它有文化上的力量,这种文化力量不是元首和军政长官脑子里能产生的,是英国长期以来创新和积累的。另一方面,那个时候英国恰恰武力又最强,它的殖民地最大,它可以向殖民地释放它的文明,我觉得这是大英帝国对当代世界做的最大贡献。美国走到现在略显疲态了,从它的轨迹可以看到,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肯定没有英国大,相当程度上它是在复制英国的文明,最好的例子就是向日本,麦克阿瑟给了日本一部宪法,这是美国给日本的一份厚礼。

 

回过头说中日两国,从我们世俗自尊心来说,都希望能给世界做很大贡献,能做到吗?我很怀疑。在文明的层次上,无论是今天极度卑微的中国,还是看起来显然要强很多的日本,都不太能够为人类文明做出很大的贡献。从中国来说,古典文明已经彻底地断了根。比如儒学,还在我们的血液里吗,还在我们行为当中吗,不在了。我觉得我们和《论语》的距离与西方人和《论语》的距离一样远,我们和《论语》的距离一点不比人家近。我对日本不太了解,日本在我来说是迷一样的国家。我的直观感觉是,日本人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作品,都精致到让人惊叹。但是我想问,这能够复制吗?懒惰的希腊人愿意学吗?热衷游戏与艺术的意大利人愿意学吗?更不要说寻欢作乐的非洲人了。你只能在世界上立起标杆,工作做到这种程度你们服不服,但是这东西不是宪政,不是选举,不是游戏规则,不能复制。文明的产生是很偶然的事情,当然产生者如果有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的时候,就更能将其文明传播开来,大英帝国就是二者合一的,武力和它的宪政文明合一。我们不要说我们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有没有可能达到某个高度,就算能达到,我们也没有能让别人追着学的东西。

 

再说一个观点。许倬云先生过一句话:关于中日战争他所读到的作品,一篇让他满意的都没有。我认同这个看法。就此话题我跟朱学勤电话中聊了半个小时,我们共识,中日战争,是极富的富矿。现在充满了误解、歪曲,双方都充满了这样的分析。我俩慨叹可惜我们岁数太大了,无法介入这个富矿。开掘这个富矿历史意义非常大。随着中日战争第一代人死掉,下面社会中占主流的将是第三、四代人,情感的仇恨将会慢慢淡忘,淡忘后才有大家开始新篇章的可能性,要靠生理上的代谢,完成这种淡忘。但是完成淡忘之际,还应该有历史学家把那时候的事情挖掘,将其细部呈现出来。到第三、四代人,从情感上仇恨淡漠,理性地、甚至带有旁观者的味道,看那段历史。那个时候才好洗牌,重新开始中日之间的游戏。就是说,要有学者,挖掘这个富矿,重新做中日战争的历史研究。

 

最后一个观点。有个学者写过一本书叫《德国人》,说纳粹掌权初期的德国社会就像是双层公共汽车,上层坐的是文化人,有精致的认识,卓越的想象力,知道社会应该怎么样。但是上下层是割裂的,下层开车的是阿道夫这一拨人,上层影响不到下层。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毫无疑问是这样的,我们是丝毫影响不到公共汽车的驾驶员。日本能影响到吗?我也有所怀疑,整个世界能影响到吗?看看美国的几次大的出手。有越战的深刻教训和反思,不幸依然有毫无根据地入侵伊拉克。我觉得我们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悲哀的现状,在东方尤其严重。东亚的文化人,负有有一个使命,争取影响一点自己的政府。但不要说影响政府,中国文化界最大的悲哀是它已经被彻底控制了。我们这样的会能开更大规模吗?我以为前景是悲哀的。

 

盛洪:刚才也夫说我们这个会能不能开大,我们恰好有一个想法,天则所明年能不能开一个有关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研讨会,我们不说国际关系,说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研讨会,我想还是可以开,因为太重要了,所以也夫问这句话很好,在座各位到时候都希望来参加。我们不能侧重于所谓的国际战略、国际事务的操作,我们是从价值角度,从文化角度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可能更重要。下面有请谷平讲几句。

 

谷平:刚才荣剑先生和几位先生的评议非常好,我只作一些补充。第一,相比英美和欧洲,我个人认为英美还是更棒一些。第二,英美当中,我认为美还是有不少突破和进展,比如它的行为方式——华盛顿体系和二战后对殖民地问题的处理等等。它跟原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还是有些不一样,目前还是一个集大成者,处在文明的顶端。

 

第二,有两个概念需要做区分。一个是power,即无论是野蛮的力量还是商品力量,或是通过军队的力量,还是通过太空的力量,这是一个概念。另外一个概念就是influence(影响),实际上是贡献的概念。贡献就不要说什么中心不中心了,韩国人玩的动漫,搞的韩剧,那就是对人类的贡献,因为别人没有他搞得好。犹太人,以色列就那么点地方,出那么多优秀人才,各个方面有创新,如果作为民族来讲,犹太人对全球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认为应该把power和对人类的贡献做区分。中国以后哪怕GDP再多,是要追求一种power还是往后放一放?可能更多要从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方面能够对别人产生正面的影响。

 

我感觉咱们每一行都不行,包括中国的风投,所以说来非常惭愧。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国家去征服别人,要在地区乃至世界当老大,把别人打倒,这种想法还是要淡一点。实实在在地,多一点自由,多一点好奇心,多一点审美,多一点创造,我认为这些才是中国未来应当去追求的。

 

盛洪:我们在谈中国这个山峰不高的时候,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身在其中,你觉得不高你要惭愧,你要让他增高,你要努力做贡献。所以在座各位都有责任,我们就是中国,我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你要做贡献,我们要去努力。如果我们今天做了努力,也许五百年以后的人会说,从前有一个伟大的学者,叫许章润 ……

 

张曙光:荣剑的报告我先看过,今天讨论我觉得也很成功,我有几个问题提出来,供荣剑来考虑。

 

第一,你梳理的是一个思想史的过程,但是这个思想史基本上是日本思想史,中国思想史怎么回事?两个之间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日本关于东亚的概念,它的演变,你讲的很清楚了,中国似乎讲东亚很少,咱们可以说中国的几个概念体系,一个天下体系,一个朝贡体系,中国思想界对这个问题反应,我觉得也应该梳理一下。把关系讲清,对于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更有利。大家都在讲西方,中国和日本属于东方,东方不只是这两个国家,可能这两个国家地位特殊一点,你只是梳理了一个方面。

 

第二,文化价值确实重要,但是政治的,经济的,其他方面,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可以看政治壁垒能不能抵挡得住经济市场化的侵袭,现在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这个问题尖锐,如果经贸出了问题,或者断绝了,可能遇到政治危机。所以在梳理文化的时候,把另一方面也能考虑进去,会更好一些。

 

第三,你讲双峰政治的概念,但是双峰政治里面有稳定性的问题,从实践看往往是一家独大,也许三足鼎立倒有互相制衡,因为它有回旋的余地,双峰有时候没有回旋余地,就如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当然那是对抗的。你讲的不完全是对抗,是一个合作的,但是合作也会有问题。刚才也夫讲了,历史问题怎么化解,也许随着人的更替,这可能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对抗是一个方面,经济上、民间的交往,也可能是冲破的手段。你的理想要能够实现,你提出五条,但是这五条我觉得还可以再去考虑,因为在理论上,逻辑要能够自洽,但是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不完全一样。提出一个理论设想,总是想去实践它,最近我读了2012年诺奖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斯写的关于市场设计的问题,有一些感觉。从总体上来说,自由市场是不能设计的,它是人们行动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是从局部的改善看,从实践的有效看,市场是可以设计的,哈耶克也没有否定设计,他的二元观就是明确承认设计,他明确讲,市场秩序是可能自发产生的,但也可能是在人们设计的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所以,一个很好的思想,如何能够使他落地,是可以考虑的,从市场设计角度,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思路考虑这个问题。谢谢!

 

盛洪:谢谢张老师很多补充意见,所以我们明年要召开全球治理会,我们要在价值观上解决问题,不然对日本只有喊打才是政治正确,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许章润:现在喊打很虚无,比如王楠的老公喊打,但是他是典型的伪君子。福原爱来了,到他家作客,不是中日亲善的形象吗。就跟我们大学里面一样,但凡表态积极的,不管是左还是右的都不是很好,那些慷慨激昂的我看都有问题,一到关头都容易变节。

 

盛洪:我觉得中庸、理性这是恒久的,极端主义是稍纵即逝的东西,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但是可能坏事。最后请荣剑做一下回应。

 

荣剑:非常感谢,时间关系,我也不可能对每个评议人的意见都做回应,说的都非常精彩,很受启发。第一,我下一篇文章要写的主题叫古今东西冲突下的中日变局,可能会回应几位老师的意见。我的看法是,在整个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大的矛盾就是古今东西的冲突,一个是古代和现代的冲突,包括古代的思想和现代的思想冲突,二是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即东方的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冲突。许老师讲到东方问题是大问题,所谓东亚问题,就是在这个大问题的框架中产生的。古今矛盾涉及的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东西矛盾也可以说是传统和现代的冲突,这个冲突由来已久,日本对文明的认同,对自己历史的认同,都是在这个大的格局下产生的。日本原来认为英国代表了文明的形象,代表着现代,东方落后了,东方是野蛮人——福泽谕吉讲中国和日本是半野蛮人,只有西方人是文明人。但东方国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就要挑战这个文明的结构,它认为我也是文明的,因为我也强大了,所以矛盾自然会发生。我在古今东西冲突下的中日变局里会谈到,日本其实是比较好地解决了古今东西的矛盾,他们传统保护得非常好,现代也搞得非常好。

 

中国的问题是中西之间始终处在非常剧烈的冲突中。马老师提到八大主义的思潮,可以看出各种思潮互相不能兼容。现在左右的冲突,在日本可以自由地讲,在中国环境下是另外一回事,它会成为导致大规模社会冲突的舆论条件。东亚问题,来源于大的冲突架构,这个冲突架构,许老师讲的,大概有四百年演化时间,对东方大概将近两百年时间,中国直接面临西方文明冲击。在这个巨大压力下,日本和中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开始转型,首先就是学习西方,先从技术开始学,学到一定程度以后制度转型。日本在明治维新这段时间赶上去了,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涉及到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资源的重新分配,日本感觉不满了,需要一个参与国际话语权的地位了,于是导致东西方理念上的冲突,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从中国现在的情况看,恰恰是日本和西方冲突的2.0版,我们又开始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是一致的,就是因为中国强大了,肌肉发达了,有资格主张自己的权利了。这时候,它需要有一个学理上的支撑,需要对西方一系列普世价值提出挑战和抗议,提出自己新的东西。这个东西提出来能不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现在看来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我的文章是把这个过程描述出来,希望给阅读者提供一个参考,日本是这么走过来的,走了一个大的弯路,现在的日本已经被整个世界文明接受了,共同参与到世界文明建构过程当中。中国现在仍然是处在对抗的状态,通过自己力量的壮大,要求以自己的方式和价值标准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价值标准,这必然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你现在的话语,你自己讲可以,到国际上能不能被别人接受?这是很大的问题。和西方对抗的想法在相当一部分学者那里,包括在民众那里,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福山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潘维和崔之元的评议是,中国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解决方案,西方这套东西已经过时了。在这样的格局下,古今中西的冲突,在中国仍然会长期存在。

 

回到刚才逸舟兄提到的疑问,这个疑问也是我阅读过程中遇到的疑问,中日战争爆发,是有各种各样难以描述的偶发事件才导致中日走向对抗性局面,根据现在的史料披露,中日战争起因于多种偶然事件。对日本来说,战前少壮派军人激进思想的形成,和当时日本国内的舆论环境是有很大关联的。我们现在的情况和人家当时的情况非常像,比如我们现在那些所谓的鹰派,不时地鼓噪战争言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氛围。在这个舆论氛围里,会影响到军方的政治决策和军事决策,以及国防政策的制定,甚至影响到高层。他们可能会觉得战争动员的方式,至少是有助于凝聚国民情绪或者转移他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掩盖国内那些迫在眉睫的危机,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国内压力。

 

所以,在我看来,日本军部之所以能够被舆论绑架,恰恰是日本国民精神狂躁由来已久,不是三十年代才发生这些事,而是从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打胜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民的整个民族主义情绪被充分调动起来。可以说,恰恰是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日本军部从原来全面拥抱西方,到后来必须跟西方开战的转折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现在中国好像也在发生这些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对日美友好,国际基调是和平的韬光养晦的,现在看不是这样了,对美国是深仇大恨,要求打一仗的情绪越来越高涨。这不能不让人担忧,日本已经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中国会重演一次,如果重演的话,将会面临也夫提到的大问题,中国不转型怎么办?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转型非常重要,对中国非常重要,对世界非常重要,对日本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借助各种各样的资源和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如果中国不能在现代的轨道上完成转型,后果不堪设想。

 

也夫:转型之后也可能中日之间会有冲突。

 

荣剑:我们跟日本讲历史观,日本不认这个账,三十年代日本进入中国以后打破了中国的宪政进程,当时中国宪政马上要开始了,因为日本的侵略,这个进程没法再展开。我提到重构东亚必须基于相同的制度条件和共同的政治文明,没有这个基础,一个统一的东亚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是现在非常重要的关口,只有突破这个关口,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今天非常感谢在座老师的点评和评议,特别是许老师,太精彩了,点评完全契合我论文思考的问题。所以许老师的稿子我建议可以再加工一下,我们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如同上下篇,能够互相补充。东方是个大问题,亚洲是个大问题,亚洲的核心问题还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解决,亚洲和世界的问题就无法得到彻底解决。谢谢大家!

 

盛洪:荣剑的侧重点就是担心中国重蹈日本覆辙,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二战的日本是军人绑架了国家,但是前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精英在鼓吹一个邪恶的道路,错是错在这儿。最后是关于中华文明,我相对乐观一些,我坚信轴心时代文明所形成的框架,到现在都深深影响着世界;轴心时代出现文明的地方,具有内在文明创造力,我也非常坚信。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就是在座的各位,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负有重建中华文明走向辉煌的历史使命。
 

陈浩武: 从另外一个视角观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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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外一个视角看日本

 

             --对荣剑先生讲座的点评

 

 

 

 

 

 

 

 

 

 

 

今天我想从非日本的视角,来点评一下荣剑先生的讲座。什么叫非日本的视角?就是我们可以把视野离开中国,离开日本,从日本和中国以外的维度,来看一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是英国,英国在它确立全世界的霸主地位之后,建立了一个以伦敦为政治中心的“英国条约体系”,这是一个世界秩序安排。什么是“英国条约体系”?就是以伦敦为世界的政治中心,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一个政治秩序之中,这个体系像涟漪波浪一样,一波一波往外扩散,我们历史上所谓的近东、中东、远东这些概念,都是基于伦敦这个世界的政治中心而言。

这个条约体系在扩散到亚洲的时候,面临的是亚洲的两个大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英国的这个条约体系,肯定要在亚洲确定他的代理人,谁会成为这个代理人?也就是说,如果把英国看成是一个总公司,他要在亚洲设一个分公司,在选亚洲分公司总经理的人选,会怎么选呢?

 

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中心,在远东建立世界秩序的努力,选择亚洲的代理人,就是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来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邦国,加入欧洲国际秩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英国选择了日本,因为日本更符合欧洲的价值观。

 

英国在选择代理人的价值原则是什么呢?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尊重条约,尊重私有财产,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根据这个标准,英国选择了日本。这样,日本就成为了在亚洲分公司的总经理,而中国只有被迫降为部门经理的地位,这对中国而言,当然是一种耻辱。

 

 

英国之所以舍中国而选择日本,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甲午海战。大家知道,甲午海战发生在1894年,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要向日本赔偿两亿两白银。1896年,日本开始拿到中国的赔偿白银,从1897年开始,它就用这批白银购买黄金,加入了当时以英国为主导的黄金为准备的黄金本位货币体系。

 

 

1904年,日本和俄国发生战争,也就是“日俄战争”,日本获胜,是全世界第一次黄皮肤的人打败白皮肤的人。为什么日本能够战胜俄国?这里有一列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加入了金本位货币体系,在战争期间获得了欧美大量的信贷支持,日本以这些信贷资金购买武器,迅速完成了扩军和备战。

 

在英国条约体系这个历史进程当中,日本毫无疑问是一个抓到了最好的投资机会的投资者,使得它迅速挤进了列强方阵。

 

那么我们再来呼应一下荣剑所讲的东亚“双峰政治”这个概念。

日本当初战胜了中国,也就是甲午海战(日本叫“日清战争”),接着又战胜了俄国。之后,日本就想模仿英国条约体系,在亚洲建立一个东亚条约体系,这就是刚才荣剑所讲到的东亚“双峰”政治的背景。也就是日本要创建一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什么是“大东亚共荣圈”?

其实就是它模仿英国的条约体系,在亚洲建立一个以日本东京为政治核心的这么一个亚洲政治秩序安排。但是,中国是个大国,日本是个小国,日本为了能够吞并中国,它准备把中国分解成若干个小的国家。我小的时候常常迷惑,为什么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在卢沟桥?不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吗?中日战争应该在中日边境打起来才对啊!怎么是在卢沟桥打起来的呢?后来才知道,1937年以前,中国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成立了满洲国,华北也已经被占领,日本正在按照“大东亚共荣圈”的体系的设想,构建它的亚洲秩序,把中国割裂成一些小的邦国,然后把这些邦国全部纳入到它的“大东亚共荣圈”里。这就是我们中国近代和日本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它怎么来构建世界秩序?怎么来处理中日关系?这是美国现在的课题,也是现在中日竞争的核心所在。美国人在当今世界,秉承的是罗马帝国的角色,但是,美国人没有像罗马帝国一样,靠自己的实力去占领别国的领土,而是用它的价值观、思想、经济、科技,统领全球,这和罗马是不一样的。

 

美国在处理全球秩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保持全球地区的战略平衡,它在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战略平衡,在欧洲、中东、中亚、东亚,都会有它的代理人。

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美国人自己在反省,中东乱局,ISIS的恐怖主义猖獗,为什么?他们通过反省发现,这是他们在中东问题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所造成的。

他们原来的战略,是在中东用四种力量来构成一种地区均衡,一个是以伊斯兰逊尼派为主的阿拉伯世界,一个以伊斯兰什叶派为主的伊朗,一个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阿拉伯世界,另外一个以犹太教为主的以色列。美国人在中东的战略均衡就是这四个原点,也就是在伊斯兰教内部,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均衡,外部则是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均衡。而在1978年,美国主动放弃了亲西方的巴列维主导的伊朗的什叶派政权,1979年,霍梅尼不战而胜,他从法国回到德黑兰的时候,百万人上街欢迎,由此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因为美国人放弃了什叶派的伊朗,而导致了伊斯兰革命的兴起,整个中东的均衡从此被打破。霍梅尼搞伊斯兰革命,美国人为了遏制伊朗,就想办法扶持伊拉克,打了八年“两伊战争”,损失惨重。但是后来却发现,美国人花大力气扶持的伊拉克卡扎菲是一个流氓政权,伊拉克在中东刚刚得势,就出兵去把科威特打了。整个这个过程,第一次花了两万亿美金,第二次又花了两万亿美金,结果导致整个中东现在一塌糊涂。

 

美国人在吸取这个教训之后,现在更加重视亚洲的均衡。美国为什么提出“重返亚洲”、“重返太平洋”的战略?其实就是为了维持一种均衡。那么在亚州维持战略均衡的中,又像英国当初的条约体系一样,同样遇到一个“双峰”的状态,就是中国和日本。究竟谁是亚洲的领袖,谁能成为亚洲均衡最重要的力量,是摆在当下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所谓的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背景,就是这个。我觉得中日之间的问题,其实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不能很好地处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的问题还会有很长的摩擦。

 

 

 

最后,我要以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为今天的点评做一个总结,也是为荣剑的讲座做一个补充,就是日本人对孟子的态度,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知道,日本有天皇,这个天皇是千古一系的,几乎没有变过。虽然后来藩邦势力大了以后,曾经产生了一个幕府时代,把天皇挤到一边去了;但是到了明治维新,又“大政奉还”,还是回到了天皇。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日本人对君王,对皇帝的态度。

大家知道,在中国文化当中,中国人对皇帝的态度有两个维度:从传统的主流文化来讲,是孔子的维度,那就是朱熹以后概括的“三纲五常”,其中有“君为臣纲”,君一定是臣的统帅,臣一定是匍伏在君的脚下,不能有任何反抗意志,其实就是“忠君”思想。在家孝父母,放大以后,就“忠君”。

 

但是,中国文化当中,对君的态度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孟子的维度。

 

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跟他讲,听说臣子姬发把纣王杀了,你怎么看这件事?孟子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回答,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你看,孟子的态度非常鲜明:你是一个皇帝,你弘扬仁,弘扬义,我就承认你就是一个皇帝,我会非常尊崇你;但是,假如你这个皇帝贼仁、贼义,(贼在古汉语里是“摧残”的意思)那你就是一个独夫,我就根本不承认你是皇帝。所以我只听说周武王杀了一个独夫,没听说他弑君。

这个回答太精彩了!

孟子还有很多关于“君”的语录,都非常精彩。比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就是说,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关系。这种互动,是以价值观为前提,而孔子认为“忠君”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孟子不这样认为。孟子认为忠君的程度,是根据君的德行而确定的。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对于“君”和“皇”有两个维度,孔子的维度和孟子的维度。但是这两个维度,只有一个传到了日本。刚才荣剑讲到,从隋代开始,日本就派出遣隋使,一直到唐代,有遣唐使,246年,这个过程当中,日本一直有一个禁令:所有船只往来,不准携带《孟子》这部书到日本。而且日本人编了一个故事,谁的船如果载有《孟子》,那一定会在海里遇到风浪翻掉,所以人们以为被风浪打沉的船只,一定是载有《孟子》这部书。不难看出,日本对于君的态度,就只有一个维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我们在看待和研究日本文明的时候,不妨也以这样一个有趣的维度,作为观察日本的一个视角,以此来看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文明。

 


 

《脱亚论》 福泽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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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亚论》

 

福泽谕吉


  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
   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这里的支那指中国――译者注),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来看,这两个国家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当然如果出现下述的情况的话,又另当别论。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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