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学者陈浩武透过石门坎

谈发掘基督教的社会救赎意义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2000多年前孔子这段虽寥寥数语却入木三分的人生感悟，用在陈浩武的身上亦颇为妥帖。

陈浩武，1952年生人，祖籍湖北黄陂。1980年代，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研究所所长。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中国的资本市场徐徐拉开大幕，就在这一年陈浩武被委派筹建湖北证券，次年刚刚39岁的他创立了湖北证券（2000年更名为“长江证券”）并出任董事长，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批弄潮儿。

从1991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湖北证券在陈浩武带领下白手起家，股本从成立之初的1700万到1.6亿、3亿，后又增至10亿，一跃成为湖北最大的纳税企业之一，并跻身至全国八大证券公司。商海成功的背后是陈浩武内心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八十年代我就是湖北省青年经济研究会的秘书长，也是全国中青年金融研究会副会长，我们这一代人不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下海的，而是希望把中国这辆列车推向市场经济方向。30年以后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关切的。”表面看上去的商业、市场与经济的运作，折射得却是他一直以来内在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

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陈浩武突遭不幸而身陷囹圄。但正如他自己所说：顺境的美德是节制，逆境的美德是坚韧。生命中的不测和无常，使年轻时就一直孜孜不倦阅读人生与世界的陈浩武有更多沉淀和思考。在这段逆境中，陈浩武大量阅读和世界历史、哲学与宗教相关的经典著作，无论是东方的儒家、老庄、大乘佛教，还是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等。陈浩武进一步发现，唯有发展建立在伦理和信仰之上时才有真正的未来，他写道：“发展是硬道理，只强调了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强调了发展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增长意义，却忽略了发展的伦理性。在我们欢庆经济迅速成长的同时，我们也不无悲哀地看到，由于发展伦理的丧失，中国正面临极大的危机”。

陈浩武开始从资本与经济中转身，跨界到以宗教和信仰的维度探索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他尤其热衷思考人类古老的不同的宗教与伦理——无论是中国人熟悉的儒释道，还是基督教犹太教等——如何为现代化转型注入新的精神力量。

恰在此时，也许是天意，陈浩武于2010年得知了西南贵州一隅苗族石门坎的故事,他称之为“一个用信仰和文化教育改变社区的历史标本”。这个标本如果从故事的主人公英国循道公会的牧师伯格理1905年抵达石门坎开始算起，至少跨越了100多年的历史；如果延伸到中华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的苗族，那么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炎黄传说时代了。

1905年，伯格理来到石门坎，当时这仍结绳记事，苗族本身就因历史等原因，从被炎黄时代赶出中原后几千年来就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备受欺压，文明蛮荒，而石门坎即使在苗族中也是最落后的地区。但带着使“一个民族归信”的异象，伯格理放弃在最发达国家的享受甘心来到这里，建立教堂、传播福音；为没有文字的苗族人发明了花苗文；建造游泳池足球场等现代体育设施、创办西式医院、邮电局与120多所学校。可以说，伯格理从灵魂体——信仰、智性和物质——三方面更新和重塑了大花苗族文明。

伯格理的努力无疑换来的是卓越的文明再造。在信仰方面，苗族人破除了巫术和迷信；在智性上，苗族人开始在文字、教育与科技建立了基础。资料显示，石门坎在1928年就培养出了苗族历史上第一个博士，这里举办的运动会参加人数一度达到10万。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调查结果显示，汉人每万人中有0.215个大学生，而在乌蒙山区，每万人中有1个大学生，比汉人高出近5倍；在物质上，现代化的医院、学校与邮局等为百姓的生活和便利提供了保障。短短几十年，石门坎的名声之旺以致于从欧洲寄来的包裹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可以被送到，其文明和发达度被誉为是西南的“海外天国”，“文化高地”。

最终，伯格理的去世也令人无比感动。1915 年7月一场可怕的传染病“伤寒”传到石门坎，并在这里爆发开来。这是苗族人所说的最可怕的“黑病”。很多苗民和学生都病倒了，一个刚打了预防针的牧师也病倒了。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被当作临时隔离治疗室。在那里，柏格理一直守护着病人。在守护中，他不幸也被感染上。他坚持把有限的药品留给一个孩子，而他自己却因此丧命而无怨无悔。

“因为石门坎和伯格理的故事，触动了我心中的情结。我当时就认为，他们所说到的石门坎和伯格理，正是乡村建设的另外一个典范。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范式，很有意义的探索”，初次接触石门坎的故事就让陈浩武激动不已，2011年他去石门坎实地考察，“特别是我接触到了在当地支教的一些志愿者和基督徒。在与他们的交流的过程中，他们的理想和献身精神，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他们完全契合我对文化和信仰方面的关注。同时，我看到这样一个非常典范的事例，也就是石门坎的确是一个通过精神信仰和文化来改变社区的典范，我就对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

陈浩武最感慨的是这片曾经的“文化高地”如今却惊人得贫穷与落后，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到1988年，石门坎的贫困率98%，文盲率88%，儿童辍学率78%，又回到了几近蛮荒的状态。他发现当我们把信仰和文化从一个社区抽离之后，文明不再、天国不再。

于是，他发起了“石门坎后援团”、成立了公益机构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目标就是针对苗族儿童的教育。不过，比起帮助石门坎，陈浩武和志愿者们更多把这里当做“朝圣地”。每一次来到石门坎，都让他更深感怀当年伯格理的委身、以及信仰、教育与伦理对于社会救赎的意义。

结合自己过去20多年的人生际遇及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陈浩武感慨，当下中国需要救赎公共领域和秩序，只有恢复信仰和敬畏、构建中国人的心灵底线才是出路。

而这也是他宣讲石门坎的初衷。虽然表面看，他是以一位学者、实践者和慈善家的姿态来参与石门坎，但内在而言，陈浩武知道，这是他的人生使命所在，是一种“天命”，一种“呼召”。

基督时报：您曾经在对自己怎样源起石门坎项目的经历介绍中，谈到您2002年离开资本市场之后就开始关注农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建造问题，到2011年最终您投身于石门坎项目。这期间相信您也研究和思考了很多，比如不同类型和思路的农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建造方式。为何最终您选择了石门坎这个项目呢？到底您觉得石门坎最大的特色、或者说“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让其能够对农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建造带来更新呢？

陈浩武：我们在对石门坎地区持续做公益的过程中，尝试从不同的维度观察这个社会标本，我们对石门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比如我们在2014年举行的纪念伯格理一个学术会议的主题，是伯格理的精神在今天的传承，2015年的主题是伯格理的教育思想，从教育的维度来谈伯格理的贡献。接下来我们筹备的2016年的会议，则是从 “乡建”的角度来谈，这是我们一个新的想法，因为现在实际上来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要处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农村的凋敝，包括农民资本的流失、土地的严重污染、还有农村所面对的许多尖锐的社会化问题，比如失学儿童、留守老人等。当然我们不是说想把石门坎看成一个治疗社会创伤的“药方”，但石门坎对我们来说就是四个字：社会救赎。这个社会有很多问题，它需要救赎。

从乡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会选中石门坎，石门坎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我读了一些关于“乡建”主题的书，包括“民国乡建三杰”的梁簌溟、晏阳初、卢作孚，这些人都是一种士大夫情怀，都有一种社会关切的角度。山东周平、河北正定如果都看做是一个模式，那么当时他们的乡建做的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人为给它中断的话，我们会相信他们乡建的模式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我从乡建设的角度把石门坎跟它们做了一些比较，发现一些差别，发现石门坎的特殊性。

为什么我很强调石门坎模式，而不是山东晏阳初、河北梁簌溟的模式？因为晏阳初是从“愚、穷、弱、私”的四个角度来考虑的，他针对这四大顽疾采取的措施是从文艺、生计、卫生和公义的四大教育体系。这个方法有用吗？非常有用，但是我认为他是在既定价值观不变、在儒家的大文化框架下通过增加外来的科技、卫生等的方式来改变农村社会。

那么，石门坎是个什么模式呢？伯格理给石门坎带去两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是基督教信仰，第二是现代教育体系。伯格理去石门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巫”，这实际上是用一种信仰的方式、用基督教一神教的信仰取代农村原来的“巫文化”。我记得很深刻的一点，是伯格理和他的太太到了石门坎发现一个很痛心的现象，就是每个苗寨有一个“花寮房”，他的太太是南丁格尔的学生，对女性非常关注，她发现当地很多15、16岁的女孩都是怀一个牵一个、早婚早孕的传统非常严重，这是非常落后的文化方式，就是女性到了初潮之后就可以到花寮房有那种公共的性生活，其实是一种公共乱伦的模式，这很容易使疾病流行、健康情况极为糟糕。所以他们首先带着想皈依基督教的人把花寮房给铲掉、把牛角、石头、兽等这些东西弄成神的巫文化全部铲掉。这种举动背后暗含的就是一种“现代性”，这种“去巫”的过程其实就是完成了一种社会改造的现代性。

乡建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就是现代性命题。所谓的现代性就是人的自主意识、人的精神解放，把人从巫文化的下面解放出来归入到一神教的信仰之中，从而使乡民完成一种“乡村自治”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重要的。这既是一个信仰的重建，也是一个观念的现代化，同时可以通达到一个公平、正义、自治这样一个社会的现代性。伯格理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把现代教育体系放上去，所以，我认为石门坎的意义是它首先确定了乡村建设的一个现代性的坐标，它把这样核心精神坐标树立起来之后，那么农村建设的意义才能够在石门坎这种地方扎根。

乡建的核心是现代性，它包括去巫，自治等文明理念的确立。虽然晏先生本人是基督徒，但是他的乡建理念中没有推动基督教信仰的成分。毕竟在民国时期，中国曾发生国一场声势颇为浩大“非基运动”。从时代背景来讲，他不大可能在乡建中推动基督教信仰，因此他的乡建模式很难建立起来现代化的精神基础。

我前不久参加了一个由当代大学生重返乡村的会议，他们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认为现代的大学生很多在城市其实生活在边缘的状态，他们找不到很好的企业、也没有地位、经济收入很低，徘徊在底层；与其这样，不如让大学生重返乡村、建设自己的家乡。我听到他们这样的观念时，觉得其实伯格理早就做了这个事情。

伯格理之所以只花了50年就完成了石门坎的现代化，让这个地方从蛮荒之地到文化高地，其中教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让这里的人出去受了很高的教育之后重返石门坎。比如，1928年吴性纯在华西大学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并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了石门坎，在石门坎建立了第一所平民医院。这样的精英回来毫无疑问对石门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典型人物，就是苗族教育家朱焕章，他1935年在华西大学本科毕业后，蒋介石十分赏识他，极力留他在重庆总统行辕工作，但蒋介石那么挽留他都没有挽留住他，朱焕章毅然回贵州威宁石门坎从事苗族教育，创办了苗族第一所中学。他说“我的老师伯格理强调过，说我们受了教育之后要回到石门坎建设家乡，为苗人服务”。其实石门坎100多年前就走了这样一个道路，就是让精英接受教育之后回到乡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因为没有人才，这种建设是不行的。

所以，从石门坎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两个痕迹：
第一，石门坎的乡建伴随着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和去巫的过程完成了一个乡村现代化概念的建设问题，包括乡村自治、公平和正义的理念。
第二，就是把现代教育体系嵌入到苗族古老的族群之中，这种教育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培养了大批精英，同时这些精英没有流失，而是让他们返回苗寨，成为改造苗族、建设苗族最重要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石门坎作为乡建标本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就在它首先完成一个精神的重建，就是以信仰为核心的传播完成了整个石门坎区域的精神的重建，这一点和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强调的“在现代化转型中关键从改变人心开始”完全一致。

基督时报：您的回答中特别强调乡村建设。乡村一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话题，不过与此同时当下许多学者非常重视和研究的一个话题是“城市化”，比如如何更好的建设城市、以及城市群落等，因为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维度是城市化，现在也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您为什么仍然这么看重乡村建设呢？

答：很多人问我，你一个学经济学的、一个做企业的怎么会关注石门坎，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心中有一个情结，就是乡建。不过，我谈乡建倒不是说要把农村单拿出来强调。如果说我对农村有一种情结的话，这可能跟我曾经下放过农村、做过知青有些关系。

但是我强调石门坎并不是因为它是农村。其实在伯格理那个时代，中国没有什么大城市的概念，那个时候也不是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伯格理他所面对的不是城市化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国社会的问题。那么，石门坎就是一个社会。

我说的农村，其实就是指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泛指”。我今天所讲的石门坎的意义也不是说非得要去改造农村，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标本，不是仅仅对于农村的意义，而是对整个中国时下社会的意义。

基督教信仰和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当我们说一个教会的社会状态时，一定要把它嵌入到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中去看它的意义。

关于生和死的思考

文：陈浩武

【惊悉一朋友自杀，无比震惊！提笔写下这段感慨】

生与死，是一对孪生弟兄。

我始终认为，生的意义是由死亡体现的，如果没有死亡，生命的意义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死亡才真正构建了一切价值的基础。

如何对待生死？这种终极问题几乎穷尽人类的一切智慧，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力图回答的问题。

佛祖释迦摩尼的父亲净饭王，是一直很警惕佛祖出家修行的，因为在悉达多出生不久，就有一个婆罗门预言他会成为一个静修者。净饭王为悉达多营造了极为舒适的宫殿，提供丰富的生活和几近奢靡的享乐环境，但是，终于有一天他还走出了宫殿，他走了四个城门，分别看到了生老病死，于是他决定要舍去作为王子的身份出家修行，去寻找面临死亡的智慧。这就是佛教“出四门”的故事，佛祖释迦摩尼正是看到了死亡，才毅然决然出家，从而创立了佛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死亡”催生了佛教。

我们知道，中国明代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王阳明先生，王阳明受政治迫害被流放到贵州修文，在龙场驿做驿丞。那是一个蛮荒之地，他和苗人在一起，生活极为艰苦，居无定所。这样的环境他当然会有很多深刻的思考。但是，使他的思想达到一个伟大的升华，使他取得最高哲学成就的，即所谓的“龙场证悟”，却是在他听到朝廷派来杀他的大内高手已经在路途当中的时候，他觉得死亡迫近，生命不再，才突然证悟。据说王阳明在年轻时曾经为格物格出病来也一无所获，但是此时他突然领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犹如禅宗的当头棒喝，导致王阳明龙场证悟的最后一击，其实就是死亡！

死亡意义如此之大，以至于能让生命 发出耀眼的光芒。

人为什么要活着？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人怎么去面对生和死？

这几乎是所有宗教哲学所面临、所思考、所回答的问题。

这两天我还在思考的是，人为什么会自杀？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的本土文化，有人说它是宗教，有人说它是伦理，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它是否是宗教是否是伦理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它们怎么看待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意义。

儒家认为，生命的意义是要让生命包含最丰富的质量内核， 这种内核就是儒家所倡导人生抱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内圣外王，它表现的是激励士绅、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尽量表达对社会的关切，在今世、在当下，做出一些对社会、对苍生有意义的事情，你的生命存在就是有意义的。在儒家看来，生命的意义并不取决于你的生命绝对长度，而取决于生命的质量和光芒。所以儒家的境界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把青史留名作为追求目标。儒家虽然没有构建一个彼岸的意识，但是它是以史为鉴，以史判人，它认为历史实际上是把人的生命在不断的延续，通过历史的承载，使人生命的光辉和生命的价值不断的跨越时间的长度，达到一个光辉的顶点。所以儒家希望的是“求烈于后世”。

道家则不然。

老庄哲学不大关注社会，或者说道家对社会所提倡的是一种无为的态度，他们认为，统治者和社会精英都应该采取“无为”的立场对待社会和天下，统治者只需要善于把一种神秘的力量内化为一种“天道”，从而遵守这种天道，就完全够了，他们希望对社会保持一种“垂手拱立”的态度，达到一种“返璞归真”的状态。道家的所谓“无为”，其实是在否

定儒家的向善意志，道家甚至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它并不提倡那种强烈的对社会的关注、那种内圣外王，也就是说，他们不重视所谓的生命辉煌，而更重视生命的绝对长度。道家认为一个人活得时间长，绝对的生命的延长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道家把重点转向修炼术、修身术，让人健康、长寿和愉悦的生活。道家在历史上给中国文化留下的瑰宝，大多侧重是讲修炼，包括炼丹、修身养气，这些都是沿着长寿的方向，沿着维持生命长度的方向在努力。所以中国的健身、五行、炼丹术，中医等，都和道家的修身、修炼有关，它追求人的健康，追求人的生命长度。

再说佛教。

东汉以后，佛教传到中国，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明，并非中华民族的母体文化，但是它传入中国以后，迅速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合，逐渐演变，也成为中国主体文化之一。我们今天说的儒、释、道，所谓的释就是佛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其中就有佛家一支。

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大大的拓展了中国人关于生命的观念，特别是关于生命长度的观念，因为佛教传到中国，为中国人构建了一个灵魂的概念，构建了彼岸意识。

佛教认为，人的生命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它是通过“轮回”的方式在不断延续，当你生命结束以后，并不是一个生命的完结，而是通过轮回的方式进入下一个体系。这种思想毫无疑问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更重要的是，它拓展了中国人关于生命长度的概念。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此下生命的结束是另外一个彼岸生命的开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这种轮回的概念，彼岸的概念，使我们产生约束当下行为的动力，因为必须用合乎道德的要求来安排当下的人生，只有这样，你的灵魂才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在无尽的轮回中进入天道，人道，否则你可能就会沦为恶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佛教在中国传播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帮助中国人建立这种彼岸意识，而对彼岸的追求恰恰是约束当下行为最有效的方法，所以佛教讲的圆融、护身、护国等这些概念，其实是用一个建立在彼岸约束的概念，指导人们在当下的行为当中遵守道德准则。

佛教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就是爱惜生命，这就是佛教的护生原则。佛教的护生观从人出发，涵盖一切生物的生命，包括动物植物，佛教称为“一切有情”。所以佛教把戒杀列为第一戒，而且是实戒，犯戒即犯罪。

就基督教而言，这点就更加明显。

基督教的天国观是建立在上帝终极审判的基础之上的。人在死亡的时候，要接受神的终极审判的，这种审判，决定你的灵魂是升天堂还是下地狱，如果你做了很多坏事，有很多恶行，那你死亡以后你的灵魂是要下地狱的。相反，如果你做了很多慈善，很多有益于社会的事，你有虔诚的信仰，你有很多的善行，那么你就可以升入天堂。

我们可以从更早的埃及文明当中找到这种思想的影子。在埃及神话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叫阿努比斯，他是一个长着胡狼头的人身像，他在埃及神话当中是亡灵的引导者和守护者，他和正义女神玛特在一起。埃及人认为，人死了以后会前往亡者之殿，阿努比斯的任务就是把亡灵的心脏放到秤上去秤。这是一个类似天平的秤，在天平的另一端放着正义女神玛特的羽毛，而这一端放亡者的心脏，如果心脏和羽毛相等，那么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好人，可以升天堂，可以与众神永生；但是相反，如果亡灵的心脏比羽毛重的话，那说明这个人有罪，他就会被打入地狱，魔鬼把他的心脏吃掉，再也不能复生。如果你去埃及参观，你会在很多法老的金字塔，看到阿努比斯的神像。

再说一下自杀。

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我觉得，这和中国人很多都没有精神信仰有关。

中国的执政党以自己是无神论者相标榜，长期的无神论教育，长期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宣传，使很多人认为无神论是一个荣耀的进步的世界观。他们信奉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他们把一切凡是属灵的、属神的东西都予以排斥，认为只有科学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能逻辑论证的东西才是有说服力的，其他的都是不可信的。

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只要谈起宗教，很多人脑子第一反应就是马克思那句话：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就很少有关于生死、轮回、彼岸等等问题的精神思考，所以中国人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就会流于随意，我说的流于随意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活的时候浑浑噩噩，很少考虑他的生命能为世界带来什么，为文明、社会做点什么，贡献点什么，努力点什么，把生命过得麻木不仁。另一个方面是，对生命持一种很冷漠和不珍惜的态度，他可以轻易的结束生命，或者是当遇到挫折、受到打击的时候，他往往采取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作为一种反应，其实这都是非常悲哀的。

佛教虽然重视来世，主张“解脱”，但是强烈反对自杀。之所以反对自杀，是因为佛教认为，人通过自杀的非自然的方式结束生命，他的中阴身无法投胎，灵魂是不能转世的，而且佛教还认为，通过自杀结束生命的方式，他的灵魂会在每七天之内重复一次自杀，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佛教重视来世，是希望通过修炼达到超拔。基督徒不轻易自杀，是因为他认为生命是上帝赐予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除了上帝，没有任何人有权力结束他的生命。

当然，我这样说并没有去批判这些自杀者的意思，我是说这种大量自杀的存在实际上是对自己生命的漠视，根本的原因是普遍缺乏宗教信仰，缺乏一种神性的观念，更缺乏一种彼岸的意识，如果你成为有信仰的人，在心中树立精神的彼岸，你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话要说回来，一个人真正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当你一步一步走向高楼时，你每向前跨一步，难道不会有那种没有激烈的思想交锋和斗争吗？当你终身一跃的刹那，心中想的是什么？我想，一个人如果不是极度痛苦，如果不是万念俱灰，那能有勇气自赴黄泉？！所以这么多人自杀，也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现象。这种悲哀，源于社会制度，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任何人都不会有尊严的活着，你随时会被一架绞肉机绞进去，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所以，要改变这种社会现象，我们要力图去改变这种社会制度，同时，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去构建自己精神的彼岸，去确认自己的价值，让自己的灵魂有所皈依。

仅以此篇小文，献给那些自杀者，希望他们的灵魂能够安息。

          

         西方戏剧史：希腊罗马戏剧

戏剧一直是一种自发的活动。戏剧赋予事件以形式，为生活增添趣味。它是一种澄清经验的方式，一种通过模仿生活而对生活意义加以探索的方式；它还是一种增强和强化某些场合的手段，譬如游行，典礼。戏剧存在与所有文化之中，不过他却有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

西方戏剧主要经历了5个重要阶段：

·古典时期：

指古希腊和罗马戏剧，始于公元前6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

·伊丽莎白时期：

16世纪下半叶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7世纪前25年的英国戏剧繁荣时期；以威廉莎士比亚为代表

·新古典主义时期：

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持续100年的英国和法国戏剧为代表

·维多利亚时代：

指19世纪的后75年，也即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大西洋两岸的戏剧繁荣时期。

·现代戏剧：

指全世界范围内的戏剧运动。有些人认为这运动始于1879年，亨里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首演为标志，一直持续到现在；现代戏剧是一场花样不断翻新、充满各种实验的运动。

（一）古典戏剧

惯例：

自从戏剧诞生伊始，观众就必须接受某些特定的条件，只有这样，戏剧才得以在台上表演。当然戏剧中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可是，除非观众同意接受他们正在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否则他们就无法容身到戏剧行动之中。观众接受为真的这些条件就是惯例。虽然惯例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经历了诸多变化，但它们一直都是理解和享受戏剧所带来乐趣的关键所在。

古典戏剧的惯例：

1.西方的戏剧源于希腊每年一度的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节日庆典。

汇演是由城邦资助的宗教庆典的一部分。最早的汇演包括一群戴面具的人载歌载舞赞颂神明，特别是狄奥尼索斯赐丰收的神。公元6世纪，第一个单独表演的演员泰斯庇斯从合唱队中走出来，并同后者进行对话，戏剧由此诞生。随着时间推移，赞歌数量逐渐减少，对话越来越多。最后对话部分开始讲述故事，演员扮做人物。大部分故事如希腊神话一样是悲剧性的。他们讲述的是那些触犯神明的人所忍受的痛苦。

2.合唱队。12-15个人组成。

所有的角色都是由男性戴面具来扮演的。仍有载歌载舞的合唱队，但合唱队除了歌颂神明之外，还会对剧中的行动做道德评论。题材取材于神话故事。要求时间地点行动要统一。合唱队会表演3-4分钟插曲，来表达情节的一段时间后。埃斯库罗斯把演员增加到2个人，随后欧里庇得斯又增加了第3个人物。

3.关于面具。

一种说法是，演员必须掩盖他们不止表演一个角色这一事实。另一说法是，让观众一次能看到一种表情。

4.剧场。

圆形剧场，露天剧场太大，演员必须站在高跷上进行表演，不便走动，因此希腊戏剧多借助与语言，而不是行动。台上不允许暴力场面。

5.题材。

史诗与神话故事。观众对于故事已有所了解——此也是古典戏剧的重要惯例。欧里庇得斯淡化了合唱队的作用，使作品由神的悲剧性转移到人的悲剧。具有心理上的复杂性。

6.罗马元素与希腊元素。

罗马戏剧比希腊戏剧更具暴力色彩。演员也是清一色的戴面具的男性。因为剧场较小，不站在高跷上表演，所以暴力冲突在舞台上变的可能。在现当代戏剧中，“希腊元素”的含义是把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时刻表现的非常含蓄。“罗马元素”的意思是把这样的时刻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通常是借助暴力手段。语言对于罗马戏剧也是非常重要的，反映出罗马观众对于辩论和演讲术的热爱。

7. 常提及的人物。

酒神，狄俄尼索斯。

泰斯疪斯，在酒神颂中加入一个演员，由他轮流扮演几个人物，与歌队队长对话。

埃斯库罗斯，把演员增至2人。歌舞叙事减弱，戏剧因素居主导，希腊戏剧得以成型。

8. 如是说。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从酒神颂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而喜剧是从法罗斯歌的临时口占发展来的。悲剧的原意是“山羊之歌”，而喜剧则是“狂欢游行之歌”，人们的游行表演可以看作是喜剧的雏形。

9. 喜剧。

发展比悲剧迟，且吸收了悲剧的形式（三个演员，合唱，总体文学结构）。同悲剧取材于神话不同，戏剧取材于现实生活。悲剧的主人公是神，喜剧的主人公则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语言也是接近日常用语。由于关注现实生活，早期喜剧可以任意臧否当时的人物和社会种种。后期则失去言论自由，丧失批判和嘲弄色彩。局限在家庭和个人琐事之间。结构比较松弛，一般由开场，进场，对驳，评议，插曲，退场等部分和合唱插曲组成，后来歌队的作用逐渐减弱。

10. 其他。

萨提洛斯剧：也叫笑剧，产生于与悲剧之后，它是介于悲剧与喜剧之间的轻松笑剧，因剧中的萨提洛斯歌队而得名，作为严肃悲剧演出后的余兴节目。

（二）希腊戏剧

埃斯库罗斯与《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

   •     该剧为三联剧，《普罗米修斯》、《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带火的普罗米修斯》。

   •     宙斯，普罗米修斯，盗火，高加索山的崖石，依娥求救，赫拉嫉妒，预言，依娥与宙斯育有一子，13代子孙将释放普罗米修斯，并推翻宙斯。

   •     敢于为人类的生存和幸福反抗宙斯的巨神。得到宙斯和人类的侮辱和抛弃。

   •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他悲剧的种子。他能预言，却逃不出自己的预言。普罗米修斯的牺牲精神使他在西方戏剧史上成为不朽的形象，鲁迅称他为“盗得天火，煮自己的肉”。普罗米修斯成为人类理想人格的象征。

   •     全剧没有激烈冲突和复杂情节，以心理变化取代戏剧动作，动作少，独白和歌队的作用比较大，抒情气氛浓郁，语言庄严、夸张而风格宏伟。

   •     埃斯库罗斯的诗剧，描写悲剧英雄命运，多以三联剧的形式展开，人物性格虽不够深刻，但具有巨大威慑力。他将对话作为剧作的主要成分，创造物台布景，采用华丽的服装，高底靴，演员面具也初步定型。从此，希腊戏剧不再是合唱抒情诗的分支，而转化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

索福克勒斯与《俄狄浦斯王》

   •     索福克勒斯，雅典的十将军之一，一生获得24次头奖，被称为“戏剧艺术的荷马”。他的剧作流传至今有《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厄勒克特拉》等7部完整悲剧。

   •     《俄狄浦斯王》杀父弑母。

   •     忒拜城、拉伊俄斯求子得神示，将来的儿子杀父弑母。王后伊俄卡斯特和拉伊俄斯将儿子双脚钉住扔入山谷。被仆人把婴儿送至科任托斯城邦牧人，牧人转交国王波吕伯斯。俄狄浦斯长大后得到神示，立即离去，路上因冲突杀死拉伊俄斯，到达忒拜城杀死狮身人面妖，被拥为王娶生母并育子。忒拜城闹瘟疫，俄狄浦斯派舅父克瑞翁到特尔菲求阿波罗神谕，得到神示查出杀死老国王的凶手方可解除，最后真相大白，俄狄浦斯自己便是凶手，于是他刺瞎双眼，流放了自己。

   •     倒叙，回溯。

   •     俄狄浦斯是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坚持真理而承担责任的英雄形象，他向命运抗争的精神，表现了对命运的怀疑和否定。而人的崇高正在于：以有限之躯抗衡命运，以人性的悲悯抗衡非人性的暴戾。俄狄浦斯的不幸并不是因为其自身的错误和罪恶，而因命运高于人的选择，神作为决定着退居幕后，有血有肉的人被推到了台前。

   •     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减少了合唱队的作用，把演员由2人增加到3人，加强了戏剧动作和情节的统一。在对话和事件过程中描写人物的内心事件，有层次有变化。他的剧作在希腊戏剧中结构最完整，使悲剧艺术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古希腊悲剧的典范。

欧里庇得斯与《美狄亚》

   •     欧里庇得斯：剧场里的哲学家，是问题剧的创始人。后来因为怀疑神，而被迫离开雅典，客死马其顿。他一生92部戏，曾6次得奖。完整的包括：《阿尔刻提斯》《希波吕托斯》《疯狂的赫拉克勒斯》《特洛亚妇女》《海伦》《俄瑞斯忒斯》《酒神的伴侣》《美狄亚》。

   •     《美狄亚》取材于神话中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故事。伊阿宋在美狄亚的帮助下取得金羊毛后，却准备另娶科任托斯公主，遗弃美狄亚。美狄亚假意和解，并打发两个儿子把沾满毒药的精致长袍和金冠送与国王和公主，并痛苦的杀死了自己和伊阿宋的两个儿子离去。让伊阿宋绝嗣以惩罚他的负心。

   •     美狄亚敢爱敢恨，足智多谋，有着坚强的性格而著称于世。欧里庇德斯最擅长刻画女性心理活动，为妇女卑下的地位和命运鸣不平。美狄亚是其剧作中最具强烈感情色彩的人物，这是她做为普通女性与古希腊众神高大形象比肩，被载入戏剧史的原因之一。剧中还细腻刻画了她复仇的愿望与天性中的母爱构成的内心冲突，这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     埃斯库罗斯关注神或神化人物的“伟大的德行”，悲壮而浑厚。

   •     索福克勒斯关注英雄或理想人物的“伟大的人性”，迷惘而悲悯。

   •     欧里庇德斯关注生活中的人的悲剧事件，悲痛而愤懑。人物的内心而不是命运是推动悲剧的深刻动机，英雄悲剧宣告结束，人物命运取决于自己的行为选择。

   •     亚里士多德说：索福克勒斯按照人物应有的样子，而欧里庇得斯按照人物本来的样子塑造人物。

（三）罗马戏剧

古希腊公元前4世纪开始衰落，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崛起，这期间的300年，是希腊化时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不到十年开创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罗马人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戏剧文学，这是学习希腊戏剧的结果。阿特拉笑剧和模拟剧在罗马早期戏剧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少量历史传说和日常生活的作品，但以改变希腊剧本为主。喜剧方面，以新喜剧为主。著名的喜剧家有普劳图斯，泰伦斯，塞内加。

普劳图斯 

   •     罗马第一个有完整剧本传世的喜剧家。《孪生兄弟》《撒谎者》《一坛金子》《俘虏》。

   •     《孪生兄弟》是现存最早以角色误认为主题的剧本。而后“角色误认”的喜剧创造模式，逐渐在西方戏剧中发展成非常重要的一支。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即根据它改编而成，并且成为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的前身。

   •     和希腊后期喜剧相比，普劳图斯的作品大大加强了滑稽笑闹的喜剧因素，富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当时有作家认为他的语言的诙谐性可以与罗马的演说大师西塞罗相媲美。

   •     普劳图斯将歌队废弃不用，分场分景的间隔也逐渐取消，其次他将音乐分散到全剧。他通常是抒发情感的一种形式，和剧情发展没有什么关系。普劳图斯的喜剧通常有序幕或尾声，对后世戏剧影响很大。

泰伦斯 

   •     比普劳图斯晚半个世纪以上，代表作有《安德罗斯女子》《两兄弟》《佛尔谬》《自责者》《婆母》。

   •     泰伦斯的喜剧多通过父子兄弟婆媳等家庭关系，反映老少两代的矛盾。

   •     泰伦斯的喜剧与普劳图斯的民间风俗喜剧不同，他的剧作风格严肃文雅，对人物的刻画塑造保持了新喜剧的特点。而剧中一句“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有”更被当作罗马人文主义思想的成熟标志。文艺复兴期间，人文主义者接受并发展了他这一观点。他对近代欧洲戏剧发展的影响比普劳图斯大。

   •     新喜剧，罗马发展出的自己民族喜剧多必须的现成形式。主要描写年轻人的爱情和家庭生活，不带政治讽刺，回避重大社会问题，比较容易接受。

   •     批衫剧：罗马人把根据希腊喜剧所改编的罗马喜剧成为批衫剧。在罗马风行了一个世纪。批衫剧类型化了人物形象，青年老人妇女军人等人物都被固定化性格特征。

塞内加

   •     讽刺剧《变瓜记》，10部悲剧《疯狂的赫拉克勒斯》《腓尼基少女》《美狄亚》《菲德拉》《阿伽门农》《特洛伊妇女》。

   •     与欧里庇得斯同名剧相比，塞内加更加注重描写人物内心激荡的情感，欧里庇德斯笔下的人物更接近真实，塞内加的人物大都濒临绝望的疯狂。在情节的设置和情绪表达上，后者着重反映接受命运之痛苦，不同于欧里庇德斯剧中的抗暴情绪。总的来说，他的悲剧浸透了恐怖，绝望，主人公都是注定要遭受可怕的折磨，毁灭的坚强人物。

（四）罗马剧场

继承了希腊剧场的半圆形式，保持了希腊剧场的某些特征，但在许多方面有改造和创造性发展。

   1     罗马剧场大多数是建造在平地上的。而不像希腊剧场依靠天然的山坡来开辟观众台，这使得剧场在城市中更加自由。把整个平面呈半圆形的观众席用一层层石拱支撑起来。墙面进行复杂装饰。

   2     罗马剧场的舞台后部有更衣棚发展而来的建筑物很高，两边有墙，与观众席外围的墙柱连接在一起，使整个剧场，表演区和观众区变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3      观众看台和表演区本身发生了变化。希腊剧场的观众看台在平面上超过半圆，罗马是正半圆形。

以色列：一个和上帝签订盟约的民族

我从2010年开始的对于古丝绸之路沿线“轴心文明”地带考察与寻访的“人文行走”之旅项目，从长安到罗马，向西穿越河西走廊，翻过帕米尔高原，从中亚走到中东，最终抵达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和意大利等地，走遍了沿线的每一个国家，有的国家甚至反复探访过多次，我就是一个历史学的发烧友，对历史、人文有兴趣。

这一带的行走，涉及大量的阅读，因为这条道路上主要是佛教、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德国学者雅斯贝斯提出了“轴心文明”的概念，所谓轴心文明是指人类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突破期，这期间所产生的重要文明与思想，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全球的人类。

首先是时间的轴心，这些重要文明的突破全部发生在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另一个是地理的轴心，所有的文明的突破都发生在北纬25度—北纬35度之间的地带。从东到西，我们数过去，中国的孔子，出生在公元前551年，然后他的弟子——孟子这一代人形成了中国最伟大的儒家文明。再往西，释迦摩尼，出生在公元前565年左右，创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宗教——佛教，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大雄，他创立了一个耆那教。耆那教和佛教非常深刻的影响了印度；在往前走是波斯，波斯出了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琐罗亚斯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琐罗亚斯德教，中国人的老百姓把它称为拜火教，学者称为祆教，但是从我多年行走了解到，波斯人很不喜欢拜火教的这个称为，它正规的名字是琐罗亚斯德教，简称琐教。它的精神领袖是阿胡拉.马兹达，日本人造了一辆车叫马兹达，为什么取这个名？因为他要开拓中东市场，于是就以该地宗教的神，阿胡拉. 马兹达作为这部车的车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中东的文化方面的研究的确要比我们走的深的多。再往前，犹太，就是犹太教的先知，还不是耶稣。因为耶稣是在公元时才出现，比他更早的在公元800年前，犹太是犹太教的先知。再往前，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这些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出生在公元前469年左右，所以你看到当年最伟大的文明的突破，全部在这个轴心上面，所以这是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我们把它称为轴心文明。

这些年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在这条轴心文明上行走，加上我个人的习惯，所以我对伊斯兰家、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产生了兴趣。

今天我是给大家讲是以色列的部分，它涉及到的是犹太教。

圣经涉及到两部分，《旧约》和《新约》，《旧约》部分就是涉及到犹太教，犹太教的先知写了《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开始。《新约》部分，就是基督教。当今人类最伟大的宗教基督教有27亿信徒，这个宗教的源头是犹太教，而犹太教的源头是琐罗亚斯德教，这些全部都在中东。

去过以色列的人都会对这个民族产生非常特殊的认知，觉得犹太人太了不起了，犹太人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走到迦南地一直到现在，犹太族一直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但是这个苦难的民族并没有随着历史而灭亡，而是今天成为一个强国，就是以色列，它在1948年复国，1949年就开始跟中东的阿拉伯人打仗，但是它并没有被阿拉伯人灭亡，反而它不断的打败周围这些强大的阿拉伯人，这说明犹太人有非常特殊的人的精神结构。

曾经有人统计过一百年来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在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四分之一的律师是犹太人，四分之一的医生是犹太人，也就是美国上层社会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犹太人。你或许会问为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探究的一个问题。

犹太人从哪儿来？

因为犹太教的《旧约》和基督教的《新约》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宗教——亚伯拉罕宗教，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最早从两河流域的一个城市乌尔，北迁到了迦南，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犹太的文明可以找到很多它的痕迹，可以往前推。它的文明的来源全是来自于两河流域，我在后面将会讲到摩西的法典其实是苏美尔法典的翻版，而苏美尔法典是对汉莫拉比法典的继承。

波斯国家博物馆的很大的一块石头柱子上用楔形文字刻有汉莫拉比法典，它的核心是“同态复仇”。什么是同态复仇？就是你把我的耳朵割下来，我就把你的耳朵割下来；你把我的左手打断，我就把你的左手打断，这是由法官裁定，要我去这么做。假如你杀了我家里的一个人，法官就裁定我杀你家里的一个人，假如你打断我左边的胳膊，法官就判打断打人的这个人的左边的胳膊。同态复仇的原则起源于汉莫拉比法典，汉莫拉比法典影响到苏美尔法典，苏美尔法典影响到摩西十诫。

三王时期的部落领袖来自于苏美尔人，圣经里面首先记载的大洪水，这个传说就从苏美尔来，因为它来自两河流域，只有两河流域才会有河水泛滥，所以这些都证明以色列人的文明的源泉是两河。

这个图上摩西手上拿着两块板，这个板是泥板，泥板上是“摩西十诫”，律法。以色列精神信仰最核心的地方是圣殿，圣殿里面放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是一个空空的房子，里面放一个柜子，这个柜子叫约柜，约柜里有什么？就是这两块石板。石板上是什么？摩西十诫。摩西的经典，律法是犹太人心中最神圣的，我在后面会讲，它的第一圣殿、第二圣殿，这些历史，全部是围绕着约柜，围绕着律法，围绕着这两个泥板。这个创造也是苏美尔人，苏美尔人把楔形文字，嵌在泥板上，然后把泥板放在阳光上烤干，或者用火把它烘干变得非常硬，然后历史就是这样记录下来的，然后摩西十诫就放在泥板上面，泥板放在约柜里面、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至圣所外面就是圣殿，你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它在犹太人心中那种至高的地位。

                                                                    《  摩西十诫》

我们这次去埃及，先去开罗，去第比利斯，然后到达红海，到胡尔格达(Hurghada)，从胡尔格达跨过红海海峡，到达对岸的沙姆沙依赫，从这里去西奈山。圣经《旧约》中记载，摩西带着他的族人、部众逃出埃及，逃往以色列，到达西奈山，到那里时他的部众发生了叛变，不服从他的领导，他们认为当初在埃及那个地方虽然很苦，但是还有吃有喝，现在把他们带到的这个荒野地方，没有吃没有喝，什么都没有，他们会不会灭亡？他们对摩西表示怀疑。摩西上西奈山求上帝，上帝给他赐了《摩西十诫》。所以我们要到西奈山去。

我们第一天下午去时，狂风大作，沙尘暴来了，我们的车开了一个多小时，遇到前面的道路已经封闭，不能进去，也不能确定什么时间能进去，只好回到酒店躲避沙尘。第二天我们再去西奈山，寻找当年摩西在这里接受耶和华的指示，给他《摩西十诫》之处。摩西出埃及，摩西这两个字，不是犹太人的名字，是埃及人的名字，因为摩西出生在埃及，他出生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知道这些以色列人的后代将来是不会善待他们的，所以就下令把以色列的男孩全部杀死，他是生下来以后被放到一个篮子里，漂到河里，被一个宫女把他收留了，他是在宫里面长大的，摩西的名字是一个埃及人的名字。

       大家先对这幅图有个概念，后面的内容就好理解些。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理清楚。“希伯来”是种族概念，意为“来自两河流域的人”，使用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我们通常讲到以色列的时候经常说到犹太、希伯来、以色列，那么这3个不同的概念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他们是希伯来人，因为他们是从和河那面（两河流域）过来的，亚伯拉罕有12个儿子，他们到了迦南以后就成了2个部落联盟，在北边的部落联盟称为以色列，有10个部落；南面的部落联盟称为犹大或者叫犹太，有2个部落。我们今天说到以色列是一个国家，但以色列的历史概念是南、北两个部落联盟。

       在迦南，发生最重要的历史变迁就是在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950年，这是游牧民族对整个农耕民族的第二次大迁徙，是战争和动乱的时期，整个中东的历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和它对应的以色列，在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1050年，这个时期是“士师时期”；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933年，是“三王时期”。

       在整个中东最战乱的几百年中，以色列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期，分别是“士师时期”和“三王时期”。

    什么是“士师时期”，士师，三者的统一：先知、军事统帅、行政长官，因为当时他们周围全是非利士人（现在的希腊人），非利士人首先从赫梯尔人那里学习了冶铁技术，他们掌握了铁器，就有很强的兵器，以色列人打不过他们，随着非利士人的强大，这些部族就要联合起来，就需要部族领袖，这位领袖就是士师。

       按照《旧约》记载，《旧约》里面有一部分《士师记》，里面写了12个人，6个大士师和6个小士师，《旧约》里面记录的就是这些士师在当时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联合起来，去如何跟非利士人战斗。士师时期大概持续了100年左右，这个时候非利士人更加强大了，他们已经开始占领以色列的领土，原来简单的士师已经不能应对这个局面，在这个背景之下，“三王时期”开始。

       “三王时期”有三位王，分别是：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这个时期在以色列非常重要。

    因为“士师时期”虽然持续了100多年，但并没有留下非常知名的领袖人物。以色列国10个部落和犹太国2个部落这两个部落联盟联合起来推举了一位王——扫罗王，他是以色列国土上第一个统一了南北2个部落联盟的国王。但是他在历史上的记载并不是很光彩，我们在一起讨论推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在位的时候对祭司很不好，他杀了很多祭司，而历史都是祭司们写的，所以对他的评价比较负面。但是有一个人能够治他，这个人就是大卫，大卫长得非常俊美，才华横溢，身材矫健，更重要的是他会弹一手好琴，听到他弹琴的声音，扫罗王精神就稳定了，所以他离不开大卫。他带领以色列民族打了几次胜仗，但是由于人们认为他的精神不正常，后来被人杀死。

扫罗和大卫之间的关系非常奇妙，因为非常多的女性非常迷恋大卫，扫罗就很吃大卫的醋，因为他是国王，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大卫，他想大卫成为他的女婿后，其他女人不会再迷恋他，但就算是这样，他都几次冲到他女儿的房间想把大卫杀死，大卫非常痛苦，作为他的女婿，他对他的岳父要好，但是这位岳父整天嫉妒他并想杀死他，因此他也很困惑，后来大卫万不得已，他就逃到非利士人那里。

严格来讲，这是他的污点，但是后来，以色列的民众还是推举他为他们的国王，因为他实在太优秀，而且非常英勇。有一次和非利士人打仗时，对方派了一个非常高大健壮的男人出战，就是歌利亚，扫罗王就派大卫应战，歌利亚的身高几乎是大卫的2倍，大卫出去应战时，手里拿了一个抛索环，在河滩捡了几块光滑的鹅卵石，因为他抛索的技能非常高，就用绳子套上石头走向对方，在离他还有十几步时，就把这个石头甩出去，竟然打进对方的脑袋里面，歌利亚当时就倒下，然后大卫上去把他的头割下来，他的军队全部冲过去，把非利士人打败了。他是真有本事，后来就立他为王。

                     大卫击杀歌利亚

这个王在“三王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他用他的武功和才华征服了12个部落的首领。但是大卫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好色。历史记载他是一个国王，同时也记载了他是一位通奸者。有一天在他的宫廷里面，看到对面屋子里有一个女的在沐浴，容貌美丽，他就叫部下把这个女的召进宫，然后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关系，发生了关系以后，他一问才知道，这个美女名叫拔示巴，一个军事将领乌利亚的妻子，她的丈夫正在前线征战。大卫就想把这个事情掩盖一下，他就跟他的统帅说，赶快到前线去把这个人召回来。待乌利亚召回来后，说你辛苦了，赶快回去洗脚，去跟你老婆睡觉。结果那个人不听，说我要忠于大王，我要战死在疆场。大卫就写了一封信给前线的指挥官，要求对方把这个人派到战争最艰苦最激烈的地方去，让他战死，结果这个人真就战死在前线。然后拔示巴就成为宫廷里面的宠妃，她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小孩就是所罗门。

大卫王有一个非常棒的儿子，叫押沙龙，他跟大卫一样，长得也是非常俊美，且讨人喜欢，但是他在他的父亲还在位时就发生了叛变，他按耐不住，想要夺取他父亲的王位，结果在战争中被打败，于是逃跑。由于他有一头长发，骑着一头驴（他的坐骑），从树下经过时，蓬乱的树枝把他的头发扯住，驴跑了，他被挂在树枝上，结果被大卫王的士兵砍死。

那么谁来接他的班呢？这时的拔示巴已经成为后宫非常彪悍的一位王妃，她一定要大卫王立所罗门为王，作为他的继承人，于是就立了所罗门。这是“三王时期”的第三位王，这个王更了不起。所罗门特别会经商，他和腓尼基人联手做生意。

腓尼基就是今天的黎巴嫩，腓尼基在希腊语里是“紫色”的意思，为什么？海里面有一种生物，腓尼基人在海边遛狗的时候，发生狗的嘴巴里流着一种紫色的液体，感到很奇怪，通过观察发现是狗把冲到海滩上的一种动物咬碎以后流出的紫色的液体，由此，腓尼基人就发现了，这种动物里面可以提取一种燃料。所染的布是紫色的，所以别人就称他们为腓尼基人。腓尼基在历史上是文化非常先进的一个民族，世界上最早的文字 我们几天用的英语最早来源于拉丁文，而拉丁文最早的文字是来源于腓尼基人发明的20个字母，他是人类拼音字母发明的祖先。为什么要发明字母呢？因为要记账。今天收了多少、支了多少，要有一个记录，他就用这个来作为记账的代号，结果它成为一种文字，我们今天在黎巴嫩的博物馆能看到这些记录。黎巴嫩人非常会做生意，黎巴嫩的国旗上有一棵树，这个树就是黎巴嫩雪松，它上了黎巴嫩的国旗，就可以想象这个雪松在黎巴嫩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我们到黎巴嫩南部靠近以色列的地方去看，有3000年树龄的雪松到今天还在，那个笔直的树干粗大的要数十个人才可以环抱。它又粗又直，纹理细腻，而且含油不易腐坏，所以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材料。

黎巴嫩人就用它来造船，世界上的造船业是从腓尼基人开始的。再谈一个概念，腓尼基人凭借优秀的造船技术，他到地中海对岸的突尼斯建了一个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叫迦太基，有一个非常勇敢的将军叫汉尼拔，跟罗马人打仗，唯一能够打败罗马人的就是汉尼拔，他是什么人？迦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子孙，他们在迦太基这个根据地上，成为罗马人的劲敌。当初波斯和希腊之间打仗，为什么一个强大的波斯打不过希腊？根据原因就在于战舰上，因为希腊人在战前发生了一个大熔矿，赚了很多的钱，他们用这个前到黎巴嫩去采购了最先进的军舰，双层双桨多桨手的军舰，而波斯人采用的还是老式军舰，双方在打仗的时候都是黎巴嫩人提供的战舰，而希腊人采用的战舰要比波斯人采用的先进，所以希腊人打胜了。

所罗门和腓尼基人一起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因为腓尼基人会航海，他们发现了锡矿，由于炼铁必须要有锡，形成合金，它才能够坚韧，这个锡矿被腓尼基人垄断了，而所罗门垄断了印度的香料。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贸易产品，东方的香料和印度的锡，全部被他们成立的联合的贸易集团所垄断，所以他们赚了很多钱。所罗门王是以色列最富有的时候。

赚钱干什么？所罗门王的父亲大卫王告诉他，你要修圣殿，所以所罗门王赚了大量的钱以后就开始修圣殿，这个圣殿叫第一圣殿，也叫所罗门圣殿，圣殿修得是如此之辉煌，以至于后来埃及长老都眼馋圣殿的黄金，专门派兵去打以色列，从里面缴获的黄金384吨，埃及的长老拍了很多运输工具把黄金运回到埃及，你可以想象这个圣殿是何等辉煌。

我刚才讲过圣殿里面放约柜，约柜里面放摩西十诫，他为了放两块泥板修了多么豪华的圣殿，但是他的核心是，表达以色列人对上帝耶和华的崇敬之心。这里面所有的木头全是黎巴嫩雪松，所有的金属全是黄金，而且，按照他们当时对耶和华的尊崇，他们修圣殿时没有杂音，否则会惊扰到神，惊扰到上帝，所以他们是在当年黎巴嫩的提尔，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城市，在这里把所有的木材、石头、黄金等部件做好，运到那里进行组装，构成这么大的一个圣殿，整个耶路撒冷没有一点声音。这是所罗门为以色列人做出的重大贡献。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它太奢靡，所以它引起周围那些民族对它的嫉妒，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第一个敌人的出现是亚述，当时在中东非常强大的一个帝国，因为它垄断了铸铁，亚述首先灭了以色列，在这次灭以色列的过程中，摧毁了圣殿，标志着第一圣殿期的结束。亚述人把当时在以色列的2万多名国王、贵族、青年、祭司全部都掳到了亚述，但是这不是巴比伦之囚，这10个部落灭了之后，从此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我们几天说的以色列和这里讲的不是一个概念。这个民族在俘虏的过程中就消失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非常重要的概念。

相隔100多年以后，另一个国家兴起，新巴比伦，不是原来的巴比伦，它的国王叫尼布甲尼撒。有一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叫巴比伦空中花园，尼布甲尼撒有一个王妃来自南方，她的家乡有非常多的花，尼布甲尼撒带着这个宠妃在城墙上转时，问她好不好看？她回说不好看，因为没有花。尼布甲尼撒就用他的这种专制，在城墙上修建了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就叫空中花园。后来尼布甲尼撒所在的新巴比伦把犹大国灭掉了，把犹大国的国王、祭司、青年都掳到了巴比伦，这个就是“巴比伦之囚”，巴比伦之囚不是指那12个部落，而是指南面犹大国的这些囚徒。

这些犹太人流浪到巴比伦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发生，犹太人有一个祭司，我们把他称为先知，他站出来，先知在以色列民众当中有极高和崇高的威望，因此他站出来讲话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个祭司叫耶利米，他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讲：我们之所以沦为今天这样的状况，不是尼布甲尼撒太残忍，不是巴比伦人太坏，而是我们犹太人做了太多的坏事，上帝在惩罚我们。先知之所以称为先知，就是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就在巴比伦人没有打犹太人的时候，他就在警告国王，警告犹太人，你们不能违背神的意志，你们做了太多的坏事，你们要遭报应的，你们要尽快到上帝这条正确的道路上来，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听他的。举个例子说，他们当时之所以犯了这么多神认为不可饶恕的罪，他们有哪些罪恶呢？就是犹太人到了迦南地区，就是“士师时期”、“三王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接受了迦南这些神的崇拜，迦南信奉的是巴力神，巴力神崇拜的是生殖崇拜，所以迦南人的神庙里有一种特殊的职务，叫庙妓。为什么叫庙妓？因为祭司在他从事神的活动中，他们要在庙堂里面性交，来表达他们对神的崇拜，来表达他们？？的强大，你越成功表示你越虔诚。所以耶利米先知这些人非常看不惯他们这些习惯，如果说我们这些人，亚伯拉罕的子孙，接受了巴力神的崇拜，把这些东西引进了作为我们的崇拜，那简直是我们最大的罪恶。所以他一直在呼吁，重新回服到上帝。当然，那个时候的国王不听他的，反而把耶利米关到地牢里，耶利米是巴比伦人攻占了耶路撒冷以后，在地牢里面找到的，他就随着这些人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他就利用他在巴比伦的这种机会，不断的给犹太人讲，我们的今天是非常值得反省的，我们要反省我们犹太人在哪些地方做了对不起上帝的事，我们做错了哪些事，我们怎么样违背了神的意志。所以我们要在被关押期间、在流放期间来认真的反省。

他们在那里流放了50年，“巴比伦之囚”囚了50年，这50年做了什么，每个人都在家里看书，反省、检讨、悔过。所以关押的50年是犹太人精神涅槃的50年，这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不是在和平年代形成的，是在犹太人最艰苦，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反省而成的，有一个英文讲，当圣殿被毁灭的时候，犹太人他已经不是圣殿之民（people of the temple），而是圣书之民（people of the books），圣书是什么？就是《摩西五经》，当他们没有圣殿的时候，回到书上来，什么书？《圣经》。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犹太人巴比伦之囚如何解放出来？在公元前538年时，有一个帝国兴起——古波斯帝国，古波斯帝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国王，叫居鲁士，他创立了一个王朝叫阿黑门尼德王朝。他非常的宽容，中东这些民族都把居鲁士作为解放者，作为救星，作为圣人来看待，他的名字写进了圣经。你们今天到联合国的大厅里面去，里面嵌了很大一块碑，这块碑上就是居鲁士的语录。讲他建立阿黑门尼德王朝以后怎么对异教的宽容，符合“和平”的概念。他把所有的巴比伦之囚都释放回到以色列，并且给他们拨了钱，把当年从圣殿里面抢来的圣物，一件一件的都还给了以色列，让他们回去，回到他们的领土，而且回去以后让他们先把他们的圣殿修起来。大流士国王有一个家臣，有一天大流士看到他满脸哀色、唉声叹气，就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这家臣回说，国王，我的家乡以色列已经败落成这个样子，我的心里怎么会舒服呢？大流士于是把他任命为耶路撒冷省的总督，派他回去负责修圣殿。所以他回去以后和他们以前的先知，就修了圣殿。当第二圣殿完工时，耶路撒冷所有的人不是兴高采烈，而是放声痛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圣殿修的太小了，和当年所罗门修建的圣殿没法比，所以这些人觉得很悲哀，我们以色列的圣殿就这个样子吗？

       这个墙叫WEST WALL，中国人也称为哭墙，其实它正确的名字叫西墙，这是第二圣殿的遗址，这个圣殿如此辉煌，他们怎么会哭呢？所以可见不是这个圣殿，这个圣殿是后来一位叫希律的国王重新修建的第二圣殿，他和所罗门王一样，从黎巴嫩去采购雪松，从印度去采购黄金，从遥远的地方去采购巨石，也是在外地做好然后来拼装，这个希律王很了不起，但是他死得很惨。

在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摧毁了第二圣殿，为什么？因为大希律王死了以后，以色列人经常造反，所以罗马就派人镇压，这个提督是当时罗马皇帝的太子。现在的意大利罗马，可以看到凯旋门，这个就是提多出兵摧毁耶路撒冷回到罗马时，罗马人为了纪念这件事，给他修建的凯旋门。

公元一世纪时，罗马人在第一圣殿的遗址上修建了一个神庙，这个神叫朱庇特，因为罗马人信奉的神是太阳神。然后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赶走，然后，以色列人从公元一世纪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叫“大流散”，这个民族没有国家，被流散到世界各地，犹太人进入一个真正的亡国时期。

纳粹和欧洲杀了660万犹太人，其中儿童40万，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纪念馆的馆长在当时才6岁，她是一位幸存者，她的家人都被杀死。她对我们说，那个时候希特勒杀人怎么杀？有一个工具叫卡尺钳，他用这个在人的脑袋上进行测量，在一排人中，凡是用这个测量，头过窄的，被拉到一边一刀砍掉，因为犹太人非常特殊，他的颅骨非常窄，没有一般民族的宽度。纳粹就认为他们是劣等民族，为什么呢？因为脑容积小。纳粹在杀犹太人的同时，杀妓女、杀小偷、杀吉普赛人、杀共产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人类的渣滓。

我在讲一下犹太人特殊的精神结构，有这么几件事情：

一、      马萨达

它位于死海旁边，当年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时，有1千人逃到了马萨达，这个地方是大希律王为自己修建的一座堡垒，非常不易攻破，在山顶上，储藏有大量的水和粮食，他们在这里一直守了3年时间。最后罗马人采取一种办法，他们修了一个跟这座山差不多高的台子，筑起来，用抛石机抛石头过去攻打他们。在攻破之前，所有的这些犹太人做了一件事，他们分成十组，每个组里面用票选出1个杀人者，你的任务是把其它99个人杀死，因为按照犹太人律法，他们不能自杀，自杀是不能升天的，必须是他杀，然后剩下的这10个人再来抽签，由其中的1人把另外9人杀死，所以当罗马人上去看到这种情况以后，罗马人震撼了，这就是犹太人的精神，所谓宁死不屈。这一些被其中一人躲在地道了看到了，并成为这一事件的记录者。

现在所有的以色列人，成为士兵，首先就是去马萨达宣誓。我们在那里旅游，看到一队列一队列的士兵和军官到马萨达，他们来宣誓，要向我们的祖先一样，为保卫祖国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它成为一个精神符号。

  二、      犹太会所

       亚述人摧毁了第一圣殿，提多将军摧毁了第二圣殿，犹太人从此流离失所，从圣殿之民变成为圣书之民，他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每10家人就选拉比，由他们养活，拉比的任务就是在他们家里讲道、传圣经，这个就叫犹太会所，凡是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犹太会所，犹太人并不会因为他们的流散而使他们的信仰放弃，就是之前我讲过的，耶利米特别强调说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是要回到信奉上帝，这就是他们这种虔诚的一神教信仰。

   三、      塔木德

犹太人已经没有圣殿了，他们怎么办？他们是圣书之民，他们就要每天读圣经，圣经如此庞大，怎么读？必须在拉比的领导下来读，拉比就形成一个职业，叫释经，这是拉比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因为他要辅导这些犹太人的后人，让他们明白圣经在讲什么，这些先知、律法、摩西五经等要告诉他们知道，所以在提多之前（公元70年之前），叫圣经犹太教，在此之后，叫拉比犹太教，他们写了一本书，这是在犹太教中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塔木德》，它就是对圣经的解读，然后还有一本书，是对这本书的解读。我们到一位犹太拉比的家里去看，《塔木德》有多大呢？700卷！前面一段写圣经，下面一段是对圣经的解读，在下面一段是另一位拉比对这位拉比的讨论，再下面一段是这位拉比的子孙对他的先人的讨论，二千年来，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来释经，当然他们也有其他的版本，针对儿童、学生、妇女等。从公元五百年至今，仍然在不断的丰富。这就是犹太人之所以称为犹太人，就是因为这本书，这是他们行动的纲领和价值坐标。

我们前些天在讨论，犹太人抄《圣经》，抄了二千多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错别字，要知道这些都是手抄的。犹太人对自己祖先、对自己信仰的虔诚，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塔木德》非常独特的一种精神。

四、      《约伯记》

       《旧约》中的一个人物：约伯，有一本《约伯记》专门写他，体现了犹太人独特精神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讲他？他是一个什么人？有一天上帝在天庭里看到撒旦，问他在干什么？回说我在人间行走，上帝问他有没有看到他的子民约伯？他是一个非常虔诚善良的信徒，他生活的很幸福。回说我天天看到他，他现在非常快活，有700头骆驼、5000只羊、有1万头牛，还有多少多少的儿子、女儿、房子。上帝说约伯对他非常虔诚，撒旦回复说他拥有这么多东西，当然很虔诚。你要是把他的财产都拿走他还虔诚吗？于是上帝就让撒旦去试探他。于是约旦先后经历了失去他的牛羊、家人等一切事物，但是他依然非常虔诚，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神要拿走就拿走吧，他依然解开长袍匍匐在地祷告。此时上帝问撒旦：怎么样？撒旦回说，人是一皮换皮，这些都是你原来给他的，现在你拿回去，当然没有什么，你要是把他本身的东西拿回去，你在看他是否虔诚。于是，在上帝再次观望是，约伯在树底下，浑身长满了疮疖，拿瓦片挖自己的皮肤，因为到处都痒，流脓，此时有3个先知来到约伯面前，让他坚持信仰上帝，但是此时的约伯开始有怨言，撒旦听了课可高兴了，《约伯记》里有一首非常漂亮的长诗，里面就是讲约伯和3个先知的对话，他把他精神里的东西往外倾诉，那些人怎么劝他，最后上帝开始在空中发言说，我当初创世纪的时候都还没有你。约伯这个时候领悟到，我还是要信奉上帝，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于是上帝又赐予他更多的财富。

       这则故事讲什么道理，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它要说明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信仰不是以幸福、财富为前提的，信仰就是信仰，没有条件，对上帝的服从是毫无条件的服从，这就是犹太人的精神结构。通过《约伯记》对约伯故事的描写，这是形成犹太人精神的独特精神结构的一个独特的例子。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圣经、如何对待上帝，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出犹太精神结构状态。

       我认为犹太民族是非常特殊的，他们对上帝的虔诚，他们一神教的信仰，是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楷模，所以上帝拣选犹太人作为救赎的民族，是完全有道理的。回到我们当下的中国，我们最应该去完成的事情，不是去修建多少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等，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民族要建立精神信仰。

       谢谢大家。

                    关于伊斯兰研究中的五个问题

                        -- 为陈浩武研究员《伊斯兰文明》演讲的点评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   李 林 研究员

    首先感谢天则所的这次邀请，因为我没有想到天则所会邀请陈浩武教授来做一次关于伊斯兰文明的讲座。根据我的了解，天则所是一个更多关注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研究机构。但是这次能够请陈浩武教授来讲伊斯兰文明，表现出天则所具有的开阔视野。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一种现实的需要，促使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伊斯兰教现在确实跟现实问题牵涉比较多，包括国家最近要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包括现在的一些国际和国内问题，等等。实际上，就像陈老师讲的，如果中国要西进的话，一打开门，甚至没有迈出国门，就要碰到伊斯兰教，就要跟它打交道。

   感谢陈浩武老师精彩的演讲，他的讲座内容刚才大家听到了，我感觉到下了很大工夫，因为他本身是做经济领域研究的，而且非常有内容，有很多东西是比较准确的，特别是充满了细节，有的地方大家听了会哈哈大笑，有很多非常生动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些专业术语，比如说陈教授自己用的时候，都不自觉的在用“穆圣”，“归真”等词汇。一般中国穆斯林谈到“去世”是讲“归真”，陈教授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说明他已经在这里面了，已经在这个圈里边了，所以你刚才虽然说自己是票友，但是我觉得并不业余，已经比较专业了。

   对陈老师的讲座内容做一点回顾，做一个简单的回忆，帮助大家记起来。首先，他对伊斯兰教早期发展传播的历史，结合先知穆罕默德，就是“穆圣”，的生平做了一个回顾，这是一个纵向历史，到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一直到后面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等等，这个是纵向线索。重点在前面，在先知时期和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第二个方面还有一个横向维度，讲座后面内容基本上是从横向解析伊斯兰教了。从为什么会有逊尼派和什叶派这样的分野，从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五功”讲起，后面联系到“百年翻译运动”。陈老师通过一纵、一横这样两个维度，给大家交织出了一个比较立体而形象的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我认为他这个讲法也是比较准确的，也是一个比较生动，比较全面和立体的讲述方式。

    接下来，我受天则所和陈浩武教授之托，让我在这里点评，点评实不敢当。我是做伊斯兰教研究的，刚才讲到，我们这个圈人数不是很多。虽然这个问题现在很热，但是这个研究却很冷。研究人员并不多，即使算上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些同行也不多，实际上对伊斯兰世界的研究有很多是从这个角度做的，而从文明、文化、宗教角度研究的并不多。今天看到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像我旁边坐的冯兴元老师就是农村问题的专家，还有很多青年才俊，能够坐到这里听陈老师讲什么是伊斯兰文明，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对大家的这种求知精神，对这个问题的热情关注，我是深表佩服。要说点评不敢当，只能说是跟大家共同探讨，一起探究这个问题。

   怎么探究呢？我想没必要面面俱到，完全根据陈老师讲的线索展开，我稍微有点主体性，通过五个问题来点评。这五个问题，一方面是在提出问题，另外一方面在提出问题过程中也是在探讨。这个探讨不一定给出大家明确的答案，有的时候我往往是这样子的：一种意见认为这样这样这样，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样这样这样。目的是给大家一个余地，你们自己分析判断哪一个更合理，是怎么样的，留出这样一个空间。

    第一个问题，如何认识和理解伊斯兰教？

    或者说，我们认识和理解伊斯兰教的视角是什么？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人类都是长两只眼的，为什么长两只眼呢？通过两只眼的复影可以对事物做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位。还有一种说法，过去人类祖先是有三只眼，额头中间还有一只眼，也是为了对这个东西做精准定位。什么意思呢？回到我说的问题，怎么理解伊斯兰教？其实认识伊斯兰教存在不同的视角。陈老师刚才讲的时候，更多是一种视角为主，另外一种视角为辅。什么视角呢？一个是客位视角，一个是主位视角。客位视角就是教外的视角，主位视角就是教内视角。客位视角是站在外边对伊斯兰教的评论，这个视角是现在占主流的视角，也是陈老师主要视角，就是现代学术的视角，简单的说，就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描述。这个视角更强调从外看里。但是，同样一个东西从里面看和从外面看不一样，所谓“横看成岭层成峰”。举个例子，大家去清真寺，你看大门上往往挂着一个横匾，上面写着“天方古教”。有人就觉得奇怪了，可能会看着这个匾议论说，“天方古教”？伊斯兰教古吗？好像也不古，不就是公元7世纪兴起，到现在一千多年，也没有多古，比佛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年轻，怎么号称自己是天方古教呢？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对，从客位视角分析就是这样，伊斯兰教就是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的。这个视角往往是我们更为熟悉的。还有一个视角大家可能不知道的，而且往往忽略，那就是主位视角或教内视角。同样这个“天方古教”有人站在外面看就很不理解，但如果你去问问穆斯林，他们为什么叫“天方古教”？他会说，这不是从7世纪算起的，不是从穆罕默德算起的。外人说那个时期创立了伊斯兰教，但实际不是，那只是伊斯兰教的传播甚至是复兴。它有更老的源头。源头从哪算起呢？从人类始祖算起，他叫阿丹，还有哈娃，有点像圣经里面亚当、夏娃。从这个角度算，古不古？很古！从人类亘古算起的，叫做“天方古教”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穆斯林认为，真主一直都在，而且正信在历史上不断的复兴，提醒人们走正道。这是教内视角，这个有没有道理？有它的道理。所以，这个古真是“古”，不是“不古”。

    再举一个例子，刚才陈老师也讲到了，现在如果从客位角度和现代学术角度，一般认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半岛兴起的，跟周边环境有关。有犹太人、有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方人的著作说，穆罕默德就是吸收了、借鉴了，甚至有人说，就是剽窃了犹太教、基督教的一些东西，弄了一个新宗教。实际上，早期很多西方人的描述认为，穆罕默德就是个骗子，好一点的，说他是有些能耐，超自然的能耐，就是巫师。我们回过头来看，陈老师他对的生平有很生动描述，刚才还讲了《古兰经》怎么来的，提到了有一个“降示”之说。到底是从犹太教和基督教剽窃来的，还是有更深的根呢？这就牵涉伊斯兰教的经典与使者是怎么回事。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曾向人类派遣使者，降示经典。大家一说到伊斯兰教的经典，好像就是一本《古兰经》。其实不是这样的，至少在《古兰经》里面明确提到的经典还有其他几部。比如“讨拉特”，这个有点像犹太教的“托拉”；“宰甫尔”，相当于《诗篇》；还有“引支勒”，在阿拉伯语就是“好消息”，就是《福音书》；还有就是《古兰经》。前面这些经典伊斯兰教都认可。只是认为，早期这些经典在流传过程中被人类忘记了、遗失了甚至篡改了，所以真主不断降示经典，而《古兰经》则是最后降示的，也是最完整的经典。还有使者的问题。伊斯兰教有先知、有使者之说，还有封印使者。根据伊斯兰教的讲法，是真主向人类派遣过众多使者和先知，甚至有这么一个讲法，真主曾经向每一个民族都派遣过使者，对每一个民族都降示经典。这个跟一般认识不一样了，现在通常都认为，伊斯兰教就是《古兰经》，就这一块，没有别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根据伊斯兰教的说法，在历史上有12.4万个先知，313个使者，而先知与使者里面有25位比较有名的，而且在《古兰经》中明确提到的，其中有6位最为尊贵，我把这六位名字念一念给大家，大家听一听，可能会会心一笑。第一位是阿丹，相当于亚当，同一个词汇不同发音；第二位是努哈，就是诺亚；第三位是易卜拉欣，实际上就是亚伯拉罕；第四位是穆萨，就是摩西；第五位尔萨，就是耶稣；第六位也是最后一位，是先知穆罕默德，他是真主给人类派遣的最后一位先知。所以，通过使者、通过经典就发现，伊斯兰教怎么对前面的其他宗教。它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态度不是横向的并列这种关系，而是纵向的，就是它从来不会认为那是别人的，我把别人的东西拿来了，而是认为我们是同一个根上发出来的，有同一个宗教根源。西方有学者如缪勒称之为“亚伯拉罕宗教河系”。可见，站在客位或主位，看得出结论是不一样的。

    再举一个例子，人的地位。

    现在说伊斯兰教只讲神性不讲人性，你看成千上万的人跪在那礼拜，太封建了，哪有这么干的，只有中世纪才这么干。那么，人在伊斯兰教里到底处在一个什么地位？是不是只讲神性，不讲人性？是不是这样？大家现在差不多是这个印象。但恕我直言，伊斯兰教可以这么概括——“以神为根，以人为本”。它是人本的宗教，甚至人本到已经要出现一些流弊的宗教。我这样说，大家可能说，还有这样的说法？我讲具体的例证。伊斯兰教也讲天使，中国穆斯林叫“天仙”。为什么讲天使呢？天使和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天使是真主从火中造化的精灵，人是从泥土中造化的。先造的天使，再造的人类。当第一个人类阿丹造出来的时候，真主命令天使向人类下跪。伊斯兰教也讲魔鬼，叫伊卜劣斯。魔鬼是哪来的？原是天使中的大能，但是就是因为违背真主命令，不向人类下拜。魔鬼说，我是火中造出的精灵，人是泥巴造出来的，你怎么能让我向他下拜？真主晓谕，人类是我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代我治理天下。就是这样一个地位。还有一个理由，人类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凭什么？还有一个说法，真主把万物的名称都启示给了人祖阿丹。这里面是什么含义呢？知识！人类拥有对万物和对世界的知识。这和我们完全从客位角度理解是不一样的。

    举了这三个例子，得出一个总结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理解伊斯兰教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公共媒体上拿一些东西来，我们有比较熟悉的媒体朋友，后来跟他们一起反思这个问题。他们的东西包括我们著名的CCTV，实际上好多东西可以看出来，完全是从西方媒体照搬过来，而且是不加思索的，其实是没有能力加以思索。英文词和中文词完全是可以一一对应的，以前媒体上常有“伊斯兰恐怖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叫法，中英文完全可以对上。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西方话语权问题，而中国学者，中国包括媒体，包括大众还没有建立自己认识伊斯兰教的体系。就像埃及一个前驻华大使就说过，你们中国和我们阿拉伯世界关系这么好，咱们互相对话就行了，为什么你们对我们的了解要从西方媒体，从CNN、BBC那转，而我们阿拉伯世界对你们中国的了解也从CNN、BBC那转，他们的很多东西是歪曲的，带偏见的，我们应该形成相互直接交流的机制，应该搭建这样的平台。刚才我们讲两只眼、三只眼的问题，我认为啊，其实中国人在理解伊斯兰教的时候比西方人先天有优势，因为我们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在历史上西方和伊斯兰教是最早碰撞的，所以形成了某种伊斯兰恐惧症，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这样的：当西方在黑暗的中世纪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也正是伊斯兰文明最辉煌灿烂的时候，那边是灯火辉煌，这边是一片黑暗。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中国生活着2000万穆斯林群众，所以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不光可以从知识上认识，另外还可以通过跟他打交道，去体验。理解即体验，体验即实践，现在解释学有一些新的动向。你通过跟他打交道，一方面你看书，如果觉得看书太累，没有关系，你可以吃饭，吃饭总不累吧？去一些清真餐厅吃他的饭，了解他的文化，或者去清真寺参观，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中国人了解伊斯兰教是有优势的。而且我们中国和伊斯兰教打交道时间很长了，1000多年前就打交道。刚才陈老师讲了，我一会儿也要讲到这个怛逻斯之战。这么长时间了，而且中国穆斯林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套理解伊斯兰教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非常契合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这套术语可以把伊斯兰教的信仰文化转为中国人熟悉的语言。有些东西我们听起来比较生，但是中国穆斯林已经把这些东西用传统的儒道佛的方式、用中国人听起来非常容易接受的方式，表述出来了。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的“以儒诠经”就是用儒家乃至佛道的东西表达、诠释伊斯兰教核心的思想、理念和信仰。举例来说，你去清真寺，看到清真寺挂着很多楹联，有很多精彩的对子，你猛一看觉得这是佛道的东西，实际上是伊斯兰教的东西，在借用中国传统文化表述这个东西。所以我说中国人接触伊斯兰文明是有优势的。这是第一个。同时，还要有综合的、包容的视角。刚才讲到，怎么认识和理解伊斯兰教，有主位视角和客位视角之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两只眼看世界，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把这两个东西综合起来，得出的结论可能更精准、更符合、更尽可能的贴近事实。

     第二个问题，伊斯兰文明为什么崛起？

     刚才陈老师讲到了，在伊斯兰或者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前，东边是拜占庭帝国，西边是伊朗萨珊帝国，都非常鼎盛，两大帝国军队、动员能力、财政能力、官僚体系非常强大，而中间的阿拉伯半岛是一个不毛之地，是什么状况呢？大片沙漠，顶多有些零星的绿洲和游牧部落。想像一下，你站在当时的拜占庭奢华的宫廷里，俯瞰阿拉伯世界，那就是荒芜一片，没有人烟，只有一些像蝼蚁般的人在艰难地生存着，这些人的存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就在这个地方，爆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一个强大的穆斯林社团，东征西讨，把他们打的不亦乐乎，建立了这么大的帝国。原因在哪？是什么导致的？刚才讲主位和客位的视角。一个常见解释是穆斯林强调武力，好斗，通过战争，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宝剑向外扩张。其实对这个说法有很多辩驳，大家稍微查一查就知道，这是早期东方学者的描述，这种描述实际上即使在客观上都是不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穆罕默德时期《古兰经》还没有成文，都是记录在树叶、布匹、石头上，怎么拿？古代的东西和现在的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武力呢？大家自己探讨，这种说法是很多的。另外给大家另一个思考方向，可能在伊斯兰教内部有某些东西在吸引大家，在鼓动大家。什么东西？我个人认为是平等团结的理念，信仰的观念，可能是这些东西。刚才陈老师讲了血亲复仇、氏族观念，你是这个氏族，我是那个氏族的，比较抱团。你现在看整个伊斯兰世界，家族、血缘关系依旧存在，表面上看是现代政治，但是基本的社会结构还是这些玩意儿。在当时出现了什么状况呢？伊斯兰教的兴起打破了血缘、氏族、国家、种族、肤色的界限，黑人加入伊斯兰教，没有问题。大家知道伊斯兰教里面有宣礼塔，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一位宣礼员就是黑人，名叫比俩勒。肤色没有问题，它是平等概念，穆斯林全是平等的，去清真寺做礼拜，要排班，一排一排，从左到右，从前到后站满，是非常平等的，不分国王或者权贵。当然理论是这样的，但是到后期发展会有一些变形，比如你去土耳其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去看，现在是博物馆，奥斯曼帝国时期改成了清真寺，你会发现大殿中间有一个两层的小礼拜台，是专门给苏丹做礼拜用的。为什么？按道理苏丹应该跟大家一起，大家都是平等的兄弟，主要是实际的考虑，因为那个礼拜台除了苏丹自己礼拜，还有周围的护卫，保护他的安全，这是后来变化。但从理想的或者伊斯兰教本意来讲，还强调穆斯林人与人的平等和团结。易中天教授解读伊斯兰文明，他有这样一个解释，说伊斯兰教是信仰先行，而且信仰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什么都管。我认为可能更多是通过信仰的力量打破了血亲氏族的局限，形成人人平等的团体，就是陈老师讲的乌玛。国内早期翻译成“穆斯林公社”，现在更多用另外一个词“穆斯林共同体”。实际上早期乌玛不仅包括穆斯林，实际上应该是一个“信仰共同体”，这个信仰是对真主的信仰。但是后来在伊斯兰教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张力是存在的，即便在万众一心的时候，向外最鼎盛扩张的时候，应该说那个时候万众一心的力量是最强的，大家都一股劲。但在那时候共同体里面就是有张力的，有迁士派，有辅士派。这个张力能不能通过信仰力量压住、弥合、超越呢？伊斯兰教是要求这样做，而且在一定时期做到了，但是再后来慢慢这个张力就出现了。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不团结，他们自己也检讨，衰败最大原因在于不团结。所以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心愿，他解读近代伊斯兰文明为什么衰落了？觉得还是我们不团结，我们没有万众一心，所以我们要回到早期的状态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家万众一心的穆斯林社团，所以你可以见到泛伊斯兰主义是有一些历史和现实根源的。现在我们把它当做消极的东西批，是对的。但这种思潮有它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文化基础，但是它要在现实中实现则是比较难的，会带来很多负面问题。至少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要做到超越现代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打破既定秩序，现在看是很成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伊斯兰世界很早就经历了一场现代主义运动，为什么呢？他们比我们更早遇到西方。我们从十九世纪开始，他们从十八世纪开始，他们首先面临的就是西方，所以跟我们境遇是一样的，纷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遭遇千年未有大变局，而且他们的应对策略跟我们差不多，开始是技术上的调整，修铁路、办印刷厂军工厂、拉电线、建电报局，等等，弄这些东西，后来慢慢的改良主义运动成型以后，就有一些思潮、思想家出来主张现代主义，换句话说，用中国熟悉术语讲，就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再后来一些遭遇里，特别是中东战争的刺激，促使伊斯兰世界的一些人认为现在走这条道路，走世俗化的、西化的、改良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中，虽然我改了这么多，还是被西方人、犹太人欺负的一塌糊涂，我做了这么多努力，但是没有很好效果。比如，现在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图片，伊朗70年代伊斯兰革命之前，有妇女穿着泳衣在海边背靠汽车的照片，相当西化和世俗化。但是现在在伊朗是看不到的。伊朗妇女现在很多是穿黑袍的，当然也不完全那么严格。即便女性穿黑袍地位不见得就低。我们去伊朗开学术会议，一些伊朗女性会议代表都穿黑袍，但都是博士、教授，说明妇女的社会参与度很高，并不是穿黑袍就没有地位。而且伊朗女性地位真挺高的，说句玩笑，伊朗男人都怕老婆。因为根据伊斯兰教法规定，有一个礼金制度，目的是为了维护妇女权益。你看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其中有一段主人公老婆对丈夫讲咱们两个分手吧，丈夫说你要是现在就想要礼金，我现在就给你。他家是比较有钱的，知识分子精英家庭。表明在伊朗社会，婚姻中存在一个给女方的礼金问题。说明什么呢？就是伊朗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一般认为的不一样，而是确实挺高的。波斯美女真是美女，所以男的怕老婆（笑声），再一个就是有制度保障。我在伊朗看到一个男性，问他你多大了？30了。结婚了吗？没有。为什么不结婚？结不起，房子、婚礼要一大笔钱，而且按照伊斯兰教法规定还要给女方礼金，这个礼金是专门给女方的。现在伊朗货币里亚尔贬值很厉害，就折算为金子。现在怎么办呢？因为还要结婚，年轻人哪有那么多积累，买个房子就不错了，礼金怎么办呢？通过什么方式？按揭。中国男人是被银行按到地上揭皮，伊朗男人是被老婆按到地上揭皮。如果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没有问题，每个月象征性给一点，最后给不给无所谓了，反正一起过日子。但是一旦婚姻出问题，那就要给人家，不给就去法院告你，拿不出去就坐牢。所以有人说，娶四个老婆多幸福？实际上不幸福，有的现实生活中一个老婆都不见得娶得起。所以伊朗女性的地位和一般想象的不完全一样。

    回到主题，不讲伊朗男人悲惨命运了，伊斯兰世界何去何从呢？伊斯兰世界也在操心，我们中国人也在操心，说你将来怎么办？你现在不就是有点石油吗？油卖完了你们吃什么？他们其实也是有招的，有具体办法，发展贸易、商业，比如迪拜现在发展就不错。沙特也不是坐以待毙的，其中一个办法，借现在有丰富的资源，送子弟到世界各地去留学，是结交自己的网络发展商业脉络。回过头来，我们看到早期伊斯兰世界那么辉煌，现在没落了，不但没落，而且没有希望了，穆斯林就问，我们到底错在哪里？我们向西方学了这么多，但是还是不行，适应不了现代社会。西方世界就说一些穆斯林为什么搞恐怖主义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他们有怨恨，就是我们好不了，你们也都好不了，就是有这种心态。这种解读对不对呢？我们客观地看，大量人口特别是大量失业青年，这个问题在埃及很突出。埃及闹事，和青年人口比例很高也有关系，他无所事事，失业的话怎么办呢？最后走向街头。还有更要命的是，它没有完整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中国改革开放能成功所依赖的是我们有这么一套东西。现在西方人有一种说法，说茉莉花革命之所以发生，怪谁？怪中国。错在哪里？错在中国身上。因为你们有一套现代化工业体系，小到尿布，大到机床全包了，别人一点活的空间都没有了，在国际贸易里面没有地位了。所以，如果从我们理性认识的角度看，确实该替他们担忧，他们自己也该着急。但是换个角度看，他们自己好象不着急，他真不着急。为什么呢？我们来解释他的心态，通过这样一个问题来分析——“伊斯兰世界为什么落后于时代？”。最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解释比较有代表性，说所谓的穆斯林世界衰落、伊斯兰世界衰落，其实是一个伪问题。谁说我们衰落了，我们压根儿没有衰落，衰落不衰落要看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你用不同标准衡量，得出的结论当然不一样。用这个标准衡量是衰落的，但是如果用另外一个标准衡量，可能是相当先进的，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说这话的人是中东一个伊斯兰宗教学者。他这样解释，如果用现在的消费主义、生产主义解释，我们的确不如西方。但是我们好处在于，我们没有受到它那种消费主义、现代文化的影响，我们成功保存了家庭、社区的完整性和传统价值观，我们社会根本没有衰落，衰落的恰恰是西方。听到这话，有些人讲完全没有想到还可以从这个角度解释。还有人说，这是煮熟的鸭子嘴硬。到底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个解释有没有根据呢？举一个数字给大家参考，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美国皮尤中心专门做统计，特别是宗教人群的数据统计。据它统计，近年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一直都在增长，2009年数字达到一个高峰，高到什么程度？大概是占当时世界人口23.4%，接近四分之一，15.7亿。换句话说，它的人口增长率，而且年轻人的比例是远远超过西方的，跟欧美一些国家那种人口增长往下走、人口老龄化成鲜明对比。根据最新数据，现在又出新东西了，皮尤中心的网站有一段时间不能上，上成功之后发现有这么一个数字，最近一两年出来的，他说全球穆斯林人数还在增长，到2050年穆斯林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群体，将超过基督教。以前是基督教信徒人数最多，就是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在内，现在伊斯兰教超过他们。伊斯兰教在维护传统社会、家庭、传统价值观上有没有起到作用？结合数据看，多少还是起到作用了。就像我的一个穆斯林朋友讲，说穆斯林有他的长处，早上一睁眼就操心这一大家人的吃喝，就要为这个奔去。这跟西方的人生价值不一样，西方人更强调个人发展、个人自由，我还没玩儿够呢，你能让我去生孩子、养孩子？而穆斯林这边，有的20多岁，30多岁就有好几个孩子了，你怎么比？！西方有人讲“绿祸”，穆斯林人口确实是在不断增长的，背后就是这种传统价值观在支持。当然，不能说他是故意的，而是他在维护自己的家庭和传统价值观上具有优势。所以，将来谁胜谁负真是未知数，这边人口在增长，那边人口在衰落。你说穆斯林在衰落，看什么标准来讲，人口增长未来还会带来一些变化。比如，现在看到的一些社会的不安定，如青年人口比例高和失业率高，换个角度看，有没有提供人口红利可能性呢？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果一定程度是享受到了人口红利。第二个问题，伊斯兰文明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转机，别过现在这个劲呢？我们分析，这么多年轻人，而且年轻人比例这么大，如果大家打乱仗，最后可能出来几个领袖人物。伊斯兰教有一个传统观念，世界末日来临之前马赫迪即救世主会降临，来重振伊斯兰教。我们会不会遇到出现一个类似那样的人物来复兴伊斯兰文明的时代呢，这里就有一个问号。

    第四个问题，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刚才陈老师提到怛逻斯之战。怎么评价这个东西呢，有两个不同角度。一方面陈老师刚才讲到，这个事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伤疤，我们失利了，他们很自豪。或者，从文明或者宗教角度讲，也有人说，这个事件实际上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实际是把现在中亚的一些地方归了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势力成功传到中国家门口。从积极角度讲，这一仗还该打，不打的话，伊斯兰教早就到新疆了，正因为有这一仗，才把伊斯兰教的扩张延缓到16世纪，新疆这个地方是大约10世纪传入伊斯兰教，到16世纪才定下来。其实，唐宋时期两大文明交往的主线还是和平的，大量穆斯林人口是从海路而来，主要是商人、使节，主流是和平。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其实打一战也没有什么。两大帝国，大家打一仗，划分地盘。刚才我们讲的是相争的一面，有没有相合一面呢？还是有这一面的。实际上通过这场战役，它们是在划分势力范围，划分什么势力范围呢？丝绸之路这个古商道，多占点就多收点钱，少占点就少收点钱。现在看香港黑道片，有这样的情节，两大黑帮打一架，划分地盘，你多收点，我少收点（笑声）。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一谈到怛逻斯战役，不能只看到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有碰撞的一面。它们之间不仅有相争的一面，还有相合的一面，相互合作，丝绸之路你管这段，我管这段，你生产的东西运到我这里，我收税，共同致富。这就和现在讲的“一带一路”联系起来了。同样在中亚，过去是通过相争的方式两大帝国打一架划分地盘，现在则是通过合作的方式，通过欧亚大陆把中国的产品运出去，更多是相利一面。甚至有人认为，阿拉伯世界的衰败跟中国内部发生战乱有关系，因为没有办法正常生产产品，商路贸易就不行了，税收减少了，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沉重打击。实际上，中阿贸易、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交往源远流长。比如，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它财政的钱哪来的？当时朝廷专门设立一个部门叫“市舶司”，负责招商引资，管海外贸易。有人估算，它的收入占了政府收入的七分之一，这个比例是很惊人的。

    第五个问题，理性与天启的关系。

     陈老师刚才讲到“百年翻译运动”。谈到理性，大家往往觉得伊斯兰教只讲神性，不讲人性，只讲启示，否定理性。实际上不是这样。早期伊斯兰教有一个派别叫穆尔泰齐勒派，特别强调理性主义，而且强调的非常之盛，把理性置于信仰之上。伊斯兰教后期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反复，和这段早期经历是有关系的。我个人认为，在绝大部分时期，伊斯兰文明其实是在理性和天启之间寻求调和，而且是在张力之中寻求发展，一千多年来就是这样过来的。到今天，理性到底在伊斯兰世界占什么地位？刚才讲了，伊斯兰世界似乎不着急，它经历那么多的理性化运动、现代化运动之后，在中东战争中还是失利了，败多胜少。它也在寻找原因，这里面出现一种声音认为，还是要回归信仰，战争失败原因是真主在惩罚我们，我们要回归信仰，回归社会，保守我们的传统价值，这才是我们出路。我个人认为，理性因素还是要加进去，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有人讲“百年翻译运动”过程中其实阿拉伯人没干什么，没多少贡献，只是把古希腊罗马的典籍翻译过来了，也就起个二道贩子的作用。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兰文明还是有贡献、有创新的。可以这样看，人类文明的火炬薪火相传，从希腊传到阿拉伯，再传到西方文艺复兴，一直到今天，伊斯兰世界有没有理由接纳这个东西呢？是有理由的。而且没必要看成是外来的东西、西方的东西，这是你祖先留下的遗产，理应接受。第二，怎么调节理性和信仰的关系？我个人提出这样的概念，就是“合理的理性”或叫“温和的理性”。理性本身也需要合理，也要符合理性，不要走到极端。理性的力量在于不断批判、不断质疑，但走到后现代之后似乎只有批判没有建设。我们认为，理性还是应该有一个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合理，目的不是简单的维护信仰，而是为了传统，为了保存价值和社会。

    我就通过这五个问题对陈浩武教授的精彩发言做一个点评，谢谢大家！

                           伊斯兰文明（上）

     我不是学历史专业的，也不是专门搞宗教学研究的，我拿的是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做经济工作，对历史宗教哲学仅仅是票友而已。我之所以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感兴趣，是因为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这五年多的时间，一直中亚和中东地区行走，路线大体上是从中国的出发，穿过河西走廊，穿过帕米尔高原，穿过中亚，穿过河中地区，一直到伊朗，就是古波斯，然后两河流域，以色列，黎巴嫩，再到希腊，到罗马，到埃及，所有这些地中海文明国家

   我自己给这个行走项目命名为“从长安到罗马”。从长安到罗马这条道路，就是古代丝绸之路，这条道路如果跟历史重合的话，第一是跟古老的丝绸之路重合，第二就是跟“轴心文明”的概念重合。

    大家知道,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文明”的概念，他认为人类文明的突破是在同一个轴心上的突破，这个轴心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地理轴心，就是这个突破发生在北纬25度到北纬35度之间这么一个地理带上。第二个就是它的时间轴心，人类文明的突破全部集中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这个阶段。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现象。

   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大体上是包括四大文明，一个是以中国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一个是以释迦牟尼佛和大雄代表的印度佛教文明，一个是以琐罗亚斯德教代表的古波斯，再一个就是古希腊、古犹太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这些文明一直到今天都影响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人类价值核心所在。

   这五年来，我在这条道路上行走，一是在探索丝绸之路的文明，我一直认为，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个经济现象，它首先是一个文明现象，它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二是由于这条道路和轴心文明重合，使我关注到人类的宗教和历史，由此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等产生浓厚兴趣，所以我们是一边行走一边读书，一边读书一边行走，包括不断的讨论切磋，请教专家。下个月我们还要去波斯，这是我第五趟去波斯，一点一点行走，一点一点考察，使我们对所谓的轴心文明，对中东和中亚的宗教，历史慢慢形成一个概念。

   因为下一步我们要去探寻阿拉伯世界，所以我们开始把视野关注到伊斯兰文明。我们发现，现在国家提出所谓“一路一带”的战略，我们只要向西一打开国门，面临的第一个宗教就是伊斯兰教，甚至我们没有打开国门，我们在新疆就要面临伊斯兰教。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了解伊斯兰教呢？如果不甚了解不免会对这种文明产生误解。我就觉得的确是需要做一些对阿拉伯世界，对伊斯兰文明的一些基本状况的介绍。

      一，广袤而贫瘠的阿拉伯半岛

      首先我们把视角看到阿拉伯半岛.

    我今天专门带了一张地图，我们现在看到的阿拉伯半岛是指的这个部分，这是红海，这是波斯湾，红海和波斯湾之间这个半岛就是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生存的地方。亘古以来，这个半岛大部分被沙漠覆盖，十分缺水，极少植被，除了少量绿洲，生态环境极为恶劣。在这个半岛上生存的阿拉伯人，在水资源稀缺、植被稀少的状态下，你可以想象他的生存状态是非常艰难的。这个地区增长的人口怎么消化？在它的北面，两个强大的帝国把它死死的封住，一个是拜占庭帝国，一个是萨珊王朝，就是今天的伊朗，拜占庭帝国就是土耳其和欧洲这一片。他们把阿拉伯人迁徙道路全部堵住了，在这个阿拉伯半岛上面，阿拉伯人口的增长和环境平衡就是通过仇杀。部落之间的仇杀，是使他们的人口增长得以消化和与恶劣环境达到平衡的基本方式。

   这个民族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存的原则，叫“血亲复仇”。什么是血亲复仇呢？就是每一个人他必须依附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必须依附一个部落，每一个部落必须依附于一个氏族，这完全是一个同心圆，在这个同心圆当中，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受到家庭，氏族和部落的保护，如果这个部落和这个氏族有一个男人在外面被别人杀死，或者遭到别人袭击，这个氏族、这个部落都有责任为这个人报仇，他杀我一个人，我必须杀他一个人，这就是“血亲复仇”的原则，这个血亲复仇的原则保护了每个人，但是同时反过来导致整个半岛血腥的生存状态，仇杀是一个基本的状态。

    这个时代，阿拉伯历史上把它称为“查希里耶时代”，查希里耶在阿拉伯语就是“蛮荒”，没有现代物质生活，没有信仰，蒙昧的生活，那时候他们信仰的是多神教，在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前，麦加这个地方有多达360个神，每天拜一个神，地方氏族的首领就通过这个方式达到敛财的目的，就像我们今天卖门票一样，你到这个地方来必须喝我的水，必须吃我的饭，必须住我的酒店，你崇拜这个神必须交钱，麦加的首领就是靠这个挣钱，所以多神教是这个地方最主要特点。

    我们今天讲的主人就是先知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是一个什么人？穆罕默德是古莱什部落，哈希姆氏族的。他的祖父是掌管麦加唯一水源的，穆罕默德的父亲是祖父的第十个儿子，当时有一个习俗，就是你有第十个儿子，要把这个儿子献祭给神，穆罕默德的祖父就想把他的父亲献祭，所谓献祭，就是当着神的面杀死他，但是有人劝他的父亲，他就用杀死100匹骆驼的方式赎回了他的儿子，就个人是穆罕默德的父亲。

  穆罕默德是公元570出生的，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了，不久他母亲也去世了，所以他是一个孤儿，世界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是孤儿。穆罕默德六岁成为孤儿，由他的叔父抚养。公元590年的时候，他被古莱什部落的一个富孀赫迪莎雇佣，帮这个富孀经商，后来跟这个富孀结婚了，这个女人大他15岁。

      二，“大能之夜”

    再说一个背景，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就是在穆罕默德早年的时候，阿拉伯世界其实有一些宗教改革的愿望，当时曾经有一个“哈尼夫运动”，哈尼夫在阿拉伯语中就是“真诚者”。麦加的商人经常往来于麦加和叙利亚大马士革之间，所以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犹太教和基督教。包括穆罕默德本人，在他经商过程中，也接触到犹太教的祭司和基督教的传道人、牧师，所以他心里有一些关于宗教的概念，

    穆圣在经商之余，经常到他们家背后希拉山腰一个狭窄山洞静坐冥想。在公元610年的一个晚上，安拉的启示开始降临，先知自己觉得感受到神对他的启示，天使出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这个晚上在阿拉伯语当中被称为“盖德尔之夜”，所谓的盖德尔之夜翻译成汉语就是大能之夜，就是有一种很大的能量，有一种启示从穆圣心中升起，他觉得他的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说话，其实穆罕默德是一个文盲，他不认识字，没有文化。他听到一个声音就是“你要讲出来”，他当时非常困惑，我要讲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讲不出来。但是那个声音不断在他耳边讲，你要讲出来。他就跟他说，你说他是安拉，是唯一的主，安拉是万物所信仰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和他匹敌，他就不断在他耳边讲，这一点在古兰经里面是有记载的。

   在这个大能之夜之后，穆罕默德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他首先把他这种感觉告诉的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特别信任他，她鼓励先知，你不是神经有病，你不是脑子有问题，你的的确确是遇到了天使，的的确确是受到了神的启示，所以你一定有一种非常不凡的神对你的呼召，他的妻子给他极大的鼓励。所以在整个伊斯兰创教过程中，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就是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特别信任他，而且不断鼓舞他，让他能够坚持。在大能之夜之后，穆罕默德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所以他开始往创教这个方向发展。包括他不断跟别人讲，去宣传他的教义和理念。

   《古兰经》记述了这个大能之夜。

   麦加启示包含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主要有四条：

    第一，安拉是唯一的神，他崇拜唯一的神，每一个成为穆斯林的人，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意志，就是你要非常慎重的、庄严的、大声的讲出一句话来：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就这句话。你在任何情况下你讲这句话，你就成为一个穆斯林，你就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伊斯兰教不是这样，只要你庄严的、大声的讲出来这句话，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只要讲出这句话你就是皈依穆斯林。这个教派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神的教派，刚才说有360个神，要把360个神变成一个神就是安拉，就是真主。一神教的概念流行在整个西方，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是纯粹的一神教，伊斯兰教甚至认为基督教的一神都有打折扣，因为基督教前面有耶稣，后面是一个基督。所以他们确定了三位一体的原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格位的神。所以伊斯兰教认为基督教的一神教没有伊斯兰教的一神教那么纯粹。

    第二，神创造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是安拉创造的，包括人也是安拉创造的，如果我们去阿拉伯世界，他会非常清楚告诉你亚伯拉罕有一个妻子，名叫撒拉，一直没有生小孩，亚伯拉罕就找了另外一个女人，就是夏甲。夏甲给他生了一个小孩，就是以实玛利，这时候他原来的妻子撒拉怀孕了，也生了一个孩子，名叫以撒，于是，妻子撒拉就要亚伯拉罕把夏甲和孩子赶出部落。夏甲到了麦加，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撒拉留在巴勒斯坦，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第三就是人的自我。他讲的人的灵魂的个体性的永久，就是人被神造出来，人对神要有一种感恩，同时人对自己所有的行为要承担永久的责任，这是伊斯兰教非常重要的概念。

    第四，灵魂复活和末日审判。为什么人要对自己的灵魂有一种永久的个体性呢？就是因为你要对你的所有这一生承担责任，因为最后审判的是你的灵魂，你的灵魂是由你的行为决定的。在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中是承认有25个先知，这些先知包括基督教的先知都在里面，但是他认为他是全人类最后一个先知，所以被称为“封印的先知”。

   他把这些启示讲出来之后，首先就是他的太太接受了，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接受了，开始有七八个人，他们在一个秘密的地点聚会，这个地点被称为“伊斯兰之家”，这是伊斯兰教最早的状态，一开始是秘密的，人数非常少。这个状态维持两年之后，在公元612年，先知再次受到安拉启示，让他公开传教。这个时候从过去地下传教变成公开传教。

    伊斯兰教一公开，特别是先知公开抨击多神教信仰和反对偶像崇拜，马上就跟麦加地区传统多神教信仰产生严重冲突，特别是把其他神都贬斥，只承认安拉为唯一真神，原来阿拉伯人不能接受。另外先知关于灵魂复活和接受最终审判的观点，也不能被接受。不能接受有多方面原因，包括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如果把360个神当中的359个都去掉，就没有人到麦加来朝拜了。阿拉伯人如果不到麦加来拜神，麦加这个地方的贵族和上层的经济收入就没有了。所以他们绝对不能承认这个东西的存在。这个教一开始创立就和原来的多神教产生严重的冲突，他们说穆罕默德不就是一个放羊的吗？怎么成了先知？这是骗子，他是伪先知，是谎言。于是就开始迫害穆罕默德。大家知道所有这些宗教在开始的时候都是遭迫害的，基督教、犹太教都是这样走出来的，同样伊斯兰教开始也是受迫害，当然这种迫害不是来自于官方，是来自于传统的势力和原来多神教宗教信仰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在反对。

   三， 徙志和“升霄”

   公元615年，穆罕默德开始公开否定三个女神，就是我前面讲的三个女神的特殊地位，只承认安拉一神，这时候这种信仰的冲突开始尖锐起来，这种尖锐冲突表现在哪呢？就是他们到神庙去礼拜去祭祀的时候，发现有人在偷偷接近他们的身体，当他没有防备的时候，这个人可能突然在腰间抽出一把刀当场把他杀掉，所以他已经面临生死的危险。这也导致了他们和传统宗教开始发生彻底的决裂。也就产生了在伊斯兰历史上非常重要事件，叫“徙志”。

     所谓的徙志，我们看地图，这个红色的点是麦加，是他们原来生存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已经不能生存了，他们开始逃亡，实际上就是逃亡。往哪逃？麦地那，所以现在阿拉伯半岛有两个圣城，一个是麦加，一个是麦地那。因为他们在麦加这个地方已经遭到迫害，特别是先知的叔父死了，现在的家族首领，因为抵制穆圣的信仰，已经宣布不保护穆罕默德个人生命安全。

    前面我讲血亲复仇原则，个人生命受氏族保护，但是现在家族已经宣布不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所以他处境非常危急，他就逃亡。往哪逃？麦地那，麦加和麦地那之间相隔大约450公里，这个地方原来叫叶斯里卜，穆罕默德到这个地方才改名为“麦地那”，麦地那在阿拉伯语是“先知的城市”。

   他到了叶斯里卜，叶斯里卜当时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地方有五个部落，其中有三个部落是皈依犹太教的阿拉伯人，他们和另外两个部落之间也陷于这种仇杀状态。所以他们特别需要有一个超越的人，到这个地方来给他处理这些内部矛盾。这个时候穆罕默德出现了，穆罕默德带了75名皈依者到了麦地那，他们在这个地方和原来部落的首领进行谈判，然后签了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叫做阿喀巴誓约，就是叶斯里卜这些部落服从先知的领导。

     在公元622年9月份一个晚上，穆罕默德带着他的好友伯克尔开始出发，也就是开始逃难，当时麦加的贵族已经开始准备杀害他，有人跟踪他，他一走，马上就有人报告，穆罕默德用了一个计谋，让他的侄儿阿里睡在他的床上，把帐幔放下来，床上看着睡着一个人，密探以为穆罕默德在，实际上穆罕默德跑在外面了。到天亮发现这个床上睡一个小孩，就开始追，追到一个山洞，其实他们两个人就躲在这个山洞，追兵提着刀已经到了山洞门口，但是他们发现山洞已经被蜘蛛网遮起来了，这个很奇怪，其实他们已经进到山洞了，但是这个山洞有蜘蛛网，伯克尔说完了，就有我们两个人，穆罕默德说不对，我们有三个人，因为有安拉跟我们在一起。

   搜索的士兵看到洞门口有蜘蛛网，判断里面没有人就走开了，所以他们顺利逃亡到了麦地那。

   这个事件被阿拉伯史称之为“希吉拉”，就是徙志的意思，因为这个徙志，使刚刚诞生的伊斯兰教找到一个生存之地。到公元639年的时候，第二任哈里发把徙址之年的622年作为伊斯兰的纪元元年。

   在穆罕默德和叶斯里卜的阿拉伯人接触当中，出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这个事情被称之为“升霄”。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先知由天使哲布勒伊莱引领，骑着一匹长着翅膀的白马，离开麦加，来到了耶路撒冷，最后升到了七重天，见到了阿丹、穆萨等古代先知，最后又返回麦加。

    你们如果去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有一个非常重要清真寺，这个寺里面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就是叶尔孤卜石，穆罕默德就是从这个地方升到七重天。我说这个清真寺就是阿克萨清真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历史，不会去看，但是有人想看这个寺也非常难，因为以色列当局会尽量阻止游客不让看，他今天说这个地方修路，明天说这个地方架线，总不让你进入到阿克萨清真寺，因为他们两个宗教有冲突。但是我建议，如果你们去耶路撒冷的话，尽量去看一下阿克萨清真寺，这个寺在伊斯兰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重要就是穆罕默德从这个地方升到七重天的。

                           阿克萨清真寺

显然，“升霄”就是一个暗示，什么暗示呢？就是穆罕默德将摆脱他的窘境，整个伊斯兰教传教时机到来，为什么强调升霄之夜，实际上升霄之夜是意味着一种转机，从危机状态变成上升的状态，所以升霄。

     四，穆斯林五功

     先知 在麦地那这个地方他做了什么？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Umma（乌玛）。乌玛是什么？乌玛就是一个组织，就是以伊斯兰信仰重新构建的一个社会。我刚才说在蛮荒的阿拉伯世界，因为血亲复仇，所以家庭之间、部落之间、氏族之间一直陷入仇杀，穆罕默德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这么一种野蛮历史，要把人从仇杀的状态变成一种文明的状态。所以他用一种新的组织、新的社会机构来取代原来的氏族和部落，这个概念就是乌玛。

     乌玛怎么组成呢？

   他带到叶斯里卜去的一大批随从，叫做“迁士”，还有原来叶斯里卜这五个部落中皈依到伊斯兰教的人，他们称为“辅士”，迁士和辅士不出生于同一个部落和同一个氏族，但是他们构建一个新的社会，迁士和辅士相互结成教友，共同生活在一个新的共同体之中，这个新的社会共同体就是乌玛。所以伊斯兰社会的确立首先是从社会组织改造开始的，他构造了一个乌玛的社会组织，迁士和辅士之间签订一个协议，我们在这个贫瘠的地方怎么生存下来，这个协议就是麦地那宪章，乌玛就是麦地那宪章的一种成果。

    伊斯兰教教徒就是穆斯林，每一个穆斯林都要有五功：念、礼、斋、课、朝。

   五功首先是“念”，就是念那句话：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礼”就是礼拜，或者祈祷，每天做五次礼拜或者祈祷，我记得有一天很早到机场，刚刚准备托运行李，突然音乐响起来，机场工作人员停止一切工作，朝着一个方向朝拜。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你在中东地区，你晚上躺在酒店床上，你看天花板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天花板上有一个箭头，很多人开始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我们开始以为这个箭头是教你怎么逃生，不是，那个箭头是朝着麦加的方向，这个音乐一起来，你马上要跪拜，你要朝着哪个方向跪拜呢？就朝着这个箭头方向跪拜，朝向麦加。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就是穆罕默德升到七重天的时候，他回到六重天的时候，摩西问他，神安拉说祈祷是怎么说的？穆罕默德说是每天祈祷50次，摩西大惊，说你肯定搞错了，每天怎么祈祷50次呢？你再上去问问。他上去了，神说40次。他回来说40次，说不行。反复好几次，最后回到六重天的时候告诉他五次，五次摩西都说多了，他说你再跟神讨论一下，他说我不去了，我已经跑了很多次了，五次就五次吧，所以现在五次是这样定下来的。

而且那时候他朝拜的方向，在麦地那时代朝拜的方向是耶路撒冷。因为我刚才说在升霄之夜，他是从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这个石头升上去的。一直在麦地那这个地方和犹太教发生冲突，把犹太教三个部落赶出去之后，才把从朝圣方向从耶路撒冷改为麦加。

   “斋”就是斋月，为了纪年麦加启示和徙志，这两个事情都发生在圣月。这个斋月，太阳升起来就不能吃东西，太阳落下去才能喝水、才能吃东西。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书，那本书名字叫做《通向斋月战争之路》，因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战争有一次是在斋月发生的，我不记得是第几次中东战争，那场战争被称为斋月之战。

   “课”就是天课，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收入2.5%交出来，作为天课，做什么？救济穷人，帮助弱者，他其实一个再分配，导致社会和谐和公平的一个方式。

   最后就是朝，“朝”就是麦加朝觐，所有健康的穆斯林在你的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去麦加朝觐。念、礼、斋、课、朝这穆斯林五功就是组织乌玛的五个支柱，他用这个宗教的仪式的、社会的观念取代了部落仇杀的状态，建立了一种文明形态。

   这个图就是在麦加，下面这么多人，几十万人，做什么？朝觐。在公元627年的时候，穆罕默德以启示的方式颁布了他要去朝觐克尔白法令，麦加这个地方有一个天房，这个天房是正方形的，用黑色的布遮起来，里面有一个玄石，这个石头实际上是一块陨石，当时阿拉伯人把这个石头当做神，穆罕默德把所有神都打掉了，就留下了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叫“克尔白”。在公元628年时候，他带了1500人去麦加朝觐。这个时候他和原来麦加统治者达成协议，就是侯德比耶条约，这个条约规定，麦加和麦地那休战十年，每年让穆罕默德去麦加朝觐。在公元629年的时候他做了一次朝觐，到公元630年的时候，他就以麦加当局违反了侯德比耶条约，使用军事力量讨伐麦加，结果他战胜了，整个麦加皈依到伊斯兰教。但是这个事情持续两年以后穆罕默德就去世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穆圣回到麦加，标志着伊斯兰教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完全建立，同时也标志着阿拉伯世界从野蛮状态走到文明状态，以伊斯兰教信仰构建的乌玛，实际上是阿拉伯世界现代国家的一个雏形，标志着伊斯兰文明光芒已经开始照耀着阿拉伯大地。所以当时穆斯林世界两条重要任务，一个是通过乌玛构建一种文明的社会秩序，二是处理乌玛和周边野蛮群体的关系。第二条核心就是圣战。(待续）

                                 伊斯兰文明（下）

                                                文   陈浩武

     五，四大哈里发时期

    穆罕默德归真，我前面说过，穆罕默德给自己定位是“封印的先知”，所谓封印的先知，就是在他之后不可能再有先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谁是他的接班人？他的接班人以什么方式产生，来体现宗教传承的连续性和领袖的连续性？其实任何一个权力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穆罕默德去世以后，同样面临谁接他的班而成为新的领袖得问题。

   穆罕默德没有儿子，穆罕默德生前有四个夫人，就是现在穆斯林为什么可以娶四个夫人，因为穆罕默德有四个夫人。四个夫人中只有第一个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孩子叫法蒂玛，法蒂玛后来成为阿里的妻子。穆圣没有儿子，先知不可能通过血缘关系传承，而且他也没有遗嘱指定谁成为接班人。

   这时候，在麦地那为继承权发生了冲突，冲突在“辅士”和“迁士”之间发生，辅士觉得，当年是我们收留了穆罕默德，如果不是我们打开大门让穆罕默德逃难在这里生存下来，他早就被杀死了，所以辅士功劳最大，应该从辅士中选接班人。迁士觉得我们是最早皈依穆罕默德的，是第一批穆斯林，是最有资格成为他的接班人的。穆圣归真就是争夺领袖地位的开始，权力斗争首先表现在辅士和迁士的冲突。  

    其实这个时候辅士已经开会了，他们准备推选欧拜德作为接班人。这时候迁士的领袖阿布•伯克尔得到消息，他自己到辅士们的会上去，态度坚决的和他们争论，他认为我应该当这个接班人。结果他还真的说服了这些人，大家一致赞成让阿布•伯克尔成为新一代的领袖。这个领袖叫什么名字呢？因为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后面没有先知了，因为他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先知。大家起一个名字叫“哈里发”，后来成为伊斯兰世界国王、军事统帅的代名词，其实哈里发原意就是“代理人”，代理穆圣领着大家祈祷的那个人，就是哈里发。

   从穆罕默德归真的632年到公元661年，这个30年，在阿拉伯历史上被称为“正统哈里发时期”，所谓正统哈里发，是每一位哈里发都是选举产生的，当时的元老政治，贵族元老公推一个人成为下一个领袖，既不是给自己儿子，也不是给自己亲戚，通过这种共和元老的方式推选一个领袖。这30年推举了四个人，一个是阿布•伯克尔，一个是欧默尔，一个是奥斯曼，一个是阿里。我说这个阿里就是穆罕默德的女婿，穆圣有一个女儿叫法蒂玛，他嫁给了阿里，同时阿里也是他叔父的儿子，阿里和穆圣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铺垫很重要，因为后面讲到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根源就在这个地方。所以632-661这三十年，称为阿拉伯世界“正统哈里发时期”。

  阿布•伯克尔成为第一任哈里发，的确有资格。他是穆圣最亲密的战友，是麦加最早皈依的穆斯林，也是和穆圣一起逃到麦地那的同伴。同时，他还是穆罕默德的岳父，伯克尔的女儿嫁给了穆圣，而且非常得到穆圣的宠爱。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穆罕默德归真以后，几乎所有阿拉伯半岛和穆圣签了协议，愿意皈依穆斯林，愿意缴纳税收的人都反叛了，开始造反了。阿拉伯人有一个传统，我跟谁签订和约，那个人死了，这个合约也就自然相应解除，他们认为和穆罕默德签的合约，现在穆圣归真了，这个合同当然就失效，所以要各自为王，阿拉伯半岛重新陷入混乱状态，这个局面叫做“里达”，里达在阿拉伯语中就是“叛乱”的意思，是一个政治危机，也是一个军事危机。

   这时候能够平息里达的人就是阿布•伯克尔，他是一位军事天才，非常勇敢，特别能征善战，只有他出来才能平息危机。阿布•伯克尔在这个过程中是显示了他的军事天才。他派出十一路大军，很快平息了叛乱，巩固了新生的政权。在穆圣归真以后，也有人提出要由阿里担任哈里发，但是说实在的，阿里的能力当时是无法平息“里达”的。

   但是，正在前线捷报频传的时候，阿拉伯世界内部开始分裂了，分裂的标志就是“驼轿之战”，这个分裂还是跟我说的事情有关系，就是关于阿里的身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被刺杀身亡，阿里被选为新的哈里发，就是四任哈里发，奥斯曼部下就让阿里追究那些刺杀奥斯曼的人，阿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表现没有满足这帮人的需要，所以阿里也被刺杀。

   阿里被刺杀以后，在阿拉伯世界当中最有力量的人物就是穆阿威叶，穆阿威叶是什么人？他是麦加贵族倭马亚家族领袖艾布.苏富扬的儿子，大马士革的总督。这个艾布.苏富扬当年在穆圣创教时，是穆圣的死敌，就是他把穆圣从麦加赶到麦地那。一直到公元628年，他才迫于压力皈依穆斯林。后来担任第三任哈里发的奥斯曼就是倭马亚家族，他重用自己家族成员，所以穆阿维叶担任了大马士革总督，并兼任北部战区司令官，政治中心在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穆阿威叶在阿里被刺杀之后成为新一任哈里发，而且在公元680年的时候把他的儿子封为哈里发。

   穆阿威叶开创了一个先例，子承父职，所以阿拉伯世界进入另外一个时代，正统哈里发是贵族元老推举的方式变成了世袭制，这个开始就是从倭玛亚王朝开始。倭玛亚王朝和原来最大转变就是从元老共和制转变为世袭制。穆阿威叶这个人是很有名的军事统帅，他的治国能力非常强，他有很大贡献，但是违反了原来共和元老政治的政治结构，他把他的儿子封为哈里发，然后阿拉伯世界就变成世袭社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六，什叶派和逊尼派

    穆阿威叶担任哈里发期间，发生一个重要事件叫做“卡尔巴拉惨案”，这个事情在阿拉伯历史上非常重要。阿里被刺杀，但是阿里有两个儿子，长子哈桑已经不在，次子叫侯赛因，这个人很棒，他不承认穆阿威叶把权力交给他的儿子，认为这种世袭制并不合法，没有得到麦加贵族的承认，所以在麦加和麦地那的贵族开始反叛倭玛亚王朝。倭马亚王朝这些人就说，你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们商量看谁成为哈里发。侯赛因就带着他的家人一共73个人，卫兵，包括一个1岁小孩，就从库法到大马士革，但是在半路上，一个地名叫卡尔巴拉的地方，倭玛亚王朝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把73个人全部杀死。并且把侯赛因，阿里的儿子，穆罕默德的亲外孙杀死，头割下来送到大马士革，这个惨案叫做卡尔巴拉惨案。

    卡尔巴拉惨案激怒了当时相当一部分阿拉伯人，认为穆阿威叶这个事情做的太过分了。所以后来在伊斯兰教当中分成两大派别，一个叫做逊尼派，一个叫什叶派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整个阿拉伯世界就分裂了，分成两派，什叶派，什么叫什叶派？在阿拉伯语当中就是“阿里党人”，支持阿里的，反对穆阿威叶的就是什叶派，凡是支持穆阿威叶的就是逊尼派。所以阿拉伯伊斯兰教从库法惨案开始，就在宗教上正式分裂，原来只是权力之争，后来变成教义和教派之争，整个伊斯兰世界分成两大派别，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

    侯赛因被杀死这天是伊斯兰教历的1月10号，这天被什叶派确定为“阿舒拉节”，阿舒拉节就是为了纪念侯赛因被杀。我曾经在伊朗亲历过这个阿舒拉节，那种场面真是令我们非常震撼，他们阿舒拉节这种沉重，这种痛苦，是我们非伊斯兰教信徒无法理解，男人都把衣服脱光，用长长的铁链抽打自己，有的铁链前面还带着尖刀，把身上刺烂，这些人唱歌、哭泣、祈祷、游行，有的铁链是象征性在身上抽打，有的是非常血腥的，真正铁链抽打自己。他们在表达什么呢？什叶派这些人表达当初倭玛亚王朝骑兵在杀死侯赛因的时候，我们没有拿起武器反抗，我们后悔，我们没有尽到责任保护穆圣后代，所以我们这样惩罚自己。

                                              阿舒拉节（伊朗）

       卡尔巴拉惨案是个分水岭，以后伊斯兰教就分成这两派，所谓“逊尼”的意思就是跟随、就是正统，“什叶”的意思就是阿里党人。什叶派一直认为只有穆圣的血亲，只有穆圣的家人才有神圣性。所以新的哈里发必须出自穆圣后裔，出自于古莱什家族，出自于哈希姆家族，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是穆圣的血亲，才有神圣性，这是什叶派强调的观点。当然他们在教义上有很多区别。逊尼派崇敬的宗教领袖是哈里发，什叶派的宗教领袖是伊玛目，伊朗现在的国际机场都是以“伊玛目”命名。

    这里面有一张图是穆斯林在全世界分布，大体上我们看到的深绿色就是什叶派，主要在今天的伊朗、伊拉克的一部分、叙利亚的一部分和也门的一部分，其他淡色的都是逊尼派。大概在穆斯林世界17亿信徒当中70%左右是逊尼派，30%是什叶派。什叶派现在所在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伊朗，伊朗是把什叶派列为国教的国家，叙利亚逊尼派是70%，30%是什叶派，但是这30%是皇室，占统治地位，在伊拉克也有一部分什叶派。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去过约旦，在约旦我们住的酒店里面都有国王和王妃照片，这个人是阿里的后人，他是真正的圣裔，是圣人血亲。但是非常有意思，他这个国家已经不是什叶派，是逊尼派，他成为一个逊尼派国家的国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刚才讲到倭玛亚王朝，他统治100多年后，被另外一个阿拉伯伊斯兰王朝取代，这个王朝叫做阿拔斯王朝，这个王朝很重要，他所在的时代和中国唐朝是一致的。这个阿拔斯王朝之所以兴起就是这个王朝的领袖利用了什叶派，利用什叶派对魏玛亚王朝仇恨，利用他们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帮助阿拔斯王朝建立新的王朝，这是公元750年，推翻了魏玛亚王朝建立了阿拉伯世界新的王朝。这个王朝穿黑的衣服，中国史书称为“黑衣大食”，倭玛亚王朝穿白衣服，中国历史记载是“白衣大食”。这个人在公元750年的时候通过他军事力量彻底颠覆了倭玛亚王朝，建立了自己王朝，这个王朝意味着阿拉伯世界走向一个新的领域。

    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人有没有去过西班牙的？在西班牙南部靠近北非的海峡，有很多非常有名的清真寺，那个地方为什么有清真寺呢？就是倭玛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推翻的时候，阿拔斯王朝做了一个非常灭绝人性的行为，开了一次鸿门宴，发邀请让所有倭玛亚王朝的国王、贵族、亲戚全部来赴宴，然后在席间把这些人全部杀死，把所有有皇族血统的人斩尽杀绝。但是有一个王子成为漏网之鱼，他跑掉了，这个王子从公元750年一直逃亡到公元755年，逃亡了5年时间，沿着阿拉伯到埃及、到北非、摩洛哥，渡过海峡跑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阿拉伯世界的王朝，历史上称为“后倭玛亚王朝”。

                                                      科尔多瓦大清真寺（西班牙）

      这张图就是今天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一个清真寺，这个清真寺被基督教改造了，包括图片中我们看到的这个桥，都是逃亡的王子修的，他在这个地方是极有政绩的领袖。

        七，中国和阿拉伯帝国之间的一场重要战争

    在历史上，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没有交集？有，就是中国在唐代和和伊斯兰世界的阿拔斯王朝之间发生一场战争，称为“怛罗茨之战”，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751年。前面我说过，公元750年是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转折，就是阿拔斯王朝取代了倭玛亚王朝。在这个转折之后的第二年，中国唐王朝和阿拉伯帝国发生了战争，这个战争发生的地点，在今天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市境内，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地方，古城塔拉兹，唐代称为怛罗茨。

    这个战争非常重要，唐王朝作为一个帝国不断向西扩张，阿拔斯不断向东扩张，这两个国家必然有一战，这个战争就发生在中亚的怛罗斯。当时，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一部分都是中国领土，或者是承认中国为其宗主国的领土。从汉代开始，中国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西域都护府，行使主权。我们不是经常说李白是外国人吗？其实李白出生的地方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这个地方本来是吉尔吉斯斯坦，怎么说是中国人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属于中国的，属于中国西域都护府。

   这场战争中方将领是唐军统帅高仙芝，高仙芝是朝鲜族人，他的职务是安西节度使，既是总督，也是最高军事领导人，能征善战。阿拉伯世界主要是骑兵，当时中国冷兵器非常先进，特别是弩的发明。弩可以在数百步步之外穿透阿拉伯骑兵的锁子甲，当时阿拉伯人的盔甲非常先进，他们军队使用的不是铠甲，而是锁子甲，当时中国的弩可以在几百步外直接穿透，当时阿拉伯人非常怕这个。

   高仙芝号称十万兵力，他的布阵在主阵上是把弩手分三排，因为弩一旦发射出去，重新把第二只弩装上去要有时间，如果时间没有掌握好，敌人骑兵就上来了。所以弩手分成ABC三排，A排发弩后，马上撤下来到C排后面，成为第三排，然后B排成为第一排发射弩，发射后马上后撤，然后C排发射弩。这样依次循环，可以形成连发。使箭如急雨。阿拉伯骑兵非常害怕。严格讲这场战争中国人完全有把握取得胜利。但是在唐朝的时候，中国方面兵源不是很充足，所以习惯是征召突厥人或者回纥人作为雇佣军，主阵是唐军，左右两翼都是雇佣军。结果在最关键的时候雇佣军叛变了，这个叛变导致唐军主阵大乱，怛罗斯之战结果是唐军全军覆没。

    中国人为什么不大讲怛罗斯之战？中国人好面子，因为是失败的事情，这个事情就不说。据说《新唐书》记载怛罗斯之战只有一句话，不到十个字。我去吉尔吉斯斯坦，导游说我带你去看我们民族英雄，我问是谁？他说：玛拉斯呀！就是在怛罗斯战场上战胜你们唐朝军队的英雄，他非常骄傲。

   怛罗斯之战的历史性意义有两点：一是这场战争使唐王朝向西扩张步伐从此打住，怛罗斯之战之后，中国疆域从来没有跨过怛罗斯以西。第二，战败被俘的唐军中有很多工匠，包括建筑专家，造纸专家，养蚕专家，种桑专家，缫丝专家等，把中国造纸技术和种桑养蚕纺织丝绸技术传到阿拉伯国家。在此之前，阿拉伯世界没有纸张的，怛罗斯之战之后中国造纸技术传到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是在8世纪以后出现纸张，纸张出现毫无疑问推动阿拉伯世界文明的发展。养蚕、缫丝技术传到阿拉伯世界，也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今天到中东和中亚行走，所到之处，道路两边全是桑树。所以我们经常把车停下来去采桑椹，我们小时候非常愿意吃这个东西，他们不吃这些东西，到处都是桑椹。乌兹别克斯坦的古城布哈拉，市中心有好多都是400多年的大桑树，去德黑兰也是几百年大桑树，一直到希腊宙斯神庙边上都是桑树，就是中国丝绸之路把养蚕技术带到了阿拉伯世界。伊朗人学会了养蚕缫丝，但是，桔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中国江南这个桑树叶子很薄，丝很柔软，到阿拉伯以后就树叶变成很硬，缫出的生丝也非常硬，无法织出中国那种轻薄的丝绸来，他们做什么？织地毯。波斯地毯非常有名，因为是用丝织的。

        八，阿拉伯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

   就像怛罗茨之战一样，我们很多人对这个翻译运动不熟悉。我们不了解伊斯兰文明，对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并不熟悉。其实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上，阿拉伯人做出了极为重要贡献。

   从公元9世纪开始一直到11世纪，阿拉伯世界做了一件对于人类文明极为重要的事情，叫“阿拉伯世界百年翻译运动”，这是一场由阿拉伯帝国主导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学术活动，其重要工作，就是系统收集整理翻译出版古希腊和东方世界科学文化典籍。这场翻译运动的鼎盛时期发生在公元830年到公元930年之间。做出重要贡献的是阿拔斯王朝的第七任哈里发麦蒙。麦蒙在巴格达建立了“智慧馆”，召集大量学者，系统的收集、整理人类重要的学术、思想、文化典籍，主要是希腊哲学。哈里发不惜重金在全世界买这些古典文本，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些人的著作，包括印度人的、波斯人的、希腊人的东西都收集来，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阿拉伯学者注释这些经典，再用这些翻译好的注释的经典和《古兰经》对照，丰富他们宗教和神学思想。所以每一本历史典籍都变成四本，他们在全世界到处找。他们从印度找到了数学，当时印度人的数学达到极高的水平，他们把这种东西翻译到阿拉伯世界，我们今天说数字叫做阿拉伯数字，为什么叫阿拉伯数字呢？因为欧洲人根本不知道是印度人发明的，他只知道是阿拉伯人传给他们的，所以我们叫做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是印度数字，印度人发明的123456789。后来又从佛教关于“空”的概念受到启发发明了0，“0”的发现是人类在计算技术上重大的突破，所有这些成果都是阿拉伯人从印度整理发掘出来的，然后传到全世界，今天小孩都知道这叫“阿拉伯数字”。什么阿拉伯数字？明明是古印度人的。同样的道理，他们把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哲学、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和文明全部翻译成阿拉伯文，特别是对亚里士多德，他们对亚里士多德情有独钟，最后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了一个阿拉伯世界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出了一些很伟大的人物。最重要的代表就是阿维森纳，他就是阿拉伯世界亚里士多德学派代表人物。

    阿拉伯世界百年翻译运动的中心，开始在巴格达，后来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就是后倭马亚王朝的首都。后来十字军东征，基督教世界打到阿拉伯世界，他们发现阿拉伯世界有这么多好东西，十字军把阿拉伯人整理的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带回到欧洲去，文艺复兴是这样开始的。文艺复兴的思想和精神源泉从哪里来？就是从阿拉伯世界里面找到了人类思想的精华，包括哲学思想、神学思想、宗教思想、天文学思想、地理学思想和科学技术。十字军东征把阿拉伯世界这些重要典籍带回到欧洲去以后，再把它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谁做了这件事情？1452年穆罕默德二世用重炮打开了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大量基督教神学家逃亡到意大利，主要是热那亚、威尼斯这些地方。所以为什么文艺复兴是从意大利开始，它的根源在这里。这些人回到意大利，回到热那亚、威尼斯以后，开始翻译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当然这次是把阿拉伯文翻译成为拉丁文。就是后来一场非常重要的运动，文艺复兴的根源在此。如果没有阿拉伯世界百年翻译运动，我们人类很多文明传承是不存在的。

   所以怛罗茨之战，使造纸技术在阿拉伯世界传播，纸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导致百年翻译运动，百年翻译运动导致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另外一个开始。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和宗教改革，一直到产业革命，人类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火炬的传播者是阿拉伯人，而这个过程就是阿拉伯世界的百年翻译影响。

             爱 在石门坎

               2016年春节石门坎之行记实

                                     文：张赐安（石门坎后援团成员）

     2月5日 贵阳 阴

经过十几天准备，“石门乡民间帮扶项目”人员一行2人背负六件物品及摄录器材，乘往威宁的火车赶住石门坎，开始了2016年春节14天的石门坎帮扶工作。车过水城梅花山未见梅花却见山峦到处银装素裹，贵州的“西藏”，高寒山区磅礴乌蒙一路展现。

午间到达威宁草海站，下午四点半又搭乘去云南昭通火车一路站立，晚七点余，在满山银枝玉叶的画卷中，跟随世界上最壮观的返乡大潮，我们被滚滚人流裹挟着到达昭通，近百人手举昭通市十县一区名字的小牌分五层排列，在争先恐后的揽客喊声中让我们好似受到地县一级“仪仗队”般的列队欢迎。

昭通实在是云南民众对待乡亲和外地人进入滇东北大门后表达浓情礼仪之地。寒风中我们站立车站广场，接待从成都过来加入帮扶项目的一位同工。晚八点过坐上从石门坎来买东西的中巴，穿过冰凌的山路，到晚上近十点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才辗转才进入了石门乡。

此时，感恩之情油然而生，几天来一路祷告已被天父悦纳。此刻，远离无尽的喧嚣和“现代信息的奴隶”生活，我又来到这极其安静的小山乡，第二次在新年期间安顿我失落的灵魂。

     2月6日  石门乡  阴 零下2度-2度 小雪 

今天我们开始了这里的帮扶工作。

上午探访住在街上的两位70多岁的老人张义祥、杨华明老师，陪同成都姊妹在积雪中参观柏格理等13位宣教士47年来在石门坎传教、兴学、办医院、推广农林技术的那些历史遗存。

中午，探访与柏格理等英汉苗人共同创制苗文的苗族学生杨雅各的孙女杨老姊妹。

下午，在教堂为圣诞节给敬老院十几个老人们拍的照片装上相框，分出其他几个地方的照片好明天带去。

晚上，踏着积雪和稀泥我们进入苗寨中寨村吴组长家，入夜我开始了我的“回乡”第二个春节与“家人们”的团聚生活。12点后在静夜中安然入眠。

     2月7日 除夕 多云

早起山峦边缘红云显现，拉开了石门坎今日及未来十五天新年人们欢喜快乐的喜悦生活。寨子里由省市县政府帮扶石门乡脱贫致富工程的村寨新居已在修建，下半年中寨、新营的村民们将能住进新居。

今天的工作一是到敬老院探访慰问，二是到柳树村（原来的麻风村）探访慰问并与村民过除夕。

九点半7位人员乘坐小面包车从挂满冰珠的白刀岭下的草原村去往敬老院。公路上结冰凝冻严重，车速虽缓但车轮仍不时打滑扭摆，让我们心中甚是担忧，为安全起见我们下车步行，队员们提着物品在寒风中滑动而行，事奉的道上却喜悦不已。我心中想起赞美诗“我们要向高山举目”，此时近距离站在白刀岭下，望着山岭高处和山脚我们这一小群，我们真是“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唱出我们的感恩与快乐。

一进敬老院，老人们就欢喜起来，我们老弟兄，老姊妹，老人家新年好的问候使院里的老人活跃起来。我们请老人们集中到活动室，又是拿糖果水果糕点，又是一个个分发圣诞节给老人们拍照的许多照片，热情的气氛使温度升高了许多。给老人们照新年合影是这里动人画面中的一个亮点，新生命、新盼望在长者们眼目中、面颊上流露出来，和着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等好几首心灵相动的赞美诗歌，老人们流淌的眼泪和笑容实在令大家感动。应该说，是老人们给了我们别样的喜乐、别样的风景。

几位当地返乡的大、中学生也较我们早来到院里，在厨房里默默地给老人们包着馄饨，合影自然不能少了他们。中午，回到教堂礼拜，今天的礼拜是新年前的最后一个礼拜，苗族弟兄姊妹们纷纷将一年的生活向天父献上感恩，述说分享各自在生活中坚守信仰学习和行出圣经道理得到的各样益处。

尽管是除夕，他们却安静在主耶稣的面前，并不急着为俗世的吃喝忙碌。下午四点多，十余位同工坐着面包车和摩托车到达柳树村，按着事先安排，村里陈少华和几个青年接待我们，一同把村里的老少都请到村里的平房大院里，中午就一直高挂的太阳已经开始西下，大家张罗着摆桌布置，将春节礼物与圣诞节给大家拍摄的许多照片分给乡亲们。在节日的热闹炮竹声中，抓住明媚的羊年最后天父恩赐的和煦光照，手机相机顺光抓拍了全村从未有过的除夕“大合唱”。

这不是人的安排，是天父特别的恩典，在2015年最后的日子里将平安与喜乐充充满满地加给了这特殊的一群“爱子爱女”们，让他们将这来自属天的爱与恩典领受与分享，在平安与喜乐中又迎来新的盼望与生活。

合影之后，我们又与朱村长第五次给村民们讲了把老学校房子东西腾出来，再找资金来修补漏水的屋顶，并重新粉刷屋子，希望这件事在春节过完后就动起来，因为许多老师们已准备了部分书籍和电脑，教会也提供一些椅子，这样就可以让老人、孩子和青年们都有一个学习和娱乐的活动室，大家非常高兴愿意一道协助村长帮助陈少华、曾民兵两家把房子整理出来。

新年为村民们拍摄“全家福”也是这次下来的工作，于是我们趁着打工回来的，儿子女儿带媳妇女婿和孩子们回家来的，一家家组织，一家家拍摄，为要使这里的老人们得着特别的安慰与快乐，因为他们中有许多因患麻风病虽然早已治愈但却有残疾，以及老迈原因不方便出去，也不愿意去街上照像，能在除夕的家门迎着阳光与出门回来的子女们拍摄新年全家福，实在对老人们是一件佳美的新年礼物。

除夕就要有年夜饭，陈少华和几个青年趁着我们拍摄已完马上在院里摆上菜肴，队员们为赶时间抓紧与村民一道送上平安与喜乐的新年祝福，纷纷领受分享了来自柳树村所有村民的一片爱心与喜乐。趁着天色还未黑下来，带着村民远送的深情，我们与乡亲们告别后在坎坷的山路上返回街上。看着骑车同行的青年们与柳树村的青年们喜悦的表情，真是别有一番风景。他们虽是帮扶的对象，但同时也成为帮扶别人的义工，成为“爱的使者”，这是多么可喜的变化。

晚上在中寨我们聚集在学生吴忠平家，两个苗族家庭也一起加入了真正的土味除夕美餐，桌上没有烟酒，猪、鸡、魚肉加土豆、红豆，气氛平静而喜乐，彼此充满亲切轻松。八点半，寨子里聚会点开始除夕敬拜赞美，这样的赞美在许多寨子一同举行。50多位主耶稣的儿女穿着整洁的苗装一起为—年来得到的恩典用苗语汉语歌颂赞美天上的父亲，与去年的除夕一样，彼此分享述说着各种生活生产中的美好见证。北京到威宁支教和成都、贵阳的同工也一同分享在遵行耶稣教导的道路上看到和领受恩典的见证，一直感恩不断，喜乐不停。凌晨快一点事先预备的糖果点心由好几个青年人一箱一袋分给小孩、老人和大家，每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如幼稚园孩子般用双手一捧捧接着六、七次天父赐予的美物。

临了，齐心感恩祷告后众弟兄姊妹们带着一年来天父满满的祝福打着小手电一群群走进夜幕回到上中下院自己的家中。大年初一初二的夜晚八点他们又将回到这个大家，继续述说着无尽的感恩，永恒的追求，继续欢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继续将心灵深处的那一声“哈利路亚”献给主耶稣，继续显现《爱在石门坎》的美好见证。

     2月8日 初一 阴转多云 

石门坎中国式的新年，在云贵高原交界之处海抜2700多米的白刀岭上空满天的明亮晨星中显现。欢喜得最早的是寨子里报晓的公鸡，接着是一大群从各家汇集在一起的十多只白狗、黑狗和花狗，它们每天早起必相聚后追逐打闹够了才扁担开花各回各家。如旧历去年的昨天一样，并不因昨夜除夕晚睡而不早起，村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感恩再感恩的生活，坚信再坚信来自属天父亲必赐下的各样恩典的信心生活，照看着主耶稣的话语去洁净自己身上各种属世的污秽，努力朝着符合主耶稣要求的“爱的生活”。

今天的工作一是帮助成立“石门坎农民摄影协会”，让这里的年青人们能有着健康的文化生活，借助相机和手机宣传家乡之美；二是继续探访村寨老人，病人；三是为村民拍摄“全家福”。

上午十一点，来自荣和村、柳树村、新合村以青年为主又有中年农民参加的“石门坎农民摄影协会”成立活动，经过五个多月的准备，由帮扶而得以在贵阳进行摄影、摄像、影视后期编辑、ppt、ps平面设计专业级学习培训近一年的两位打过几年工的19-20岁青年农民吴忠平、杨世伟担任会长、副会长，七个热爱文化生活、有些简单摄影知识和学过一些摄影的农民，像模像样按照七项程序，在贵阳三家专业摄影机构和器材公司的支持赞助下，在老少村民们满心欢喜的热闹气氛中正式成立。三年、五年以至十年后，他们和他们带去的一批老中青少农民将会拍摄出家乡石门坎这片非常神奇的土地上充满灵性的生活美景。

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石门坎教堂开始了新年的敬拜赞美，主题还是感恩，各个村寨的小组赞美，一曲接着一曲献唱（献给天父与耶稣)，一个声部、两个声部、四声部的赞美诗合唱都有。黔东南侗族说“饭养身、歌养心”，唱歌是他们的生活，石门坎的苗族歌唱赞美也是他们的生活，穹苍之下他们的心喜乐而又平安。颂扬中我穿上弟兄们给我预备的苗装加入中寨组四声组部以男低同唱《一生赞美主》，还用半生不熟的苗语跟进另两首合唱。

一月一次的石门行到了这时似乎对大花苗语有了感觉，青少年到青年时代在黔东南凯里苗寨旁的工厂生活的十六年里，从苗族同学、工友和苗寨里的村民中学习了许多苗语，这样的基础对我学习大花苗语自然起些作用。新年分享中他们都渴望靠着信心和好行为过上洁浄的生活，远离这俗世的风俗，就是那荒诞、醉酒、污秽的言语、虚妄的空谈、贪恋钱财的心（就是求财源滚滚）以及淫邪、争斗各样的恶俗行为。

晚上仍在中寨吃新年大餐“洋芋加土鸡加酸菜豆米加腊肉加豆腐加鱼腥草”，马铃薯这称为洋芋的食物与酸菜豆米成了石门坎人家一生最离不开的口爱。 今晚寨子的新年歌唱赞美是用颂扬的歌词与美妙的旋律与天上父亲和他的独子耶稣讲话述说，这是无伴奏诗歌与音乐式的祷告祈求敬拜，歌词充满了天上地下诗意般与灵性生命境界的崇高、圣洁的真善美追求……，从声到心，从人到神(那创造了地与天和天外的天的第一智慧者）。

     2月9日 初二 多云 零下1度一8度

今天的工作是去新合村与才成立的“天麻蜜蜂食用菌种养殖合作社”社员开会，与他们讨论今年工作与发展。

上午，我们包了面包车从石门乡街上驶向二十公里外的新合村，先在合作社法人韩文军家午餐，再赶往沙包包村民组，见到了另5位成员和新合村妇女能人马贵荣支书。乡村合作社成立容易发展难，资金与技术最难解决。然而最难难在人心齐，围绕难事与发展的盼望，社员们还都想要尝试一番。讨论了不要“等靠要”，不只为自己，不要急于求赚钱之后，大家对今年的工作定下了内容与要求。看到这些渴望发展的村民，帮扶合作社的技术培训成了我们今年在这里的一个重点。转回街上的途中我们去看望教会的谢老组长，说是看望反倒让老组长招待了我们。

晚上，与昆明来的弟兄姊妹们仍然在中寨赞美敬拜，真是如赞美诗中所唱“我们要口唱心和天天赞美主”。 

    2月10日-13日 连续多云，1-13度

从石门到县城转羊街一村庄大洼，在那里与初二就放弃一年中与家人和亲友相聚最珍贵的新年节日，来到这里的深圳11位青年同工一起为遵行主耶稣的道理做服侍。这些同工有曾在去年国庆长假分別到石门坎和大洼村帮扶的，也有第一次来的。

13日下午，与深圳同工分别后，我晚九点多回到石门中寨，此时石门的气候在晚六点至八点短短两个小时，就从明媚温暖急转到寒风凌烈，尤如两个季节，两种对比互相反衬，让我们对冷暖又多了一层更深理解，这就是天父的奇妙功课，让做孩子的得到特别的训练。

    2月14日 初七 阴 零下3度-2度

今天工作是去柳树村与村里的年青人们摆谈村里的发展。

上午，在学生小杨家早饭并与他谈今年如何利用学到的摄影、摄像技术返乡创业的具体打算。

中午与寨子里的村民去教堂礼拜，一路上原本的光树枝、杂乱的灌丛、杂草丛全被凝冻后晶莹包裹，显出冰树银花的景致，开满山梁和沟谷。尤如东北松花江边吉林市中国一绝的江城树挂，令我手中的相机拍个不停。礼拜开始前，小吴与我走进一片洁白晶莹的丛林围绕的圣徒柏格理、高志华和他们学生的墓园，去清理各样的弃物，以还洁净与空灵于树下，得平安与喜乐于人心。

下午礼拜结束后，我与柳树村张光荣弟兄同往他家。

晚上在村里曾兵家晚饭后，与七八个青年和朱村长几个老人在陈少华家围着铁炉聊起村里的发展，柳树村的青年与特殊的父辈们不一样，大多都外出打工见过世面。一心想自己也要建新房、娶亲、开车谋发展，大家各有主意各有打算，想养牛的、养鸡的、想种天麻的、想养蜂的，寒风挡不住他们的热情，挡不住他们的盼望……

谈了发展之后我们还一起谈到青年们要好好地照顾父辈，村里的父辈有着非常特殊的人生苦难，因病万般无奈从四方八寨来到这里，并生儿育女带孙一直艰辛生存直至今日，实在百般不易。大家要好好团结互爱，彼此帮衬照顾好父辈们，让他们在晚年从中得到一些安慰与快乐，让柏格理他们在这里播下的爱的种子也生长在青年和他们孩子心中，不仅爱他们的父母亲人，也爱世人。

这夜，我住在村里，深深的感受到村民们对我的温暖与爱意。 

    2月15日 初八 阴 零下2度-4度

今天的工作是上午与张光荣等人在村里看望王明刚老人，与孩子们交流，讲柏格理爷爷和老师们“爱”的故事，讲耶稣老师“爱”的故事，唱一首爱的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学习说着爱父母、爱家人、努力学习的话语，爷爷奶奶们在他们的欢喜快乐中得到了许多安慰。

下午与在贵阳学习摄影、摄像技术准备返乡创业的小吴去乡政府办公室联系咨询，交谈去年科学院九三支社科技帮扶石门乡开展的工作情况和今年开展工作的考虑。

晚上参加中寨村民共同为一对新年新婚青年帮办的喜事，这个新娘是新郎与村民从昨天凌晨冒着凝冻路滑去威宁县城旁苗寨迎亲，今晚九点才回到新房的，满寨老少村民与新娘家送亲的十几个伴娘伴郎用上天而来的爱之歌伴随这对燕儿直到深夜，寒风细雨化成了充满祝福的圣洁冰花。 

   2月16曰 初九 阴 零下2度-3度

清早起来，满寨子从农舍到树林巳成冰晶世界，由于中寨地势较高且开阔，几天来晚上都有冻毛雨，降下后在树木草灌丛中凝结又逐渐加厚，在北风中形成朝一个方向不规则的晶体，成就了別样的景致。

上午我带着学生小杨叫上那对新人和穿着大花苗盛装的男女青年以寨子为背景拍下了好几张石门冬景。

春节是石门坎青年们收获爱情的佳美之时，下午，我们又来到新合村沙包包苗寨，参加这里又一对新人爱之花开放的盛礼。去年春节第一次在这里为苗家女孩王琴拍摄出嫁的一幕又一次再现，好似《爱在石门坎》交响乐“春之欢”乐章的重奏，与昨晚中寨喜乐一样也都毫无例外地呈现出一个鲜明的主题“天父的恩典”与“感恩”。

傍晚，新合村天麻合作社负责人韩文军带我离开沙包包去他家吃晚饭，又一同商量安排今年合作社人员去贵阳继续学习天麻栽培和食用菌栽培技术培训的工作，并带动柳树村几个村民也种植天麻、养蜂的具体事项。韩文军，一个五十岁的彝族汉子，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学习种天麻、养蜂，苦到曾经有一个多月每天顿顿只能吃清水面条，家人远离但仍一心一意践行他“不是天麻就是蜂子，不是蜂子就是天麻”的“理想”生活。我与他大半年来的相识，近距离印证了他所说的“戏言”。这夜，我与他同在杂物仓库的卧室同床共寝。 

     2月17日 初十 阴 气温略回升

今天工作是返回中寨了解春耕洋芋种植。

上午在韩家附近拍摄民国安家一土司老屋残址，与从沙包包返回的小杨同骑摩托返回石门街上，去往草原村拍摄石门最高峰，冰凝封锁下真正的“白刀岭”，这白刀岭(一说薄刀岭)是石门乡的象征与符号。我选择了不同侧面进行了拍摄，以表现山岭的险峻与冬日的景色。

在整个威宁，春节期间是喜乐的时节也是春耕的时节，初二初三开始，趁着阳光，返乡回来的村民们就下地犁土，并从牛舍马圈中掏出的一堆堆糞草，准备好后每天用马驮人背运到山坡上分散的地里，石门坎也是如此。

下午，我与小吴、小扬家父母去运肥犁地背白罗卜，了解洋芋种植和种玉米的情况。十二年前我在贵阳郊区的200亩石山坡上当了六年周末农民，种玉米蔬菜牧草，饲养草地鸡和奶牛，推广人工种草养畜技术，对种养殖也还有点体会。今日的石门乡村发展，没有各项种植养植技术的推广，村民文化知识的学习提高，其困难甚大。今年帮扶工作将增加农业林业技术讲座和农户到贵阳或其他地方培训的次数。

晚上八点半在寨子里举办第七期科普讲座，针对乡村老少村民妇女们文化低的情况，帮扶项目一直以来举办讲座都以视频农业林业科教片学习为主，提问解答为辅的方式进行，通过持续努力从中选择几户村民进行重点指导和培训，再通过二传手方式带动村民。今晚讲座学习《猪病防治技术》、《牛病防治技术》，参加人数20人，男性9人，妇女11人，年龄最大61岁，最小15岁，还有3名小学生也参加学习。培养小学生从小学科学爱科学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内容。讲座中根据中寨实际发生的猪病、牛病向村民提出5个问题进行调查记录，并解答他们的疑问。

透过讲座，老少妇女村民们的眼晴里充满了渴望，也充满着疑惑，改变他们的种养殖老法子与科学饲养要求的差距正是我们长期要不断努力去做的工作。一位姊妹让我代她将2000元奉献给帮扶项目，为此，我们将奉献款用于中寨去年5月开始的”坚决改变陈旧陋习，杜绝烧敞灶，保护大花苗老人与孩子”的专项工作中，安排给五户较困难的村民购买铁炉子不再烧敞灶，并且要一直做下去直到寨子完全不再烧敞灶为止。

     2月18日 初十一  阴 零下1度-4度

14天的春节帮扶工作结束，今日将乘坐早八点班车返回县城，我与小杨去草海拍摄《贵州湿地保护》科教片中黑颈鹤的镜头，小吴留下练习另一家婚礼的拍摄。

整整一年来石门坎的工作只是一个开头，一个浅浅的了解，带给我的却是太多的收获，那就是我电脑中《爱在石门坎》这个主题里那一幅幅美好的画面，一个个难忘的瞬间。

“爱”，使不同的人们将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变成对石门坎的关心、帮助，并奉献出大大小小的资金、物品、知识、技术和长长短短的时间，石门坎的人们也将爱回报爱。“爱”，在石门坎，“爱”，又超出石门坎，直到各地。

    基督时报：您在对于石门坎的多次介绍中都很坦率和直接地强调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在其中扮演的深远角色，而您在谈到解决时下中国社会许多危机时也从不讳言自己对于基督教信仰对社会和文明更新的看好。就您个人而言，您不是一位基督徒；与此同时，您是一位社会学者，这也意味着看待很多事情时常常会怀有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所以，饶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非基督徒的社会学者，您对基督教却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温情，而且您认为基督教可以带来一种“社会救赎”的意义。您可以分享一下，为何您会对基督教持有这样的态度呢？您认为基督教可以给当下的中国社会带来一种怎样的意义呢？

答：这其实正是我的思考所在。这些年我一直思考的就是两种不同类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那么，有哪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的转型呢？

第一种是欧洲国家，比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大多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西方民族国家。回顾它们现代化转型的过程，首先从14世纪中世纪走出来的第一步就是文艺复兴，就是解决了人从教会中世纪的黑暗走出来，来完成人的主体价值的上扬和人的自我解放。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对基督教的反动，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文艺复兴反对是教会，而不是反上帝，反对基督教信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中世纪的黑暗恰恰是当时的教会垄断了人灵魂皈依的通道，所以导致了教会腐败，我认为这次运动对于奠定整个欧洲的精神状态和把人解放出来意义重大。

第二步就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反对的，就是教会这类中介机构利用对人进天堂路径的垄断而获取财富，他反对天主教卖主教位置、卖赎罪券，他提出的“因信称义”就是说人能否成为上帝的义人，只要有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就够了，这又是一次解放。

第三步就是之后的启蒙运动，卢梭代表民主、伏尔泰代表自由、孟德斯鸠代表法治、一直到康德，他们完成了一个所谓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在科学领域我们把上帝赶出去，在精神领域我们把上帝请回来”，完成人们对基督信仰虔诚的一个过程，最后才走到17、18世纪的产业革命。

这种社会转型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虽然哈耶克说到“自发秩序”是指市场经济，但是我认为还可以从一个更广的层面上理解“自发秩序”的形成。这种“自发秩序”是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最后到产业革命，完成了整个现代化的转型，这个转型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过程。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那么，这个转型完成了什么呢？两点，也就是我们怎么判断一个社会现代化成功的转型的两个标准。

   第一，是人的价值、人的正义成为衡量社会价值和社会正义的唯一标准和终极标准。就是把人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没有比人更重要的了。你说这个社会是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就是看能不能正义的对待人。这种精神的解放其实是人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甚至成为衡量社会的标准。其实这种对人的承认才是根本上对神的承认，因为人是神的形象，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设计创造的。

   第二，实现了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两者的分离，我们在精神领域信仰上帝，但是我在科学探索过程中，我们排斥上帝的干扰，就是把牛顿和上帝完全分开。康德讲，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他说：在科学领域我们要把上帝赶出去；在社会领域我们要把上帝请回来，也就是说，在工具理性层面，我们要摆脱神学的困扰，以科学的精神来探索自然；但是，在精神层面，我们仍然需要信仰，需要精神价值，需要一个神性的上帝。这种思想最大的贡献是新教改革，到加尔文以后，更是演化成为韦伯讲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演化成为世俗的事功也能荣耀上帝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即每个人在人间的活动，经商也好，科学研究也好，都可以荣耀上帝，工具理性和终级关怀是打通了的。

    这种分离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之所以长期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就是没有完成这样的一种分离。比如，在洋务运动中，发展经济需要修建铁路，这毫无疑问是重要一步。但在令我们想象不到的是，当时修建铁路的阻力并不是来自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来自于意识形态，因为按照晚清儒家的学说，你是不能造火车的，因为火车产生巨大的轰鸣声，会惊扰埋在地下的列祖列宗的灵魂，是一种“不孝”的行为，违反儒家的伦理；你不能修电线，因为电线可能会把我们祖宗的灵魂在地底下电死了。今天看来这是多么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它却实实在在阻碍了我们修建铁路的行为。这就是说，如果一种社会观念，不能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正义的时候，社会实践活动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你的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想成为一种矛盾，不能包容你的工具理性，大大延缓了我们的科技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为什么我们从鸦片战争后一波三折，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没有完成这样一个工具理想和终极关怀的分离，而西方通过刚刚说的400年的过程完成了这样的分离。

     还有另一类型的国家，大多是传统文明的国家，或者是轴心文明的国家，比如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这些国家和刚刚说的第一类国家不同的是，它在接受这些西方现代观念以前，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宗教哲学和伦理体系，甚至它的古老文明远远超过了欧洲这些所谓的现代化国家。这类的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不能解决我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学习西方的正当性，因为在这些国家，人们（主要是社会精英阶层）首先要问，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

我的文明比你西方悠久得多，我们有非常灿烂的古典文明。不能说你们西方现在发达了我们就一定要学你啊。比如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最大的压力是被骂为“卖国贼”，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我们中国不是很好吗，我们中国才是真正世界的中心，我们中国的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顶峰、他们都是蛮夷。所以，你要说现代化转型，那首先要明确一点：要往哪里转？你没有确定你老师的价值的正当性，你就不能解决我为什么学习它的问题。所以，轴心文明国家现代化转型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既定的传统文化成为历史包袱，不能解决学习的榜样是正确的榜样。中国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看这两种民族国际现代化的的转型，可以看到：轴心国家如果要完成这样一个转型，首先要有一个力量去斩断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相关联的观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不完成，那么现代化的转型永远是处在一波三折的过程中，因为你没有解决根本的价值观念。

   这个问题是马克斯·韦伯说得最清楚，他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面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基于一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来自宗教改革所实现的新教的精神价值，就是任何社会实践行为都可以荣耀上帝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对人的价值观重要的突破。为什么你做一个修鞋匠理发匠你都可以做的很好呢？就是他们意识到这也可以荣耀上帝，这就推动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基督教信仰在中国有意义，回到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只有基督教文明才和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相匹配，所有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都受到基督教文明的推动，因为基督教文明可以为轴心文明国家转型提供一种价值正义。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基督教文明是整个社会救赎的根本力量的原因，是来自于这样的逻辑思考。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是传统文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一定是首先要确立学习目标的价值正当性，同时，要实现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的理性分离。伯格理们当年的努力，其意义就在于此。

   对比明治维新的日本和晚清的中国，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在一个民族的转型中，思想家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最伟大的学者是福泽谕吉，他写的一本很重要的书是《文明论概略》，据说当时这本书就发行了200万册，当时日本很多学者都读他的书。他提出的概念就是，文明是一个整体，文明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学习西方文明，只是从器物层面方面学习而不学习他们制造这种器物的制度，那是做不到的，因为西方器物制造的背后是有一套文明体系的，他看到文明的整体性。所以，他认为不能够只能仅仅从工具理性上学。

   福泽渝吉提出的现代化顺序是先改变人心，再改变器物。而晚晴的张之洞提出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只是用西方的器物，把西方的生产线、机器、船买回来，我们还要坚持我们老祖宗的儒家学说，他虽然迎合了慈禧太后，却违背了历史。我们对比可以看出这两个人，你立马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的高下，这两个人对两个民族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差距。

    基督时报：您谈中国“社会危机和精神救赎”时曾经对比过中国传统儒释道与基督教的区别，您认为儒释道对于私德领域很好，但在公共秩序方面基督教是不可忽略的。可以看到，您更多从一种宗教对比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比中国传统宗教与基督教，同时也可以看到您对这两者都较为熟悉并有很多思考，尤其您说过“中国是一个文化传承断裂的国家”，所以可以看到其实您一直也在思考不同宗教、文化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在这个话题中，有一个无法忽视的是：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宗教的张力，尤其是伴随着国人时下越来越多的强调回归传统文化的趋势，这一张力更为明显。所以，我非常想请问的是：在时下现在中国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中，您认为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罗更好的融合，基督教和中国传统宗教又该发挥怎样的一种合力，并且如何更好的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

    答：我们为什么要谈现代化的转型呢？看现在的世界，有三种世界秩序：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二是以曾经的苏联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三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阿拉伯国家没有宗教改革、没有现代化转型，还停留在传统社会，所以我们在现代化转型上不用考察这个类型。然后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它的经济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价值是公平、民主、自由的基督教文明建立和倡导的价值观，军事是以北约为核心的秩序，还有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WTO等体系来一同维持这样的世界秩序。另外一种就是原来苏联主导的世界体系，经济是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这是它的三个经济制度的支柱，价值观是强调阶级斗争，军事是以华约为核心的秩序，还有以国际共产主义联盟维持它的国际秩序。整个来看，是两种世界秩序在竞争，一个追求公平民主自由的文明的美国的世界秩序胜过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的苏联的世界秩序。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苏联这种世界秩序的亚文化。我们的主题是阶级斗争，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到文化大革命，这条路走进了死胡同。改革开放后，我们走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亚文化，在经济上我们走上了市场经济，我们加入WTO、我们进入全球贸易体系，但是，我们在价值观念上并没有接受西方的，完全追求自由民主公正的价值体系，一个法制的体系。其实我们只是学习了美国世界秩序的一半，而另外一半我们还是停留在过去。所以我们就走到今天这个境地。

我们前30年是苏联模式的亚文化，后30是美国模式的亚文化，都是一半对一半，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洋务运动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点上了，100年了我们还在这里徘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困境。

   这个困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雾霾，环境破坏、水体污染、道德沦丧，人心变坏、社会缺乏公义、贫富差别扩大......

   回到我们的本题上来，中国现在需要一种救赎的力量，这种救赎的力量就是只走了市场经济的一半而否认了西方价值观的情况下，我们社会走入了这样大的问题。我们看上去是发展了经济，但是我们中国进入到了“半边现代化”的陷阱。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救赎，那么什么力量可以救赎呢？

儒家行不行呢？儒家对社会救赎的力量，我不否认它是有的，我也讲中国这些传统宗教它也有现代价值，但它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它没有完成一个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而且在全世界并没有儒家带来一种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先例。

   佛家具不具备救赎的力量呢？我认为佛教也不错，它和基督文明一样也是有彼岸、有神性，但是我认为佛教可以构成市场经济主体文明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全球也没有佛教文明带来市场经济现代化转型成功的例子。

  如果我们把佛教的戒律和基督教的戒律做个比较，可以看出佛教救赎力量的有限性。佛教的基本戒律是五戒“杀盗淫妄酒”。这对人有没有约束呢？肯定是有的，我们把佛教的五诫和摩西的《十诫》比较，摩西十戒也有类似的戒律，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但是摩西的诫命在前面加了五条，比如第一是“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遵守安息日等等，这五条我称为是“人神之盟”，当人和神签订了盟约之后，后面的五条才有约束力，如果没有“人神之盟”，所有的后面的戒可以被废除，这是基督教戒律和佛教戒律的差别之在。

   市场经济需要一种契约精神，契约精神的核心就是人和神的契约。假如如果没有人神之盟，所有人和人的合约很容易成为一张废纸。西方市场经济有两个很重要的伴生物，第一是基督教信仰，第二是普遍的法治精神，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的弱项。为什么不守信用？表面看上去是人和人不守契约，但它的核心要义恰恰是是人和神没有契约。当你放弃了人和神之间的契约，所有的人和人的约定都没有了意义。那么，我们把佛教和基督教的戒律对比看的话，可以看出来基督教文明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商品经济的发展，它的戒律就体现了宗教的核心意义所在。

   我的结论是，儒释道都是好的，但是可以进入私域，作为个人修养、君子人格的塑造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对公共秩序的构建，不可忽视基督教文明。

   基督时报：您非常强调公和私分开，认为基督教文明可以更多的介入公共秩序、儒释道进入私人领域等，但是这和现代社会的“政教分离”的原则不矛盾吗？并且如果我们引入“宗教市场”的概念去看的话，应该强调的是不同宗教在公共领域公平竞争，而非差别化的对待。您刚才那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别、以及强调基督教文明对公共领域的强调是否让其他宗教感到一种霸道？

   答：我刚才讲的基督教文明成为构建公共文明的价值，不是人为塑造的模式，而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就像哈耶克说的“自发的秩序”一样，会自发形成这样的结果。宗教信仰必须自由，让社会和民众自由的去选择，最后产生的一种自发自序。你可以信仰儒家、可以信仰佛教，信仰伊斯兰教，也可以是基督教，这是你个人选择的自由。

我们现在不能、也不是要提出一个“国教”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不是要把哪个宗教要立为国教，不是要把社会要变成一个人为构建的社会。我个人认为，只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话，基督教文明天然和市场经济相合，会彼此促进这样的状态，你仍旧可以信仰佛教、儒家等你个人觉得对你修身养性很合适的东西，但在公共领域，基督教文明的一些价值观可以成为整个社会文明的一些大家都认同的底线理念，我是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也许你并非是一个基督教徒，但无论你信仰什么，在公共领域基督教所促进比如尊重市场经济等价值理念可以成为社会的一个共识，大家都彼此在这样的理念下促进公共领域的成熟和健康。

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自由的过程，我们应该要尽量地把人为东西缩到一个很小的比重。因为政府不是一个宣教士，不会特别得推动一个宗教。我也不是一个宣教士，我也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所有的思考和结论都是从一个逻辑和理性的来看，这个可能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是用石门坎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思考和结论是正确的，我找到一个非常符合我价值的标本，所以我就把这个标本发掘出来，把蒙在它上面的这个灰尘拂掉，让它在世人面前显露它真实的样子，而为什么要找到一个例子让大家去看、去观察、去理解呢？因为我认为它符合我刚才说的理性思维的体系。

石门坎是一个社会，本来它很贫穷落后，当伯格理把基督教文明带进去这个社会时它变了，可是当把基督教文明从里面拿出来之后，它的确又堕落下去了，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我的这个观点是对的。

   基督时报：陈教授，您个人的转变或者说你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您38岁投身资本市场成为国内第一批弄潮儿，之后又目睹资本市场的黑暗而转身离开，然后跨界开始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发现文化和信仰的重要性，找到文化和信仰更新社会的样本石门坎后开始投身实践到现在。可以说，您本人就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一个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现在开始重新思考道德、精神、文化和信仰的回归、并探寻未来之路的一个缩影。我非常好奇的是，在您经历整个这个过程中，您是对文化与信仰对个人“安身立命”的意义有一种怎样的认知和体会？

  答：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天下情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天下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性。50岁以后的人更多开始思考哲学性的问题，50岁前主要就是生计、事业啊。我经过人生大起大落后，发现人类社会其实有两种知识，一种就是以牛顿“万有引力”为代表的知识，就是头上的星空，这个知识的特点就是通过学习可以复制、可以逻辑推导，可以事先在实验室里面按照一定的逻辑路线规划出来然后用实验推导出来，这是一种知识，我们可以把他称为“科学”。

    人类还有另外一个知识，这个知识它看不见、摸不着，它也无法用逻辑推导、也无法复制，这种知识的存在和认识，取决于人对生命的态度。你只有持有对生命的态度时，你才会认识到这种知识的存在。

   这两种知识的理念来源于谁呢？对我来说，来源于奥古斯丁。公元410年，西哥特人袭击了罗马城，罗马人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罗马城被攻击，是因为罗马人改宗了基督教，因为公元398年罗马刚把基督教立为国教，公元410年就被外族打到了罗马，觉得我们祖先原来的神是朱庇特神，就是是希腊的宙斯，结果你一改宗就被灭了，这个时候基督教面临很大的挑战，奥古斯丁出来写了一本书《上帝之城》，他说到人类社会有两座城，一座是现实的罗马之城，一座是人们心中的上帝之城，其实罗马城被拆毁不重要，关键是人类心中的上帝之城不能被摧毁，只要我们心中的上帝之城不被摧毁，我们保持虔诚的信仰，罗马城还是可以再建起来的。奥古斯丁站出来写了这本书，可以说拯救了当时的基督教，他在公元410年就就看到了人类社会是有两座不同的城，是现实的维度和神的维度。

   我把这个推导来看，就是人类有两种知识，一类是我们成为科学的东西、头上的星空，一类是人对生命的态度，就是信仰，就是康德说的道德律。其实由两座城推导两种知识，决定了人在社会的两种不同的维度，一个是世俗的维度，就是你可能是大学教授、你可能是一个企业家、你也是一个工人；但同时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在人神之间有个维度，在天人之际你还有个维度，就是你的使命感。人在世俗的维度上是你的职业、你的生涯、你的社会关系，但是人在人神之间的维度是你的使命，所以只有人认识到天人之际的使命，你才能确立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你的使命感，就是你能做什么。

    从这个角度来我想回答你的问题，石门坎这个标本的发现其实是我在人神之际的维度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为什么要去发掘石门坎，把历史覆盖的灰尘拂去，让这个典型重新焕发出光芒？其实是为了完成我们在人神之际的维度，就是我们的使命感。

   什么叫做信仰？

   信就是价值的确认，仰就是灵魂的皈依。“信仰”这两个字拆开来看可以看到，先有价值的确认，才有灵魂的皈依。你只有确立了对生命态度的时候，才会在这样的价值基础上有灵魂的皈依，这是信仰。如果每个国民都有对自己价值的确认，然后完成自己精神的托付、使你的灵魂有所皈依，这个国家就是文明的健康的。

疫苗之殇！震惊！

                          图/文 财新记者 郭现中  

近日有媒体报道：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含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据济南警方初步统计，在长达5年多时间，庞某卫母女从医药公司业务员或疫苗贩子手中，低价购入流感、乙肝、狂犬病等25种人用疫苗然后加价售往湖北、安徽、广东、河南、四川等18个省。疫苗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早在2013年，财新记者郭现中就拍摄完成过一组有关疫苗问题的深度报道《疫苗之殇》，引发过巨大反响和讨论。但是三年过去，问题依旧，悲剧也依旧在上演。对于疫苗在生产和流通中的出现的质量问题，以及正常疫苗的不良反应问题，目前都缺乏足够的识别和补偿。这里我们重发这组报道，希望读者能有些风险防范意识，更希望卫生疾控部门能拿出切实有效的行动。

曾经的架子鼓十级的活泼女孩因注射麻疹减毒活疫苗 ，现在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在鬼门关几度挣扎之后虽然在渐渐康复，但是那架凝结父母希望的进口鼓她已经几年不摸而落满灰尘。 

董梓欣现在已经是植物人状态，父母常年不回来，把这个孩子交给了七十岁的爷爷奶奶抚养。2009年5月，董梓欣的出生给家人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同年12月，奶奶带孩子去卫生所接种了A群流脑疫苗和口服轮状病毒疫苗，结果孩子当天就开始发烧，辗转多家医院后，医院告诉他们:孩子造成的脑损害不可逆转，任何治疗均不再有价值。 

从死亡线上被救回来的许译文大脑严重受损，在经过多次干细胞移植之后，唯一的进步就是会在父母的要求下击打几次小鼓。2011年2月，许伟的妻子带女儿许译文接种了百白破的第二针和脊灰的第三剂。5天之后孩子突然出现发热、抽搐等症状，两天下了四份病危通知书。历经三家医院一个多月的治疗，女儿生命体征才得以稳定下来。但此时孩子已经脑部萎缩，基本处于无意识状态，失去肢体活动能力， 市人民医院的诊断为:病毒性脑病。 

2012年4月23日，龚建的妻子抱着孩子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疫苗，疫苗接种后孩子身体出现异常，在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血小板竟然只剩下11个(人体正常值是100~300)，孩子连夜住进了ICU。医院连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并很快在5月8日做了第一次骨髓穿刺。在一次次的骨髓穿刺中，这个一岁半的孩子受尽了折磨，妈妈精神也接近崩溃。可最终还是没能停住死神的脚步，2013年4月22日凌晨，龚子崇因血小板过低导致的颅内出血去世。 

谢俊杰今年5岁，本应该是起淘气不消停的年纪，但他大部分的玩耍时间都是在阁楼上独自度过，一刻也不能离开父母的视线。注射疫苗导致的“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这个拗口的名字如同一个隐身的魔鬼，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 

方灶群陪着小沁怡在楼下的空地玩耍，小家伙将手里的玩具娃娃甩来甩去，稍不满意就大喊大叫，“从小就住院，孩子的性格受到很大影响”。2011年3月，方灶群夫妇带着女儿方沁怡接种卡介苗，5月底时，作为护士的妻子在一次给孩子洗澡时发现其腋下淋巴肿大，直到7月份，孩子的淋巴肿大已经有鸡蛋大小了，还出现溃烂。在不断奔波治疗的同时，方灶群也不断地找疾控中心要求鉴定。最终得到了“接种卡介苗后淋巴结严重反应”的结论， 并给出了三级丙等的伤残鉴定。 

2013年清明节，夫妻俩回了老家给去世已经三年的孩子的坟头立了块碑，并冲洗了和孩子等大的照片，就像孩子还活着。2009年，女儿费晶铭正值花季，天生一副好嗓子学美声，梦想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同年11月打了甲流疫苗，之后被诊断为“急性重症再生障 碍性贫血”。晶晶在入院到去世前，三个月的时间里 做了四次骨髓穿刺。在最后一次穿刺中生命体征恶化，最终离开人世。 

一年前，马宇轩还在深圳，会在父母的注视下随着音乐跳舞;一年后，马宇轩在湖南常德老家， 安静地躺在婴儿床上，对这个世界再没有回应。改变这一切的是一针疫苗。2012年2月15日小宇轩进行了乙脑疫苗的注射，仅仅过了6天，突然开始发烧、呕吐甚至抽搐。但是住院三天也没查出病因，情况也越来越糟，之后被送到了深圳市儿童医院ICU，医院给出的诊断是:乙脑。 

梁嘉怡已经12岁了，却还是只有一捧大，智力为零。2001年，梁永立的小女儿梁嘉怡出生，健康可爱。2003年8月，梁永立带小嘉怡到会城卫生院一门诊打第二支乙型脑炎预防针。次日凌晨，小嘉怡发起了高烧，住院治疗，出院确诊为“重症病毒性脑炎”。 转眼近10年过去了，梁嘉怡已经接近植物人的状态，四肢萎缩,只有几十斤重,每日饮食都要靠豆浆机打成汁状喂下去。为了讨说法，父亲梁永立曾历时35天骑自行车到北京上访。 

易世华在历经几个月的昏迷和几次抢救之后终于活下来，现在郑州一家卫校学习，她说现在的生活就像宿舍楼下的场景一样，一团糟。易世华原本是个聪明伶俐、讨人喜欢的孩子。2006年 12月,她和所有同学一样由校医注射了流脑(A+C)疫苗,噩 梦从此开始。几天后,她突然变得思维迟钝、胡言乱语,后来 还突然昏倒了。到北京治疗时,易世华已 经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最后医院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 炎”。 

余荣辉在打疫苗之前获得过江门市第一届五年级作文大王比赛的一等奖，他写作的题目是《拯救地球》。他最终也没有完成梦想，他甚至连自己都拯救不了，注射疫苗后导致智力低下，喜怒无常，无力面对多舛的世界。 

王昭洁已经7岁，每日在院子里房子里漫无目的的徘徊。2007年4月9日,当时6个月大的王昭洁注射了乙肝疫苗的第三针,厄运从此开始。当晚就开始发高烧,很快就发展到惊厥抽搐。从此之后,孩子只要一发烧就抽搐, 又过了半年,竟然开始不发烧也抽搐了。智力接近于零,连喝水都要用针管打到嘴里。 

李佳欣于2009注射了乙脑疫苗,2010年出现发热和全身抽搐。在当地医院治疗效果不佳后于1月19日转到大医院就诊,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膜炎”。住院22天后出院,后语言功能和运动功 能都受到损害,留下后遗症。西安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小组鉴定为与疫苗无关。李尊伟不服,2011年1月13日 在户县卫生局以死相逼,服下了整瓶的安眠药,经医院抢救才得以脱险。当年,双方达成赔偿协议。

“我祈祷奇迹在儿子身上出现,让一切的痛苦都离我们远 去,回到以前的幸福平静的生活中去,让时间倒流到2010年3 月16日,把儿子身上的那针药水取回......”李宝向在申诉书里这样写道。那一天,他八岁的儿子李致康打完甲流疫苗,表现得没精打采,之后的两三天,孩子一直气息奄奄。辗转多地最终来到北京，在北京儿童医院ICU,四个月的治疗花去了三十万元,耗尽积蓄，但换来的确是“植物人”状态的孩子。 

王艺筱已经四岁，连翻身都不会。父母奔忙终日换得一点治疗费用，奶奶做饭的时候，她只能安静地躺在玩具堆里。2010年3月,妈妈史玉凤带王艺筱在临沂市妇幼保健院接种了A群流脑疫苗,当晚孩子就发高烧并开始抽搐,被诊断为重症病毒性脑炎。转到临沂市人民医院治疗半年依然无效。当年9月,他们去了北京大学妇儿医院,病情才逐渐稳定,但巨额的医疗费用已让这 个家庭濒临绝境。 

注射强化麻疹疫苗之后，孙舒晴就患上了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长期大剂量的激素治疗虽然暂时保住了命，但是却让她的身体停止了生长，六岁的孩子还停留在打疫苗前的身高。 

卢佳润现在的智力基本为零，母亲带她看院子里早开的樱桃花，她在怀里一动不动，却一直睁着眼睛。卢佳润曾经在七个月大的时候就能挨着墙站,每天早上 六点就会醒来,趴在卢卫卫脸上喊爸爸。卢卫卫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但四年前的一针疫苗让这种幸福戛然而止。 

郑州北郊的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患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张俊龙已经这样一动不动躺了三年。 

注射疫苗之后，这个本来都会爬了的孩子再也没能站起来，年轻的母亲伤心欲绝。高晨翔,一 个曾寄托了这个家庭无数希望的名字。“现在叫什么都不重要了, 孩子已经完全毁了,我们这个家一辈子都只能熬着过冬了”。此时, 高晨翔正在炕上吮吸手指,不停蠕动着发出奇怪的声响。 

每天晚饭后,奶奶和妈妈都会带着冀赟去街上走走,算是康复治疗的延续。疾控中心所公布的百万分之一的疫苗不良反应率在统计学上或许微不足道, 但对于每一个受害家庭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灾难。近日山东非法疫苗案再次刺痛了我们的双眼，悲剧轮番重播，我们只愿今后苦难不再无止境的上演。

紫藤庐与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谱系

陈浩武、周渝对谈录

      时间：2016.1.16.

地点：台北 紫藤庐

陈浩武：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和周渝先生在紫藤庐对谈。周先生既是紫藤庐的主人，又是台湾的文化大家，学养深厚，是前辈，感谢他的出席。

我在微信群里面发了三张照片，是介绍紫藤庐的，大家可以先看一看这三张照片。昨天我们见了龙应台女士，她说，在台湾有58家星巴克，但是只有一家紫藤庐。她是从文化的角度给紫藤庐一个定义。

我们今天开会的这个房子，是日据时期的一个日本高官的官邸。国民府迁往台湾后，就把这栋房子作为日据资产接收了，由政府分配给周德伟先生，作为他的官邸。当时周德伟先生的职务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总署署长，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周先生在这个房子一直住到70年代去美国，周渝先生是周德伟的第五个儿子。他出生在重庆，所以叫周渝。他父亲走了以后，周渝和他的太太林慧峰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我先介绍一下周德伟先生、也就是周渝先生的父亲，他是一个什么人？

           我们背后的照片就是周德伟先生

我们看第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就是在大堂上。这是周先生在六十周岁的那一天拍的照片，在照片两边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岂有文章觉天下，下联的：忍将功名苦苍生。这个字是谁写的？赵恒惕。他就是民国时期湖南省省长。假若你读过《毛泽东选集》，就一定会知道赵恒惕，因为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提到他，我们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是从他写的字，看来应该是一个非常有修养有文化的人。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人解释说，第一句话，是在说胡适，岂有文章觉天下，第二句话呢？是在说蒋公，蒋介石。忍将功业苦苍生。这副对联表达的是一种超然的态度：你不要以为文章是可以觉悟天下的，你不要把你的功业建立在让苍生受苦的基础上。这其实是周先生价值观的一种表达。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周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归纳。

首先他是一个儒生，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的秉承者，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他的文化修养应该是达到相当高度了；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周先生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自由主义完美的结合，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典型人物。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生平：

周先生1902年出生在长沙，湖南人。他在1920年、也就是18岁的时候考进了北京大学。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分为预科和本科，他考进的是预科，读完预科以后再进本科的学习。其实，周先生的预科还没有读完，他的父亲就生病了…

周渝：没有，是本科没念完。他预科是念完了的哲学，后来本科就转到了经济系，本科念到两年半还是三年左右，然后他就回湖南去了。

陈浩武：在1933年的时候，他从国民党的铁道部拿到一个政府公派的去英国留学的名额。他在英国留学以后，从英国回来到了湖南大学，做了湖南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他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的导师就是哈耶克，这个我在后面会讲到他的经历。

我们看他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1920年他考到北京大学，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是非常活跃的，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左转的年代。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那些主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当时北京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团体，叫“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以李大钊为主。研究会的成员看到一个从湖南来的大学生，很年轻，家境不是很好，但是思想敏锐，学术也很好，所以就想把周德伟先生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面去。

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要到外面去做宣传的，有一个人物叫邓中夏，湖南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面一个重要成员，他找到周德伟说，你现在家境不是很好，当学生钱也不是很多。我们给你找到一个工作，你每个星期到北京郊区的长辛店去给工人做一次讲座，每个月有30块大洋报酬，往返车费也是我们提供。

要是一般的穷学生，肯定会非常感谢，但周德伟却拒绝了，他说，我来北京大学是来读书的，现在好多书我都没有时间读，我哪有时间去给别人讲课呢？邓中夏一听就愣住了，他问，难道你没有无产阶级意识吗？周德伟说，意识这个东西，只有人才应该有。阶级乃一集体空物，何来意识？邓中夏一听很恼火，说，像你这样的人完全不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你连无产阶级的意识都没有。周德伟答：那我就不参加了。既然你认为研究会是一个自由的群体，我可以进来也可以不进来。于是他的愤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大家知道，当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那些成员，以后都是国中央常委一级的人物，成为重要的政治家，但是他丝毫不为之所动。当时李大钊知道后很生气，他批评邓中夏说，你操之过急，使我研究会痛失了一个英才。

大家一定会感到奇怪，当时周德伟只有20岁，他很年轻，为什么对这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兴趣呢？

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周先生有个特殊的经历，就是他在14岁考入长沙中学，有一年长沙中学请章士钊来给大家讲课。大家知道北京大学有两个刊物很重要，一个刊物叫《新青年》，这个大家都熟悉，但是还有一个刊物，叫《甲寅》，这个可能大家就不是很熟悉了。

我给大家在群里面发的第二张照片，就是《甲寅》。你们看一下，《甲寅》这个杂志创办于1904年，《新青年》这个杂志创办于1905年。《甲寅》是比《新青年》更早的一本杂志。

这个杂志谁在主导呢？这个杂志是章士钊、严复他们这批人在主导，《新青年》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主导。所以，如果我们说北大的自由主义的传统，其实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甲寅》为代表的传统，一个是《新青年》为代表的传统。《甲寅》的传统和《新青年》的传统是有区别的。《新青年》的传统，按照周德伟的说法，是在文化上激进，反传统文化和打倒孔家店；在政治上激进，叫“扬苏俄”，他们传播的是苏联共产主义的那一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那一套，这是《新青年》走的路。而《甲寅》在章士钊和严复主导下，走的是另外一个传统，什么传统呢？英伦自由主义传统、保守主义传统、宪政传统。

章士钊当年去长沙中学做演讲，周德伟很小，14岁，坐在第一排。校长看到一个孩子坐在第一排，听得眉飞色舞，表情很生动。校长感到很奇怪，这么小一个小孩，他听得懂吗？会议结束以后就把周德伟专门叫到办公室去，就问，章先生刚才做的报告，我看你听得眉飞色舞，你听懂了没有？结果周德伟当场就把章士钊讲话的内容原原本本的复述出来，校长很高兴，觉得这个小子真是了不起，马上送了一套《甲寅》杂志给他。

所以周德伟从14岁开始，就阅读《甲寅》杂志，初步接受章士钊严复他们的英伦的、保守主义、宪政传统。他在长沙读了三四年书，接受了很多这样的思想，有一天他在书桌下看这个杂志的时候，被老师发现了，老师问，你在看什么？结果老师发现他在看《甲寅》。这个老师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也非常喜欢这本杂志，他一看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在读《甲寅》，他说，太好了，这样，以后你凡是看不懂的地方，到办公室来找我，另外，他送了三本书给他，就是代表《甲寅》的价值观的三本书。所以他从长沙中学开始，他接受的就是甲寅的这一套思想体系，

我今天说的是“紫藤庐和中国自由思想的谱系”。他接受这套的北京大学，他和邓中夏的那段对话，他和李大钊的这种关系，不是偶然的，他说，我的拒绝，因为我在价值观上，并不认同“扬苏俄”、“反传统”的这些激进的价值观。他接受的是章士钊严复的这种思想体系。

好，我们再说1933年周德伟先生去英国留学，这时候的背景是什么？

1931年，真是西方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哈耶克，台湾人叫“海耶克”，写了一本书《价格与生产》，这本书在学术界非常有影响，挑战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地位，使哈耶克在国际学术论坛声誉鹊起，由此他被聘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1933年周德伟去英国留学，就到了这个学校。

接待他的教授叫罗宾逊，罗宾逊教授对他说，到我们这里来读研究生，第一个条件是你要有本科文凭。就是刚才周渝先生介绍的，周德伟没有本科文凭。

没有本科文凭，罗宾逊教授就感到很为难，你要读研究生必须先要读本科，你要读博士就要有研究生文凭。周德伟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作个考试，我虽然没有本科文凭，但我自认为我并不是那种没有学术能力的人，你可以对我进行综合考察一下，你看我能否达到读研究生的水平，结果一考试罗宾逊教授才发现，这个人非常有水平，他的英文很好，德文也很好。他读了大量的经济学的书籍，而且他的思想非常前沿。罗宾逊教授很高兴，他说，好，你就去找哈耶克教授，你去跟他谈。

这个罗宾逊教授可能是个系主任，他把周德伟介绍给哈耶克，结果，在哈耶克的办公室，周德伟先生和哈耶克先生两个人相谈甚欢。

为什么呢？因为周德伟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系统的读了哈耶克的书——在这一点上，嘉明先生那天就提醒我说，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学术和世界是同步的、文献资料是同步的，哈耶克的著作出版不久，周德伟居然就都读过了。周德伟说，经济学家叫维克塞的货币分析的方法，里面有很多漏洞，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的书把他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你提出了一个立体三角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特别有意义。哈耶克一听，这个年轻人不得了，他怎么在中国把我写的那些东西都读过啦？而且读得很细，还有很多家见解。就说，好，行了，你完全达到了读研究生的水平，你就是我的研究生。

于是周先生就在哈耶克的指导下读书，所以，哈耶克的第一个中国弟子，就是周德伟。这个历史从1933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去学习的时候他就定下来这么个格局，加上后来哈耶克指导他读书，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特别是因为哈耶克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他对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屑一顾的。所以他在指导周德伟先生读书的过程中，特别向周强调，去读康德、去读休谟，让他去研究英国的这些传统的思想体系，而要坚决地抵制或者警惕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那一套。他说，只要你把休谟、亚当斯密读通了，你会发现，马克思主义这一套东西根本站不住脚。

跟随哈耶克读书的经历，对周德伟先生的影响极大。读了几年以后，他老师哈耶克跟他说，准备做博士论文，你做个开题报告。周德伟说，教授，我是为学习而来的，不是为学位而来。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博士学位。海耶克一听非常吃惊，你们这些中国学生，都想拿到学位啊，周德伟说，我不在乎这些，海耶克说那太好了，我就从现在开始给你开书单，开一个系统的书单，然后你就开始读。包括从教周德伟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方的文明史、经济史、宪政史等，所以周先生对哈耶克的思想，可以说是真正的掌握、了解，特别是对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他是非常了解的。

抗战发生了，当时的铁道部长要他回来….，

周渝：顾部长对他非常好。是顾成全了他出国读书这件事，后来顾离开了铁道部。

陈浩武：后来接任顾的部长叫张家璈，他就非常反对，说在铁道部派出去这么一个留学生，在国外学了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公帑，结果一份报告都没回来。

周渝：没有关于铁路的报告。

陈浩武：铁道部办公厅主任马上告诉周德伟说，现在我们部长发脾气啦，你赶紧写个东西回来吧。结果他就很快写了一个关于中国铁路定价体系的论文，发回来了，他说我估计他们这帮人也看不懂，结果果然这份论文被束之高阁。但是后来抗战爆发了，张家敖找到了一个理由，说我们铁道部再也出不了这个钱了。他就结束留学回到中国，在湖南大学当教授。

周渝插话：经济系主任。

                 和周渝先生交流

 陈浩武：他在湖南大学这段历史也是非常值得称颂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湖南大学经济系里面就开始大讲哈耶克的理论，讲哈耶克的经济思想。等于说他给中国找了一个舞台可以宣传哈耶克。那他非常高兴，在这个大学利用他的影响办杂志、教书、办讲座，湖南大学经济系出来的学生后来没有一个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一套的思想价值体系传播出来了。

我还讲个例子，49年以前，他是国民参政会的议员，因为他的学问很高，是经济学家，在国民党政府当中，他是特别有学问的一个人…

周渝：49年以前不是。39年他做过一届议员，后面就没有做。

陈浩武：行政院准备实行一种统治经济，行政院在1947年拿出的方案，就是49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方案。这个方案当时在会上一提出来，周德伟就大吃一惊，因为他本能的排斥这种计划经济、专制独裁经济模式的，所以他就去找行政院院长，他说，你这个东西拿出去，真叫害国害民，你千万不能推行。行政院长说，你知道这是谁的决定吗？这是中常委的决议。他说，正是因为是中常委的决议，才要反对啊，这个决定推行下去，后果非常严重，可能我们经济要崩溃！

行政院长说，那怎么办？周德伟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个条陈，你把它送到上面去，就说有个人，如何如何地反对。送上去，上面果然停止执行这个决议了。但是只停止了两年，到了1949年初，蒋经国到上海去打老虎，就把这套方案又拿出来了。

大家知道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压垮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上海金融中心的崩溃。因为蒋经国推行的这种币制改革，金圆券改革，使中国的金融系统崩溃、上海崩溃。

后来到了台湾以后，有些人就认为，蒋介石的四八，四九年因为没有听周德伟的话，如果他们听了先生的，蒋介石不会在大陆败得这么惨。由此，当时在国民党内有一种呼声，说行政院长的人选，最合适的就是周德伟先生，因为他表现出来的那种高瞻远瞩，和他的经济学思想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这个说法不仅没有给周先生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得老蒋小蒋父子都对周先生持一种警惕的态度，结果，他不仅没有做成行政院长，反而进一步被边缘化。

周先生退休以后，在这个房子里面，以周德伟先生为中心，就开始慢慢变成了一个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子的聚会点，好比说，离这里出去不到五分钟路程的地方，就是殷海光先生的故居，前天在台北法鼓山农禅寺，严长寿先生也讲到了殷海光先生，殷海光是我的老乡，湖北黄冈人，台湾大学的教授。他就住在这个后面一点的院子里，现在是殷海光故居，可以参观，我发的第三张照片就是那，你们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他是在戒严时期被抓走。

周渝：殷海光没有去坐牢，只是因为他的言论很激进，影响很大，所以不准他教书，是被台大停课了。

陈浩武：也是对他的一种迫害吧。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最早翻译海耶克的书有两本，一本叫叫《自由宪章》，

周渝：叫《道路与思路》，大陆叫做《通往奴役之路》，《道路与思路》就是殷海光翻译的。具体就是50、51、52的时候，我父亲就觉得大陆都沦陷了，整个思想都左倾了，没有一个思想的支柱是不行的。所以就把台湾可能拥有自由主义的学者，例如殷海光、徐照明等十几个人邀请到这个房子里来讨论，说讨论一下自由主义。我们是思想上一定要走自由主义的路了。当时没有人知道海耶克。殷海光最崇拜的是罗素。罗素开始对苏联是有幻想的，只有海耶克是一开始就反对马克思主义，我父亲当时开了书单，一个是海耶克，一个是海耶克的老师，还有一个是罗布克。。。

他发现台湾有海耶克的书，经济学的书你们看不懂，但他有一本书你们肯定看得懂，叫《通往奴役之路》。殷海光一看这本书大为吃惊，觉得这本书太好了，所以他在《自由中国》杂志上进行翻译，可是你知道海耶克写文章是完全理性冷静的分析文字，而殷海光很不满意蒋介石，所以他在利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加油添醋，在注释里面加进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来讽刺国民党，所以它和原书有点不一样。

陈浩武：殷海光是个非常有激情的斗士…

周渝：殷海光以前把中国文化批得一塌糊涂，一直到晚年他才突然醒悟，发现中国文化了不起，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没有留下著作。这是非常可惜的。当时殷海光在台大是蛮激进的。

陈浩武：这个我要说一个背景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在当时有两种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要介绍。

1929年—1933年，西方发生了很严重的经济危机，华尔街的股市崩溃，金融危机导致了产业危机，西方经济一片萧条。但是于此同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这十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那么这两个世界对比，西方走向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而苏联在这种专制独裁的体系之下，以举国体制赢得了经济长足发展，加上后来他们又造人造飞船。

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世界上形成了一种舆论，就是认为苏联的模式、极权主义的模式、公有制模式，计划经济的模式，其实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很多人持这么一种看法，包括罗素等人。特别是把他们和英国的这样一种边沁的哲学，就产生一种思潮——人类社会是可以通过理性去改造的，其实这个共产主义、纳粹，极权主义，都是这种思潮的产物。当时只有海耶克，他是非常有远见的，看到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的，他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他才写出《通向奴役之路》这部重要著作，就在在那种世界的大辩论之下，他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计划经济、公有制、专制，会对人类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海耶克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而这种思想传到中国来，就是通过周德伟先生先过来的。

刚才周渝先生讲，他1969年退休以后，就这个地方（紫藤庐）基本上就成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大本营，殷海光接受海耶克，是通过他介绍的，他以前是不知道海耶克，还有一个人物叫夏道平。这个夏道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周渝：这个夏道平比我父亲年轻很多，他是在自由中国写经济社论的，他这个人是一个很平和很谦和的人。他就经常到我们家里来聊天，他父亲叫他看米赛斯，另外也翻译了米赛斯，有关翻译的过程，他们经常也在这里争论，我觉得我父亲的中文好很多，比如他们那时谈到action，我父亲说，是行动，夏道平说是行为。现在经济学家研究经济行为的时候会说，行为是有目标选择的、有价值的一种行动，我觉得对于中文的理解，夏道平会引经据典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四书五经都可以给他参考..

陈浩武：他和夏道平交集最多的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两个经常一起讨论。有时候周先生翻译出一段好的时候，感到特别兴奋，就会忍不住把夏道平喊过来或者去到他那边。他们两个在一起讨论，结成了一种很好的师生关系，在1974年，这本书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了，从1975年开始，周德伟先生就开始写另外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当代大思想家丛书》…

周渝：是《自由的宪章》出版了，花了好多年时间，而且他那本书翻译的特点是，它有很多的注解，那个注解，就是用中国的文化去解释。那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怎么汇通的话，那就要看他的注解。

陈浩武：罗丹他们的读书会，读的第一本书，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周渝：中国的文化不容易理解，我看他第一版的序言，他就问，怎么把他翻译成为宪章呢？我父亲就讲，这个文字来自中国古典的一种传统。在英国的传统里面，宪章本来就不是什么法律，在中国的语义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我父亲常常讲，西方有两个重要的法理的来源，一个叫习惯法，《周礼》这些就是习惯法，因为一个周公不可能创造这么多的法，那就是一个习惯法，另外《易经》就是一种自然法，他很早就讲这个，可是自己晚年身体也不好，做不动这些了，这是他觉得最后悔的事情，做了那么多年的官，没有把这个东西搞出来，就是他觉得没有去梳理中国是习惯法和自然法，跟整个西方的政治关系。我今天会好好的、我看在我对他有更多的理解之后，当然，我的个性是不适合搞经济学研究，那是非常理性的一些分析，我是很想把他的一些想法、还没有发表的、我听到的，还有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我想写一篇长文，祭奠他，因为今年是我父亲逝世30周年，本来我想在他去世30周年以后把这些整理出来，但是不一定要赶在四月几号来做这件事情。反正今年之内。到时候我邀请陈先生来参加。

父亲的回忆录是他在台湾开始写，后来陆陆续续是在美国完成的，稿子非常的乱，我也整理不动，后来很多人帮忙，大家一起整理出来了，在2011年出版了。当时是用了一个名字，《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因为他很早就入了国民党，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加入国民党了。那时汪精卫去北大演讲。以前北大清华的人，他们看孙中山也就是一个从南方来的军阀一样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人，就是汪精卫去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开始吸收了大量的学生加入了国民党，我父亲就是那时候加入的。是他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本科转经济系，正好后来当过铁道部长，也就是后来送周德伟出国留学的顾孟余，当时是北大经济系主任和教务长。这个人很好玩，他后来当中央大学的校长，所有校务的事情他不管，全部交给教务长去管，别人问他管什么，他说我在管全世界的思想，我在注意全世界的思想发展。

那个时候，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所以我父亲可以同步接受国外最新的东西。这是我另外一个台湾的老教授，他给我讲的。他不知道是从哪里看来的，他给我说，顾孟余是这样的一个校长。

至于说刚来台湾的时候，支持我父亲的也只是一小群，不是大多数。这些人向蒋介石说，应该重用周德伟。但是这一小群不是蒋介石喜欢的，以朱家骅为中心的，当时叫“联合国中国同志会”，他们每一个月会有一场演讲，讲新的思想的东西。我父亲常被请去演讲。那时候是这个集团，但这对蒋介石来说完全是一个不可能的幻想，是少数人的幻想，也不是绝大多数，因为绝大多数的国民党，当时都是不太懂自由经济，都只相信孙中山的计划经济。搞自由经济的这帮人，在国民党，也是少数。我补充一下。

陈浩武：其实我们通过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周德伟先生在国共两党，他都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首先，他在思想上他并不赞成这种暴力革命的思路，那么国共两党它们的前身都秉承了我刚才说的：“社会是一个可以理性构建的对象”这么一个理念，所以它们认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暴力方式才能够让中国走向一个现代化的道路，那么国共两党这样一种思想恰恰是周先生非常反对的，所以国民党不能够接受他，共产党也不能接受他；加上他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他提倡自由的、自发秩序的理念，国共两党都是搞的计划经济，都是搞得国营企业这一套，所以他在经济和政治上他都不能够被他们所接受，那么，他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他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人。

周渝：再补充一下。刚才说到上海打老虎是压死国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没有错，那是王云五，被他压了两年的金融改革，搞金圆券，蒋经国在上海又搞起来，货币改革，推行金圆券，当时规定民间不能储存黄金，等于是把民间的黄金骗来，也可以说是政府在抢劫人民。

可是那是金圆券影响的故事。在这之前，中国实行了很多的政策，都是根据孙中山的计划经济思想，他认为矿产要国有，所以在日本统治时候都没有没收的一些民营矿业，在国民党登台以后都归国营了，不准民间运营了。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是在金圆券之前更加丧失民心的，就是1945年抗战胜利，在举国庆祝的时候。当时有两个地区，一个是日本统治区，用的是日本发行的货币；一个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用的是法币。然后完了以后，当时国民党如果好好的承认日占区的货币跟法币的一个比值，就不错了，可是当时不知道怎么搞的，出来一个1:6的比值，等于把日占区的货币贬值得一塌糊涂，在当时已经丧失很大一片人心，已经做了一大堆很糟糕的事情，最后出来，才是金圆券的事情。其实在金圆券之前已经搞得很惨了，做这些事情。做了很可怕的一些举动。

                对谈是坐在榻榻米上进行

陈浩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它在台湾的传承。我们说，由周德伟先生影响了殷海光、影响了夏道平、然后，后来还有一个林毓生，2013年，我们复旦大学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林毓生先生也参加了。林毓生先生是后来海耶克的研究生，他时间上比周德伟先生要晚很多，林毓生先生在美国，年纪也比较大了。这是台湾方面的一个传承。

但是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个传承，就是我那天和周渝先生交流的时候，我也特别说到，我现在还在力图寻找另外一个传承的体系。

为什么呢？我们大家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杨小凯，也是湖南人。杨小凯，因为他文革以后去武汉大学做讲师，我和他有过一段交集。但是这个人，他五十多岁就得癌症去世了，非常可惜。他是在中国经济学领域非常有成就的，在华人经济学家当中，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的。他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经济学院终身教授。这个人，我简单讲一下他的故事。

杨小凯何许人也？杨小凯在十六岁的时候，当时他叫杨曦光，作为一个红卫兵，他写了一篇震惊全国的文章，叫《中国向何处去》，我们那个时候老三届的红卫兵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影响极大。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完全是磅礴纵论，立论非常之高，很有气势，就讲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这篇文章被康生看到以后就说，不可能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写出这篇文章来，这后面一定又黑手。他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把杨小凯丢掉牢里面去关了十年，然后把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全都丢到牢里面去了，这一家人因为这篇文章受到迫害。

杨小凯被关到牢里这一天，他后来回忆说，当警察把他一下推倒铁门里面去，这个铁门在后面咣当一声关上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牢房的一个角落里面传出一个声音来：“你是杨曦光吗？”他说当时他一听吓得简直是毛骨悚然，一个十六岁的小孩被警察推到黑暗的牢房中，里面就是一堆黑咕隆咚的一堆稻草，居然里面有一个人能够喊出他的名字！他说：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我？那个人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我算算你也该进来了！”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

这个人是湖南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刘凤祥。刘凤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在之前是浏阳县委书记，1955年把他调到《新湖南农民报》做编委，在1957年的时候把他打成右派，在1969年把他关进牢房，1971年的4月份枪毙了。

从时间上来推算，杨小凯在牢里面有两年是和刘凤祥在一起的，在这两年时间里，杨小凯深深的受到刘凤祥的影响，刘凤祥给他讲什么？刘凤祥跟他说，因为那时杨小凯还沉浸在一种红卫兵的革命激情当中，刘凤祥说，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必须从苏俄的红色革命的观念中跳出来，否则，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你们要去研究英国的宪政史，你们要去学习经济学，你们要成为经济学家，你们要懂市场经济。你们特别要学习英国的宪政革命史，你们只有这样，中国未来才有希望。

这一段话，给杨小凯是醍醐灌顶。所以杨小凯的一生都按照刘凤祥指引的道路在走，你看他后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后来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后来去研究英国的宪政革命。他排开了五四运动这种红色思想谱系的这样一种“扬苏俄”“反传统”的思路，他走向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即使思想家又是经济学家这样一条道路，我们说中国如果有一个先知式的学者，杨小凯应该算一个。因为，他在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就提出来“后发劣势”这样一个概念。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都沉浸在一种后发优势的概念中，就是我们跟着人家西方走过的路走，别人西方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研究的成果，我们拿过来就用。他说，不对。你仅仅学的是技术，你没有学到西方的这一套制度，产生这个技术的制度你没有搬过来。看起来你走了捷径，将来你要受到惩罚。你看，30年后，这个先知式的人物所有的预言，都被他言中了。

那么我就感到很奇怪的是，杨小凯的自由主义思想、宪政民主思想、英伦保守主义思想，来自于刘凤祥，而刘凤祥又来自于哪里呢？所以我力图到湖南长沙去发掘这个人物，去找到刘凤祥这个人物他背后的这种关系，去把覆盖在刘凤祥身上的尘埃拂掉，让这个人物清晰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刘凤祥的思想源头。因为可惜这个人在1971就被枪杀了。后来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个律师，他到湖南高院去调别的案件的档案的时候，他把刘凤祥的案卷调出来了。刘凤祥的案卷有两尺多高。他想把这个文件拿去复印，他看了以后很高兴。到第二天收到通知：这个案卷不能再给这个律师。因为一直到目前为止，刘凤祥的这个案子，没有给他平反。到今天还是一个谜，所以我力图到湖南去找关于刘凤祥这个人的所有这一切线索，都没有得到很理想的结果，包括我找到朱正，这也是当年湖南很有名的一个大右派…

周渝：刘凤祥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陈浩武：刘凤祥应该是30年代出生。所以我就想，他这个思想，和周先生之间有没有关联？我现在不能判断，因为我刚才介绍，周先生从西方回来以后，首先任教的第一所大学就是湖南大学，是在湖南大学做经济学教授。

周渝：对！是经济系主任，后来他和别人合办了一个半月刊，叫《中国之路》，他在里面写了大量的关于自由主义和经济方面的文章，他有些是很严格的，所以很多早期的文章，他都没有留，后来到国外很多地方去把他的文章找出来，以后我送你一份…

陈浩武：好，谢谢！所以我就力图想把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谱系，做一个梳理，就是说，我们从英国的休谟、从洛克这些人，传到海耶克，从海耶克传到周德伟，从周德伟在台湾这个体系很清楚，他传到殷海光、传到夏道平、传到林毓生，这个谱系很清楚，那么在大陆的谱系，我力图想把杨小凯、刘凤祥和周德伟这个思想谱系，去把它打通！

周渝：如果刘凤祥是和湖南大学有渊源的话，肯定在湖南大学的图书馆资料里面有《中国之路》这样一些杂志。

陈浩武：这都是一种推测…

周渝：不是推测，我父亲也到了重庆，那时在中央大学迁到重庆，他去那里教书，几年前我去重庆大学，也找了几本《中国之路》的杂志，在重庆大学图书馆里面。都不全的。后来抗战的时候，湖南大学图书馆被炸过，所以湖南大学那边也很不全，所以要收集《中国之路》这本杂志，可能要全世界各地去搜，嘉明的太太柳红其实做了很多工作。找了很多资料。

陈浩武：为什么说周德伟这个人物，他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今天的现状，包括我们在台湾来看的这个大选，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像周德伟先生这么一个标范式的人物，他是一个传统的儒生，然后他又接引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他又保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两者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他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在当下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物。这里面，现在这本书可能没有了，有一本周德伟先生写的传记，叫《落笔惊风雨》，后来不怎么找得到这本书了。

周渝：早就绝版了，一年多前就没有了。后来努力去全国的书店去收，收来一批，连我都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买到…

陈浩武：看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在大陆来帮你重新出版这本书。

周渝：那最好！

陈浩武：所以你们如果有机会读到这本书的话，建议你们读一下，因为这是他父亲亲笔写的一本回忆录这样一个东西，把他的一生作了一个描述，我大致就讲这么多了，谢谢大家！

周渝：我简单补充一下：我父亲进了那个长沙中学以后，他们学外文，那个校长很有意思的，他请了很多有学问的人回来教书的，那个校长很喜欢德国。他有一个儿子，跟我父亲同年龄的。那个校长就希望他儿子念德文，可他儿子好像不太用功，所以他就叫周德伟，你就念德文！所以我父亲中学就是念德文，当他到北大预科哲学系的时候，那时北大很流行“新康德主义”，大家就很流行念康德，所以他开始去找德文原本来看，北大那些人大部分都看英文本，所以他就开始讲，哪些中文根据英文来翻译的哪些是两个意思，你这样翻，反而会有不同意思，会把很多问题变得混淆，例如范畴，很多人翻译就是范畴，他说应该是“原范”，后来台湾一个学者，也是搞德国思想史的，叫方东美，他就说，这个原范翻得太好了，因为他懂德文。

陈浩武：就是台大哲学系的方东美？

周渝：是的。“范畴”在德文里面是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是哲学方面的东西，我就不敢讲啦，所以我父亲预科时代，就把康德的《第一批判念》完了，我想那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天书！所以他刚到英国的时候，凡是康德的书他大部分都看了，其实海耶克并没有让他念康德，海耶克让他念的是洛克、休谟这个系统。

              以茶致意

陈浩武：我再说两句简单的，我今天是特别的荣幸，今天能够和周先生坐到一起，这是周先生对我的一个大大的抬举，等一会我转一篇他的文章到群里面去，就是他写的《此岸·彼岸》，大家读周渝先生这篇文章就知道，这个人物，大气磅礴，他的传统文化修养之深，你们读那篇文章。他是写茶艺写喝茶，但是，由茶而周易；由茶而老庄；由茶而禅宗；由茶而儒学。他有非常丰富的学养…。我今天是特别的荣幸，我要站起来向您表示一下谢意！能够在你这个地方、能够跟你坐在一起谈这些事情。

（此对谈录音稿由黄勇先生整理，特以致谢！）

                             改革分配制度  化解社会公平危机    

                              ——和记者对话录  

                                    地点：北京

       分配公平是经济发展伦理的核心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发展的道理同发展的伦理并不对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陈浩武：不可否认，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世界的奇迹。的确，这么大的一个体量能够保持百分之九甚至百分之十左右的发展，在全世界都极为少见。

      大家知道，邓小平有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句话，30多年来，成为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圭臬，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古人有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但是，只强调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强调发展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忽略了发展的伦理性,也会有大问题。什么是发展的伦理？我觉得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性，即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保护，环境可以承受的前提之下，经济的发展不能以毁灭环境为代价；第二：发展要尊重人，尊重劳动者。人是发展的主体，人的权利的完善是发展的目标；第三：发展成果的分配要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即经济发展成果要为全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国家要通过调节分配制度，不能使贫富差距过大。今天，之所以要提出发展的伦理，注意分配不公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要警惕发展的正义性去压倒发展的伦理。发展的伦理是什么？核心就是社会公平。

      记者：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陈浩武：现在严重的问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发展导致环境严重破坏。大家有目共睹的，北京的雾霾对民众的生活已经产生极大的影响，中国雾霾面积达到240万平方公里，沿海和中东部地区基本陷入雾霾污染。水体和土壤的污染已经到了危及生存的地步。另外一个就是贫富差别迅速扩大。反映贫富差距的社会学指标基尼系数，近年来急剧上升。1978年是0.31,2000年就上升到0.417.国际社会认为，0.4就是红线，是危机信号。2006年再上升到0.496，接近0.5！现在的情况更为严重。显然，从这些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已经有很大的问题。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应先确立公平理念

      记者：您评价说，中国的成功应归结于政府掌握了全部的资源。而将政府所掌握的资源如何改革才能更有利于社会公平？

     陈浩武：我在很多场合都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上个月在台湾大学和研究生班的学生交流时，也提醒他们如何了解了中国城市化。我们观察中国30多年的经济迅速发展。有五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土地制度；第二，户籍制度；第三，财政税收金融制度；第四，市县际区域竞争；第五，中国极权式的政治结构。

     比如说，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市长或者书记，为了引进一个重大外资项目，或者要做一个重大投资，他可以把银行行长，土地局长，工商局长，国税地税局长，公安局长等等召集在一起开会，明确分工。你负责贷款，他负责征地，你负责减税，你负责企业登记。这样的局面，只有在中国会出现。在民主政体的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别人银行都是私有的，你省长市长凭什么要我给你贷款？别人土地都是私有的，你凭什么要我  拆迁？公安局更没有义务派警察去吓唬那些拆迁的“钉子户”，那是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中国有一个成功的秘密，或者说有一个奇迹的话，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就是政府控制了所有的资源。

   然而，一利必有一弊。成功归成功，问题归问题。我们国家现在所面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也和这种政府掌握几乎所有的资源有关。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必然会导致弱势社会。我们现在的社会公平之所以丧失，就是因为政府太强而民间太弱。社会财富的分配，政府占有太多而民间占有太少，资本占有太多而劳动掌握太少量。社会危机又往往因分配不公而引起。

     记者：这样的改革该怎么理解？

     陈浩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立社会公平的分配理念。然后从一次分配到二次分配，两次调节，逐步实现社会公平。

    从一次分配来讲，当前的关键是减税。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减税。我认为，中国现在财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应该是减税。之所以强调减税，是因为中国税负太重，特别是中小企业税负太重。我曾经去调查过很多中小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由于原材料价格上升，企业的利润已经非常薄，再加上沉重的税收，让他们苦不堪言。2012年，全国中小企业交税3.8万亿。完全可以减掉一半！但关键是，政府收取税收以后，又不把收取的税收利用在社会福利上。要知道，官僚阶层的这个税收，实际上是无底洞。其实，我们的官僚阶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减少税收：第一，减少税收的同时，把税收用于社会养老金，医疗救助等方面。并且，还需要调整预算，不如此就无法整治官僚乱花钱的问题。

      从二次分配来讲，当前的关键是发展社会福利

      中国不仅税负重，关键是政府收取税收以后，又不把收取的税收利用在社会福利上。西方关于税收有个基本原则，即“税收对应福利”。所有的税收，都是为了社会福利。

      三十多年来，我国以9%—10%的GDP速度迅速成长，经济总量也在不断的攀升，但是普通老百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其实不多。老百姓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相关的社会福利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养不起老，还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据财政部的资料：2007年政府直接用于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的开支，总共6000亿元，仅仅为全年GDP的百分之2.4,人均461元。而同期美国的这几项开支为15000亿美元，人均5000美元。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几项福利，现在都出现了极大的偏差。

     和普通老百姓的社会福利的极低水平相对应的是，政府占有太多的财富。还是说2007年，这一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达到5.1万亿，占   的百分之二十一，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当于12.3亿农民的纯收入。就是说，政府要相当于这么多的人才能供养！

      记者：分配制度又该如何改革？

     陈浩武：刚才我强调的两点，一次分配改革税收制度，二次分配建立社会福利体系，说到底，就是要管住政府的两只手：一只是政府从老百姓这里拿钱的手，另外一只是政府花钱的手，只有管住政府的这两只手，让他不乱征税，而且预算透明，不乱花钱，不是胡吃海喝，不是乱建面子工程。这就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切入点

               资源垄断会伤害到社会公平和风气

      记者：您觉得垄断对社会公平有什么危害？

      陈浩武：国进民退对社会公平有极大的危害。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很多基础性的资源。这种垄断会损害社会公平，还会损害社会风气。因为垄断的存在，就必然导致权力的寻租。国有企业垄断了基础性资源，垄断了上游产业，那么其他产业，民营企业，只有依靠这些基础性企业，上游企业来释放盈利机会，这就会形成对上游企业的依附性。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说明，这是导致权力寻租，权力和资本勾结和贪污腐败的温床，形成一种制度性的腐败。如果继续这样存在下去，那么必然会严重的败坏社会风气。

     我再举一个例子，空气污染的问题。雾霾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和我们生产的油品有很大的关系。中石油和中石化作为垄断企业，提供的油品却有问题，但是老百姓连一点问责的权利都没有。进一步说，这就说明了垄断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权力。

     记者：权力垄断和分配不公有什么关系？

     陈浩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带来换来了效率的提高。如今，效率的确上去了，但是公平却失去了。所以，贫富差距的扩大，大家最痛心的就是极少数的人控制着这个财富，从而也导致了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公平的丧失。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庞大的财富又不是通过他们辛勤劳动换来的，也不是聪明才智，更不是科技发明所得，而是依赖政策，依赖政治给他们的权利所得，这是大家现在最不能接受的问题。

     如今，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而怎么样进行改革才可能达到社会公平呢？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制度改革。你们在那里大鱼大肉的吃喝，老百姓在那里受苦，所以这个制度改革应该是财税制度的改革。这个改革在第一次分配的时候要解决公平的问题，要让财富流到民间，要藏富于民，然后第二次改革的时候，要把财政支出重点放在教育、医疗、养老、保健这些民间的基本福利上。我们的财政要从建设性财政转向提供公共福利财政上。其次是土地政策要改革。再次就是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存在一定的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改革，不改革中国的社会就会很危险。前面我讲过，只有改革才是最大的红利，特别是主动改革，才是化解社会危机的最好办法。

              分配不公会引发社会危机

      记者：也就是说分配不公会引发社会危机？

      陈浩武：是的。一方面由领导集团主导的社会改革正在进行。何谓改革呢？就是由执政者来主导的改良。但同时，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革命的因素也在成长。何谓革命呢？就是由非统治者来主导的，由民间的、社会的力量来主导的一个行为，是由民众、一些突发性的事件所造成的行为，且这种行为它是不可预计的。但是会对这个社会未来的走势产生极为大的影响。古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因为你手上有财富了，所以你一定是希望这个社会稳定一些的。反过来那些没有恒产的人就不见得。比如说在前年那场中日矛盾的游行中，有些地方的商场就被抢、被砸，这是一个什么行为呢？这是谁去做的？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获得的是全世界。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交易，失去的锁链，获得的是全世界的财富，谁都愿意去做这种事。所以，未来这个社会他会有以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去变动，也是人们应该关心的问题。我希望这个社会是在一个良性的、有序的、通过变革的方式在可控的范围内达到这个社会转型。这才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

                            中国家庭教会面对的政治挑战

                                    作者：王怡

既要“打土豪”，也要“分田地”

                 文  陈浩武

看到这个题目，好像又回到六十年前的土地改革年代的语境，其实不是，我想说的是当下的反腐败。

中共从十八大以来，加强了反腐力度，以致不少贪官纷纷落马，包括不少重量级的大贪官。记得有一段时间，民众天天在猜测什么时候“煮方便面”，如今方便面早已在秦城呆了多时，昨天还有人造谣，说他在监狱自裁，不过大家都宁愿相信这是一个愚人节消息。

我说这个的意思，反腐是有成果的，即使是如此高管，说拿下也就拿下了，的确解气，的确过瘾，的确解恨。当局也借此收了不少民心。

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时间推移，此事慢慢也就淡下来了，一方面是审美疲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慢慢看清楚了，这反腐好像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反来反去，都是“赵家人”的事，是赵家人在打，老百姓不过是个看客而已。导致这个现象出现，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成为反腐败的既得利益者。

此话怎讲？把腐败分子拉下马，政治清明，难道老百姓不受惠吗？

这话乍一听有道理，其实也不尽然。

比如说把康师傅来下了，法制是否就清明了？维稳是不是就不是治国理念了？大家一时半会也看不出个究竟。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物质利益。

比如说，反腐败收回那么多钱，这些钱干什么呢？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这些钱做什么用呢？这个大家非常关心。

从逻辑上讲，贪官贪的都是民脂民膏，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钱，既然打了贪官（土豪），那么这些民脂民膏（田地）要分给老百姓才对呀！贪官取自于民，政府主持正义，打了贪官，当然就应该用之于民。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从目前看，老百姓看不出这个迹象，

天天看到媒体报道一个贪官谈了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甚至好几十亿！点钞点坏了多少台机器云云，但是这些钱呢？去哪里了？水中月镜中花，不知道！没有人告诉老百姓这些资金的去向。

我到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能不能把反腐败收回的钱全部划拨到社保基金。我刚才说，这些钱本来就是人民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成为人民的福利，让所有的民众共享。而且这事操作起来并不困难，每一个案子都有记录，收回多少钱，也应该清清楚楚，把这些钱全部上缴国库，由国库划拨到社保基金，并且每年在人大会议上报告。

如果是这样，那我估计，人民群众对反腐的热情就会高涨，也更会和当局一起来参与反腐事情。把打土豪和分田地结合起来，是让反腐持久的一个重要方法。

                                   齐心合力，推开石门

                今天我们何处寻找英雄

                                                               文：王胜

赶急赶忙地坐上了从云南昭通开往成都的慢速火车，这年头坐高铁、特快惯了，上了这个K字打头的车还不习惯，这不，刚刚晚点一刻钟的车，现在又莫名停了下来，明天不知道几点钟才能到成都了。

尽管有这个“待遇”，我倒一点也不着急，因为比这更糟糕的是我的手机上端显示“无服务”三个字，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短信，彻底与世界的其他失去了联系。在与家人电话无果，与友人微信无望的情况下，我只能静下心来，默默地面对自己，想一想过去的这一天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时光匆匆而过，每一日都那么得迅速，来不及思量，来不及后悔，而当时光被“无服务”定格下来，我反而可以静静地思考时间对于我的意义，反而可以把今天白天里的一幕幕回放一遍，再细细思量反刍一下，因为就连这个“反刍”在当今飞速发展的时代都已经成为了奢侈品。

今天一早，我们从石门乡招待所出发，先去祭拜了柏格理牧师与高志华牧师的墓，在两位牧师的墓前，陈浩武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述了柏格理波澜壮阔的一生，陈老师着重强调了柏格理对于上千年来处于社会底层的苗族人民的重要价值——重新创造了苗文，值得与世界文明隔绝的苗族人重新拥有了文字，也直接对接了当时世界先进的文明，并且与中国传统的文明也连接了起来。

在初春温暖的阳光下，贵州山上的微风里，我们一行人，静静地听陈老师娓娓动听地介绍柏格理的生平事迹。柏格理不仅为苗族人带来了文字，还带来了学校、医院、物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基督教信仰，更重要的是给长期被压迫的苗族人民带来了尊重、自信、爱，和他们对于生命的尊严，自从柏格理来了之后，苗族人放佛获得了新生，两千年来第一次以大写的人的姿态重新生活和发展，尽管他们的生活物质条件依然贫困落后，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缺务必纯洁而充满了阳光和爱，这一点从他们的歌声中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因此，苗人把柏格理当作了他们的神，他们的耶稣，他们的英雄。

陈浩武老师在讲述柏格理事迹的过程中，放佛神的荣光照耀在他的额头，他的所言所讲不是他的语言，而是来自天国的声音，娓娓动听。

我默默地听着陈老师的讲解，眼泪忍不住在眼眶中打转，心里也是暗流涌动，我想柏格理生前重来不愿意苗人称他为神，也不当自己是英雄，他吃的穿的和苗人一样，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全身心地投入为苗人工作的事业之中，完全任劳任怨，他可没想过要做一个英雄。可是我们后来人在缅怀他的事迹中不知不觉中会把他当作一个英雄——一个被苗人尊敬，被我们当代人敬仰的英雄。

可是，英雄这个词这么多年来，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和意义，以致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家羞于提及这个词，也回避这个词，消解和解构这个词的内涵和意义。我们处于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英雄”这个词要么是傻瓜，要么是久远年代的一个符合，反正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相干。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听到陈老师提及柏格理是苗人心中的英雄时，心里咯噔一下。“英雄”？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英雄吗？还需要英雄吗？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者之一保罗•约翰逊在其世界名作《英雄:从亚历山大大帝、尤里乌斯•恺撒到丘吉尔和戴高乐》中说道：事实上，只要一个人被一个理性甚至是非理性的人长期坚持不懈地热烈拥戴为英雄，他就是英雄。

按照这个宽泛的定义，柏格理的确是一个英雄。

柏格理在其逝世一百年之后，依然有一群理性和非理性的人热烈地祭拜他，拥戴他，为他的事迹而感动落泪，并且以他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继续传承下去。这样的人怎么不是英雄？！

离开柏格理的墓，我们驱车前去朱焕章博士的墓祭拜。在苗族的第一个博士朱焕章先生的墓前，陈浩武老师继续说：柏格理的伟大不仅仅是他为苗人所做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在他逝世之后，还有人继承他未竟的事业，继续发扬光大他的事业。在这其中，朱焕章无疑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

在听着朱焕章的生平过程中，我注意到朱博士的墓碑上方有四个大字“平等教育”——而这是这位苗族教育家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过了一百年之后，处于现代化的社会中的我们依然还在追求的事业！这真是令人感慨万千！相比于柏格理，朱焕章无疑逊色一些，可是一点也不削弱他为苗人所做的贡献，他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苗人，推动了苗族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有文化的苗族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这让我们看到英雄的不同层级，他们都是英雄，可是处于不同的层级。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下午傍晚时分，在走访了柏格理创办的光华小学、石门乡苏科寨教堂等地之后，我们来到了石门乡的一处高山，这里埋葬着几位外国传教士，我们祭拜了其中五位传教士，看其墓碑，有三位都是因感染伤寒而病故，年仅三十几岁。听着后人介绍他们的事迹，已经与我们听陈老师讲解柏格理的英雄事迹不可相比。那么，他们是不是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值得？

一个时代而言，永远只有极少数人成为万众景仰，后世爱戴的所谓英雄，与其同时，也同时存在着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为时代的进步做出了他们的贡献。有的有墓，有的根本没墓，完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样，也终将消逝在时光之中，百年之后无人记起。那么，我们何以谈论“英雄”的价值？何以面对我们自身存在的意义？

 全球著名的心灵成长导师，被《时代》杂志列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朗达•拜恩在其畅销书《英雄》一书中谈及英雄的秘密时说：想要更富足、更丰盛、更幸福的生活，答案就在你的嘴边，在你的心底，一切都已具备。

两位顶尖的作者讲出了“英雄”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内涵，保罗•约翰逊认为被世人所认可爱戴是英雄的标志，朗达•拜恩则认为认清自己的梦想，坚定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充分地实现自我就可以成为英雄。

从石门乡返回昭通的途中，夕阳躲在云层后面，盘山公路在高山峻岭中盘延，车窗外不时有小小的村落出现在山涧之中。在这个英雄消解的年代，我又想起柏格理当年的情景，柏格理从英国来到一百年前的石门坎，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大山深处，与苗人朝夕相处，创立文字，创办学校、医院、教堂，他当时可曾想过他会成为“英雄”，成为苗王？与柏格理同时期的外国传教士，他们有谁想过成为“英雄”？成为苗人或汉人的救世主？

我眼前的陈浩武老师，年过六旬，不在北京寓所安享度日，几年来，反复来到这穷乡僻壤来祭拜柏格理，他何曾想过自己成为英雄？今天早饭时分，他还说：我们要警惕任何把人神化的行为，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众人推崇的人物。

然而，他们都是坚定地追寻自己梦想的人，无论年龄长短，无论国籍出生，按照朗达•拜恩的说法，他们都是英雄，并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代表，服务他人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也是这些英雄们的基本特征。

下午，在石门乡苏科寨的教堂里，一位只有一米三几的苗族妇女，因我们的盛情邀请，为我们歌唱了几首赞美歌曲，其貌不扬的她，当歌声从她的嗓子里飘出来，响彻教堂的时候，我看到了她无比自信而尊严的面容，看到了她发自内心的欢乐。而这是一百年前的柏格理，及后来一代代有名无名的人们努力的结晶。英雄们努力的结果是让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重获生命的尊严，重得生命的欢畅，和内心的安宁喜乐。如果我们身边有人也在这样做，那么他就是英雄。

柏格理和郭嵩焘

——对“滇案”后中国两个重要事件的思考

文：陈浩武

我最近一直在琢磨，石门坎的精神，柏格理的精神，对整个中国的社会转型意味着什么？

我今天从大家知道的一个很有名的案件“滇案”说起，从“滇案”出发，来引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件事情，然后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看它说明什么问题。

“马嘉理事件”。马嘉理事件是导致后来包括石门坎在内等一系列事件的重要背景。

事情是这样的：在云贵高原，历史上都是由法国人在这里传教，主要是天主教，法国有几位天主教徒曾经帮助越南的一个皇帝登基，越南的皇帝给他们的报酬就是你可以在越南传播天主教。这些传教士慢慢从越南往北，进入了中国的云贵高原，主要在云南怒江一带传教。     后来经过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也希望进入中国内地，进入云贵高原，但是苦于这个地域被法国人控制，而且由于交通原因，无法实现。

英国人首先打破这种僵局，那个时候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试图从缅甸打通一条道路进入到云贵高原。1874年就派了英国的上校军官柏郎，带领一支探险队寻找从缅甸进到中国的腾冲的道路，英国驻中国公使派一个名叫马嘉理的翻译，从北京出发到中缅边境去迎接柏郎。但是，1875年2月12日，这支探险队在从缅甸八莫到云南腾冲过程中，在腾冲和当地的边民发生冲突，马嘉理被边民打死。这个事情就叫“马嘉理事件”，历史上也称“滇案”。

英国政府借“滇案”向中国清朝政府施加压力，1876年9月13日，中英双方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也称为《芝罘条约》。烟台历史上称为芝罘，这个条约的文本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英烟台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开几个口岸之外，最重要的是开放云贵高原对基督教的传教，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对这么很小的事件，中国清廷会如此重视，如此忍让而被迫签《中英烟台条约》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原因。1875年清政府已经决定左宗棠帅兵收复新疆，收复新疆是和俄国的关系。在这样一场大的军事行动之前，清廷担心如果不处理好马嘉里事件，英国人和俄国人联手对付中国，就会非常麻烦，会影响到收复新疆这个大战略的实施，所以在对马嘉理的事件上，也就是对待英国的态度上，采取了妥协的立场。

《烟台条约》之后，西方世界第一个反应就是戴德生的内地会，虽然内地会是1865年创办的，但是戴德生在《中英烟台条约》之后专门成立了“内地会中国委员会”，而且在英国招募100名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而柏格理正是这次应内地会招募来到中国。从时间上看，1886年“内地委员会中国委员会”成立，1887年柏格理就到了中国，他是1888年抵达昭通，1904年抵达石门坎。这件事情就形成了后来柏格理牧师在石门坎创造一个海外天国的外部背景，这个背景就是马嘉理事件。

柏格理牧师到了石门坎去，把两种东西带给了这个地区：

一是基督教的信仰；

二是现代教育体系。

这两样东西带到石门坎，是基于文字的发明。柏格理到石门坎以后，在昭通汉人学者和一些苗人的支持下，1906年就创制出苗文，今天称为“老苗文”或者“花苗文”，然后很快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新约》，并且开办学校，普及教育，在乌蒙山区大规模扫盲。

他把信仰和教育这两种东西带到了石门坎之后，就给一个古老的，蛮荒的民族，连文字都没有的民族，从来不认识大字的民族，变成了所谓的“西南文化高地”。

我在石门坎隐隐约约听到过关于驼峰航线飞行员的故事，大意是说石门坎的农民会讲英文。因为只是听别人讲，从来没有证实。所以我以前在介绍关于石门坎中从来没有引用过这个例子。这次去云南接待柏格理的后人，听到当事人讲到了他父亲可以流利的用英文和美国飞行员沟通的故事，这个美国飞行员被日军击落掉在威宁地区的时候，就是他的父亲用英文和飞行员交流，并且把这个飞行员送到国民党军队的驻地，使这个飞行员感激的泪流满面，他没有想到一个如此偏僻蛮荒的地方，竟然有人用熟练的英文跟他交流，把他送到国民党的军队去，让他重新返回到美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52年中国体委组织第一个足球队，其主力队员有一些是来自石门坎的球队，一个石门坎乡的球队竟然能为国家足球队提供主力队员，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场景，苗族了学会了游泳、足球，他们学会了现代文明，从1928年就出了苗族的医学博士，非常了不起，而且这个了不起的人物当中的代表就是朱焕章先生。柏格理用生命点燃了苗人，苗人成长起来了。

今天我们的会场中，就有朱焕章先生的女婿陶绍虎先生，今年74岁的老人，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现在他在不遗余力的推广老苗文，用他的行动，在云南贵州青年当中推广柏格理当年创制的老苗文。

很多人问我，你一个学经济学的，一个做企业的怎么会关注石门坎，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心中有一个情结，就是乡建，农村的乡村建设。我做过知识青年，下放过农村，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在很早之前，就对梁漱溟晏阳初这些先贤从事乡村建设有强烈的兴趣，我关注他们怎么做，他们为什么会做农村的建设。

中国的农村建设有几种模式，一种就是梁漱溟晏阳初他们在山东河北所推行的模式，是在既定的价值观不变，在儒家文化传统之下，通过增加资金、科技的投入，通过平民教育，来改造农村。这种模式非常有效，可惜的是，由于日本侵华，这个社会实践被中断了。

我把柏格理石门坎实践看作是中国农村建设的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在一个极端贫穷的地方，把现代教育的体系和基督教的信仰带过去，这个地方就发生变化，我对石门坎的认识是从乡村建设角度来看，认为石门坎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乡村建设社会改造模式。

由“滇案”引出来的第二个人物就是郭嵩焘。

为什么是郭嵩焘？

因为“滇案”，除了清政府被迫签订《烟台条约》，同时，中国政府要正式派一个官员远赴英国，当面向女王“表示遗憾”也就是去道歉。这种苦差，派谁去呢？皇帝把人选确定在郭嵩焘。

郭嵩焘何许人也？

郭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湖南人，满腹经纶,若论学识、论水平，论眼光，他都是丝毫不亚于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的杰出人物，只是因为他命途多舛，使他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很多痕迹，最后下场很惨。

首先，郭嵩焘是清廷高官，最高职务是福建巡抚，地方大员。由于他眼光开阔，深受皇帝信任，更多的时间是担任上书房行走，是皇帝的近臣和智囊，他给皇帝上的很多奏折都被皇帝采纳。

第二，他是湘军的创立者，因为他的父母去世以后，他回到湖南丁忧，正在这时，太平军起事，他受命协助曾国藩创立了湘军。

第三，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国职业外交官的先驱。

中国外交官的第一个人就是郭嵩焘，在他出使英伦之前,中国没有“外交”这个概念，所谓的外交，是建立在平等的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概念，而清朝时的中国，只有“理藩”，中国以外都是藩，都是夷，都是蛮人，中国才是天朝，站在天朝的角度“理藩”。而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个职业外交官，是中国外交的先驱。

郭松焘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卓识的学者。

比方说他把苏格拉底称之为苏夫子，把亚里士多德称为亚夫子，就像把孔子称为孔夫子一样。他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看成为和孔子相平等的圣人。毫无疑问，在一百多年前他能认识到希腊哲学家的价值，这一点很难得，当时中国没有几个人有这个眼光。

第二，他非常推崇西方的民主政体，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很深的研究，他认为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是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而中国如果要强大，首先要学习的是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包括议会制度，在当年他就提出了一点。

第三，他认为当时的洋务运动的“官督民办‘’的模式是有问题的，应该把官员撤出来，企业由企业家去办，由商人去办，所以他说“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只有让商人去经商，办企业，中国才能够打下西方政治基础出来，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贵的思想。

“滇案”以后，慈禧太后决定由他出使英伦，他在1876年启程，就是左宗棠对新疆出兵的这一年。那么，这么一个多么卓识远见，那个年代就认识到苏格拉底和企业家的价值，他什么下场呢？

　　中国派驻英国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立即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大家认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只有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臣“驻外”之说。简言之，在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有辱国体的。所以，郭嵩焘还没有出门，已经是众矢之。有人甚至编出一幅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虽然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上任。

他出使的时候，朝廷派了一个副使叫刘锡鸿，这个刘副使在观念上极其保守，他看不惯郭嵩焘，专门打小报告，不断地写奏折，所以他跟刘锡鸿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最后朝廷把他免了。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 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

死了都还没有完。他去世九年以后，1900年义和团兴起，慈禧太后同时向14个国家宣战，一些官员就上奏慈禧说，导致今天这种混乱就是郭嵩焘这些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造成的，其中代表人物就是郭嵩焘，所以要开棺鞭尸。

我为什么要讲到郭嵩焘？

或者说，郭嵩焘这个人物的悲剧说明了什么？

我们今天来看，郭嵩焘无疑是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物，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那为什么一个正确的观点不能容于当时呢？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这就是我下面谈到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转型。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转型，一种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西方民族转型。

这部分国家的文明转型怎么实现的？

从十五世纪大航海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经过罗马法复兴，最后实现产业革命，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为什么会自然演进？最大的贡献是新教改革，新教改革就实现了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两者的分离，康德讲，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他说：在科学领域我们要把上帝赶出去；在社会领域我们要把上帝请回来，也就是说，在工具理性层面，我们要摆脱神学的困扰，以科学的精神来探索自然；但是，在精神层面，我们仍然需要信仰，需要精神价值，需要一个神性的上帝。

这种思想，到加尔文以后，更是演化成为韦伯讲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演化成为世俗的事功也能荣耀上帝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即每个人在人间的活动，经商也好，科学研究也好，都可以荣耀上帝，工具理性和终级关怀是打通了的。

但是，第二类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这一类的国家大多是传统文明的国家，是轴心文明的国家，这些国家有自己成熟的价值系统和价值观，如果要像西方学习，融入全球化进程，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现代的价值系统和传统的终极关怀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因为在这些国家，人们（主要是社会精英阶层）首先要问，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如果不解决学习现代化制度的正当性依据，这个学习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在洋务运动中，发展经济需要修建铁路，这毫无疑问是重要一步。但在令我们想象不到的是，当时修建铁路的阻力并不是来自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来自于意识形态。因为当时的儒家学者们认为，火车产生巨大的轰鸣声，会惊扰埋在地下的列祖列宗的灵魂，是一种“不孝”的行为，违反儒家的伦理。今天看来如此荒唐可笑的理由，但在当时，它却实实在在阻碍了我们修建铁路的行为。这就是说，如果一种社会观念，不能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正义的时候，社会实践活动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郭嵩焘的悲剧就在于此。

郭嵩焘的悲剧是什么？

我们看，副使刘锡鸿给朝廷打报告，说郭嵩焘的三大罪状，我们看看三大罪状是什么：

第一件，郭嵩焘到英国的炮台上视察，那天起了大风，陪同的一个英国人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披给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说这是大不道的行为，“即令冻死，也不当披”；

第二，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迎接。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成何体统！

第三，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

今天看来，刘副使所陈列的罪状，大多是鸡毛蒜皮，但是，在当时就是严重违反祖宗法度，所以，郭嵩焘也就成为“教法罪人”。

前面我讲了两个人物，传教士柏格理和清廷高官郭嵩焘。

这两个人物有什么联系？

联系就是“滇案”。因为“滇案”，一个从英国来到中国，一个从中国出使英伦。但是这是表面上的联系。

深层的联系就是， “滇案”使中国与外部世界产生了联系，所以柏格理牧师能够来到中国，带来一种普世价值，使他在石门坎获得成功，自己也成为西方五大使徒；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确立向西方学习的价值正当性，所以郭嵩焘出使英伦，以悲剧告终，成为“名教罪人”。

牧师柏格理和高官郭嵩焘，这两个人物都是当时的精神坐标，他们不同的命运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是传统文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一定是首先要建立现代价值体系和现代政治制度的耦合机制，这种耦合，就是以确立学习目标的价值正当性，同时，要实现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的理性分离。伯格理们当年的努力，其意义就在于此。

   对中国而言，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说，中亚主要是陆权意义上南-北对峙下的“西向战略”问题。传统时期农耕-定居帝国与草原-游牧帝国的对峙是如此，近代至当代中俄（苏）并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从文明的角度来说，如何认识伊斯兰文明，是中国人理解中亚的关键；

从中亚自身来说，历史与地缘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主体性不稳固的、依附性较强的存在。

中国向西就是狭义上的中亚，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亚。为了行文上清晰起见，需要从地理上界定一下中亚。广义的中亚就是古代的“西域”，狭义的中亚就是现在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均加入了独联体）。广义的中亚具有文明史的重大意义，狭义的中亚是民族国家构成的。中亚五国的范围是：西到里海和伏尔加河，东到中国的边界，北到咸海与额尔齐斯河的分水岭，并延伸至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南部，南到同伊朗、阿富汗的边界。五国面积共有4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0万。

认识一个对象，经常难免将其客体化、他者化。若对此认识过程的局限性没有一个反思，那么，基于这种认识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就很有可能反过来成为蒙蔽认识者自身的障碍。因此可以说，认识一个“他者”的过程，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亦是认识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从国人对中亚的认知来说，与“自我”有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对中亚如此无知？“我”认识中亚的主要局限性是什么？我们认为，这种自身的局限性主要就在于我们的认识总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原）出发，没有把我们对中亚的认识置于“世界历史”的高度和进程中。

从张骞凿空说起

   西汉时，张骞分别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两次通西域，历经千辛万苦对西域的情形进行了详细考察。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的情况是：“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

   班固说：“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际。”[2]张骞因功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博望侯“大大地开阔了我们古人的地理视野，改变了汉朝以前的地域观念，使人们知道了新的天地。”[3]在中国史、亚洲史，尤其是在东西交通史上，张骞“凿空”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历史学家翦伯赞甚至将其与哥伦布“发现”美洲相提并论：“张骞在公元前127年发现西域，其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刺激，就像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对欧洲人的刺激一样。”

 
   张骞通西域

  没有张骞，很难想象汉朝能够成功地经营西域。公元前102年，汉将李广利远征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府，辖区包括今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南、帕米尔和费尔干纳盆地。“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张骞死后，汉朝派出的使者“皆称博望侯”。汉朝与西域邦国之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当时，汉朝派出的使节，每批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多则十余起，少则五六起；路程远的往返要八、九年，路程近的也要三、五年。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汉朝边塞。”汉宣帝（前73-前49）不仅亲自接见、宴请匈奴贵族和使者，并把汉朝官属侍御上百人集中在上林苑，专门学习乌孙语言！

   张骞通西域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中原-华夏文明在欧亚大陆中西部进行经营的开始。在近代欧西强势文明渡海而来以前，中原文明的对外交流主要就是通过西域陆路进行的，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佛教和伊斯兰教皆循此路而来。后文将提到，中原文明向西的经营，与其在东亚的典型的“朝贡贸易”体系具有不同意义。

   在踯躅前行了很久之后，人往往会迷失自我，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我们必须回到起点。对我们要讨论的中亚这个主题来说，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应是我们的起点。时过境迁，谈论张骞不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因为张骞身上所投射出来的某种穿透历史的力量和魅力。这不仅仅是指张骞与“蛮夷”交往的个人魅力，如司马迁所言，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更重要的是他体现了那个时代华夏精英阶层自信的精神、魄力与气象。

   在中国主流知识界存在一个知识上的盲区，那就是希腊以东、新疆以西这块大区域，即中东与中亚。这种“无知”状态既是历史、语言、文化、地缘等方面的无知识，更重要的是也将那里变成了“东方学”意义上的异域情调，对主流知识界而言，那里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疆，而且也是心理-文化上的边疆与边缘地带。人们一方面在膜拜着欧西，一方面又没有突破那个知识盲区的动力和主观意愿，在这种状态下，就难以生产出关于这个地区的有效知识，更谈不上建立关于中亚的常识性认知结构。在陌生与隔膜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落后于现实，陌生导致无知，无知又将导致盲动。

地缘：东西格局的演变

   论当代之形势，不可独拘泥于现世，尤不可不察上下数千年之历史大势。对中原王朝而言，西域问题其实就是草原帝国与农耕帝国长期南-北对峙/并立格局下出现的“西向战略”问题。近代以来，历史上的草原与农耕对峙的传统南-北问题已转变为中俄两个大陆性国家并立的局面，这是新的南-北问题。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应将西域问题置于南-北对峙下的西向战略框架内审视。迄今，中国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三种类型的“东-西格局”，分别为“西高地-东平原”、“西域-中原”以及“中国-中亚”。“东-西格局”的层层外扩，反映出中原华夏文明/政治体的壮大与拓展。

 西高地与东平原

自夏商周三代至秦灭六国，华夏/中原王朝的朝代更替属于典型的“西高地与东平原对峙”。对此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有过非常精妙的论说。在其名篇《夷夏东西说》（1933）中，傅先生早就指出：“东西对峙，而相灭相争，便是中国的三代（夏商周）史。”傅斯年还申论说，中国古史自三代至东汉时期，主线乃为东西对峙：“秦灭六国是西胜东，楚汉亡秦是东胜西……曹操对袁绍是西胜东。不过，到两汉时，东西的混合已很深了，对峙的形势自然远不如三代时之明了。”“到了东汉，长江流域才普遍的发达。到孙氏，江南才成一个政治组织。从此少见东西的对峙了，所见多是南北对峙的局面。”

敦煌仙乐图龟兹部

傅斯年说的“西高地与东平原对峙”，这里的东与西是以太行山和豫西群山为界，把中国的版图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这主要是根据地形差别划分的。东边是大片的冲击平原，西边是夹在山中的高地，傅斯年分别称之为“东平原区”和“西高地系”。东平原区“是绝好的大农场而缺少险要形胜，便于扩大的政治，而不便于防守”。西高地系是几条大山夹着几条合流造成的一套高地系，其中以关中高原最大，这里主要就是今天的山西、陕西，在经济上不如东平原区，但也不是很差，关键是地形好，“攻人易而受攻难”。另外，这个地方虽然不便于农业，但水草利于畜牧，“这样的地理形势容易养成强悍部落。”“西高地系还有一个便利处，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处，就是接近西方，若有文化自中央亚细亚或西方亚细亚带来，他是近水楼台。” 

“西高地与东平原对峙”的结束标志着中原地区华夏族群主体融合的完成和定型。

西域与中原

在西汉时期，西域的范围不仅包括现在的新疆地区，而且还包括跟这一地区山水相连的葱岭以西，一直到巴尔喀什湖一带，甚至对更西、更远的地区。故广义的西域是指我国玉门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新疆及中亚等地。西域之进入国人视野，起自汉与匈奴的对立。从史书记载来看，“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和《大宛列传》中。

在汉代前后时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中亚两河流域至帕米尔到塔里木盆地今新疆大部分地区以及河西走廊地区，“覆盖状地活动着四大支塞人以及大月氏人和乌孙人等，他们均为欧罗巴人种，操印欧语。”[8]这些人都属白种人，另外，由于广大北部草原地区也一直活跃着游牧的操阿尔泰语系不同语言的蒙古人种，两者也一定存在交流和渗透，只是仍以印欧人为主。战国时期的秦国在西边所要防御的就是印欧人。

关于这片大的区域到的自然地理特征呢，亚洲史研究专家墨菲说：“世界最大的半干旱及沙漠地区覆盖着欧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它从乌克兰及今土耳其开始，跨越前苏联南部、伊朗大部、阿富汗和今巴基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满洲辽河中段以北和东京约75°以东的中国领土的大部。从气候和植被方面看，西藏也属于同类型干草原-沙漠范畴，尽管它的自然环境主要由它的高海拔决定。在欧亚大陆的这片广大地区的大部分，永久性耕地的农业只在几处拥有可用于补充灌溉的水源的有利地区才有可能，比如分散很远的绿洲。”

西域-中原”时代的到来是以南-北对立的加剧为背景的。傅斯年把南-北对峙说成是东汉以后的事，自有他的出发点，但如果把南-北问题看作是北方草原游牧帝国与中原农耕帝国的对峙，就可以发现，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匈奴帝国就活跃于北亚草原，其给南方的农耕-定居帝国以不断的压力。这一草原-游牧与农耕-定居的南-北对峙模式是一条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主线。张骞之凿空西域，表面上看是一个东-西问题，而实际上其最直接动因在于解决南-北问题。当时，西汉人从战俘的口中偶尔得知西域诸国与匈奴间的复杂关系，遂有联合西域国家以对抗北方匈奴的战略考虑，即“断匈奴右臂”。这也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直接原因。

拉铁摩尔曾提出理解草原与农耕民族关系的一个关键，即他们对西域绿洲地带的竞争与控制，他指出，汉代人对中亚不是“为征服而征服”，那是一种政策考虑：“或者是控制中亚的绿洲及部落，以建立对抗草原游牧民族的同盟；或是对绿洲进行防御性占领，以免游牧民族利用它们作为根据地。”拉铁摩尔认为，这两种政策考虑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征服”，“中国政治家们真正需要的……是造成一种情势，使绿洲小国王们认为依附中国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基于此，“了解绿洲本身的政治独立性，以及汉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对绿洲的不连贯的统治，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的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

 
欧文·拉铁摩尔与夫人

张骞凿空西域后所形成的东-西与南-北互动模式一直贯穿此后的王朝时期：南-北对峙总是与“西域”分不开，南与北都以争夺“西域”（尤其是绿洲地带）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西域对于南-北问题的解决往往又是关键。对中原王朝而言，争夺和经营西域的战略意义在于：对方的包围和己方的反包围，生死攸关。

唐朝在北方先解决了东突厥问题，将大漠南北并入唐朝版图，置安北都护府；公元640 年大败高昌国，在西域交河城设立了安西都护府，659年，大败西突厥，使唐朝得以据有西域，统归安西都护府管辖；公元702 年，唐又设立北庭都护府，主理天山北部诸地事务。唐中期开始，西突厥复强大，严重威胁到唐在西域的统治。此时，大食（阿拉伯）帝国正向中亚地区东扩，与唐王朝的矛盾日益激化。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的军队与大食军队在怛逻斯一带遭遇，唐军败，中亚广大地区归属大食。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控制西域的军事实力减弱。后来，西域不少地方又落入了吐蕃之手。宋时国力较弱，西部和北部都为游牧帝国。蒙古帝国的版图非常辽阔，西域地区多受辖于察合台汗国。元朝重用西域来的穆斯林，使伊斯兰文明在中国获得空前发展与繁荣。明朝国力又变弱，国威不过长城以北，西只能达到西域的部分东部地区。当时，西域的察合台汗国已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西边的后来演化为帖木儿帝国（1370-1507），东边为东察合台汗国（亦力把里），后又叫作叶尔羌汗国。

典型的是大清，先解决南-北问题（蒙古），后解决西部问题（新疆）：从定都北京至康熙中期的近五十年间，清廷平三藩以定中原，后用兵北遏沙俄，而无暇西顾；1696年清军在漠北击溃噶尔丹军；1757年，乾隆派兵收复北疆，乘胜南进，平定南疆叛乱，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统一，“自13世纪以来，从西安到伊犁这片土地第一次由一个单一的政府来管理，”此时的清朝感受到天山以西以阿富汗的杜兰尼王朝为主所发起的伊斯兰“圣战”的威胁，决定停止西进[13]；19世纪后期，左宗棠驱逐来自中亚浩罕的阿古柏势力，收复新疆，1884年新疆设省。

清朝解决了传统的南-北对峙问题。在政治上针对北方的草原部族建立盟旗制度，以“发展了的部落联盟形式”联合起长城内外，使清朝皇帝居于最高盟主地位，遂使长城逐渐失去了边界意义。在清代，长城内外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使长城内外在经济上日益一体化；更多的汉民移居关外，在内蒙中南部开垦，部分牧民也开始了定居化，转而从事农、工、商业，逐渐失去了移动性[14]。但就本质而言，与其说是有着同时治理游牧、森林和农耕经验的满族解决了传统的南-北问题，还不如说是现代技术变革几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游牧”问题。[15]

西域总是与南-北对峙问题纠缠在一起。左宗棠说：“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但在工业时代之前，经营西域耗资巨大，几乎完全属于“烧钱”型，因为那里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其在传统社会的经济价值不大，而仅具战略价值，故可以理解汉唐以来，中国经营西域的典型战略就是“以夷制夷”。而西域对传统中华帝国来说，也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放弃的“负担”：“为了获得回纥以及后来的阿拔斯王朝的帮助，（唐）肃宗放弃了中华帝国的中亚地区，因为地方反对朝廷经营西域耗空国库，总的说来，西域是一种负担，而不能给中央提供任何收益。”可见，传统中国对西域的经营主要还不是开疆辟土的“帝国扩张”，而是综合地缘战略和经济因素的理性考虑。

 
浩罕汗国的皇宫与军队

清朝基本上解决了南-北问题之后，才使中国人首次严肃地对待西北（西域）问题，亦即不再将其仅作为战略上的边疆，而是作为一块自己的土地经营。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中华帝国太多机会。平大小和卓之后，1759-1820年间，清廷虽然在新疆维系了六十年的和平，但此后又是中亚给清廷带来长达六十年的祸患。1820年代后，清朝内部叛乱日增，军力不足，张格尔乘机作乱。平张格尔后，大清就面临着浩罕汗国的直接威胁。由于国力日衰，清廷采取守势，欲以中亚贸易笼络浩罕，可惜收效甚微，直到新疆建省，清王朝才逐渐恢复新疆的秩序，但此时，中国面临的是新的南-北问题了：俄罗斯已南下而据有中亚。

在中西文明之间：中亚为什么很重要？

文：昝涛

中亚的俄罗斯化

    18世纪中叶开始，沙俄不断向中亚地区扩张和侵占，不少部落被先后“合并”进了俄国，希瓦、布哈拉、浩罕三个汗国也被先后征服。原先属于我国管辖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以及帕米尔的某些地方，在沙俄与清朝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也被沙俄占去。到19 世纪70年代时，沙俄已经征服了整个中亚地区。另外，以印度为基地，英国也介入到在中亚的博弈。

    沙俄为什么要吞并中亚？过去的研究从沙皇帝国开疆扩土、地缘安全等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甚至认为沙俄有南下印度洋寻找出海口的考虑。但从实际历史的进程来看，俄国对中亚的兴趣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俄国是把中亚地区当作自己的殖民地来经营的。这种经营不光是在经济上获取利益，而且还在政治、人口和文化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殖民化。

   学者最近指出，单一型经济生活的地理学特征决定了帝俄的地理扩张方式，这种单一性经济生活的地理学特征就是俄罗斯族人的生活区域与联邦财政收入区域是不一致的。如果说早期俄人在西伯利亚的扩张是为了寻找皮毛，那么，进入近代工业化阶段以后，帝俄在中亚的扩张则是主要为了满足其对原材料及商品市场的需求。在这一点上，帝俄对中亚的殖民与西欧人的海外殖民是相似的。

   中亚的费尔干纳谷地土地肥沃，于1884年移植美国棉花获得成功，遂使棉花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产品，用来满足俄国和波兰纺织工业对廉价棉花的需要。为了满足俄国的需求，当地植棉业的勃兴致使农业畸形发展，棉产量增长的同时，粮食产量锐减，粮食从自足变为日益依赖从俄国输入。植棉业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亚向俄国商品打开大门奠定了基础。由于无法同西方的商品竞争，俄国就将中亚地区作为一个保护性市场，倾销谷物、糖、木材、钢铁制品和其他制成品。中亚遂成为俄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后来的中亚穆斯林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停止种植美国棉花的要求，亦即要摆脱俄罗斯的殖民主义，使中亚从对俄国经济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俄国是典型的大陆型帝国，它的扩张是在陆地上连续进行的，它所征服的土地都与母国相连。按学者的解释，这一大陆型帝国的特征决定了俄国对所征服之地的殖民化程度之深（将每一块扩张而来的土地及人民都尽可能地“同化”）。除了经济方面，帝俄对中亚的殖民化主要表现为大量欧洲移民的涌入以及对本地土地的剥夺和占有。中亚地区地广人稀，尤其是哈萨克草原、吉尔吉斯和土库曼斯坦有大量“剩余土地”，随着俄国农奴制的废除，大量无地农民进入中亚，俄国移民人数激增，而本地人受到了排挤。此后，俄国开始有序地对中亚地区进行殖民化，并制定了剥夺当地人土地的计划和法令。从人口学的观点看，俄国在中亚的移民已经改变了那里的民族成份。欧洲血统的民族的总数最终超过了当地任何一个本地民族集团的人数。欧洲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9年普查），在哈萨克斯坦是65%，在苏维埃中亚约为25%。

    俄罗斯商队到达浩罕汗国‘

沙俄造成了中亚经济的单一化以及对母国的依赖。苏维埃政府虽然指责沙皇政府的经济殖民政策，但其在中亚所执行的政策是一样的。这也是由前述俄罗斯人“单一型经济生活的地理学特征”决定的。诚如季诺维耶夫在1922年所说，虽然俄国已经抛弃了剥削附属国的政策，但“……我们若没有阿塞拜疆的石油或土尔克斯坦（即突厥斯坦）的棉花是不行的，我们不是作为过去的剥削者而是作为手持文明火炬的老大哥，来取得这些我们所必不可少的产品的。”

   苏联在中亚推行的政策是强化地区专业化分工，“它把俄罗斯联邦经济的单一性与其他联盟主体的经济单一性相互结合成一个自洽的经济组合体，从而克服了沙俄帝国的传统特征。其实，这种联盟经济后来发展为经互会体系，是对未来终极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体的一个模拟。”苏联把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四个共和国划为一个经济区， 称中亚经济区；把哈萨克共和国划为一个经济区，称哈萨克斯坦经济区。根据苏联的专业化分工，中亚地区主要生产矿物、燃料、谷物、棉花、羊毛、肉类等初级产品。这些产品主要运往苏联的欧洲地区，因此，中亚各共和国之间经济交流并不密切，而与俄罗斯联邦的物资交换很紧密。

   帝俄在中亚的对内政策是，维持在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秩序，尽可能多地获得经济利益，而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尽量少加干涉。到苏俄时代，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被引入中亚。在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之后，中亚成为其未来社会主义联盟布局中的一部分。列宁所设想的“苏联”，建立在一套完全不同于任何国家和帝国的“国家理由”之上：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及这个共同利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世界无产阶级共和国，在其中实现了各联盟主体的平等。列宁对自己的理想设计是乐观的。而到斯大林，他以“共产主义新人：苏联人”作为苏联的灵魂。

    苏联的民族团结宣传画

    苏俄首先是对中亚进行了民族划分，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统辖中亚，其实质是以（社会主义版本的）“现代性文明”对中亚的覆盖与重新整合。首先，对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中亚五国这一“创造”是其“苏联”理想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框架下，中亚各国首先就在理论上从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跑步”进入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根据斯大林的民族观，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产物）。这是一个先进入“现代性”，再达致社会主义的方案。其次，民族划分也具有打击泛突厥主义的重要战略考虑。加盟共和国体系的建立，击溃了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政治诉求。中亚新民族国家的创建，培植了一批新的民族主义精英，并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宣布效忠于共产主义的苏联，他们立刻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尽管当时是形式大于内容。

   俄罗斯吞并中亚后，对中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俄罗斯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移民和推广俄语。苏联继承了帝俄的俄罗斯化政策，实行的是分而治之：划分民族+俄罗斯化。他们用“苏联人”即忠于莫斯科的、讲俄语的人民来取代众多的民族，最终导致了中亚地区社会结构的改变。在苏联以前，中亚主要有三种语言：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苏联通过多种措施改变中亚地区的语言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将西里尔字母强加给中亚人，这种做法不仅打击了中亚的本土语言，确保了俄语的“超民族”语言的统治地位，使俄语成为苏联公民的交流工具，还用以割断中亚人的历史，割断中亚人与其他地方讲波斯语和突厥语人的联系。苏联时期，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伏尔加的德意志人被安排到中亚定居，俄罗斯人又被政府安排到领导岗位上，让他们训练年轻的中亚人，努力造就一批俄罗斯化的本地精英。俄罗斯化是成功的，它的影响不只是体现在大量俄罗斯人口在中亚的存在，也不是此后俄罗斯利用保护中亚俄罗斯族人利益来干涉中亚事务，更重要地，俄罗斯化造成了一批具有亲俄意识的当代精英，他们直接决定了当下中亚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加之于中亚的实际上是俄罗斯化与苏联化（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俄化最终是服务于苏联化的，苏联化的最终理想是要在此岸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新人为主体的神圣共同体，对中亚而言，实际上就是以一种新的普世主义（社会主义）的神圣诉求来“打掉”特殊主义的（民族）诉求和传统的普世主义的神圣宗教。总体而言，俄化取得了较大成功，而苏联化实际上只是部分地成功，并停留在了其社会主义化的初级阶段，即民族划分与建构的阶段。苏联解体后，中亚的民族国家建设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初级阶段开始搞起的。这也正是中亚不稳定的根源，因为，俄化和不成功的苏联化已经直接冲击和动摇了它的历史主体性。

中亚的主体性困惑

    到底中亚是什么？这只是我们习惯地发出的一个疑问，在真正地了解中亚之前，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这是不是个伪问题。在这里我们大胆断言：中亚是一个主体性不稳固的、依附性较强的存在。主体性是自我认同，是超越理性的激情，是紧抓住历史深处某种灵魂本质的冲动，是自信的源泉，是创造性的发动机。这些正是中亚在其历史中失去的东西。

   主体性不稳固与依附性较强两者互为因果。中亚的历史命运就是在文明和政治上被大的力量所控制、掌握和引导。外部力量多次塑造中亚。从文明的角度说，当代中亚文化深受外来“三化”的影响，即突厥化、伊斯兰化与俄罗斯化。历史上，中亚地区一直是周边强大政权统治者们争夺之地，先后有希腊、波斯、中国、阿拉伯、突厥、蒙古等王朝或汗国的统治者都管辖过这里；西汉时，楼兰国王说出了其处于汉与匈奴之间的两难境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古代国王的这句话精炼地点出了整个西域诸小国的历史命运。

当代中亚延续着其特殊的历史命运：内部不稳定，外部有多个国家试图影响、控制该地区。近代以来，俄罗斯掌控中亚命运一百余年。一百年前沙俄与英国为争夺中亚展开的“大博弈”（Big Game），如今换了一个主角：美国取代了英国。中国则被认为是潜在的第三个“玩家”。

 
布热津斯基

独立后的中亚力图重建其历史主体性。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命运，这种重建带有很强的悲情色彩。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获得独立。独立被民族主义的悲情叙事赋予了新的意义。1992年8月29日，全世界吉尔吉斯人代表大会在首都比什凯克召开。总统阿卡耶夫发表讲话说：“由于历史上遭受众多不幸事件，吉尔吉斯人口数目越来越少。最后成为定居在亚洲中央的一个小民族。但是，我们最大的遗憾是自伟大的吉尔吉斯汗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之后的1000年之内，未能再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可以说，中亚的历史悠久绵长，但中亚国家却太年轻了。

如果说苏联的解体与中亚国家的“被独立”是（美、苏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现代性竞争的结果，那么，在这样的一场现代性竞争的大游戏中，1990年后获得独立的中亚国家才刚刚起步。工业化方面因为苏联时期片面的地区专业化分工体系，致使其至今未建立起能够满足自我需要的轻工业体系，因此，它非常需要中国的电子产品、配件、纺织品等。独立的中亚国家正借助于虚弱的国际法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来重建其主体性，而其复杂性就在于长期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建之间的矛盾：泛突厥主义已被苏联确立的民族国家体系所破解，从而成为政治上“过时”的东西，但中亚诸国各自的历史底蕴比较薄弱，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民族国家建设缺失的苏联时期，且面临复杂的跨境民族、族群冲突与地方主义问题；普世主义的伊斯兰认同在苏联时期的无神论世俗化进程中被长期打压，而今的复兴带有很大的反弹特征，它欲以一种对抗性的姿态建立其主体性，与国际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一起严重地威胁和破坏着中亚及周边地区的安全，实际上成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反政治”；去俄罗斯化是民族主义的激情冲动下进行的，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现代性将这里变成了颜色革命的阵地。在这一切都还没有被搞定的情况下，中亚又引入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制度，它是建立在以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为底色的国家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较为稳健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这一切便是中亚认同危机所在，亦是当代中亚政治危机的根源。

在上述情况下，对欲在中亚有所作为的中国而言，那里可欲的主体性状态应该是：形成大国博弈平衡格局下的稳定秩序，实现中亚诸民族国家的正常化。秩序是稳定的保障；国家的正常化使博弈各方都有一个可以谈判的合法对象。

中国在中亚的挑战

布热津斯基预言过中国与中亚地区关系发展的可能模式：“目前，中国的作用比较有限，它的目标也不那么明朗。有理由认为中国更希望在其西部面对一群相对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俄罗斯帝国。”但就算是这已经成为现实，中亚对中国在根本的政治问题上似乎依然是“铁壁铜墙”。

今天，中国的南-北问题已经从过去的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的对峙，转变为中俄并立。对中国而言，尽管仍然有过去的南-北和东-西格局的影子，但其意义已经非常不同。新的因素也已经加入进来，这就是来自南部的美、印，西部和西南的突厥-伊斯兰（土耳其、伊朗）。这里面，突厥、伊斯兰因为与中亚的历史主体性相关，而有一种软力量，弹性极大；北部的俄罗斯因为有帝俄和苏俄经营中亚的大陆型帝国经验，而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美国以强大的全球军力布局、资本帝国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具有软硬两方面的实力，它在此地不断掀起的种种“颜色革命”，让人瞠目。甚至连日本人都在构想从日本经太平洋、印度洋到中亚的对中国的所谓“民主包围圈”。

中亚对于中国的地缘战略、能源安全、交通运输、西部贸易、陆权以及战略纵深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是毋庸赘言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不能成为一个“买卖国家”，也就是说，不能轻易地认为，似乎只要有了强大的经济，就可以享有相应的国际地位（这曾经是二战之后日本的梦想）。在新的格局下，仅有一个经济-资源的头脑是不够的。尤其是在俄罗斯转型以后，其对于“俄化”中亚所具有的软实力，以及目前在形式上的体制优势和地缘优势，使俄罗斯可以在中亚与美国一决高低，2010年吉尔吉斯的政变就是例证。这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根本性问题。

作为中亚博弈局中的一个新来者，中国的优势局限于世俗成就，即经济方面。如何避免政治因素剥夺技术带来的进步，是两千年来中亚交通和贸易历史的最大教训。在今天，这里面既有大国博弈的因素，又有超国家的“三股势力”的破坏性因素，还有中亚各国内部因为主体性不稳与政治体制转型所带来的动荡因素。对中国而言，会否进一步引发令人担忧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尤其是民族向心力的问题，这是超越于经济利益之上的大政治问题。中亚不仅是曾经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的软肋，也是中国的软肋。“疆独”问题是中国西部长期面临的分裂主义挑战。这会成为大国博弈中易于被人利用的弱点。在承认区域合作的良好前景和巨大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如何建立一个“内在地克服了分离主义倾向的区域政治过程”（于向东语）需要被提上议事日程。

文明的因素亦不可忽视。儒家文明的普遍性消解于其依赖于特定的中原地理这一特殊性。在古典帝国时代，其或可容纳西域问题，但是随着全球视野的展开，以儒家文明来统合对西域的理解则捉襟见肘。更何况，经20世纪不间断的革命洗礼，现在的中国已经彻底世俗化了，不光是老百姓，就连自命清高的知识精英们也陷入了根本性的精神危机。现在常提“核心价值”，正是这种危机的真实写照。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传统的特殊主义的世俗文明遭遇现代化了的普世主义神圣文明的难免结果。在认识和理解中亚时，我们需要对自身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反思。

历史并非仅仅发生在过去的事，而是一种积淀和惯性，它存在于当下，并且是当下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存在于地理和人文之中，地理者，乃是地表的自然环境，人文者，则是文明的传统。在地图上，西北是中原的边疆，中亚是中国的边缘，但它们又同时是内亚大陆的核心，是麦金德意义上的地缘枢纽。如果只是在中原的立场上去理解和认识中亚，那是不够的。我们同时需要地缘和文明的视角，而后者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重读西域历史，让我有了以上千思万绪的追索。对中国来说，她并不会因为在历史上长期对中亚具有影响力，就能够轻易地后来居上，更不能面对历史说西方列强玩的只是过去中国人“玩儿剩下的”。今天，我们需要再出发，就像两千多年前的张骞一样。

在中西文明之间：中亚为什么很重要？

文：昝涛

文明：东西格局下的中亚

    在南-北对峙/并立的格局下，西域对中原王朝而言，主要还是向西的地缘战略问题，但其中亦逐渐具有了文明碰撞的元素。从中华帝国的角度说，它先后遭遇了两种从西方而来的、带有帝国政治扩张特征的大文明形态：伊斯兰文明与欧洲现代性文明[17]。故在近代之前所谓的文明碰撞就是：世俗的华夏文明与一神信仰的伊斯兰文明的接触。

中亚的伊斯兰与突厥化

   在文明史的意义上，“西域-中原”的东-西格局可以分为两个重要阶段：大体以公元751年为界。751年之前的一千年是华夏文明的进取期，中间数百年的分裂期亦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不知多少族群同化于华夏文明之中，这一时期以汉唐盛世为其两端。751年后，华夏力量回撤至葱岭以东，而伊斯兰文明越过葱岭，逐渐覆盖了西域的大部分。

   751年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文明史的意义高于政治史的意义。在751年前的一千年中，华夏文明在西域几乎没有碰到过堪与匹敌的文明-政治力量，西域人了解中原王朝的强盛和繁荣，莫不仰慕华夏文明。在被伊斯兰征服的过程中，西域人渴求中原王朝的救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时，波斯王曾多次向唐乞援。705-720年间，阿拉伯人开始蹂躏整个中亚地区，西域诸国纷纷向唐廷求救。在一封给唐玄宗的表文中说：“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慈泽，救臣苦难。”此类表文，言辞恳切，然此时的唐朝军力虽未衰退，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吐蕃、西突厥和大食同时强大，尤其是吐蕃的军事威胁近在眼前，唐军无法给予中亚属国以切实援助[18]。

  “回教之传入中国，始于唐而盛于元”。伊斯兰教传入新疆，是在10世纪末及11世纪初喀喇汗（即黑汗）王朝时期，后逐渐向东扩展[19]。唐代长安已多见西域穆斯林商人往来、定居。《甘宁青史略》记载：“终唐之世，甘、凉、灵州有回族”。元朝是伊斯兰化在西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蒙古征服西域诸国后，众多穆斯林归附蒙古。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中亚陆路畅通无阻，被征服的中亚操伊朗语族语言和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族人民中，有不少人被派到中原各地开荒、屯田，也有不少穆斯林军士和工匠东来，充当炮手或工程技术人员和天文学专家，也有少数人到中原任政府高官。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当时都被称作“回回”）在中国定居下来，分布于全国各处，他们中许多人娶汉女为妻，或同其他民族通婚，生息繁衍，人口日渐繁盛。《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满天下。及时居甘肃者多。”

   蒙古入主中原后，为统御汉人和南人，借助于文明水平较高的色目人（主要为穆斯林）的帮助，色目人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在汉人、南人之上。伊斯兰文化高于蒙古，故蒙古人同化于伊斯兰者日多。至明代，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明朝回族与其他各族穆斯林更严格地区别开来，居住地域稳定下来，经济上有了发展，通用汉语言文字，吸收了汉族文化，充实了自身的文化，生活习俗已经定型。明代虽以种族之别立国，强调华夏与夷狄之分，但其建国有赖于回民者甚多，开国大将即有很多回民，故在有明一代，伊斯兰教颇受礼敬。

   延至清朝，满族在政治上借重于蒙、藏佛教势力，又自命为中国道统的继承者，在此情况下，作为回、维族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的地位无法与儒、佛、道相比，就是在比较宽松的清代前期，也是被作为“率皆鄙薄之徒”信仰“的原一无所取”的“其先代留遗”的“家风土俗”。不过，清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禁止过伊斯兰教，尤其是清前期诸帝还是比较尊重伊斯兰教的。到了乾隆中期以后，就发生了由宽容利用到残酷镇压的转变，但这个转变的内容和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伊斯兰教内部发生的新、老教派之争，回、汉矛盾的长期累积和爆发，这些又都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

   中亚处于古代世界四大文明的中心地带。在伊斯兰化之前，在古代中亚影响最大的是佛教。根据巴托尔德的观点，中亚在13世纪时完成了伊斯兰化。“中央欧亚的历史就是一部蛮族的历史”，蛮族注定要被它所征服的更高级的文化所征服。当突厥人被伊斯兰化以后，它比阿拉伯人更虔诚。现在，中亚五国中操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族语言的各民族以及东干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部分塔吉克族属什叶派。

   突厥化也是中亚历史上的大事，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亚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地，这里也自然地成为不同种族汇聚融合之地。公元6-13世纪是中亚突厥化的时期，蒙古人的到来和统治是突厥化实现的关键，因为跟随蒙古人来到这一地区的大部分游牧部落都是突厥人。突厥化主要是指语言上的同化。按照近代语言学的分类，突厥语是阿尔泰语系的一个语族，该语族下又包含很多不同的方言，现代土耳其语就是突厥语族的重要方言之一，其他的突厥语族方言还包括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等数十种。语言的相近使这些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之间交流起来障碍比较小。在中亚地区，只有塔吉克人躲过了突厥化的进程，成为中亚当地主要民族中唯一操印欧语系的现代民族。

   突厥化是游牧的突厥人在军事上征服，并在语言和习俗上同化中亚至小亚细亚本地民族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伊斯兰化合流后就更为迅速了。因为共同皈依伊斯兰教以后，方便了突厥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混血。我们无法确定在当时的历史过程中有到底有多少“突厥人”，但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个过程并不是多数的突厥人同化少数的其他民族的过程，而是突厥人凭借其军事的强大和统治，使其治下的各民族被同化的过程。操突厥语各族在军事和政治上曾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与其有关的大的王朝/帝国有：以伊朗为中心的塞尔柱王朝（1037～1194）；作为雇佣军进入了阿拉伯帝国的核心，并在埃及建立的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创造的帝国（1370～1507），以及帖木儿后代创建的印度莫卧尔帝国（1526～1857）；伊朗的萨法维帝国（1501～1736）；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

    帖木儿帝国

  从突厥化的结果来看，它造成了一块从中亚至中东的操突厥语各民族连在一起的大区域。这一区域的存在成为近代泛突厥主义兴起的基础。泛突厥主义在近代的兴起与欧洲的“突厥学”有关。东方学家们提出，“突厥”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他们散布于广大的领域，而且，突厥人还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建了主导世界的国家和高级文明。这种思想成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原料，在此基础上，泛突厥主义者重新“发现”、“创造”和“虚构”出所谓“突厥民族”的历史、史诗、传统与民俗等，以相近的语言、宗教和现实处境为基础，就产生出了力图重建一种结合了乃至超越了伊斯兰认同的所谓“民族的”主体性的冲动。泛突厥主义也是现代历史上苏俄在中亚面对的最主要的来自当地的主体性挑战。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遭遇

   伊斯兰文明在西域的扩张和传播造成的是两大不同性质的文明的遭遇：世俗的儒家与宗教信仰的伊斯兰。对中原王朝来说，它所遭遇的第一个大的神圣宗教文明-政治体不是近代基督教的西方诸国，而是来自中东的伊斯兰。

中亚的伊斯兰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阿拉伯人是在亚历山大后从西方侵入中亚的第一个民族。”在伊斯兰到来之前，中亚是东西大帝国扩张的终点与极限。无论是亚历山大帝国还是汉唐帝国，都在中亚达到了它们对外用兵的最后终点。无论建立城市还是设置都护府，东西方的大帝国都没有真正地在文化/文明上彻底征服过中亚。惟有来自中东的伊斯兰在文明上比较彻底地征服了整个西域，并且使此后的一千多年再也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取代伊斯兰文明。伊斯兰已经内化于西域文明的骨髓与血液之中。伊斯兰力量为什么能够在中亚胜出？

首先，从生产力角度来说，伊斯兰帝国的创立者阿拉伯人大规模地使用骆驼，“在摩洛哥到药杀水之间的地区，骆驼已经代替马车成为最便宜、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就是在这个地区，伊斯兰帝国的基础得以最快捷、最完整、最永久地建立起来。”直到中世纪，骆驼在帕米尔以东都不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在帕米尔以西则相反，前述汉将李广利远征费尔干纳时，主要的运输任务是由10万头牛完成的。唐朝时期骆驼并不是穿越戈壁的主要运输工具。伊斯兰教在中亚的成功，部分地可以通过大规模地使用骆驼来解释，也就是说，在西域，伊斯兰的骆驼战胜了甘肃马车，对此，后来的左宗棠有深刻认识[25]。

   其次，最重要的是文明拓展的路径。为什么希腊、波斯和汉唐文化这些古代文明的伟大文化代表纷纷在伊斯兰文化面前退出了西域的历史舞台？代表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帝国，统治中亚不过短短两三个世纪，却使中亚发生了全盘的伊斯兰化，有学者指出：“积极进取并以先进经济为基础的伊斯兰优质文化对缺乏主体意识的附属性中亚政治文化的胜利，也是对虽具有悠久古文明，但在进取性及先进经济结合方面却相对保守的当时希腊、波斯、汉文化的局部胜利。……希腊、波斯、中国汉唐等文明古国，却恰恰只有自身文明的一般性传播与辐射，而像伊斯兰文化那样自觉地以大规模积极的覆盖性手段来弘扬悠久的文明传统，却是十分缺乏的。这对中国来说，教训十分惨重。关键性原因之一，是中国历代虽重视边疆的民族政策与适应当地民族要求的羁縻式的仁政管理体制，但未能有效增强与发挥儒家文明竞争力的决策与文化经营。原因之二，是中国在中亚的行政管理没有明确纳入中国古代版图的国家结构。”[26]

         克里米亚战争

   上述学者对伊斯兰文明扩张的成功提出了经济的和文化策略的两个维度的解说，但并未触及文明的“内核”因素。对文化策略方面的强调，只是指出汉唐等文明在伊斯兰文明面前的退缩是政策上的失败。这其实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

   汉-唐儒家文化乃是一种世俗的、依托于特定农耕-定居社会的人-地关系的文明形态。儒家文明的天下观与大同主张，体现出其普遍性；但是由于它对具体的地理空间的依附——儒家天下观只有在中原汉地才可展开其所必须的物理空间的想象，脱开这里则难以落实——其学理上的普遍性在现实政治中又是“欠普遍”的，具有特殊性。而伊斯兰教是与犹太教、基督教同源的一神教信仰，它是不以特定的现世空间秩序为依托、而以对超现世的唯一真神（安拉）的信仰为号召和旨归的、普世主义的文明形态，其绝对意义上的普遍性要大于儒家学说——当然，要强调的是，这与文明的优劣无关。从启示宗教的角度说，伊斯兰教也是发展最为完善、形式/逻辑最为简约的一神教信仰，它在宗教自身的逻辑内达到了极致。且不管伊斯兰文明复杂的实质是什么，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一神教信仰的。这两个文明对社会的影响和塑造之不同，实质是世俗与信仰的不同[27]。

   儒家文明是产生自中原黄河流域定居-农耕社会的一种文明形态。冯友兰曾就中国儒家文明的经济基础说：中国是大陆国家，华夏民族以农业为生；农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汇总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儒家的五伦就是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反映。由于同样的原因，祖先崇拜也发展起来了。经济条件打下了它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儒家文明以特定地理空间下农耕-定居社会的人-地关系为依托，只要这种经济-地理基础存在，它就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只有打破儒家文明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改变其存在形态。对于游牧者来说，他们的生存方式本就是流动性的，与儒家的定居性相反。征服了中原的游牧帝国最终是通过定居化并接受了儒家文明。

    圣地麦加

  三大启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根源上说都产生于中东沙漠的游牧民之中。沙漠与草原的环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头顶是天，四周是开阔空旷的贫瘠土地，几无屏障，在寂静孤独的时候，容易产生聆听神音以及与神沟通的想法。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发展的顶峰，它形式简约，反对偶像崇拜，且由一个充满活力、文化层次较低的游牧民族以征服性的“圣战”形式扩张开来。“圣战”与游牧民族的劫掠传统的结合，使伊斯兰教更易于被游牧民族所接受。在广大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是通过苏菲神秘主义的渠道进行的，苏菲主义不重强调与神的直接沟通，更适合文化层次较低、放荡不羁的草原游牧民族。一神信仰的伊斯兰文明从根本上说是普世主义的，它没有种族、肤色的偏见，尽管伊斯兰帝国也曾贩卖奴隶，但只要奴隶皈依伊斯兰教，就成了教胞兄弟，再也不能被当作奴隶看待，这对很多作为“军奴”参加了阿拉伯军队的突厥人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

   在伊斯兰征服西域之前，这里盛行佛教。伊斯兰教之取代佛教也是经过了非常残酷的、长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伊斯兰教对待“有经人”（即拥有圣经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是宽容其宗教社区的存在，条件是缴纳一定数额的税，而对佛教则视之为偶像崇拜，必欲彻底铲除之。所以，伊斯兰教在西域之取代佛教，不能单凭历史的结果就说伊斯兰教比佛教更具有吸引力。同样都是游牧民族，西边的蒙古人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北边的就接受了喇嘛教。

   历史上，征服了中原的游牧民族最终都被汉化，而作为落后民族的阿拉伯人却没有被它所征服的高级文明（如波斯）所征服。这个情况可以部分地说明启示宗教的文明优势。作为伊斯兰教的开创和传播者，游牧的阿拉伯人文化水平不高，但与很多其他的游牧民族不同，他们掌握着一个启示宗教，它既有一神教所具有的普世主义的文明优势，又有游牧文明在传统社会的军事优势。而征服中原的游牧帝国，它们仅有游牧的战力，却没有像阿拉伯人那样拥有一种普世主义的宗教为精神武器，故只能在征服中原后，逐渐地采纳被征服者的文化，因为他们在文化/文明上并没有优势/自信。而游牧的阿拉伯人征服了高级的波斯文明，并以此为基础又在文明上征服了西域。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清楚，华夏要理解西域，就必须正视历史上不同文明“覆盖”西域及彼此竞争的结果。要理解伊斯兰文明征服西域，不能仅仅看到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策略，也要看到文明的“内核”因素；还是要意识到，当特殊主义的、世俗的儒家文明与普世主义的、神圣的启示宗教文明去争取流动的游牧民族时，并不具有优势。

   伊斯兰是理解一千年来西域历史的关键。西域伊斯兰化之后，传统的东-西格局中已经加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文明因素，故非常有必要了解这一文明的历史及其特征。伊斯兰教对中亚的意义就在于使这里的人民建立起一种主体性意识。不过这种主体性与近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不同，前者是弥散性的，以对超自然神的信仰和皈依而获得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高贵、自信与骄傲，它不以特定的人-地关系为依托；而后者恰恰相反，尤其强调建立以人-地关系（民族/人民--疆域）为基础的政治实体，并在此基础是形成对自我认同的肯定。这是历史地认识中亚的一个重要视角。迄今，狭隘的“中原史观”还没有严肃地对待和处理过这个问题，也是当代国人认识中亚的常识性知识障碍。

   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实际的、偶然性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西域的伊斯兰化这个问题。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讲，伊斯兰文明已成为该地区一种本土化了的文明。要深层次地理解中亚问题，就必须把伊斯兰文明与当地人民的主体性结合起来。中原-华夏文明对伊斯兰文明（以及一切信仰世界）的无知和蛮横，甚至对其他生活方式——如游牧——的无知和妖魔化，都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智识上的障碍，乃至成了世俗的华夏文明的历史性顽疾。而由此所产生的错误知识与政策不但没有解决它所面对的问题，反而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唐玄宗时，阿拉伯使者来进献贡品，见到玄宗皇帝时，“立而拒跪拜”，由此差点引起一场外交风波，这不免使人联想起世界近代史上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拒绝在乾隆面前下跪的场面。到了明代，经过元代发展，西域的伊斯兰化已经基本完成，此时的西域人已获得了对中原王朝的“蔑视资格”，亦即因为皈依了一神信仰而产生了一种无比的高贵感。当明朝把主要精力放在长城以北的蒙古身上时，中亚人也并没有认真注意过明朝。“到明亡为止，中亚人多把中国视为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亚商品的市场，拥有数量庞大的异教徒，而总有一天他们将成为穆斯林。中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虽然很发达，但比中亚文化逊色，而且他们发现中国人对世界一无所知。”

          突厥帝国

  从东部海洋秩序的角度说，朝贡体系是以（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为宗主的，但不能用这一完全想当然的框架来理解中国与西域的关系。实际上，从10至13世纪，中国的官员们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朝贡系统，开始奉行一种现实有效的外交政策，即将邻国作为平等的对象被接受下来。然而，对诸多强大邻国的现实评价，并不能阻止官员们将外国人灭成为“野蛮人”。“与这些国家外交关系中的互惠原则不过是一种被迫的让步，而这一让步只是由于宋王朝军事上的软弱才勉强赐予的。”国内的官方记载和私家信件里充满了仇恨的情绪：外国人被说城市低等的民族，“野蛮人”，“卑鄙的人”或者径称为“禽兽”。已有研究指出：明、清与中亚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等和平等的关系。其实，这只不过是宋代传统的一种延续罢了。而中亚人甚至非常瞧不起中原人，这一点应与西域的伊斯兰化密切相关。但在中华帝国的内部，仍然要维持一种“世界宗主的神话”，明代设立“回回馆”，是专门负责接待来自西域各地穆斯林客人的机构，而回回馆属“四夷馆”，就是说，尽管明代君主在实际中承认中亚穆斯林君主的平等地位，如永乐大帝在给帖木儿后裔的信中说“西域乃伊斯兰地界，大智大善之人颇多，然无有超越苏丹者”，但在国内仍然以“夷”称之。对古典帝国而言，在其自我叙事结构中坚持对于其他文明的自傲是一种必须，并且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自傲与对其他文明的研究未必矛盾——一为叙事结构，一为现实政策，两不冲突——至于现实中帝国是否总是愿意低下头来研究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我们的古典帝国曾经做过相关的思考，可惜今人已经忘却古人的智慧。

   更进一步，我们今天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古典帝国的理念已经被我们今人放弃了，以至于我们面对基督教文明时经常丧失自我，失去自傲，这是文明自立的深重危机；而中原叙事的思维结构在另一个角度仍深透在我们的骨子里，以致我们面对伊斯兰文明的时候又总是有着一种盲目的自大与无知。思考西域问题，有必要重温中国古人的智慧，再探求古典帝国的奥秘，这方面的努力，其重要性不亚于我们努力去理解现代国家之建构理念的工作。

    从银行行长到省委书记

  —从关广富看八十年代干部制度的传奇

                      文：陈浩武

   这是一段我亲历的往事。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昨天听说关广富先生去世，这也算是用这篇文章来纪念他吧。

   我要记录的这段历史的主人公名字叫关广富，1972年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并在1983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关广富先生16岁参加革命，从东北随大军南下，止步于湖北。他的一生，肯定充满各种故事，各种传奇。但是他从省人民银行行长一步跨上省委书记这个位子，肯定是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传奇。在某种程度可以说，这件事情在中共的干部制度上是一个少有的特例。

而我，恰恰是这一特例事件的亲历者。

   1983年，我当时的身份是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办公室秘书。像往年一样，每到岁末年初，都要到北京参加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工作会议，总结今年，安排明年。像往年一样，也是我陪同关广富行长到北京参加会议。

    办公室秘书，当时在机关里称为“笔杆子”。那个年代的秘书，不像今天的首长秘书，位高权重，几乎是二号首长。但是那个年代，社会上充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气氛，一个单位的“笔杆子”是颇受人尊重的。

    我和关广富先生的相遇，也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结果。
    我是1974年到湖北省银行干部学校学习的，当时的身份是“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是一个历史称谓。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上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的方式，当时的口号是“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大学生”，所以称为“工农兵学员”。1974年，我从湖北黄陂县推荐到武汉的银行干部学校学习。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湖北省革命大学，是一个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当时，这所学校的领导归属是湖北省人民银行。

    知识青年这一代，充满坎坷，在我们最需要读书的年代，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但是对知识的饥渴依然存在， 我在去银行学校上学之前，已经开始在阅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这是一个在黄陂工作的大学生推荐给我读的，是他们在大学时的教科书。在那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政治经济学”为何物的年代，一个年轻人自学政治经济学，读经济学家于光远的教科书，的确是有点稀罕。

记得若干年后，我有机会陪武汉大学刘道玉先生在北京史家胡同八号拜访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时，曾经给他讲过我的这段经历，他老人家听了非常高兴，哈哈大笑。我当时不仅在自学，而且还零零星星写了一些读书笔记，比如我曾经写了关于《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小文，当这篇文章作为我报考银行学校的资料送到学校时，学校里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大吃一惊，把我作为一个例子到处宣传。

     所以，我在学校期间，就以能读《政治经济学》而浪得虚名。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和关广富先生相逢。

     那是1975年。我当时在湖北的监利县人民银行实习。

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学习，有很多名堂，那个年代，学习是假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谁还要你真正读书？“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任务叫“上，管，改”，其中一个改革的形式就是“开门办学”。所谓“开门办学”，就是把学校办到基层去。我们银行专业就到湖北的监利县人民银行去了。

     监利是一个位于江汉平原的一个农业大县，富饶而且贫穷。我们开门办学的基地，就设在人民银行监利县支行。说是办学，其实就是在银行做一些出纳会计的具体业务工作。我被分配学习信贷业务。有一次我和一个农村信贷员的调查中发现，农村普遍存在一种高利贷现象。而且这种高利贷不是以货币形式而是以实物形式存在。我和这位农金员老师在监利县堤头公社的调查中发现，有一个曾经在朝鲜战场打过仗的转业军人，他有多余的粮食，春天他把稻谷“贷”给那些急需粮食渡春荒的农民，秋天以一倍的数量归还。就是借一担还两担。也许这种古老的借贷方式在江汉平原存在好多年，因为这里灾荒不断，春季经常断粮。但是，在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之下，这种形式会看成一种剥削，也看成是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扰乱而不允许存在。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是毛泽东正在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列宁的语录“小生产每日每时的在产生资本主义”。堤头公社的这一桩高利贷案子，正好迎合了这个大环境，证明了无产阶级理论的正确。我就把这个事情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就是《从监利堤头的高利贷看小生产如何产生资本主义》。

今天看来是一篇非常荒唐的文章，但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却是极好的应景之作。很快，我的这篇文章就作为开门办学的成果被刊登在学校的《学报》上。

     有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也许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就是这一篇文章，使我和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关广富先生发生了联系。

     事情是这样的。

      1975年，关广富在全省人民银行系统组织了一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研讨会。通知我们学校的领导要参加会议，并且指定学校领导要在会议上发言。我们学校一位副校长也看中了我的那篇应景之作，就把那篇调查报告带到会议上，以此为主题作了发言。这个发言立即引起了关广富的注意，他是一个对新事物极为敏感的人。他笑着对这位陈姓校长说：老陈，你的水平我知道，你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老实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这位校长也很诚实，他如实报告说，关行长，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位学生写的，是他在监利县人民银行开门办学的一份调查报告。

     关广富听说后，先是一惊：学生写的？然后马上正色说，把这个学生给我找来！

于是，我走进了关广富的视野。

人生当中有很多偶然。人和人的交集不知道会在哪一个轨迹上。背后也许只有天意。

     1975年的夏天，我记得午饭以后，我正在厨房的水池边洗碗，我们班的支部书记走过来对我说，陈浩武，下午两点钟，你去省人民银行政治部，有人和你谈话。

     在那个年代，一听说组织部门谈话，第一反应就是害怕。

     我当年在学校读书，虽然经济学成绩很好，虽然《资本论》读得很好，但是由于“批邓不积极”，依然属于“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加上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在政治上一直受压制，被边缘化。入团，入党这样的事情轮不到我们，挨批的事情经常有。所以，听说省人民银行政治部要我去谈话，我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大错误，因此心中非常忐忑不安。

     省人民银行办公楼在今天的武昌司门口，是国民党时期的湖北省银行旧址。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大院，巨大的铁门张扬着极度的威严，铁门里边，长长的葡萄架遮蔽了夏天的阳光，显得非常阴凉。宽大的条石屋基和宽大的油漆木质楼梯，使整栋建筑物看起来非常庄重威严。和我谈话的是政治部主任，内容很简单，但非常令我意外，甚至给我惊喜：通知要我下周去省人民银行办公室实习。

     后来了解到，其实就是关广富行长要我去他的身边工作。于是，我的命运的轨迹开始发生变化。实习一年以后，我毕业了，正式分配到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工作。成为办公室秘书。

再回到我们要叙述的主人翁。

1972年即调入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主持工作）的关广富，是一个极爱学习的人。他思想新锐，精力充沛。在他之前，人民银行这个机构在省直机关是比较受冷落的单位，调到人民银行任职的领导，也被认为是去“养老”。关广富的前任，就是一位在延安时期就从事金融工作的资格极老的老干部。但是，关广富却是一位非常具有开拓精神的人，他可不愿意来养老，他雄心勃勃，要在人民银行的舞台上干一番事业。

      关广富先生命运的巨大转变发生在1983年。

     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最好的年代，政治清明，官员比较廉洁，社会充满正义感。八十年代中国的精神气质，主体是昂扬向上的。对于关广富这一批人来说，他们的机会，就是中央提出干部年轻化。

     实事求是的说，关广富在担任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期间，的确展现了他的优秀才能和进取的精神。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银行在经济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它只不过是财政的附庸，担任一个“出纳员”的角色。

但是，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人民银行的作用开始显现，那时虽然还没有正式提出“中央银行”这个概念，国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货币政策思想，但是，在市场经济潮流的涌动下，在价值规律作用下，银行已经开始发挥对国民经济重要杠杆作用，信贷资金开始从流动资本领域转向固定资本投资领域。银行业开始在很多领域取代财政而全面介入经济生活。我记得当年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有影响的文章，题目叫《按价值规律办事》，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要发挥银行的作用。所有一切，都在显示金融业一个大时代的到来。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正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大变革，为关广富这样的政治精英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使他有了展现作为金融家的才华的机遇。作为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他敏锐的看到了银行在新时期的巨大功能，他的远见卓识，他的思考，他极强的行动能力，使他在湖北的金融活动中屡屡有创新之举，把一个省级分行工作搞得风生水起。很快赢得中共湖北省委和人民银行总行的重视。他的勤奋，好学，开拓精神，他的善于抓典型，以点带面的工作作风，使得本来比较保守的银行系统充满朝气和活力。在他主持人民银行工作的几年间，以监利县龚场信用社为代表的农村金融工作，以桥口办事处为代表的城市金融工作典型，迅速在全国叫响。

      我作为他的部下，在旁边观察，总结了一个“第三期简报”现象。

      每年在北京的全国银行分行长会议，关广富行长的发言一定会刊登在会议的第三期简报上。会议的第一期简报是中央首长讲话，因为国务院的分管领导一定会到大会作报告；第二期简报是总行领导讲话，是会议的主题；而第三期简报一定是关广富行长的发言。一到大会分组讨论，总行办公厅的一些“大笔杆子”，象王喜义（后来担任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张肖（后来担任工商银行总行行长）等，都会到中南组，听关行长发言，然后把他的发言整理成简报。年年如此。可能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们，都认为只有关广富行长才能敏感而准确的把握会议的精神要领。

      毫不夸张的说，当年关广富和他所领导的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的确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一个标杆。

      巨大的变化发生在1983年初。

     像往常一样，他带我去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这个时候，我已经在他的身边工作七年了，他对我培养而且信任有加。无论是下基层调查研究，还是到省委，到北京开会，他都带着我，此时，省分行的主要的文字材料，包括行长的工作报告，工作总结，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来银行会议的报告等，主要都出自于我们几个年轻人的手笔，出于对他“知遇之恩”的感激，我几乎是拼命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跟着这么一位领导，自己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关行长在湖北宜昌五峰县留影

     这次全国分行长会议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

     他向我透露，他可能马上要担任湖北省副省长。

     根据后来的资料证实，关广富在去北京开会之前，省委已经和他谈过话，让他出任分管财贸工作的副省长。

     北京的冬天，气温极低，关广富有饭后散步的习惯，因为外面温度太低，我每天晚上陪他在京丰宾馆酒店的大堂里遛弯。走了一圈又一圈。有一天晚上，他一边走一边对我叹息说，这么多年，组织上没有考虑他的提拔问题，这下可好，一下来了两个！   

     来了两个？我非常惊奇。

原来，人民银行总行得知关广富要担任湖北省副省长，马上召开党组会议，希望抢先提拔关广富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因为当时总行李飞常务副行长退休，需要马上补充一名副行长。

    当时担任人民银行总行行长是吕培俭，吕是从财政部副部长位置上调过来担任人民银行行长的，他担任行长以后，曾经到湖北省调研，对关广富的能力颇有印象。吕培俭去找中央当时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汇报，姚依林原则同意，要他去和中共湖北省委协商。关对我所说的“两个”，就是指当时湖北省人民政府和人民银行总行都在争着用他。

     我问他：那你怎么打算呢？

     他说：我到无所谓，关键是我们家老余（他夫人）不想到北京，说北京气候不好。

     如果事情到此，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但是，事情没有完结，而且奇峰突起。

   八十年代，真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年代。

     当时，以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正在大力推行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本来，按照中央的意图，省一级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分两步走，第一把手先由一个年龄稍大的老同志过度，配一些年轻的干部逐步接班。按照中央的这一部署，湖北省将由王全国同志担任省委书记，1919年出生的王全国也是湖北籍人，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到湖北之前，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常委，是一位具有进取精神，懂经济的老领导。而且王全国本人已经到达了湖北省，任命了省委常委，副书记，甚至已经在省委礼堂给省直机关干部作了报告。

     这时，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给中央写信，他建议中央在推行干部年轻化问题上，不要“两步走”，而是要“一步到位”。即选拔年轻的干部担任省委第一把手，加快年轻化的步伐。而且他本人表示，自己愿意以身作则，提前退下来，把位置让给更年轻的同志。显然，这是一位能理解中央精神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老共产党员。

    胡耀邦总书记接到谭启龙的这封信，可以说是大喜过望。

推行干部年轻化，主要的困难和阻力来自于老干部。现在有老干部自己站出来讲话，自己表示要提前退休，以支持中央的干部年轻化战略实现，这简直太好了！

于是中央立即决定，凡是还没有宣布新班子的省份，一律暂时停止，重新考虑人选。

    湖北恰恰属于已经确定人选但是还没有宣布的省份。于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韩宁夫被再一次召到北京京西宾馆，中央要湖北省委重新考虑，看谁适合担任省委书记。这时，关广富的机会来了。

     关广富出生于1931年，当时只有52岁，属于年富力强；他有湖北大学函授的学历文凭，也可以算作大学生，属于有知识；他在人民银行工作，属于懂经济，是专业干部。三个条件全部具备，中央领导同志当场拍板：就是他！

     中央同时决定，将已经到湖北的王全国调任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

    此时的关广富还在京丰宾馆开会，他并不知道刚刚发生在并不遥远的京西宾馆的事情，人民银行行长吕培俭也不知道，他刚和中共湖北省委商量好，湖北省委同意让关广富去北京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他兴冲冲的去给姚依林副总理汇报，而此时知道内情的姚依林副总理告诉他：你来晚了。关广富已经被中央确定为湖北省委书记。吕培俭行长对他的部下如此快速的升迁惊诧不已。

     而远离政治生态的我们，还糊里糊涂的在京丰宾馆开会。

     一天中午午休时，我突然接到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一个陌生人。他自报家门，说他是湖北省委办公厅处长。然后非常郑重也非常客气的说：有一个重要工作请你帮助，你一定要买到一张今天晚上七点钟的北京到武昌的37次火车票，一定要把关广富行长送上火车，让他明天早上务必到达武汉。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我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从这位处长的口气里能够感觉事情的重要和紧迫。我马上去落实，通过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拿到了晚上的火车卧铺票。并且把关行长送上了火车。我记得关行长和我分手时，对我说：小陈，给我一点钱。

     关广富有个特点，从来不碰钱。和他一起出差，所有的生活方面的事情，都是我一手安排。那天，我给他10元钱。当时最大面值的人民币钞票。

     我把关行长送上火车，回到宾馆以后，那位省委办公厅的处长再一次来电话，询问情况。当我告诉他关广富已经登上去武汉的火车时，他连声说：谢谢你，太好了！太好了！

     关行长回去了，人民银行总行通知湖北分行另外派一位副行长来北京代理关行长参加会议。刘振陆副行长代表关广富来北京参加会议。

     京丰宾馆的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还在进行。

     真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

     人民银行总行在京丰宾馆两周的会议，外面已经发生了好大的变化。

     几天以后，关广富重新回到北京。

     当他再一次出现在京丰宾馆时，他乘坐的是一辆挂军牌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一位身高估计在一米九左右的英俊魁梧的军人，腰里挂着小手枪，小伙子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员。在一个如此高大的军人面前，关广富的个子显得颇为矮小。但是，此时的“关行长”已经成为“关书记”了。他正式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第一把手。完成了从一个部门负责人到地方“诸侯”的大步跨越。

     他这次进京，是中央领导人和他谈话。他刚刚在中南海受到习仲勋和宋平的接见。他告诉我，那天我把他送上火车以后，第二天早上到达武昌，马上被省委的人从火车站接到省委会议室，等众人坐定，韩宁夫同志宣布中央文件。他说：当我听到“关广富同志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时，我的脑袋“叭”的一下炸了！他一边说，一边还做了一个手势，那个手势是表示脑袋“爆炸”。

所以，我猜想，直到他进入省委会议室的那一刻，他都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担任省委书记！他完全没有这种心理准备。

真的，在哪个八十年代，一个人成为省委书记，成为一方诸侯，没有听说他去北京跑官要官，也没有听说他去请客送礼，我估计决定他命运的胡耀邦，习仲勋这些人连认都不认识他，即使是湖北省方面的大员如韩宁夫，王全国等，恐怕对他也不是很熟悉。哪个年代在干部选拔问题上，基本是是比较干净的，不像今天这般腐败。

     关广富一夜之间成为省委书记，成为湖北省水果湖地区的奇闻，很多人实在无法理解，以致当时湖北出现一个谣传，说他是老革命家关向应的儿子，以求他的这种惊人跨越获得逻辑的解释。

     从那个时候起，关广富就开始了他的湖北省最高领导的任期。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湖北省委书记和湖北省人大主任的位置上，一呆就是十二年，创造了湖北省委书记任期最长的记录。

    至于他担任省委书记的功过如何，相信湖北的干部群众会有评论，那就不是本文所要表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