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机和精神救赎

   在汕头大学的演讲

                                                                                  陈浩武

                                                                                2014年11月28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在这里进行交流。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社会危机和精神救赎》。

     现在来中国的人，看到到处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高铁，一片繁荣，都觉得中国正处于非常好的时代，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的确，包括我们走出国门，看到国外的情况，发现外面并没有这么多工地在建设，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也没有像中国人一样在那么大鱼大肉丰盛的吃喝。不可否认，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十分丰富，中国几千年来现在应该是物资生活最好的时期。

      然而，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所言：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

      要说我们近30年来的经济建设，确实发展得相当迅速。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971年邓小平去到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国家没有一分钱外汇，代表团每个人200美元，是找私人借的。但是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四万亿美金。我们太有钱了，俨然已经成为土豪，中国似乎富得流油，富得我们可以全世界到处去撒钱。因为钱太多，刚刚成立的丝路基金，国家拿出了400亿美金。从之前的非洲基金开始50亿美金，到后来的金砖银行200亿美金，现在丝路基金已经达到了400亿美金的规模。

       而我们也的确有这个资本，回过头来看，2008年中国一天的GDP大概就相当于1952年一年的总量。这张图就是在讲中国GDP占整个世界GDP的趋势，这里还只是到2008年，到现在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内容我就不再赘述，大家都可以直观看到。

      我要说的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我们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状态。

      这个危机从哪里说起呢？

       首先，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在一个既定的约束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一定有外部约束条件，其中最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资源和环境。然而我们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在努力使GDP的成长不断的突破自然环境的约束。突破了自然和上帝给我们的资源的约束条件，所谓“突破”，就是不顾环境约束，破坏生态的平衡，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环境的严重破坏。

       首先说水体污染。

       我昨天从北京飞过来，飞机降落时，穿过低云层后看到的第一条河流，我不知道这条河的名字，但是从肉眼判断就知道是五类或者劣五类水体。因为那个水的颜色已经非常不堪。

       水体的污染有个特点，就是进行性的。所谓进行性就是说这是不可逆转的。三类水体成为四类水体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五类水体成为四类水体的可能性就极小，所以水污染的恢复和治理成为一个巨大的人类难题。我专门请教过水务学家，关于水污染后还能不能治理的问题，他的回答是非常难。他们有一个名词就叫进行性。

      现在我们水体的污染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中国的七大江河有90%已经遭到污染，九大湖泊有70%已经遭到污染或严重污染，而且大量是属于五类水体。大家知道云南昆明有一个很有名的湖泊叫滇池，滇池的治理到目前为止已经投入了数百亿人民币，但是池中的水并没有明显好转。

      为什么治理这么困难呢？因为水体的污染会造成整个生物群体的污染。比如水体的堤岸、水底的淤泥以及周围的生物，都已经全部污染了。你们看太湖的蓝藻爆发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蓝藻爆发就是由于水体的富营养化，而水体里的生物在高温情况下大量迅速生长，导致整个水体含氧不足。

      关于中国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来看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实问题比这远远更严重。官方公布数据显示，有3亿人喝不到干净的水；4亿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其实我国雾霾现在覆盖的面积已经达到247万平方公里，大家知道我国是960万平方公里，而京广线以东大体占国土面积的近40%左右，400万平方公里中目前已经有247万平方公里被雾霾覆盖。我在北京生活，大家也看到，我刚才一直不断咳嗽，这就是很有名的“北京咳”。北京的雾霾重，整个空气处于不流通状态，PM2.5的指标会超过500，最高达到750！完全是毒雾！

     大家知道PM2.5超过500对人体的毒害是相当大的。因为PM2.5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细小的颗粒小到可以直接进入人体的肺泡，如果人的肺泡被PM2.5堵塞，就会失去弹性，丧失肺功能。现在中国因为肺癌而死亡的人数，大约占到中国癌症死亡率的47%，成为中国第一大杀手。

        刚才说到水，空气，再来说土壤。

       其实比水问题更为严重的就是土壤问题。土壤问题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重金属污染。也就是用污染的水来灌溉农田，直接导致农田和土壤的污染。我们中国人现在重金属的含量严重超标，国土部曾经做过一个中国土地重金属污染的调查。听说调查结果被列为国家机密，不敢公布，估计是因为情况太严重。

       我们可以从一个间接的指标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移民的体检。中国移民到其他国家去，都要求在所移民国家做一个体格检查，整合这些检查报告，西方的医生感到非常惊奇，几乎是大陆过去的中国人，大都身体内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超标比例最高达到正常水平的几十甚至几百倍。所以他们开玩笑说：中国人躺下去是一张元素周期表，中国人站起来是一个钢铁侠。

      这当然是一个调侃，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体内的重金属严重超标。这种超标到了什么严重的地步呢?我看过一个报告称，在珠三角和长三角那些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青年男子的生育力正在下降，原因就是因为部分男性精子发生变异，就是因为长期食用污染的食物和体内金属严重超标而导致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慢慢放开，在城市，对双方都是独生的已经放开生育。但是据统计，像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其生育率只有1.2，也就是一对夫妇，平均只生1.2对小孩。你可以生两个，但不是不生，而是生育不了。现在很多年轻女性经期的严重不正常，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男性和女生的生育能力都严重降低，这种降低正是环境恶化的结果。

      我们现在粮食的污染问题非常严重。中央领导人曾信誓旦旦地讲：我们共产党人什么都能做到，难道我们还不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吗？然而事实求实的说，这个问题还真的很难解决！因为食品安全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对水体，土壤，乃至空气彻底治理，实现食品安全几乎是不可能的。

      环境的严重污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资源消耗相当严重。这里展示的是我国资源消耗占全球的比重。大家可以看到，钢材占到全球的30%，水泥占全球的54%，全世界的水泥有超过一半是在中国。铁矿石氧化铝的比率都非常之高，都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正是因为这些金属和超金属的大规模使用才导致我国环境的严重变化，比如雾霾。这些都是因为环境问题所导致的严重代价。

      另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吏治腐败而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你们在香港，可能已经看到媒体报道，“徐才厚搜家时，他家的黄金是成吨的”，“贪官家里的现金是成亿的”。我就奇怪这些人把现金放在家里做什么呢？熬汤喝吗?熬汤也一定不会好喝呀！这种高层的腐败，吏治的腐败，核心问题是权利寻租，因为官员手上掌握太多的权利。他们的权利和资本勾结，就导致了制度上的腐败。这也是我们危机的成因。你们看名单上的这些人，他们都是高官，为什么会有这样极端的腐败？除了制度的原因还有中国如今信仰的缺乏，这种信仰的缺乏导致的拜金主义盛行。大家一切向钱看，把金钱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你们看这些官员，有一些甚至到了国家领导人的级别，理应有一种政治抱负，有一种理想和情怀，然而他们却依然把黄金，美元，现钞看得更重。把值钱的东西放在家里存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堕落，一种完全丧失理想的行为。

     还有就是社会暴戾。有一位哲人曾说过，信仰的真空源自愤怒和绝望。我们现在社会的暴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许多时候大家可能还没有说上两句话就开始拳脚相加，进行格斗，缺乏文明和礼貌的行为。

     再就是道德沦丧，道德沦丧带来无所不在的欺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在当今整个时代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焦虑感。这是一个非常焦虑的时代。现在中国人中有精神抑郁倾向的有1亿人口，其中有3000万比较严重，甚至有自杀倾向。

     上述种种问题，都是一种“现代化的疾病”。在社会表面繁荣、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铁，现代化文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种现代化的困境，这个困境的核心就是文化的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丧失信仰。而导致信仰丧失的关键就是是文化传承的问题。

      中国是文化传承断裂的一个国家。

       中国文化有一种“阿凡提打油”的现象。阿凡提的老婆叫阿凡提拿碗去打一斤油。阿凡提拿着碗出发了，这个碗的正面可以打9两油，卖油的老板问还有一两油你打算放在哪里呢？阿凡提说，我这个碗的背面还可以放一两，于是他把碗倒过来，用碗底装了一两油。阿凡提回到家，他老婆问：“你打的油呢？”他说：“这不是吗？”老婆说：“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了？”阿凡提把碗反过来说：“你看这边还有呢！”于是最后剩的一两油也洒了。其实这种阿凡提打油现象就是中国文化传承断裂的一个缩影。毛泽东翻了第一次，打翻了中国的九两油，邓小平翻了第二次，打翻了另外的一两油，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比作一个碗，那么，中国文化现在就是一个空碗。

      毛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摧毁了，从1949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们一直持续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对儒、释、道这些基本价值体系进行持续的剿灭，使我们传统文化传承基本断裂。

大家知道，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开始，一直到文革，五四运动时候，打倒孔家店还是在社会精英层面，而到了文革，就已经到了普罗大众的层面了，是真正的彻底打倒。把儒家文明基本摧毁，与其相伴生的道家、佛家文明也一并被毁掉。

      我这里讲一个社会变迁的例子，就是贵州的石门坎。

      昨天我在汕头大学图书馆的演讲，就是和大学生在分享石门坎的故事， 其实石门坎就是一个标本。

       1904年伯格理进入石门坎，到今天是伯格理在这里创办石门坎文化区的110年。这一百年如果我们把这看做一个时间轴来看石门坎的发展。从1904年到1949年之间，石门坎是一个抛物线向上的状态，到达一个顶峰。这个顶峰的标志是整个石门坎文化区的形成，整个石门坎苗族部落的皈依，这里成为了西南的文化高地。

我昨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数据，在抗战结束以后国民政府对全国文化普查的结果是，汉人地区每10万个人有2.19个大学生，而石门坎的花苗人聚居区每10万个人10个大学生。这说明伯格理把石门坎变为西南的文化高地不是一句空话。曾经这里平均的文化教育水平是高于汉人的。1927年石门坎就培养出了第一个医学博士，并通过教育培养了大量的苗族精英。

       而在伯格理刚到石门坎的时候，石门坎的文化大概是个什么程度呢？也就是整个苗寨里，能够从1数到10的人不超过2个，且这1-2个人通常是老年人，他们只能够完成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和简单的换算关系。假如今天寨里人要去赶场而老人不在，那么他们就无法完成简单的换算，甚至1到10的运算。你可以想象这里的落后到了什么地步。如果村里人去赶场而老人生病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帮人把老人抬到场上去，然后跟他说，我卖了一只鸡，这只鸡3斤，有多少钱，然后我再拿这个钱去买盐，这个关系也只有老人能说清楚。这里完全是化外生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贫困到如此地步。

        伯格理从1904年进到这里，给这个地区带来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基督教信仰，他发明了花苗文，用花苗文翻译了圣经，然后以此来传教；第二个就是他带来的文明，即教育，陆续办了120座学校，一边传教一边办教育。所以使这个地方成长为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

       但是1949年开始，当局把这个地方最核心的两样东西抽走了。首先把基督教抽走，然后把教育抽走。为什么抽走？因为他们把这个地方定为“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基地”，属于无产阶级需要打倒的范畴。他们把传教士赶走，把《圣经》烧毁，把中国的传教士有的杀掉，有的判刑，坐牢，然后命令他们还俗。普通的苗人不允许信奉基督教。首先把宗教的元素抽掉，再把教育抽走。他们围剿老苗文，把伯格理发明的苗文，把承担花苗文化传承最重要的概念抽掉，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符号。把老苗文的书烧毁，不允许苗人学习老苗文。然后把所有的老苗文翻译的圣经收集起来焚毁。

      把最重要的两个核心元素抽掉之后是什么结果呢？到1988年的时候，石门坎的贫困率达到98%，也就是有98%的人口靠政府救济来活。文盲率88%，在1927年就已经培养出博士的地方，文盲率又重新达到了88%。儿童辍学率达到78%。

        从某种意义上讲，石门坎提供了一个人类学的标本。

        这个标本表明，一个地方，哪怕再贫困，环境再恶劣，只要你注入了信仰和文化的元素，把文明移植到这个地方来，他就会成长起来。经济就会发展，人就会成长为有教养的人。看当年的照片，那些学生的干净程度，比现在的苗人要好得多。他们非常有礼貌、懂文明、懂教育。我们把石门坎看做一个标本，即使是在一个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只要我们给他们信仰、教育、文明都会使这里变得发达。反过来说，即使这里成为了文化高地，但是只要把信仰抽走、把文化、教育抽掉，这里还是会回到原来那种黑暗落后和边缘的状态。

        石门坎110年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社会的价值坐标，这个坐标就是：信仰、文化、教育可以改变社会的。这个坐标为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完全没有受过文化浸透的一个社会，也能以信仰、文化和教育来改变，就像石门坎。

      伯格理去后，在这里发明了文字，翻译圣经以后，他编写了一本《平民识字课本》。这时他才第一次把国家，民族的概念引入到苗人这个社区。“我是中国人，我是苗族人。”这是花苗文编写的《平民识字课本》的第一句话。因为苗人不知道还有“中国”这个概念，在他们的体系当中，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个人，这些最基本的政治概念完全都没有。是伯格理首先把国家和民族的理念传播给了苗族人。他让苗人知道，苗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苗族人是中国人，这些概念都是伯格理带过去的。他带去的其实是一种现代文明体系，他没有因为发明了文字，成了“苗王”就把苗族纳入他自己的体系，在这里当老大。因为基督教文明其实是一种现代文明，他把现代文明这种理念带了过去。1919年伯格理死后，苗人为他送葬三天三夜，在他的身边不断地唱赞歌、颂圣经、颂歌来悼念他。我昨天讲过有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坟墓围绕在他的墓旁。苗人们说，我们生不能和伯牧师在一起，我们死后要世世代代为他守灵。苗人对伯格理的尊重，就像对圣人，对神的崇敬。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匍匐的感觉。他被苗人当做伟大的人物。为什么他会留在人们心中如此伟大。就是因为他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了别人。两千年以来，第一次有一种文明平等地对待苗人。在此之前，苗人的社会分了四个阶层。最上层是官府，然后是汉人，再就是彝族人，最后是苗人。苗人是奴隶，他们没有财产，没有土地，世世代代为奴，为别人去打工。儒家文明，并没有平等地对待这个群体。而基督教是第一次以平等的立场关爱了这样一个被遗忘的群体。所以整个花苗全部落都皈依了基督教。伯格理在昭通做主教17年，他发展的教徒不到20人。但是他到达石门坎地区后，有时候一天受洗的人数达到1000人。所以伯格理用他的生命给这个地方带来了价值观，带来了知识和文化，所以他收到了苗人深深的尊重和崇敬。石门坎在整个云南贵州高原地区基督教徒的心中就是他们的耶路撒冷，伯格理就是他们心中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苗王”。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信仰和文化是改变社会的两大利器。

       再回到我讲座的主题。

      我讲了这么多精神危机，那么它面临一个救赎问题。

       究竟什么东西才能救赎我们的社会？这个危机的社会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我前面讲过，中国的传统文明有三个维度，儒家、道家和释家。儒家文明应该说对中国的文明影响非常深刻，中国人内心的核心价值基本还是儒家的思想。今天也有很多人希望能够通过儒学的复兴来解决中国人精神危机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道家，道家借鉴了佛家的一些元素成为中国本土宗教，其实他的源头就是老庄哲学。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他们基本的精神轨迹就是“从儒到道”。通常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精神家园，当在年轻时，当处于上升时期，精神家园基本属于儒家——“春风得意马蹄急，一夜看遍长安花”。但是当受到挫折和打击时，或者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或者被边缘化时，知识分子往往又回到另外一个精神领域，这就是老庄哲学——道家，看破红尘，归隐田园。就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讲，“从儒到道”好像是很多人的路径，包括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这个路径。

       另外还有一家就是佛教。

       佛教从东汉传到中国，公元401年，由于鸠摩罗什到中国，使中国的佛教产生了很大变化，大乘佛教慢慢上升到主导地位。大乘佛教的核心其实是佛家和儒家的混合，小乘佛教是讲自我修度，大乘佛教是度众生，有天下情怀，有救世情怀，所谓人间佛教。其实还是体现的儒家精神。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三个东西都存在问题。

      儒家的核心源于孔子。孔子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是以“仁”释“礼”，因为他崇尚周朝的礼。但是他给“礼”赋予了“仁”的概念，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但是这套价值体系和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文明之间是有冲突的。因为儒家强调社会等级的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观经过后来朱熹，确定了《四书》《五经》，明宋之后，儒家基本成为了等级的体系结构。这种等级的体系结构是否能产生宪政文明？因为宪政文明的核心是人人平等，而人人平等的文化根源是基于人都是上帝造的，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构成了人法律的权利和天赋自由的权利。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是上帝赋予的，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模样由上帝创造的。所以说这种基督教文明最核心的平等的价值观和儒家文明的等级价值观是会发生冲突的。我觉得如果把儒家的文明放到私人领域，作为君子修身养性的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用儒家文明来构建整个社会的公共文明就缺乏了价值体现。基督教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平等、正义、爱和公益等在儒家的精神资源内比较缺乏。

      我们再看道家。道家核心的思想是顺从天意，天人合一，因为天是有序的，人也应该是有序的。他强调自然的和谐以及人对天意的服从，人在自然情况下的和谐。比如，如果邻居家失火了，只有一桶水，这桶水肯定是不能把火灭掉的，儒家说即使灭不了火也还是要把这桶水泼上去，因为这表示的是一种对世界的积极态度，是救世的。但是道家不同，道家更理性，更冷静。既然这桶水浇不灭火，为什么还要泼呢？何必把水浪费掉呢？浪费体力浪费水，而火又灭不掉，不如干脆让火去烧好了。

       这就是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差别。道家对自然的态度并不强调“人定胜天”。而儒家强调自我的能力对社会的表达，这种表达不是力量而是态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儒家哲学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标准，但道家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把道家的思想扩展开来，可以成为当今社会最好的环保主义者，这是非常有价值的。道家的老庄哲学是当今最好的环保主义者，因为他们不会把资能源耗尽掏空，过奢靡而花天酒地的生活。道家强调的是返扑归真，回归到自然的状态。

      下面来说佛家。出家人以慈悲为怀，爱心是一定具备的。当然在明清以后，以太虚为首的民间佛教也非常关注社会。佛教在抗战期间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就是因为人们响应太虚的号召，做人间佛教而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并不是说出家人对世俗不闻不问。因为大乘佛教对社会是关注的。佛教非常好，但是佛教的问题是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趋于物质主义，或者说太世俗，太功利，精神上沦丧。佛教如果不重整旗鼓，很可能被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毁掉了。什么烧高香，烧头香，开价便是100万。那些贪官有些贪了一个亿，拿一百万去烧头香让神保佑自己，他也觉得划算。这是就是在做交易，盘算一下，如果一百万能保佑我获得一千万，那么我还有十倍的利润。所以成了一个与神做交易的状态。任何信仰如果成了做交易的状态，信仰便已经丧失。

     比较这几种可以救赎中国人的精神资源，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儒、释、道这三个东西都很好，但是这些统统都要归向私域。中国文明的构建必须借助基督教文明，因为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十六世纪新教改革，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新教提供的精神价值，第一，个人权利的正当性。个人权利和个人的自由，成为衡量一切社会正当标准，除了这个没有其他。因为只有人，有尊严的人，才是社会正义最主要内涵。第二，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的分离，新教伦理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荣耀上帝。第三是基于正义和法制的自由。

       所以我提倡把儒、释、道归于私域，其前提是用基督教文明来构建公共秩序，来构建政治文明。

东方和西方：薛西斯与塞万提斯的海洋

刘仲敬

　　东方和西方对抗的主题首先在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的伟大戏剧中出现。谁能忘记温泉关的舞台呢?斯巴达的三百勇士面对薛西斯的百万大军，向世界展示自由人如何遵守自己的律法。萨拉米斯的希腊联合舰队勾心斗角，猜忌邻邦多于猜忌敌人。波斯的附庸海军更关心万王之王的喜怒，不太关心战争本身的得失。亚细亚依靠廉价的生命和诡诈的权术。欧罗巴依靠自由民的勇敢和优越的技术。西方本来能够以少胜多，但内部的分裂和技术的流失破坏了他们的优势。东方本来能够以多胜少，但宫廷的混乱和将领的奴性虚掷了人力物力的巨大牺牲。这种戏剧结构似乎非常切合人类共有的思维模式，从“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开始，一次又一次重复。

　　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历史和戏剧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九缪斯团队的成员。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历史的地位变得暧昧而复杂，在文学和科学之间摇摆不定。十九世纪末叶，兰克的某些追随者开创了自命科学的史学传统。他们虽然从来没有完全兑现自己的承诺，仍然在二十世纪以降的史学传统中稳居一席之地。与此同时，怀疑“社会科学”概念本身的史学传统继续走自己的路。罗杰·克劳利的《地中海三部曲》属于后者，堪称《波斯人》和《统治者》的继承者。他的特长不在思想的敏锐，而在布局的戏剧性。他的目标不是让读者思考，而是让读者感动。

　　流水的演员，铁打的主角。十字架与新月旗取代了希腊人和波斯人，但剧本的结构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第一幕：拜占庭的黄昏。罗马的荣耀在君士坦丁堡的没落帝国手中黯淡下来，但帝国的断壁残垣仍然保护了欧洲的摇篮。阿拉伯人如火如荼的弯刀在金角湾的铁索前折断，将舞台让给了迟缓而坚韧的土耳其人。拜占庭的柔道能够消解哈里发的轻锐之师，却在苏丹的耐性消耗战中败北。

      第二幕：土耳其继承了哈里发和凯撒的双重遗产，君临四分五裂的欧洲。西班牙人和法兰西人勾心斗角，尤甚于当年的雅典和斯巴达。苏丹的大军似乎所向披靡，却在勒班多重演了萨拉米斯的败绩。地中海保护了大西洋，正如当年拜占庭保护了欧洲。杰尔巴的金鼓烟消云散，因为历史的中心已经随着无敌舰队一起西移。

　　第一幕从君士坦丁堡的营造开始，仿佛出自某一位天真的马可·波罗之手。露台。柱廊。花园。凯旋门。赛马场。宏伟宽阔的大路。无数精美的雕塑。教堂“比一年的日子还要多”。见著知微不是作者的特长或目标，《地中海》更不是《罗马盛衰原因论》的姊妹篇。他没有从帝都的掠夺性建设看出罗马宪制的衰败。虽然故事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但他对晚期罗马军队的描述仅限于技术层面。我们愉快地浏览“希腊火”的秘密、杰出工程师和技术员的生平、舰队的指挥，却不知道军费如何筹集、兵员和各省的关系。他只关心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却不大关心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阿拉伯舰队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支大军的存在仿佛像达达尼尔海峡一样理所当然。作者一直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就足以解释整个战争了。问题在于，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宫廷处境不同于麦加和麦地那的元老，自身的党派性质非常明显。他们派出了包含大批基督徒的叙利亚军队，讨伐阿拉伯半岛的敌人。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刻，麦加的天房付之一炬。大马士革宫廷与其主要根据地的关系极其微妙，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的战争依靠水师。不久之前，麦加的元老甚至不允许他们出兵塞浦路斯。这些隐秘和复杂的关系其实比战场上的英勇和失误重要得多，在书中基本没有体现。

　　第一幕的时间跨度比第二幕长得多，但历史线索的连贯性不强。希拉克略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帝国除了名字以外，相同之处不多。大马士革哈里发政权、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和亚德里亚堡苏丹政权的跨度更大，脉络更难厘清。作者完全放弃了这方面的任务，将所有序幕当做舞台布景一类的道具，跟后来登场的演员缺乏有机联系，以跳跃的方式直扑1453年的大决战。尽管尼西亚陷落以后，故事的悬念已经不大，但杰出的文学家娴于雄词丽句，仍然可以演得有声有色。

　　“奥斯曼帝国军事行动的一大特色就是，他们动员人力和资源的规模远远超过敌人的计算能力。”土耳其人是东方主义刻板印象的最佳体现者：庞大、专制、重量不重质，关键的技术部门依靠西方的客卿或叛教徒。帝国为他们提供的优厚待遇和荣升机会，是他们的母国望尘莫及的。相反，西方在这次战役中充分暴露了涣散和分裂的本性。君士坦丁堡在其最后的人口统计中，发现“真正的罗马人”只剩下几千。帝国的精英丧失结婚和生育的习惯，为时已久。他们更擅长在修道院里著书立说，驳斥节节胜利的穆斯林。皇帝依靠突厥雇佣兵打击竞争对手，依靠西方干涉的威胁恐吓苏丹，勉强拖延苟且偷生的岁月。这样的国家和民族似乎不可能产生英雄人物，但英雄人物居然出现了。君士坦丁十一世搭乘的快船离开暂时可保无虞的爱琴海隅，偷渡不再属于帝国的色雷斯海岸，越过金角湾的横海铁索，迎接不再属于自己的命运。

　　即使如此，帝都的主要卫士仍然是热那亚人和西方雇佣兵。这些人组成数十人、至多数百人的小分队，彼此没有合作的习惯。他们参加远方的战争，主要是出于冒险的癖好和丰厚的酬金。真正的罗马人和正教徒直到最后关头，仍然将罗马教皇视为最大的敌人，多次扬言宁愿要土耳其人，现在土耳其人果然来了。他们依照惯例，带来了二十倍于守方的部队。匈牙利人为他们造炮，意大利人为他们造船。巴尔干基督教家庭为他们提供了近卫军的兵员，真正的穆斯林反而无望高升。然而，苏丹的宠臣永远不能跟欧洲贵族相比。他们都是苏丹的奴隶，随时可以刑讯或处决。在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战败的将领是没有多少生存机会的。晚期的苏丹开始对臣子心慈手软，军队的战斗力也就每况愈下了。

　　穆罕默德二世当然不是这种弱者，他的赏赐和惩罚同样慷慨。他精通拉丁文，懂得运用特洛伊战争的典故，却仍然无愧于薛西斯的传人，不介意临阵拷打大将，似乎并不在乎军心士气。苏丹希望部下害怕自己的惩罚，超过害怕敌人的火力。西方骑士那种无法无天的个人英雄主义，对君主的危险性经常大于对敌人，绝不是他愿意鼓励的。土耳其近卫军的美德是集体主义，不以人力物力的不成比例的消耗为耻。欧洲人发明了三角堡和棱堡，使数百人的交叉火力足以长期抵抗数万大军。土耳其人发明了义务劳役制度，让数百万东正教和穆斯林顺民免费修缮道路、运输辎重。君士坦丁堡战役的胜利是由无数民工的滚子和推车造就的。没有这些无名英雄，土耳其人的消耗战就会首先将自己消耗殆尽。

      欧洲人鄙视东方顺民，包括自己的东正教表兄弟，为此付出了代价。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都将这些软弱的土著视为纯粹的贸易和财政来源，一面从他们身上赚取巨额利润和酬金，一面将他们排斥在自己的小团体外。骑士团根本不把没有战斗力的东方人放在眼里，更怀疑他们反覆无常的效忠。土耳其人不善于经营货币经济，却更擅长组织古老的劳役制度。在劳动力充足、经济贫困、集体主义文化盛行的东方村社中，看似原始的劳役动员制度往往更有实效。土耳其的专制主义也比欧洲的法团自治政体更开放。帕夏和军官都是苏丹的奴隶，除了才能没有别的门槛。热那亚共和国的公民权或圣约翰骑士团的资格却不是利凡特殖民地臣民有望染指的。

　　第二幕开始时，西方更换了自己的演员。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证明了东方组织模式的成功，土耳其人的兵锋随即指向罗德岛。“保卫罗得城的守军很可能只有五百名骑兵、一千五百名雇佣兵各当地希腊人。” 苏丹苏莱曼的工兵就有六万人，总兵力很可能三倍于此。骑士团进行了短暂而英勇的抵抗，最后还是决定签署和约，把岛屿交给土耳其人，换取少量精锐部队全师而退。苏丹得到小岛的喜悦，还赶不上得到意大利著名军事工程师塔蒂尼的喜悦。英明的苏莱曼非常清楚土耳其的优势和缺陷。这种体制的动员能力比一盘散沙的欧洲大得多，却很难产生为世界提供创造力的关键少数。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帝国像土耳其人一样，文武精英和技术人员主要依靠敌对势力供应，将国家变成了汲取穆斯林和东正教顺民、奉养叛教徒帕夏和士兵的机器。即使以前的阿拉伯帝国也有自己的贵族骑士，只是在专业技术方面依靠犹太人和希腊人。

　　奥斯曼其实没有自己的海军传统，直到他们招安阿尔及尔的海盗王国。他们用陆战的方式打海战，沿着海岸线步步为营地推进，逐一拔除威尼斯人的港口据点。最后，城邦和帝国的角逐形成了奇特的布局。地中海四分之三的海岸线已经落入苏丹手中，大部分岛屿仍然在基督教欧洲各国掌握之下。由于航海习惯的差异，大多数有经验的水手都是意大利人或其他西欧人。苏丹依靠海盗和叛教徒建立海军，表面上比西班牙人或威尼斯人强大得多，但表象总是欺人的，土耳其舰队只有经费和原材料属于苏丹。航海和贸易不是土耳其人的正常生活方式，像铸炮和棱堡一样依赖高薪引进的客卿。苏丹比国王和大公强大得多，但苏丹的臣民几乎没有在地中海洗脚的自由。如果苏丹不再有钱雇佣西方的叛徒，土耳其就不再是一个海上国家。相反，意大利民间的船队比政府的舰队多得多。英格兰和荷兰更不用说，击败无敌舰队的战役大部分由伦敦市和士绅自己筹款建立的武装民船完成。

　　东方依靠中央集权的统一规划和动员效率，弥补民间社会缺少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弱点。西方本来处于绝对优势，却因为政治的分裂和混乱，无法发挥应有的优势。威尼斯人其实更关心将敌对的城邦赶出利凡特贸易的禁脔，跟土耳其人友好相处。即使在苏丹一再侵夺他们的殖民地以后，他们仍然擅长利用基督教盟国的胜利，作为跟土耳其单独议和的资本。西班牙国王更关心保存舰队，而非争取胜利。如果他能挪用意大利和德意志各邦筹集的反土耳其经费，讨伐荷兰和英格兰的另类异教徒，他也不会觉得问心有愧。海军司令多利亚不愿让自己出资的几条船冒险，积极执行菲利普国王不得浪战的旨意。只有年轻的堂·胡安急于追求荣誉，才打响了意外的勒班多战役。

　　战役当天早上，未来的《堂吉诃德》作者正在发烧。但他听到炮声，立刻跳下帆布床，迎接荣誉和牺牲。多年以后，他跟人打笔战时，仍然自豪地宣称：我的手臂是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役中残废的。如果我能重新选择，也一定不会珍惜手臂，错过这次战役。的确，勒班多战役打破了多年的海战常规。失败的土耳其人几乎全军覆没，折兵两万余人。过去几十年来，双方将领忌惮大海的不测风云，很少恋战，更擅长掳掠倒霉的沿海居民。考虑到他们大多数都是意大利同行，只是一部分叛教、另一部分没有叛教而已，这种表现不太令人惊讶。上个世纪的职业雇佣兵轮流为意大利的敌对城邦作战，表现也是这样。堂·胡安这样不按牌理出牌的外行异军突起，才会造成这样出乎意料的大战。

　　基督教联盟出于一贯的勾心斗角，没能利用勒班多战役的胜利。其他各国参战，原本是为了援助威尼斯人，威尼斯人却抢先议和，使他们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动力。菲利普国王不是苏丹在西方的镜像，只是列强的一员。他在基督教世界有太多的敌人，不能在地中海全力以赴。法兰西为了打击夙敌，很乐意将土伦港借给共同信仰的敌人。北欧各国正在开发新式快船，很快就要将圆胖迟缓的地中海大帆船变成任人宰割的猎物。德雷克舰队一旦驶入大西洋-美洲航线，就会给西班牙造成比土耳其人更大的威胁。无敌舰队出海以后，地中海不再是菲利普二世政府的战略重心。

　　几乎与此同时，土耳其人放弃了海上霸业。他们公开宣称并不介意勒班多的损失，确实也神速地重建了更大的舰队，“比胡须生长的速度更快”。他们的压力不在战争，而在财政。只要苏丹宫廷的慷慨依然如故，不愁没有技术能手叛教投靠，改名易卜拉欣或阿里，踏上帕夏的荣华或死亡之路。然而，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在帝国事务的优先级顺序中，买来的海军近代化是排不上前几名的。一旦没有海军，阿尔及尔的海盗和开罗的就会恢复桀骜不驯的本性，恣意欺凌可怜的土耳其总督。通货膨胀一旦引起禁卫军的愤怒，苏丹就会自身难保。土耳其帝国沿着这条下降的螺旋线，在两百年内沦为西亚病夫。作者对帝国衰落的分析是非常粗略的，因为他的倾向就是不要用没有人物和情节的内容烦扰读者。《地中海》应该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戏剧，这就足够了。他能给读者留下经久难忘的印象，现在的历史著作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改革分配制度以化解社会公平危机    

                      -----回答记者的采访 

           分配公平是经济发展伦理的核心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你提出，由于发展的道理同发展的伦理不对称，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陈浩武：是的。

       大家知道，邓小平有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句话，30多年来，成为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圭臬，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不可否认，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世界的奇迹。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量能够保持百分之九,甚至百分之十左右的增长，在全世界都极为少见。

     古人有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但是，只强调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一面，只强调发展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而忽略了经济发展的伦理性,也会有大问题。

        什么是发展的伦理？我觉得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协调性，即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保护，环境和资源可以承受的前提之下，经济的发展不能以毁灭环境为代价；

         第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所以要人为基本的目标，要尊重人，尊重劳动者。人是发展的主体，人的权利的完善是发展的目标；

         第三：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要体现公平正义，即经济发展成果要为全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国家要通过调节分配制度，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均衡，不能使贫富差距过大。

        今天，之所以要提出发展的伦理，注意分配不公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要警惕发展的正义性去压倒发展的伦理。发展的伦理是什么？核心就是社会公平。

        记者：您认为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陈浩武：现在严重的问题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经济发展导致环境严重破坏。大家有目共睹的，北方的雾霾对民众的生活已经产生极大的影响，据官方公布的信息，中国雾霾覆盖面积达到247万平方公里，沿海和中东部地区基本陷入雾霾污染。水体和土壤的污染已经到了危及国人生存的地步。我们知道，水，空气，土壤，这三者是人类生存的基座，如果这个基座被破坏，我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贫富差别迅速扩大。反映贫富差距的社会学指标“基尼系数”，近年来急剧上升。1978年是0.31，2000年就上升到0.417。国际社会认为，0.4就是红线，是危机信号。2006年再上升到0.496，接近0.5！现在的情况更为严重。显然，从这些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已经有很大的问题。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应先确立公平理念

       记者：您评价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应归结于政府掌握了全部的资源。而将政府所掌握的资源如何改革才能更有利于社会公平？

      陈浩武：我在很多场合都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上个月在台湾大学，有机会和研究生班的学生交流时，我也提醒他们，你们要观察中国30多年的经济迅速发展，有五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第一，中国大陆现行的土地制度；第二，户籍制度；第三，财政税收金融制度；第四，市县际区域竞争；第五，极权式的政治结构。

      比如说，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市长或者书记，为了引进一个重大外资项目，或者要做一个重大投资，他可以把银行行长，土地局长，工商局长，国税地税局长，公安局长等等召集在一起开会，明确分工。银行负责贷款，土地部门负责征地，财政负责减税，工商负责企业登记。这样的局面，在中国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没有人会感到奇怪，因为“党领导一切”！但是在民主政体的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是私有的，贷不贷？贷给谁？别人自己决定，你省长市长凭什么要我贷款？别人土地都是私有的，房子是私有的，“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你凭什么要我 拆迁？公安局更没有义务派警察去吓唬那些拆迁的“钉子户”，那是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中国有一个成功的秘密，或者说有一个奇迹的话，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一个大一统的政府控制了所有的资源。

     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成功归成功，问题归问题。我们国家现在所面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也和这种政府掌握几乎所有的资源有关。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必然会导致弱势社会。我们现在的社会公平之所以丧失，就是因为政府太强而民间太弱。社会财富的分配，政府占有太多而民间占有太少，资本占有太多而劳动掌握太少量。社会危机又往往因分配不公而引起。

         记者：这样的改革该怎么理解？

        陈浩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立社会公平的分配理念。然后从一次分配到二次分配，两次调节，逐步实现社会公平。具体讲：

       一次分配调整，当前的政策关键是减税。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减税。我认为，中国现在财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应该是减税。之所以强调减税，是因为中国税负太重，特别是中小企业税负太重。我曾经去调查过中小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由于原材料价格上升，企业的利润已经非常薄，再加上沉重的税收，让他们苦不堪言。2012年，全国中小企业交税3.8万亿。完全可以减掉一半！但关键是，政府收取税收以后，又不把收取的税收利用在社会福利上。

     据了解，中央“八项规定”以后，各级政府官员大吃大喝减少了，所以，财政部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增加五六万亿，财政账上这么多剩余资金，表明财政预算相对宽松，这应该是减税的大好时机，也具备了减税的能力和条件，这个时候，应该坚决减税，同时，调整财政预算，通过这种方式，彻底整治官僚阶层乱花纳税人的钱问题。

     二次分配调整，当前的关键是发展社会公共福利

      中国不仅税负重，关键是政府收取税收以后，又不把收取的税收利用在社会福利上。西方关于税收有个基本原则，即“税收对应福利”。所有的税收，都是为了社会福利。

     三十多年来，我国以9%—10%的GDP速度迅速成长，经济总量也在不断的攀升，但是普通老百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其实不多。老百姓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相关的社会福利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养不起老，还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据财政部的资料：2007年政府直接用于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的开支，总共6000亿元，仅仅为全年GDP的百分之2.4,人均461元。而同期美国的这几项开支为15000亿美元，人均5000美元。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几项福利，现在都出现了极大的偏差。

     和普通老百姓的社会福利的极低水平相对应的是，政府占有太多的财富。还是说2007年，这一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达到5.1万亿，占   的百分之二十一，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当于12.3亿农民的纯收入。就是说，政府要相当于这么多的人才能供养！

      记者：分配制度又该如何改革？

          陈浩武：刚才我强调的两点，一次分配改革税收制度，二次分配建立社会福利体系，说到底，就是要管住政府的两只手：一只是政府从老百姓这里拿钱的手，另外一只是政府花钱的手，只有管住政府的这两只手，让他不乱征税，而且预算透明，不乱花钱，不是胡吃海喝，不是乱建面子工程。这就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切入点

      资源垄断会伤害到社会公平和风气

             记者：您觉得垄断对社会公平有什么危害？

           陈浩武：“国进民退”对社会公平有极大的危害。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很多基础性的资源。这种垄断会损害社会公平，还会损害社会风气。因为垄断的存在，就必然导致权力的寻租。国有企业垄断了基础性资源，垄断了上游产业，那么其他产业，民营企业，只有依靠这些基础性企业，上游企业来释放盈利机会，这就会形成对上游企业的依附性。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说明，这是导致权力寻租，权力和资本勾结和贪污腐败的温床，形成一种制度性的腐败。如果继续这样存在下去，那么必然会严重的败坏社会风气。

         我再举一个例子，空气污染的问题。雾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很多调查都指出，雾霾的严重，和中国的石油制品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中石油中石化提供的汽油柴油，质量太差。中石油和中石化作为垄断企业，提供这种有问题的油品，价格还奇贵，但是老百姓连一点问责的权利都没有。这就说明了垄断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权力。

       记者：权力垄断和分配不公有什么关系？

       陈浩武：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效率的确提高了。但是，效率上去了，公平却失去了。所以，贫富差距的扩大，大家最痛心的就是极少数的人控制着这个财富，从而也导致了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公平的丧失。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庞大的财富又不是通过他们辛勤劳动换来的，也不是聪明才智，更不是科技发明所得，而是依赖政策，依赖政治给他们的权利所得，这是大家现在最不能接受的问题。

      如今，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而怎么样进行改革才可能达到社会公平呢？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制度改革。你们在那里大鱼大肉的吃喝，老百姓在那里受苦，所以这个制度改革应该是财税制度的改革。这个改革在第一次分配的时候要解决公平的问题，要让财富流到民间，要藏富于民，然后第二次改革的时候，要把财政支出重点放在教育、医疗、养老、保健这些民间的基本福利上。我们的财政要从建设性财政转向提供公共福利财政上。其次是土地政策要改革。再次就是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存在一定的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改革，不改革中国的社会就会很危险。前面我讲过，只有改革才是最大的红利，特别是主动改革，才是化解社会危机的最好办法。

      分配不公会引发社会危机

       记者：也就是说分配不公会引发社会危机？

           陈浩武：是的。社会变革有两种方式。

          由领导集团主导的社会改革，或者说由执政者来主导的变革，我们可以称为社会改良。还有一种是由非统治者来主导的，由民间的、社会自发力量来主导的，或者由于一些突发性的事件所造成的行为，我们称为革命。现在，社会改良在进行，但同时，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革命的因素也在增长。古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因为你手上有财富了，所以你一定是希望这个社会稳定一些。反过来，那些没有恒产的人就不见得。比如说在前年那场中日矛盾的游行中，有些地方的商场就被抢、被砸，这是一个什么行为呢？这是谁去做的？所以，未来这个社会他会有以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去变动，也是人们应该关心的问题。我希望这个社会是在一个良性的、有序的、通过变革的方式在可控的范围内达到社会转型。这才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

     国际油价一路走低，本来应该成为国内石油消费者的福音，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国内消费者深受油价高企之苦，记得我十几年前到北京时，加满一箱油200多块钱，现在要五百多，快600元，翻了一番还不止。

     虽然中国国内石油质量极低，已经有舆论认为石油质量是导致雾霾因素之一，但是价格高得吓人。那时，当局解释，国际油价高，没有办法。而且发改委还搞了一个油价联动机制，国际油价一涨，国内油价马上上涨，速度快得很！老百姓也只好认了。

    现在国际油价不断下跌，从100多美元跌到50美元左右了，几乎是拦腰砍了一刀！老百姓天天盼望国内汽油柴油降价，可是，油价是降了，又来了一个什么原油税调整，而且是降一次调高一次，连续调了三次！生生的把那点降价又拿回去了！

    世界上有这么无耻的敛财行为吗？！

   一边降价，一边提税，硬是把低价买来的油高价卖给老百姓，这是为什么？！

   “ 税收法定”，这是纳税的最基本原则，不通过国家立法机构，只是一个发改委，财政部，交通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联合发文，就收税，这也太胡闹了吧？

汽油消费税第三次上调:由每升1.4元提到1.52元

【前两次成品油消费税上调】

第一次上调 | 汽柴油消费税每升上调0.12元和0.14元

第二次上调 | 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提高至1.4元每升

【推荐阅读】

两部委：提税与降价同步是兼顾社会承受能力

我国继续提高成品油消费税 推动大气污染治理

　　关于继续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

　　财税[2015]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促进环境治理和节能减排，现将提高成品油消费税问题通知如下：

　　一、将汽油、石脑油、溶剂油和润滑油的消费税单位税额由1.4元/升提高到1.52元/升。

　　二、将柴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2979, 0.00, 0.00%)的消费税单位税额由1.1元/升提高到 1.2元/升。航空煤油继续暂缓征收。

　　三、本通知自2015年1月13日起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微博]

　　2015年1月12日

　　附件：

　　成品油消费税税目税率表

　　单位：元/升

　　成品油进口环节消费税税率表

减税应成为公共财政政策基本方向

    在中国的税收问题研究上，有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就是真正的税收专家不大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或者说不大关心政治民主问题。而真正关心社会的人，关心民/主政治的人，很多又不懂税收。所以很多税收专家现在还在学校中对学生讲那些已经发黄的教科书，什么“税收的三性”等等，灌输那些非常陈腐的观念。在税收和民主政治的结合上，做的最好的学者，据我所知，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和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

    其实税收和宪/政民/主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政民/主的基础，是征税权和预算民主。

    但是现在“公民”成为一个敏感词，这简直是荒唐！所谓的公民，就是一个纳税人概念。因为纳税，所以成为政府的主人，成为社会的主人。

    当然，政府当局也在讲纳税，总是讲公民要纳税，应该给政府交税，这是义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税交给政府以后，为什么要交税给它？他们没有回答过。把税收交给政府以后，政府怎么在用这些钱，也从来不告诉我们。

    我有一次看到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纳税人的权利”，我感到非常振奋，结果我找来条文，想看看纳税公民有什么权利？一看才知道，他说的纳税人权力，是“纳税人有知道党和国家税收政策的权利”。就这么一条。有权利知道这个国家纳税的政策，仅仅就是知道政策而已。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需要说明的是，我本身并不是一个税收专家，我长期做金融，在人民银行工作时间很长。然后又做证券，对税收问题，严格来讲，我不是一个内行。但是我觉得税收问题恰恰是我们研究很多社会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关心的问题。我今天不是从税制、税收的意义、税收的三性问题上讲，更多的是想从税收和宪政民主之间的关系做一些阐释。

    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税收的现状。

    现在中国的税种有18种，如果大家去拿一个国家税种的表格，就可以看到它们大致上有些什么内容。例如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进口税、关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营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契税和证券印花税。我知道在深圳，炒股的人知道证券印花税比较多，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要调控股票市场时，如果让股市下跌就提高印花税，如果让股市上扬就降低印花税。所以炒股的人应该对这个词比较熟悉。

    给大家介绍一下，在2011年，这过去的一年，我国税收的增长情况是什么样的？2011年，我不知道深圳的老百姓是什么感觉？就从包括我们这些“教书匠”在内的普通老百姓的感觉来讲，是不好的！房价调控价格依然很高，股市一塌糊涂，股票市场三年来没有财富效应，大家口袋都是空的。GDP今年大概增长9%左右，但是这一年我们的税赋增长多少？土地增值税增长了61%，企业所得税增加了31%。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做企业的人？据我在有些地方的调查，现在企业的税负是非常沉重的！现在有两个东西可以把企业搞死，一个是我国的银行制度，另一个是我国的税收制度。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的，一个是银行高额的利息，二是税收部门高额的税收。这一年我们的企业是什么状况？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出口很差，靠出口拉动的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危机，但是这一年我们的企业所得税增加了31%。进口税增加29%，关税增加26%，个人所得税增加25%。我不知道大家的个人的财产是否增加了25%？房产税增加23%，营业税增加23%，城镇土地使用税增加22%，耕地占用税增长21%，增值税增加15%，消费税增加14%。下面我就不一一罗列，我国10多个税种在2011年这一年中，大体上呈现出大幅增长的状态！

      中国的税收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如果到美国去买任何一个商品，台签上都写得非常清楚。例如大到买一块手表，上面都会写价格200美金，州税18美金，联邦税15美金，把它们相加就是这块手表的价格，这都标得非常清楚。哪怕你买一个很小的商品，例如点心，它对会非常清楚的标明它的价格、联邦税、州税是多少，会明确告诉每个公民随时在纳税。所谓的“公民社会”，就是说这个政府是由纳税人去养活的。它在随时提醒每一个公民，你都是这个政府的主人！

    但是我们的商品中，在商店买东西是看不到它的，我们的商品价格就是一个价格。例如这个手表是125元，就是125元，1250元就是1250元，这里并没有告诉税收是多少。但是实际上，我们任何一个商品都是含有税收的。这就是我们税收的特点，没有告诉你在这个商品当中所纳的税是多少？举一个例子，你在北京如果要买车，税务部门就会说你先提供纳税证明，这一项就难倒很多人！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公民、消费者都是纳税人。例如在北京买菜、上餐馆、坐公共汽车、买任何一个消费品都是在纳税。但是政府不认为你是在纳税，因为你不能提供纳税证明给它。它所说的纳税证明是什么？就是你的工资当中有一个纳所得税的证明，或者你的奖金、收入中有什么纳税的证明。

     第二， 税收的本质就是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切割蛋糕。

     其实整个国民收入就是一个蛋糕，这个所谓的“收税”就是政府和民众之间在切这个“蛋糕”、分这个蛋糕。在西方有一个谚语说了，怎么样保证分蛋糕的公平，叫做“切蛋糕的人最后拿”。例如我们三个人分蛋糕，你拿着刀怎么切都可以，但是必须最后拿。为什么？只有最后拿，才能保证这个切的人很公平的来切。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民众和政府之间切蛋糕，但是不是让民众先拿，而是政府先拿。这就有问题！

     下面我们看政府和民众之间怎么来分配这个蛋糕？这里给大家一组数字，在2010年，中央财政收入8.3万亿，加上土地出让金2.7万亿，加上国企利润2.6万亿，加上地区行政收费0.8万亿，一共是14.4万亿。这个数字很大！而当年我国GDP是39.8万亿。如果把它们相除，财政收入相当于同期国民收入的36%。

    我们看美国接近的年份——2009年的数据。美国这一年的GDP达到14.33万亿美元，财政收入2.6万亿美元，占比达到18%。也就是说，通过税收去拿GDP的比重，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多拿了一倍！美国那了GDP的18%，我们拿了GDP的36%！我们从其中的一个面来看这个蛋糕怎么切？首先就要看税收占GDP的比重。

    下面再看企业所得税。这是人民大学的一位专家做了长期调查后的统计。他说企业所得税已经占到税前利润的70%，个人所得税已经占到个人所得的51.04%。我个人没有核实这个数字，是在这个专家这里取得的数据。但是我问了身边的人，例如金融界的高管，他们的工资水平比较高，他们交的税的确就达到了这种水平！企业方面，按照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的说法是“企业利润比纸还薄”。为什么？因为企业利润现在受到两头的挤压。一是成本上升，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例如煤、电、水、气价格都在上升，这样就会挤占利润。另一头银行贷款的利息负担在上升，现在找银行贷款很难，银行即使给你贷款，利息还要上浮20%-30%，形成高利贷。三就是税收。这种大量的税收使企业的利润到了比纸还薄的状态！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比较困难？有三个因素，这就是原材料上涨的成本提高、银行利息持续增多，这两项使利润减少，第三项就是税收增加。

    房产税加上各种费，一共是62项。我们买一个房子，要交的各种费用加起来是64项，这占到房价的30%-40%左右。前几年，政府在那里大骂房地产商是“黑心商人”，实际上房地产商也有说不出的苦。为什么？房价高企最核心的原因是土地价格太高，而土地价格好处被政府拿走了。所以推高房价的核心原因是政府，当然房地产商也有责任，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

    我们中国的宏观税负究竟怎么样？有人说我们宏观税负很高，税种很多。然后又出来很多专家出来说我们的税负很低，并不高，和XX相比得出了XX结果。下面我们通过几种口径计算一下。

    税收占GDP的比重。

    这是一个分析的方面。我认为这种过高的税收事实上已经伤害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看图）大家看这个图表，它讲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它的增长。中国经过30年的成长，我国GDP的增长幅度比较快。这条线是财政收益的增长情况。大家看，它在最近几年时间增长幅度非常之高！在2011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高达30%！这些数据后面还有所补充。这就是收钱方面。

     第三，政府把钱拿走了，然后去做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首先是你该不该拿这个钱？拿走了多少钱？拿钱的比例有多少？合理吗？这是一个切蛋糕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税收对应福利”。因为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只是消耗平时的费用就够了。政府把钱拿去是做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他们拿这个钱去做了什么？一般来讲，这些国家就做三件事情——国防、教育、医疗。其他方面还包括社会福利、养老一类问题。大体上就是这几个方面。我们看政府拿这些钱做什么了？

    在中国，政府最受人诟病的就是“三公消费”，而且它的比例、数量越来越大！所谓“三公消费”就是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使用。三项。在1999年时，这个数字达到6000亿，而到了2007年就达到了9000亿。我现在还没有拿到2011年的数字，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数字肯定要高很多，因为茅台、五粮液在不断的涨价，要喝它们都需要花钱买，因为茅台厂也不会无偿送给政府喝，所以这方面费用在不断的上升。我找到的数据显示，1978年到2003年，政府的行政成本增长了87倍！也就是说这个蛋糕被政府切去以后，自己首先开始吃蛋糕，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张图表是表示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例如我们13亿人口加起来消费是100，那么政府消费是多少？大家看图，政府消费从1988年之后持续上涨，已经达到27%以上，接近28%的水平。大家放眼看一下，我曾经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个人发帖子，把全国各地的政府豪华办公楼贴出来，可能大家也看到了。

    我喜欢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去游走，这给我两种感觉。因为我是搞经济学的，到某一个国家，哪怕遇到一个导游、翻译，都和他聊一下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我在全世界走了50多个国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医疗费是要钱的，我没有见到一个！就是说是要私人掏钱看病的，没有一个！小学、中学读书要钱的国家我没有看到一个，包括台湾！我到台湾去，我们导游说他的父亲患了癌症，在医院动手术，出院时只交200台币。我朋友的太太在美国一个州立医院中生孩子。美国人非常讲究人道，包括接生你都可以亲自参加，可以来亲自为自己的孩子接生。朋友在这里陪伴妻子，医院可以在这里给他提供食宿，有床，每餐都有咖啡和很好的食物提供给他。他在医院陪了太太两个星期，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只有15美金！再例如澳大利亚这些的国家，生第一个孩子需要800澳币，第二个孩子需要1600澳币。包括牛奶费、纸尿裤费、童车费等等费用，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由很多民族构成，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个国家给每个民众提供的医疗都是免费的。不仅是免费，假如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不懂英文，明天要去看病。医生在说什么你听不懂，你说什么医生也听不懂。这怎么看病？很简单，你给国家办的语言服务中心打一个电话，就说明天上午10点钟我要找某个医院的某个医生看病，语言中心就会在10点钟派一个免费的翻译给你做翻译，一分钱都不要。全世界对待医疗、教育都是用最仁慈的手段，钱从哪里来？政府给的。政府的钱哪里来？老百姓税收。老百姓的税收拿去做什么？税收对应福利。每增加一条税收，都有一项福利给老百姓。那么老百姓才会投票赞成征这笔税收。

    我到这些国家去看，没有看到一个国家说看病、上学要钱！这就是税收的福利性。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不用说，在座的各位心里都非常清楚。我记得到德国去的时候，德国的柏林机场非常狭小，机场的行李厢转盘只有深圳机场某一个转盘的一半大小。大家知道深圳机场有A楼、B楼、C楼等等，而德国柏林也召开过奥运会，他们机场的行李厢转盘只有深圳A楼某一个行李转盘的一半大小，很小的一点点。我们去了都很怀疑，在猜测是这个机场吗？这是不是郊区机场或者民用机场？接待的人解释说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机场，柏林机场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在这里召开了奥运会。然后我们上车之后就在想，别看德国总是牛哄哄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机场才只有这么大一点点！这时翻译就对我们说，你不要看我们机场，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院修得比五星级酒店都要好，而且还不收一分钱。他的意思是你们中国佬来了不要感觉牛哄哄的，觉得你们北京的机场很大！我就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要把飞机场修得这么大？就不能像德国一样能把医院修得好一点吗？我们医院的人永远像下饺子一般！坐到医生那里，要坐很长时间等到他，看到一张他苦瓜般的脸，他能够抬起头来和你说一句话，就让你感到莫大的温暖了。第一项是抽血，然后化验、照CT、核磁共振。医生和病人之间完全是冷冰冰的机器，且不说情感的交流，那很奢侈，哪怕问你一句就很了不起了。我不是鄙视医生，只是想批评我们的制度！当你是一名医生时，明天面对这些如同下饺子一样的人群，你会有个好的心情吗？恐怕也不会！我们的医疗太差劲了！

    我刚才说到切蛋糕，现在不仅是政府先切蛋糕拿走吃掉，而且现在这种征收税收非常任意！（看图）这幅图中的蓝色柱子，代表当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的计划征收税收的数字，红色柱子代表这一年实际征收的数字。大家看一下就非常清楚了。例如总理在3月份的人大会上说今年的税收增加,15%，大家都审议这份报告，鼓掌通过，然后回家干活。实际上到年底看增长多少？30%！这就是说政府税收是任意的！税法在西方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东西，它通过之后，预算一分钱都不能增加，增加一分钱都要告诉别人一个理由，为什么增加了？我相信不仅今天在座的人，即使是很多经济学家都不会去关心这个现象，谁也不会关心这些年我们究竟增加了多少税收？实际上这种政府的任意征税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为什么？它任意征税就意味着政府可以任意在你口袋里掏钱出来。我们所谓很多的“民主斗士”、“公共知识分子”，都懂得我要民主、要自由，喊得震天价的响。但是最后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哪个地方生根？它的核心就是财产分配问题，而最重要、最核心的财产分配问题恰恰没有人关心！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就可以从你的口袋里把钱包偷走！

      在网络上，大家对当前的社会问题中诟病的问题就是暴力拆迁，甚至引发了流血事件。而我们想想为什么要暴力拆迁？它的主导者是谁？例如今天在座的两个人A和B，你能拆他家的房子吗？肯定不行。所以暴力拆迁背后有一个角色！大家看这张图，这是一张真实的图。大家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究竟是在指挥它在暴力拆迁？谁是这场暴力拆迁背后的主角？你肯定不能动用警察，带着警棍和防爆弹去你家拆房子，如果不行，就先把你抓起来劳教三年，等你回来时房子早就没有了。这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非常简单。政府从农民手中拿来的地是5万/亩，政府整理一下，三通一平或者五通一平，就变成了200万/亩，而这195万的差价就挪到了政府的腰包。现在到所有地区去看，政府就在做一件事情，左边从老百姓手上把地拿过来，右边把它卖出去给房地产商或者卖给招商引资、搞开发区。所以我前面说的大量的切蛋糕自己吃的现象还不算严重，还要来一个任意从你口袋拿钱的情况，这就是预算的执行往往超过预算的一倍。除此之外还不够，怎么办？这叫土地财政！它也是我们变相税收的一种模式，但是这更加血腥！

      第四，税收如何对应福利？

      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大家通过这个表格可以看到城乡收入增长和税收增长两者之间的差距。税收最重要的原则是“税收对应福利”，因为政府是不创造一分钱价值的，所有创造的价值都是通过劳动、企业、个人所得创造的价值。政府是个终裁者，是财富的分配者。所以政府在征收任何一项税和费的时候必须要对应福利！但是我国现在教育、医疗和养老被称为新的“三座大山”！现在有人在讲，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消费。前一段时间电视台让我讲这个专题，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意消费？怎么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经济，使经济复苏？我说不是老百姓不愿意消费，哪有这么傻的人？

     我昨晚看到的一份资料显示，北京的新光天地一 年销售65亿人民币，第二名是杭州大厦，销售额是60亿人民币，第三名就是万象城58亿人民币。哪一个人不希望跑到万象城去潇洒一次？把名牌搞到自己身上，LV的包提两个，谁不想这样呢？

    中国的老百姓是不敢消费！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养老体系不健全。我看今天在座的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我今年也有61岁了，我们都要想我老了怎么办？我生了病怎么办？过去说养儿防老，现在养儿也不见得有所依靠。所以所“老有所养”，自己手上也要有有点老本。所以就不敢随便拿钱去买LV包，肯定不敢！不是不愿意消费，不是不敢消费。这是中国普罗大众的心理。年轻的时候就想攒钱结婚、买房子，中年时想攒钱为儿子上大学，老年时要想到老了怎么办？要养老。然后就是得病，现在中国百姓最怕得病。有这样一种说法——“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特别是农村人，城里人还好一点。农村人生一场病，会把自己家猪、房子卖了，然后还找亲戚朋友借钱，捧着凑来的皱巴巴的钱到处去找“名医”，今天受骗，明天上当。这种现象现在比比皆是！所以老百姓很可怜，不敢消费。为什么？因为我国教育、医疗、养老这三个大问题没有解决！

    我不说其他的发达国家，只说巴西。巴西是“金砖四国”之一，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巴西在2010年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0%。而中国2009年的医疗、社会保障、福利三项支出仅仅占GDP的2.4%！太可怜了！这个比重太低了！

    我刚才举了个发展中国家的例子，下面再举个发达国家的例子。2009年时，美国政府拨出1.6万亿美元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而同期中国政府为此所拨出的资金仅为0.7万亿人民币，人均仅为美国的1.5%。这就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出，在这个蛋糕的切割当中是一个什么状况！

     通过税收制度我们可以看出来，现行的分配制度起码有两大问题。第一是分配比例失调，也就是“蛋糕”没有切好，切蛋糕的人先拿蛋糕，这肯定不公平！第二是切了蛋糕以后所拿去的二次分配不透明、不公开！

      第五，税收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民/主。

      我们再看西方。有人认为西方的宪/政民/主是投票权、公民的选举权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有些学者研究发现，英国18岁以上的公民有投票权是到上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事情。而西方宪政民主的核心是什么？是预算民主！大家都知道英国“大宪章”，所有英国革命的起点是“大宪章”。这是什么？就是围绕国王和贵族谁拥有征税权问题的一场大的论战，差点导致战争的爆发。最后国王被迫接受了贵族的城下之盟，因为贵族的军队已经开到了首都，国王没有办法了，就与贵族订立了“城下之盟”，这就是“大宪章”。“大宪章”的核心问题是确立国王和贵族谁有征税权。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到1688年“光荣革命”，都是围绕税权问题。1689年的《权利法案》第17条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征税，即为违法。

    所以征税权的问题是宪政民主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在开场时就讲过，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税收专家不懂宪政民/主，宪政民/主专家不懂税收。所以很少把税收问题、财富分配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去认知。其实它说到底，经济问题、财产分配是起点。由财政分配到到政治体制，由政治体制导致军事斗争。大宪章就是的过程，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回去到网络上搜索一下大宪章产生的历史，全部都写得非常清楚。就英国来讲，或者就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来讲，它的起源是关于征税权的问题。

      税法是权力法，而不是义务法。

      我国政府总是在宣传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所以把税法确定为义务法，就是每个人都要给政府纳税，这是你的义务。如果你不纳税，可能会受到责罚。这完全是一种颠倒！纳税是纳税人的权利，而不是纳税人的义务！所以如何确定纳税法的性质，是整个国家宪/政民/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不能都怪政府，也怪我们自己昏昏沉沉，很少去关注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你拿走就拿走了，反正我斗不过你我怕你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算了，你要拿就拿吧。最普通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知道现在最普遍的方法是把税收专管员搞定。

    例如你是我们的专管员，于是我就和你商量，你看，我们这里就卖了几碗面，你就高抬贵手，然后这个红包你拿去喝点茶，这是小意思。然后这个专管员说好吧，那就这样，一年给你包税3万。我们现在在纳税官员面前所表现的是奴仆，不是我纳税，我是国家主人，我要去行使我的权利！这是狗屁！我们要首先贿赂税务官，希望他能够让我纳税少一点，让他的日子好过一点。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就把南山区的税务局长喊来，说哥们你看，我和他关系都很好，所以你放心，没事！这是最普遍的现象，中国人普遍缺乏纳税权的意识。

        第六，“纳贡”交换“善治” 。

     按照中国人的概念说，就是“纳贡”交换“善治”。我给你纳贡，你给我什么？善治，所谓“善治”就是良好、善良的社会治理。我发明了一个词，我们现在的制度缺乏“制度伦理”。为什么？很多网友调侃说，“继北京出台90岁的人可以生二胎之后，山东出台100岁人可以免费上泰山”。我们的财政政策，没有体现社会伦理，对于医疗、教育、福利、养老这些问题，不去给予更多制度的关怀，就会让制度缺乏伦理。所以“善治”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层面的伦理，要得人心，要把它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例如尊老爱幼就是伦理，这个伦理要演化出这个国家的福利分配要去照顾这些老人，去照顾这些鳏寡孤独，使老有所养，这就是制度伦理。我们现在的制度就缺乏伦理，所以它就不是“善治”。（掌声……）

     用西方人的说法就是税收的使用必须要透明。我这里搜集到一个资料。美国旧金山居民每年都会得到市政的税收部门派发一个单子，上面写的是什么？例如单子左边写着“约翰今年给政府交税5953美金”，右边标明你这5953美金用作了什么，写得清清楚楚告诉你。例如军费2511美金；反贫困515美金；教育和培训260美金；社区发展199美金；环保157美金；等等，非常清楚。每一个纳税人都可以得到这种标识清晰的单子，这个单子告诉你，我从你口袋里拿走了5953美金，我拿这些钱都做了什么？每一分钱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告诉你，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也就是透明。如果我们社区认为你的修路根本不合理，或者我们发现官员在修路当中有贪污的行为，对不起，议员马上就可以收到投诉。然后就会质疑市长或者工程局局长，要么让你下台，要么让你有丑闻，要么让你坐牢！这就是善治，税收和税收怎么透明的使用。   

      第七，减税！减税！

     我认为其他的宪政民/主，第一我做不到，第二你们也做不到。我只是说一下，可是要有这样的意识。但是有一点可以做到，就是减税！我认为当前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减税。这不是我今天说的，从去年起，我就开始我的微博以及所有活动场所、会议场所大声疾呼减税！为了民生，为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很多的社会公平问题，我认为现在政府要出台的最要紧的政策就是减税！减税在当前为什么那么迫切？

    这一轮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大的！中国30年的改革，GDP之所以能够这样快速的增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很高。这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如何理解？也就是100元的GDP中有多少是进出口造成的？我国最高时占到76%，也就是100元的GDP中有76元是由进出口形成的。这就说明我国对外经济依赖度非常高，叫做外向型经济。现在由于美国、欧洲经济危机，导致我国出口大幅度下降。国际上没有订单，或者把订单转移到更加偏僻的越南、泰国、斯里兰卡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因为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例如深圳，如果几年不来，就会感觉到深圳这座城市建设得太了不起了！我昨晚去了盐田，我多年都没有去过了，看到这里灯火通明。由此我发现这个国家的确是在现代化，但是问题是劳动力成本在提高，成本竞争有时在下降。我国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出口下降而导致经济进入低增长时期，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北大开了依次研讨会，对未来经济的发展有个预测。大家对“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的预测，最高只到7%，最低只有4.6%。所以中国经济已经不可避免的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时期，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对中国的考验！

    现在中小企业的利润比纸还薄，怎么办？我们出口也受到了影响，要调整产业结构，怎么办？外需不足，要拉动内需、拉动居民的需求，而居民现在不敢消费，怎么办？所以我认为现在减税的问题应该大声疾呼！中国必须通过减税的方式来调整整个产业结构，来拯救中小企业，拉动居民消费。

    1952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69%，到了2010年下降到35%。这个下降幅度很大！美国同期就没有很大的波动。我给大家看的一张图也在说明政府消费在迅速上升，居民消费在一直下降，这是交叉进行的。这个图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两张图是对应的。

    减税目标是多少？我的朋友，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目标是减少1000亿，我说这没有一点作用，我提出的目标是1万亿！他说你减1万亿不是瞎说吗？有那么多可以减吗？我认为这是有依据的。这个依据只有一条就够了！这就是年销售收入在3亿以下的中小企业税收减半。这个数字有多大？这些企业在2010年的税收是3.7万亿，如果减半征收就是1.8万亿左右。只要这一笔就够了，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现在中小企业已经被逼到了很难生存的地步，而且2011年的征税比2010年还要高，这完全是杀鸡取卵！现在如果政府不给企业减税，企业根本就没有钱来给员工调整工资，这时员工的收入就抵不上通货膨胀的收入，他怎么还能够消费呢？还敢消费吗？所以我提出的1万亿不是瞎说，而是有依据的。我的依据只有一条，只要把中小企业的税收在今后几年内减半征收就够了！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人所得税更应该下调。

     我对今天的演讲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认为中国税收下一步的核心问题是管住政府的两只手。一是管住政府从老百姓口袋里拿钱的手，把收税方面管住。二是政府收老百姓的钱，如何去花的手？这只手也要管住。怎么管？第一、征税立法。第二、预算公开。前者管住第一之手，后者管住第二只手。如果我们都来把政府的这“两只手”管住，那么我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才有希望！

巴尔贝克神庙的残垣  （浩武摄）

黎巴嫩印象

文     陈浩武

     从黎巴嫩回来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但是对这个国家始终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怀，因此想写这篇文章和朋友们分享我所看到的黎巴嫩。

    黎巴嫩很小。

    真的，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她的确太小了一点，大概只有一万多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一万多平方公里，大约就是北京市这么大的面积。但是，你可不能小看了黎巴嫩，这个小小的国度，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

     说到黎巴嫩，你自然就会联想到腓尼基、迦南、肥沃新月带，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甚至古埃及这些历史概念。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迦南地的地方，和犹太教，基督教、希腊神话、琐罗亚斯德教以及伊斯兰教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些历史，宗教，文明，使得小小的黎巴嫩有丰厚的历史沉淀和深厚的文明印记。

      我们是从约旦的首都阿曼飞往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飞机在夜幕中起飞，透过飞机的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死海，那里是约旦和以色列的交界处。然后我们沿着以色列的边界在地中海的上空由南向北飞，从飞机的窗户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地中海的波浪，早上降落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国际机场。

     很多知道我们去黎巴嫩的朋友都会非常关切地问，你们去那里做什么？那个地方那么危险？大约在中国人看来，黎巴嫩一般都和“炮火连天”这四个字连在一起，以为在那个地方终年枪炮不断，硝烟四起，属于兵燹之地。

     当我们到达贝鲁特，亲眼看到贝鲁特时，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城市一片繁华，现代，安静，祥和，街道干干净净，建筑整整齐齐，除了停泊在港口的几艘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小型军舰，你看不到任何与战争，炮火相联系的景象。

     我们入住的酒店，是一座非常具有现代气息的玻璃建筑，看得出那种法国人设计的浪漫风格。酒店面临碧波荡漾的地中海，旁边是一座宏伟的大清真寺，又处在一个繁华街道的十字路口，热闹非凡。因为第二天举办贝鲁特国际马拉松比赛，酒店大门口正是马拉松比赛的出发站和终点站，所以许多人在繁忙地搭建舞台和终点站的牌坊，气氛一派祥和。

                            贝鲁特国际马拉松比赛  完全是一场嘉年华  （浩武摄）

       说到黎巴嫩，首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腓尼基。

       腓尼基人在世界历史上以造船闻名，以航海闻名，以发明字母闻名。“腓尼基”是什么意思呢？腓尼基在希腊语中是指“紫色”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在远古时候，聪明的腓尼基人在海中发现了一种软体动物，其体内的汁液是紫色，他们学会了萃取这种紫色液体来做染料，应用于染纺织品。萃取软体动物体内的紫色染料染布，成为腓尼基人的一种成功的商业模式，因为染出来的布是紫色，使他们获得了“腓尼基”的称号。

     腓尼基人创造闻名于全球的航海事业，得益于黎巴嫩出产一种非常有名的树木，叫雪松，也称黎巴嫩雪松。这种雪松的特点是高大、挺直，木质细密坚硬，含有松油，不容易虫蛀，是建筑和造船的上好材料。如果你见过黎巴嫩国旗，你就会知道，黎巴嫩的国旗中央，就是一颗黎巴嫩雪松。可以想到，雪松在黎巴嫩的地位。

                                            千年的黎巴嫩雪松  （浩武摄）

     记得去波斯的时候，看波斯帝国的四大首都，包括苏萨，波斯波利斯，那些巨大的皇宫建筑，除了石头以外，基本都是采用黎巴嫩雪松。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国王大流士，在他的关于建造苏萨王宫的铭文中写到，“苏萨的建筑为如此恢宏，就因为石头来自于。。珠宝来自于。。黄金来自于。。雪松来自于黎巴嫩”的描绘。

      因为有黎巴嫩雪松，腓尼基人造船业非常发达。

     大家知道，中东地区最早发生的大规模战争是“波希战争”，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不朽作品《历史》，就是写波希战争史。首先是波斯人攻打希腊，到后来的希腊人攻打波斯，正是这场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导致了以后的“希腊化”，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交流和发展。

     在波希战争中，波斯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而希腊是一个个自由的，松散的城邦，为什么希腊能够以少胜多，战胜庞大的波斯帝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希腊人在波希战争之前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银矿，他们拿这些白银采购了黎巴嫩最先进的战船。

     波希战争中有许多非常著名的战役，其中有一场就是萨拉米湾海战，在这场海战中，波斯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据说波斯国王就在地中海岸边的高山上观战，他亲眼看到帝国军队的覆灭。为什么希腊人能够在这场海战中取胜？正是他们用白银换来了黎巴嫩最先进的战船。波希双方所用的战船都产自黎巴嫩，然而当时大部分普通战船是单层多浆手的战舰。希腊人有了白银，出高价要求黎巴嫩人专门建造了一种双层多浆手的战舰，这种战舰船体更高、桨手更多，速度更快，所以战斗力更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景，在当年地中海的海面上，旌旗猎猎，杀声震天，剑拔弩张，然而，敌我双方所驾的舰船，都由黎巴嫩人所建造的。黎巴嫩人当时是世界的武器提供商。

      黎巴嫩在地中海的东部，她不仅面积狭小，且境内大部分都是山区。沿海岸线有一座山是黎巴嫩山，在黎巴嫩山和以色列约旦之间还有一座山是陶鲁斯山。黎巴嫩土地肥沃的地区主要有两块，一块是狭窄的黎巴嫩沿海平原，一块是黎巴嫩山与陶鲁斯山之间的河谷。黎巴嫩主要的农业耕作和农产品来自这两块平原，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黎巴嫩山和陶鲁斯山之间这块谷地，被成为贝卡谷地。

     贝卡谷地在两山之间，面积并不是很大，南北长大约在150公里左右，平均宽度在60公里左右。这块谷地是在东非大裂谷的最北段，大约占了黎巴嫩耕地面积的50%以上。

      这里是人类古文明的发祥地。

      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闪米特人的分支迦南人移入到腓尼基，希腊人把他们称为腓尼基人。在公元两千年左右，人类文明的曙光在地中海东岸开始出现，推罗（提尔TYR）、西顿，比布鲁斯这些城邦都相继建立起来。腓尼基人利用这些城邦开展航行，在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的广大水域内开展海外的殖民贸易。我们所知道的北非重镇迦太基，就是腓尼基人建立的海外殖民地。

      黎巴嫩一共有五处世界文明遗产，其中四个地方都和罗马历史有关系。一个是提尔，是公元2000-3000年左右非常重要的城市，被称为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站；一个是西顿，与提尔一样，也在地中海岸边，是古文明的城堡；另外在黎巴嫩山的东海岸有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城市，叫比布鲁斯；第四个是巴尔贝克，是我们首先参观的黎巴嫩五大世界文化遗产之地。

      汽车离开首都贝鲁特，往以色列的方向，向贝鲁特的南部，沿着两山之间的河谷，前往巴尔贝克。贝卡谷地非常有名，《圣经》上说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大体就是指贝卡谷地一带。我们从车窗可以看到，两山之间，沃土千里，一望无际。大片大片种植的葡萄。在黎巴嫩的山区，有这样大片肥沃的土地非常难得。

                                                        贝卡谷地的葡萄酒庄园  （浩武摄）

     贝卡谷地有名，还有一个原因，1982年的6月9日这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空战，当时以色列的空军袭击了在贝卡谷地所部署的19个沙姆导弹基地。这是一场非常惊心动魄的战争，也以苏联、叙利亚和黎巴嫩方损失82架战机而以色列损失为零的奇迹，载入了世界空战的史册。据说是在六分钟的时间内，以色列的空军经过惊心策划，迅速袭击，把苏联和叙利亚在这里苦心经营10年耗资20亿美元的导弹基地全部毁于一旦。

     沿着这片肥沃的土地，我们很快就到了巴尔贝克。

                                          巴尔贝克的朱庇特神庙部分     （浩武摄）

     巴尔贝克离贝鲁特大约有80公里，这个地方是古代的一座神庙，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根据史书上记载，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迦南人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神庙来祭祀太阳神，巴尔的意思就是太阳，贝克就是神庙。后来腓尼基人取代了迦南人在这里定居，他们又进一步修缮了这座神庙。马其顿亚历山大占领黎巴嫩以后，这里居住的腓尼基人和巴尔贝克城逐步希腊化，被称为希利奥波利斯，希腊语中的“希利奥”也就是太阳的意思。公元前47年，罗马的凯撒大帝认为这个区域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于是在这里进一步重建神庙，他的后任奥古斯都皇帝在腓尼基神庙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一直到公元60年神庙才基本完工。

     经过奥古斯都重建后的巴尔贝克神庙，是当时罗马帝国最宏伟壮观的神庙群。这个神庙群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祭祀罗马的主神朱庇特，一部分是祭祀酒神巴卡斯，还有一部分是祭祀美神维纳斯。

     今天整个巴尔贝克城的遗址还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三个部分。有人认为今天的巴尔贝克是整个地球上残存的罗马建筑中最壮观、规模最宏大的建筑群，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全世界看到许多罗马建筑群，包括我们之前去过的约旦，在那里有一个很大规模的古城，但是保存得像巴尔贝克如此完好的还是不多。

     在这三个神庙当中，保存相对完整的是酒神神庙，也就是纪念巴卡斯的神庙。

     整个神庙由巨石砌成几十米高的台阶、前后左右四面大的石柱也非常完整，除了顶层坍塌，墙和周围的长廊都依然保存完好。酒神神庙完全是由巨石构建而成，这些巨大石柱每根都在19-20米高左右，直径都在1-2米。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整个酒神庙的四周由墙和石柱形成的长廊上有大量的浮雕，其中埃及艳后在胸口放一条小蛇而自杀身亡的石雕现在还依然非常清晰。酒神巴卡斯神庙是一座科林斯式的建筑，历史记载建在公元100多年左右，从正面看一排有8根石柱，侧翼有15根石柱，每根石柱都雕刻有非常精美的图案，比如蔬菜水果之类的主题。石柱相接成一个长廊，宫顶的巨石浮雕一共刻有28个神像，神庙中还供奉有巴卡斯的图像，四周墙壁还刻有葡萄、酒壶的图案，与酒神相关。

     贝卡谷地是一个非常富饶的河谷，谷地有大量葡萄酒庄园，所以酒神无论是对迦南人、腓尼基人还是现在的黎巴嫩人来讲，都象征着农业的丰收和巨大的财富，在他们心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据说，贝卡谷地生产葡萄酒的历史有6000年！我们一行去参观了一个葡萄酒庄园，因为酒的味道极好，我花了近100美金，买了两瓶上等的葡萄酒，准备带回国内，和朋友们分享，非常不幸的是，这些红酒在经过伊朗海关时被没收了。

      到了巴尔贝克，从这里再往南走就是以色列的戈兰高地。我们已经临近戈兰高地的北沿，这让我想起在1994年，大约20年前，我作为中国青年企业家代表团成员去以色列访问，从以色列一端接近了戈兰高地，并且在戈兰高地附近的一个“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和一位以色列的思想家讨论过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记得那一次我们上了戈兰高地以色列一侧，那里和黎巴嫩接壤，记得当年在以色列的最北的哨所，我们还隔着铁丝网和黎巴嫩哨所的士兵合影。

       从地形上判断，这次我们到达的黎巴嫩最南端地区，应该和我当年去的地方仅仅一步之遥。

       说到黎巴嫩，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几乎是黎巴嫩的文化符号，他就是伟大的诗人——纪伯伦。

      听说纪伯伦的诗歌已经收录入了中国中学的课本，与我们同行的新华社记者说，她在学校里读书时，课本里就有纪伯伦的诗，我们在黎巴嫩有一个行程计划就是去“卡迪沙（Qadisha）圣谷”，祭拜纪伯伦的故乡。这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汽车沿着黎巴嫩山，从贝鲁特向南行走，很快进入山区，风景越来越优美，地势也越来越险峻，从高山上可以俯瞰地中海平面，非常美丽壮观。

      从地形上看，这里是很深的一个切割峡谷，这个峡谷被称为卡迪莎圣谷。

      之所以称为圣谷，是因为和基督教有关。黎巴嫩有一个基督教的分支，叫马龙派。马龙派是基督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虽然他的信徒并不多，全球大概只有400万左右，其中100万集中在黎巴嫩。但是这个宗教分支非常值得重视。

       大约在五世纪早期，有一位叙利亚的基督教隐修士叫马龙，他在奥伦特斯河担任隐修的领袖。在公元410年，马龙去世了，他的追随者以马龙为名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后来基督教一性论者，就是基督教的另外一个分支，因为反对教义不同的马龙派而在一场宗教争斗中杀害了350名马龙派的修士，于是其他马龙派教徒逃往黎巴嫩的山谷，这个山谷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卡迪沙谷地。因为这个谷地里基本都是基督教修士在此避难，因此被称为“卡迪沙圣谷”。

      公元687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由于他的同意，马龙派自成一派，自己任命了总主教，由沃让。马龙当选为主教，地位相当于枢密主教。在公元7世纪、8世纪时，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人开始攻打到迦南地一带，迫害当地的基督教徒，这个背景下，又有大批基督教徒躲避到了圣谷。他们这次不是躲避基督教异教徒的屠杀，而是阿拉伯人的屠杀。因为有这样一些历史，所以在卡迪沙圣谷有各种各样的教堂，有的在谷底，有的在岩洞，有在悬崖上的，并且是在不同年代形成的，因此这里称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教圣地。而黎巴嫩伟大的诗人纪伯伦的家乡就在这里的一个小镇。而且他的家庭就信奉马龙派，他的父亲就是被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迫害。

      我们到了卡迪沙圣谷，看到这里风景非常美丽，当年之所以这里能够隐藏那么多基督教徒是因为这里的交通不便，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保障了圣徒的安全。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正是因为处于这样的险境，整个卡迪沙圣谷非常漂亮，显得极为壮观。

                                                                 卡迪莎圣谷 （网络照片）

      再回到纪伯伦。

       我们开车从贝鲁特出发去纪伯伦的故乡，出行以前，旅行社为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本中文的《纪伯伦的诗集》，中方的导游还带了音响设备，为我们朗诵配乐。黎巴嫩方的导游是一位历史学家，她听见我们中国人拿着纪伯伦的诗集在朗诵，虽然不懂中文，但也两眼放光，非常激动。因为她正是纪伯伦的邻居，与纪伯伦住在同一个镇子上，纪伯伦的故乡正是她的家乡。所以她看到这样一帮中国人，到了黎巴嫩来之后竟然这么热爱她家乡的人，热爱伟大的诗人纪伯伦，感到非常高兴，她也用黎巴嫩的语言为我们朗诵纪伯伦的诗，并为我们唱歌，一路欢声笑语。

     纪伯伦的故居是一个博物馆。参观这个博物馆我才知道，原来纪伯伦除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他的画作也在西方影响很大。可惜的是这些画作不让我们拍照，因为纪伯伦把他画的400多幅油画全都捐献给了国家。这些油画很多都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所以只能参观，不允许拍照。

                                                          贝鲁特山巅的耶稣像  （浩武摄）

      再回到马龙派，我们说过黎巴嫩有100万马龙派。在首都贝鲁特城的山峰上有非常高的一座基督的雕像。看到这个雕像我们感觉非常眼熟，特别像巴西基督山上的雕像，颜色和形状都是一样的。只是这座雕像体型要小一些。我们就向导游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两座雕像非常相像，颜色也是一样，形状也是一样的。导游告诉我们，黎巴嫩国土面积狭小，大量的黎巴嫩人生活在海外，黎巴嫩这个国家有400万人，但是在海外的有9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在巴西。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基督雕像，正是生活在巴西的马龙派的基督教徒所修建。这样我们才明白，原来两座雕像一样是有原因的，是同一个基督教派的教徒修建的雕像，只是巴西那座更大更雄伟。

                                                     恃才傲物：左宗棠为什么看不起曾国藩

                                                                           文：转自网络

一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第111页。]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岳麓书社，1999年，第29、34页。]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转引自沈传经：《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二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三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身上没有一点“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四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却是十分顺利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

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提出：

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 张基亮：《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

也就是说，委任明达干练之人，仿效戚继光练兵之法，练成一支精兵。所费既省，一遇缓急，又比从外省调来的“客兵”管用。

我们知道，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两道折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词(“仿前明戚继光”)如此相似，说明“湘军”的发明权不能由曾国藩独占，应该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后的产物。

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应。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他的帮助对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至关重要。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十分感激。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划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我们可以参考左宗棠在湘军成军之后写给胡林翼的信中生动描绘的场景，来想象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状态：

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近来外人亦不尽以书憨嘲之。伊却自笑云：坏了几分矣。以后若再好几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说，曾国藩才能短浅，书呆气重，又没其他人相帮，所以全赖他处处出主意。好在曾国藩毕竟为人老实，“肯听话”，在他的指导下，诸事还算颇有起色。湖南官员们终于不再嘲笑曾国藩是书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在长沙数月，曾国藩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认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场，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别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会出来支持他。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邀请信写得异常客气：

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扌耆，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令曾国藩万万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明确拒绝，“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澧华：《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及其关系》，《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还语含讥讽：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国藩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左宗棠心目中原来如此无足轻重。这令他深觉伤心。

不过如果能预知后来左宗棠加给他的种种难堪和伤害，曾国藩就会发现这次回绝实在已经是太客气了。

五

如果说初次见面，左宗棠认为曾国藩缺乏才干是因为对曾氏缺乏了解，那么，合作数月后，左宗棠应该充分认识到曾国藩刚健有为、英明强干的一面。然而他却对曾国藩的评价却仍然这样低。这就不仅仅是“恃才傲物”所能解释的了。

在曾左关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十行，举一反三。他那颇有眼光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他的两个哥哥将来只能做教书先生，他却有万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许亦极高，他终生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当今诸葛亮)、“老亮”。还在学生时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惊诧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啊！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成年之后，他更是恃才傲物，爱吹牛，爱自夸，“喜为壮语惊众”[ 《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九·左宗棠》。]。平平常常的吹捧他听来根本不过瘾，最喜欢听过头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听起也不刺耳。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自视如此之高，现实却不给他面子。左宗棠一生有一个触不得的痛点，那就是科举。他中举之后，本以为取进士如探囊取物。不想一个举人却成为他功名的顶点。在这之后，六年之间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这对本来一帆风顺的他是一个极大打击，一怒之下，他当众发誓此生再不应考。

然而，在传统时代，像左宗棠这样不中进士，又不肯走捐官之类的歪门邪道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与官场绝缘，也实际上就等于断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梦。腹中再多韬略诗书，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家贫，他早年入赘到妻子家中，这在传统时代，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极为尴尬的事。他本来以为自己能早早科名发达，摆脱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愿，这种倒插门生活一连过了许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却伴着“赘婿身份”、“连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于一体。

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飞黄腾达之人，左宗棠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得庸下。”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而曾国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衬。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一个四十一，一个四十。又同为湖南人，一为湘乡，一为湘阴。家境也相当，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举运气不同，如今命运迥异。曾国藩中举之后，科举路上极为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在翰林院中仅凭写写文章，弄弄笔头，十年中间，七次升迁，到太平军起之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朝中的副部级侍郎，一个却是白衣的举人，身份相悬，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而曾国藩虽然才智平平，仅仅因为科名运气好，办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六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参。而此后不久，湘军宣布练成，开驻长沙，准备进行长沙保卫战。曾左二人自然再次开始打交道。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曾国藩对这一战寄予极大希望，以为自己费尽心血打造出的这支劲旅肯定会旗开得胜，不料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缒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

虽然下意识地对曾国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奇男子，伟丈夫。虽然对曾国藩的才干不以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国藩这样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见，这支新练成的湘军已经是大清天下为数不多的希望，曾国藩的生命安危已经关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国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两人具体聊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我们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是光绪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追忆此事道：

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就是说，左氏来到船上，看到刚被捞上来的曾国藩气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还沾着河里的泥沙。左宗棠责备曾国藩此举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

曾国藩尴尬羞愧，只能闭目不语。等左宗棠说够了，才睁开眼睛，让人拿来纸，写出所剩军火的数量，请左宗棠帮他查点一下。

应该说，左宗棠的指责是有道理的。胜败兵家常事。初遇失败就要自杀，这实在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有的心理素质。左宗棠挺身而出来看曾国藩，是情；大义凛然责备曾国藩，是义。这样看来，左氏此举，诚可谓情义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恰当而完美，他的回忆其实有所避讳。李详《药裹慵谈》中说，左宗棠在这次会面中，曾当面嘲笑曾国藩为“猪子”，也就是湖南话笨蛋之意。如果说《药裹慵谈》是孤证的话，那么王闿运的那句“左生狂笑骂猪耶”则可作为旁证。左宗棠对曾国藩，不但责以“大义”，还曾冷笑讥嘲，破口痛骂。骂他这么点小事都转不过脑筋来，实在笨得像猪。

原来左宗棠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这样“安慰”的。乍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不过细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气。与以后左宗棠多次对曾国藩的无理谩骂相比，这一骂毕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骂醒曾国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国藩被骂之后，似乎一时并未猛醒，还是默默准备着再找机会自杀。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另一路湘军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一消息立刻使曾国藩转悲为喜，从床上跳了下来。

湘潭大捷确立了湘军的声望。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

然而性格上的冲突却导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后，湘军又连获武昌、半壁山、田家镇三处大捷。在官兵处处望风溃逃、不堪一击之际，湘军却一枝独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国藩因此难免踌躇满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态，以为太平军可举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观的左宗棠却认为，连胜之后的湘军全军上下都已经显出骄态。将士皆骄，是军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转衰之机。所以他致书曾国藩，批评他存在轻敌思想，说湘军此时“将士之气渐骄，将帅之谋渐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闪失。

左宗棠的出发点当然十分良好。但问题是他的书信风格一贯是满纸批评，“书辞傲诞”，把曾国藩置于比白痴强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批头盖脸的训斥。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今昔对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员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养再好，此刻也不免“颇露骄愎之气”。况且壮年时的曾国藩脾气其实也很暴烈，内心深处的骄傲一点也不亚于左宗棠。曾左两人都以“刚强”闻名。左宗棠的刚是竣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他说自己：“素有忿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晚年他还说自己“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可见他脾气暴烈的一面。)两刚相遇，必有一伤。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越强，在和左宗棠相处的过程中，他已经忍足了一肚子恶气，现在左宗棠如此不礼貌，他再也不想忍气吞声、虚与委蛇了。

所以对左宗棠的几次居高临下式的指点，他一字未回。

刚开始，左宗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继续去信指点曾国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没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国藩生气了。

左宗棠已经习惯了曾国藩的宽厚和包容，他似乎从没有想到过，曾国藩也会生气。因此，发现曾国藩真的不理他之后，也感觉有些后悔。不过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

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问题是，左宗棠的脾气极差，眼光却是极其高明的，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果然大败于江西湖口。太平军烧毁湘军水师战船百余艘，冲上曾国藩座船，杀死他的管驾、监印等官，尽获其文牍。曾国藩仓皇逃跑，“呼救无从”，又一次试图投水自尽。太平军湖口之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西征的整个战局。至此，曾国藩沿江东下的攻势被瓦解，迅速占领江西的计划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败，曾国藩内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国藩。不久，曾国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与江西官员相处不睦，处境极为困难。左宗棠在与朋友的书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讥评曾国藩的表现。咸丰六年十—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说；“涤公方略本不甚长，而事机亦实不顺利。闻有西安将军衔命来江之说，恐此后日益为难。见与江西大僚构衅已深，倾之者多。将来恐同归于糟而已。”又说：“涤公(曾因藩)年来意兴索然，于人材罕所罗致，所部杰出者颇少。”此外还有“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皆致胡林信中语)等恶评。说到极处，左宗棠更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骂归骂，左宗棠的大局观却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国藩彻底失败，天下大势将更不可为，所以一边讥评曾国藩，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对湘军加以救助。当石达开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担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溃，祸及湖南，他说：“吾为涤公(曾国藩)危，亦为吾乡危”，因此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建议迅速支援江西：“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初赶往江西，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后来又陆继派刘腾鸿、曾国荃、周凤山、王珍等军东援江西，并在接济军饷方面给了曾国藩以慷慨帮助。两人的关系因此又多云转晴，重修旧好。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他把这些话默默地咽了下去，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咸丰六年，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七

曾国藩把左宗棠那些刻薄入骨的话全部默默咽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过人的修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左宗棠对曾国藩军事指挥才能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他用兵的长处在于大局观好，老成持重。曾国藩做人以拙为本，在军事上，也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打仗第一要求是“稳”，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兵法·形篇》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于此。

但凡事过犹不及，脚踏实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则，但是兵者诡道也，有一些特殊情势下，也需要敢于冒险，大踏步前进。在这样的时候，曾国藩身上的弱点就显露出来了。他从来不敢出奇兵，用奇谋，因此错失过许多好机会，许多时候事倍功半。

比如后来在咸丰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营，苏州常州失陷的时候，本来曾国藩有迅速扩张势力，一举包围天京的可能。当时苏浙两省大部都已经沦陷。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替他出主意，劝他不要再围攻安庆，而是趁苏省残破，旧有的文武大员下落不明之时，直接以能干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桢、李鸿章、刘蓉等人分领苏赣浙三省的巡抚等职位，利用这些地方的丰厚饷源供养军队，分南北西三路跳过长江中游，直接向南京展开包围。应该说，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点冒险，却也有七成以上的胜算。左宗棠对这个建议也双手赞成，认为江南大营的溃灭，给了湘军以大发展的极好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曾国藩听从胡林翼的建议，也许苏常沦陷以后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后方能逐渐改观。

然而曾国藩对平定太平天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那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取上游，再规下游”。从长江上游向下打起，一个一个城市拔钉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劝，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扼腕长叹。

曾国藩平生长于自省，因此对自己用兵的长与短，心里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国藩剿捻欠效，在《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摺》中就这样谈到自己的用兵问题：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在古老丝绸之路上行走

                                                                             文：陈浩武

              从三年前开始，我就开始一个行走计划，这个计划，我给它取名叫“从长安到罗马”。

             大家知道，从长安到罗马,其实就是一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有大大小小的国家和民族，也有缤彩纷呈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行走在这样一条古老的道路上，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趣的事情。这条道路我已经走了三年时间，有许多见闻，希望通过连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见闻。

                                                           在古老的历史长廊中漫步

      我的行走，大体上是按照这样的道路在进行：首先从长安出发，翻过帕米尔高原，古代称为葱岭，到达中亚五国。

      前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大体分为五个团组，一个团组叫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另外一个团组是中亚五国，包括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第三个团组是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最后一个团组是白俄罗斯三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我们跨过葱岭后，首先进入到中亚五国，我们从吉尔吉斯斯坦开始起步，去过丝绸之路是著名的古城布哈拉、撒马尔罕、希瓦，还有阿拉木图，甚至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非常接近的地方，叫铁尔梅兹，这里是一个古老的佛教圣地。

                                               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的一座佛教寺庙遗迹

       但是，由于签证方面的原因，我们没有能够进入土库曼斯坦。原本打算这五个国家同时走，土库曼斯坦被称作“中亚的朝鲜”，对外非常保守，不欢迎外国游客，根本无法进入它的国土。我们只好止步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边境的历史古城乌尔根奇，乌尔根奇是古代丝绸之路从撒马尔罕出发，朝罗马方向前进的一个重要驿站。乌尔根奇分成两部分，作为历史文明古迹的老城在土库曼斯坦，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只能看到新城部分。

       越过了土库曼斯坦，进入了伊朗在丝绸之路上的第一个重要驿站马什哈德。马什哈德在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圣城，以后会专门讲到。我们在伊朗部分的行程，就是从马什哈德开始。

      伊朗，古代称为波斯，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古老的波斯民族处在整个欧亚大路上十字路口，伟大的居鲁士大帝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州的波斯帝国，创建了阿黑门尼德王朝，他的继任者大流士在公元前500多年就修建了贯穿帝国境内的波斯御道，丝绸之路和古波斯有深厚的渊源。我们从马什哈德垂直向南，走到加延，比尔詹德等重要的城市，这个伊朗东部之地，历史上被称为“呼罗珊”。《一千零一夜》中称为霍拉桑。这里靠近阿富汗，也是伊朗藏红花的产地，伊朗藏红花产量占全球的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受呼罗珊省政府之邀，在这里过了伊朗非常有名的“藏红花节”和“阿舒拉节”。

      走过这些路，我们自马什哈德继续从东往西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驿站往前，走过塞姆南，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从这里翻越扎格罗斯山脉，通过古老城市亚兹德，最后到达了两河流域平原，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平原，这里是伊朗的胡齐斯坦省，已经非常靠近伊拉克。八十年代的两伊战争，这一带是主战场。这里也是古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重要的首都之一——苏萨所在地。

      结束波斯行程后，我们沿着十字中心的道路再从南往北走，到达大不里士。大不里士是当年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驿站之一。一直到今天，大不里士还保留有五十公里长的大巴扎，可以遐想当年繁荣的商贸交流景象。

      从大不里士出发，往南就进入高加索地区。我已经说过，苏联联邦的另一个团组就是高加索团组，在这里有三个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这三个国家我们去了其中两个，一个是亚美尼亚，一个是格鲁吉亚。这两个国家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亚美尼亚，因为它是一个古老的基督教的国家，这个国家竟然在公元301年就立基督教为国教。

      我们知道，基督教在创教的数百年间，一直受到罗马当局的压制和迫害，直到公元313年，罗马皇帝颁布了《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情势才发生转折。但是远在此之前，亚美尼亚已经把基督教立为了国教，所以它在基督教宗教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在看完高加索三国以后，继续向西到达土耳其，这里是历史上古老的安纳托尼亚高原，有非常深厚的文明史，也是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的龙兴之地。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也是环地中海文明圈。安纳托尼亚西岸，历史上是希腊偶的殖民地，深受希腊文明的影响。阿黑门尼德王朝建立以后，安纳托利亚成为波斯的一个行省，长达一百多年的“波希战争”的起源，正是由于当年安纳托尼亚行省的爱奥尼亚地区的武装暴动，杀害了波斯帝国的行省长官。而波斯国王为了镇压暴动，派兵去攻打爱奥尼亚而引起的。历史上这场伟大的战争，不仅开创了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先例，而且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明的大交流，即“希腊化时期”。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名著作，翻译成《历史》、或者翻译成《波希战争史》，是对这场战争生动的描写。

      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处于欧亚大陆的交界处，西罗马帝国消亡以后，这里成为世界的首都，亦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这个当年的拜占庭，一直把基督教的辉煌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默罕默德二世用大炮轰开君士但丁堡坚固的城墙为止。于是，基督教的索菲亚大教堂成为伊斯兰教的大清真寺。

                                                             伊朗伊斯法罕皇家花园

      从安纳托尼亚我们再返回向下，沿着地中海的东岸，进入到人类历史上所说的迦南美地，今天人们称为“肥沃星月地带”，进入黎巴嫩、约旦、以色列这些国家。这些国家虽然相对较小，但是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巴比伦，赫梯，亚述等等古老的民族在这里更替。不用说拥有三千年历史的耶路撒冷，这个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城，即使是小小黎巴嫩，也有极其古老的城市，如推罗、西顿和比布鲁斯。我去埃及，方才知道，早在埃及第四王朝的胡夫时代，埃及人就和黎巴嫩的港口城市比布鲁斯有贸易往来，主要是采购黎巴嫩雪松，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600年左右。腓尼基人利用他们高超的航海技术，和丰富的黎巴嫩雪松资源，在地中海开展航海和殖民贸易，并且在海外建立殖民地。非洲著名城市迦太基就是黎巴嫩的腓尼基人所建。黎巴嫩古老的海滨城市推罗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在这里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港口和现代城市，一直到今天都有大量的遗迹存在。黎巴嫩的巴尔贝克是迦南人最早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后来罗马人继续在这里大规模地重建庙宇，一直到公元60年才正式完工，修成了庞大的朱庇特神庙、美神神庙和酒神神庙，这些残垣断壁的遗迹如此壮观，折射了昔日罗马帝国的极盛与辉煌。

                                                                           张骞凿空西域

                古老的丝绸之路何时开始？

                司马迁在《史记》上有“张骞凿空西域”之说。

               汉武帝雄才大略，他一直对北方的匈奴民族持有深深的警惕。其实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侵扰，在人类历史上有几次大的高潮。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游牧民族不断地对农耕民族的冲击和侵扰。西汉时期，善于骑射的匈奴对整个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形成强大的压迫，匈奴军事力量的强大，一直是汉武帝的心头之患。登基后他立志要武力扫荡匈奴，雄心勃勃。当他从俘虏那里听说在汉朝以外的西域也有一些民族和部落对匈奴非常痛恨，当时萌生一种想法，要和这些民族和部落联手，在军事上共同抗击匈奴。

        张骞出使西域就是这样的背景下的一个外交行为。据说张骞出使西域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到西域联络反抗匈奴的同盟，与汉朝形成军事合力；另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稀有的矿产金属。因为当时西域一些游牧民族的武器，要比汉代当时使用的武器更为坚硬。他们知道有一种矿物掺入到铁器的冶炼后，能够改变铁器其硬度和质量，那么去寻找这些矿产原料也是目的之一。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张骞还没有走过匈奴统治的地区就被俘获了，并且在匈奴的兵营里屈辱的生活长达十年。后来由于匈奴王廷的内讧，使看守张骞的防备开始松懈，他借这个机会逃跑，重新踏上通往西域之路。张骞在公元前129年到了西域的巴克特利亚。这个巴克特里亚在丝绸之路上是个极为重要的节点。我之前说过，马其顿亚历山大打败波斯以后，开始了一个“希腊化”时期，塞硫古王朝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建立了一个行省，称为巴克特里亚。把大量的希腊人、波斯人、粟特人迁移到这里，把这个地方建立成为一个远离希腊本土的宗教中心、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巴克特利亚极为繁华，后来塞硫古王朝的衰弱，巴克特利亚逐渐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中国历史上把这个国家称为“大夏”。

      张骞在公元前129年到达巴克特利亚，他非常惊奇地发现在这里竟然有大量中国的丝绸、竹器、金银之类的商品在出售。因为他自己亲历从长安翻越葱岭到达西域的道路，他知道如此艰难的道路不可能支持商品流通。所以他判断一定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从中国的某个地方到达巴克特利亚。

        张骞回到长安以后，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个重大发现。虽然张骞没有联络到西域共同剿灭匈奴的军事联盟，但是他在巴克特利亚的发现，足以引起汉武帝的浓厚兴趣。汉武帝下定决心要打通长安通往西域之路，于是动员大量兵力，包括任命卫青、霍去病等军事将领，分别在元朔元年，元狩二年和元狩四年，发起三轮对匈奴的军事打击。卫青、霍去病是军事天才，他们对匈奴的进攻，消灭了匈奴的主要军事力量，把整个匈奴王廷驱逐到了漠北。匈奴对中原农耕文明地区的威胁基本解除。

        驱逐匈奴，意味着西域成为帝国控制的版图，意味着从长安出发，翻过帕米尔高原，乃至葱岭以西，基本属于汉朝的领地。西汉也的确在这里设立了行政机构，称为西域都护府。把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部分纳入汉朝的管辖之下，从此，丝绸之路从中国的长安出发，经过西域大大小小的国家，然后穿过费尔干纳进入到巴克特利亚，基本是一片宁静的坦途。

      我们知道，远距离商业贸易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道路的安全。只有道路安全，商人所载的货物和金钱才能够在有秩序的环境下进行贸易，所谓“张骞凿空西域”，大概就是指开启了西域的和平环境吧。

      那么当时的道路是怎么走的呢？

从长安出发后，经过敦煌、酒泉、龟兹、轮台，高昌等地，进入准格尔盆地边缘，在库尔勒分成两道，一条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沿，即天山和沙漠之间的绿洲和河谷，经过库车、阿克苏、巴楚到达喀什。另一条沿着塔克拉玛干南沿的河谷和绿地，从若羌、且末、于阗、和田到达喀什。这两条道路在喀什汇合，汇合后从这里翻过帕米尔高原的山口，进入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或塔吉克斯坦的领域。在古代当时的名字叫费尔干纳然后进入到塔什干。

     历史上，这个地方被称为“河间地区”, 今天称为两河平原或阿姆河平原。河间地区就是指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广袤的平原。我去过这个地方，因为阿姆河水量非常充沛，这个富饶的平原盛产水稻和棉花，古代花剌子模人就在这个地方辛勤地耕种，利用优越的地理条件、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发育了极其成熟精细的农耕文明，一直到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用极为野蛮的战争和屠杀，几乎彻底毁灭了花剌子模，也毁灭了这里的农耕文明。

      越过河间地区，基本上到达了我之前所说的巴克特利亚。其实中国人所说的丝绸之路，重点是从长安到巴克特利亚。从巴克特利亚进入波斯和罗马，虽然也是道路的延伸，但是从巴克特利亚向西的部分基本上是由波斯人来完成的。

      我们在讲丝绸之路时必须要有几个要明确的概念。第一，丝绸之路不完全是中国人的创造，因为从巴克特利亚到波斯，罗马、希腊之间的贸易是古而有之，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这条道路就存在大量的商贸活动。第二，中国丝绸之路的意义在于，由于汉武帝对匈奴的军事打击，使中国到巴克特利亚的道路打通，形成繁荣的贸易通道。尤其是中国的丝绸，成为贸易中非常重要的产品。所以严格来说，今天的丝绸之路是两个商贸体系的合并。一个原来成熟的商贸体系，在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完成了对波斯人的征服建立了马其顿亚历山大王朝，以及后来的塞硫古王朝，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多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西汉以后，这条道路向东扩展了几千公里，把中国的首都长安到巴克特利亚之间的商路打通。实际上是把东部的商路和西部的商路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整体。

由于和东边商路的联通，中国的特有商品，比如丝绸、香料、竹器、金银等，构成了整个商路上非常重要的贸易商品。特别是丝绸，中国有成熟的养蚕纺丝织绸技术，生产轻薄的、艳丽的、质地非常高雅的丝绸，深受波斯和罗马人的喜爱，这种需求大大推动了中国丝绸的贸易。今天我们去中亚、中东，所到国家，有一个最明显的标记就是道路两旁全是桑树。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丝绸传播到了中东、中亚，包括种桑养蚕的技术也随之传到了中东和中亚。在布哈拉的城中心，在伊朗的塞姆南，我们都看到树龄达到数百年的古老桑树。

李希霍芬首先提出丝路的概念

     最早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是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何许人也？他是德国的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地质学家，听起来好像不太相关，地质学家怎么提出一个人文的概念而且被广泛引用。

    李希霍芬1833年出生，毕业于德国的柏林的洪堡大学，他主要的专长在地质学方面，所以曾担任过国际地理协会的会长。1868－1872年间，李希霍芬到了中国，以中国的上海为中心，对当时中国清朝政府十八个行省当中的十三个省进行了非常系统的地质考察。严格的讲，他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也就是说，在李以前，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地理学概念。李希霍芬发表过关于中国的一篇论文，在这片论文当中他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也长期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但是斯文·赫定的重点是在新疆一带，所以他将老师李希霍芬提出的“丝路”概念大大地延伸和拓展，做了很多关于中国丝路问题的考察和研究。

     再回到前面，在公元前129年时，张骞到达巴克特利亚，看到了中国的商品在这里销售时非常惊奇。因为他不知道有一条什么道路，能够从中国通向巴克特利亚。

    那么真实是状况怎样的呢？

     原来是从中国四川的成都出发，的确有一条道路，经过云南的永昌，也就是今天的云南保山，这条道路我们称为“南海丝路”的“永昌道”。之所以称为“永昌道”，因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地在云南的永昌。因为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盛产丝绸，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通过千辛万苦拓开了一条艰苦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从四川盆地出发，到达云南，从云南的保山出境以后，经过伊洛瓦底江，到达仰光，进入孟加拉湾，从孟加拉湾进入印度。这条道路可以称之为“永昌道”，或称为“蜀－身毒”道，“身毒”是古代人对印度的称呼，所以“蜀－身毒”道就是“南海丝路”。

     正式的从长安到罗马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张骞凿空西域之后。

     张骞从西域返回后，汉武帝发动了三次重大的战争，一次是元朔元年即公元前127年，一个是元狩二年即公元前121年，一次是元狩4年即公元前119年。这三次战争基本上把匈奴主要的军事力量消灭。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派张骞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西域，这次出行，张骞带了大量的中国丝绸。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丝绸就沿着从长安出发的道路，通过中亚、巴克特利亚，经过波斯，安纳托利亚，到达罗马，源源不断运往西方。这样一条丝绸之路，经历了悠久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当我们重新再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时，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

                                     以色列：一个和上帝签订盟约的民族

                                                                 文：陈浩武

                                                     （   在以色列行走项目分享会上的发言）

            在正式开讲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世界文明的阅读与行走”这个项目，也称之为“就士游”。

            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主要是针对云南贵州山区的苗族儿童，推进教育公平理念。在基金会的实践过程中，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稳定的为基金会筹资的模式，后来就弄的现在这条道上来了，叫“世界文明的阅读和行走”。

         我们了解到，现在每年中国有将近一亿人出境去旅游，这个数量很大，我们想在其中物色一小部分人，就是那些实现财务自由，而且时间自由，同时对世界文明史、对世界历史，宗教，哲学有兴趣的这么一批人，把他们组织到一起，以轴心文明为主线，以读书和行走为基本方式，来做一种特殊的高档的文化旅行。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轴心文明,关注轴心文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围绕轴心文明的课题，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四年时间，我一直是在中东和中亚这些国家行走，我的出行，飞机永远是向西，从来都是往西飞，向西，穿过帕米尔高原，然后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罗马方向行走。走了四年下来，的确有一些收获。后来我发现，把这些行走和阅读的东西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是很有趣一件事情。因为实际上我们中国人甚至包括很多读书人，对西域文明关注度是非常不够的，很多人对中国新疆以西的人文，地理，历史，宗教，哲学几乎一无所知，是一个知识盲区。形成怎么一个局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人这个“中国”概念，就是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有一种强烈的黄河文明中心价值观，农耕文明中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导致对周围少数民族的轻视和对游牧文明的轻视，这是我们中国人思维上面一个弱项。

      实际上当你了解到轴心文明以后，你才发现这些文明都是很伟大的，都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的东西，你走到这个里面，就等于走向了一个大的知识宝库，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针对小众的这么一个旅行项目，我们称它为“就士游”。

      所谓就士游，借用了荀子在《劝学篇》里面一段话：“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就是说，一个君子，你如果选择住居住地方，你一定要去选择一个环境最好的地方，“孟母三迁”实际上就是一个居必择乡的故事；“游必就士”，你如果要出去旅行的话，你要跟着有智慧的人，有知识的人去走，好比跟着像刘军宁老师这样的人一起走，他就是在古代被称为“士”的人。

       我这是做一个铺垫。

       今天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以色列。

       我今天重点想讲一下犹太人特殊的精神结构和特殊的宗教信仰。刘军宁老师讲耶路撒冷智慧，的确，犹太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

      首先我讲以色列的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被称为“士师时期”。

      士师什么意思？在希伯莱语中，士师的概念是三种角色的重合：行政长官，军事统帅，法律的仲裁者。在《圣经》的旧约当中有一个记，就叫《士师记》，它里面写了12个士师人物，六大士师，六小士师。

      这个士师怎么产生？士师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

      这个时代大概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在以色列这个时期，历史上把它称为士师时期。为什么称为士师时期？因为希伯来人到了迦南之地以后，它有12个部落，这12个部落源于阿拉伯罕的孙子雅各有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的后裔发展形成12个部落。这12个部落当中，其中在南部的部落联盟，叫以色列，在北部的部落联盟叫犹太。

     你看,这个里面出现了三个概念：希伯来、以色列和犹太。实际上希伯来人是人种，是民族。为什么叫希伯来人？希伯来在闪米特语当中是“河那边过来的人”，就叫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分成两个部落联盟，一个部落联盟称为以色列，一个部落联盟称为犹太。

      在这个时期，为什么需要有士师？因为非利士人是他们主要的敌人，希伯来人始终和他们在打仗。犹太人到这个地方来，是占了巴勒斯坦人的地方，他本来并没有地方，他应上帝期许，把他从埃及带到了迦南之地，实际上你占的一块地方，等于别人少了一块地方，处在一个战争状态，战争状态就需要军事统帅，所以士师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士师在犹太语里面真实的含义，就是“能够带领我们以色列民族去打败仇敌的统帅”。

     士师时期大约持续了三百年，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叫“三王时期”。

     “三王时期”大概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开始，以色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什么会从士师阶段进入到三王时期？是因为菲利士人已经强大起来了，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变化，12个部落的领土受到威胁，宗教信仰受到挑战，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王出来，由以色列的先知膏选一个王，膏，油膏的膏，把你这个人额头上用黄油涂摸一下，经过这么一个仪式，你就是王，这就是膏，就是让他受膏。

    第一个王叫扫罗，“三王时期”有三个王，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三王时期是犹太历史上从士师时期，走向圣殿时期的非常重要的阶段，就是出现了这三个王。首先先知膏选了扫罗王。扫罗王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把他从一个士兵的位置，膏选为整个民族的王，目的就是因为要他去统帅军队和非利士人打仗，结果这个王，他没有辜负先知对他的期望，他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确打了胜仗。但是这个王的精神不稳定，扫罗王的精神不稳定，我们现在说他可能是一个有精神病的人，因为他表现是不正常的，更主要的是他心胸狭隘。扫罗手下有一个很重的人物叫大卫，这个大卫在战斗中非常勇敢，立了大功，而且因为他立了大功，扫罗王把女儿都许配给他，成为他的女婿，但是，他心中却非常嫉妒大卫，为什么？因为大卫除了英勇善战以外，他是一个容貌非常俊美的男人，他深得女性的喜欢，所以扫罗王特别嫉妒他，几次趁大卫熟睡的时候，派士兵去刺杀他，逼着大卫到处逃，民众就觉得这个王太没有胸怀，太过于气量狭小。所以扫罗被杀死以后，南方支派就膏立了大卫为王，后来北方支派也立大卫为王，大卫统一了南方北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王。

       我刚才说，大卫不仅英勇善战，而且他长的很帅，是一个容貌非常俊美的男人，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弹一手非常好的琴，他的琴弹的非常好，扫罗王在精神不正常的时候，只要听到大卫的琴声就开始冷静下来，精神就正常了，当没有大卫琴声的时候，他就不正常，所以大卫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后来大卫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他在立了王以后，打的胜仗比扫罗要多很多，他的领土开始稳定，他的臣民开始生活有改善。

      但是大卫这个人有一个天生的弱项，就是他非常好色。有一天在他的宫廷里面，看到对面有一个女的在沐浴，容貌美丽，他就叫侍卫把这个女的召进宫，然后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关系，发生了关系以后，他一问才知道，这个女的叫拔示巴，是一个军事将领乌利亚的妻子，她的丈夫在前线打战。大卫王跟拔示巴发生了关系，他想掩盖，他就跟他的统帅说，赶快把乌利亚召回来，那个人正在前方打仗，召回来了，回来以后他跟他说你赶快洗脚，去跟你老婆睡觉，这个人知道这里边是一个陷阱，他不干，还是回到战场上去了，后来大卫王就跟军事统帅说，你把他派到那个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去，一定要让他死，最后这个将领就战死在前线，然后拔示巴就成为宫廷里面的宠妃，她跟大卫王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是所罗门。

      大卫王的太子名押沙龙，太子挑战大卫的王位，在叛乱中被人杀死。这个时候拔示巴就逼着大卫王立所罗门为王，最后他真的就立所罗门为王。

     所罗门在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修了圣殿，史上称为“第一圣殿”。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两个圣殿期，叫第一圣殿期和第二圣殿期，第一圣殿谁修的？所罗门修的。

     所罗门王特别会经商，他跟埃及、黎巴嫩、西顿，提尔这些地方做生意，买卖黄金，买卖黎巴嫩雪松，赚了很多钱，于是他就给自己修了一个宫殿，也修了在以色列被称为“第一圣殿”的金碧辉煌的大圣殿。圣殿是以色列人心中最神圣的地方，是上帝的居所。这个圣殿放什么？就放约柜，就是以色列的宗教信仰最核心的东西，约柜里面装的什么？约柜里面装的就是泥板，泥板上面刻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经文，犹太教的经文。

      所罗门在位四十年，公元前930去世。后来在尼尼微这个地方巴比伦王朝的兴起，巴比伦王朝兴起，摧毁第一圣殿，巴比伦就把他们这些圣殿财宝，包括他们的贵族和国王全部都掳到了巴比伦，这个就在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囚了什么人？就是以色列的国王，以色列的贵族，以色列的青年男子，一共有一万多人，全部都掳到了巴比伦，这个国家其实就处在分崩离析这么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之下，以色列的先知有很多思考。

在历史上他们记载，第一圣殿摧毁以后，犹太人原来是people of the temple，就是圣殿之民，现在没有圣殿了，people of the temple变成了people of the books，圣经之民。

     books是什么？就是他们流浪在巴比伦期间，这些先知重新开始思考，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没有受到上帝的亲睐，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国家被灭了，我们的国王被掳了，这些以色列先知不是在这个地方去咀咒巴比伦人，去诅咒尼尼微的皇帝，而是号召信徒反省自己，我们这个民族在哪些地方没有按照神的意志去行为，这种反省就形成《摩西五经》，这个books就是指的《摩西五经》，据说摩西五经的形成，就是在这个民族失散，被人掳到了另外的地方成为囚徒的时候，他们先知的思考。

      公元前565年，另外一个王朝兴起，就是古波斯，今天的伊朗。今天在座的有好多人去过波斯。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叫居鲁士大帝，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胸怀的国王，你们到联合国的大厅里面去，就会看到联合国的大厅里面的柱子上刻的就是居鲁士的语录。他的胸怀表现在对异教的宽容，居鲁士创立了一个王朝，叫阿黑门尼德王朝，当他发现尼尼微已经掳了很多犹太人到巴比伦来的时候，他把这些人全部都释放了，并且把巴比伦当时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抢掠来的那些圣物，那些贵重的金像、铜盆，等等全部归还给犹太人。史载：居鲁士加冕几个月后，一群犹太流亡者启程奔赴耶路撒冷，携带着尼布甲尼撒曾经从圣殿中掠去的金银器皿，回归的犹太人有四万多人，还有他们的仆从七千多人。还给他们一笔钱，然后这些人回去以后，回到以色列，建了第二圣殿。

       第二圣殿的建立，是因为波斯人对犹太人的宽容，而使犹太人重新回到迦南之地，重新修了圣殿，重新把约柜放到圣殿里面去，这是以色列人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回归家园的一个重要象征。

      希律王时代结束以后，犹太人和罗马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犹太人的不断起义导致罗马更加残酷的镇压，公元67年，罗马将军提多，再一次摧毁了耶路撒冷，摧毁了第二圣殿，把圣殿夷为平地。今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西墙，也被称为“哭墙”的，就是第二圣殿的残垣断壁所在，它记录的是“第二圣殿期”的历史。

       据说以色列人现在在筹建第三圣殿，以色列可能会进入一个第三圣殿期，但是今天还没有修，他们已经把模型都做出来了。

       摧毁第二圣殿的是提多太子，罗马将军，你们知道罗马的凯旋门，就是记录了这个历史事件，因为提多摧毁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让他凯旋回到罗马。

      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罗马人在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的遗址上建了一个神庙，就是朱庇特神庙，大家知道罗马人所信奉的主神是朱庇特，就是太阳神。然后把所有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以色列人全部驱赶走，从此以色列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叫“大流散时期”。以色列人彻底丧失家园，开始四处漂泊，流浪。这个时期从公元二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1948年以色列复国，持续近二千年。

      在这个大流散时期，以色列人受尽苦难，包括在二战时期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杀了六百多万犹太人，所有这个都发生在大流散时期，这是以色列文化和历史当中最悲剧的时期，所以我简单勾画一个以色列历史,从士师时代，到“大流散”。但是，我讲这个不是主要目的，我讲这段历史，是要讲下面的问题。

       一个民族，面对如此多的灾难，它为什么现在还重新复国？还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它一定是有一个特殊的精神结构，特殊的民族情怀，特殊的精神信仰。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在几千年的大流散时期，流而不散，重新成为一个强大国家。

       那么，这种特殊表现在哪里？

       大家知道《圣经》的旧约，有一部名叫《约伯记》。约伯是一个人，他住在乌斯地，这个人非常富有，非常有钱，非常虔诚的人。耶稣对他的评价是三句话：完全正直、敬畏真神、远离罪恶，给他评价极高。

有一天，耶稣在天庭里，他看撒旦也在，他就问撒旦你最近干嘛呢？他说我在地下行走，他说你在地下行走，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就是刚才说的这句话，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真神的人，他是一个远离罪恶的人。撒旦说我看到了，他的确活的非常快乐。

       因为乌斯地约伯生了7个男孩和三个女孩，他当时的财富是有七千只羊、三千只骆驼、五百对牛、五百头母驴，非常富有，他的孩子每天都在家里轮流大宴宾客，活的很潇洒。

      撒旦就说，那当然了，你的仆人是你给他这么多的财富，你让他生活的这么幸福，他当然对神是很敬畏，当然对你非常虔诚。你看如果他没有这些东西，他失去这些财富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变化。上帝同意撒旦去试他，但是有一条，你不能把他命丢了，你只要不要他的命，其他办法都可以。

        然后有一天，约伯正在家里，很快乐的生活的时候，突然他的仆人来报，说你的三千只羊没有了，都被别人抢走了，过一会儿就说你的姑娘家里失火了，所有人都烧死了，过一会儿马上又一个人说你的五百只骆驼没有了，被什么人抢走了，过一会儿又说你的500头母驴没有了，都死掉了，他突然一下从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但是，面对这些，约伯是什么态度？

      约伯撕开他的长袍，匍匐在地，他说：所有都是耶和华赐给我的，耶和华把这一切拿走是完全应该的，我照样匍匐在神的脚下，我照样崇拜我的真神。

       上帝问撒旦：怎么样？你把我的仆人约伯的财产都拿走了，他并没有表示什么怨言，他还是依然对我那么敬重，那么虔诚。撒旦说，人都是以皮换皮，那些东西都是外来之物，你把那些东西拿走，他当然不会变化，但是如果你伤到他的肉，伤到他的骨的时候，你看他就变化了。

       上帝说可以，你再试一下。然后撒旦让约伯浑身长满脓疮，再等撒旦看到约伯匍在地下，满身尘土，用瓦片刮身上的这些脓疮，苦不堪言。

       这个时候，约伯有点忍不住了，他就开始抱怨，他说：

        “愿怀我胎的那夜和生我身的那日都灭没”，

       “为什么要怀我，为什么要我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希望怀我的那一天和生我的那一天统统都没有”，

       “愿那天变成黑暗，愿神不去寻找，愿那夜色永远不入年轮”。

       “为什么我不一出母胎就断气，

          为什么我不像暗中流产的胎儿，未见天日的婴孩，归之无有呢？”

         约伯在心中抱怨，他觉得神对他还是不公平的，我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还这样的对我？

         这个时候，耶和华在空中跟他讲话了。本来是约伯和三位友人在辩论，但是神突然插入这场辩论：

               “这以无知无识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暗悔不明的是谁呢？

              “我奠定大地根基时，你在哪里？

                 你晓得天的定例吗？

                你能在地上建立天的权威吗？

             “挑剔是非的，

                 怎能与全能者争辩呢？！

        神的意思是，你约伯一个小小的生命，怎敢和超越的万能的神辩论？你怎么敢对神有抱怨？耶和华在空中讲话的核心内容，就是说神是唯一的，你在任何情况下，你遇到任何问题，你都必须要坚定的去相信神。

        所以在神感召之下，约伯屈服了，重新回归到他的虔诚，重新再一次匍匐在神的面前，认为他是有罪的，最后上帝把所有的财产都归还给他，到《约伯记》结尾的时候，约伯他有多少财产？他从七千只羊，变成一万四千只羊，从三千之驼，变成六千之驼，从五百对牛，变成一千对牛，从五百头母驴，变成一千头母驴，他所有的财产都翻了一倍。

          我讲《约伯记》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

          是想说明以色列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上帝痛斥约伯和约伯的悔改，是非犹太文明所无法理解的。就像约伯，他那么虔诚的对待上帝，上帝还这么惩罚他，他是想不通的，但是《约伯记》又说明，犹太人始终对神有那种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并不以神给他带来幸福为前提，神给他带来幸福，他有信仰，神给他带来痛苦，他依然有信仰，这就是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大致上表现的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人不可能无罪，所以没有真正的无辜者；第二，人都是因为行为不当而招灾，没有真正的不公允，所有的人都应该受苦。第三，人自以为无辜，一直到神促使他良心的发现，他才意识到罪孽。第四，人是生来就有罪的，人在神面前是永远有罪的。所以以色列人这种救赎的意识，这种对神的崇拜，它是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种虔诚的信仰。

       《约伯记》，它是在讲什么？就是说上帝它拣选了犹太人，正是因为上帝毫无节制的神意，这是一个前提。我为什么拣选你，当初在埃及时，法老那么强大你摩西这么弱小，你怎么能够摆脱法老，你从那个地方走到迦南地，靠谁？靠的是神！只有神才有这个力量。第二，正因为上帝拣选了犹太人，使它成为一个祭祀的民族，所以通过犹太人的这种救赎，才能够使整个堕落的人类得到拯救。第三，犹太人作为选民，意味着他们在伦理上，要经受更严苛的要求，意味着信仰的无条件性，如果信仰是以幸福为条件，那么犹太人不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

        我要最后总结是，从“大流散”到今天，正是犹太人坚持这种上帝选民的身份，坚持他独特的伦理准则和他们虔诚的信仰，所以才使这个民族流散两千多年而不散，奇迹般的复国，犹太人这种对信仰的虔诚和对信仰的不放弃，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历史记忆，我在十年以前写《父亲的清明记》的时候，我特别在题头用了这一番话：记忆，指有系统的民族记忆，是犹太人忍受苦难的力量源泉。神和以色列人所签订的盟约，其核心就是记忆。犹太人和上帝的契约就是历史的记忆，犹太人永远记着他是一个被神拣选的民族，所以他在对神的信仰上，从来不发生动摇。这就是我刚才讲从士师时代到大流散时代，然后大流散奇迹般的复国，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色列人这种特殊的信仰和他的精神结构。

春天的以弗所

文：陈浩武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以弗所。

安纳托尼亚的春天乍暖还寒。

在古城以弗所的入口，一株灿烂的红杏在怒放，她鲜艳的颜色像燃烧的火焰，在爱奥尼亚石柱的残垣断壁的背景衬托之下，这株怒放的红杏显得格外耀眼，仿佛在用她年轻的生命,守候着一段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传说。

以弗所是地中海沿岸希腊文化圈中一座重要的历史城市，很久以前这里是爱奥尼亚的首都。爱奥尼亚在安纳托尼亚的东南面，紧临地中海。历史上这里最早居住的人口绝大多数为希腊人，因为这里是希腊人的殖民地。今天的希腊在地中海的西面，历史上的希腊是环地中海的，所以人们往往把希腊文明称为“环地中海文明”。

公元前546年，波斯帝国兴起，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建立，爱奥尼亚地区被并入波斯的版图，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起义的原因是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不能容忍波斯帝国的统治，起来反抗并杀死了波斯帝国派到爱奥尼亚的总督。事件对阿黑门尼德王朝极大的震动，国王大流士派兵镇压。这场起义虽然在历史上并不是很重要的事件，但是镇压这场起义却导致了另外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希波战争。

我们知道，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了一本书，称为《历史》，或翻译为《波希战争史》。这本书第一次开创了人类历史记述的先河，希罗多德本人也因为这本书成为世界历史学的奠基人，而这本书主要的描述就是希波战争。

由于波斯帝国对爱奥尼亚地区的镇压，使爱奥尼亚地区的居民向希腊求援,而最终导致波斯帝国和希腊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后世界的历史。当然这场战争由于波斯的海军在萨拉米湾海战中的失败和波斯陆军在马拉松战役中的失败而以波斯失败而告终。所以从久远的历史开始，以弗所就注定要成为世界历史的名城。

在以弗所最能称道的历史建筑，应该是阿尔忒弥斯神庙，它被称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阿尔忒弥斯是传说的希腊诸神中十二主神之一，她是宙斯和勒托的女儿，主管月神和爱神。希腊人称她阿尔忒弥斯，而罗马人称她维纳斯。

由于以弗所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以弗所有无数对希腊诸神的崇拜者。在吕底亚王国时代，吕底亚的国王资助修建了阿尔忒弥斯神庙，虽然我们在以弗所看到的仅仅只是几根残柱，这座神庙据说是非常雄伟的。非常有幸的是，后来我们去土耳其旅行，在伊斯坦布尔的东方历史学考古博物馆看到了阿尔忒弥斯神庙的复原模型。从模型来看，这的确是一座非常庞大，气势恢宏，同时也非常精美的希腊风格建筑。

据说吕底亚国王曾经资助这座神庙的修建，并从希腊请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的雕刻家菲迪亚斯。菲迪亚斯是希腊顶级的雕刻大师，希腊的雅典神庙被波斯军队烧毁以后，整个雅典神庙的重建就是由菲迪亚斯来主导的。雅典神庙中三座最著名的神像，包括雅典娜的神像，全都是由菲迪亚斯来设计并亲自雕刻完成的。从现成的恢复的原图来看，阿尔忒弥斯神庙远远超过了现在在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

公元356年，这座伟大的建筑毁于一场大火。一个叫希罗斯特图斯的歹徒故意放火烧毁了阿尔忒弥斯神庙，这个人烧毁神庙没有其他的意图，只是为了出名，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例，一个人竟然通过毁掉一座伟大的建筑的方式来出名！所以后来人们把那些道德沦丧、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只是为了追求出名而不择手段的人，统称为希罗斯特图斯式的人物。

这场大火是在公元356年7月21日燃烧起来的，把整个阿尔忒弥斯神庙毁于一旦。非常奇特的是，这一天正是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出生日。而马其顿亚历山大后来成为一位非常伟大的帝王，他亲自率领军队征服了波斯，用一把火烧毁了波斯的皇宫波斯波利斯，有人猜想，这是否冥冥之中都有上帝的安排？

走进以弗所古城参观，它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两个字——“震撼”。

这种震撼一个是因为当年罗马建筑的雄伟庞大和气势恢宏，一直到今天都能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另外通过这些建筑，看到当时人类在建筑学上的艺术，石雕的艺术、雕刻的精美，以及这些精美、奢华所体现的在公元1-2世纪左右人类所达到的高度文明和他们物质享受的奢靡，也使人感到非常震撼。

在罗马时代，也就是公元前133年，    以弗所以及所在的爱奥尼亚地区，成为罗马亚细亚省的一个城市，也是亚细亚省的省府，罗马总督的驻跸地。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以弗所，绝大部分是罗马时期的建筑，包括图书馆、大剧场；包括市政厅、议会；包括大量的公共设施、广场、街道、商店、浴室、甚至豪华的公共厕所；还有以罗马皇帝来命名的各种公共建筑，比如哈德良神庙、图拉真神庙。其中一个庞大的图书馆，是现在修复得非常好的一幢建筑。据说这所图书馆是当时在全世界排在第二位的图书馆，第一位的图书馆是在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而第二位就是这所在以弗所的公共图书馆。据说当时的藏书量就达到了70万册，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说到以弗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这是一座基督教的圣城。

相传当年在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以后，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在圣保罗圣彼得的安排下，选择在以弗所附近的夜莺山作为安度晚年之地。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公元34年－公元45年之间。很多基督教的文献记录了这个事件，应该说这件事情是比较可信的。在夜莺山这里还有一座基督教堂的残垣，记录了当年圣母玛利亚在这里生活的遗迹。

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的圣保罗，在以弗所生活了很长时间。大家知道，圣保罗在十二门徒当中是最有文化、教养，最有神学学识的圣徒。他和耶稣其他的门徒不一样，他在早期并不是基督徒，反而是非常积极迫害基督徒的罗马法官，他的名字叫扫罗。后来在基督的影响之下皈依了基督，成为基督教领域一位非常重要的领袖人物。

保罗在基督教中的地位，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在佛教中，有两条修行路径，一条是以普贤为主的修行路线，一条是以文殊为主的智慧路线。佛教分别称为“行入”和“理入”，普贤所代表的是“行入”路线，通过实践和修行而进开悟；而文殊代表的是“理入”路线，是以理论思考，逻辑体系神学体系来构建其佛学思想而开悟。彼得和保罗就有点类似于普贤和文殊的角色，保罗在构建整个基督教神学体系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早期的思想都体现在圣经的《以弗所书》当中。《以弗所书》是保罗在以弗所生活期间，所写下的大量的基督教文献，这些文献大大丰富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他深刻地理解了基督教是要把基督的爱传向人间这样一个核心教义，非常深刻地阐述了基督耶稣地这种宗教理念，因此他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当然，以弗所在基督教世界里重要地位还不仅仅如此。

基督教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以弗所。也就是在公元431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在以弗所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这次宗教会议因为在历史上有极其重要地位，因此也被称为“以弗所大公会议”。

我们知道在公元325年由罗马皇帝召集了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这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确定的一个重要文件就是《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的核心是三位一体，是整个基督教神学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

在后来的100多年中，有人针对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产生了异议。这一派为首的人物就是当年君士坦丁堡的大首目叫聂斯脱里。以聂斯脱里为首的一派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关键的思想是不能过分神话圣母玛利亚，不能将她称为圣母而只能说是耶稣的母亲。另外在耶稣本身神性上的定位也有一些分歧，他们认为耶稣是人神两性共有，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由神被造出来的，因此他有人性的一面也有神性的一面，他是人神两性的。也就是说聂斯脱里派在对耶稣的神性问题上是有一定程度的质疑的。那么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召集了2000多名在罗马国度内的基督教主教们来参加，讨论这些重大问题。会议的结果是否定了聂斯脱里派关于耶稣人神两性的定位，确定耶稣的人性和神性是不可分的格位，进一步强调三位一体即圣父、圣旨、圣灵是同一格位的神，而不能强调他人性的一面。另外确定了玛利亚圣母的地位，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上至关重要，为什么说它至关重要，因为它实际上进一步强调了基督教神学的三位一体的性质。我们知道在犹太教中，上帝的救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那么在基督教世界中，由耶稣来取代了上帝的地位，上帝是否具有救赎意义取决于上帝的神性。如果对上帝的神性有丝毫的怀疑，必然导致对上帝救赎能力的质疑，实际上会使基督教面临分崩瓦解的风险。我认为罗马教廷、罗马皇帝和大量的主教在这个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们在这次的大公会议上确定聂斯脱里派为异端。开除了聂斯脱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位置，把他放逐到波斯。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431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我们中国产生了关联。聂斯脱里被流放到波斯以后他和他的追随者在这里继续传播他们的理念，在基督教世界当中把这一派称为聂斯脱里派。他们在波斯成长壮大，因为波斯的国王对琐罗亚斯德教之外的宗教采取非常宽容和包容的态度，并不迫害基督徒，而是容忍他们在这里继续传教。

聂斯脱里派在波斯、中东和中亚迅速成长起来，于是他们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在中国聂斯脱里派被称为景教。我们知道在西安的碑林里有一块非常重要的石碑，叫大唐景教传播碑。景教传播到中国大约在唐玄宗年间，据说唐玄宗本人亲自觐见了聂斯脱里派在中国的首目，并且赏赐他们金银，让他们在长安修建了景教的教堂。所以基督教第一次传播到中国是在唐代，传播的第一个教派就是聂斯脱里派，而聂斯脱里派的产生就和以弗所相关。今天我们站在当年召开以弗所大公会议的教堂的残垣面前，凝视这一堆已经崩塌的瓦砾和残石，遥想当年在这里发生的事件和风风雨雨，以及这里在200年后和唐王朝的联系，不禁浮想联翩。

安纳托尼亚的高原一直是基督教最早的发祥地。当年耶稣被罗马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之前，他告诫他的门徒要到外邦去传教，向异教徒传教，不要向犹太人传教。所以他的门徒离开罗马，向安纳托尼亚高原前进。除了我之前所说的保罗，还有另外一位圣徒巴多罗买，他往西一直走到了亚美尼亚，他是最早把基督教传播到亚美尼亚的圣徒。他当时把罗马士兵刺死耶稣的矛带到了亚美尼亚，而这支矛还一直保存在亚美尼亚最大的教堂埃奇米阿津教堂的博物馆里。所以整个安纳托尼亚高原当时是罗马非常核心的地区，而基督教在这个地区也极为广泛地传播。当时有一个说法七大教会，以弗所教会、别迦摩教会、士每拿教会，都是属于当时的七大教会，所以以弗所非常重要。

说到以弗所，不得不提到另一个非常著名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生活在公元前540年到公元前480年，在希腊哲学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赫拉克利特被称为“谜语试的作家”，他喜欢以简洁优雅而令人费解的方式提出他的思想。他认为，自然界看起来是稳定的，但是它处于持续的变动之中。这个哲学家可以说是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希腊哲学家，因为他本身出生于王室，完全有机会继承王位，但是他放弃了。因为他天生就具有哲学家的理想和沉思，他对世间的王位并不感兴趣。希腊人之所以在思想领域，在智慧上占有极高的地位，甚至说在整个全人类，希腊的哲学一直是具有领先地位的。哪怕罗马再庞大、再宏伟，再奢华，但是在思想领域上他们并没有什么大家，罗马人学的是希腊人。希腊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他们喜欢思维、喜欢冥想、爱好哲学思辨，喜欢对世界有所救济的思索。赫拉克利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他是希腊历史上艾菲斯学派的一个代表。如果说在希腊的哲学中我们能够找到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即在对待世界的变化和不变，世界的稳定和谐和变化的态度，一个是赫拉克利特一个是帕尔米尼底斯。他们分别代表了希腊两个不同的哲学世界的领袖，也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哲学思维的领域。赫拉克利特认为在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对立冲突的背后有非常和谐的一面，所有的变其实都在不变之中。他还认为整个世界万物的起源是火。赫拉克利特在晚年完全隐居，过着令人完全无法理喻的生活。他隐居起来，完全靠水和野菜来维持生命，所以导致全身的浮肿。因为被浮肿和痛苦折磨，他出来找医生。但是他又不告诉医生自己真实的要求是什么，而是用哑谜一样的哲学语言向医生描述，说：“有什么办法能让阴天由潮湿变得干燥？”。医生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是怎样才能把他身体中浮肿的水分排出，以“干燥”来表达消除他身体的浮肿。最后他自己钻到牛棚里，希望用牛粪的温度把身体中的水分吸出。其实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是非常荒唐的，所以他死在以弗所，死于贫困交加的状态。作为一个王室成员，一个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他为哲学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为人类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哲学思辨的财富。这就是希腊人。

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陈浩武

7月份的阿姆河平原，我们所在乌兹别克天气非常炎热。

这是中国人称为“河间地区”的中亚。我们一众旅行者，正坐车从撒马尔罕出发，前往铁尔梅兹。

从撒马尔罕到铁尔梅兹有数百公里，那里是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的交界处。沿途都是山峦和沙漠的地貌，所以气候特别炎热。我们这一行离开撒马尔罕去铁尔梅兹是为了去寻找公元1到2世纪左右的一个佛教的寺庙，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古老寺庙群。

佛教在整个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传播到中国，有其悠久的历史。我们知道，公元3世纪左右，佛教在印度的北部地区确定了它的地位。也就是阿育王时代，在印度历史上被称为孔雀王朝。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印度的北部有一个国家叫摩揭陀国，开始控制恒河流域。希腊的亚历山大攻占了印度之后，由于亚历山大的将士厌战，不愿意呆在印度。大约在公元前321年的时候，孔雀王朝开始夺取王位，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正好填补了希腊人撤走之后的权利真空。这个王国的第三任君王被称为阿育王，阿育王在公元前268年继位。本来他是一位暴君，杀人如麻，在公元前216年他征服了邻国羯陵伽国。据说当时有10万人被杀。这个惨案使阿育王受到强烈的刺激，从此以后，他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于是皈依了佛教。在印度的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摩崖法赦，摩崖法赦非常清晰的记录了当年阿育王在检讨反省自己的道德行为，提倡道德感化和伦理规范，表现了他不杀生的原则。在阿育王继位的年间，佛教在印度北部孔雀王朝的统治年间确定了他的地位。虽然佛教当时没有尊称为国教，但是由于阿育王本人信仰的推动，佛教在这个地方产生了重大影响。孔雀王朝由于阿育王的文功武治，越来越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们在整个中亚和中东成为一个强国，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把佛教传播到中东和中亚地区。

从公元前200年开始，佛教就开始沿着丝绸之路向中国传播。在印度宗教的影响之下，佛教的信徒首先在沿着丝绸之路的绿洲上建立他们的据点。包括历史上这些丝绸之路的重镇和驿站，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喀什、库车、敦煌，这些驿站都成为一个个佛教的据点。佛教的僧人在这些地方建立寺庙，雇人来抄写经文，来到这里传播佛教。在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700年接近1000年左右的时间中，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和沿途绿洲的居民主要的信仰是佛教。所以毫不夸张的说，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贸易的通道，是一条商道，更重要的它是一条文明的道路，是一条文化传播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不仅仅是商人和外交官，更多的文明的使者。在公元前200年-公元700年这1000年左右的时间当中，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主要的文化传播者是僧侣，也就是佛教的传播者。

汽车抵达铁尔梅兹，我们去参观这个名叫卡拉特贝的古老寺庙群。卡拉特贝是西土耳其斯坦阿姆河地区非常重要的一处佛教遗址，贵霜王朝时期曾经是一个庞大的佛教中心，有大量的考古文物出土。据说法显西行曾经到过此地。甚至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那位出身在安息，公元147年到洛阳译经的著名僧人安世高，就住过这里。

7世纪以后由于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兴起，这个地方遭到了毁灭，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些修复的场景。但是这个修复的场景也体现了明显的印度佛教在原始阶段的特色。

气温高达将近60摄氏度，外面沙漠的高温完全让人热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在这一带去看了佛教的遗迹，因为现在除了在印度北部，在其他地方已经很难再找到印度佛教的遗迹了。

中国人对佛教最初的呼应是在东汉年间，大概在公元1世纪左右。据历史记载，东汉平王曾梦见“金人绕梁”。他问群臣，当时的太司令大臣就说，你说的这个在西域有，他们是佛教徒。所以东汉平王才派遣官员去西域寻找佛教徒，他们找到的最早的两位是竺法兰和摄摩腾。他把这两位带到了当时的东汉首都洛阳，白马寺就是这样来的。今天我们进白马寺可以在山门的左右两边看到两座墓碑，其中一座是竺法兰，一做是摄摩腾，这是最早来中国传播佛教的两位西域高僧。说“白马驮经”也就是白马寺的来源。

只是佛教最初传到中国是在王室和贵族之间传播，而佛教真正开始广泛在中国传播大概在公元4世纪。公元4世纪发生了两件比较大的事情，一个是中国的僧人法显游历西域，一个是西域的僧人鸠摩罗什来到长安。

先说第一件事情，法显游历西域。法显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过西域到达天竺，也就是印度，前后花了14年时间。法显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僧人，他在修行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律杖非常残缺。所以他立下大愿，要去天竺寻求律法。他从长安出发经过的就是丝绸之路，通过塔克拉玛干干沙漠到达西域，他在游历西域的过程当中所写的回忆录，我们后人称为《佛国行》。其中描写了他取经道路的艰险“西渡沙河（这个沙河可能指的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知，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看太阳才能判断东西方向，只有根据沙漠中的白骨才能作为自己的目标，因为有白骨的地方就是有人来过的地方。可以想象当年去求法的道路是何等艰险。法显前后游历了30多个国家，花了14年的时间，携带了大量的佛经，经过斯里兰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中国。当然他也是大难不死，他所乘坐的船数次被海风吹毁，最后他被海浪冲走，漂流到清州登陆。今天到青岛去，还可以在青岛的崂山看到很大的牌坊，那里就写着“法显登岸区”。

那么第二个人物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公元405年从西凉到达长安。鸠摩罗什是西域非常奇特的一位僧人，据说他的母亲在怀他以后，突然可以讲20多国语言。他出生后5岁就可以日颂千偈，非常聪明。他9岁到达罽宾（就是今天的克什米尔）他就能登坛讲经。后来前秦苻坚，破了襄阳，他找到道信，他认为道信是天下最有名的佛教法师。但是道信告诉他，自己不是最有名的，真正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是鸠摩罗什。所以苻坚派十万大军叫吕光带领征服龟兹国，目的就是要找到鸠摩罗什。后来吕光的大军真的破了龟兹也找到鸠摩罗什，但是返回途中到达凉州的时候，苻坚已经兵败身亡。于是吕光就在凉州自立为王，这样鸠摩罗什就只有困在军营。这个时间长达17年，一直到前秦的姚苌征服后梁国，才把鸠摩罗什请到长安，这已经到公元401年了。鸠摩罗什到达长安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日本人曾把中国的佛教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中一个转折性的阶段就是公元401年，以鸠摩罗什进入长安为划分标志，认为中国的佛教从以庄解佛的时期进入理论的时期。为什么给鸠摩罗什这么高的评价呢？因为鸠摩罗什到了长安以后，在姚秦皇宫的大力支持下，翻译了非常重要的经典，特别是大乘佛教的经典。比如《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还有《楞严经》《大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等。在鸠摩罗什到达长安之前，中国人没有明确的大乘小乘的佛教概念，那些经典也非常的庞杂。经典的翻译和整理全部是由鸠摩罗什来完成的。严格来讲鸠摩罗什进入长安是中国佛教翻译传播以及经文整理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佛教在中国开始发扬光大。

当然说到佛教和丝绸之路的关系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玄奘。玄奘从年代来讲稍微晚一些。玄奘13岁就开始出家学佛，而且他们兄弟两人，包括哥哥长捷，在佛门都是非常有造诣的法师。而且他们也非常好学，游历天下，遍访天下大德高僧。在贞观元年，玄奘向宫廷申请出访印度，但未获得批准。在公元628年，他踏上了西域求法的道路。和前面两位不一样，法显和鸠摩罗什对中国人来讲是很陌生的。但是玄奘是中国妇孺皆知的人物。他就是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当然他的实际求法道路并不像《西游记》当中描述的那样，一开始受到皇帝的支持，送他白马随行等等，那都是编的故事。真正的情况是玄奘在628年在没有拿到度牒的状态下，私自踏上了西域的道路，他等于是偷越国境。所以开始在唐朝的国境之内他只能昼伏夜行，要避开关隘和边防哨兵的巡逻。他其实是偷偷摸摸地离开唐朝去往印度的。那么历尽千辛万苦，他终于到达了印度佛教最大的一个寺院的研究中心。也就是今天的那烂陀寺。我们曾经在三年前去过那烂陀寺，尽管在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但是完全可以看出昔日的辉煌。玄奘在这里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当时印度的高僧有了良好的交流。在公元645年返回长安，因为他在西域已经赢得很好的名声，且在佛门界已经产生了很高的影响。所以他回到长安，皇室并没有追究他偷越国境之罪，而是以很高的礼遇接待了他。并且在长安为他专门修建了国家的译经馆。今天的大雁塔就是译经馆的遗址。他回到中国后最重要的是翻译了《心经》和《大般若经》这两部重要的经文，同时他创立了新的门派——唯识宗。

我在前面说到的这三个历史人物，法显在公元300多年，鸠摩罗什在公元400多年，玄奘在公元600多年。他们都是沿着从长安出发翻过葱岭的丝绸之路来联系了中国和西域，通过这条道路把佛教传到中国，而且在中国发扬光大。那么另外一条丝绸之路也和佛教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条道路也就是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永昌道”也就是“蜀-身毒道”。因为这条道路是从成都起步，从成都出发往南向云南方向，然后经过“朱提道”、“灵光道” 再汇合为“博南古道”。据说博南古道是汉武帝在公元105年的时候下令开凿的。永昌故道，通过永昌到缅甸，经过伊洛瓦底江进入印度洋。这等于是从中国蜀地出发进入到巴克塔利亚的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上也有佛教的传播，因为他和印度的联系，但是从这条道路上佛教传播的特色更偏向于南传佛教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乘佛教，上座部。

有朋自远方来

柏格理的后人到中国来访问的消息让我们非常兴奋，说来也非常有意思，我们刚开始设计赴英国的柏格理之旅，我们想去英国寻访柏格理和其他传教士的后人，这个计划刚开始没多久，就听到柏格理的后人来华访问的消息，我就想是不是冥冥之中上帝有什么安排。

确切的消息是斯嘉告诉我的，斯嘉是一位非常热心石门坎公益的女士，她是“走进石门坎”网的创始人，柏格理的亲人也是通过这个网和她联系上的，她告诉我柏格理的孙子及其家人会在八月二十三日抵达昆明。

我最近一周都感冒，头昏脑涨，但是我觉得，这么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机会不容错过，所以我还是订了八月二十四日的机票飞抵昆明。由于信息不是很通畅，原来我们以为来访问的人是柏格理的曾孙，实际来访问的主要人物是柏格理的孙子，叫史蒂文，是一位退休医生。柏格理有四个儿子，都在中国出生，史蒂文的父亲是柏格理的最小的儿子，也出生在中国，并在石门坎生活过，他离开中国的时候是九岁，所以他对中国的事情是有一些记忆的。

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来中国，第一站他们先去石林游览。我们在北京就和斯嘉联系好，希望在他们游览完石林以后，能够组织正式的晚宴欢迎他们一家。晚宴订在一个很古老的昆明老房子改造的酒店，餐厅的名字叫“一颗印”，“一颗印”在一个老的步行街上，开车非常不便，我和罗丹开车绕了一个小时才到达那里，等我们进去时，其他人都已经到了。

这场晚宴的召集人是陶绍虎老师，他和朱志华是夫妻，朱志华是朱焕章先生的女儿，他们都在石门坎的光华学校学习成长的。陶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人，他为人非常谦和，且极有学问，和他交谈有如沐清风的感觉，他今年已有七十多岁了，他现在致力于老苗文的整理和推广。

柏格理为苗人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在一九〇五年创制了花苗文，并用花苗文翻译了圣经，同时用这种文字编写《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大规模的开展扫盲活动。从此，大幅度的提高了苗人的文化水平，他通过苗文的创制，把一种现代的文明教育体系，嵌入到古老的苗族，使古老的苗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迅速成为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

随同史蒂文来访的家人有他的太太(退休前是一位律师)、儿子（在读物理学博士）及女儿（在读医学博士），他们第一次来中国，主要是为寻访他们的祖父，但是我判断，他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知道太多，包括柏格理牧师在石门坎、在昭通所做过的丰功伟业，他们并不能有一个恰当的评估和判断。当看到这么多人来欢迎他们，他们感到非常的惊奇也感到非常的兴奋。我们从四面八方感到这里来，很多人都迫切的想知道柏格理的后人在英国或美国的生活情况，所以都迫切的向他们了解。

史蒂文先生今年七十三岁，外表上看起来非常像他的祖父，因为我们所留下的印象是柏格理在非常年轻时、那种英俊潇洒时留下的照片，史蒂文先生与之比较起来，当然有非常大的差距，但能从他的脸部轮廓上看到柏格理的形象。据史蒂文介绍，柏格理在一九一五年去世以后，他的妻子埃玛带着他们的四个孩子回到英国，这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把这些孩子抚养成人，她最终活到了九十多岁。

柏格理的后人大多都去了美国，包括史蒂文的父亲在内，并成为了雷达专家，而且还创立了宾州州立大学的一个生物系的某专业。据我们了解，在柏格理的后人当中，真正继承柏格理的职业，在教会做服侍的并不多，对柏格理比较关心的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这个人在他的英国Conwall家乡，建立了以柏格理命名的博物馆。史蒂文说他曾在此次出行前邀请他的堂兄同行，但这位堂兄说他年纪已高，身体不好，没能同行，这是很大的一个遗憾。我想史蒂文的这位堂兄，他肯定对他祖父的生平、事迹、以及在中国所创立的崇高事业有更多的了解和更多的信息。不过不要紧，我们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在去英国访问的时候，我们会去参观柏格理的博物馆，拜访这位柏格理的后人。

今天在欢迎的晚宴上，看到很多苗人的杰出人士，坐在我身旁的一对夫妇，是梁永璋先生（今年八十岁）及他的太太李克铃，这对夫妇虽然年事已高，但非常活泼且健康、健谈，通过交谈了解到，李克玲女士就是昭通李约翰的孙女，她的祖父是李约翰（李国钧），写了苗族《溯源碑》碑文和柏格里的墓志铭。李司提反（李国镇是她的五爷爷，是李国钧的亲弟弟）参与创造了苗文。他们是柏格里的学生、朋友和最好的助手。

见到李约翰和李司提反的后代我非常高兴，这使我想起二〇一二年时，我和野夫、王小山、李洁一起去石门坎，当时我们都通过微博现场直播我们的形成，因为野夫、王小山当时在微博上都是大V，所以影响很大，后来我们统计了一下，前后有几百万人在同时收看我们的直播，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女士给我们回复，说《溯源碑》的作者就是她家的先人，这位女士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我想起这件事我就询问李克玲女士，问她们家是不是有亲戚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她回复说是，是她们家的一个侄女在那里工作。

这些来参加晚宴的苗人，都特意的穿上了苗族的服装，威宁苗族属于大花苗，是苗族的一支，据说在历史上是蚩尤的近卫部队，特别能征善战，他们的服装是白色的袍子和红色的花纹，好像表现的是一种血性和征战。坐在我左边的还有几位，一位是杨体耀，他是石门光华学校第一任苗族校长杨可荃的儿子，他现在也在收集整理苗文的而故事，已经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作品，我们准备资助他出版。还有一位朱文光先生，他在整理苗族近代史。

在酒席过程中，我向史蒂文先生赠送了一件礼物，这件礼物是昭通的黄牧师送给我的，是一本苗文的《圣经》，我告诉史蒂文先生，你的祖父在中国传教的事业当中，作重要的贡献就是创制苗文，然后用创制的苗文翻译了圣经，在石门坎地区传播基督教信仰。这本苗文的《圣经》创作出来以后，在当时的中国（一九〇五年），连上海都没有办法印制，是另一位传教士把它带到日本横滨，最后在日本的横滨完成制版。一直到今天，苗人还在用这本《圣经》。史蒂文先生和他的太太非常的惊奇也非常的高兴，他们爱不释手的拿着这本《圣经》反复的观看，并且向杨体耀先生，咨询这些苗文的发明当中的一些知识。

我告诉史蒂文先生，今年是石门坎学校创建一百一十周年，也是花苗文创建一百一十周年，同时也是柏格理牧师逝世一百周年，我们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准备今年十月份在北京召开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以纪念柏格理牧师对教育的贡献，纪念这位先贤通过发明文字、办教育、传播信仰，对花苗文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和贡献。

非常令人高兴的是，柏格理的后人，第四代曾孙两位年轻人这次也来到中国，和他们在一起的一些苗族的青年志愿者，这一代人又重新联系上了，他们将是柏格理精神的传扬者和弘扬者。

我注意到会场上的一个细节，就是当朱焕章的女儿朱志华女士在讲柏格理先生在一九一五年的那场瘟疫当中，怎么样把英国带回来的药品省下来抢救那些学生，抢救包括朱焕章等在内地的学生这件事的时候，柏格理的曾孙（史蒂文的儿子）当时眼睛当中饱含泪水，极为感动，在朱志华女士讲完以后，他才用手去擦拭泪水。看来，他以前并不知道这些情节，当他知道这些事以后，他才为他的祖父这种舍己救人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和大爱而深深的感动，我相信他们的此次中国之行，一定会对这个年轻人的思想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回到酒店，我们给石门坎后援团群发了大量的照片，大家也热烈的讨论，非常兴奋。我在想，跨越百年的时空，跨越大洋彼岸，今年我们能够重新紧紧握手，重新走到一起，这是基督的大爱，是爱的传承。只有基督的大爱，才能够穿越时空，才能连起大洋两岸，让人类的真、善、美，不断向下传承，一代又一代……

           | 一百年是多久？

——从柏格理牧师到史蒂芬先生

一九〇四年的秋天，柏格理牧师满怀传道的使命，只身来到石门坎；

二〇一五年的秋天，柏格理的孙子史蒂芬先生，携夫人和一双儿女来到石门坎，寻访祖父的足迹。祖孙出现在同一空间，前后时空跨越一百一十年。

一百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叫沧海桑田。

从柏格理牧师到石门坎，到他的后人史蒂芬先生到石门坎，历史和今天重新握手，这是一件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现在看来，柏格理走进石门坎，既是上帝对他的眷顾，也是神对苗族同胞的眷顾。伯格理来到石门坎，给苗族同胞带去了一束光。“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是一束神性之光、一束理性之光、一束文明之光。

说是一束神性之光，是因为柏格理把基督教的信仰带进了石门坎，在大花苗人大规模的皈依基督的同时，他们抛弃了原来的多神教、撤毁了那些污浊的花寮房，结束了巫文化时代，让基督信仰的光芒，照耀了乌蒙山区古老的大地。

说是一束理性之光，是因为柏格理在这里大办教育，他和他的传教士团体，先后在以石门坎为中心的乌蒙山区，创办了120多所学校，培养了大量的苗族精英，还通过编写的《乌蒙山区平民夜读课本》，在整个苗族、彝族地区大规模扫盲，提高了苗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同胞的整体文化水平和文明水平，从而跨入先进民族之林。

说是一束文明之光，是因为柏格理不仅仅把足球、游泳、现代医疗体系、麻风病院、邮电所、双语教学等这些具有现代文明符号的事物引进到石门坎，更重要的是柏格理为苗人确立了国家和民族观念。

生活在莽莽荒原的大苗人被朝廷视为“生番”，他们不在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范畴之内，国家不向他们征税，也不承担对他们的教化义务，使苗人长期处在一种蛮荒的状态。柏格理发明了苗文并创办了学校，他编的识字课本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中国人，我是苗族人。他第一次在苗族的语言中加入了国家、民族的概念；他第一次文字表达了苗族对国家的认同。

他在一九〇五年创办第一所学校的时候，还是清朝末年，这个学校的名字叫石门坎学校，但在一九一二年建立中华民国以后，柏格理马上把这所学校改为“光华小学”，以表达苗人对国家的认同，从这点上讲，柏格理不仅是在普及教育，他还在普及现代国家、民族的概念。

这束光持续了百年，百年后，柏格理的后人史蒂芬先生来到石门坎，他所看到的，正是当年他的祖父带来的那束光，今天还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在柏格理的墓地前、在苏科寨的教堂、在长房子的会议室，史蒂芬及家人受到苗族同胞热情的欢迎，我相信他们会从这一张张的笑脸和鲜艳的苗族服装上，看到他的祖父当年在这里的辉煌，和由他的祖父所传播的基督大爱，在苗人心中播下爱的种子，已经开出了丰硕之花。虽然史蒂芬先生不是以一位传播光的使者前来，但是他的确可以看到，他的祖父当年的努力所带来的那束光芒，今天还在苗族人民心中闪耀……

今天的苗人，包括苏科寨的教友，他们在那里载歌载舞，朗诵诗篇，唱赞歌，欢迎柏格理牧师的后人，他们的这些行为就是对百年前柏格理牧师所带去的光的延续、回应和一种感恩的报答。我相信，史蒂芬和他的家人，一定可以深深感受到他的祖父在苗族同胞心中的份量。

我在想，从明代耶稣会开始，到马礼逊，到戴德生创办内地会，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跋山涉水、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神圣的大爱在中国传播。柏格理牧师是这支队伍当中的一位代表，他是千千万万在中国传道的圣贤们的一个缩影。

回过头来看，这些传教士的艰辛，成果怎么样呢？

如果以基督教信徒人数来看，柏格理在昭通传教的时期的1893年，中国的基督徒是五万五千名。到一九四九年，就是柏格理们被中国当局驱离大陆为止，中国的基督徒有多少呢？七十六万人。百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的基督徒有多少呢？朝野一致比较认同的统计数字是：八千万人。也就是说，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基督徒数量大约增长了一百倍。

按照这个统计，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六左右。这并不算一个很高的比例，但是八千万的这个数字，严格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我想，这一串数字的变迁，其实是中国人对柏格理牧师，以及对柏格理所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艰辛努力的回应，同时，它也说明，这种神性之光、信仰之光会越来越多的覆盖着这片东方大地，因为它背后所代表的是爱与公义。

怎样看待基督教人口、基督教信徒在中国的迅速成长？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中国当今社会，就会找到答案。大家都会痛彻的感受到，虽然这些年来我们的物质财富在不断的涌入，我们的GDP在不断的增长，但是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并没有相应的丰富起来，甚至恰恰相反，我们处在一个信仰荒芜、道德沦丧、社会价值观崩溃的危急状态，人们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丰富的同时，精神上处于一种普遍焦虑的状态，一种人心无法安顿的状态，一种普遍需要救赎的状态。

人是有灵魂的，人不会简单的满足于物质的享受，人最终是需要精神的终极关怀的，中国人心中的彷徨、焦虑和心灵的无归依感，就会形成庞大的推动力，使人们去寻求精神价值，去寻找精神资源，去寻找精神救赎，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既包含着生产力和科技的发达和进步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涌入，同时也包含着那种体现公义、体现大爱、体现高尚的道德伦理的宗教信仰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因为人同时生活在物质与精神两个领域，我们不仅要满足物质的需求，还要满足精神的需求。从这个数字上来看，近百倍的增长恰恰的说明了人类向着文明方向发展的一种呼唤、一种努力、一种回应。

我们虽然看到了进步，但也不能太乐观，史蒂芬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件事，一九九七年的时候，他的亲姐姐和姐夫到了中国，在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好像她是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他们特别希望借这个机会，去寻访石门坎，经过申请和有关部门同意，他们到了石门坎，当时是由昭通教会的黄牧师和黄牧师的母亲一起陪同他们去的，但是他们刚刚到石门坎，马上就被通知到当地警察局去接受讯问，据史蒂芬的姐姐告诉他，那个警察脸红红的，一看就是刚喝了酒，态度非常粗暴，史蒂芬的姐姐和姐夫怕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陪同人员，于是他们在石门坎连饭都没有吃，就马上离开。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酸的回忆，柏格理的后人不远万里来到石门坎，他们受到的却是这样的待遇。但是这一点也不奇怪，从五十年代起，这束光就时断时续，有时细若游丝，命悬一线。一直到今天，离石门坎几千公里以外的浙江温州，那里还在发生大规模的拆毁教堂十字架的事件。

我还没有来得及和史蒂芬先生及家人交流他们在中国、在石门坎访问的心情和体会，但是我看到斯嘉的文字，史蒂芬在石门坎深情的说：上一个百年，我的先辈和你们的先辈们一起，希望再延续一个百年，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大洋两岸，期待是完全一致的。

一百年过去了，但是一个新的一百年的已开始。

这就是石门坎的魅力。

          “一蓑烟雨任平生”

　　　　　　　　　　　　　　　－－郭嵩焘的命运

　　　　　　　　　　　　　文：　雷　颐

　　近代中国面临着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转型，在如此全面、深刻却又如此急迫的

大变动中，社会和文化的震荡必然格外强烈，重重矛盾必然格外尖锐。在这跌宕起

伏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潮中，郭嵩焘时时作为弄潮儿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又不时

被大浪抛开，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他那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一生，最初的理想报

负与最终的失望潦落，内心的种种矛盾和深痛……当然与他个人落拓不羁的文人性

情紧密相关，但更与时代的震荡和矛盾紧紧相连。因此，他的一生又鲜明地反映出

时代特征，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历史命运。

　　　　　　　　　　　　　　坎坷仕途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这一年是清嘉庆二十三年，仍

是“盛世”。就在此前，英国于1816年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使

团来华要求与中国通商，却被嘉庆皇帝坚拒，因为中国是无所不有的“天朝上国”，

荒蛮之地的“狄夷”只能向“天朝”进贡，而无权与位于“天下之中”的中国“互

通有无”。中国，依然沉浸在“华夏中心”论的迷梦中，对正在迅速变化世界大势

毫无了解。谁能想到，“英夷”在20余年后竟悍然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凭借现代

化的船坚炮利打败堂堂天朝上国呢！

　　但是生活并没有感到变化的必要。

　　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郭嵩焘从小就受传统教育， 走科举功名的道路。

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

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拚弃浮词是湘学传统，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

作为“湖湘子弟”，郭氏本就受湘学影响不浅，而岳麓书院的学习使他受影响更深

。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

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至友。当然，他很可能想不到，与曾国藩的结交将影响到

自己的命运。他可能更想不到，这批“湖湘子弟”即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

的人物。

　　但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他在1837年考中举人，但

1838、1840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而曾国藩却在1838年考中进士。

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这次为幕

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埋下了他今后思想偏离传统的变化契机。因为此时正值鸦片战

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

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深刻印像。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

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 但不久他的双亲相

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或许，命运一定要安排郭焘嵩登上历史舞台。就在回家居丧这几年，正遇太平

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而同样乡居的左宗棠、

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都曾犹豫不决，而郭嵩焘则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

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他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

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

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

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唯严是尚，排除异己

，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

排挤汉人不同，他却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由

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

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直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

直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帝还进一步对他说：“

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

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1859初，郭嵩焘来到天

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

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

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僧

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为会办随行。虽然他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

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

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

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

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

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

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厘。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

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

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

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

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

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原

来，李湘＠一直在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举动，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郭嵩焘开设厘局

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

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

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

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

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

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氏一边反对自己。1860年元

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

梦”。（《玉池老人自叙》，第9页）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

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

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报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

语言进退，动辄生咎。”（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57页）其实， 素有

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狱麓书院读书时就认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习气过重，

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堪官场的“繁剧”。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

的失败，固然有郭嵩焘个人的因素，如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极为复杂的各方

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雷厉风行，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

但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此时社会、官场已从根腐败，他的作为实际已与整个社会风

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

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

“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

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

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

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养知书屋文集》，第

9卷第6页）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颟顸”，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

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

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或、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

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仅用重典严惩的贪官污吏再多其实也

只是少数，反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

甚”，很可能祸及自身。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

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统治稳定。此时，清政府面对的是

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

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

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

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厥、

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

个别贪官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

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郭嵩焘或许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剧亦正在此。大概，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

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因此只能凭一己之力起弊振衰的“清官”

们的悲剧。纵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

　　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

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嵩焘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

人手紧缺的李鸿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

使。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1863年

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戴。

不到两年而升此高位，可谓官运亨通，他也决心有所作为，不负朝廷知遇之恩。但

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

进粤“会剿”太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友左宗棠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

种种矛盾之中，郭嵩焘左支右绌，最终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 再次开始归乡闲居

生活，而这次长达8年之久。

　　　　　　　　　　　　　　名教罪人

　　虽然归乡隐居，但郭嵩焘仍时刻关心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

　　这8年中，洋务运动正冲破守旧势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发展。这8年中，中国面

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甚至连一向为中国看不起的日本也

在1874年侵略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50万两白银方从台湾撤兵。无论愿意不愿意，

清政府的对外“交往”越来越多，迫切感到需要懂“洋务”的人才。

　　1875年初，闲居8年的郭嵩焘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 并被慈安、

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遥远的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

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郭嵩焘此时不会想到，

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

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

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

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并认真研读了使他惊讶不已的“日

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

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

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

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

，定其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简言之，在中国传

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

交”一说。在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却并无改变，认

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

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认为

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

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风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

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

一幅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

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

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

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

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

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行》寄回总

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

乃至如此”。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之盛，宫

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

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

郎自大的状态。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

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

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

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

“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王＠运：《湘绮楼日记》）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

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有

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

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

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张佩纶：《请撤回驻英使臣郭嵩焘片》）由于找不到合

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在驻英大使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

刘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

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

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

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

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

“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

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

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

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备感

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

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本来清

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 请假

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

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

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

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

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

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

议，所请著不准行。”其实，郭嵩焘如果泉下有知，对此可能也并不介意，因为他

对历史、对自己充满信心。在死前不久写的《戏书小象》中，他自信地写下了这样

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的悲剧当然有他个人的原因，如书生气过重，不知通权达变，不谙官场

规矩，生性耿直却屡因耿直招祸，才华横溢识见过人却不免持才傲物……但这更是

时代、社会的悲剧。倘先驱者不为时容，屡遭打击迫害，受害更深、更远的，恰是

那个时代、社会自身。

在11月24日的2015冬季腾讯思享会现场，腾讯文化对到场的陈浩武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腾讯文化与陈浩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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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的大山里推广MOOC

腾讯文化：到现在为止，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就贵州苗族儿童的教育做了哪些事？效果如何？

陈浩武：这个项目从2011年开始，那年我第一次去贵州石门坎，开始我们组织石门坎后援团，2014年以后，我们在深圳申请成立了基金会。基金会主要针对苗族地区的儿童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

石门坎是贵州威宁的一个乡，这个乡一共有11所小学、大约1300多位学生。我们在这里主要做对中小学教师培训，也组织志愿者到那里去支教。当然，并不是我们一家在做这件事。经过这几年，现在当地的教育水平、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

后来我们和另外一家基金会合作，做MOOC(注：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的推广。从去年开始，我们在贵州电信部门的积极支持下，为学校提供宽带，也培训教师。我们的理念看重教育公平，MOOC很符合教育公平的理念。山里的小孩能够享受北京和上海好学校的教育资源，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腾讯文化：现在遇到的障碍是什么？

陈浩武：首先是我们的费用有限。贵州大约有6600所山区小学，目前还三分之一的学校，就是还有两千多所学校没有通宽带，没宽带就推广不了MOOC。而要装宽带，得帮大山里的小学拉电线杆，成本高，施工困难。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这件事困难比较大。我们正在推动将它纳入教育部门的计划中。

腾讯文化：像教师培训方面的困难呢？

陈浩武：石门坎条件太艰苦了，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教师和志愿者坚持下来比较困难，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教师不多。我记得我们快5月的时候去，山里面还突然下大雪。我看到志愿者住的房子有很大的缝，风都透进来，很冷。他们长期没有文化和精神生活，连一场电影都看不上。大雪一封山就和外面隔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把人稳定留下来。现在能够留下来的，绝大部分是基督徒，有的老师在那里坚持了九年，因为孩子的原因才离开，非常不容易。我们现在在想办法，尽量为他们创造好一点的条件。

腾讯文化：当地人要接受你们，是否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陈浩武：苗族人非常朴实，但是性格也内向，要成为知心朋友，必须有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当年伯格理能取得苗人的信任，就是他那种伟大的献身精神感动了苗人。我们的志愿者开始也不被他们理解，也遇到一些困难，但是长期坚持，他们的行为打动了苗人，矛盾就化解了。

从石门坎的转变探索中国的社会转型之路

腾讯文化：你考察过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改造，想必得到了很多启发。

陈浩武：是的。晏阳初梁漱溟在河北山东做乡村建设，在当时是一场大规模的农村改造运动，基本模式就是在不改变传统儒家文明这个既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加上科技、资金的扶持，譬如农药、肥料、机械化等等方法。包括农村教育，卫生等，应该承认，他们的努力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村是非常有意义的。可惜的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个社会实践被中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晏阳初没有把精神层面的东西放进去，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遗憾。

但石门坎完全是在另外一个维度展开的。

虽然石门坎物质层面上，它极端贫困，经济基础远远不及河北山东农村。但伯格理带去了基督教信仰，并把现代教育理念完整地嵌入古老的苗族体系当中去。伯格理的教学体系从扫盲开始，从小学起步，包括后来建立的中学，而且苗族的孩子，只要你成绩好，能上高中，能上大学，教会统统支持，考上大学的孩子全部由教会支付学费生活费。1928年，石门坎就培养出了第一个医学博士，就是苏科寨的吴性纯。所以把伯格理与晏阳初、梁漱溟和费达生等进行乡村改造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的话，前者的精神层面大于物质层面，所以其影响更深入更长远。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社会的改造是有顺序的，要先从人心开始，最后才到器物层面去。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也有这样的区别。日本先从思想、文化、精神、人心的维度改变，去欧洲考察它的整个制度框架、文化框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熟之后，再在器物层面上去变革。

石门坎其实给了我们一种启示。伯格理没有这么多的财力和物质，但是他告诉你人应该怎么有尊严、有信仰地生活。然后再在这个确立的基础上让你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使石门坎成为“西南文化高地”，最后经济也发展起来了。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表明，任何一种社会要转型，首先要确立一种价值形态。从石门坎的转变，可以探索中国的社会转型之路。

应该让更多精英去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

腾讯文化：你是经济学家出身，后来为什么发生转变，开始致力于公益？

陈浩武：年龄变化是一个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大多关注物质层面，而且太关注物质，对精神的层面没有什么兴趣。当然，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这也很正常，要有人去经商，去挣钱。现在的问题是两者严重失衡。我觉得，中国的知识精英，要学会从另外一个维度对社会表达的方式。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应该有天下情怀。

另外，对精神维度的关心是我一贯的。我不大赞成把经济学看做纯粹的工具理性，我还强调经济学伦理的一面，其实这是经济学的传统，中国人都知道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但是他们不知道，亚当·斯密第一部著作是《道德情操论》。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把石门坎搬到北京”，这是我从事石门坎公益的一个理念。这种搬不是物理层面的空间移动，而是要把石门坎精神发掘出来，总结出来，引起人们的重视，让中国更多的人关注石门坎现象，思考石门坎现象，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我们今天太关注物质，关注企业、经商、赚钱等层面的东西，其实这个社会应该让更多精英、更多知识分子去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5年 ：灰色调的记忆

文：陈浩武

   今天是2015年最后一天了。

   如果要用一种颜色来定位即将过去的2015年，那么我肯定的说，这个颜色就是——灰色。

   灰色就是灰霾的颜色。

     2015年以来，我们一直为大气中的灰霾而困扰，这种困扰在中国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问题，因为中国被雾霾笼罩的国土面积已经达245万平方公里，也就是京广铁路线以东的大部分国土面积都笼罩在厚厚的雾霾之中。

    今年入冬以来，雾霾的情况尤为严重。

    我是11月9日从意大利返回北京，从飞机机舱走出之时就闻到刺鼻的气味，天空阴沉，和罗马的蓝天白云形成强烈反差。一直到今天，有50余天的时间，真正的晴朗天气，阳光普照，大概只有4到5天。而大量的时间，北京市笼罩在浓浓的雾霾之中，其间还数度爆表。那种空气的浑浊，那种极低的能见度，那种焦糊刺鼻的气味，那种令人窒息的呼吸，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常态的部分。

                 被雾霾遮蔽的城市

雾霾深深的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更严重影响人们的心理。由令人窒息的呼吸而导致的绝望，愤怒和无奈，在慢慢摧毁人们对生活的信心。人们无法户外活动，失去了对生活乐趣的追求，运动场上看不到快乐的孩子，公园里没有散步的老人，家长们每天心情悲哀的目送自己背着书包吸着雾霾去上学的孩子，人们出行要带上口罩，有人甚至根本就不出门，而是窝居在家甚至躲在房间内，打开空气净化器，观察PM2.5的指标，计算还有多长时间，那些可恶的小小颗粒能够堵塞完自己的肺泡。蓝天白云成为一种记忆。打开窗户，让室内室外空气自然流通，能够畅快呼吸成为一种奢侈。没有办法，很多人已经开始逃离北京，逃离雾霾笼罩的都市，很多人计划去云南、海南等地买房子，去寻找那一些仅存的净地而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

雾霾中的行人

雾霾究竟从那里来？雾霾形成的机理究竟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统一的权威的说法。

有的说，北京的雾霾如此严重，是因为周围河北省地区大量工厂排放的污染所致。譬如，唐山地区有大量的炼钢厂，钢厂排放的污染物所形成的空气污染漂移到北京导致的空气污染；有的说，是北京冬季供热，供热公司为降低成本，今年在燃烧煤中增加了大量的褐煤，这种质量低劣的褐煤由于不能充分燃烧而导致大量的烟尘致使空气污染；有的说，是因为环北京地区的高山上都安置了大量的风力发电机，这种风力发电所形成的磁场，干扰了大气的流动，致使北京地区风力减小而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还有的说，是因为中石油、中石化提供的劣质汽油，大量汽车运行过程中排放的尾气，导致空气污染严重。

我也曾看到一片文章，当中提到的核雾污染，文章作者说由于山西、内蒙这些地区的煤和铀是共生矿，这些含铀矿的煤在燃烧当中，会形成的不易扩散的特殊的“核雾”，这种“核雾”笼罩在城市上空，是形成雾霾的重要原因。我无法判断这种说法的真伪，但是这种说法更令人毛骨悚然，因为这样一来，雾霾不仅仅是小颗粒问题，而且还有放射性污染问题！当局对这类文章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删掉，没有人出来回应这种信息是否正确或者错误。

对普罗大众来讲，到目前为止，雾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还是一个糊里糊涂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雾霾的形成，一定和我们的生产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有关。我的结论不是基于什么科学分析，而是基于当局可以营造出“阅兵蓝”“APEC蓝”而倒推出来的。只要关掉工厂，停掉工程，天空就变蓝了，说明雾霾是人为的。

美国公布的卫星照片

既然雾霾是人祸而非天灾，那我们就需要检讨人的行为。

近30年来，由于我们各级党政部门把“发展是硬道理”视为圭皋，所以出现只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的一种恶劣倾向，重视发展的道理而忽视发展的伦理。由于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我们进口原材料出口产品到全球，然而却把污染留在了国内，这种低价值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它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中国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佛教讲究因果，这是一种伟大的智慧，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因有果，先有因而后有果。今天导致环境如此恶劣的污染，它其实是人们力图去挑战到自然，力图去贯彻施行“人定胜天”的哲学思想，而遭到大自然的报应。

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生态基座都遭到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基座包括土壤、水、空气，但是看看当下中国，这三个方面都受到了全面的严重污染。所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把其国民生存的最基本的生态基座全部毁灭，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及其愚蠢、及其短视行为。正是因为我们对大自然的藐视，正是因为我们肆意对大自然的掠夺，这种愚蠢的行为而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大家应该记得，在2015年8月12号，中国发生了一个悲剧性的事件：天津滨海新区的大爆炸。如果说2015年的色调是灰色，那么这个灰色中还有一点红色的痕迹，这个红色是大爆炸起火，是在大爆炸所牺牲的173名遇难同胞的鲜血所染成的颜色。

我为什么要讲天津大爆炸？正是因为这次大爆炸，人们才发现，在这个天津港的码头竟然存有700吨的氰化钠!这种剧毒的化工品，这种只要1克就可夺很多人的性命的剧毒品，为什么会有如此多？这么多氰化钠要去做什么？只要和黄金打交道的人都知道，这些氰化钠是为生产黄金而准备的。在中国，生产黄金的基本模式，是通过剧毒化工原料氰化钠来分解金矿中的黄金成分。用这种剧毒的东西作为生产手段，全世界只有中国！因为虽然取得了黄金，但是它所造成的骇人听闻污染会影响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根本无法消除的。

从这件事情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制造财富的生产模式，大体是一种什么状态，只要能够从大自然中获取他所需要的有价值的东西，他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可以破坏任何环境，以至可以断子绝孙!

所以，三十年来，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那就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几乎保证了平均年增长在9%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世界奇迹，但是，同时我们也创造了另一个奇迹:那就是不顾环境、不顾空气、不顾水体、不顾土壤，用毁灭生存家园、破坏生态基座的方式去获取经济的成长，去获取那种带血的GDP，这在全球也是一个奇迹。

我们再把话说回来，还是回到灰色记忆。

围绕雾霾的问题，今年，有一个媒体人，很了不起的媒体人，她叫柴静，她在2015年二月底，公布了她精心制作的一个纪录片，叫《穹顶之下》。这个纪录片据说在发布的当天，就有超过3亿的点击量！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力，说明她的作品紧紧扣住了国人的心旋，深深的震撼了中国人。古人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柔弱的女子，她凭一己之力，做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杰作，引爆了全体国人对这一敏感事件的关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我们沿着柴静所揭示的问题，促进官方和民间两股力量形成合力，认真采取措施治理雾霾，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应该是有希望的，起码事情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柴静的作品公布之后，事情竟然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

首先是当局莫名其妙的禁止了柴静的视频，接下来竟然是社会上对柴静的作品匪夷所思的巨大争论。不少人开始指责柴静，说她哗众取宠，说她抽烟，说她的护照等。我记得我所在的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大部分都是精英，但是这个群为这件事发生了非常剧烈的争吵，有一位二百五，他竟然提出了所谓的“要警惕环保民粹主义”的意见，大叫大喊说要警惕柴静这样的人，利用环保，来鼓噪一种民粹主义情绪。面对这种不可救药的脑残，我只好愤怒的退群以示抗议。

这是更令我感到悲哀的。

雾霾不仅在污染着我们的空气，雾霾也同时污染着人心。佛教认为：心净则国土净。正是有为数不少的在这样一个面临生死、面临民族大义、面临国家危亡的重大问题面前表现得如此愚蠢和不可救药国民，雾霾才更加可怕。

灰色是一种令人沮丧的颜色，当灰色布满天空，人们不仅感到窒息，也感到绝望。

在这茫茫的雾霾之中，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路在何方？

陈浩武：对话刘蔼年女士

我为什么要采访刘蔼年女士？

【写在前面的话】

2014年11月15号，董辅礽先生的铜像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落成，董门弟子集聚武汉，参加这一盛典。我在现场看到,董先生铜像揭幕后，董夫人刘霭年女士深情的凝视董先生的铜像，并且几次用手去抚摸董先生的脸颊，嘴中喃喃自语。我心生感动，不禁眼眶湿润。先生和夫人过去的生活场景浮现脑海，历历在目。

我当时想：刘老师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无论她是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军人，她都是非常优秀，非常有成就的,非常令人尊敬的。但是，过去董先生高大而光彩夺目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刘老师，而刘老师也非常谦卑的甘愿做董先生身边“一棵小草”的角色。其实，刘老师也应该宣传，她也很伟大。

于是，从武汉回北京以后，我在11月21号，花一天时间，对刘蔼年女士进行了采访。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刘老师说的最多的话是：“你们要多谈谈老董，他是大树，我只不过是一棵小草。”

      一，身世

刘蔼年先生（以下简称刘）：我出生于1931年1月3日，是一对龙凤胎，先出生一个男孩，当时接生婆还没有走呢，又出来一个！这个女孩就是我。我哥哥你也认识，就是刘聪的爸爸，（刘聪是原长江证券公司员工）叫刘昌泽。我家一共8个兄弟姊妹，我是老五，和我的双胞胎哥哥一起，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弟弟生活在天津。

陈浩武（以下简称陈）：这八个子女都还在吗？

刘：大哥大姐不在了，其他都还在，小姐姐、刘昌泽、我、昌沛、凤文、金兰，现在还剩六个。

陈：你在武汉长大，听说你小时候读的是教会学校？

刘：是的，那时候武汉有许多外国人办的中学和小学。

陈：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

刘：我念的初中是一个天主教会的学校，叫圣约瑟中学。

陈：学校是在什么地方呢？汉口？

刘：嗯，在汉口

陈：应该离你家很近吧？

刘：是的。我记得当时的老师穿着修女的服装给我们上课。

陈：那你们怎么称呼她们？是称呼老师还是称嬷嬷？

刘：好像是叫老师，已经记不太清楚具体是怎么称呼他们。我记得那时有许多外国人来参观，修女们非常羞涩，见到许多人，脸都马上红了，非常单纯。我们念完初中，高中就到了懿训女中。

陈：这也是外国人办的吗？

刘：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基督教中学。懿训女中的校长也是一位修女，那个年代这所学校在武汉还是很有名气的。

陈：也就是说，您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教会学校念的？

刘：是的，都是教会学校，而且都是女中。这两所中学当时不仅仅教我们念书，也教我们注重仪表。比如，坐的时候要端庄，腿是不能分开的。学校里不仅教书，也教做人。

陈：入学有什么条件？

刘：考呀！需要考试入学，也需要交学费。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法币不值钱了，所以不是用纸币而是用大米去交学费。至于怎么交的我已经不记得了，都是我大哥去办的。

陈：那时候你们家境怎样呢？

刘：当时我父亲年纪比较大，母亲年轻一些，父亲原配的夫人是湖北蔡甸人，很早就去世了。我们这八个孩子都是续旋的母亲生养的。我的母亲非常善良，她信佛，整天念《金刚经》。

陈：当时你们家要负担这些孩子去读中学，承担得起吗？

刘：负担得起。我家当时是做生意的，开染料行。所谓染料行不是去染布染衣服，而是专门销售染料，从德国进口的一听听的染料来卖。当时请了几个伙计。我们还卖洋针，关于洋针还有一段故事。

陈：就是缝衣服的针吗？

刘：对，就是缝衣服的针，因为是进口的，武汉人称为洋针。

陈：您刚才说针的故事？

刘：记得当年我才12岁，日本鬼子打到湖北，我们连夜逃命到蔡甸。刚逃走， 房子就被日本人的飞机炸了。我们当时就从家里搬出来三四口箱子，带上行李乘汉江的木船逃难到蔡甸。当时有一小箱子德国进口的针，我就坐在那箱子上。我一起来就把这箱子针抱着离船上岸。

从江里上来有台阶，我走到台阶上。正对在这个码头，有一个特别大的房子，那里住的是汉奸，和日本人串通的，他们知道消息了，就把我们的船给扣了，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汉奸屋里去了。这一船东西，除了我抱的那箱子针，都没有了。我回去还大哭了一场。

陈：蔡甸就是您父亲元配夫人的老家，那时她还在吗？

刘：她已经不在了，但是那边还有舅舅。就逃难到那边。

陈：那你们住了好几年吧？

刘：具体多长时间不太有印象了，全家人都过去了。

陈：当时在武汉比较有名的是美国飞行员和日本飞行员在武汉上空进行空战，非常激烈，是美国空军在帮助中国人抗日，您有印象吗？

刘：知道一些。很早的时候我们国家没有空军，陆军力量也不足。所以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国家弱了就要挨打。老一辈的人就恨透日本人。

陈：是的，像我母亲，她就非常不喜欢日本人，我外公是开布店的，这个布店被日本人的飞机炸了。后来外公又被绑票，直接下个单子说要交多少现洋，一家人六神无主。动乱年代。最后逃到麻城，店铺就完全被炸毁，彻底完蛋了。

刘：真是冤家！我的印象中日本人非常野蛮，很可怕。我们当时也看到日本鬼子扔炸弹，拿着兵器在街上耀武扬威的。

陈：你们家也算是大户人家。

刘：是呀，还请了伙计来帮忙的。记得我们家当时在长江边有一幢很大的房子。

陈：房子后来不是被收走了么？

刘：是的，文化大革命时被收走了。

但那时候我大哥刘昌润，他是昆明西南联大学经济的学生。当时父亲要去世了，我妈妈又很年轻。虽然大姐出嫁了，家里还有6个弟弟妹妹。我大哥回来参加父亲的葬礼后就没有回学校去了，家里事情太多，他就退学了。

陈：那是哪一年？西南联大是抗战之后才迁到昆明去的，估计是1943年，你大哥从西南联大退学后，就留在武汉接手了家族生意了？

刘：是的，我大哥当时学经济学，在商界比较有声望。那时的产业，也做得很好，但是他的婚姻不太美满。最初他在西南联大是有女朋友的，而家里已经给定了亲，是清朝做官的人家。我们后来的嫂嫂比较娇小，在妇联工作过，但是她们没有养育孩子，就在孤儿院抱养了一个孩子，就是刘同喻。

陈：你大哥解放后没有受到政治的批斗么？

刘：还好，原来我家定为资本家，后来定为小业主，家产都被没收了。刘昌泽本来在部队做得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受了影响。

陈：刘聪的爸爸当时去当兵了？

刘：是的，我和刘昌泽去上了大学，再加入了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他当时在海军部队是搞轮机的，但是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他发展受限制而离开了海军。我当时本来在北京同仁医院，却因为组织需要眼科专家，把我调往了部队。据说是李作鹏的旨意，而最初把我从武汉调往北京是万里批的。

二，进入武汉大学

陈：我们回到刚才，您说在基督教的懿训中学念书，然后是考去了武大么？

刘：在基督教的懿训女中， 我就接触了党的组织。当时有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是团员。

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现在我们说的共青团，它分为三个阶段，最早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刘：是的，我是团员，还保留着当时的团员证呢！

陈：哦！您加入青年团的时候大概多大年龄？

刘：才十几岁吧。我当年入团的证明人现在都和我还有联系。

陈：您是在高中加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刘：是的，那还是解放前，要不然我怎么能享受离休待遇呢？

陈：那是当时有老师把您发展为青年团团员么？

刘：发展我入团的有两个介绍人，一个叫杨梅芬，现在在大连。

陈：她们年龄比你大吧？

刘：应该也差不多，都是同学。还有一个叫卢冠群，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工作。我妹妹还知道卢冠群在武大，但是之前没有告诉我。这次回去也错过机会，没有见到。后来卢冠群特地给我打了电话。

陈：您是从懿训女中考上武大的么？

刘：是的，毕业后，一解放，我就考上了武大。

陈：您等于中学时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了，那您是解放后才暴露身份么？

刘：组织上会查的，包括入党时，他们都有资料什么时候入的团。这些证明我都有，我在本子上都还记载了这些。我入党是1956年3月在武汉大学。

陈：您不是1949年就考上武大了么？

刘：是的，但是入党是1956年3月，因为有一个预备期，真正批复下来是这个时候。1959年我就到了同仁医院眼科，一到那里就做了住院总医生。跟你说，我还在汉口的协和医院工作过。我同时期的主任还在那里呢，我都还联系过。

陈：等于您从武汉大学一毕业就先到了同济医院？

刘：那时候叫中南同济医学院，因为上海的同济医院一部分搬到了这里，叫上海同济医院。当时很有名的留德外科医生裘法祖就是我们的老师 。

陈：您说的武汉大学医学院就是这个学校么？

刘：武汉大学医学院其实就是中南同济大学医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把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到上海的同济医学院改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现在汉口不是还有协和医学院么？就是那个底子。因为合并了。

陈：这两个医院曾经都是基督教会办的医学院，同济医院是德国的，协和医院是英美人办的。一直到今天，裘法祖的弟子基本是留学德国的。

刘：是的，当时国家还包分配，我们同学还有去西藏、新疆工作的，要服从分配。

陈：您在武汉大学学医一共学了多长时间？

刘：我们在武汉大学学医有六年半，时间算是比较长的，虽然专业是眼科，但是所有的专业都要学了才能学眼科。

陈：你们当时学得很扎实吧。

刘：是的，当时我们的同学吕伟博，后来做了毛主席的保健医生。

陈：那您大学毕业是1956年吧？

刘：是1955年春季，我从武汉医学院毕业。

陈：您毕业后分配到哪里呢？

刘：我毕业后就分配到汉口的同仁医院，一毕业就做了住院总医生。住院总是一个称呼。我带医疗队到洪湖县做血吸虫防治工作。

从武汉到洪湖很远，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要先坐筏子，上岸后得走路，去当地灭钉螺。那时候当地的农民太可怜了，由于血吸虫病吸附在人肠子的管膜上，患病的人都有大肚子，皮肤变黑，有橡皮腿等症状，人的血液循环消化系统都不好。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下地去看病。我自己是学眼科的，可妇女要生小孩也得去接生，真是难为了。那时候冬天收割完很冷，农民们就坐在草垛上赶着牛车走。

三，结识董先生

陈：您是在武汉大学认识的董老师吧？

刘：是的，那时是1949年初，新生入学，要排队报到，我记得从体育场到宿舍，沿着路走上去。老董说他在队伍中就一眼看中了我，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觉得是很有缘分的，但当时他没有来找我，因为我还只是个小毛丫头，而他已经在教工会工作，做党支部书记了。那时候他们的支部就在图书馆那个老房子里。

陈：是樱花大道么？

刘：不是樱花大道，就在图书馆。武大“辰宿列张”，当时他住“辰之斋”第一排房子，我住“宿之斋”，我正好住他楼上。因为他当时看到了我，也留下了我的名字。后来他写信给我，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其实他在苏联也有给我写信，但是放在他弟弟那边，后来文革当中因为担心被抄家，他弟弟就把这些信件都烧掉了，我觉得特别遗憾，特别可惜！

陈： 肯定是您那时长得非常漂亮，所以董老师从人群中一下看上了您。你们就这样开始认识了，当时有学生不能恋爱的规定么？

刘：当时不知道有规定说学生和老师不能恋爱，应该是没有的。老董比我大4岁，我还保留了很多他年轻时的照片。

陈：董老师认不认识范元甄？

刘：好像不认识，范元甄是哪位？

陈：范元甄是中共地下党在武汉大学的领袖，比董老师要大一些，后来在延安她嫁给了李锐，就是给毛泽东做过秘书的那个李锐。你们是1957年结婚的？

刘：是的，我们是1957年8月1日结婚的。

四，医疗领域的成就

陈：下面我们说一下您在医疗领域的成就吧。董老师说过，您在医学领域是非常有成就的。听说您有很多发明？

刘：是的，我发明了立体视觉检查图。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次要的，主要在于对待病人。我作为医生的座右铭是“救死扶伤，实现革命的人道主义”。当时我们学医是所有的科目和医学知识都要学。然后也要分科，我选的是小儿科，但是分配的时候我到了眼科，那时都是服从分配，于是我做了眼科大夫。在汉口的同仁医院就专注眼科。所以我一离开医学院就进入了眼科领域。毕业后就分到了汉口同仁医院。

陈：后来您升到这么高的职位，还是做了很多贡献吧？

刘：是的，当时做了很多社会工作，我们做过苏联展览馆专家的医疗保健；主席说“送瘟神”，我带了一个医疗队到洪湖去治疗血吸虫病。洪湖没有什么陆地，都是水田，沼泽地，鱼多、虾多，十年九不收，收割之后，当时有俗话说“狗都不吃糯米粥”。我当时就带这个医疗队。

陈：我看科研成果有两项和您有关系：一个是双眼视觉检查图查双眼不等视的研制和试用；还有一个是睫状体大黑色素细胞瘤切除，保留了眼球和部分视力。

刘：是的，这例手术是需要把眼球打开的，非常复杂。

陈：还有一例视神经的幼年纤维性星型细胞瘤；

刘：对，这就是我的文章，我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署名的。

陈：还有一例《上皮植入性虹膜囊肿的治疗研究》。从这些资料看，您的成果很多。还有《晶体密度客观测量方法的研究和使用》、《双眼影像不等检查图》、《海军视觉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系统论证》，《立体视觉检查图在全国的推广和运用》。真是不少！海军部队把您评为文职三级是有道理的。

您的又一项目“视神经的幼年纤维性星型细胞瘤摘除术”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进步奖， 还有一个荣誉证书是获得海军荣誉三等奖“做眼睑巨大分裂痣切除成形术”。我看这里有一个叫“海军视觉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系统论证”，也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颁发的军队科学进步奖三等奖。

陈：您在军队中属于文职三级，大体相当于正师级别吧？

刘：正师职是肯定的，可能是副军级。

陈：您住的这个休干所房子是师级以上干部才能入住吧？

刘：是的，有些年纪大了，今后子女就继承了。

刘：这是我在军舰上拍的照片，我们要下连队巡回医疗，我还上过潜艇。

陈：您是哪一年调到海军总医院的？

刘：我是1971年调到海军总医院工作的，当时是李作鹏下的调令，从地方医院加强海军医疗力量，就把我从北京同仁医院调到海军总医院。当时还有一位主任从北京友谊医院调到了301医院，我们一过去就成了现役军人。

陈：您在北京同仁医院工作了多少年？

刘：工作了至少十年。

陈：您等于60年代初期就来了北京？

刘：是的，当时老董在苏联给孙冶方做翻译，孙冶方回北京后，就将老董从武大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们全家就一起到了北京。是当时的北京市长万里签字过来的。到北京我有两个医院可以选择，北京的同仁医院和协和医院，我觉得当时同仁医院的眼科比协和医院要更好，就选了同仁医院。

陈：同仁医院的前身是教会医院么？

刘：好像是。

陈：您在同仁医院就是主任么？

刘：是的，我在北京同仁就是主任了，因为当时有一个部队的医生在我们这里进修，我带他。回去后他汇报给组织，说我的技术如何如何好，组织就决定把我调到海军，说是加强部队医疗建设。当时海军的外科医生都没有做到跟随潜艇出海做随军医生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当时我手下所有的医生，很多都是海军领导的子女。医院里的其他科室都不愿意去，按我们业内的说法：“金眼科银外科欢欢喜喜妇产科”，大家都涌到眼科来，所以我手下的医生好多都是干部子弟。

陈：他们为什么喜欢眼科呢？

刘：你别看不起眼科，因为眼睛的神经直通大脑，眼部的六条肌肉神经，像马的缰绳一样，可使眼球向各方面转动， 通向大脑机关特别复杂，是最为敏感的。视神经是结构非常精密，做视神经手术非常危险，做不好可能会导致失明，因此这个手术做好非常难得。我把自己掌握的这些技术毫无保留的教给下级医生，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医生，他们一直到现在与我还有密切的联系。

五，回忆董先生

刘：老董很爱护我，把我当做小妹妹这般的感情。我们认识后，他带我去看他家看他爸爸妈妈。我们两人的家都在汉口。他是宁波人，但是父母是在三北轮船公司做襄理，是外资企业。

陈：那他家也算是有钱人家。

刘：他妈妈那边很富有，爸爸这边没有什么钱，但是他父亲读古书，弹古琴，是一位非常有教养有学问的人。母亲娱乐偶尔是打打麻将。

陈：他父母亲会说武汉话吗？

刘：会的，宁波武汉话。他们有四兄弟，两姐妹，他是老二，六姊妹，算是大家庭。

陈：像这样的家庭，他是怎么参加共产党的呢？

刘：他当时在武大，解放前一年也参加了共产党，做了教工会的书记。他其实参加工作比我还早一些，但是后来却没有享受到离休待遇，可能中科院没有。

陈：不过他的待遇已经很高了吧。

刘：他的名誉待遇很高，但是经济待遇并不高。

陈：他的待遇可能还没有你高？

刘：是的，后来给我定了军队的文职三级，我的待遇就比他还高了。

刘：那时候一家人住的房子，在燕京饭店后面的三里河那边，当时我们有两间大房一间小房，爷爷奶奶都还在，姓杜的一家人就住在我们的小房里。

陈：是的，那个房子我去过好多次，有印象。

陈：严格来说孙冶方下面就是两条线，一条是董辅礽，一条是刘国光。刘国光后来得势，当了院长。

刘：其实孙冶方对刘国光也是一般，他到处拜会， 才当上了院长。

陈：是啊，刘国光不仅得了这个位置，还整董老师。

刘：他想整但是整不到，因为老董这个人要求严格，为人谨慎，他没有什么可以被人说的。

陈：是的，后来有人造谣说董老师打了顾准。

刘：记得有人问过我，董老师在文革时期打过人没有，我说他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连朋友亲戚小孩都不会去批评，怎么可能去打人呢？他也不是自己要出名，社会上弄出来的。所以董老师也不会理会这些事情，也不会告诉我这些，只是偶尔和老杜聊聊。老杜当时住在我们三里河的小房子里，还有他的岳父岳母。那时房子都挤得满满的，但是大家都很团结，社会风气非常好，夜不闭户，那么小的地方，还养鸡。

陈：后来房子拆了之后，你们才搬到了亚运村那边去吧。

刘：是的。1971年我从同仁医院调到海军总医院时我正在开眼科开党小组会，领导来告诉我：“你调到海军总医院了”。 要我立即去报到。当时老董在外出差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回来之后，很惊讶，说：你怎么当兵了？

陈：他不喜欢？

刘：是的，他不喜欢，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组织上安排了只能听从。那天还下着大雨，马上就要去报道，是1971年，这都几十年了。

陈：您当兵那一年刚好林彪事件发生了。

刘：是的，我记得是李作鹏签署的命令把我调过去的

陈：他后来也被划为“林彪死党”，他是四野的。

刘：就是啊，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复杂的。

陈：董老师是五十年代初去苏联留学的？

刘：是的，解放初。

陈：他在苏联呆了多久？

刘：四年，中途没有回来过，当时他是和刘国光，还有音乐界的大指挥家李德伦一起出去的。

陈：当时是国家培养的骨干才被送出去的吧？

刘：是的，那时候党认为优秀的就送出去，刘国光，刘鸿儒也是那时陆续出去到苏联。

陈：那欣年比我还要大一些。

刘：欣年是1959年出生的属猪 。生欣年时，我还在汉口协和医院病房里，老董还给我带了一个特别大的苹果，就一个红苹果，那时候还是很高兴的。

陈：董老师估计应该是1953年出去的。

刘：是的，他是1953年到苏联莫斯科入苏联国立经济学学院学习。1957年毕业获副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很喜欢他，他在外面也不惹事情，也没有交女朋友 。

刘：那时候他回来就只有一件政府发的大衣。

陈：我看过凤凰卫视的一个纪录片，专门讲述当年留苏学生的。特别提到当时国家非常困难，但是对每个留学生都发皮鞋和呢子大衣，因为是代表国家的脸面，怕出去被别人瞧不起。

六，关于精神信仰

陈：最后一个问题，在基督教的教会读初中和高中对您人生的价值观有没有影响？

刘：有，我的父母和董老师的父母都是信教的，当然他们信的是佛教。但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佛教的教义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做善事，以前的既往不咎，不是把人一棒子打死，所有的教义都是劝人行善。

我对宗教没有研究，但是基督教有时彼此之间还会打仗，耶稣那么好的人为什么还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觉得真正好的是佛教，是释迦摩尼，他在菩提树下修道成佛，我在日本还买到一个菩提子的手镯。我们中国很有学问的人也都崇尚这些，比如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也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我想无论是什么教义，劝人为善的都是好的。

陈：今年您八十多岁了，有宗教信仰么?

刘：我还是信佛，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念经，念几遍我就睡着了。

陈：您妈妈是背《金刚经》，您记得下来么？

刘：《金刚经》还挺长的，5000多字，背不下来，但是我从小听她念，还是会念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所以我是倾向于信佛教的。您看这上写着的。

陈：“佛学无涯，于己静也，于人善也，于世和也”，这是董老师写的，我那天看到也非常感动

刘：非常洗涤人心灵。

陈：是的，不仅如此，我觉得董老师是地下党出生，受无神论思想教育这么多年，但还是有宗教情怀的，特别是在晚年。

刘：您看这个，我刚开始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看了很多马克思的书。马克思的夫人叫燕妮，燕妮夫人和马克思的感情是纯真的，他们整个家族都非常好，所以共产党的信仰本来是非常纯洁的。但是搅来搅去被贪官污吏给弄污浊了，他们并不是有这种信仰。而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是好的，有普度众生的意味。

陈：董老师写这段话是哪一年？

刘：是甲申年，在美国治病的时候写下的。

陈：当时他写这段话和您有所交流吗？为什么突然写下这些话呢？

刘：当时他拿着纸就写了，他给欣年也提了字。

陈：是“守身为大”么？

刘：不是，也是要求自己的四个字。

刘：我是没有见到人家讲什么，老董总是在旁边陪斗、陪整的。

陈：他写《守身为大》就写了这段，董老师对我说过，他说批斗于光远时，于光远就和人拍着桌子干。他告诉过我，于光远的这种态度对他影响很大，他觉得人就应该这样，要有原则，立场坚定，没有什么可怕的。

刘：是的，于光远的性格很坚定，他是不怕的，当时把他关在牢里，他还一直在写东西，出了很多作品。

陈：您说的是孙冶方吧？

刘：是的，是孙冶方，他就住我们楼上，是宁波人，他太太也是，和老董彼此很谈得来。

陈：我当年陷入危难之时，董老师特别托人带给我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孙冶方在牢里关押时，只能吃到发霉的馒头，但是，他为了活下去，把发霉的馒头瓣碎，一点一点的咽下去。董老师是勉励我要坚强。

刘：孙冶方也有一个基金会。

陈：是的。现在在基金会主事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他叫武克钢。孙冶方本来姓薛，不姓孙，他和另外一个经济学家薛暮桥是远房亲戚。我当年在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工作时，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党委书记叫武庭瑞，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武书记的夫人，名薛禹润，非常有风度的一位女性，她就是孙冶方的侄女。我说的武克刚，现在是云南红酒的董事长，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他就是武庭瑞的儿子，武克钢现在是孙冶方基金会的一个重要角色。

刘：听说孙冶方的基金会也有些困难？资金力量怎么样？

陈：他们基金会资金并不困难，现在基金会的理事长是李剑阁，按照他的影响力，筹钱不是问题。

刘：孙不像董老师这样有这么多学生，老董这帮学生力量很强。

陈：在中国带学生的导师很多，成千上万，但是有几位能像董老师这样呢？还是董老师的人格感动了大家。董老师和这些董门弟子，形成当下中国经济学界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甚至可以称为“董辅礽现象”。董老师走了这么多年，但是他的弟子依然非常团结的聚在一起，怀念先生，宣传先生，为先生的经济思想而奔走，为先生的基金会而努力。

为什么？我常常想，为什么能这样？还是先生高尚的人格在感召着我们，这些董门弟子对先生的怀念，是对先生人格的尊重，是对先生品格的崇尚。

刘：是的，他从来不贪钱，像有学生要送股票给他，他都从来不要，也从来不说，我们都是没有股票的。后来学生也都不说了，怕他拒绝。

陈：古人认为老师就是为人师表，董老师就是我们这些弟子的楷模，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两家在一起过了六个春节，我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您们，真的是令我们受感动。就是春节期间给他送个红包，他都要退回来。说：这不能要！我记得那时陈实还很小，董老师抚摸着他的头说，以后长大了，来读我的博士。可惜董老师走的太早，否则我们家两代人都是董门弟子了。

刘：是呀，从1992年开始，到1997年，都是我们两家在一起过年。那时欣中欣年都去了美国，老董喜欢你们一家人，还有你的父母。昆明，深圳，厦门，上海，海南，汕头。我现在还保留着当年你在“湘鄂情”给我们写的纸条。真是值得回忆。

陈寅恪：见证洪水的预言家

                       文：刘仲敬

陈寅恪以其生命见证了无产化的进程，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反动的阶级立场构成了他全部生命和学术的源头活水。

陈寅恪（1890-1969）身为维新领袖陈宝箴（1831-1900，1895-1898年间任湖南巡抚，锐意革新，兴利除弊。戊戌政变后被罢黜，永不叙用）之孙、诗坛领袖陈三立（1853-1937，清末诗坛领袖，《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的“及时雨”。早年辅助其父在湖南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一同被革职，后曾参与谋建南浔铁路，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著有《散原精舍诗文集》）之子，家学无需解释。清末民初的新派士大夫视野的广阔和甄别的精当，是他们的前辈和后辈无法比拟的。他们的前辈局限于东亚一隅之地，对欧洲、内亚和印度的广大世界缺乏了解渠道。后辈的渠道虽然更多，却在解构性的负典误导之下，自己把自己封闭和扭曲起来。陈寅恪十四岁（1904）东渡日本，1910年游学欧洲，历经洪堡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哈佛大学。他以读书为爱好和乐趣，对社交和娱乐非常淡漠，利用时间的机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涉猎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任何学府的正常课目。在此期间曾经见过他的未来学术权威为数不少，无不对他的渊博感到敬畏。他掌握十几种印欧语言和内亚语言①，却没有拿过一张文凭，因为任何学校课程必然包括若干机械和重复的内容，足以占用他消耗在有趣和重要内容上的时间。博雅教育本质上属于贵族和绅士，时间是他们唯一的约束条件。无产者牺牲廉价的时间，购买高价的文凭。绅士牺牲昂贵的时间，只会为了满足真正的的兴趣和解决真正的问题。涉猎和熏陶的有机效果，无论采用任何测量标准都会挂一漏万、取伪弃真，只有孔子和苏格拉底式的个人鉴定才是唯一可靠的标准，然而这样的标准本来就不可能机构化标准化常态化。规范化的教育机构只能培养中上之资的官吏或技术员，不可能培养真正的知识分子。原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存在，只能是阶级地位和个人天资的幸运结合。前者来自祖先的遗德，后者源于上帝的恩惠。无产阶级企图通过教育改变阶级地位，通常的结果反而是降低了教育机构的阶级地位。陈寅恪以其生命见证了无产化的进程，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反动的阶级立场构成了他全部生命和学术的源头活水。无产者的学术只是打工者为别人收集整理的材料，自然既不知道材料的用途，也不关心各种材料的内在联系和冲突。科举英雄不重视效法孔子，只重视工整的书法和正确的格式，原因同样在于阶级，同一部《论语》在骑士的子孙和官吏的候选人眼中自然不可能有同样的意义。马克思所谓的异化就是指生命和工作的分离，本质上就是无产化的对应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看到陈寅恪惊人的成就，却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在最核心的原因面前退缩，口是心非地赞美他渊博的知识，仿佛要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美国硬盘存储技术的发展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完全清楚真正的学术必然有阶级性，而且阶级性必然是反动的，反倒能够怀着敌人对敌人的敬佩，正确地理解和评价陈寅恪。

1、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先生对历史语言学下过功夫。于汉语文之外，还通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蒙文、满文、新疆的现代语言和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二十几种语言。这就使先生治史有左右逢源之乐。”

季羡林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

陈寅恪的弟子王永兴说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

1904年留学日本时合影。左起：陈隆恪、陈寅恪、陈衡恪。

陈寅恪不是科班意义上的史学家，不仅因为他什么文凭都没有，尤其因为他于学无所不窥，常怀卧龙之心。科班意义上的史学对他只是众多工具当中的一种，从来不是他真正的目标。无产阶级学者看到他渊博的学识，觉得这是自己几辈子都修不到的巨大成功，陈寅恪自己却以为自己是失败者，因为他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初衷，而且因为自己越来越聪明和清醒，越到晚年越明白这些目的注定不可能成功。他的历史理解力和现实格局感相互为用，古典今典互用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如果影射史学是一个中性词，他的著作就是影射史学的极品。天真的群众往往用史料做鉴别影射的标准，其实相当于热爱毛主席而反对红卫兵。所有问题都是争议问题，没有争议的地方就没有问题。争议问题肯定有相互矛盾的材料，同样的材料也可以向不同的方向解读。选择和解读如果能够证明什么，主要也是证明了当事人的立场和价值观。范文澜能够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并不妨碍他先选择立场再找材料。他论证曾国藩属于汉奸刽子手的方法，完全可以证明任何人属于任何类别，包括貌似完全相反的类别，而且连材料都不用换。读者不妨用同样手段论证一下，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办企业的活动①属于：a，汉奸；b，抗日；c，革命；d，爱国。如果有人连这道题都做不下来，无论活到多大的岁数，在没有保姆照顾的情况，都不太适合出门打酱油。陈寅恪“无一句无典故”，却不是带着立场找问题，虽然他全身上下都是立场，而是像阿列克赛皇太子（俄皇彼得一世的儿子）化装逃跑，改了身份却改不了给小费太多的习惯。搜集材料是低技术，除了时间和资格什么都不需要。逆向解读的技术也只算中低水平，大多数专栏作家都不成问题。格局性质的整合主要是检验哲学水准，陈在这方面并不是最得心应手的。如何在貌似杂乱无章的材料和貌似有路可走的死胡同当中厘清线索的福尔摩斯式本领，才是陈最擅长也最得意的绝活。他给中古史留下的遗产最多，但后人主要是拉着他的线索摘路边的玉米，并不懂得他的线索是从哪儿来的。

1、1942年，郁达夫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雅公务镇，化名赵廉，在这里开办了一家“赵豫记酒厂”，还在日本宪兵部当翻译。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1963 年1版1印)

陈年轻时对华夏文化的看法，类似诸葛孔明对汉朝；晚年阅历学识渐长，变得类似波提伊乌斯（Anicius ManliusSeverinus Boethius，约480-524，罗马晚期哲学家，出身望族，三代出任罗马执政官，523年被东哥特王Theodoric以叛国罪下狱，次年被秘密处死。在狱中写下《哲学的慰藉》，以与哲学女神对白及诗歌的形式描述自己的际遇，反思世俗幸福之不可靠，认为最高的幸福和至善在于上帝）对罗马。他如果没有接触西方学术和内亚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很可能走上劳乃宣（1843-1921，刑律家、汉语拼音先驱，清末曾任宪政编查馆参议、江宁提学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辛亥后成为遗老，据溥仪回忆，他曾提议争取与德国皇室联姻，换取德国支持复辟）或郑孝胥（1860-1938，清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广西边防大臣、安徽按察使、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辛亥后成为遗老，1932年任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同时也是诗坛魁杰）的道路。他的华夏不是孔子的诸夏，而是《白虎通》的三纲，因此他虽然并不愚忠大清，终究不可能划清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的界限。三纲六纪是东亚文明或宋型社会构建共同体的核心规则，没有共同体的儒家注定会沦为其他共同体的装饰品①。陈非常清楚实用伦理学和实用政治学的层次都不高，远不能比肩希腊、印度和欧洲②，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级文化的烟花终究来自基础共同体的燃料。罗马乡愚就是希腊文化的最后载体，最初的载体已经燃烧殆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哲人研究希腊文化，还能算希腊么？孕育孔子的周礼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三纲六纪的共同体已经为东亚扮演了罗马的角色。大清的灭亡拆毁了三纲六纪的核心部分，残余的部分还能自我维持多久呢？他如果像梁漱溟一样没有见过世面，或许也会周旋于各种冒充牧羊犬的恶狼之间，指望他们复兴羊群（依靠韩复榘推行乡村建设，参与发起民盟，参加政协）。梁漱溟的中、西、印三种取向之说（“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实际上就相当于“中医长于内科、西医长于外科”的文化版。任何诚实而称职的医生都会告诉你，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说法应该是：“中医没有外科，假装或真正看不见西医也有内科”。陈能够看到土鳖看不到，看到的人又不敢说出口的可怕事实：即使在西方征服的非西方文明当中，东亚文明都处在更加弱势的地位。埃及或印尼的穆斯林虽然交出了政治上的统治权，三纲六纪的伊斯兰对应物仍然在信徒的家庭和社区当中活着。大清遗民却处在法老埃及的位置，社区的灭亡只是比政治秩序瓦解慢了一步。“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③翻译成常人的语言，就是说三纲六纪共同体的崩溃分两个阶段：从大清的灭亡到民国的灭亡，对应于崩溃从政治上层深入社区基层。“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④

1、《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2、《吴宓日记》1919年12月14日：“午，陈寅恪来，所谈甚多……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

3、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先生生前自谓‘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今竟不幸言中，真令人欲哭无泪。”

4、《寒柳堂集·读吴其昌撰<</span>梁启超传>书后》：“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

1939年秋陈寅恪全家在香港

这种历史解读实际上跟共产主义者的解读同构，只是立场恰好相反，翻译出来大致是这个意思：政治秩序是社区秩序的延伸和升级，不能脱离基础共同体而长期存在。你不可能引进西方的上层建筑，同时保存三纲五伦的基础共同体。如果你想同时维护三民五权的政治秩序和四维八德的社区秩序，你就注定会变成自相矛盾和软弱无力的角色。基督教传教士不是自相矛盾的角色。他们要首先建立基督教社区，柔性替代三纲五伦社区。这样的基础共同体或许会产生华盛顿的共和国，或许会产生佛朗哥的威权政体，但是不会产生大清或苏联的副本。如果佛朗哥来到三纲六纪共同体，就会变成蒋介石和吴庭艳。如果华盛顿来到三纲六纪共同体，就会变成戈登将军（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骑士精神在殖民时代的道成肉身。他曾助李鸿章攻克苏州，因李背信杀降而与其闹翻；在苏丹总督任上，曾“单刀赴会”，与敌方谈判；马赫迪暴乱时，他优先疏散妇孺，自己力战至死）。共产主义者根据以上的认知得出结论：只有彻底消灭旧社会的基础共同体，革命的任务才能完成，从政治革命经社会革命到文化革命，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必要性。他们唯一的问题在于，像马克思和苏联一样，说不清替代旧社会的新社会是什么，因为谁都无法用解构理论完成建构任务。如果你运用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方法，排除其他一切可能以后，仅存的可能性无论看上去多么荒谬，都会是问题的正确答案，那么他们的目的就只有一种解释。他们已经以另一种方式看清宗教领袖其实是正确的，世界注定充满罪恶和苦难，但是他们不愿接受彼岸的拯救或涅槃的解脱，宁愿同时毁灭自己和世界，从而一劳永逸地结束所有罪恶和苦难。由于人人都是肉体凡胎，接受真理及其解放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只能用“新社会”和“新人”这样的统战词汇，欺骗自己和世界。陈相信他的共同体已经注定完蛋，因此越来越绝望。别人没有逃走，是因为没有看清共产主义者。他没有逃走，是因为破罐破摔。他从大清灭亡以后就已经是流亡者了，“帝国之民”去哪儿都是流亡。他累了，宁愿坐以待毙。

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文

遗民的人生目标就是等死，等死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其实对他并不重要。王国维觉得，辛亥那年就该去死①。他觉得，王国维自沉的时候就该一起去死。“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②他把著作称为心史③，翻译成网络时代的语言就是吐槽。他的中古研究依靠种族、文化、阶级三把解剖刀，实际上就是从世界史的高度看东亚一隅之地。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陈的中古史框架，因为他们从相反的角度重视阶级。他对东亚种族文化复杂性的洞见，于今已成绝响。吴语与洛音，侨姓与吴姓，楚与蛮，佛与胡，北朝种姓与世家，蛮夷与藩镇，内亚国际体系笼罩下的唐室政争……只有极其熟悉西方历史视界和内亚历史沿革的人，才能产生这些洞见。这样的人在西方、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都不太缺乏，在汉语世界却是凤毛麟角。后者愿意承认自己在西方面前犹如井底之蛙，已经很不容易；再要承认内亚的世界远比东亚的世界广阔，实在是太过分了；最后还要承认东亚内部的多元性和汉字纪录的误导性，差不多等于强迫抄写员做印刷工人。

1、王国维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

2、《挽王静安先生》（1927年6月）：“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3、《广州赠别蒋秉南》之二（1953年9月）：“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这些洞见的背后，还隐藏着陈对现代世界体系近乎悲凉的理解。他谈论李怀光背叛唐室①，涉及朔方军和神策军的待遇问题，揭开了唐室幕布掩盖下的多种财政体系和种族结构。这个帝国不像一个state，更不可能是一个nation，而是一个类似神圣罗马帝国或英印帝国的多邦复合体。背后的问题意识来自张学良的西安事变，涉及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的待遇问题，揭开了中华民国虚名掩盖的复杂结构。流亡的东北军失去了日本朝鲜奉天货币联盟的慷慨供养，不能满足于中央军吝啬和零碎的资助，幻想分润西北军和红军源远流长的卢布。中央银行－公债体系从上海租界吸取的资金流，犹如淮南－宣武（淮南节度使-唐宣宗、唐武宗）体系从江南抽取的养料，沿着日益艰险的人工水道西行，无力滋补遥远的朔方。典故和隐喻是古老的信息压缩技术，古典和今典的重叠是要让读者领会作者不愿公开释放的信息。博尔赫斯笔下的德国间谍通过谋杀，将军事行动目标的名字送上了远方的报纸（《交叉小径的花园》），使用的技术就是陈寅恪这一种。陈一生的轨迹和东亚历史的轨迹高度重合，很少忘记在重要的节点释放诸如此类的信息。蒋介石联苏抗日，使他预见到宋徽宗联金抗辽的下场即将重演②。他谈论“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③，实际上是要让读者自己想到“民国亡于共产党，祸基于满蒙”。他谈论钱谦益和柳如是，实际上是在倾泻他对自己和同时代贰臣群体的感慨。他谴责钱谦益迟疑怯懦，没有听从诙谐勇敢的妻子，实际上是想减轻自己的愧疚，因为他在1949年没有听取妻子的主张④。所有这些著作都谈不上客观中立，论体例更不符合学术规范，但它们比历史研究更重要，因为它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能否预见未来，对他不是问题，因为他已经多次预见未来，但预见没有给他带来希望，因为产生他的社会终将被历史抹去。

1、西安事变之后，陈寅恪写下《论李怀光之叛》：“唐代朱泚之乱，李怀光以赴难之功臣忽变为通贼之叛将。自来论者皆归咎于卢杞之如觐，遂启其疑怨，有以致之，是固然矣；而与神策军与朔方军粮赐之不均一事则未甚注意。”

2、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陈寅恪作《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幺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hhh1951年，中共外交“一边倒”，陈寅恪写下《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3、《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呜呼！世之读史者倘亦有感于斯言欤？”

4、钱穆《师友杂忆·十五、新亚书院》：“及共军渡江，上海战事日紧，政府大部分机关已迁至广州……又一日，余特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询其此下之行止。适是日寅恪因事赴城，未获晤面，仅与其夫人小谈即别。后闻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粤，言辞争执，其夫人即一人独自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龙车站，坚邀其返。余闻此，乃知寅恪决意不离大陆，百忙中未再往访，遂与寅恪失此一面之缘。今闻寅恪因红卫兵之扰，竟作古人。每一念及，怅恨无已。”

《题与晓莹结婚廿三年纪念日合影，时辛卯秋，寄寓广州也》（1951年）：“短檐高屋总违时，相逐南飞绕一枝。照面共惊三世改，齐眉微惜十年迟。买山巢许宁能隐，浮海宣尼未易师。赖得黄花慰愁寂，秋来犹作艳阳姿。”

《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河东君及牧斋之性格，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又：“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然河东君仍留居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为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较之牧斋之心灰意冷大有区别。钱柳二人之性格不同，即此一端，足以窥见矣。……（牧斋）有“逢人每道君休矣，顾影还呼汝谓何”一联，意谓时人尽知牧斋以为明室复兴实已绝望，而河东君尚不如是之颓唐。……斯乃《投笔》一集之总结，愈觉可哀也。”

陈寅恪、唐筼夫妇之墓

                                              关于企业家的精神价值问题

                                                               —— 在贵州的一次演讲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贵州的企业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主题是企业家的精神价值问题。

        我也做过企业，一家金融公司。离开这个企业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现在的很多研究，包括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在原来这个轨道上。社会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但是我想中国办企业的很多相关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想在这个层面上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那天贵州长通公司的张辉老总跟我说，陈老师你从北京到我们贵州来，关注石门坎，为石门坎做公益，我们贵州人更应该为石门坎做点什么。我觉得他的这个表述挺好的。我非常期待贵州的企业家关注石门坎，关注苗族的儿童教育事业。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石门坎的概念，这是发生在你们贵州的事情。

      前天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演讲的时候，一上来就毫不客气的批评贵州省的博物馆。

      我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城市，首先去看这个城市，或者这个省的博物馆，一个城市的博物馆往往是了解一个地域的文化和历史的一把钥匙。但是，毫不客气的说，贵州博物馆我看了以后感到非常失望！这个博物馆之差，之乱，恐怕在全国都要排在倒数一二。

      当然，我对贵州博物馆的不满，还不是他的乱，而是他们对待贵州历史的一种叙事态度。

      这些年我经常来贵州，和张坦，罗世鸿这些贵州的学者接触，他们给了我很多关于贵州的信息，特别是关于贵州的文化，贵州的历史。的确，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文化非常丰富多元。 前不久，我听过学者阿城的一场学术报告，他讲“河图洛书”，讲的非常好！令我吃惊的是，阿城的结论，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符号“河图洛书”的遗迹，竟然藏在贵州古老的苗人服饰里！也就是说，苗族人的服饰图案，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密码。

        贵州省博物馆令人非常失望，这些做博物馆的人，根本就没有用心，没有历史感。的确，我看到，博物馆中心最大的面积，不是在展览文物，而是开了一家商店，在那里卖一些粗糙的仿制 纪念品。我就在想，我们应该怎么去记录历史，怎么去述说历史？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石门坎是贵州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南文化高地”，但是在贵州省博物馆，没有任何记录的，哪怕一星半点都找不到 ！

       石门坎是在威宁县最边远的一个乡，石门坎再往前走一点点就是云南的彝良和云南的昭通。我在写文章的时候说，贵州是中国的边缘，毕节是贵州的边缘，威宁是毕节的边缘，石门坎是威宁的边缘，就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什么地方。以前在历史上人们形容那个地方叫“拉屎都不长蛆”，你想那个地方贫瘠之落后。

     但是，就是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在1904年有一个英国传教士，伯格理的牧师，到了这个地方。他给这个地方带来两种东西，一个是信仰，传播基督教。一个是教育，在这里办学校，提高这个地方居民的文明和文化水平。伯格理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从1905年开始，就和这些苗族人的精英，和一部分熟悉苗人的汉人的精英，在一起发明了文字，叫“大花苗文”，因为那个地方的苗族叫大花苗。他们在历史上是没有文字的，伯格理去了以后，做了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明了大花苗文字，用这个文字翻译了《圣经》，用大花苗的文字和《圣经》去传播一种文化。伯格理以石门坎为中心，在整个乌蒙山区的几十个县建了大概一百多所学校。同时，他用这种花苗文编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在最普通的苗人当中去推广文明，推广文化，使大量的苗族人从此受到了教育。

      教育，文化，信仰，价值观，从此就改变了这个“拉屎都不生蛆”的地方。改变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在40年代，曾经做了一个文化教育的普查，当时在汉人当中每10万人是2.19个大学生，但是在乌蒙山区的苗人当中，每10万人有10个大学生。在这么一个贫瘠的地方，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平，教育的成就，竟然远远超过了汉人！而且他们培养出像吴性纯为代表的医学博士，像朱焕章为代表的教育家，培养了一大批苗族人的社会精英。

       伯格理在1915年的时候死在石门坎，他死的时候大概是51岁，很年轻。为什么死？就是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瘟疫，当时光华小学的很多学生都染上了瘟疫，学校从英国带的这些药非常非常稀少，伯格理把所有的药都用来救学生，而他自己不用这个药，所以他在照顾学生的同时感染上了伤寒，就死在了这个地方。1915年死在这个地方以后，英国的教会不断的有人继承着伯格理的事业，一直在这个地方传播基督教，包括在整个乌蒙山区来传播基督教。所以后来的石门坎被人誉为“中国西南地区文化高地”，乌蒙山区的文化高地。

     我们如果去石门坎，会看到很多当年的遗迹。好比说那个地方建了西南地区的第一个游泳池，有西南地区的第一个足球场，西南地区的第一支足球队是在1912年，1912年中国能够知道足球的人是极少极少的，但是他建了一支足球队。这个地方建了第一个麻风病院，建了第一个邮政所，在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欧洲这些国家，要发一个东西寄到石门坎来，只要写五个字“中国石门坎”，你就可以收到。石门坎当时在世界上竟然有这么高的影响，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为石门坎的小孩准备的衣物，准备的文具和图书运不进去，没有邮政和快递公司能够把这些东西运进去。去年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们为石门乡的高潮小学准备了几百套衣服，围巾，手套，鞋。我们在网上看到小孩手冻裂的一个照片，我们受到震撼，动员我们的志愿者来捐款。我们把东西买好了以后，竟然没有办法能够运进去，但是在一百年前伯格理那个时代，我们只写“中国石门坎收”，这个东西就可以投递到石门坎去。你就可以想象，石门坎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是怎么来的？两条，一条就是基督教文明所带去的价值观和信仰，一条就是通过教育，通过办学校，通过推广教育，通过培养学生，使当地的苗人有了知识，有了文化，所以这个地方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直到今天，我们现在有一个叫石门坎公益事业后援团，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机构，包括这个机构在贵州都有我们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合肥这些城市，包括贵州，我们有一批在关注着石门坎，在支持石门坎的这么一些志愿者，而且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一个活动，就是准备在今年秋季的时候，在北京做一个大型公益活动，叫“向石门坎致敬”。向石门坎致敬，是向谁致敬？除了我刚才讲到的伯格理，朱焕章这些人以外，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志愿者坚持在石门坎这么一个艰苦的地方，贫瘠的地方，为苗族的儿童教育而献身，有一批这样的人。

     我们现在资助了一个重点学校，叫新中小学，在两个苗寨之间，新营和中寨，所以叫“新中小学”。这个小学的校长叫卞淑美，她来自东北，她和她的丈夫，孩子，已经在这个地方坚持支教九年。她的小孩去的时候3岁，今年她的小孩已经12岁。

      石门坎的条件艰苦到什么样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地方是没有水洗澡的，包括我们每次去都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买饮用水，方便面带上，你不可能在那个地方洗澡，即使是刷牙或者是洗脸，都要非常节省的用水，那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水。据说打到地下800米左右都找不到水源，大家知道贵州是一个缺水的省份，但是石门坎这个地方条件更加恶劣。在伯格理那个时代的时候，里面是有一条溪流的，但是这些年采煤矿，已经把这条小溪完全污染掉。那个小溪流出的水是铁锈色，当地乡里干部跟我们说叫“山青水锈”，完全不能饮用，只能靠山顶上有很小很小的水管子，引一点水引到下面来，主要是做饮用水。

     张总你有机会的话，可以组织企业家到现场去看一下。那个地方非常缺水，条件非常艰苦，它的贫穷是令人震撼的。我们走访苗族的寨子，到农民家里去，以前住的都是草棚房子，进去以后眼睛在几分钟之内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是漆黑一片的。我们的眼球有一个能力，叫明适应和暗适应，只有当你的眼球完成了暗适应的过程当中，才能看清楚周围是个什么东西。家里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人鸡猪羊混居，这次去我们到了一个叫新营的苗寨，随便走到一个家里去，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她的丈夫在外地打工，她带着两个小孩在家里，我就借着灯光，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下午快一点钟的时间，我问她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我把她的坛坛罐罐揭开以后，全是空的。我说你吃的饭呢？她说饭在这儿，她指着煤炉子上面一个已经烤糊了的土豆，皮都烤黑了，跟煤球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看了半天才看清楚，原来那不是一颗煤球，而是一颗土豆，她说这就是我的午餐，就吃这个。到了另外一个家里，那个人是一个复员的军人，曾经在外面打过仗，受过伤，他把他的衣服掀开，给我看他背上的伤疤。这个家里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为什么？太脏了。床上黑得不能再黑的被子，他反复要求我坐一下，我就想坐在哪里呢？可以说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别说坐，非常脏的地方，在城里生活的人在心理上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贫穷，非常的贫穷，而且条件极为恶劣，但是在这些地方的人非常朴实，有信仰。包括基督教，一直到今天都还在这个地方传播。

     我给大家讲石门坎的故事，就是讲发生在你们贵州的这么一个故事，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最开始在伯格理去以前，那个地方也是非常贫穷的，但是伯格理把基督教文明带去了以后，使这个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年代以后，当局给石门坎地区扣了两顶帽子，一顶帽子叫“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顶帽子叫“西方间谍渗透基地”，所以这个地方就一直处于政治上“严管”的状态。后来又说60年代蒋介石反攻大陆，将要以这个地方作为空投基地，空投特务来反攻大陆。其实真正到石门坎了以后你才知道，什么空投特务，真正特务到了那里他们连出都出不来，不饿死就困死。完全是在“阶级斗争”的观念之下，编造一个概念，但是，从此这个地方从文化的高地走向了社会边缘。

     我为什么说石门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它是一个典型。假如我们能够把一百年的历史，从历史长河中切一个断面，抽出来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地方，说明什么呢？什么时候我们有信仰，有教育，有文化，有文明，什么时候物质财富就充分，人的生活水准就高。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这种信仰，失去了这种文明，我们就会重新又跌落到一个边缘的状态。石门坎从边缘到高地，从高地重新跌到边缘，这一百年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标本。

     从石门坎再回到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所要讲的企业家的精神价值问题。

      刚才张总说你们这批人在寻找理想，寻找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当财富充足的状态下，我们去一个怎么样方式的生活？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文明概念，是不是要做到和我们的物质财富相匹配？我觉得一个非常深刻了问题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就是我们要去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价值。

     我想在中国这个地方，我们能够面对的东西大概有这么几种。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儒家的文化，我们中国人说实在的，从孔孟开始一直到今天几千年，我们的文化元素里面，可能每个人都有儒家文明的定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佛教，佛教也给我们提供精神价值。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石门坎的这种基督教文明，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林林总总的。但是我觉得当前就精神价值的角度来讲，就中国的精神源泉来讲，我们不可避免的面临这三个。

       在贵州，儒家文化最有影响的人物就是王阳明。又要回到博物馆，在贵州博物馆，包括中国500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宗教史，思想史上，最重要的领袖人物王阳明，在博物馆没有任何对他的描述，这简直不可思议！当年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为了向明朝中央朝廷表示忠心，在贵州修了一条驿道，这条驿道有九个驿站，其中有一个驿站叫龙场驿。王阳明因为得罪了太监刘瑾，把他流放到龙场驿这个地方来，担任龙场驿站的驿丞，

处境是非常悲惨的。不仅仅生活条件极差，而且他还听说刘瑾已经派了大内高手要来杀他，就是要把他从肉体上消灭。在这种状态下，在这种生死压迫之下，王阳明完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精神的飞跃，这个就被称为“龙场顿悟”。龙场顿悟在中国儒家的发展历史上是有极高地位的。为什么有极高地位？因为王阳明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叫“致良知”。其实致良知是儒学发展到宋明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哲学成果，是中国人思想文化当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因为在王阳明之前，中国的儒家的这些大学者，他们最理想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价值追求，都是“得君成道”。什么叫得君成道？“君”就是皇帝。举个例子说，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去实现他的抱负，去推广社会改革，靠的是谁？靠的是皇帝对他的支持。在宋代的时候，皇帝不是一个最终的决策人，真正的权力，对社会治理的权力是在这些首相手上，就是像王安石这些人手上。所以宋代出现了一大批非常璀璨的文人，像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富弼等等。很多很多大文人，大儒家，他们都成为大政治家。他们可以在朝廷去施展抱负。

    所以在宋代的时候，中国的儒家是非常得意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君”而“成道”。这个“道”非常重要，就是抱负。治理天下，把儒家的哲学，儒家的伦理转化成治理天下的这种良策，他得到一个君的赏识就可以了。而王阳明的失败恰恰就在此地，王阳明也曾经想得君成道，但是他所处的明代，皇帝之昏聩远远不能和宋代相比。再加上太监掌权，朝廷乌烟瘴气，所以王阳明悟到“得君成道”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中国的这种思辨哲学和伦理寄托在哪个地方呢？希望何在呢？他发现要从“得君成道”转化成“得民成道”，要把民众武装起来，把民众动员起来，而民众动员起来的最核心的问题，他发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东西，叫良知。所以皇帝不变革没有关系，只要老百姓能够认识到这个国家应该这样做，他有一个良知，有一个价值观，他就可以达到成道这个目的。王阳明是从宋代的“得君成道”转化成明朝的“得民成道”，而“得民成道”的途径就是人要向内心来求，不是外在的去求君，而是内心的来求人。为什么说在贵州的修文出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时代意义是什么？就是这个，他不仅把中国的哲学推向一个高峰，把中国的儒学推向一个高峰，更重要的是他悟到了中国最终能够实现这种社会良性变革的是在人心。所以王阳明是贵州之宝，是中国之宝。日本人崇拜王阳明，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听说日本有一个海军大将，名叫乃木将军，他的一生就在身上挂一个印牌，刻的就是“一生唯崇王阳明”，就写这么几个字。可见王阳明在日本是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在中国，给他的地位是不够的，起码贵州的博物馆都不知道把他写进去。

      儒家最核心的是内在自我的发现，所谓内在的自我发现，发现什么呢？发现人向善的能量是可以无限的，所以儒家说“人皆可成为尧舜”。每个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大家知道尧舜在古代，都是作为最高道德的代表。儒家认为人其实是可以发现自己内在的向善的这种潜能是无限的，所以有本书叫《大学》，《大学》的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家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是止于至善，可以达到最高的状态，叫至善。儒家认为人是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高度。

      我再说一下佛教。

      昨天上午张坦老师带着我去看西普陀寺，今天上午我去黔灵山看弘福寺，我到每个地方都喜欢看一下寺庙，但是恕我直言，请佛祖原谅我！西普罗寺也好，弘福寺也好，就四个字：“俗不可耐”。

     贵阳的弘福寺，应该是清康乾时代由赤松大和尚创建的，是佛教在西南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寺庙，据记载，当年在创建这个寺庙的时候，赤松大和尚请了一个姓周的贵州人，当时任浙江省的学政，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来为弘福寺做序。这个人说，贵州佛教的源泉来自于浙江的天峒山，天峒山是临济宗的一个宗祠，浙江这一带的佛教主要是受到浙江天峒山临济宗的影响，而形成了贵州这一带佛教发展。当时这个人写文章说，天峒山是龙头，黔灵山是龙尾，佛教到贵州这个地方传播，比作一条龙，龙首在浙江临济宗的天峒山，而龙尾就在赤松大和尚这个地方的弘福寺。

      多么富有想象力，多么深厚的历史传承！结果我去一看，找不到能够发现这些历史遗迹的任何一点点东西。水泥的雕塑粗俗不堪的，施工非常粗糙。

     佛家给我们提供一种什么精神资源？

     我们知道，佛教本身并不是我们中国的母体文化，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但是今天的印度，信佛教的人只有总人口的0.7%，而中国有几亿佛教的信徒。就是说一个异族的文明，到了我们国家变成了一个主体文明，为什么？我认为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就是儒家和佛家有很多共通之处，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精神结构上是一致的。

     举例讲，佛家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说每一个众生，每一个普通的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如来，都可以修成佛，都可以达到涅槃境界，都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知道，佛教在印度，是在婆罗门教为主体的背景之下，一场沙门运动的产物。婆罗门教强调种姓制度，把人分成四等。而佛教反婆罗门教义，强调众生平等。

     我们再来看儒家，儒家认为的“人皆可以成为尧舜”，这句话，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翻版，可见佛教和儒家，在精神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儒家跟佛教一样，也是向内求。强调内心价值的发现，儒家认为人可以“止于至善”，这是儒家的最高境界，那么佛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转识成智。如果说你坚持像佛家的修行，可以把知识转化成人生的智慧。这种“转识成智”和儒家的“止于至善”完全是一致的。

     佛教传到中国来了以后，这些具有纯理论性的东西，纯思辨哲学的东西，好比说玄奘的唯识宗，智顗的天台宗很快就灭了亡，但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六祖慧能所创立的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体。为什么？非常简单，就是他提出来“向内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唐“会昌法难”以后，中国佛教的主体渐渐演变成了禅宗，而禅宗和儒家的合流，在宋代出现了“程朱理学”，这是儒家文明的第三次高峰。这个“程”是弟兄两个：程颐、程颢，非常荣幸，跟我是老乡，湖北黄陂人。这兄弟俩，一个创立了心学，一个创立了理学，然后朱熹作为一个集大成者，把程朱理学推向高峰，形成了宋代的新一轮的儒家文明的高峰。这个高峰的出现，是儒家文明和外来的佛教文明---禅宗汇合的结果，所以叫“心学”。心学的出现，把中国的儒家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下面我讲基督文明。我刚才说了，儒家也好，佛家也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发现人内心向善的潜力是无穷的，发现内心的我者，发现我。而基督教文明不一样，基督教信仰的特点是发现一个他者。什么叫发现他者呢？就是基督教文明核心是发现在我之外，有一个全能的上帝，有一个万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存在，就是“上帝”。跟儒学不一样，他是通过发现他者，这个他者和我的内心去结合，产生一种信仰，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结构就是“原罪——救赎”结构。

     大家知道，亚当和夏娃本来在伊甸园里面是很好的，上帝把他们放在那个地方，跟他们说，你们在那里生活，他们生活得非常之好。但是蛇出现了，蛇引诱亚当和夏娃，让他们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他们彼此能够看见对方的身体，然后他们就产生了羞愧之心。等上帝再重新来到伊甸园的时候，发现他们两个都躲到树的背后去了，这个事情就是原罪。当然，这是一个寓言，吃一个果子有什么原罪呢？他是在暗喻，暗喻人违背了上帝对你设计的目标，我明确的告诉你不要吃这个果子，但是你吃的这个果子，你有意识的背离了我对你的设计，这个原罪才可能产生后面的这种救赎的概念。因为罪需要救赎。

      怎么救赎？当上帝发现人离开了上帝所设计的目标的时候，他就开始救赎，首先是向你宣道，告诉你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宣道是给你讲明一个道理，就像我们佛门讲的，他有“佛、法、僧”三个元素。“法”就是道，就是布道，《金刚经》也好，《心经》也好，《大藏经》也好，都是一个法。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布道就是《圣经》。但是告诉了以后，是不是你就能赎罪呢？不见得，还有一个办法，叫审判。即使接受了这个道，还不能按照上帝的意志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怎么办？有一个叫惩罚性公正。这种惩罚性公正就是对你的审判，西方有一个东西叫终极审判，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上帝的选民，但是你死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呢？要通过一关，就是最终审判。最终审判决定了你是否能够成为上帝选民，能够上天堂，这个最终审判被称为惩罚性公正。我还是为了让你回到这个道路上来，但是我不是通过宣道的方式，而是通过审判的方式让你重新回到公正的状态，这就是救赎结构，就是西方基督教的救赎结构，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人重新回到上帝对你设计的状态。

     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们来比较一下，刚才讲到儒家，讲到佛家，他们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行，使你达到一个至善的，或者达到成佛，修成罗汉果的状态，那么潜在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人是可以通过自身来救赎的。儒家所有的伦理，包括我刚才讲到宋、明的程朱理学这些伦理，都是告诉你要达到一个人者的状态。佛家告诉你要通过戒定慧来除掉你的贪嗔痴，使你达到一个涅盘的状态。所有都是通过人自身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救赎，而完成自己心里的革命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认为人自身是不能实现救赎的，谁呢？有一个他者。他们都是发现我者，而基督教是发现一个他者，他说人的救赎的完成必须靠神来完成，人自己是不能完成自身救赎的，只有神才能够完成自身的救赎，所以这个他者的出现非常重要。原罪救赎结构，在这个当中始终有个他者，给你布道的是一个他者，最后给你审判的时候也是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就是一个万能的上帝。

     儒家不是宗教，所以没有戒律，我们再看佛家和基督教的戒律。大家知道宗教最核心的问题是彼岸意识，宗教设定一个彼岸，不是当下，佛教告诉你当下都是不重要的，你将来能够成为神，你修得有罗汉果位，你成为菩提，这个才是重要的。而基督教认为当下是次要的，彼岸才是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成为上帝的选民，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有一个很强的叫“彼岸”的意识，所有彼岸的意识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通过彼岸的这种深深的追求或者恐惧，而约束他在当下的行为。好比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你不能再做，再做会下地狱的。这个地狱在哪里呢，我们都看不到，你能告诉我地狱从哪儿走吗？是坐地铁去，还是坐公共汽车？你根本不知道地狱在哪里，谁也不能描绘一下它是什么样子，但是每个人知道头上三尺有神灵，你如果这样做就会下地狱。为什么呢？因为它给你设计了一个状态，叫六道轮回。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饿鬼道，畜生道，给你设计了六道的状态，他认为人，就根据你在当下的这些行为，决定了你在六道当中是不断循环的状态。如果下一辈子还想头胎做人，就是回到人道，你当下就不能去做坏事。今天为什么牛奶里面都能放三聚氰胺呢？他明明知道三聚氰胺吃了以后，对小孩是很有很大问题的，无异于投毒，是因为这个人不懂得“彼岸”这个概念。假如他知道卖三聚氰胺给其他小孩吃了以后，将来是要下地狱的。这个就是彼岸，所有彼岸的意义都是为了当下。对彼岸的这种追求，决定了你今天当下行为的道德，这就是宗教的意义。

      基督教也是这样，有一个天堂和地狱，有这个划分。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上帝的选民，所谓上帝的选民，就是可以到天堂里面去。上帝的子民，上帝选择你可以进天堂，你要进天堂，你当下的行为非常重要。我们刚才说到戒律，大家知道佛教最基本的戒律是五戒，叫“杀，盗，淫，妄，酒”，就是说修行人有五样东西是不能做的，你不能杀生，不能去偷别人的东西，不能淫乱，不能妄语，不能嗜酒。《西游记》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猪八戒，为什么叫猪八戒呢？是因为他受了八项戒，就叫八戒，如果受十戒的话就叫猪十戒。对普通人来讲，你要去接受佛教，你基本的戒律就是这五戒，叫“杀盗淫妄酒”。基督教是十戒，叫《摩西十诫》。《摩西十诫》比佛教多了五戒，多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研究一下，因为一个宗教的戒律是体现宗教伦理最重要的一把钥匙，你要看这个戒律。他说第一，除我以外，你不能再信其他的上帝。第二条，你不能崇拜偶像，基督教是没有偶像崇拜的。第三条，你不能轻易称呼耶和华的名字，妄称神明。第四条，主日这一天礼拜，安息日，圣日。再往后面基本上差不多了，你不能杀人，不能奸淫，不能偷盗邻居的东西，不能做伪证去占有别人的财物。后面的六戒基本上跟佛门的五戒有共同之处，但是基督教的十戒和佛教的五戒就加了前面这四条，这四条是什么呢？是人神之盟。就是人和神去签订了一个盟约，当人和神签订了盟约以后，你和上帝之间就构建了契约关系。这个契约关系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信。我们说信仰、信仰，首先是信，信是精神的确立，仰是灵魂的皈依，前提是信，你有这种精神的确立，你才可能有灵魂的皈依。所以信仰、信仰，是由信和仰两部分构成的。

    我们第一步要确立的是人神之盟，说到我们企业家，我们企业家都要做生意，做生意就要签合同，签合同就是一个契约关系。但是我们在座的企业家可能都会感到中国人对契约遵守的精神，是远远不如西方人的。就是说当和约比较有利于我的时候，我可能会去履行它，当这个和约对我不利的时候，我会排斥它。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当中少了一个东西，就是少了一个人神结盟。人和人之间的契约，是以人和神的契约作为保障的，假如没有人和神之间的契约，人和人之间的契约是脆弱的。所以西方人对契约的这种承诺和法制的概念，是有一个文明的背景，就是基督教文明背景，强调人和神之间的盟约，这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再简单的做一个总结性的归纳。这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因为我也在学习的阶段。我很重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在西方一个叫马克思韦伯的人写的，我推荐大家可以读一下这本书，并不大，薄薄的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应该说是当代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剧作之一，我们有两个马克思，都是德国人，一个是卡尔马克思，是写《资本论》的，我们的官方意识形态都是在强调这个。这个人的哲学，这个人的思维，是强调要用无产阶级专政，要打破国家机器，然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是主张这个东西的。还有另外一个马克思，叫马克思韦伯，这个人太重要了，但是他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不宣传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太重要了。他重要在什么地方呢？他发现其实资本主义是一种精神气质。

      这本书的名字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是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在全世界影响极大。我们过去所接受的教育，大都是来自于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液。他对资本是持批判态度的。为什么要鼓吹革命呢？是因为资本太坏，资本家太坏，就是你们今天在座的人太坏了，所以老百姓要革命，要造反！马克思所讲的革命也好，阶级斗争也好，都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的理论基础上。生产资料不创造价值，劳动才创造价值，叫“活劳动转移”，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成资本，被资本家剥削了。但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基础跟他恰恰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气质。什么精神气质呢？就是来源于新教的伦理。什么是新教？新教就是两个代表人物，一个叫马丁路德，一个叫加尔文，这两个人在中世纪黑暗的宗教背景之下，基督教其实也是腐败过的。一说基督教，基督教非常崇高，不是重要的，基督教也腐败过。有一个规律，什么东西沦为官方意识形态，它就腐败。好比说儒家的学说在西汉的时候，定儒一尊，就是废除百家，我们只承认儒家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它就腐败了，它就没有生命力。一直到宋明以后才跟禅宗结合，出现了一个高峰，在西汉以后就萎缩了。基督教从公元64年保罗到罗马传教，到公元313年的米兰赦令，这两百多年的时间一直是处于罗马残酷的打击、破坏、屠杀之中，在这个时候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在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残酷的镇压之下生存下来，就是靠道义的力量。但是313年的米兰赦令和391年罗马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后，基督教就开始腐败，一直到中世纪的黑暗。大家知道像这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就是因为提出了和基督教不同的议论就被活活的烤死，基督教的宗教裁判所用炭火烤死的人有6700多，包括像伽利略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被他们烤死的。特别是到了中世纪他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赎罪券，因为那个时候的基督教，他们的教主，他们的领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们在意大利拥有大量的庄园，他们有很多的土地，为什么他有钱？敛财，一个宗教去敛财基本上就完蛋了。那个时候他们发明一种东西就像国库券一样的，叫赎罪券，就是说你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你要想成为一个义人，就拿钱去买那个赎罪券，然后你的罪就被上帝赦免了，你说这不是荒唐吗？跟我们今天佛教的寺庙有一拼。今天我们佛教的寺庙都讲这个，烧头香，一百万，我看烧了头香的贪官照样抓牢里去了，有屁用？

     所以凡是想通过敛财的这种宗教都是有问题，赎罪券，当时罗马推广赎罪券的一个领袖人物讲了一句非常调皮的话“当你的金币掉到钱箱发生叮当一响的一刹那，你的灵魂就升天了”，所以大量的人都去买赎罪券，所以教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花天酒地，就腐败。这个情况一直到16世纪出现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的出现，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因信成义。他说你成为一个义人，在上帝那里成为一个义人，不是花了多少钱去买赎罪券能够解决问题的，是要靠你的信仰，你只有对上帝有坚定的信仰，你信神，一分钱都不花，你不去教堂，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义人。所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最后形成了一个宗派，就叫信义宗，为什么呢？就是因信成义。之后出现的另外一个宗教领袖叫加尔文，加尔文在马丁路德的基础上又提出的一个，就是仅仅“因信称义”还不够，还必须有“善功称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加尔文教认为人在世俗勤奋的劳动和节俭的生活，是一个人去成为上帝义人最重要的途径。加尔文教强调人的最重要的两个美德，第一叫勤奋，第二叫节俭。他认为人如果勤奋，如果节俭，灵魂就会非常纯洁，就可以升到天堂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的义人，这一点是人把这种世俗的劳动变成了一种荣耀上帝的行为。所以宗教改革有一个很大的副产品，他们开始并不是说因为有这么一个主观的意图就形成这么一个结果，不是这样的，宗教改革只是提出了一种伦理价值，但是这种伦理价值大大的推进了人类社会对劳动光荣的认识，对节俭光荣的认识。表面上原始的动力是为了荣耀上帝，但是实际的结果是繁荣了社会，使人间社会得到的繁荣，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的精神。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西方企业家的捐赠，据统计美国一年在7万亿美金左右，我去过美国的很多城市，特别是他们的医院，一些大楼，实验室，基本上都是爱心人士人捐的，比如贵阳有个医院，我进去以后，这个楼叫张钊楼，为什么呢？这个医院是张钊捐建的。下面到那个医院去叫张辉楼，是张辉捐建的。为什么西方人，好比说比尔盖茨这些人，捐赠数量如此之大，财产捐赠如此普遍，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有一个基本理论：有钱人，资本家都是为上帝托管财富的人。你创造了这些财富，这些财富并不是你的，它属于上帝，你只是为上帝在托管财富。

这个概念很重要，中国人有银子，赶快挖一个坑埋在床底下，生怕它跑了，守财奴。为什么中国人捐赠的比例这么低？当然现在可以把红十字会骂一顿，把钱都给了郭美美了，我当然不捐给你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根本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就没有一种为上帝托管财产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认为这个钱是我的，我创造的财富，这个钱就是我的，至于说我去给别人，我去怎么消费，你管不着，我可以去嫖娼，我可以去吸毒，我可以到澳门赌博，都是我的事情。我前两天到一个省去，跟一些朋友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议论，他说你知道吗，某某某前天在澳门又输了五个亿。我听了以后真的是感到心里有点发寒，这一个家伙跑到澳门去，一次就输五个亿，你把其中一个亿捐给雅安行不行呢？他不会关注这个，他为了一时的快乐，可能会去包几个二奶，或者去赌博，或者奢侈的消费，勤奋和节俭都不要了。就是基督教的这种伦理，新教的伦理，给你提供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塑造了当今这些企业家，像美国这些企业家，这些巨富，为什么能够去关心慈善，关心福利，关心社会，这就是一种道德情操，而这种道德情操来源于基督教精神。

博爱和正义的关系：

正义是每个人的所应得

博爱是超乎应得，是比正义更高的价值观。

博爱是富人或者强者基于同情，基于人道和良知的赠与。

我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也不去做一个什么结论，我只是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一些心得。我觉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非常值得我们企业家去读一下的，我并不是鼓励和呼吁你们去加入基督教，我只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价值观，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财富。说实在的，在这个地球上，能够在三十年当中有持续这么高增长的经济体，中国是唯一的。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积累大量的财富，在全球这种机会是不多的。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确给大家造成了这么一个机会，我们手上有大量的财富，但是你怎么去对待财富，是我们每个企业家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谢谢大家。

                   一個茶人的視覺

                                文：周渝

     从台湾看，台湾是此岸，大陆是彼岸；从大陆看，此岸是大陆，彼岸是台湾。

      两岸，因内战与国际冷战的结果，分离了六十馀年；但这二十馀年来，终于历史又给了机会，两岸一点一滴地连繫上，交往热络起来﹗先从探亲、经济交流，逐渐扩大到艺术、文化与学术方面⋯。尤其近十年来，大陆的人们对茶文化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与嚮往，两岸的炎黄子孙们在这裡，可以说是又走在一起，因交流而合流了﹗

       过去这些年，由于大陆历经文化断层，迫切地需要向台湾取经。相信两岸交流交融的结果，未来大陆方面凭藉广袤的土地，潜在大量的人才，茶种类茶地域的複杂，茶风习茶世界的多元发展，以及人们对生命、生活的普遍觉醒与探索，已可预言，不久的将来，大陆的茶文化，凭其宽阔的气势与潜在深厚的生命力，反过来会丰富地嘉惠台湾的人们，这似乎将开启一个两岸共同面对全世界，参与引领人类走向一个改变世界观与生命观的历史新阶段。

      近几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凭其人类历史上首度出现的庞大知识、科学、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与扩张，征服了全球，也几乎殖民化了大半个世界，凡在内在价值与生存生活方式与其矛盾的文明，几毫无抵抗能力。而近世西方文明，公认是从发生在义大利及西欧的文艺复兴开始，接著启蒙运动、新教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文艺复兴的源流，就要跨过西方中世纪回溯到古希腊了﹗

       古代希腊人，将人类「理性」与「感性」作了对立性的划分：日神阿波罗，代表理性，酒神戴奥尼息斯，代表感性，理性清明，感性迷狂。来自日神的光线打开了视觉，照亮了空间，使万物都能清晰的呈现，理性才有运用的可能，因此发展了几何学、数学，产生了原子论、光学、动力学…等。而另一方面，酒神触动了人类生命内在深刻的感受与记忆，喷出了诗歌舞蹈与形成了原始宗教。希腊人视其为启动戏剧、音乐、诗、文学…等各类艺术的源头，它们是「非理性」的，甚至必须进入深度的「迷狂」才能诱发巨大的创造力。但有一点却极端与东方相异，他们将「美」从属于理性。例如在建筑与雕塑艺术上，是以几何学上的「黄金分割」做为美的定律定则，这也影响到文艺复兴以后，绘画上的透视学，以及早期古典音乐非常重视结构与秩序。

     那麽，发源于东亚的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华夏古文明又是什麽一番情景呢?慢慢来，我们且先喝上一口这块土地上人们喝了几千年深爱的茶，从茶开始想吧！

      口中含著茶汤，闭上双目，茶汤自喉头慢慢嚥下…茶香茶气在口腔中缓缓上蒸，同时一股暖流从食道流入胃肠，暖意逐渐向全身扩散…随之身体内的经络与四肢百骸感到无比舒畅，体内各处细胞的「感知」逐渐被唤醒，开始「歌唱」，而脑中有些细胞彷彿伸出了天线，开始接收来自宇宙无形的信息⋯⋯。（一泡野放茶或自然生态茶的体验）

      我们现在还很难知道，东亚这块土地上，先民们什麽时候就发现了茶，开始饮茶。但华夏文明的古先哲们，正如同喝了一口好茶，认为人的精神愈清明，头脑愈清晰，才能不仅看见事物的表面，更能看见事物背后的情与理，才能做进一步的思维和考虑。正如同我们看一个人，并不只是看他脸部的轮廓、线条与颜色，我们是看他的表情、神色与他眼中及口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古代的哲人认为我们观看万物，也都是如此，比如一片山水，我们说它「生意盎然」或「充满灵气」。 在这种直观与体悟引导的认识基础上，古哲们细緻地领悟出一套「天人哲理」。人与万物都来自「天地」，而有形的「地」也是无形的「天」的一部份，人是小宇宙，天是大宇宙，大小宇宙都是同源同构的，而宇宙仍在不断地「生生」变化，因此大小宇宙的信息本是交融、互通，同时是互相启发成长的。因此，从认识论来说，首先人必须使自己的精神清醒、清明，才能在看清楚周边世界的同时，接收到与它同时存在的有形与无形的信息。而「迷狂」反而可能是一种障碍，它可以深入某种幽冥的意义，但经常是「见舆薪而不见泰山」，甚至会进入某种偏执或误导，同时丧失了人格的自主性。

     古人称之为「灵草」的茶树，它生产出「茶」这种神奇饮料，在使人感受到身体「清淨」的同时，使人意识更「清醒」，头脑更「清澈」，又同时几乎能打开人全身的细胞，全面接收感知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以及个体体内的信息。这信息可能是「形象」的，也可能是「意义」的，也可能是寓意义于形象的，即形象与意义合一。如果我们说西方主流认识论是主客对立的「二元论」的，那麽华夏文明发展的是一套个体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同源同构，又互相交融交感生生不息的「全元论」。如果西方的「理性」与「感性」是被切割开来对立的「两岸」，华夏文化，按上面所述，「彼岸」(理性)即在「此岸」(感性)中，而「此岸」完全包涵了「彼岸」。    

      一口茶汤，就可喝出华夏文明「天人观」的原型﹗

      这个原型不是柏拉图的天国的范式，它是生生不息变化万端的。同一性蕴育出无限的多样性，多样性又有可以互相沟通互相交融的同一性。这正可在一席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参与构成的、生意盎然妙语如珠充满灵感的茶席上充份体现到﹗

         但「此岸」与「彼岸」在西方引领走入的近代世界后，又在人类历史上首度发生了另一层深刻而影响至巨的意义。

      奠基于主客对立的认识论发展出的知识体系（当然也时时刻刻影响人的内在现实），到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科学发明的快速跃进，西方世界各新兴民族国家内迅速成长出众多的巨大工业体系。尤其在初期工业化阶段，劳动力转变成商品的从属品以后，手工业时期的有主体性的劳动人转变成客体性的生存机器，ㄧ个本来能够与物质世界相互「对话」的劳动自然人，变成了ㄧ个大生产体系的螺丝丁后，自我「异化」即成为ㄧ个强迫性势力，人在自己体内被压迫创造了ㄧ个「异化」的自我，久而久之，这个异化的自我，变成了个人的「此岸」，而那个真实本源的天人自我，反而变成「彼岸」了！加上教育体系，为配合这个所谓「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宿命，更沿著「主客对立」的二元知识体系，把人的主体变成客体，把原本是客体的知识体系转变成主体；而整个社会工商体制的形成，也是离不开这个主轴在演化。这也是形成近代人生活压抑、苦闷，不断在体内製造负面能量，追求发洩与暴力的ㄧ个重要来源。直到后现代资讯时代的来临，有些较富裕社会中的人，已取得大量閒暇时间，这个情势才稍微有所缓和，但仍未能取得根本与绝对性的改变。

      但我们也不要以为，这种主客异位，完全是源于西方文明造成的现代化趋势的ㄧ个结果。自人类社会早期历史以来，族群的成长与扩张，常需藉武力来维护或扩展其势力范围，权力常集中在少数领袖创造的统治阶层手上，为巩固其权力及利益，在本来自发性形成的社会秩序上，又加上了一层压迫性的秩序。它除了以武力与恐怖为其手段外，更可能用"宗教"或"伦理道德"等更高明的型态，造成普遍人们不能拥有完整自然人的主体，在自己内在形成屈从于某种信仰或封建道德的律令，以其为主体，自我也「异化」成为这些体系所约制的客体。但由于历史上任何权力阶层也必须与原社会自发成长出来的秩序妥协，社会中个人主体与上层权威要求的秩序的客体间，是有著长期的衝突或妥协。所以在过去历史长河中，我们常在看到京朝大势力的同时，也能看到民间处处活泼的创造力；也常常读到继承华夏文化有使命感的读书人士人们的志节骨气，与其思想及文化上的创造力。但无可否认，某种或多或少的"异化"事实也ㄧ直存在。世界历史ㄧ直有在这个意义上的「此岸」与「彼岸」间拉扯。加上过去无法预测的天灾、厉疫，及其后发生的盗匪、流寇，还有更可怕的外来巨大侵略性的兵灾，人们在面对苦难的「此岸」无由逃避，才寄望于此世中似不能企及的被宗教允诺的「彼岸」。事实上，这个意义上的「此岸」与「彼岸」笼罩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直到今天，向许多人提到「彼岸」，还是会给出死后的天堂、天国或阿密陀西方世界这样的答案。

      读过去人类广阔悠长的历史，有个十分严重的现象，尤其不能轻易放过，读这部触目惊心的人类历史，处处是各个族群与宗教势力间的互相征伐与杀戮。一个族群在某块土地上长久形成的自主文化体系，常在一夕间因强大的异族或异教的侵入佔领而遭破坏、崩溃，甚至完全被消灭。近世以来，首先工业化了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强势兴起，国家机器结合了工业、商业、贸易与金融，成为一个顽强的权力体系，弱势国家或族群常遭覆灭或成为它的殖民地，有时连原有文化或宗教都被消灭掉。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像中国这样巨大的民族国家，在百馀年前历经八国联军、甲午战争，被西方与日本武力打败与屈辱后，居然丧失了民族与文化的自信，许多握有知识发言权的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们，演出了对自身传统文化全面否定与自宫的灾难性的历史大戏码。所以在现阶段以国家为主体的权力世界中，「国家」也不得不成为保护民族文化能获得自发性成长的一个权力边界。「强国」似乎还是一个恢复民族与文化自信的必要凭藉，但一个国家在强国后走向富民的阶段，一个文明开放而富有人性与创造力的社会正等著这个历经苦难的民族所有人们的努力而出现。这当然是当今华夏民族关键性的大问题，但已远超出本文的论述。

      约一个世纪以前，当中国新一辈年轻的知识份子，相信「科学」才能发现真理，因此狂妄地视一切传统文化都是过时的迷信，应该打倒并扫除！但科学这奠基于这种「理性」为主导的主客对立二元论，事实上已自上个世纪初起，因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发展，以及到世纪末宇宙「黑物质」的发现，这种二元论的势力已逐渐崩解。尖端科学家们已发现并承认，宇宙间这种我们看不见摸不著的黑物质可能佔去了百分之八十多以上，剩下百分之十几才是我们看得见测得到可被科学分析并形成理论的物质与能量世界。而这黑物质并非存在于宇宙的别处，就存在于我们的周遭，就在我们存在的现实中。这才使人惊觉，人类在科学理论上，发现的「真理」、「定律」，可能只是人类在科学发展中发现的仅适用于某一范围内的「典范」或「范型」，很可能被下一时期人们发现具有更广泛解释性的「典范」取代，任一典范永无可能被认定并宣称为终极的「真理」﹗而西方的音乐、艺术与文学，要到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的兴起，才逐渐摆脱这种「理性定律」的约束与规范，至二十世纪，艺术又回归到酒神的「迷狂」世界，或仍在日神与酒神两极间摆盪。

     黑物质是日神阿波罗照见不到，也摸不著的。尖端科学家穷尽到今天，只能「推理」出它的广泛而无所不在的存在。难道宇宙中的生命，经亿万年的演化过程，一直到这几十万年来人类的出现，存在的生命只能靠日光来得知一切吗？科学走到这裡，似乎越来越接近东方的思维与宇宙观了﹗晚近有些西方尖端科学家，也跑到东方来，与东方哲人们讨论到道家的「无」（无比有更重要﹗）或佛家讲的「空」或「密藏」了﹗

      另一方面，自上个世界末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科学无止境的发明与发展应用，地球整体的生态环境与系统正遭受亘古未有的破坏，人类正走在一条逐渐摧毁人类自身与大多数生命存在基础的道路上。这个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已逐渐迫切地成为今天的显学，但仍未看到人类能提出有效的对治方法，甚至仍无对治的决心。

      弔诡的是，仍想在科学中想出对治的方法的「科学」本身，就是目前这个生命生存环境大破坏的根源，要在这个二元对立的知识与科学体系中求解，无异于一隻猫在捉自己的尾巴﹗

     对于一个对大自然有深深体会与受益的茶人来说，饮一泡野放茶或自然生态茶，十足可令人发现并感受到，美丽而富生命力的自然世界和它的精神，上天并未让它离人而去，人类还未被宇宙放弃。从一口茶汤中，真心体会的茶人可尝出并得到至高无上的「太和」精神（参看拙作「太和」一文），同时能感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疗癒作用；并且与朋友们共享一壶茶时，真正享受到快乐融洽的无上美好时光。这使人真切地感受到，阿弥陀西方世界，并非在死后的「彼岸」，它就在「此岸」，就在一口茶汤中，就在你的身体内与精神中！

     从茶中，这个富有能量与自然本身秩序的世界的呈现，又再度打开我们面对大自然与世界的视觉，这不只是我们脸孔上两隻眼睛的视觉，而且打开我们身裡千千万万个细胞的视觉；世界在我们面前与周遭开始更有深度，也更值得我们尊敬与需要我们认真维护。用心对待茶，经常品饮来自大自然的美好的茶，它可在你身体裡精神中，隐隐存留下一个长期的召唤，它可透过人的身体与灵魂渗透进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一个人独自品茶的沉思默想，或是从一席茶的随机活泼的交谈中；或在面对问题或难关时，沏一壶茶，放鬆身心，可以让人获得更多的信息与灵感。它可能默默改变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甚至对工作内容的思考。一个由茶汤茶气逐渐改变的世界就从个人身上开始发生，逐渐影响延伸出去⋯⋯。人类社会，世界文明是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也必须靠人们本身一点一滴的觉醒，与依据这个觉醒进行认真思考与作为，逐渐改变周边的世界。华夏文化古老的基因的舒醒与再生，已从一口茶汤的召唤中发生！

     但科学已是形成现代世界的巨大成就与基础，人类已不可能放弃它，但我们可建立起更高的主体来思考它、驾驭它，给予科学在应用上能关照周遭关系与影响的适当定位，华夏文明「天人哲学」再度放出光明的时刻已来临，一个新的文明典范势必从中建立：

      天人为体，科学为用！

      希望我们能走在时代的前端，从一口茶汤的启示中，再度呈显先哲们天人哲学的真谛，引导我们将困惑人类数千年的「彼岸」还原，逐步创造出美丽的「此岸」，彼岸就在我们的身体裡，就在我们的世界中，等待我们觉醒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