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明之间：中亚为什么很重要？
文：昝涛
中亚的俄罗斯化
18世纪中叶开始，沙俄不断向中亚地区扩张和侵占，不少部落被先后“合并”进了俄国，希瓦、布哈拉、浩罕三个汗国也被先后征服。原先属于我国管辖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以及帕米尔的某些地方，在沙俄与清朝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也被沙俄占去。到19 世纪70年代时，沙俄已经征服了整个中亚地区。另外，以印度为基地，英国也介入到在中亚的博弈。
沙俄为什么要吞并中亚？过去的研究从沙皇帝国开疆扩土、地缘安全等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甚至认为沙俄有南下印度洋寻找出海口的考虑。但从实际历史的进程来看，俄国对中亚的兴趣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俄国是把中亚地区当作自己的殖民地来经营的。这种经营不光是在经济上获取利益，而且还在政治、人口和文化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殖民化。
学者最近指出，单一型经济生活的地理学特征决定了帝俄的地理扩张方式，这种单一性经济生活的地理学特征就是俄罗斯族人的生活区域与联邦财政收入区域是不一致的。如果说早期俄人在西伯利亚的扩张是为了寻找皮毛，那么，进入近代工业化阶段以后，帝俄在中亚的扩张则是主要为了满足其对原材料及商品市场的需求。在这一点上，帝俄对中亚的殖民与西欧人的海外殖民是相似的。
中亚的费尔干纳谷地土地肥沃，于1884年移植美国棉花获得成功，遂使棉花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产品，用来满足俄国和波兰纺织工业对廉价棉花的需要。为了满足俄国的需求，当地植棉业的勃兴致使农业畸形发展，棉产量增长的同时，粮食产量锐减，粮食从自足变为日益依赖从俄国输入。植棉业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亚向俄国商品打开大门奠定了基础。由于无法同西方的商品竞争，俄国就将中亚地区作为一个保护性市场，倾销谷物、糖、木材、钢铁制品和其他制成品。中亚遂成为俄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后来的中亚穆斯林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停止种植美国棉花的要求，亦即要摆脱俄罗斯的殖民主义，使中亚从对俄国经济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俄国是典型的大陆型帝国，它的扩张是在陆地上连续进行的，它所征服的土地都与母国相连。按学者的解释，这一大陆型帝国的特征决定了俄国对所征服之地的殖民化程度之深（将每一块扩张而来的土地及人民都尽可能地“同化”）。除了经济方面，帝俄对中亚的殖民化主要表现为大量欧洲移民的涌入以及对本地土地的剥夺和占有。中亚地区地广人稀，尤其是哈萨克草原、吉尔吉斯和土库曼斯坦有大量“剩余土地”，随着俄国农奴制的废除，大量无地农民进入中亚，俄国移民人数激增，而本地人受到了排挤。此后，俄国开始有序地对中亚地区进行殖民化，并制定了剥夺当地人土地的计划和法令。从人口学的观点看，俄国在中亚的移民已经改变了那里的民族成份。欧洲血统的民族的总数最终超过了当地任何一个本地民族集团的人数。欧洲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9年普查），在哈萨克斯坦是65%，在苏维埃中亚约为25%。
俄罗斯商队到达浩罕汗国‘
沙俄造成了中亚经济的单一化以及对母国的依赖。苏维埃政府虽然指责沙皇政府的经济殖民政策，但其在中亚所执行的政策是一样的。这也是由前述俄罗斯人“单一型经济生活的地理学特征”决定的。诚如季诺维耶夫在1922年所说，虽然俄国已经抛弃了剥削附属国的政策，但“……我们若没有阿塞拜疆的石油或土尔克斯坦（即突厥斯坦）的棉花是不行的，我们不是作为过去的剥削者而是作为手持文明火炬的老大哥，来取得这些我们所必不可少的产品的。”
苏联在中亚推行的政策是强化地区专业化分工，“它把俄罗斯联邦经济的单一性与其他联盟主体的经济单一性相互结合成一个自洽的经济组合体，从而克服了沙俄帝国的传统特征。其实，这种联盟经济后来发展为经互会体系，是对未来终极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体的一个模拟。”苏联把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四个共和国划为一个经济区， 称中亚经济区；把哈萨克共和国划为一个经济区，称哈萨克斯坦经济区。根据苏联的专业化分工，中亚地区主要生产矿物、燃料、谷物、棉花、羊毛、肉类等初级产品。这些产品主要运往苏联的欧洲地区，因此，中亚各共和国之间经济交流并不密切，而与俄罗斯联邦的物资交换很紧密。
帝俄在中亚的对内政策是，维持在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秩序，尽可能多地获得经济利益，而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尽量少加干涉。到苏俄时代，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被引入中亚。在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之后，中亚成为其未来社会主义联盟布局中的一部分。列宁所设想的“苏联”，建立在一套完全不同于任何国家和帝国的“国家理由”之上：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及这个共同利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世界无产阶级共和国，在其中实现了各联盟主体的平等。列宁对自己的理想设计是乐观的。而到斯大林，他以“共产主义新人：苏联人”作为苏联的灵魂。
苏联的民族团结宣传画
苏俄首先是对中亚进行了民族划分，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统辖中亚，其实质是以（社会主义版本的）“现代性文明”对中亚的覆盖与重新整合。首先，对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中亚五国这一“创造”是其“苏联”理想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框架下，中亚各国首先就在理论上从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跑步”进入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根据斯大林的民族观，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产物）。这是一个先进入“现代性”，再达致社会主义的方案。其次，民族划分也具有打击泛突厥主义的重要战略考虑。加盟共和国体系的建立，击溃了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政治诉求。中亚新民族国家的创建，培植了一批新的民族主义精英，并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宣布效忠于共产主义的苏联，他们立刻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尽管当时是形式大于内容。
俄罗斯吞并中亚后，对中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俄罗斯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移民和推广俄语。苏联继承了帝俄的俄罗斯化政策，实行的是分而治之：划分民族+俄罗斯化。他们用“苏联人”即忠于莫斯科的、讲俄语的人民来取代众多的民族，最终导致了中亚地区社会结构的改变。在苏联以前，中亚主要有三种语言：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苏联通过多种措施改变中亚地区的语言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将西里尔字母强加给中亚人，这种做法不仅打击了中亚的本土语言，确保了俄语的“超民族”语言的统治地位，使俄语成为苏联公民的交流工具，还用以割断中亚人的历史，割断中亚人与其他地方讲波斯语和突厥语人的联系。苏联时期，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伏尔加的德意志人被安排到中亚定居，俄罗斯人又被政府安排到领导岗位上，让他们训练年轻的中亚人，努力造就一批俄罗斯化的本地精英。俄罗斯化是成功的，它的影响不只是体现在大量俄罗斯人口在中亚的存在，也不是此后俄罗斯利用保护中亚俄罗斯族人利益来干涉中亚事务，更重要地，俄罗斯化造成了一批具有亲俄意识的当代精英，他们直接决定了当下中亚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加之于中亚的实际上是俄罗斯化与苏联化（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俄化最终是服务于苏联化的，苏联化的最终理想是要在此岸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新人为主体的神圣共同体，对中亚而言，实际上就是以一种新的普世主义（社会主义）的神圣诉求来“打掉”特殊主义的（民族）诉求和传统的普世主义的神圣宗教。总体而言，俄化取得了较大成功，而苏联化实际上只是部分地成功，并停留在了其社会主义化的初级阶段，即民族划分与建构的阶段。苏联解体后，中亚的民族国家建设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初级阶段开始搞起的。这也正是中亚不稳定的根源，因为，俄化和不成功的苏联化已经直接冲击和动摇了它的历史主体性。
中亚的主体性困惑
到底中亚是什么？这只是我们习惯地发出的一个疑问，在真正地了解中亚之前，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这是不是个伪问题。在这里我们大胆断言：中亚是一个主体性不稳固的、依附性较强的存在。主体性是自我认同，是超越理性的激情，是紧抓住历史深处某种灵魂本质的冲动，是自信的源泉，是创造性的发动机。这些正是中亚在其历史中失去的东西。
主体性不稳固与依附性较强两者互为因果。中亚的历史命运就是在文明和政治上被大的力量所控制、掌握和引导。外部力量多次塑造中亚。从文明的角度说，当代中亚文化深受外来“三化”的影响，即突厥化、伊斯兰化与俄罗斯化。历史上，中亚地区一直是周边强大政权统治者们争夺之地，先后有希腊、波斯、中国、阿拉伯、突厥、蒙古等王朝或汗国的统治者都管辖过这里；西汉时，楼兰国王说出了其处于汉与匈奴之间的两难境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古代国王的这句话精炼地点出了整个西域诸小国的历史命运。
当代中亚延续着其特殊的历史命运：内部不稳定，外部有多个国家试图影响、控制该地区。近代以来，俄罗斯掌控中亚命运一百余年。一百年前沙俄与英国为争夺中亚展开的“大博弈”（Big Game），如今换了一个主角：美国取代了英国。中国则被认为是潜在的第三个“玩家”。
布热津斯基
独立后的中亚力图重建其历史主体性。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命运，这种重建带有很强的悲情色彩。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获得独立。独立被民族主义的悲情叙事赋予了新的意义。1992年8月29日，全世界吉尔吉斯人代表大会在首都比什凯克召开。总统阿卡耶夫发表讲话说：“由于历史上遭受众多不幸事件，吉尔吉斯人口数目越来越少。最后成为定居在亚洲中央的一个小民族。但是，我们最大的遗憾是自伟大的吉尔吉斯汗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之后的1000年之内，未能再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可以说，中亚的历史悠久绵长，但中亚国家却太年轻了。
如果说苏联的解体与中亚国家的“被独立”是（美、苏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现代性竞争的结果，那么，在这样的一场现代性竞争的大游戏中，1990年后获得独立的中亚国家才刚刚起步。工业化方面因为苏联时期片面的地区专业化分工体系，致使其至今未建立起能够满足自我需要的轻工业体系，因此，它非常需要中国的电子产品、配件、纺织品等。独立的中亚国家正借助于虚弱的国际法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来重建其主体性，而其复杂性就在于长期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建之间的矛盾：泛突厥主义已被苏联确立的民族国家体系所破解，从而成为政治上“过时”的东西，但中亚诸国各自的历史底蕴比较薄弱，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民族国家建设缺失的苏联时期，且面临复杂的跨境民族、族群冲突与地方主义问题；普世主义的伊斯兰认同在苏联时期的无神论世俗化进程中被长期打压，而今的复兴带有很大的反弹特征，它欲以一种对抗性的姿态建立其主体性，与国际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一起严重地威胁和破坏着中亚及周边地区的安全，实际上成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反政治”；去俄罗斯化是民族主义的激情冲动下进行的，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现代性将这里变成了颜色革命的阵地。在这一切都还没有被搞定的情况下，中亚又引入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制度，它是建立在以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为底色的国家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较为稳健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这一切便是中亚认同危机所在，亦是当代中亚政治危机的根源。
在上述情况下，对欲在中亚有所作为的中国而言，那里可欲的主体性状态应该是：形成大国博弈平衡格局下的稳定秩序，实现中亚诸民族国家的正常化。秩序是稳定的保障；国家的正常化使博弈各方都有一个可以谈判的合法对象。
中国在中亚的挑战
布热津斯基预言过中国与中亚地区关系发展的可能模式：“目前，中国的作用比较有限，它的目标也不那么明朗。有理由认为中国更希望在其西部面对一群相对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俄罗斯帝国。”但就算是这已经成为现实，中亚对中国在根本的政治问题上似乎依然是“铁壁铜墙”。
今天，中国的南-北问题已经从过去的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的对峙，转变为中俄并立。对中国而言，尽管仍然有过去的南-北和东-西格局的影子，但其意义已经非常不同。新的因素也已经加入进来，这就是来自南部的美、印，西部和西南的突厥-伊斯兰（土耳其、伊朗）。这里面，突厥、伊斯兰因为与中亚的历史主体性相关，而有一种软力量，弹性极大；北部的俄罗斯因为有帝俄和苏俄经营中亚的大陆型帝国经验，而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美国以强大的全球军力布局、资本帝国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具有软硬两方面的实力，它在此地不断掀起的种种“颜色革命”，让人瞠目。甚至连日本人都在构想从日本经太平洋、印度洋到中亚的对中国的所谓“民主包围圈”。
中亚对于中国的地缘战略、能源安全、交通运输、西部贸易、陆权以及战略纵深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是毋庸赘言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不能成为一个“买卖国家”，也就是说，不能轻易地认为，似乎只要有了强大的经济，就可以享有相应的国际地位（这曾经是二战之后日本的梦想）。在新的格局下，仅有一个经济-资源的头脑是不够的。尤其是在俄罗斯转型以后，其对于“俄化”中亚所具有的软实力，以及目前在形式上的体制优势和地缘优势，使俄罗斯可以在中亚与美国一决高低，2010年吉尔吉斯的政变就是例证。这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根本性问题。
作为中亚博弈局中的一个新来者，中国的优势局限于世俗成就，即经济方面。如何避免政治因素剥夺技术带来的进步，是两千年来中亚交通和贸易历史的最大教训。在今天，这里面既有大国博弈的因素，又有超国家的“三股势力”的破坏性因素，还有中亚各国内部因为主体性不稳与政治体制转型所带来的动荡因素。对中国而言，会否进一步引发令人担忧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尤其是民族向心力的问题，这是超越于经济利益之上的大政治问题。中亚不仅是曾经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的软肋，也是中国的软肋。“疆独”问题是中国西部长期面临的分裂主义挑战。这会成为大国博弈中易于被人利用的弱点。在承认区域合作的良好前景和巨大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如何建立一个“内在地克服了分离主义倾向的区域政治过程”（于向东语）需要被提上议事日程。
文明的因素亦不可忽视。儒家文明的普遍性消解于其依赖于特定的中原地理这一特殊性。在古典帝国时代，其或可容纳西域问题，但是随着全球视野的展开，以儒家文明来统合对西域的理解则捉襟见肘。更何况，经20世纪不间断的革命洗礼，现在的中国已经彻底世俗化了，不光是老百姓，就连自命清高的知识精英们也陷入了根本性的精神危机。现在常提“核心价值”，正是这种危机的真实写照。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传统的特殊主义的世俗文明遭遇现代化了的普世主义神圣文明的难免结果。在认识和理解中亚时，我们需要对自身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反思。
历史并非仅仅发生在过去的事，而是一种积淀和惯性，它存在于当下，并且是当下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存在于地理和人文之中，地理者，乃是地表的自然环境，人文者，则是文明的传统。在地图上，西北是中原的边疆，中亚是中国的边缘，但它们又同时是内亚大陆的核心，是麦金德意义上的地缘枢纽。如果只是在中原的立场上去理解和认识中亚，那是不够的。我们同时需要地缘和文明的视角，而后者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重读西域历史，让我有了以上千思万绪的追索。对中国来说，她并不会因为在历史上长期对中亚具有影响力，就能够轻易地后来居上，更不能面对历史说西方列强玩的只是过去中国人“玩儿剩下的”。今天，我们需要再出发，就像两千多年前的张骞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