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西文明之间：中亚为什么对中国很重要？（之一）

   对中国而言，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说，中亚主要是陆权意义上南-北对峙下的“西向战略”问题。传统时期农耕-定居帝国与草原-游牧帝国的对峙是如此，近代至当代中俄（苏）并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从文明的角度来说，如何认识伊斯兰文明，是中国人理解中亚的关键；

从中亚自身来说，历史与地缘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主体性不稳固的、依附性较强的存在。

中国向西就是狭义上的中亚，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亚。为了行文上清晰起见，需要从地理上界定一下中亚。广义的中亚就是古代的“西域”，狭义的中亚就是现在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均加入了独联体）。广义的中亚具有文明史的重大意义，狭义的中亚是民族国家构成的。中亚五国的范围是：西到里海和伏尔加河，东到中国的边界，北到咸海与额尔齐斯河的分水岭，并延伸至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南部，南到同伊朗、阿富汗的边界。五国面积共有4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0万。

认识一个对象，经常难免将其客体化、他者化。若对此认识过程的局限性没有一个反思，那么，基于这种认识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就很有可能反过来成为蒙蔽认识者自身的障碍。因此可以说，认识一个“他者”的过程，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亦是认识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从国人对中亚的认知来说，与“自我”有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对中亚如此无知？“我”认识中亚的主要局限性是什么？我们认为，这种自身的局限性主要就在于我们的认识总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原）出发，没有把我们对中亚的认识置于“世界历史”的高度和进程中。

从张骞凿空说起

   西汉时，张骞分别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两次通西域，历经千辛万苦对西域的情形进行了详细考察。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的情况是：“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

   班固说：“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际。”[2]张骞因功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博望侯“大大地开阔了我们古人的地理视野，改变了汉朝以前的地域观念，使人们知道了新的天地。”[3]在中国史、亚洲史，尤其是在东西交通史上，张骞“凿空”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历史学家翦伯赞甚至将其与哥伦布“发现”美洲相提并论：“张骞在公元前127年发现西域，其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刺激，就像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对欧洲人的刺激一样。”

 
   张骞通西域

  没有张骞，很难想象汉朝能够成功地经营西域。公元前102年，汉将李广利远征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府，辖区包括今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南、帕米尔和费尔干纳盆地。“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张骞死后，汉朝派出的使者“皆称博望侯”。汉朝与西域邦国之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当时，汉朝派出的使节，每批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多则十余起，少则五六起；路程远的往返要八、九年，路程近的也要三、五年。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汉朝边塞。”汉宣帝（前73-前49）不仅亲自接见、宴请匈奴贵族和使者，并把汉朝官属侍御上百人集中在上林苑，专门学习乌孙语言！

   张骞通西域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中原-华夏文明在欧亚大陆中西部进行经营的开始。在近代欧西强势文明渡海而来以前，中原文明的对外交流主要就是通过西域陆路进行的，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佛教和伊斯兰教皆循此路而来。后文将提到，中原文明向西的经营，与其在东亚的典型的“朝贡贸易”体系具有不同意义。

   在踯躅前行了很久之后，人往往会迷失自我，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我们必须回到起点。对我们要讨论的中亚这个主题来说，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应是我们的起点。时过境迁，谈论张骞不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因为张骞身上所投射出来的某种穿透历史的力量和魅力。这不仅仅是指张骞与“蛮夷”交往的个人魅力，如司马迁所言，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更重要的是他体现了那个时代华夏精英阶层自信的精神、魄力与气象。

   在中国主流知识界存在一个知识上的盲区，那就是希腊以东、新疆以西这块大区域，即中东与中亚。这种“无知”状态既是历史、语言、文化、地缘等方面的无知识，更重要的是也将那里变成了“东方学”意义上的异域情调，对主流知识界而言，那里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疆，而且也是心理-文化上的边疆与边缘地带。人们一方面在膜拜着欧西，一方面又没有突破那个知识盲区的动力和主观意愿，在这种状态下，就难以生产出关于这个地区的有效知识，更谈不上建立关于中亚的常识性认知结构。在陌生与隔膜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落后于现实，陌生导致无知，无知又将导致盲动。

地缘：东西格局的演变

   论当代之形势，不可独拘泥于现世，尤不可不察上下数千年之历史大势。对中原王朝而言，西域问题其实就是草原帝国与农耕帝国长期南-北对峙/并立格局下出现的“西向战略”问题。近代以来，历史上的草原与农耕对峙的传统南-北问题已转变为中俄两个大陆性国家并立的局面，这是新的南-北问题。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应将西域问题置于南-北对峙下的西向战略框架内审视。迄今，中国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三种类型的“东-西格局”，分别为“西高地-东平原”、“西域-中原”以及“中国-中亚”。“东-西格局”的层层外扩，反映出中原华夏文明/政治体的壮大与拓展。

 西高地与东平原

自夏商周三代至秦灭六国，华夏/中原王朝的朝代更替属于典型的“西高地与东平原对峙”。对此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有过非常精妙的论说。在其名篇《夷夏东西说》（1933）中，傅先生早就指出：“东西对峙，而相灭相争，便是中国的三代（夏商周）史。”傅斯年还申论说，中国古史自三代至东汉时期，主线乃为东西对峙：“秦灭六国是西胜东，楚汉亡秦是东胜西……曹操对袁绍是西胜东。不过，到两汉时，东西的混合已很深了，对峙的形势自然远不如三代时之明了。”“到了东汉，长江流域才普遍的发达。到孙氏，江南才成一个政治组织。从此少见东西的对峙了，所见多是南北对峙的局面。”

敦煌仙乐图龟兹部

傅斯年说的“西高地与东平原对峙”，这里的东与西是以太行山和豫西群山为界，把中国的版图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这主要是根据地形差别划分的。东边是大片的冲击平原，西边是夹在山中的高地，傅斯年分别称之为“东平原区”和“西高地系”。东平原区“是绝好的大农场而缺少险要形胜，便于扩大的政治，而不便于防守”。西高地系是几条大山夹着几条合流造成的一套高地系，其中以关中高原最大，这里主要就是今天的山西、陕西，在经济上不如东平原区，但也不是很差，关键是地形好，“攻人易而受攻难”。另外，这个地方虽然不便于农业，但水草利于畜牧，“这样的地理形势容易养成强悍部落。”“西高地系还有一个便利处，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处，就是接近西方，若有文化自中央亚细亚或西方亚细亚带来，他是近水楼台。” 

“西高地与东平原对峙”的结束标志着中原地区华夏族群主体融合的完成和定型。

西域与中原

在西汉时期，西域的范围不仅包括现在的新疆地区，而且还包括跟这一地区山水相连的葱岭以西，一直到巴尔喀什湖一带，甚至对更西、更远的地区。故广义的西域是指我国玉门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新疆及中亚等地。西域之进入国人视野，起自汉与匈奴的对立。从史书记载来看，“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和《大宛列传》中。

在汉代前后时期，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中亚两河流域至帕米尔到塔里木盆地今新疆大部分地区以及河西走廊地区，“覆盖状地活动着四大支塞人以及大月氏人和乌孙人等，他们均为欧罗巴人种，操印欧语。”[8]这些人都属白种人，另外，由于广大北部草原地区也一直活跃着游牧的操阿尔泰语系不同语言的蒙古人种，两者也一定存在交流和渗透，只是仍以印欧人为主。战国时期的秦国在西边所要防御的就是印欧人。

关于这片大的区域到的自然地理特征呢，亚洲史研究专家墨菲说：“世界最大的半干旱及沙漠地区覆盖着欧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它从乌克兰及今土耳其开始，跨越前苏联南部、伊朗大部、阿富汗和今巴基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满洲辽河中段以北和东京约75°以东的中国领土的大部。从气候和植被方面看，西藏也属于同类型干草原-沙漠范畴，尽管它的自然环境主要由它的高海拔决定。在欧亚大陆的这片广大地区的大部分，永久性耕地的农业只在几处拥有可用于补充灌溉的水源的有利地区才有可能，比如分散很远的绿洲。”

西域-中原”时代的到来是以南-北对立的加剧为背景的。傅斯年把南-北对峙说成是东汉以后的事，自有他的出发点，但如果把南-北问题看作是北方草原游牧帝国与中原农耕帝国的对峙，就可以发现，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匈奴帝国就活跃于北亚草原，其给南方的农耕-定居帝国以不断的压力。这一草原-游牧与农耕-定居的南-北对峙模式是一条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主线。张骞之凿空西域，表面上看是一个东-西问题，而实际上其最直接动因在于解决南-北问题。当时，西汉人从战俘的口中偶尔得知西域诸国与匈奴间的复杂关系，遂有联合西域国家以对抗北方匈奴的战略考虑，即“断匈奴右臂”。这也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直接原因。

拉铁摩尔曾提出理解草原与农耕民族关系的一个关键，即他们对西域绿洲地带的竞争与控制，他指出，汉代人对中亚不是“为征服而征服”，那是一种政策考虑：“或者是控制中亚的绿洲及部落，以建立对抗草原游牧民族的同盟；或是对绿洲进行防御性占领，以免游牧民族利用它们作为根据地。”拉铁摩尔认为，这两种政策考虑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征服”，“中国政治家们真正需要的……是造成一种情势，使绿洲小国王们认为依附中国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基于此，“了解绿洲本身的政治独立性，以及汉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对绿洲的不连贯的统治，了解了绿洲孤立的特殊性以及与中国和草原的交通的可能性，就不难描绘这个中亚世界的一般历史状态。”

 
欧文·拉铁摩尔与夫人

张骞凿空西域后所形成的东-西与南-北互动模式一直贯穿此后的王朝时期：南-北对峙总是与“西域”分不开，南与北都以争夺“西域”（尤其是绿洲地带）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西域对于南-北问题的解决往往又是关键。对中原王朝而言，争夺和经营西域的战略意义在于：对方的包围和己方的反包围，生死攸关。

唐朝在北方先解决了东突厥问题，将大漠南北并入唐朝版图，置安北都护府；公元640 年大败高昌国，在西域交河城设立了安西都护府，659年，大败西突厥，使唐朝得以据有西域，统归安西都护府管辖；公元702 年，唐又设立北庭都护府，主理天山北部诸地事务。唐中期开始，西突厥复强大，严重威胁到唐在西域的统治。此时，大食（阿拉伯）帝国正向中亚地区东扩，与唐王朝的矛盾日益激化。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的军队与大食军队在怛逻斯一带遭遇，唐军败，中亚广大地区归属大食。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控制西域的军事实力减弱。后来，西域不少地方又落入了吐蕃之手。宋时国力较弱，西部和北部都为游牧帝国。蒙古帝国的版图非常辽阔，西域地区多受辖于察合台汗国。元朝重用西域来的穆斯林，使伊斯兰文明在中国获得空前发展与繁荣。明朝国力又变弱，国威不过长城以北，西只能达到西域的部分东部地区。当时，西域的察合台汗国已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西边的后来演化为帖木儿帝国（1370-1507），东边为东察合台汗国（亦力把里），后又叫作叶尔羌汗国。

典型的是大清，先解决南-北问题（蒙古），后解决西部问题（新疆）：从定都北京至康熙中期的近五十年间，清廷平三藩以定中原，后用兵北遏沙俄，而无暇西顾；1696年清军在漠北击溃噶尔丹军；1757年，乾隆派兵收复北疆，乘胜南进，平定南疆叛乱，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统一，“自13世纪以来，从西安到伊犁这片土地第一次由一个单一的政府来管理，”此时的清朝感受到天山以西以阿富汗的杜兰尼王朝为主所发起的伊斯兰“圣战”的威胁，决定停止西进[13]；19世纪后期，左宗棠驱逐来自中亚浩罕的阿古柏势力，收复新疆，1884年新疆设省。

清朝解决了传统的南-北对峙问题。在政治上针对北方的草原部族建立盟旗制度，以“发展了的部落联盟形式”联合起长城内外，使清朝皇帝居于最高盟主地位，遂使长城逐渐失去了边界意义。在清代，长城内外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使长城内外在经济上日益一体化；更多的汉民移居关外，在内蒙中南部开垦，部分牧民也开始了定居化，转而从事农、工、商业，逐渐失去了移动性[14]。但就本质而言，与其说是有着同时治理游牧、森林和农耕经验的满族解决了传统的南-北问题，还不如说是现代技术变革几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游牧”问题。[15]

西域总是与南-北对峙问题纠缠在一起。左宗棠说：“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但在工业时代之前，经营西域耗资巨大，几乎完全属于“烧钱”型，因为那里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其在传统社会的经济价值不大，而仅具战略价值，故可以理解汉唐以来，中国经营西域的典型战略就是“以夷制夷”。而西域对传统中华帝国来说，也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放弃的“负担”：“为了获得回纥以及后来的阿拔斯王朝的帮助，（唐）肃宗放弃了中华帝国的中亚地区，因为地方反对朝廷经营西域耗空国库，总的说来，西域是一种负担，而不能给中央提供任何收益。”可见，传统中国对西域的经营主要还不是开疆辟土的“帝国扩张”，而是综合地缘战略和经济因素的理性考虑。

 
浩罕汗国的皇宫与军队

清朝基本上解决了南-北问题之后，才使中国人首次严肃地对待西北（西域）问题，亦即不再将其仅作为战略上的边疆，而是作为一块自己的土地经营。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中华帝国太多机会。平大小和卓之后，1759-1820年间，清廷虽然在新疆维系了六十年的和平，但此后又是中亚给清廷带来长达六十年的祸患。1820年代后，清朝内部叛乱日增，军力不足，张格尔乘机作乱。平张格尔后，大清就面临着浩罕汗国的直接威胁。由于国力日衰，清廷采取守势，欲以中亚贸易笼络浩罕，可惜收效甚微，直到新疆建省，清王朝才逐渐恢复新疆的秩序，但此时，中国面临的是新的南-北问题了：俄罗斯已南下而据有中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