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理和郭嵩焘
——对“滇案”后中国两个重要事件的思考
文：陈浩武
我最近一直在琢磨，石门坎的精神，柏格理的精神，对整个中国的社会转型意味着什么？
我今天从大家知道的一个很有名的案件“滇案”说起，从“滇案”出发，来引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件事情，然后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看它说明什么问题。
“马嘉理事件”。马嘉理事件是导致后来包括石门坎在内等一系列事件的重要背景。
事情是这样的：在云贵高原，历史上都是由法国人在这里传教，主要是天主教，法国有几位天主教徒曾经帮助越南的一个皇帝登基，越南的皇帝给他们的报酬就是你可以在越南传播天主教。这些传教士慢慢从越南往北，进入了中国的云贵高原，主要在云南怒江一带传教。 后来经过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也希望进入中国内地，进入云贵高原，但是苦于这个地域被法国人控制，而且由于交通原因，无法实现。
英国人首先打破这种僵局，那个时候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试图从缅甸打通一条道路进入到云贵高原。1874年就派了英国的上校军官柏郎，带领一支探险队寻找从缅甸进到中国的腾冲的道路，英国驻中国公使派一个名叫马嘉理的翻译，从北京出发到中缅边境去迎接柏郎。但是，1875年2月12日，这支探险队在从缅甸八莫到云南腾冲过程中，在腾冲和当地的边民发生冲突，马嘉理被边民打死。这个事情就叫“马嘉理事件”，历史上也称“滇案”。
英国政府借“滇案”向中国清朝政府施加压力，1876年9月13日，中英双方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也称为《芝罘条约》。烟台历史上称为芝罘，这个条约的文本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英烟台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开几个口岸之外，最重要的是开放云贵高原对基督教的传教，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对这么很小的事件，中国清廷会如此重视，如此忍让而被迫签《中英烟台条约》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原因。1875年清政府已经决定左宗棠帅兵收复新疆，收复新疆是和俄国的关系。在这样一场大的军事行动之前，清廷担心如果不处理好马嘉里事件，英国人和俄国人联手对付中国，就会非常麻烦，会影响到收复新疆这个大战略的实施，所以在对马嘉理的事件上，也就是对待英国的态度上，采取了妥协的立场。
《烟台条约》之后，西方世界第一个反应就是戴德生的内地会，虽然内地会是1865年创办的，但是戴德生在《中英烟台条约》之后专门成立了“内地会中国委员会”，而且在英国招募100名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而柏格理正是这次应内地会招募来到中国。从时间上看，1886年“内地委员会中国委员会”成立，1887年柏格理就到了中国，他是1888年抵达昭通，1904年抵达石门坎。这件事情就形成了后来柏格理牧师在石门坎创造一个海外天国的外部背景，这个背景就是马嘉理事件。
柏格理牧师到了石门坎去，把两种东西带给了这个地区：
一是基督教的信仰；
二是现代教育体系。
这两样东西带到石门坎，是基于文字的发明。柏格理到石门坎以后，在昭通汉人学者和一些苗人的支持下，1906年就创制出苗文，今天称为“老苗文”或者“花苗文”，然后很快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新约》，并且开办学校，普及教育，在乌蒙山区大规模扫盲。
他把信仰和教育这两种东西带到了石门坎之后，就给一个古老的，蛮荒的民族，连文字都没有的民族，从来不认识大字的民族，变成了所谓的“西南文化高地”。
我在石门坎隐隐约约听到过关于驼峰航线飞行员的故事，大意是说石门坎的农民会讲英文。因为只是听别人讲，从来没有证实。所以我以前在介绍关于石门坎中从来没有引用过这个例子。这次去云南接待柏格理的后人，听到当事人讲到了他父亲可以流利的用英文和美国飞行员沟通的故事，这个美国飞行员被日军击落掉在威宁地区的时候，就是他的父亲用英文和飞行员交流，并且把这个飞行员送到国民党军队的驻地，使这个飞行员感激的泪流满面，他没有想到一个如此偏僻蛮荒的地方，竟然有人用熟练的英文跟他交流，把他送到国民党的军队去，让他重新返回到美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52年中国体委组织第一个足球队，其主力队员有一些是来自石门坎的球队，一个石门坎乡的球队竟然能为国家足球队提供主力队员，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场景，苗族了学会了游泳、足球，他们学会了现代文明，从1928年就出了苗族的医学博士，非常了不起，而且这个了不起的人物当中的代表就是朱焕章先生。柏格理用生命点燃了苗人，苗人成长起来了。
今天我们的会场中，就有朱焕章先生的女婿陶绍虎先生，今年74岁的老人，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现在他在不遗余力的推广老苗文，用他的行动，在云南贵州青年当中推广柏格理当年创制的老苗文。
很多人问我，你一个学经济学的，一个做企业的怎么会关注石门坎，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心中有一个情结，就是乡建，农村的乡村建设。我做过知识青年，下放过农村，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在很早之前，就对梁漱溟晏阳初这些先贤从事乡村建设有强烈的兴趣，我关注他们怎么做，他们为什么会做农村的建设。
中国的农村建设有几种模式，一种就是梁漱溟晏阳初他们在山东河北所推行的模式，是在既定的价值观不变，在儒家文化传统之下，通过增加资金、科技的投入，通过平民教育，来改造农村。这种模式非常有效，可惜的是，由于日本侵华，这个社会实践被中断了。
我把柏格理石门坎实践看作是中国农村建设的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在一个极端贫穷的地方，把现代教育的体系和基督教的信仰带过去，这个地方就发生变化，我对石门坎的认识是从乡村建设角度来看，认为石门坎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乡村建设社会改造模式。
由“滇案”引出来的第二个人物就是郭嵩焘。
为什么是郭嵩焘？
因为“滇案”，除了清政府被迫签订《烟台条约》，同时，中国政府要正式派一个官员远赴英国，当面向女王“表示遗憾”也就是去道歉。这种苦差，派谁去呢？皇帝把人选确定在郭嵩焘。
郭嵩焘何许人也？
郭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湖南人，满腹经纶,若论学识、论水平，论眼光，他都是丝毫不亚于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的杰出人物，只是因为他命途多舛，使他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很多痕迹，最后下场很惨。
首先，郭嵩焘是清廷高官，最高职务是福建巡抚，地方大员。由于他眼光开阔，深受皇帝信任，更多的时间是担任上书房行走，是皇帝的近臣和智囊，他给皇帝上的很多奏折都被皇帝采纳。
第二，他是湘军的创立者，因为他的父母去世以后，他回到湖南丁忧，正在这时，太平军起事，他受命协助曾国藩创立了湘军。
第三，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国职业外交官的先驱。
中国外交官的第一个人就是郭嵩焘，在他出使英伦之前,中国没有“外交”这个概念，所谓的外交，是建立在平等的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概念，而清朝时的中国，只有“理藩”，中国以外都是藩，都是夷，都是蛮人，中国才是天朝，站在天朝的角度“理藩”。而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个职业外交官，是中国外交的先驱。
郭松焘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卓识的学者。
比方说他把苏格拉底称之为苏夫子，把亚里士多德称为亚夫子，就像把孔子称为孔夫子一样。他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看成为和孔子相平等的圣人。毫无疑问，在一百多年前他能认识到希腊哲学家的价值，这一点很难得，当时中国没有几个人有这个眼光。
第二，他非常推崇西方的民主政体，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很深的研究，他认为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是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而中国如果要强大，首先要学习的是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包括议会制度，在当年他就提出了一点。
第三，他认为当时的洋务运动的“官督民办‘’的模式是有问题的，应该把官员撤出来，企业由企业家去办，由商人去办，所以他说“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只有让商人去经商，办企业，中国才能够打下西方政治基础出来，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贵的思想。
“滇案”以后，慈禧太后决定由他出使英伦，他在1876年启程，就是左宗棠对新疆出兵的这一年。那么，这么一个多么卓识远见，那个年代就认识到苏格拉底和企业家的价值，他什么下场呢？
中国派驻英国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立即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大家认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只有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臣“驻外”之说。简言之，在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有辱国体的。所以，郭嵩焘还没有出门，已经是众矢之。有人甚至编出一幅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虽然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上任。
他出使的时候，朝廷派了一个副使叫刘锡鸿，这个刘副使在观念上极其保守，他看不惯郭嵩焘，专门打小报告，不断地写奏折，所以他跟刘锡鸿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最后朝廷把他免了。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 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
死了都还没有完。他去世九年以后，1900年义和团兴起，慈禧太后同时向14个国家宣战，一些官员就上奏慈禧说，导致今天这种混乱就是郭嵩焘这些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造成的，其中代表人物就是郭嵩焘，所以要开棺鞭尸。
我为什么要讲到郭嵩焘？
或者说，郭嵩焘这个人物的悲剧说明了什么？
我们今天来看，郭嵩焘无疑是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物，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那为什么一个正确的观点不能容于当时呢？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这就是我下面谈到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转型。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转型，一种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西方民族转型。
这部分国家的文明转型怎么实现的？
从十五世纪大航海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经过罗马法复兴，最后实现产业革命，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为什么会自然演进？最大的贡献是新教改革，新教改革就实现了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两者的分离，康德讲，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他说：在科学领域我们要把上帝赶出去；在社会领域我们要把上帝请回来，也就是说，在工具理性层面，我们要摆脱神学的困扰，以科学的精神来探索自然；但是，在精神层面，我们仍然需要信仰，需要精神价值，需要一个神性的上帝。
这种思想，到加尔文以后，更是演化成为韦伯讲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演化成为世俗的事功也能荣耀上帝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即每个人在人间的活动，经商也好，科学研究也好，都可以荣耀上帝，工具理性和终级关怀是打通了的。
但是，第二类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这一类的国家大多是传统文明的国家，是轴心文明的国家，这些国家有自己成熟的价值系统和价值观，如果要像西方学习，融入全球化进程，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现代的价值系统和传统的终极关怀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因为在这些国家，人们（主要是社会精英阶层）首先要问，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如果不解决学习现代化制度的正当性依据，这个学习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在洋务运动中，发展经济需要修建铁路，这毫无疑问是重要一步。但在令我们想象不到的是，当时修建铁路的阻力并不是来自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来自于意识形态。因为当时的儒家学者们认为，火车产生巨大的轰鸣声，会惊扰埋在地下的列祖列宗的灵魂，是一种“不孝”的行为，违反儒家的伦理。今天看来如此荒唐可笑的理由，但在当时，它却实实在在阻碍了我们修建铁路的行为。这就是说，如果一种社会观念，不能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正义的时候，社会实践活动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郭嵩焘的悲剧就在于此。
郭嵩焘的悲剧是什么？
我们看，副使刘锡鸿给朝廷打报告，说郭嵩焘的三大罪状，我们看看三大罪状是什么：
第一件，郭嵩焘到英国的炮台上视察，那天起了大风，陪同的一个英国人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披给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说这是大不道的行为，“即令冻死，也不当披”；
第二，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迎接。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成何体统！
第三，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
今天看来，刘副使所陈列的罪状，大多是鸡毛蒜皮，但是，在当时就是严重违反祖宗法度，所以，郭嵩焘也就成为“教法罪人”。
前面我讲了两个人物，传教士柏格理和清廷高官郭嵩焘。
这两个人物有什么联系？
联系就是“滇案”。因为“滇案”，一个从英国来到中国，一个从中国出使英伦。但是这是表面上的联系。
深层的联系就是， “滇案”使中国与外部世界产生了联系，所以柏格理牧师能够来到中国，带来一种普世价值，使他在石门坎获得成功，自己也成为西方五大使徒；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确立向西方学习的价值正当性，所以郭嵩焘出使英伦，以悲剧告终，成为“名教罪人”。
牧师柏格理和高官郭嵩焘，这两个人物都是当时的精神坐标，他们不同的命运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是传统文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一定是首先要建立现代价值体系和现代政治制度的耦合机制，这种耦合，就是以确立学习目标的价值正当性，同时，要实现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的理性分离。伯格理们当年的努力，其意义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