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明之间：中亚为什么很重要？
文：昝涛
文明：东西格局下的中亚
在南-北对峙/并立的格局下，西域对中原王朝而言，主要还是向西的地缘战略问题，但其中亦逐渐具有了文明碰撞的元素。从中华帝国的角度说，它先后遭遇了两种从西方而来的、带有帝国政治扩张特征的大文明形态：伊斯兰文明与欧洲现代性文明[17]。故在近代之前所谓的文明碰撞就是：世俗的华夏文明与一神信仰的伊斯兰文明的接触。
中亚的伊斯兰与突厥化
在文明史的意义上，“西域-中原”的东-西格局可以分为两个重要阶段：大体以公元751年为界。751年之前的一千年是华夏文明的进取期，中间数百年的分裂期亦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不知多少族群同化于华夏文明之中，这一时期以汉唐盛世为其两端。751年后，华夏力量回撤至葱岭以东，而伊斯兰文明越过葱岭，逐渐覆盖了西域的大部分。
751年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文明史的意义高于政治史的意义。在751年前的一千年中，华夏文明在西域几乎没有碰到过堪与匹敌的文明-政治力量，西域人了解中原王朝的强盛和繁荣，莫不仰慕华夏文明。在被伊斯兰征服的过程中，西域人渴求中原王朝的救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时，波斯王曾多次向唐乞援。705-720年间，阿拉伯人开始蹂躏整个中亚地区，西域诸国纷纷向唐廷求救。在一封给唐玄宗的表文中说：“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慈泽，救臣苦难。”此类表文，言辞恳切，然此时的唐朝军力虽未衰退，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吐蕃、西突厥和大食同时强大，尤其是吐蕃的军事威胁近在眼前，唐军无法给予中亚属国以切实援助[18]。
“回教之传入中国，始于唐而盛于元”。伊斯兰教传入新疆，是在10世纪末及11世纪初喀喇汗（即黑汗）王朝时期，后逐渐向东扩展[19]。唐代长安已多见西域穆斯林商人往来、定居。《甘宁青史略》记载：“终唐之世，甘、凉、灵州有回族”。元朝是伊斯兰化在西域发展的重要时期。蒙古征服西域诸国后，众多穆斯林归附蒙古。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中亚陆路畅通无阻，被征服的中亚操伊朗语族语言和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族人民中，有不少人被派到中原各地开荒、屯田，也有不少穆斯林军士和工匠东来，充当炮手或工程技术人员和天文学专家，也有少数人到中原任政府高官。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当时都被称作“回回”）在中国定居下来，分布于全国各处，他们中许多人娶汉女为妻，或同其他民族通婚，生息繁衍，人口日渐繁盛。《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满天下。及时居甘肃者多。”
蒙古入主中原后，为统御汉人和南人，借助于文明水平较高的色目人（主要为穆斯林）的帮助，色目人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在汉人、南人之上。伊斯兰文化高于蒙古，故蒙古人同化于伊斯兰者日多。至明代，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明朝回族与其他各族穆斯林更严格地区别开来，居住地域稳定下来，经济上有了发展，通用汉语言文字，吸收了汉族文化，充实了自身的文化，生活习俗已经定型。明代虽以种族之别立国，强调华夏与夷狄之分，但其建国有赖于回民者甚多，开国大将即有很多回民，故在有明一代，伊斯兰教颇受礼敬。
延至清朝，满族在政治上借重于蒙、藏佛教势力，又自命为中国道统的继承者，在此情况下，作为回、维族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的地位无法与儒、佛、道相比，就是在比较宽松的清代前期，也是被作为“率皆鄙薄之徒”信仰“的原一无所取”的“其先代留遗”的“家风土俗”。不过，清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禁止过伊斯兰教，尤其是清前期诸帝还是比较尊重伊斯兰教的。到了乾隆中期以后，就发生了由宽容利用到残酷镇压的转变，但这个转变的内容和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伊斯兰教内部发生的新、老教派之争，回、汉矛盾的长期累积和爆发，这些又都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
中亚处于古代世界四大文明的中心地带。在伊斯兰化之前，在古代中亚影响最大的是佛教。根据巴托尔德的观点，中亚在13世纪时完成了伊斯兰化。“中央欧亚的历史就是一部蛮族的历史”，蛮族注定要被它所征服的更高级的文化所征服。当突厥人被伊斯兰化以后，它比阿拉伯人更虔诚。现在，中亚五国中操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族语言的各民族以及东干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部分塔吉克族属什叶派。
突厥化也是中亚历史上的大事，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亚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地，这里也自然地成为不同种族汇聚融合之地。公元6-13世纪是中亚突厥化的时期，蒙古人的到来和统治是突厥化实现的关键，因为跟随蒙古人来到这一地区的大部分游牧部落都是突厥人。突厥化主要是指语言上的同化。按照近代语言学的分类，突厥语是阿尔泰语系的一个语族，该语族下又包含很多不同的方言，现代土耳其语就是突厥语族的重要方言之一，其他的突厥语族方言还包括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等数十种。语言的相近使这些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之间交流起来障碍比较小。在中亚地区，只有塔吉克人躲过了突厥化的进程，成为中亚当地主要民族中唯一操印欧语系的现代民族。
突厥化是游牧的突厥人在军事上征服，并在语言和习俗上同化中亚至小亚细亚本地民族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伊斯兰化合流后就更为迅速了。因为共同皈依伊斯兰教以后，方便了突厥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混血。我们无法确定在当时的历史过程中有到底有多少“突厥人”，但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个过程并不是多数的突厥人同化少数的其他民族的过程，而是突厥人凭借其军事的强大和统治，使其治下的各民族被同化的过程。操突厥语各族在军事和政治上曾对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与其有关的大的王朝/帝国有：以伊朗为中心的塞尔柱王朝（1037～1194）；作为雇佣军进入了阿拉伯帝国的核心，并在埃及建立的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创造的帝国（1370～1507），以及帖木儿后代创建的印度莫卧尔帝国（1526～1857）；伊朗的萨法维帝国（1501～1736）；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
帖木儿帝国
从突厥化的结果来看，它造成了一块从中亚至中东的操突厥语各民族连在一起的大区域。这一区域的存在成为近代泛突厥主义兴起的基础。泛突厥主义在近代的兴起与欧洲的“突厥学”有关。东方学家们提出，“突厥”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他们散布于广大的领域，而且，突厥人还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建了主导世界的国家和高级文明。这种思想成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原料，在此基础上，泛突厥主义者重新“发现”、“创造”和“虚构”出所谓“突厥民族”的历史、史诗、传统与民俗等，以相近的语言、宗教和现实处境为基础，就产生出了力图重建一种结合了乃至超越了伊斯兰认同的所谓“民族的”主体性的冲动。泛突厥主义也是现代历史上苏俄在中亚面对的最主要的来自当地的主体性挑战。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遭遇
伊斯兰文明在西域的扩张和传播造成的是两大不同性质的文明的遭遇：世俗的儒家与宗教信仰的伊斯兰。对中原王朝来说，它所遭遇的第一个大的神圣宗教文明-政治体不是近代基督教的西方诸国，而是来自中东的伊斯兰。
中亚的伊斯兰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阿拉伯人是在亚历山大后从西方侵入中亚的第一个民族。”在伊斯兰到来之前，中亚是东西大帝国扩张的终点与极限。无论是亚历山大帝国还是汉唐帝国，都在中亚达到了它们对外用兵的最后终点。无论建立城市还是设置都护府，东西方的大帝国都没有真正地在文化/文明上彻底征服过中亚。惟有来自中东的伊斯兰在文明上比较彻底地征服了整个西域，并且使此后的一千多年再也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取代伊斯兰文明。伊斯兰已经内化于西域文明的骨髓与血液之中。伊斯兰力量为什么能够在中亚胜出？
首先，从生产力角度来说，伊斯兰帝国的创立者阿拉伯人大规模地使用骆驼，“在摩洛哥到药杀水之间的地区，骆驼已经代替马车成为最便宜、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就是在这个地区，伊斯兰帝国的基础得以最快捷、最完整、最永久地建立起来。”直到中世纪，骆驼在帕米尔以东都不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在帕米尔以西则相反，前述汉将李广利远征费尔干纳时，主要的运输任务是由10万头牛完成的。唐朝时期骆驼并不是穿越戈壁的主要运输工具。伊斯兰教在中亚的成功，部分地可以通过大规模地使用骆驼来解释，也就是说，在西域，伊斯兰的骆驼战胜了甘肃马车，对此，后来的左宗棠有深刻认识[25]。
其次，最重要的是文明拓展的路径。为什么希腊、波斯和汉唐文化这些古代文明的伟大文化代表纷纷在伊斯兰文化面前退出了西域的历史舞台？代表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帝国，统治中亚不过短短两三个世纪，却使中亚发生了全盘的伊斯兰化，有学者指出：“积极进取并以先进经济为基础的伊斯兰优质文化对缺乏主体意识的附属性中亚政治文化的胜利，也是对虽具有悠久古文明，但在进取性及先进经济结合方面却相对保守的当时希腊、波斯、汉文化的局部胜利。……希腊、波斯、中国汉唐等文明古国，却恰恰只有自身文明的一般性传播与辐射，而像伊斯兰文化那样自觉地以大规模积极的覆盖性手段来弘扬悠久的文明传统，却是十分缺乏的。这对中国来说，教训十分惨重。关键性原因之一，是中国历代虽重视边疆的民族政策与适应当地民族要求的羁縻式的仁政管理体制，但未能有效增强与发挥儒家文明竞争力的决策与文化经营。原因之二，是中国在中亚的行政管理没有明确纳入中国古代版图的国家结构。”[26]
克里米亚战争
上述学者对伊斯兰文明扩张的成功提出了经济的和文化策略的两个维度的解说，但并未触及文明的“内核”因素。对文化策略方面的强调，只是指出汉唐等文明在伊斯兰文明面前的退缩是政策上的失败。这其实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
汉-唐儒家文化乃是一种世俗的、依托于特定农耕-定居社会的人-地关系的文明形态。儒家文明的天下观与大同主张，体现出其普遍性；但是由于它对具体的地理空间的依附——儒家天下观只有在中原汉地才可展开其所必须的物理空间的想象，脱开这里则难以落实——其学理上的普遍性在现实政治中又是“欠普遍”的，具有特殊性。而伊斯兰教是与犹太教、基督教同源的一神教信仰，它是不以特定的现世空间秩序为依托、而以对超现世的唯一真神（安拉）的信仰为号召和旨归的、普世主义的文明形态，其绝对意义上的普遍性要大于儒家学说——当然，要强调的是，这与文明的优劣无关。从启示宗教的角度说，伊斯兰教也是发展最为完善、形式/逻辑最为简约的一神教信仰，它在宗教自身的逻辑内达到了极致。且不管伊斯兰文明复杂的实质是什么，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一神教信仰的。这两个文明对社会的影响和塑造之不同，实质是世俗与信仰的不同[27]。
儒家文明是产生自中原黄河流域定居-农耕社会的一种文明形态。冯友兰曾就中国儒家文明的经济基础说：中国是大陆国家，华夏民族以农业为生；农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汇总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儒家的五伦就是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反映。由于同样的原因，祖先崇拜也发展起来了。经济条件打下了它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儒家文明以特定地理空间下农耕-定居社会的人-地关系为依托，只要这种经济-地理基础存在，它就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只有打破儒家文明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改变其存在形态。对于游牧者来说，他们的生存方式本就是流动性的，与儒家的定居性相反。征服了中原的游牧帝国最终是通过定居化并接受了儒家文明。
圣地麦加
三大启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根源上说都产生于中东沙漠的游牧民之中。沙漠与草原的环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头顶是天，四周是开阔空旷的贫瘠土地，几无屏障，在寂静孤独的时候，容易产生聆听神音以及与神沟通的想法。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发展的顶峰，它形式简约，反对偶像崇拜，且由一个充满活力、文化层次较低的游牧民族以征服性的“圣战”形式扩张开来。“圣战”与游牧民族的劫掠传统的结合，使伊斯兰教更易于被游牧民族所接受。在广大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是通过苏菲神秘主义的渠道进行的，苏菲主义不重强调与神的直接沟通，更适合文化层次较低、放荡不羁的草原游牧民族。一神信仰的伊斯兰文明从根本上说是普世主义的，它没有种族、肤色的偏见，尽管伊斯兰帝国也曾贩卖奴隶，但只要奴隶皈依伊斯兰教，就成了教胞兄弟，再也不能被当作奴隶看待，这对很多作为“军奴”参加了阿拉伯军队的突厥人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
在伊斯兰征服西域之前，这里盛行佛教。伊斯兰教之取代佛教也是经过了非常残酷的、长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伊斯兰教对待“有经人”（即拥有圣经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是宽容其宗教社区的存在，条件是缴纳一定数额的税，而对佛教则视之为偶像崇拜，必欲彻底铲除之。所以，伊斯兰教在西域之取代佛教，不能单凭历史的结果就说伊斯兰教比佛教更具有吸引力。同样都是游牧民族，西边的蒙古人接受了伊斯兰教，而北边的就接受了喇嘛教。
历史上，征服了中原的游牧民族最终都被汉化，而作为落后民族的阿拉伯人却没有被它所征服的高级文明（如波斯）所征服。这个情况可以部分地说明启示宗教的文明优势。作为伊斯兰教的开创和传播者，游牧的阿拉伯人文化水平不高，但与很多其他的游牧民族不同，他们掌握着一个启示宗教，它既有一神教所具有的普世主义的文明优势，又有游牧文明在传统社会的军事优势。而征服中原的游牧帝国，它们仅有游牧的战力，却没有像阿拉伯人那样拥有一种普世主义的宗教为精神武器，故只能在征服中原后，逐渐地采纳被征服者的文化，因为他们在文化/文明上并没有优势/自信。而游牧的阿拉伯人征服了高级的波斯文明，并以此为基础又在文明上征服了西域。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清楚，华夏要理解西域，就必须正视历史上不同文明“覆盖”西域及彼此竞争的结果。要理解伊斯兰文明征服西域，不能仅仅看到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策略，也要看到文明的“内核”因素；还是要意识到，当特殊主义的、世俗的儒家文明与普世主义的、神圣的启示宗教文明去争取流动的游牧民族时，并不具有优势。
伊斯兰是理解一千年来西域历史的关键。西域伊斯兰化之后，传统的东-西格局中已经加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文明因素，故非常有必要了解这一文明的历史及其特征。伊斯兰教对中亚的意义就在于使这里的人民建立起一种主体性意识。不过这种主体性与近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不同，前者是弥散性的，以对超自然神的信仰和皈依而获得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高贵、自信与骄傲，它不以特定的人-地关系为依托；而后者恰恰相反，尤其强调建立以人-地关系（民族/人民--疆域）为基础的政治实体，并在此基础是形成对自我认同的肯定。这是历史地认识中亚的一个重要视角。迄今，狭隘的“中原史观”还没有严肃地对待和处理过这个问题，也是当代国人认识中亚的常识性知识障碍。
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实际的、偶然性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西域的伊斯兰化这个问题。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讲，伊斯兰文明已成为该地区一种本土化了的文明。要深层次地理解中亚问题，就必须把伊斯兰文明与当地人民的主体性结合起来。中原-华夏文明对伊斯兰文明（以及一切信仰世界）的无知和蛮横，甚至对其他生活方式——如游牧——的无知和妖魔化，都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智识上的障碍，乃至成了世俗的华夏文明的历史性顽疾。而由此所产生的错误知识与政策不但没有解决它所面对的问题，反而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唐玄宗时，阿拉伯使者来进献贡品，见到玄宗皇帝时，“立而拒跪拜”，由此差点引起一场外交风波，这不免使人联想起世界近代史上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拒绝在乾隆面前下跪的场面。到了明代，经过元代发展，西域的伊斯兰化已经基本完成，此时的西域人已获得了对中原王朝的“蔑视资格”，亦即因为皈依了一神信仰而产生了一种无比的高贵感。当明朝把主要精力放在长城以北的蒙古身上时，中亚人也并没有认真注意过明朝。“到明亡为止，中亚人多把中国视为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亚商品的市场，拥有数量庞大的异教徒，而总有一天他们将成为穆斯林。中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虽然很发达，但比中亚文化逊色，而且他们发现中国人对世界一无所知。”
突厥帝国
从东部海洋秩序的角度说，朝贡体系是以（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为宗主的，但不能用这一完全想当然的框架来理解中国与西域的关系。实际上，从10至13世纪，中国的官员们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朝贡系统，开始奉行一种现实有效的外交政策，即将邻国作为平等的对象被接受下来。然而，对诸多强大邻国的现实评价，并不能阻止官员们将外国人灭成为“野蛮人”。“与这些国家外交关系中的互惠原则不过是一种被迫的让步，而这一让步只是由于宋王朝军事上的软弱才勉强赐予的。”国内的官方记载和私家信件里充满了仇恨的情绪：外国人被说城市低等的民族，“野蛮人”，“卑鄙的人”或者径称为“禽兽”。已有研究指出：明、清与中亚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等和平等的关系。其实，这只不过是宋代传统的一种延续罢了。而中亚人甚至非常瞧不起中原人，这一点应与西域的伊斯兰化密切相关。但在中华帝国的内部，仍然要维持一种“世界宗主的神话”，明代设立“回回馆”，是专门负责接待来自西域各地穆斯林客人的机构，而回回馆属“四夷馆”，就是说，尽管明代君主在实际中承认中亚穆斯林君主的平等地位，如永乐大帝在给帖木儿后裔的信中说“西域乃伊斯兰地界，大智大善之人颇多，然无有超越苏丹者”，但在国内仍然以“夷”称之。对古典帝国而言，在其自我叙事结构中坚持对于其他文明的自傲是一种必须，并且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自傲与对其他文明的研究未必矛盾——一为叙事结构，一为现实政策，两不冲突——至于现实中帝国是否总是愿意低下头来研究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我们的古典帝国曾经做过相关的思考，可惜今人已经忘却古人的智慧。
更进一步，我们今天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古典帝国的理念已经被我们今人放弃了，以至于我们面对基督教文明时经常丧失自我，失去自傲，这是文明自立的深重危机；而中原叙事的思维结构在另一个角度仍深透在我们的骨子里，以致我们面对伊斯兰文明的时候又总是有着一种盲目的自大与无知。思考西域问题，有必要重温中国古人的智慧，再探求古典帝国的奥秘，这方面的努力，其重要性不亚于我们努力去理解现代国家之建构理念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