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陈浩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关于杨小凯。题目是“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杨小凯这个人物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常说，上帝造有君王、祭司和先知。杨小凯既非君王，亦非祭司，他的身份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先知。所以我是怀着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来讲杨小凯，虽然他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杨小凯生于1948年的10月6日，再过几天就是他70年的诞辰。我想把今天这场讲座也献给杨小凯先生，作为对他70岁冥寿的一种怀念。2004年7月7日，他就离开了人间，距今已经14年了。上次到复旦大学开会，纪念的是他逝世十周年，这一晃又过了四年。
杨小凯已经离开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重温他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仍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所以，在临近他70年冥寿的时候，我们来怀念杨小凯，我们来学习他的经济学思想，理解这些思想对我们这些“现代人”的时代意义。
我今天会讲这么几个题目。
第一、 命途多舛的杨小凯
大家知道杨小凯的一生，其实是非常坎坷，非常波折的。
杨小凯第一次闻名于天下，不是因为经济学，而是因为1968年的一篇大字报。他当时只有19岁，名叫杨曦光。当时WG已经搞了两年，各地的造反派也斗了两年。他所在的WG造反队叫“湘江风雷”。
他在1968年写的这张大字报，叫做《中国向何处去》。这篇东西当时可以说是名震天下，影响非常之大。我比小凯小几岁，但我们这一代老三届的红卫兵，可以说没人不知道杨曦光，没人不知道《中国向何处去？》。
在今天来看，这篇大字报其实是一个非常左的东西。杨小凯认为，中共建政到文革，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蜕变为一个脱离人民、背离其立党“初心”的阶层。他认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阶层已经成了人民的敌人。所以他的主张就是：要搞第二次革命，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
杨小凯当时的认识是：毛发动的文革还不够彻底。他举例说，上海的“二月风暴”，就没有体现巴黎公社的理念。 所以杨小凯提出了一个更左的目标：实行二次革命。可见，青年时期的杨小凯把革命理解得非常浪漫，是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在那个年代，与那些打打杀杀、高喊空洞口号的文章相比，这篇东西是唯一有思想性的。杨小凯天生是个能够深度思考的人，不管他这种思考是建立在一个什么维度之上，这篇文章展现出了他的理性，他的才华，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可谓横空出世，对很多处于迷狂状态的青年，可以说是当头棒喝，看到了自己的莽撞和浅薄。
我认为知青这一代，特别是老三届这一代，有两件事情对他们影响极大：一个就是杨小凯的这篇《中国向何处去》，另一个就是9.13事件。这两件事给这一代年轻人所带来的是震撼、警醒，让他们懂得读书、思考。
《中国向何处去》影响极大，惊动了高层，也给杨小凯带来了灭顶之灾。康生和陈伯达都注意到了这篇大字报，他们认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不可能写出这么有思想的东西，背后一定还有黑手。其实，康生等人是害怕这种思考背后的那种精神力量。而杨小凯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于是康生等人认为，杨小凯背后一定有更深的幕后谋划。杨小凯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母亲不堪忍受折磨上吊自杀。杨小凯在1968年2月被关进长沙左家塘看守所，1969年10月逮捕，并判处十年徒刑。
监狱里的启蒙
在监牢，对杨小凯来说既是炼狱，也是他精神升华的契机他在监狱里，杨小凯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叫刘凤翔，他是杨小凯的精神启蒙者。
在杨小凯后来自述中，有这么一个电影一样蒙太奇的情节。那个晚上，杨小凯被押到监狱的时候，四处都是黑咕隆咚的。他被推进牢房，背后的铁门被咣当一声关上了。在黑暗之中，他摸到地上的稻草。突然，从墙角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你是杨曦光？”。杨小凯吓得寒毛倒竖。陌生的环境，阴森的牢房，本来就高度紧张，他问：“你是谁？”那个人回答：“你不要管我是谁，我算一算，你也该进来了。”这就是当时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黑暗的、铺满稻草的牢房里，有这么两个人对话。跟他讲话的这个人，就是刘凤翔。
刘凤翔是什么人？他曾任浏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在被关进监狱前，他是湖南《新农民报》的编委，地位不是很高，但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后面会细说这个刘凤翔。
经过这一场夜间对话，两人就认识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交流。你可以想象，一个20岁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个像刘凤翔这个可以推心置腹交流对象，他慷慨激昂，非常兴奋。 但是，当他讲完以后，刘凤翔非常严肃地跟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不能再沉浸在法国大革命和苏俄红色革命的怪圈中，你们必须要从这种历史的循环的链条中走出来。你们要学习的是英国历史，你们要去了解英美宪政，要了解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同时你们要懂经济，你们要懂市场经济，你们要学经济学，你们要成为经济学家。”
我们想一想，在1968年的时候，有人能够讲出这么一番话！别说68年，就是78年88年98年甚至18年，有人来讲这段话，都是醍醐灌顶。毫无疑问，刘凤翔的价值观，与当时正沉迷于左倾思潮的杨小凯南辕北辙。这一番话给了杨小凯极大的启示。我前面说过，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其实是个非常左的。但他遇到了刘凤翔，遇到了他人生导师，第一次听到英国宪政、光荣革命、市场经济……这类崭新的概念。 毫无疑问，这些概念是他从没有听过的，但同时对20岁的年轻人来讲，这套东西给了他一种巨大的精神冲击。
第二，寻找刘凤祥：英美保守主义在中国的踪迹
讲到这里，我要稍微补充一个背景。
在辛亥革命以后到五四运动时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中国发生着丰富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些启蒙是有几种流派的。一是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红色革命的流派。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扬苏俄”，“反传统”，提倡苏俄的红色革命和暴力革命。二是以胡适和蔡元培为代表的，他们偏向西方民主和自由主义。但是这一派在境外的思想资源是罗素、杜威，是大百科全书派，本质上还是法国大革命传统。虽然他们和第一派不完全一样，但也是反传统的，以打倒孔家店和反对一切宗教信仰为特征。前两派有区别，但也有相通的一面：都是反传统，都希望通过大规模的暴力、激进革命来重新完成新的国家构建。
三是以严复、章士钊为代表的一派，他们倾向于英美保守主义。主张中国应该走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渐进式变革。对第三种思潮，很多人不是很了解，我是去台湾了以后，接触到周德伟先生。我在台北紫藤庐讲座当中，也讲过这个观念——第三条道路。它不是以《新青年》为代表，而是以《甲寅》为代表。《甲寅》是1914年5月在日本创刊的一份杂志，它代表的就是我说的第三种理念。
我为什么要补充这个背景呢？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刘凤翔，1968年被关在牢里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保守主义的观念？通过刘凤翔对杨小凯所讲的这段话，我们看出，他的确具备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秉承的是周德伟先生，符合章士钊等人的思想。所以杨小凯1968年被抓到牢里去，他就和刘凤翔有了交集。刘凤翔是1971年4月被枪毙的。在监狱里他们应该有两年时间的交集。正是因此，杨小凯的思想深受刘凤祥的影响。
我关注的点在于，刘凤翔的存在，或者说刘凤翔这种思想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事实：一直到六七十年代，在民间仍然保存着以严复、章士钊、周德伟这一派的，认同英美保守主义、宪政民主的这样一群知识分子。正因为这一点，我对刘凤翔产生了兴趣，再加上杨小凯的关系，我觉得有必要去追寻刘凤翔这个人。这些年我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成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刘凤翔在1971年4月被枪毙，所有关于他的档案、资料都是处于保密状态，通过一些信息的收集，我大致勾勒出了刘凤翔的人生：
刘凤翔，1932年生人，祖籍湖南岳阳，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49年11月在浏阳县委办公室担任主任，1952年入党。1956年担任湘潭地委《建设报》的主编。1956年7月调任湖南农民报，担任编辑。1957年划为右派，1968年3月被捕，1970年判处死刑，1971年4月被枪毙。1984年，湖南高院下文平反，同时1985年《湖南日报》下文平反。他一个肉体上被消灭的人，非常可惜。在那之后，所有关于他的资料都中断了。
刘凤翔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
我原来的猜测是，他可能受周德伟先生的影响。因为周德伟先生1933年去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留学，师从哈耶克，是哈耶克第一个华人亲传弟子。周德伟在1936年抗战开始以后，从欧洲回到了湖南，在湖南大学创办了经济学系，开始传播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所以我是这样推测的：刘凤翔在湖南大学接受了教育，从周德伟先生那里了解到哈耶克的思想，他接受了英美保守主义的理念。这是我原来的猜测，我是按照这个逻辑去寻找的。但是看到刘凤翔的信息以后，这个猜测被推翻了，因为，周德伟先生去英国留学的时间是1933年，那时刘凤翔才一岁。当周德伟先生回国开始讲课时，刘也才三四岁，不可能成为湖南大学的学生。
我为什么要去寻找刘凤翔？因为刘凤翔的思想对杨小凯产生了影响。杨小凯后来去学经济学，在普林斯顿和莫纳什大学做经济学研究，包括他用数学模型所建立的经济学体系，这一切，实际上统统都是在实践刘凤翔对他启蒙的思想。我一直想从刘凤翔推到周德伟，从周德伟推到严复。然后从周德伟再推到哈耶克，从严复推到《甲寅》，去寻找这样一条中国保守主义和宪政主义思想的传播谱系，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因为刘凤翔被肉体消灭，所以这种推导的脉络就就断掉了。
曲折的求学之路
杨小凯出狱后，在李锐和一些其他的重要人物的帮助下，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助理研究员。
杨小凯在某种程度上和我有些交集，就是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是一个了不起的教育家，他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其中就包括在1983年破格聘用杨小凯担任武汉大学经济学讲师。为什么说是破格？不是杨小凯的学术水平不够，是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刚从监牢里出来的劳改犯，在那个年代，大学里要接受一个判了十年徒刑的劳改犯，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刘道玉校长顶着压力，硬是让他来教书。在邓晓芒先生写的回忆录里，他住在武汉大学湖滨宿舍的时候和杨小凯就是邻居。
杨小凯在武汉大学的第二年，一个世界上闻名的经济学家邹至庄先生到武汉大学讲学。在这期间，邹先生遇到了杨小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对杨小凯在经济学和高等数学方面所达到的高度非常惊奇。他马上邀请杨小凯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但正如我刚才说的，杨小凯那时的身份还是一个坐了十年监狱的劳改犯，根本不可能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这时又是刘道玉先生站了出来，刘道玉校长专门为这个事情，给当时的Z总理写了一封信，希望当局能够批准杨小凯去普林斯顿读博士，拿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我听Z总理的秘书李先生讲过这件事，是他亲自来处理的这件事。完全满足了刘道玉校长的要求，也遂了杨小凯去普林斯顿留学的愿望。应该说由于这一系列人物的帮助，首先是李锐先生帮助他去中国社科院，后来是刘道玉先生帮他去武汉大学，后来也是刘道玉先生和Z总理以及总理秘书……现在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背后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第三，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
杨小凯的经济学框架其实非常清晰，就是借助现代经济学的数理工具，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的核心经济学思想——劳动分工。他认为，作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分工和市场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市场的发育有赖于交易的效率，交易在本质上是产权的交易，而交易的效率取决于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以及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
杨小凯经济学思想所达到的高度，是全世界公认的。他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的。说实在的，我并不太看重这种所谓的提名，但它毕竟是一个标志：那些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都非常看好杨小凯，这足以说明他的经济学研究功底非常扎实。
杨小凯终生都在关注中国，我觉得这对当下中国很有时代意义。获再多的诺奖提名，都不如他对中国现状的关注来得重要。他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解释，我重点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后发优势”，一个是关于私有产权保护。
大家知道，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在持续30多年的时间内，GDP的成长每年都保持在10%左右，被称为“世界奇迹”。 今天来看，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世界奇迹。谢作诗教授认为，经过了40年的发展，人均收入才达到8000美金，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和台湾、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国家比起来，中国的增速并不高。但是在当时，的确是一片叫好之声。特别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1995年前后，到处大讲“后发优势”。什么叫后发优势？他们认为：后进国家，只要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就可以实现快速发展、后来居上。他们用中国30年的发展来论证一个道理，就是想说“后发”并不是坏事，是有很多好处的，因为它可以通过模仿获得迅速发展，而无需改变制度。在这种一片乐观的情绪中，甚至还出现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提法。他们把这种靠后发优势、模仿先进而得到的经济增长，总结为一种模式，认为这个有普世意义，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推广。
在“形势一片大好”的乐观情绪中，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大讲“后发劣势”——这个人就是杨小凯。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迟缓，模仿空间很大，很多东西根本不用创新，可以直接模仿发达国家。但是他认为这种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变革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模仿实现经济的快速成长和发展。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优势，而是一种诅咒。为什么说这是一种诅咒？他认为由于巨大的落差所导致的巨大的模仿空间，会使很多后进国家只重视模仿生产、管理和技术，而不去认真进行国家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样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根本制度的变迁，他会给长期的发展带来非常巨大的隐患，甚至会造成发展的失败。
他进一步解释道，在不改变制度的前提下，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的企业会贪腐横行，国家整个体制的活力必然会被这种模式所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的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他说，当年的苏联就是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一度成为比肩美国的强国，但最后它还是彻底崩溃了。苏联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被迫害致死，这就是一个后发劣势的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现在还看到，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越来越被中国的实践所证明。杨小凯是一位极有远见，头脑非常清醒的思想家，而且我认为他是一个先知式的学者。就像耶利米对巴比伦囚徒们的预言，杨小凯的预言虽然不好听，不被当局所欢迎，但他讲是实情，而且最后的社会实践也印证了他先知式的预言。
杨小凯主张，后进国家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光要发展生产，而且必须变革相应的制度。他比较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和满清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不但以宪fa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了英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早期他们因为不知企业为何物，也办过几个模范工厂，但后来基本上不办国有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实行公平的司法，承担的是第三者的仲裁功能，而不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样私人企业就蓬勃发展起来了。另外，日本引进的专利法、公司法，使私人企业可以在保护、推广专利制度的过程中受益，所以西方技术在日本得以广泛地传播和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化的日本很快发展出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
反观晚清洋务运动，是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没有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没有独立的司法保护私人企业，私人资本被政府肆意剥夺。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政府垄断了工业的利益。于是，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利用裁判的权力，追求它作为其球员身份的利益，这样根本不会有良性竞争。
我们看今天，30多年持续的经济发展，的确让中国成长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由于制度没有变革，观念没有变化，我们没有建立起一套能够支持社会转型的政治法律体系，所以今天的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后发劣势渐渐显现。我可以用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为例，来证明杨小凯的先见。
我本人在1990年离开人民银行，去创办了长江证券公司，也算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一个亲历者。当年我们投身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时候，是抱着极大热情的，有一种崇高的信念，去建设中国资本市场。在当时我们有一些可预期的框架设计，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它不仅是融资制度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产权制度的变革，即通过股份制改革完成企业私有化，通过产权的私有而形成新的公司模式。
我们当时认识到，中国资本市场、股票证券市场的成型，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对企业治理结构的一种积极探索。中国虽然有洋务运动30年，民国也有过黄金发展时期，但是对于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型，其实是一直没有完成的。从1990年开始的变革，是给这种探索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机遇的窗口期。比如，一个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以后，如何通过董事会来对企业进行管理，另外企业在私有化以后，民众成为企业的持股者，如何进行外部的契约监督。90年的这一波股份制改造，以及相应的证券市场的建立，其实是中国在企业治理结构上的一次绝佳的探索和实践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三十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探索是失败的。在这个窗口期内，我们根本没有完成这个目标。今天的中国企业，又回到了党委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的模式。另一个目标也没能实现：在资本市场体制之下，通过股票的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变更，来引导产业结构实现升级换代。
在我看来，中国的资本市场的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丧失了财富效应。二是中国企业治理结构的探索完全失败。三是资本市场成为权贵资本分肥的工具。四是国有企业重新回到社会的主导地位。从资本市场的改革可以推及其它改革：中国没有进行基础制度变迁的模仿。虽然我们有极大的模仿空间，但我们从来没有触及基础制度的变更。因为我们对企业治理的探索只是单纯的工具性探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是必然失败的。当年林毅夫一直在讲后发优势，他认为中国要“渐进地改革”。后发优势满足了中国人的虚荣，“渐进改革”的说法也为当权者所接纳，认为中国可以不改革政治制度，照样可以做得很好。
为什么我说杨小凯是个先知一样的人物？因为杨小凯针锋相对地提出的后发劣势，它的背后是要完成一个宪政秩序的构建，要避免国家机会主义的出现。我们今天来看，所谓的贸易战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就是一种外向型经济。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外贸依存度”。什么叫外贸依存度？就是说在一百块钱的GDP当中，由进出口拉动的比例占多少？中国最高达到76%，在世界居第二位，最高是德国，其次就是中国。一个外贸依存度达到76%的国家，我们是怎样把中国的产品卖向世界的？就是我们依靠了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秩序，也是一个世界贸易体系，这个体系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体系，WTO等等。我们并不是靠什么坚船利炮去打开世界市场，而是利用一个既定的世界贸易秩序来完成中国产品的进出口。
但是，要保证世界贸易秩序能够顺利的运转，就需要每个成员都遵守它的契约。你是一个合法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搅局者。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在加入WTO时，是对这个贸易体系有一个承诺的，就是保证在15年内完成国有企业变革，取消对企业的价格补贴，外贸补贴这一类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行为，但是，15年时间过去了，我们自己没有遵守这种既定的承诺，我们违反了契约精神，这就是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的立场。
关于杨小凯经济学的思想，我再说第二点，他对私有产权保护的概念。大家知道80年代的共识是市场经济，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莫干山会议也好，巴山轮会议也好，它的核心都是指出中国要走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在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的出路其实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但是杨小凯的贡献在于，他看到的问题的更深一步。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人产权制度。杨小凯认为，如果私人财产不受到保护，财富没有安全感，市场经济即使发展了也会崩溃。他从中国历代王权侵犯产权，任意剥夺商人财产的历史，提出要保证私人产权不可侵犯的观点。
他由此就进一步提到宪zhen秩序的概念，什么叫宪zhen秩序？宪zhen秩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公权力的约束，把公权力关到笼子里。二是对私权利的保护，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我们今天改革到了今天，私人产权的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杨小凯认为中国要富强，不能够在重复历史错误，最有效最根本的改革，就是保护企业家的私人产权，并将政府垄断的种种特权废止，就像孟德斯鸠所言，财产所有权是最大的道德。当法律不保护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的时候，社会道德是不可能的。杨小凯认为，权力一旦干预经济，无论是否出于善意，无论政客多么精明过人，都必然给市场的自发秩序带来灾难。更何况权力往往倾向于自我膨胀，往往造成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国家主义，祸害极大。
第四点，杨小凯和基du教。
我在第三点最后的结论，就是杨小凯认为，保护私有财产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这个论点，它显然比其他的经济学家眼光要高出很多。
杨小凯他看到了后发劣势的核心，是因为我们想通过一种不变革基础制度的方式，一种机会主义投机取巧，就达到发展的目的。然后继而他又认识到保护私有产权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宪zhen秩序。那么杨小凯的这种宪zhen思想，它的源泉是什么呢？
我们要追寻着杨小凯这种思想的根源，去追寻他为什么要接受基du教的信念。因为有人认为，杨小凯其实是晚年患病以后，他为了身体的健康才信了基督，意思是他的信仰是基于希望上帝保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也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杨小凯最先接触基du教，我在前面讲过是在1968年，他在牢房里面碰到一个基du徒，这个基督徒是因为写一张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徒刑，但是他在那种高压环境和政治迫害面前，从来没有表现出害怕或者恐惧。他除了每天自己祷告还为同牢房的难友祷告，他经常说，是上帝让他承受苦难。毫无疑问，杨小凯所接触的这个人物一定给他一个记忆，给他一个精神的坐标。
杨小凯回忆，他认为自己比较系统接受的基du教信念是受到哈耶克的影响。 他读了哈耶克的著作以后，发现一个重要的观念，即自由能够使社会秩序不断扩张。他在研究基督教的中发现，在经济上能够使自由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du教。他认为基du教特别是基du教的新教，对经济发展，对世界和平，对永久的公正秩序起到促进作用。杨小凯同时也认识到，基du教对社会文明的影响，就是它有一种第三者功能。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运行成功的话，这种第三者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和耶/稣都在天上，它和人没有利害冲突，它既不跟人争权，也不跟人争利，他更不会去争什么超级大国的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一个和平的秩序非常需要这种功能。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第三者功能，这个社会没有宗教，很多事情是无法实现的。杨小凯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坦陈，他信主的过程和他对基督教与宪zhen秩序的关系的认识有密切关系的。他觉得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是他永远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他从来不会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而且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基du教强调爱人，甚至爱自己的敌人，强调宽恕，强调不把人分成等级，耶/稣所爱的是那些最低等级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永久和平和正义制度的基础。
杨小凯说。基督教无条件的禁止一些行为，比如说“十诫”，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发达呢？因为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而信教的人承诺非常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国家的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的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最佳商业行为准则”，一共有十条，这对大公司的治理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最佳商业行为的原则源自于《圣经》的十诫。所以杨小凯认为基督教最重要的是提供一种秩序，这种政治秩序就是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要有个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及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你是小偷还是警察，你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认为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比方说他认为实现限制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规则的人，能够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是竞争的失败者，自然的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的游戏，竞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以后，大量的政治资源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其实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比如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不认输，发生了革命。基督教信仰者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这是非常关键的。
杨小凯是一个基du徒，他非常虔诚的皈依的嫉妒。2014年我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见到他太太吴小娟，吴太太告诉我，他说他们两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们的大女儿已经读完了神学院的神学硕士，大女儿和女婿一起都去台湾做了牧师。我们可以看到杨小凯包括他的家庭和基督教有非常深的这种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