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期运动背景当中的五四运动
文：刘仲敬
其实日耳曼人打击罗马的时候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像英格兰和北欧地区原有的人口基本上灭绝了，这就是因为原有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灭绝了，新来的、移动的日耳曼人在得到土地以后，通过自发演化，才形成了我们刚才描绘的封建制度。部落一旦跟土地相结合，它原有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在竞争的过程中间，实行长子继承制，因此骑士和武德的传统能够传承得比较好的社团，长期看来，就比实行诸子均分制、因此领地不断分散、形不成武士核心的团体占优势。尽管日耳曼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实行的也是诸子均分制，蒙古人和许多游牧部落也不是长子继承制，但他们跟土地结合以后，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自然而然的演化和淘汰，实行长子继承制的族群，他们的领地就会比较固定，武士团体就会维持得比较好，自然而然的，他们就会吞并其他的团体，所以通过淘汰剩下来的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封建制这样的团体了。如果历史走了这条路径，后来的王朝就不会出现了。所以像清或者是元这样的内亚和东亚的混合帝国，等于是部落统治集团和士大夫统治集团达成了一种勉强的妥协。如果按照部落的逻辑行事的话，听任中原人口毁灭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把西欧封建的历史在东亚重演了。
hhh双方之间合作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历史观其实是双重的。内亚的统治集团，像清朝的皇室和他的蒙古契友有他们自己秘密的价值观，对南方的士大夫怀着既利用又轻蔑的感觉。南方的士大夫对他们也不是不了解，但是因为他们缺乏武力，没有维持秩序的能力，只要中亚部落仍然能够替他们当打手，替他们维持秩序，他们就必须假装看不见对方对他们的蔑视和利用，哪怕是对方制造文字狱或者用其他手段来打击他们、侮辱他们，他们也不得不合作。合作对他们是有好处的，他们在朝廷上尽管是奴隶，但是依靠八旗和中亚武士来维持秩序，他们能够在地方上维护自己的财产权，能够保护自己不受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迫害。如果没有满洲兵的话，他们肯定要被这些各式各样的流寇集团蹂躏的。
hhh满洲人的世界观是面向中亚而背对南方的，南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财富的来源。他们利用南方士大夫，实际上就是把他们当成集中营的主管那种类型的手下，只要你能够弄到足够的钱，而且地方上不生事端，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不管了。弄到了足够的钱，到了北京的宫廷，北京的宫廷运用这些金帛，在中亚各部落之间进行再分配，通过再分配重新确立蒙古高原到外伊朗的整个地区，各个部落、族群和邦国之间的等级秩序，然后大清就依靠这个等级秩序，从各个部落中间抽取相应的武士团体，然后再反过来用这些武士团体，支持他在大运河和南方各省的统治。同时，通过南方财富的再分配，这些财富进入中亚的各个部族以后，也就变成通向西方、通向伊朗、通向叙利亚、通向东欧的贸易线的重要资源。像伏尔加河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西藏之间的贸易，就跟热河的朝贡体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双方都要通过贡品的交换，从热河取得资源，然后才能够展开他们的中亚长期贸易。卡尔梅克人所需要的许多知识、书籍、茶叶、医药之类的，都是从西藏引进的，他们换取资源的这些东西，又要依靠通过蒙古喀克图，皮毛贸易、热河朝贡的方式，从大清和大俄罗斯这两个帝国那里换取。这种复杂的结构，其实是像李鸿章、曾国藩这种习惯于郡县制的士大夫理解不了的；但是如果是大英帝国的继承人，或者是现在国际贸易的经营者，理解这种同时既包括政治又包括经济的复杂网状结构，反而没有什么困难。
hhh第三种观点是来自于西欧。西欧顺着十五世纪以后全球扩张的路程，按照他们扩张的路线，渐渐地确定了近东、中东、印度、远东这一系列分类。这一系列分类本身就表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认知图景。东亚的构建是以远东为基础的构建，它的核心是从加尔各答，到新加坡，到香港，到上海，到长崎，这一条缓缓向东延伸的贸易线。这个新的东亚概念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概念，它和我们上面说的天朝观念和内亚观念不一样：内亚观念是以中亚为核心的；天朝观念，你可以说是以洛阳和中原为中心的；而东亚观念则是以沿海的那一条珍珠链，从新加坡到长崎的那一条珍珠链为核心，把内地看成是一个模模糊糊、不明确的市场，但是不了解它的具体情况，而上海、厦门、宁波、广州这些口岸贸易，像加尔各答一样，是统治的核心。我们知道英印帝国的核心在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向内地不断地伸出各种触角，如果内地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需要他们干涉，那么他们对内地是满足于消极政策的。远东的概念同样也是以香港、新加坡、上海为中心，向内地，沿着扬子江和珠江和各个贸易路线伸出触角。这个新的概念就是费正清学派后来所说的沿海中国和内地中国那两重对立结构的根源。
hhh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亚，就处在这三种观念的衔接之中。这时，欧洲的教育制度也随着欧洲的其他制度开始向东方输入，首先就体现于上海和各个重要的口岸城市，传教士建立的大学。这些大学大体上是欧洲封建结构的一个延伸。因为时间限制，我们不能详细讲西欧的大学制度是怎样嵌合在欧洲封建结构当中的，大体上就是说，一个大学就是一个法人团体，它像伦敦市、布里斯托尔市或者东印度公司一样，是自己治理自己，有司法权，最开始的时候还有战争与和平的权力的一种团体。例如像是剑桥市和剑桥大学，历史上不知道打过多少次仗，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独立团体，它们之间相互打仗，就跟东印度公司和莫卧儿皇帝打仗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最初建立起来的大学团体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们不仅对于大清帝国和东亚社会，而且对于它们自己的母国，也都是各自独立的体系和团体。
hhh但是与此同时，它们面临着另外两种体系的竞争。一种就是日本产生出来的以吏为师的国家教育体系。这种体系的来源其实也是在欧洲，它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期，欧洲跟原有的、我们刚才讲的自治法团大学不同的另一个世俗教育体系。要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就要追溯到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教会的衰落。原先大多数大学都是受教会控制的，教会衰落以后，首先是宗教的内容在大学的教育中间所占比例逐步下降了，其次就是，社会上的人士，尤其是新兴的工业家希望能够得到技术方面的人才，而原有的大学是以博雅教育培养绅士的机构，不重视实用的技术者。于是根据他们的要求，就在牛津和剑桥大学之外，成立了格拉斯哥大学这样的机构。这种大学的逼格跟原来的大学没有办法相比：原有的大学是培养绅士的，至少也是培养律师；格拉斯哥大学就是培养技术员的。这种新的技术性的学校，根据洪堡的教育理念，在德国达到最高峰，十九世纪后期以后，新型的现代大学在德国成型以后，后来大多数国家都是模仿德国的模式。
hhh但是因为德国毕竟在欧洲，它成立的这些大学仍然是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的。但是东亚各国，首先是日本在模仿的时候，就采取了更加武断的办法，因为它原有的社会中间，没有基督教建立的这个平行于国家的体系，而且它又要求速致富强，对于它来说，技术因素是最重要的。所以日本学校一开始设立的时候，就走的是官办学校道路。这时候，十九世纪末期，官办学校在欧洲只是刚刚开始出现，数目还很少，论威望仍然远不如过去的老牌大学；而在日本呢，一开始全部建立的就是这种官办大学。
hhh然后等到二十世纪初叶，1905年以后晚清的改革政权和北洋政府开始引进新学制的时候，他们首先的模仿对象就是日本。这里面既有不得已的因素，也有故意选择的因素。不得已的因素就是，实际上从技术完备的情况来讲，大清现在还能够找出来的东西就是原有的书院、山长这种东西，这种零散的东西没有办法迅速培养出科举结束以后所急需的大量人才，要在短期内批量培养人，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赶紧引进日本那种批量生产的教育体制。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其实也是怀有私心的，他们也很清楚，由西方所建立的那种大学，例如张之洞就非常清楚，是以道科为核心，也就是说神学是排第一位的学问，然后其次是法学和其他什么什么科学，张之洞就表示，西方是基督教国家，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我们如果也这样培养学生的话，那么儒家的孔孟之道将置于何地，大清皇帝将置于何地？欧洲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讲忠于上帝而不讲忠于皇帝，如果我们大清的臣民也被教育成为只忠于上帝而不忠于皇帝，这怎么能行呢。所以他提出的方法就是，用孔孟的经典来替代神学，作为新学校的相当于道科的学问。
hhh但是这样做一开始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像张伯苓、王国维这种人都提出抗议，他们的抗议是有充分依据的，也就是说，孔孟之道的经典，从性质上来讲，你如果说它跟斯宾诺莎很相似，或者说是跟柏拉图很相似，或者说是跟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很相似，跟马可·奥勒留很相似，那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它有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内容，但要说它是一种神学的话，那是怎么也不合适的，一定要把它当成道科的话，这种做法不但不是弘扬孔孟之道，而且简直是一种侮辱和利用孔子的做法。头脑比较顽固，或者说是只讲学术、不讲政治的儒生，可以说，在当时大清帝国的学术圈里面，主流派是根本不认为孔子之道是可以神学化、变成宗教的。像康有为、廖季平。康有为根据其《知圣篇》著《孔子改制考》，据《辟刘篇》著《新学伪经考》）这种人，认为儒学可以宗教化，但是被主流的儒学家称之为野狐禅。张之洞呢，虽然很想加强儒学的地位，但他毕竟，照当时人的说法，他毕竟还是一个纯儒，也就是说，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完全抛开儒家原有的学术标准，因此这场争论就最后没有结果。但是没有结果，历史还要不断向前发展，事情不能不办，因此政府唯一能够采取的方法就是抄现成的。争论还没有出结果，但是事情不能不做，那就只有，还是按照日本那种已经有一定之规的方法照抄进来吧。于是就产生了北京大学和后来大量的国立大学。
hhh我们要注意，由晚清和北洋开始的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这个国立大学系统，跟教会学校和民间办的学校之间的冲突，对后来的历史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可以说，1928年以后的教育改革，实际上就是，原本地位不如教会学校和民间学校的这些国立大学的一次逆袭，它们通过国民政府打掉了那些教会学校、民间学校的原有的自治权，把它们全部纳入统一的规划之中，最后通过抗战时期在重庆实现的全国统考，最终实现了全国教育体系的一体化。这个一体化的实现，实际上是晚清以来，教育变革的一个退化。但是要讲这个题目需要的时间太多，也还是先撇在一边。
hhh五四运动前夜，北京、上海的教育圈就处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威望最高、教育最好、声誉最高的学校就是圣约翰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北京大学呢，它受到官吏传统的影响比较大，容易出政客。学术标准，至少在蔡元培来临以前，是令人不敢恭维的。它培养出的学生，其待遇也要差得多。圣约翰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在上海本地就业，或者到英美去就业，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学历等于是全世界都通用的，在英国和美国都可以承认。你要是愿意，在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你一毕业就可以马上得到邮局、银行这样的金饭碗，享受一般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享受不到的高待遇；你不高兴在上海混的话，混到伦敦去或者是混到纽约去，跟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但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就只能在汉语世界内部混，是混不出这个边界去的。所以它们两者之间始终是有巨大差距的。后来我们编出的历史，把前面那一部分完全从历史上删除了，所以给人一种非常扭曲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