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期运动背景当中的五四（上）
2018-05-04
作者 刘仲敬
1928年以后的教育改革，实际上是原本地位不如教会学校和民间学校的这些国立大学的一次逆袭，它们通过国民政府打掉了那些教会学校、民间学校的原有的自治权，把它们全部纳入统一的规划之中，最后通过抗战时期在重庆实现的全国统考，最终实现了全国教育体系的一体化。这个一体化的实现，实际上是晚清以来，教育变革的一个退化。
我们现在先考虑一下东亚这个概念。
因为东亚这个概念本身是极其晚近的，在十九世纪末以前其实还没有出现。十九世纪末以前，我们现在称为东亚的这个地方同时存在着三种认知结构。所以同样的世界，在三种不同的认识结构当中，显示出三种完全不同的面貌。
hhh 第一种，可能是人们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以中国为中心、或者说是以天朝为中心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的主要载体和扩充者就是江南的士大夫阶级，他们制造的历史神话是把自己——以苏淞地区的地主士绅阶级为核心的这个政治集团，和以前孔子以来、春秋战国以来、汉唐以来的历代王朝和统治阶级联系起来，把这些本来是断断续续的历史连贯成一个整体，然后宣布这条线索就代表了尧舜文武周公以来一脉相传的正统。由于这些线索本身是断断续续，并不是连贯的，所以要把它们连贯起来，就必须用正闰经权这一类的说法，用道统、正统的说法把它们联系起来。
hhh 这些说法和理论的主要用途就在于，本来是并行的、多分岔的、网络状的结构，经过他们这样一整理，就可以整理成为一条单线的结构了。例如宋金之间、宋辽之间，谁是正统呢？如果你没有用这样的先入之见考虑的话，你就会说这其实是一个多国体系。但是你有了这样的先入之见，你就要论证一下，到底南宋是正统呢，还是汴京的金国是正统呢；到底是汴梁的北宋是正统呢，还是燕京和上京的辽国才算是正统呢？这个具体论证出来谁是正统无关紧要，但关键在于，正统确定以后，你就可以把线索理清了。比如说如果你认为金国是正统，那么就是，金国继承北宋，北宋继承唐，唐继承北魏，北魏继承晋，晋再继承魏，再继承汉，然后再继承孔子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周朝。这样，本来是前后几个断断续续的东西，经过他这么样连接，就给人一种整体和连贯的印象。
hhh于是正统产生了，历史的主线产生了：历史的中心在东亚，政治的中心在东亚，合法性的中心也在东亚。通过这个史观，他们构建了一个以东亚为中原或中国的历史体系，以此为中心，先把这个断断续续的线索凑成一条主线，然后把主线周围的东西变成次要的东西。例如，如果说宋是正统，那么辽和夏就没有正统资格了，就由世界中心转移到世界边缘，像朝鲜、安南这些东西，那当然更是世界边缘了。对这个图景的争论是很激烈的，谁比较接近于中心，谁更偏向于边缘，本来并没有一定之规，但是基本逻辑是一样的：世界中心应该在洛阳或者是离洛阳差不多的地方，以洛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展，就是从中心到边缘逐步降低，降低的过程中，既包括文明的程度降低，也包括政治合法性降低，也包括历史叙事的主线偏离，然后所有曾经在这里出现的政权、文化、文明，都要按照这个主线来重新编列。
hhh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神话结构，本着这种神话结构，就产生了我们后来经常提到的九州、四夷、寰宇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这些词汇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同心圆结构，这个同心圆是把儒家士大夫放在正中间，然后把符合儒家士大夫的标准或者儒家士大夫不得不承认的政权放在核心地位，然后向周围不断扩散出去。这样一个历史神话是大清合法性的基础，而在大清灭亡以后，又通过改头换面的形式，变成中华文明合法性的基础。因为大清虽然没有了，你还可以说，之前他们构建出来的这些线索，经过改头换面的形式，仍然是世界文明的主线。
hhh第二个观念就是以内亚为核心观念。内亚征服者，包括满洲人、蒙古人和以前的鲜卑人、突厥人，他们有另外一套世界观。内亚是海洋性的结构，西方从多瑙河中游，经过伏尔加河中游，一直延伸到大兴安岭满洲的边界这一带。这一带从地理距离上看，它们的相距是非常遥远的，比起苏州到波斯的距离要遥远得多，但是时间距离和文明距离却是非常近的，因为你从布达佩斯，多瑙河的一个面向亚洲的港口，然后跑到大不里士，或者跑到伊斯法罕，或者跑到北京城，那中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中间不是没有居民，但是大体上是非定居的部落居民。部落居民是很容易移动的，他们平常经常是以畜牧、战争和贸易为生的，都有很大的流动性。
hhh如果有人，无论从东面、西面、南面要从他们那儿经过，那么他们也许会放行，也许会不放行，发生战争。战争如果打赢了，那么就好说，他就是征服者；如果打败了的话，他会很容易地逃到别的地方去，不会留在一个地方进行抵抗。来的人、进攻的人、防御的人和过路的人都是高度流动性的，没有任何一个集团会对其他的集团构成长期妨碍，就算有妨碍的话，临时打一仗，胜负已分以后，无论是谁胜利，胜利者都可以畅通无阻地前进。但是你要是在离开这块内亚海洋陆地前进的话，哪怕是从大不里士到伊斯法罕这样越过半个伊朗这块地方，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封建领主，从大马士革到的黎波里这块地方，其实从地图上看只有一指长的地方，但是它中间经过了黎巴嫩山，这条路上有德鲁兹人的、基督徒的、各派穆斯林的各式各样的领主，土耳其人如果想从大马士革经过贝鲁特到海边的的黎波里去，那就要打无数场封建性战争。但是相反的，突厥人或者蒙古人或者保加尔人之类的，从布达佩斯跑到大不里士的话，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阻碍的。
hhh内亚史观创造了一种很有嵌合性的文明，它的特点就是，这种人对世界的理解一开始就是具有高度网络性的。例如中古时代的突厥人和粟特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基本上是，既可以说是狼狈为奸，也可以说是分工合作，一方面是突厥人为商团充当武装保镖，另一方面是商团要把它的利润分给突厥人。在这样的合作中，你要分清谁是主谁是从，那就很难说了。有些时候，比如说唐朝的记载会说，突厥人或者突骑施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那些商团是被他们奴役的，或者说是他们的附庸。但另一方面，外伊朗方面有很多记录则认为那些商团是雇佣了这些突厥武士，包括那些可汗，接受了他们的委托，负责保护这些商团，他们是一个长期契约和合作的关系，而且主动权是在商团一边的。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人，就是内亚这种文化体系的产物，所以他“通六藩语，为互市牙郎”，但他同时也是武艺精通的武士，在后来他发迹的武士集团中间享有极高的威望。所以即使在他死后，燕云一带的雇佣兵集团的乡里仍然要为他立祠，把他奉为圣人，而且给他编了无数的传说，例如他出生的时候是怎样的满身金光，怎么怎么样，各种各样的神迹都出来了。这些说法都说明，他在当地，他自己出生的那些部落和团体当中，是一个重要的英雄人物。
hhh这种人眼中的世界始终是像海洋一样波动和不平衡的，他没有建立一个统序的概念，而是有一种只适合于网络状世界观的层次结构，掌握着较多线索的团体在这个层次结构中处于优越地位。但是这个优越地位不是统治者的优越地位，他们的大脑中是没有固定统治者的概念的，毋宁说，占据有利时间窗口的人为尊。而这个占据时间窗口的地位，通常是不超过三代人的，正常情况就只超过三十年。无论是怎样杰出的草原英雄和贸易者，都会很平静地接受这个现实，三十年以后就不会再是你的天下，你即使有子有孙，也是传不过三代的。
hhh而且这个帝国不能理解成为有土地、人民和官僚体系的帝国，它毋宁说是一种超越于结盟各主体之上的一种盟主的势力。这个帝国的概念跟后来的雅典帝国和罗马帝国比较相似，而和波斯帝国、莫卧儿帝国、秦帝国不大相似。帝国并不意味着其他的盟友或者是附庸都要绝对听从他统治，而是代表着，帝国的主体是一个格外强势的人物，他广泛拥有支持力量，他巧妙运用各种关系网，使本来互不相连的各种力量，经过他的操纵，在适当的时间空间点，把合力集中到一个方向，因此他享有一种巨大的威望，这种威望主要是仲裁性的威望，高度依附于他个人，他个人的才能和各种因缘巧合的因素消失以后，这种帝国的威望就会自然而然地不能维持。
hhh可以说，如果成吉思汗和多尔衮的势力没有越过长城入关的话，那么内亚的形势始终是这样的，各个此起彼伏的部落联盟，它们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于武士团体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商团的聚集财富的能力。而且这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通常大多数部落酋长和部落武士都像安禄山本人一样，是身兼二任的，在不同时期，一会儿从事贸易，一会儿从事给商团警卫的工作，有的时候这两者还经常交换位置。这样的体系，实际上天然就具有多中心的性质。
hhh他们进入中原，并不像是后来中原史家说的那样，是因为极度穷困或者是气候寒冷才打进中原，寻找粮食和物资。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来说，在历史大多数时间，至少在十六世纪以前，通过中亚的贸易，比起通过东亚腹地、波斯腹地和印度腹地的贸易量是要大得多的，也就是说从有钱的角度来讲，掌握中亚贸易路线的部落，比起中原的郡县制的太守或者士大夫，那是要富裕得多的。所有的考古学证据都有利于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拥有的黄金、白银器皿和墓葬里面的奢侈品实际上是要更多，他们拥有大量的货币。他们跟洛阳、或者长安、或者南京、或者北京的统治者之间的差别，就有点像是威尼斯商人跟巴黎和马德里的国王那种差别一样，国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统治了更多的人口和地域，但他们的富裕程度却是远远赶不上威尼斯和热那亚那些银行家的。
hhh他们进入中原，主要不是由于草原部落不断企图占领这块地方，而是由于中原内部的，或者说是东亚内部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突然崩溃。崩溃主要是由于长期郡县制的结果，郡县制是一种消费性的结构，它需要把地方上的精英和它的组织力量不断抽吸到首都来，同时为了避免形成地方的分离主义，用有系统的拆离、分化和瓦解的手段，避免地方上的小共同体成熟。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开国时期、乱世时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组织资源，比较复杂多变的结构，经过王朝中叶的整顿以后，社会变得逐步单调起来，地方上的组织能力逐步衰退，因此它维持秩序的能力渐渐衰退了。帝国的特点是，越是上层，它的组织越复杂周密，而越是底层，它的组织越是松疏。像中世纪英格兰王国那种教区的救济养活了六分之一的贫困人口，教会用相当于是整个社会三分之一的财富从事福利救济，这样的任务，可以说是无论郡县制国家的官僚机构，还是儒家士大夫阶级的民间组织，都无法胜任。
hhh其特点就是，凡是郡县制的帝国，它都无法避免大规模的流民战争。流民的出现，就是基层社会控制能力衰退的结果。在欧洲式的教区结构和穆斯林的福利教团结构中间，不会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出现。只有在偶然青黄不接的情况下，例如在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国会通过了无数的法令禁止流浪汉，要把流浪汉戴上手铐，送到美洲去，免得他们扰乱社会。为什么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大量出现流浪汉呢？因为以前有天主教的教区组织，而以后有新教的教区组织，只要教区组织在的话，社区上的穷人就不会大量地变成流民。但是在青黄不接，旧的教区瓦解、新的教区还没有跟上的时候，上述的青黄不接的情况就出现了，于是穷人不再留在本郡，由本郡的教区救济，而是四面八方到处乱跑，到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去，于是给人一种社会治安急剧恶化的印象。然而这在郡县制国家则是正常状态，因此郡县制国家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它自己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因此我们所熟悉的周期性的大洪水就变得不可避免。
hhh周期性大洪水的出现，就会出现我们非常熟悉的局面：吴三桂或者洪承畴这样的人物，在士大夫势力和地方武装或流民团体，哪一个都不能很快恢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邀请游牧部落进来恢复社会秩序。这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社会秩序一旦解体的话，就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一个武装集团称尊而文人士大夫毫无用处的阶段。欧洲在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就长期陷入这种阶段。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结果，政权长时间内、数百年内掌握在封建武士的手里面，武士出售保护能力，需要保护的人就会出钱、出粮食、出劳役，去给那些愿意流血打仗的人，购买他们的保护。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契约关系，构成了封建主义的基础。这个体制是不需要官僚机构的，因此也就不需要文人士大夫。如果听任帝国自然发展、自然崩溃的话，那么罗马灭亡后自然地恢复封建体制是完全有可能的。
hhh而我们都知道，东亚的历代王朝没有走这条路，关键就是在于士大夫阶级有意识地干预了历史，尽可能地促使王朝重现。他们要么是在众多流寇首领中间选择一个看上去最符合儒家价值观、最愿意重建官僚帝国的领袖，辅佐他得天下，把局面稳定下来；要么是在本土的流寇首领都不太争气或者不太符合儒家标准的情况下，宁可做带路党，邀请满洲人、蒙古人或者鲜卑人的首领入关，依靠部落的武力，重新把秩序平定下来。因为部落原有的习惯法是比较多样化的，没有受到郡县制国家消费秩序的长期影响，所以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通过输入中亚草原上积累的秩序，迅速地恢复郡县制的结构。因此草原部落，比如蒙古人或满洲人顺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原以后，实质上是把草原地区长期积累下来的习惯法输入到中原地区，用草原的武士和草原的秩序结构给中原衰朽的吏治国家续命。因此他们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跟士大夫阶级的世界观有着重大差异，在他们眼里，南方的士大夫是一帮既懦弱又无用又狡猾的人，他们总想借用别人，尤其是借用草原武士的力量相互残杀，利用那些武士天真淳朴，让这些人替他们牺牲。但是即使如此，还是不能不利用这些人，因为如果不利用他们，就只有按照成吉思汗所说的那种方法，直截了当地杀光中原人口，把中原变成草原。
hh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