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两种文化现象间的冲突与依存（之三）
新教的改革与内在性质的逐渐消失是息息相关的。这不只是在刚才我对科学的解释上，在宗教内部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有一个著名口号是“因信称义”，所谓“因信称义”新教改革家说“个人不能凭借一种内在品质而得救，而只能凭借他与神的关系而得救。”就是说，一个人不管你修行多好，你做多少好事，你都不能保证你死后能够得救，死后要想得救唯一重要的就是信仰，你去信神，和神建立这种外在的关系，关系才是决定性的，你内在的修行是没有用的，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新教强调的是外在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学说认为，每一个自然物的运动和变化都是有内在的本原的，就一个东西自己就有运动和变化的驱动力，比如说一棵树苗长成一棵大树，它就是一个内在的能力，它不是靠外界的推动来，是内在的有目的的，一棵橡树苗它只能长成橡树，不能长成桃树。日月星辰的运行也是一样，它是出于对神的爱，运动不是受外力的推动，而是有一个目的的指向，因为神是完全的善的，出于对神的这种善的爱，世界万物都开始运动和变化起来。
到近代以后，内在的变化能力就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观叫机械论，所谓机械论就是把世界比作一个大机器。世界如果是一个大机器的话，机器都是有一个制造者、设计者的，它总要有一个外接的驱动者，它自己是不能运动的，他们认为世界的运动是由神驱动的，那么神通过什么来驱动呢，是通过自然定律、自然法则这种关系性的准则来驱动的。所以物质本身都拉平了，整个世界全是物质，没有什么区别，物质只有一种，但是它的运动和变化就靠自然法则、自然定律。我们现在学牛顿定律都非常熟悉了，物与物要靠碰撞和接触运动，但是，牛顿引力是不需要靠引力就可以发生作用的，其实牛顿不是严格的机械论者，严格的机械论者，必须认为物质是没有内在的驱动力的，它必须要靠接触和碰撞。16、17世纪就有很多人就去研究碰撞和碰撞定律，之所以研究碰撞就是因为它的主导的哲学是机械论。
自然定律这种概念是16、17世纪才第一次产生的，它是神强加于世界的，强加就是说，它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做为一种规范加到这个世界里的。你可以看到国内的许多出版物，都会说希腊人又开始研究自然的规律、自然的定律了。比如说中世纪的希腊人就认为宇宙中有一种客观的、独立于自然之外的自然法则、自然定律，科学家、哲学家就是为了把它找出来，其实希腊有这种东西吗？你能提出一条吗？不但没有，而且也没有数学化的定律的概念。只有到了16、17世纪才有。第一次系统提出自然定律这个概念的就是笛卡儿，笛卡儿在《哲学原理》中说：“上帝在创世时为各个物质部分赋予了各种运动，现在它以同样的方式和过程维持着所有这些物质。”就是说使物质运动的方式是以一贯之的，自古以来就是这种方式，这就是自然定律的意思。这是笛卡儿 最著名的一种表述，在这之前是没有这样的说法的。
我顺便讲一下我自己一点研究的小小的心得，这个国内以前好像没有人注意过，就是谈谈力学与物理学的关系。我们知道力学这个词今天叫做Mechanics，但是这个词明显跟机械这个词是同源词，为什么要译成力学呢，经过我的考证，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是应该译成机械学，而不是力学，它和力没有明显的关系，力学是牛顿之后才有的。什么是机械学呢，希腊人认为机械学就是研究机械的嘛。什么是机械呢，这个事情在希腊人看来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说什么是机械，就举出一些具体的物件就完了，不是的，希腊人有一套很系统的思维方式，他说机械是人工物的代表，这种人工物是干嘛的呢，都是为了人的使用目的服务的，首先就是机械服务的是一些使用的目的；其次机械完成的是自然本身完成不了的事情。这个很重要，人工完成不了的可以通过机械来完成。比如说，通过杠杆这个机械，我们可以用一牛顿的力，来提起十牛顿的东西，而这种事情自然本身是实现不了的，自然本身只能用同样的力提起同样重量的东西或者统一平衡，不可能有这种功利的目的在背后。因为机械学是服务于这种功利的目的，又带着一种机巧和狡猾在背后，所以希腊人是很贬低机械学的。
另外机械学和物理学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学科，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物的，机械学是研究人工物的，他们在对象、内容、学科地位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当时认为有五种简单机械：杠杆、轮和轴、滑轮、楔子、螺旋。后来希腊人希罗证明五种简单机械都可以归结为杠杆，杠杆的性质都可以归结为圆的性质，可以通过圆的几何学性质来解释所有机械，这个是我们一般不知道的，这个非常厉害。他把所有的复合机械还原为五种简单机械，五种简单机械还原成一种机械，而机械在作用原理上都可以归结为杠杆，杠杆和其他的几种机械的原理都可以用圆这种几何性质来解释。我刚才讲了机械学和物理学是相反的，我们现在知道力学是物理学的一部分，而且是物理学的最基础的部分，现在物理系都要学四大力学，理论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与统计力学，量子力学。你不能把量子力学译成量子机械学，也就是说，Mechanics这个词到现代以后含义完全变了，不再是研究机械的学问了，而是研究物质和运动的学科，它是物理学的基础部分。那么机械学如何从与物理学相对的一个学科，变成物理学的一部分了呢，这个事情以前国内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我就产生了莫大的兴趣。长话短说，之所以这种含义会转变，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机械自然观，自然失去了内在性。为什么呢，因为机械自然观认为整个自然就是一个大机器了，那么研究机械的机械学和研究自然物的物理学不就是一回事儿了吗，只有在机械自然观这个背景下，机械学才能变成物理学的一部分。
另一个标志就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叫惯性定律，什么叫惯性定律，惯性就是死的东西的性质，惰性，只有死的东西，我们说它的基本性质叫惯性。物理学研究自然物的最基本定律竟然是关于死的东西的定律，那还不就是说自然成了机械，它背景还是机械自然观。所以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就是机械遵循的定律，就是惯性定理。
接下来我就讲讲新教改革强调的人的原罪观对于科学兴起的影响，刚才主要强调的是对《圣经》的不同解读方法的作用。原罪观其实同样很重要，不过我只能讲得简略一些。我们知道新教改革是特别强调原罪的，之前天主教更别说异教徒、希腊的思想家，他们对原罪看得不重视，希腊人根本就不知道堕落这回事儿。马丁路德就说“亚当堕落后，凭借人的理性是不可能理解自然的，由于亚当的堕落，理性被败坏了。”这里强调原罪的一个后果——人的理性是不可靠的，通过理性是不可能完全认识自然的。加尔文也说：“那些在其他方面异常敏锐的哲学家不晓得人性的堕落。……堕落不止存在于一个部分，而是遍布整个灵魂和它的每一个官能。”这就是加尔文的所谓彻底堕落的概念。人的败坏堕落影响了人的任何感官，不只是理性，不只是道德，而且人的感官感觉都受到影响，都不可靠。我们知道在16、17世纪，在最发达的英格兰，他们出现新的自然哲学主要是一种实验自然哲学，都强调要动手做实验。为什么，“人堕落后，我们被败坏的官能未必会把我们指向真理，倒更有可能把我们引向谬误。”培根也说：“心灵是一面扭曲的镜子，常常欺骗我们。”人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自己的感觉。这种实验自然哲学，大家很多人都会做实验仪器，尤其以显微镜和望远镜为代表，这种制造仪器的兴起并不是那个时候技术能力到了，自然会想到做，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做实验有一个更深的神学动机，就是为了完善人的感官，望远镜和显微镜都能够使人视力更加的深远，能够尽可能的恢复亚当堕落之前的完满的状态。所以原罪观当时认为，亚当在堕落之前是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和神差不多的完满的状态，他天上地下的知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道德也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堕落之后变得有缺陷了，我们也是遗传了这种缺陷。帕斯卡有句名言，说：“人之所以渴望真理，一方面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们记得人堕落之前的样子和状态。就是人堕落之后，你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呢，还可以追求真理，我觉得只有基督教和思想家才会想到，亚当的堕落不仅是道德上的，而且是知识和理智上的。培根在《新工具》中说：“人因为堕落而同时失去了无罪的状态和对造物的统治；然而，这两种损失在今生都可以得到部分程度的弥补；前者是通过宗教和信仰，后者是通过技艺和科学。”从这段话里我们也能看出，科学技术在16世纪初兴的时候，你看它背后的宗教统计，它是为了通过技艺和科学来弥补人因为堕落而失去的对造物的控制，这难道不是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吗。我们国内谈科学与宗教有几个人知道这样的话？
新的实验自然哲学有一些特征：1、人的理性和经验容易出错；2、单凭理性经验不可能参透事物的真正本质；3、必须在特殊条件下重复进行实验观察；比如说当时的人批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相信重的东西落得比轻的东西快，我们现在知道是不对的，应该是不同重量的东西都是同时下落，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呢，因为亚里士多德过于相信人的感觉，相信人的感官，他以为是这样的。但是真正的真理要在受控的实验条件下才能看到。所以实验自然哲学为什么强调实验呢，就是因为人的感官不可靠。比如在真空状态下，扔两个不同重量的东西，你才能看到所谓的真相，所以实验自然哲学是这么来的。4、科学研究必须是合作的、集体的和累积的。古代的这些哲学家、科学家他们都是一个个单打独斗的，一个个横空出世的，他们既没有学生，没有徒弟，也没有直接的人去继承，也没有科学家群体，从原罪上看，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靠一个人根本就不行，科学研究必须是合作的、集体的、累积的，它是逐渐增长的。
随着宗教改革，欧洲有宗教战争，教派林立，复数的宗教也就出来了，欧洲地理上是有各种宗教的差异，当时西方的思想家认为整个地球上应该有类似的宗教差异。我们也许不知道，英文的这些佛教、印度教、儒教、道教这些词是19世纪由西方人才第一次创造出来的。有这么多宗教在这儿，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哪一个宗教是真的呢，宗教之间就开始有冲突了，这个时候基督教被看成一种由基督创立的命题式宗教，基督是一个教主，基督创立了基督教，再也不说基督教式的虔诚了，宗教成为一种命题式的东西。可能世界各个宗教都是在初创的时候显得很活泼，很灵动，后来就不断的教条化、刻板化，儒家也是这样，论语呈现的儒家和宋明理学呈现的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似乎也有一种从内在到外在这样的一个转变，各个宗教都免不了这样的命运，就像一个生命从小到大，最后必然会死亡一样，好像有一个指向似的，内心的东西都不可能保持太久，最后一定会外化。
促进宗教的这种命题化、具体化、客观化的推手就是教理问答这种形式，通过当时的印刷术，遍布千家万户，马丁路德发表的《大教理问答》和《小教理问答》起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通过问答的形式来讲宗教的教义，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这种形式我们现在很熟悉了，佛教我们也有这种问答题，比如赵朴初居士就写过佛教问答，常识问答之类的。
我们现在可以说完全生活在新教改革、印刷术影响之下，尤其教理问答开创了这种命题式的来讲一个思想体系一套学说的方法。这种方法我们要注意，它是在16世纪新教改革之后才第一次出现的，在人类历史上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没有问答或者对话，而是有标准答案式的东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柏拉图也有对话，也有问答，但是都是因时因地而不断的变化，没有给出一个最终的固定的答案。
我们现在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和解答，十八大的学习辅导百问，都是来自于新教改革的教育问答，像科学以及党章背后都是有宗教性的，它们不是和宗教格格不入的，对立的东西。
这是17世纪末的一部著名的比较宗教学著作《世界所有宗教史》，对世界各个宗教进行比较，就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标题下描述宗教。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进步观，所谓进步这个词，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意思，在古代大部分时间是指个人朝着智慧和德性的目标自然地运动，现在我们谈进步都是社会的进步、民族的进步、全人类的进步，都是无数个人，尤其是对知识的累计性的贡献，这个叫进步。进步有没有目标呢，其实没有目标，进步本身就是目标，我们进步不为什么，就是理所应当的，不是朝着什么目的进步的。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是进步观念从个人领域转为历史领域，进步成了一个历史的事情，好像人类从一开始就在参与这种进步的大潮，尤其是启蒙运动非常强调这一点，把人的历史的发展分为几个时代，从神学时代到形而上学时代到科学时代，好像就是指向进步一条线的。
这种进步观有两个体现，我举两个词来表现，一个就是“统治”这个词，《圣经》中说人要统治野兽，这个统治主要是指从心理上控制人的兽性的机器，也就是说这种统治是内在统治、自我统治，但是后来就变成了对外在自然界的统治了。利用各种科学技术去剥夺自然界，比如去挖煤，15、16世纪的时候，德国的矿物学之父阿格里克拉就写过一本矿物学的书，《矿冶全书》，书里面他就去和人辩论，为什么要挖矿，这种矿藏对人有什么好处，我们现在觉得挖矿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有什么可讨论的， 但是你没有想到，那是到16世纪的时候，他们还要去论战。很多人一个最自然的怀疑就是自然把这些矿物隐藏这么深你为什么要把它挖出来呢，自然隐藏它是有它的道理的。矿业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的基础，可以说所有现代化工业都是来自矿业，所以你关心现代化的问题，你对现代性有忧虑，那么你理所当然就应该对矿冶这种有哲学思考的书有兴趣。里面有一段话就让我特别感兴趣，“你要去挖矿，要当一个矿工，你必须要懂八种知识，第一个就是哲学，第二个是天文学，他没有讲理由，但是我想，那时候人们对于天与地是结合成一个整体来思考的，所以无论是哲学还是天文学是蕴含着人的世界观在后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极端的功利的结尾的时期，人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就像矿物一样是可以去利用和剥削的。这是讲对外在自然界的统治。
另一个更复杂的概念是“爱（charity）”，爱是信、望、爱三种神学德性中最伟大的。但是我们现在查英语辞典，charity这个词第一个意项就是慈善机构、慈善团体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种意思呢，命名它的词根就是希腊语说的人对神的爱，神对人的爱，那个最高的爱。这背后其实折射了从内在到外在这种关系是平行的。我们现在衡量一个人有没有爱心就看你能不能关键的时候帮助人，就是通过一种外在的举动，外在的活动，履行对他人的义务，来理解爱，至于你内心是否真的有爱，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们必须要看你外在的反应，有了这个反应我才说你真的有爱。爱这个词和科学和宗教这两个词一样，都经历了具体化、客观化、外在化这个过程。当时有一个新创的词叫“philanthropy”，我们知道它是慈善的意思，但是这个词的词根是爱和人类，爱、人类凑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词，那它为什么是慈善的意思呢，这其实当时新科学刚出来的时候，它很弱，它需要宗教作为它的支撑，作为它的依据，构造这个词就是为了说明新科学可以促进慈善的事业，他们说的慈善就等同于基督教说的爱，它是为科学证明的，科学可以促进慈善活动，科学是爱的化身，这样科学发展就有依据了，科学不但不和宗教矛盾，而且当时的人说科学是可以服务于宗教的，那时候科学力量还没有宗教强，所以它需要傍着宗教，后来科学强大之后就把宗教给舍掉了。
现代科学源于三种过程，一种就是要打造一种新的身份，叫科学家，科学家这个词是19世纪初才出现的， 在之前是没有科学家的，只有做自然志的，做自然哲学的，以及其他，后来就要用一种新的身份，这些人全都叫科学家。第二个就是所有做科学的人都有一种独特的科学方法，这个科学方法是排除了宗教和道德方法的考虑的，就是你是不是科学家，你做的东西是不是科学，就看你是不是遵循了科学的方法，你只要遵循了科学方法你就是科学家，你就是在做科学，至于你这个人道德和宗教上怎么样没有关系。
第三个就是新科学渐渐壮大之后，因为它内部是很零散的，它来自不同来源的东西都进来了，你要变成一个统一的领地你就要设立把子，设立对立面，我们内在的共同点找不到，我们可以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敌人也可以把我们团结起来，这种敌人，对比情形，最主要的就是宗教，但有时候也可以是伪科学、人文等等，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讲座来说，要立一个宗教的把子。
今天正好施展老师给我评论，他是外交学院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我看来，现代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其实就很像外交关系，这两种地盘都是不断变动，逐渐形成的，所以它中间有外交关系就很微妙。有施展老师评论还是很有意味的，确实和外交有关系。
对科学事业的新的命名，科学家我刚才讲过了，自然哲学渐渐被自然科学取代了，我们现在就不太用自然哲学了，牛顿的那个著作还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自然志被生物学取代了，而生物学这个词组被创造于1800年左右，被视为科学学科，而自然志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博物学，这两年博物学比较热了，其实就是认那些植物名字、动物名字等就是自然志了，我们现在就觉得它是比较边缘的不够科学的学科。通过词频也可以看到，生物学被创造出来以后直线上升，而自然志作为一个历史的传统的词汇虽然总体上在下降，但是还好，不是直线下降。
19世纪初批科学方法的越来越多，在1800年以前几乎不太谈科学方法，后来越来越多。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就说：“赋予科学以特殊精神气质的并非从业者的道德品质，而是科学方法。”我觉得这是科学与人文分裂的来源之一，我们总说，科学与人文现在是分裂的，但很少有人去谈到底是怎么分裂的，它一开始是怎么样的，后来经历了什么就发生了分裂。另一个角度讲，科学是不同目标聚集的产物，以数理天文学为代表的是构造模型的，古代的天文学不关心行星具体是怎么运动，他只关心构造模型，通过圆、椭圆来预言它的轨迹，这就是天文学做的事情。至于它的物理机制，行星为什么运动，它是被什么带着走的，宇宙的结构是什么，天文学不管，这是后来宇宙学或者物理学关心的问题。这是科学的一脉传统，就是构造模型。另一方面，就是技术，以机械学为代表的技术，还有一点就是自然志，它是对自然进行描述的，它不进行因果解释。最后一脉更重要的就是自然哲学这一脉，就是以物理学和化学为代表的这种科学。一看不同的东西全都汇集进来，都叫科学。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现在大学来自自然志的地质学、演化生物学这些也叫理科，我们把物理学和化学也叫理科，都叫自然科学，虽然它们后来有些交叉了，但是我们还是觉得研究生物演化和研究电子、夸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都叫科学呢，那是因为它们来自历史上不同的脉络，我是学物理出身的，我就是属于自然哲学这个传统，所以我一开始就对生物学没感觉，我觉得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可能有些人就特别擅长生物学就舍了物理化学。
现代科学的地盘是逐渐形成的，是不同的内容通过一些特殊的社会建构过程逐渐形成了地盘。
科学形成了这个地盘之后呢，也就第一次使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可能。只有从19世纪开始人们才第一次谈论科学与宗教，这个从词频看得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在1800年之前是没有人把科学和宗教放在一起来谈的，是19世纪之后，谈科学与宗教在一起的才越来越多，这个可能我们想不到的，必须得现代科学形成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地盘之后才能谈它们的关系。
最后延伸到佛教，喜欢佛教的朋友肯定都见过这样一段话，说是爱因斯坦说的：“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宗教不但不与科学相违，而且每一次科学新发现都能够验证它的观点，这就是佛教；任何宗教如果可以有和现代科学共依共存的，那就是佛教。”你翻遍爱因斯坦的文集你也看不到这样的话，他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话呢，它体现的是 宗教对科学的攀附。朱清时院士的名言大家都知道：“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教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其实表示的也是这个意思，好像科学家和宗教家是在攀登同一座山，只不过宗教家先到了山顶，等着科学家去攀登。他们做的同一件事情，这个话其实就特别能说明我一开始说的道金斯那段话：宗教某种意义上就是科学，只不过它是糟糕的科学。从历史上说宗教一直在试图回答属于科学的问题。佛教背后也有这种态度，都是在追求真理，科学有大爆炸理论，宗教有创世说，佛教也有创世说，宇宙到底是怎么来的 ，总得有一个标准答案吧，那不就打起来了。从科学化的角度看，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它们在爬同一座山。所以我把这个称为宗教对科学的攀附，这种攀附已经使佛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使佛教沦为一种科学的佛教。
这种用科学来为宗教辩护其实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你拿A为B辩护，你肯定是事先承认了A的权威性，我只能拿更权威的东西来为不那么权威的东西辩护，所以用科学来为宗教辩护已经隐含着你已经巩固了科学的权威地位。其次，它促进了对宗教的一种特殊理解，即宗教是某种可以用自然科学来支持的东西，自然科学能支持你也能批判你。这种特殊的理解，就是刚才讲的，宗教的命题化、客观化、具体化，这种宗教观之下，科学与宗教冲突不可避免，而且长远来看失败的一定是宗教。这种佛教中性化、客观化的传统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至少从民国初年就已经有了，这个传统已经有一百年了。
最后我小结一下，一个著名的研究科学与宗教的科学史家，伊恩·巴伯，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冲突、独立、对话和融合。这是比较全面和相对公允的结论。通过我今天讲的，这种也是不太全面的，因为他没有考虑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形成过程，我今天讲的主要是科学与宗教能够形成关系才是具体是什么关系的前提，形成关系的过程本身就很不简单，它们不是一开始就有关系，是逐渐形成一个地盘之后才能建立关系。
宗教与科学都不能代表人类的某种普遍特征，并非自然种类或者自然类，什么叫自然类呢，就是各个民族都适用的普遍的东西，像韦伯说的具有普遍意义普遍价值的东西，韦伯的敏锐在于他认识到这种东西不是自古就有的，他是有一个“情况的合成”，你不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就会把宗教和科学套用到各个时代、各个文明、各个民族中去，现在我们觉得这很理所当然，习以为常，但是我们看到西方的宗教和科学的概念形成和演变是多么复杂。我们现在理解的概念是西方近300年来传过来的一种概念，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我们潜移默化地的理解，是非常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西方特色的理解，你不知道这个背景的话，你就会去问，比如说，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经过我今天讲的，儒家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是西方人永远也解决不了，中国人永远也不会主动去问的问题，我说的这个中国人是指中国古代的中国人，因为他还没有经受过西方传过来的现代的对宗教的理解，他不会问这个问题，只有在西方的概念定义之下才会问这个问题，而且问了也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是伪问题，你不能拿西方的带有西方文化基因的概念套用到中国的文化中去。
我接着解释自然类，另一个比喻就是“玉”，玉是自然界本来就有的，玉分为硬玉和软玉，如果你从化学成份上来看，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成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玉就不是自然类，如果你相信化学元素是自然本有的，那么玉就不是自然本有的东西 ，因为玉里面有不同的成分。回到宗教与科学也是这样，科学里面包含自然志自然史和自然哲学至少这两类东西，都把它们归入科学，所以科学不是内部均一的成分，这些成分是在19世纪第一次被汇入科学这个标题下面的。就像玉一样，硬玉和软玉都被归为玉，不能说自然中本来就有一种玉，没有所谓一种玉，是人构建出来的。
哈里森在这本书的一上来就做了一个类比，他说假定有一个历史学家说1600年的时候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你们都不知道，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一场战争，如果我是它的历史学家同行，我该怎么评价这句话呢，作者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这个话既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它没有意义。因为1600年的时候，现代意义上的以色列和埃及，还根本不存在，当然领土和版图是在的，当时都属于奥斯曼帝国。这个类比很明白。不能拿现在的理解不加限制地用到各个时空。
我的另一个感想就是如何来编写中国科学史这个问题，国内科学史是一个非常小的科学，虽然它很重要，但这个重要性认识的人也不多，国内95%的人做的都是中国的科学史。通过今天的讲座，我们认识到连西方的科学与宗教这种概念都那么纠缠不清，那你说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写一部中国科学史呢。中国在什么意义上有科学，西方的科学里还有自然志自然哲学，又有技术有模型，以及新教改革等复杂的形成过程，那我们能不能写部中国科学史。据我所知，国内做中国科学史的人从来没有去反省这个问题， 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做的中国科学史基本上还是李约瑟那个路子，还是比附西方，认为西方现代科学发展出什么成果，我们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就把它拿出来，只不过年代感超前一点。更多的还是采取一个求同存异的原则，先找共同点。在我看来要想写一部中国科学史，真正的科学思想史，首先要本着求异存同的原则，先要找和西方不同点，只有在不同点上才能进行对话。比如中西医就比较容易能对话起来，因为我们和生命有关的医学背后的宗教比较浓，因为太不一样了，就比较容易对话。但你什么时候见过中西的物理学去对话的，中西的化学能够进行比较的，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物理学化学的概念就是纯西方的，把它们平移过来之后，背后看不到它们的思想土壤是什么，中医我们知道它背后有一套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框架和世界观，但你说物理学和化学背后是什么，至少我们现在没有揭示出来，所以就很难进行比较。我做西方最终还是希望能回到中国，我这辈子我自己不一定能够实际去做，我现在做西方其实是一种铺垫工作，后人做中国科学史的时候，应该有西方的这种视野才能知己知彼，才能够更好地看清楚我们自己有什么，才能写更原汁原味的科学史。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