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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启蒙运动(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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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启蒙运动(之三)


                                                          文:陈浩武


         再说一下康德。

         对康德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所谓“头上的星空”,这个人就是牛顿,对康德的影响,是自然的秩序;另外一个就是卢梭,叫“心中的道德律”,他对康德的影响是良知和道德。我们知道,康德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有两件事情让他越来越感到尊敬、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牛顿那里接受了自然秩序,他尊重头上的星空,他从卢梭那里得到了良知和道德,就是他心中的道德律。

      康德这个人物的确太伟大了,他的哲学上的成就,一直到今天都放射璀璨的光芒,就是他的“三大批判”。他的“三大批判”其实是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理性。他认为如果把理性上升到上帝的高度,恰恰是对理性的不理性的解读,这个话是非常辩证的,如果把理性上升到上帝的高度,恰恰是对理性的不理性解读。

      大家知道,康德的“三大批判”,其中有一本叫《实践理性批判》,他在《实践理性批判》当中提出了一个“三段式”,所谓的“三段式”就是,第一灵魂不朽,第二是上帝存在,这是两个前提条件,如果灵魂不朽,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就有第三条按德行分配幸福,或者叫“德福一致”。康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生修德,那么上帝在天国里面,会按比例给你分配相应的“天福”,这个“天福”是上帝分配的,他怎么分配呢?他是按照你当下今生在人间的善行来决定你分配多少“天福”。康德的这个“三段式”非常重要,如果灵魂不朽,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你在彼岸会得到幸福,这个幸福是按照你的德行来分配的。毫无疑问,这种理论对约束当下人的行为和增强当下人的道德意识有极强的意义。

         有人说,康德杀死了上帝,其实这个评价不准确,比如说,海涅他就对康德做了一个非常精确的评价,他说“在科学和知识领域,康德把上帝赶出去,在道德和哲学领域,康德把上帝请回来。”海涅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康德的行为就像我的一个朋友,他打碎了全部街灯,然后在黑暗中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他说他之所以要打碎街灯,就是为了证实街灯对黑暗中的人是多么的重要。”海涅这段话说的非常风趣,他其实在比喻康德。有人说,康德把上帝杀死了,他说如果他是杀死了上帝的话,他也是要告诉你上帝是多么重要。这段话非常的形象。

   

          第四个问题,就是苏格兰启蒙和法国启蒙的比较。

         其实,我们往往都把眼光聚焦到法国的启蒙运动,当然,毫无疑问,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但是其实在英格兰或者说在  苏格兰也有一个启蒙,而且这个启蒙也非常的重要,在当时的苏格兰被称为北方的雅典,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些群星璀璨的人物,比方说亚当·斯密,比方说大卫·休谟,比方亚当·弗格森,这些伟大的学者全部产生在北方雅典,就是苏格兰,所以苏格兰启蒙同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那么,我们说,法国启蒙和苏格兰启蒙有什么差别呢?有什么异同呢?这个比较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来看看。

           第一,法国的启蒙运动诞生在贵族的沙龙里面,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则诞生在大学里。在苏格兰,从15世纪就开始建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学,比方说圣安德鲁斯大学,建于1411年,格拉斯哥大学,建于1451年,阿伯丁大学,建于1495年,爱丁堡大学,建于1583年。这些大学完全是按照世界上最早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的索邦大学的模式来建立的。这些大学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当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法国启蒙创立了一个公共空间的概念,就是法国启蒙都是在沙龙里面进行,这个沙龙就是一个公共空间,那些哲学家、思想家、知识分子在这个沙龙里面讨论问题。而苏格兰启蒙创造了精英协会,精英协会也被称为“文人共和国”,好比说像苏格兰的哲学协会,格拉斯哥文学社,阿伯丁智者俱乐部,爱丁堡精英协会等等。所以,苏格兰启蒙学者往往都有一种跨学科的特点,比方说非常有名的亚当·斯密,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国富论》,但是他还有一本更重要的书,叫《道德情操论》,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

            第二个区别,法国启蒙运动前所未有地强调理性,高扬理性主义的大旗,以理性主义来批判专制主义、等级社会、教皇的残酷迫害和宗教的狂热。但是苏格兰启蒙更能够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就像我刚才讲的康德,他认识到了,其实苏格兰的启蒙者更早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识到理性本身在驱动和实现社会变化方面的局限性。比方说,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理性并没有像法国启蒙思想家说得有那么大的能耐,像休谟就认为,道德法则不是理性创造的,而是经过演化来的。

           另外,苏格兰学派也认为,理性不但不应该对人类文明加以重新设计,而且理性本身也没有能力来设计出一套完美无缺的文明体系,如果理性要强行地架空于文明之外,来重新整体设计文明体系,那一定是一场灾难。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哈耶克有一本书,叫《致命的自负》,其实就是在批判这种理性建构主义。所以我觉得苏格兰学派,他们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很早就预知到理性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对文明重新进行加以设计的。这种对理性主义的高估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一直认为,所有的社会秩序其实是在一个自由状态下的自发秩序,你只要给它自由的状态,社会就一定会自发地发展出一个成熟的秩序系统,而不是通过人类自己去重新构建一个秩序。

           第三个差别,就是在对待人类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上,法国启蒙运动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不一样的。法国启蒙运动将理性之光洒满人间的同时,对未来社会的图景的构想主要集中在自由、平等和宽容上面,所以法国启蒙运动形成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而苏格兰启蒙运动认为,人类社会相继经历了捕猎阶段、畜牧阶段、农耕阶段,最后达到商业社会和公民社会,因此,未来的社会秩序是市场、法律和道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三个元素,法国启蒙运动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和博爱,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强调的是市场、法律和道德,显然苏格兰这个更有道理。

          

         最后我简单讲一下启蒙运动对人类的影响。

          毫无疑问,启蒙运动是非常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文化,特别是使一千多年来这种基督教文明的基础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这种理性主义的高扬,就是启蒙运动所高扬的这种理性主义的精神,它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兴起。罗素认为,17世纪是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携手兴起的世纪,我们看,启蒙运动导致的这种天才的涌现,在科学领域中,有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波义耳、惠更斯等;在哲学领域,有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等。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领域、哲学领域,都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就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的高扬,它的确是推动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动力,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理性主义是不是都是正面的,都是值得肯定的东西呢?也不,它也有一些值得批判的地方。比如说法国启蒙运动把理性主义高扬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妄图以理性来取代上帝,在一定的程度上,颠覆了欧洲一千多年来基督教的价值观。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中,有的力图用理性的构建而非上帝的启示的世俗价值观来取代之,取代这种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价值观。所以在启蒙运动后期,这种对神的批判、对上帝的批判,甚至无神论大行其道。以致于很多人都认为,社会可以成为一个通过理性构建的对象,这就导致了边沁主义的泛滥。

      大家知道,边沁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社会设计师,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希望能够以一种全新的价值系统来替代一种旧的秩序,这个被哈耶克所批判的构建主义,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边沁。边沁的观念是什么呢?边沁认为,社会其实是一个可以重新构建的对象,用人们的理性来重新构建社会,我们知道所谓的乌托邦就是这种理念。恰恰就是通过边沁的学生,罗伯特·欧文的传播,对以后社会主义观念和共产主义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以前学马克思主义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它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来自于欧文和傅里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都是共产主义的前身,这种共产主义的理论,这种乌托邦的理论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边沁。边沁就认为,我可以重新地、人为地通过理性来构建一个社会秩序,这显然和哈耶克的在自由状态下的自发秩序是完全两条不同的路径。

          那么,我们说启蒙运动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它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知道,在边沁的这种指导思想之下,第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诞生,而苏俄诞生的前十年,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通过这种举国体制,赢得了经济的大幅度发展,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GDP的迅速增长,而与此同时,西方陷入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两种方式的比较,似乎给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景,就是边沁的理论,人类社会可以通过一种理性构建的乌托邦主义大行其道。而正是这种思潮,通过五四运动影响了中国,就是灰色苏俄的兴起,通过他们最初十年的成效和西方那种经济危机的比较,使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希望,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的成功。当时的罗素、杜威都对这种体制加以膜拜,他们认为边沁的构建主义思想是完全行得通的,不仅行得通,而且可以非常有成效。中国非常可悲地就接受了这种思想,大家知道,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在中国是有三个传统,这三个传统就是:以陈独秀和李大钊所代表的苏俄传统,他们强调激进的革命,以胡适和蔡元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以严复、章士钊为代表的英美保守主义传统。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三种传统,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激进革命传统,就是后来的共产党,胡适和蔡元培在激进状态下的自由主义,就是后来的国民党,而严复和章士钊的保守主义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完全被淹没,就是那种真正的英美保守主义、宪政思想在中国没有成长,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接受了苏俄的这种传统,接受了边沁的理论,接受了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毫无疑问,这个是悲剧。

         我现在做一个简要的归纳,这个主题是启蒙运动,我开始就说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在这个里面来展开启蒙运动,在16世纪的欧洲,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发生了两场不同的运动,那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运动对欧洲的文明进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时,使宗教改革的负面效果显现,而导致另外一场运动的兴起,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在弘扬理性,所以启蒙运动它导致了科学的发展,导致了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发展。启蒙运动有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贡献。但是启蒙运动也有问题,它的核心就在于处理科学和宗教的基础上,这种博弈,特别是在法国的后期,到了一个颠倒的阶段,就是这种无神论的高扬、这种大百科全书派的兴起使知识和理性替代了上帝的权威,替代了信仰的权威,使人们又走向了一种科学主义,中国的五四运动它引进的就是赛先生,上次周有光先生跟我们说,本来我们应该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就是信仰,赛先生就是科学,但是周有光先生开玩笑说,德先生没有拿到护照,所以他就来迟了。从今天来看,我们中国还是有这种法国传统,就是我们儒家的文明本身对这种法国传统有很强的亲和力,就是革命的传统,大陆法系的传统,强调科学而不强调信仰的这种传统,都给我们今天留下了很多伏笔,也是我们今天还需要反省的地方。我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明治维新十日谈丨两个武士和两个家族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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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凤直播室&就士游  特别节目


 

丨明治维新十日谈丨两个武士和两个家族物语

 

 



      讲述明治维新的故事,十有八九是从“黑船事件”切入,因为那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也是幕末的起点。我却误入歧途,步入幽暗,掉进了东方鬼故事的妖异天地。

 

     但《无耳芳一》并非一则普通怪谈。它是日本现代灵异文学鼻祖小泉八云的代表作,这位爱尔兰裔作家明治时代生活在日本,并娶日本女子为妻,方将本名Lafcadio Hearn改做小泉八云1964年,日本大导演小林正树的影片《怪谈》以缥缈幽玄之美夺得戛纳金棕榈提名和评审团大奖,其中一则就是《无耳芳一》。

 




《怪谈》海报

 

      更重要的是,这则鬼故事不仅表现了日本怨灵文化塑造的国家美学,还包含着日本历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幕府制度的建立"幕府"一词源自中国,意思是将军的营帐。1185年镰仓幕府开启,经室町幕府到德川幕府1867年终结,长达近700年的时间里,日本天皇虚位以设,实际政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

 

    既然明治维新运动的目的就是推翻幕府,将“大政奉还”于天皇,实施“王政复古”,那么本期《一带一路,小凤带路》就请你和我一起,跟随文化学者陈浩武先生、历史学家秦晖先生、金雁女士来到关门海峡,在历史的现场还原历史,追溯天皇的权力是如何旁落到幕府手中,武士阶层如何跃上日本的政治舞台?

 

 


两个武士和两大家族物语

 

采访、撰稿、主持:小凤

嘉宾:陈浩武、秦晖



 

 

《无耳芳一》

日本历史就是一部怨灵史

 

 

     转眼来到镰仓时代,一位铠甲武士深夜造访关门海峡附近的一座寺院。邀请住在这里的琵琶艺人芳一为其主公献艺。

      芳一双目失明,但曲艺绝伦,尤其善于吟唱《源氏物语》和《平家物语》。跟随铠甲武士,隐约之间,芳一感觉自己来到了一处深宅大院。待他落座,一位尊贵的老妇人发话,你就唱一段“坛之浦之战”吧。

  

 

      于是芳一便演唱了发生在1185年的那场惨烈的海战。琵琶在他手里奏出摇桨进攻的呐喊,箭雨嗖嗖飞舞的声响,刀刃砍在兜鍪上发出的脆响、战士落入海中的扑通声,还有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韵律。

     当唱到平家最终败于源家,平家妇孺携年幼天皇投海之时,客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悲叹啜泣。

     盲人芳一看不到的是:此时,在他的四周环立的是累累白骨和森森阴魂,还有一簇簇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粼粼鬼火原来,邀请芳一的不是别人,正是平氏一门的怨灵。而芳一所来到的地方也并非豪门大宅,而是平家的墓地。


行走在日本

无处不在的神宫和神社足以证明

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怨灵史

 


第一幕  关门海峡

 犬鱼互咬的舌间缝隙

 

     坛之浦海战发生地,关门海峡是一处绝妙的S型海峡。从地图上看日本,如果说最南端的九州岛像一只起跳的梗犬,最中心的本州岛像一只倒卧的鳄鱼,关门海峡就是犬鱼互咬的舌间缝隙。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六百米。以海峡两岸分别是下关和门司两地而得名。

    作为日本著名的激流,这里潮水的方向一天中至少会有四次的改变。难以琢磨,就连丰臣秀吉意图征服朝鲜从这里出海,也需要本地海盗水贼的指引。而作为一个咽喉要塞,这里自古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坛之浦海战遗址

天皇投海处   幕府开启点

 

     这是我们来到日本展开明治维新游学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来到了关门海峡,寻访坛之浦海战的遗迹。经由这场战役,日本两大武士家族源氏彻底铲除平氏,并创立镰仓幕府。阳光明媚的平安时代宣告终结,镰仓时代由此开启,日本也进入了由幕府统治的绵长的中世纪。

  

 

     今天特别开心的是著名历史学家秦晖教授和金雁教授夫妇也从国际学术会议上赶到日本与我们汇合,在海边栈道上我们边走边聊。

  

 

     凤:这件雕塑就是平家祖母抱着小安德天皇跳海啊?她祖母是用一个披风把他裹起来,抱着他一起跳下去。

    陈:他的奶奶就跟他说:“海底下也有龙宫,你也可以到那里去。”小孩你得把他骗下去,那怎么办呢?小孩哪愿意往水里面跳?

    秦:那段话不是刻在碑上吗?他的祖母叫二位尼,天皇跳海时带了三件御宝,还有一个草薙剑就永远就找不着了。

     凤:坛之浦海战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是吗?它就是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启。幕府时代就从这这个时候开始了,幕府是不是就是军政府?



     秦:不是军政府,幕府有点像那个春秋战国时代所谓的五霸。那个时候有周天子,但是周天子实际的权力很小,然后就有一个很强大的诸侯,其他的诸侯实际上都是得听这个霸主的。所谓的幕府,如果用中国的历史来套,大概就相当于这个。

 

 

  

转过身来则是一组青铜雕像武士

一个身背长剑在浪头跳跃

另一个则腰缠绳索手举船锚正要跳海

他们一个是源家武士源义经

一个是平家平知盛



源义经雕像

 

 






陈浩武先生是“就士游”发起人

 

     浩武老师讲解: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海峡就叫坛之浦(坛ノ浦)1185年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重要战争,叫坛之浦之战。我昨天我在车上说,日本有三个幕府。第一个幕府叫镰仓幕府。是在1185年创立,就是因为这场海战。谁和谁打仗?当时日本最有势力的两个家族,一个叫源家,一个叫平家。

 

      开始平家非常有优势。平家的女儿嫁给了天皇,生了一个小皇子。两岁就开始登基,就是安德天皇。源氏家族和平氏家族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很多年,终于到了决战的时候。最初平家先占上风。因为船大,而且在汹涌的洋流顺流中出于顺流状态,源氏家的战船处在逆行的状态,完全是被动挨打。

 

    就在这个紧急关口,我们看到的这个美男子,在日本成为“战神”的源义经出现了,他是镰仓幕府的创始人源赖朝同父异母的弟弟,骁勇善战。当时他看到源家的海军处于劣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他紧急改变战法,命令所有的弓箭手集中射杀那个源家战船的舵手。严格的讲,这个战法违背战争规则,那个时候的日本军队,像欧洲的骑士一样,打仗是遵守一定规则的。平家战船的舵手死在海里,平家的船就不能动了,而且这个时候刚好洋流变了,变的对源家的战船有优势,所以源家军队就急剧地进攻。把平家彻底打败。所以这场战争是以源家逆袭夺取天下为最终结局。

 

     激战之际,平家的将军叫平知盛。他就提着一把宝剑直接来追杀源义经。源义经他连跳了八艘船。就从一个兵舰跳到另一个兵舰,所以他叫八艘飞人(八艘飞び)。这个雕塑表现的就是他正在跳的时候那么一个姿态。

 

     另一位就是平家武士平知盛将军。他手上拿一个锚,腰里缠了很多这种缆绳,失败了,他要自杀。为了不被别人救起来。所以它把锚和缆绳整个裹在身上,抱着武器沉海自杀。

 

     同时和他一起跳海的,还有平家女儿生的天皇,就是安德天皇,他只有八岁。他的奶奶抱着他带着日本最重要的三个法器,镜子、玉勾、还有个草薙剑,一起就投了海,安德天皇就在这个地方死掉了。

 

       天皇跳下去以后,将士马上就下水去捞。因为这三件法器是从神武大帝那个时候就传过来的,最后捞起了两件,镜子、玉勾捞起来了。这个草薙剑,就落在这个地方去了,永久消失。那是日本最重要的一个法器。所以一直到今天,所有日本天皇供奉的法器当中,只有两个是真的。有一个是假的,就是替代的草薙剑。那个草薙剑就落在这个地方去了。

 

      草薙剑,天皇三神器之一,传说中它是天照大神的弟弟须佐之男,为了消灭生吃活人祭品的八岐大蛇,用美酒将其引诱斩杀,抽出蛇的尾骨竟然是一把剑。此剑出鞘,刹那间天空丛云密布,地面寸草不生,故名丛云剑或草薙剑。经此一战,草薙剑真身永远消失。

 

 

关门海峡,海水湛蓝

海浪左冲右突打着卷翻滚

作为皇权权力和征服的象征

不知道它是否还插在海底的某片珊瑚礁上

 


 

 

 



第叁幕 天皇如何失去权力

 

从镰仓幕府回溯平安时代

藤原氏家族崛起令天皇步步失血

滕原家族后裔分化为源氏家族和平氏家族

 

 

      现在源氏家族首领源赖朝成为全国实力最强大的人,他借由朝廷颁给他的“征夷大军”的头衔将其权力合法化。因源氏的据点在江户附近的小镇镰仓一带,因此他的新政府就叫“镰仓幕府”,日本武士阶层正式跃上了政治舞台。从镰仓幕府开始,日本形成二元政治结构,天皇是心理上的政治中心,而政权在幕府将军手上。



     原来早在八世纪末的奈良时代,经过平安时代,直到1185年镰仓幕府建立的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崛起的封建家族和地方武装力量就对帝国的皇室权力构成威胁。天皇仍然在位,但基本上并不治理国家他们是掌握全部权力的藤原家族的囚徒与玩偶。藤原式惯常把女儿嫁给天皇,小皇子年少继位。藤原氏便以摄政为名逐步掏空皇室权力,藤原家族逐渐分化为源氏和平氏两大家族。日本两大文学著作《源氏物语》和《平家物语》里的故事就是以两大家族为背景。

 

    为了争夺皇室继承权,最早平家打败源家。但平氏首领平清盛因垂涎源氏之妾常盘的美貌而放过了源氏的两个年幼的儿子——源赖朝和源义经,没有赶尽杀绝。或许在那时平家的覆灭就早已注定。

 

     随着平氏一门集体跳海,平安时代也隐没于历史中。现在的日本成为世界历史上独特的武士国家。

 

     但是1066年诺曼公爵威廉跨越英吉利海峡征服英伦列岛分封各路骑士所建立的西欧封建制度不同的是,1185年,源氏家族首领源赖朝横扫关门海峡,任命各地武士大名所建立的日本封建度,其权力维系并非依靠契约关系,而是主仆关系的个人效忠。令源赖朝对其权力可能受到的任何挑战都充满疑心以至于他嫉妒战神、他的亲弟弟源义经。浩武老师在源义经连跳八船的巨大的雕像前,又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

 

 



第 肆 幕 歌舞伎《义经千本樱 

 

日本历史最具传奇的悲剧英雄:源义经

狐狸皮初音鼓里的忠义与爱情

 

 

    浩武老师讲解:


    源义经在坛浦之战当中立了大功,但因为功高盖主,他的哥哥源赖朝就嫉妒他,迫害他,他就开始逃亡。附近有座山叫吉野山,他有一个情人叫御静前,和他一起逃。但是她已经身怀六甲,根本就跑不动。两个人在一个寺庙门前洒泪而别。源义经随身带了很小的一面鼓,就送给静御前。说你要思念我的时候,你就敲响这个鼓。

 

   这个鼓是天皇送的一个宝物,但是源义经自己都不知道,这个鼓叫初音鼓。是一个母狐狸刚刚生了一个小狐狸,用小狐狸的皮做的这个鼓,所以叫初音。

 

    当狐狸妈妈知道它的孩子刚刚出生以后就被做了鼓后,非常怀念孩子,于是始终跟踪着这个鼓,它就觉得这个鼓就是我的孩子。所以当这个鼓一敲响的时候,老狐狸就会出现。

 

    静御前遇到危机,在吉野山的庙前,她把这个鼓就敲响了,她身边就出现了一个武士,这个人就是源义经的家丁,名叫佐藤。原来,母狐狸一直化作这个武士跟着源义经。初音鼓一响,佐藤突然就出现。这个佐藤你想他是一个狐狸精,武功高强,把追兵全都杀死了,把御静前救了。

 

      这是一个凄美故事,但这个故事不是我编的。是日本最有名的歌舞伎,其中有一曲叫《义经千本樱》。义经就是源义经,千本樱就是一千棵樱花。这个剧是中日邦交恢复45周年来中国演出。日本大使馆邀请我去看了这个剧,我才知道这个故事,写的就是源义经。

 

 

 

第 伍 幕  源义经是成吉思汗吗

 

忽必烈攻打日本全军覆灭

神风敢死队的由来

 



     秦晖老师讲解:

 

     凤:有一个传说,说源义经西逃,后来就化作成吉思汗了?



    秦:不是,这个是胡扯。但源义经,因为他是源平合战中第一号功臣。但后来他又是被源家的大家长给弄死了,属于那种所谓的功臣不得善终的那种人物。所以也算是悲剧英雄。这两边的人,源义经和平知盛都是悲剧英雄式的人物。

 

源义经或许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英雄,有人说他类似于中国的西楚霸王项羽。他的生死历来成为很多传说的起点,曾有日本学者考据称源义经失败后逃到北方,渡海入北海道,再经由库页岛到蒙古,最后成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这一说法早在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就有谣言传得绘声绘影。明治时代,日本意图向海外扩张帝国疆域,这种无稽之谈再度甚嚣尘上,原因之一竟然是蒙古部族的徽章神似源氏家纹“笹竜胆”(替龙胆)。也就是龙胆花。

 

当然此种荒诞不经早就被正统史学所驳斥。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1260年即位后,倒是曾意图占领日本。他从已经被征服的朝鲜派出900搜船只,在博多海湾登陆,但这些船只最终却在台风中倾覆,七万人在海中丧生,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惨重的海难。

 

凤:浩武老师,蒙古军两次来打日本,就是在这附近的博多海峡?

 

陈:在那边就是中国那边最近的地方,九州。蒙古人两次打日本都失败了,就是因为每次都被台风刮走了,所以日本认为神风就是它国家的保佑器。二战到了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日本空军搞自杀式攻击的特别行动队叫“神风敢死队”,神风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了挽救其战败的局面。日本利用武士道精神组建的自杀式神风敢死队被称为近代战争史的一大怪胎,曾经令美国军方错愕不已,深受刺激。当时美国委托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性展开研究,遂成《菊与刀》一书,对于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残暴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第 六    赤间神宫  天皇跳海

 

明治时代曾颁布神佛分离令

如今神道教与佛教地位平等

神道教与生相关

佛教与死相关






 

      就在源义经雕象不远处,伫立着一座十分漂亮醒目的赤间神宫。白色的拱形门柱如龙宫一般洁白无瑕,红色屋檐交错,像海底美丽的珊瑚礁的枝杈。我们身边有很多孩子在祈福,原来它的建造模拟的正是海底龙宫。

 

浩武老师讲解:

 

从这个角度看这棵树和这个蓝天,加上这个建筑特别漂亮,在日本这个有很多神宫和神社,一般都叫神社。它为什么成为神宫?因为它和天皇有关系。背后的唐代风格的建筑,叫水天门,因为安德天皇在这里投海,为了给水里的安德小天皇祈福,所有在水下的神灵都会得到天皇的保佑,同时水下神灵也会保护小天皇,修建了赤间神宫。

 

明治维新期间,明治政府颁布了一个《神佛分离令》,使神道教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佛教受到打压,很多城市佛寺被毁,排佛运动盛行。当然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今天在日本民众的生活中,佛教和神道教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到神道教的神社去看,很多小孩在那里过三五七岁的生日,求平安都会到神社祈福。但是日本人死了以后,会把他的墓地放在佛寺里面去。

 

     所以在日本人的一生中,他的生和神道教相关,求学和神道教相关。结婚和神道教相关,生孩子和神道教相关。而他的死亡和佛教相关


 

尾声   

赤间神宫正是《无耳芳一》发生地



祇园精舍钟声响

 诉说世事本无常

 

 

 “外祖母,你要带我去哪里?”二位尼夫人面对天真的安德天皇的询问,擦着眼泪说到:“日本渺小如粟,如今化作苦谷。波浪那边有极乐净土,那是没有悲伤的,另一个首都,我要带你去那边。”

 

      坛之浦海战之后,日本连年发生各种灾祸,下关海峡一带更是时常发生渔船倾覆事件,似乎是平家的怨灵在做怪。于是人们在平家墓地旁边修建赤间神宫以镇冤魂,除水难。墓地旁的小弥勒寺正是小泉八云的著名怪谈《无耳芳一》的故事发生地。

 



     琵琶弹唱艺人芳一因双目失明,每晚被武士带到平家墓地为亡魂演奏而不自知。他的魂魄越来越消散,日久必然丧命。寺庙方丈发现真相,于是在芳一身上从头至脚写满般若心经,护佑芳一不被怨灵发现。却唯独忘了在耳朵上写字。

 

 

 

     夜里武士又来寻找芳一,只见到两只耳朵,于是撕下带走交差。方一忍着剧痛捱到天明,总算保住一条性命,他的名声也不胫而走。各路达官贵人都来看他演出,他最爱弹唱的仍然是《源氏物语》和《平家物语》。

 

祇园精舍钟声响, 诉说世事本无常

娑罗双树花失色, 盛者转衰如沧桑

骄奢淫逸不长久, 恰如春夜梦一场

强梁霸道终覆灭, 好似风中尘土扬


——《平家物语》 开篇词

 

 



 

邵燕祥:朱元璋删《孟子》,删了哪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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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朱元璋删《孟子》,删了哪些话?


   关于朱元璋删《孟子》,并且不让他陪祀孔庙的事,我最早是从高旅先生的文史随笔中读到的,但一直不得其详。约略知道删去的有“民贵君轻”和“土芥寇仇”之论,这是凭猜想也会意识到势在必删的。但究竟一共删了多少章句?

 

   陈乐民《过眼小辑》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为目前已出的“陈乐民徜徉集”三卷之一),有一则笔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引录了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读书与出版》二卷四期,19474月上海生活书店刊)一文,其中说:“今北平图书馆,藏有洪武二十七年刊《孟子节文》一部,可见所删八十五条内容如何。”容先生把所删字句的起讫都写明了。陈先生这回照录下来。他说,这些文字曾抄录一过。一日湘人朱尚同来访,谈及《孟子》,因以示朱元璋删《孟》事,并撕下笔录付之。此系补抄云云。

 

   惜乎容先生当年所记等于只是个目录,好在《孟子》书到处都有,正不必再去国家图书馆乞阅。乐民兄能把目录抄下来,我何惮逐一查对乎?

 

   数了一下,删节处不足八十五条,我想容先生又做了一些删节吧。仅此也已得窥朱洪武的内心世界,他怕的是什么,忌讳的是什么。容先生没有按照传世的《孟子》书中顺序,而是分类标出所禁的意旨,也许这正是《孟子节文》原来的体例。

 

   下面依次据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找出所删原文照抄如下。

   

   一  标明“尊民抑君之禁止”的

   

   如《尽心篇》,删“民为贵”以下十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梁惠王篇》,删“左右皆曰贤”至“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离娄篇》,删“桀纣之王天下”至“兽之走圹也”: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万章篇》,删“太誓曰”四句:

 

   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同上,删“天与贤”至“而从舜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

   

    二  标明“人民批评统治者之禁止”的

   

   《尽心篇》,删“吾今而后”七句:

   

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

 

   《离娄篇》,删“君之视臣如手足”六句: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梁惠王篇》,删“邹与鲁哄”至“死其长矣”: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同上,删“古之人与民偕乐”至“岂能独乐哉”: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三  标明“人民要求生存之禁止”的

   

   《梁惠王篇》,删“无恒产而有恒心者”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四  标明“人民批评政治之禁止”的

   

   《梁惠王篇》,删“庖有肥肉”至“使斯民饥而死也”: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尽心篇》,删“不信仁贤”六句:

 

   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同上,删“不仁而得国者”四句:

 

   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离娄篇》,删“恭者不侮人”六句:

 

   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万章篇》,删“伯夷目不睹恶色”至“懦夫有立志”: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五  标明“人民反对苛敛之禁止”的

   

   《尽心篇》,删“有布缕之征”七句:

 

   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同上,删“古之为关也”四句:

 

   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六  标明“反对内战之论之禁止”的

   

   《离娄篇》,删“征地以战”至“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尽心篇》,删“有人曰”六句:

 

   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同上,删“孟子曰:不仁哉”至“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问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梁惠王篇》,删“今夫天下之人牧”八句: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告子篇》,删“鲁欲使慎子为将军”至“然且不可”: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

 

    七  标明“谴责官僚政治之禁止”的

   

   《告子篇》,删“今之事君者”二十一句:

 

   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离娄篇》,删“惟仁者宜在高位”十句: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八  标明“仁政救民之说之禁止”的

   

   《滕文公篇》,删“民之为道也”至“可坐而定也”: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使毕战问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公孙丑篇》,删“王者之不作也”至“惟此时为然”: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同上,删“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皆不为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之所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梁惠王篇》,删“若杀其父兄”八句: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

 

   《滕文公篇》,删“其君子实玄黄于篚”至“何畏焉”:

 

   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九  标明“败坏善良风俗当由君主负责之说之禁止”的

   

   《离娄篇》,删“君仁”至“莫不义”: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同上,删“国君好仁”四句:

 

   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

 

   同上,删“人有恒言”六句: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同上,删“人必自侮”六句: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公孙丑篇》,删“仁则荣”至“或敢侮予”:

 

   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最后,容肇祖先生无奈地写道:“至如‘齐人有一妻一妾两处室者’三十四句亦被删去。则是抨击虚伪,亦不能许可之列矣。”按:“齐人有一妻一妾”这个有趣的小故事,长达三十四句,我就不移录了。不过,我想,朱元璋要删去它,显然并不是不满于齐人的吹牛皮、骗老婆,以意逆志,当是齐人在东郭坟地间行乞,这触了朱皇帝早年行迹的忌讳,不管怎么说,做乞儿的经历都不是值得夸耀的。

 

   陈乐民先生在笔记最后附笔说:“《孟子》中有些话十分精彩,《论语》里没有这类话。固然不必把‘民贵君轻’之类的话与近代思想妄作比附,但它是时代特点的反映,所以才有‘百家争鸣’。先秦的这段‘自由空气’,没有舆论一律的束缚,诸子百家说话都没有太大的顾忌。那时也没有‘新闻检查官’,所以孟子敢这样说。”孟子本人绝不会想到,一千多年之后,他的言论会碰上一个皇帝的亲自检查和删削。孟子地下有知,他却应该庆幸,若不是在先秦“百家争鸣”之世,而赶上朱元璋治下,怕有“剥此楦草”的酷刑等着他呢。

 

   今天的读者浏览上面的删节,以后遇到有人在什么场合讲孔孟,于其讲《论语》后讲不讲《孟子》,就可知其回避的是什么,于其讲《孟子》时,讲什么不讲什么,就可知其导向,是依着孟轲先生的原意来如实介绍呢,还是遵循明太祖的旨意了。然乎?

   



 


 

中国需要一场精神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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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需要一场精神救赎

 

---2016年度公和人物获奖会上的致辞

 

                陈浩武

  

尊敬的公和基金各位理事:

在今天这样一个庄重的场合,我要向各位理事致以深深的敬意,感谢你们把年度公和人物这么一个沉甸甸的荣誉颁给了我,使我深感荣幸。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在给我个人颁奖,而是在给石门坎后援团的近三百多名成员颁奖,更是在给一种价值观颁奖。我觉得,荣膺年度公和人物,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耀,而是所有参与和关注石门坎公益人士的荣耀。

我是从2011年开始关注关于石门坎现象并投身该公益项目的。当年5月份,我和长沙银行行长苏丹先生一起去石门坎,深深的被柏格理这个百年前的历史人物所感动,也为长年坚持在一个如此艰苦的地方支教的志愿者们的奉献精神所感动。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石门坎做些什么。返回北京以后,我发起成立了石门坎后援团,开始的发心,只是为在石门坎支教的志愿者做后援。随着项目的扩大,我们于2014年正式向深圳市民政局申请注册了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

        这些年来,我们从两个维度在开展石门坎公益:

       一个是具象的石门坎,就是在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做教育公益项目,包括支教,培训志愿者,免费午餐,建立学校图书馆,为高寒地区的孩子捐赠衣物等等公益。

在另外一个维度,我们把它称之为“文化的石门坎”,或者是“精神的石门坎”,就是在做公益的同时,我们努力倡导柏格理精神,弘扬石门坎文化,把石门坎作为一个用信仰和教育改变社会的典范加以宣传,把柏格理的精神加以弘扬。

1904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来到石门坎,面对“结绳记事”的蛮荒,面对千百年受压迫的苗人,他以上帝的大爱,帮助他们创制了文字,就是大花苗文,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在此传播基督教信仰。同时,用这种文字编辑课本,开展普及平民教育的工作。柏格理及其传教士团队,先后在乌蒙山区的22个县,创办了120余所学校,培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精英,在1928年就培养出第一个苗族医学博士。他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把一个刀割火种,远离现代文明的苗族,改造为“海外天国”,建设成为真正的“西南文化高地”。

我们从“精神石门坎的”维度开展公益活动,就是努力拂去百年历史的尘埃,系统收集整理石门坎的历史文献,使石门坎所体现的文明精神,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以恢复石门坎和柏格理应有的历史地位,让石门坎这颗曾经的历史明珠再次放射光芒。

为此,我们整理出版与柏格理和石门坎文化历史相关的书籍,召开一年一度的柏格理精神研讨会,拍摄石门坎文化历史纪录片,组织评选“柏格理园丁奖”等等。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或者说,石门坎作为一个文化地标对今天的当下中国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

我认为:“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超现实主义的治国理念:维稳;和超现实主义的经济发展目标:白猫黑猫,使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精神面临急剧堕落,在世俗的繁华背后,中国面临深刻的精神危机,这表现在:

人们普遍没有信仰,没有灵性的生活,金钱崇拜和权力崇拜充斥;吏治的贪腐,特别是当权力大规模介入市场时,这个中国最古老的顽疾满血复活,贪腐达到自有文明史以来无以复加的地步;法制精神严重倒退,由于司法缺乏独立,草菅人命,冤案错案不断;社会暴戾和无所不在的欺诈,人际关系粗糙,在金钱拜物教的鼓动之下,人性的恶充分释放;人际关系中普遍的相互欺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折射出这是一个相互投毒的时代;

 显然,一个社会的进步,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涌流,而是文明和精神的健康,包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人的道德成长和于此相关的幸福感。所以,在今天,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阻止社会急剧堕落的,只有靠制度文明和精神信仰。而当今社会的一切表面的意识形态都无法回答现实问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苍白,肤浅和无力感。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不仅仅是GDP的增长,同时还包括人的自由和尊严、法制和公平正义、宪政和限权政府、人民的财产权和生命权的保护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现代文明是一个整体现象,不能仅仅理解成几栋高楼大厦,多少公里长的高铁和高速公路,人类的文明首先是一种文明的状态,是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

    当下中国社会在精神领域呈现一种急剧堕落的状态。那么怎么去阻止这个堕落?现在在台面上的所有意识形态全是虚伪的,苍白的,肤浅的,无力的。正是因为他们的苍白无力,他们根本不具备救赎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靠普世价值和精神信仰,要通过纯洁人的灵魂,来救赎这个堕落的社会。

 

     问题是,什么是当下中国精神救赎的力量?

     儒家行不行?儒家能不能救我们今天的中国,来阻止这个社会的堕落和下滑?

     我们应当承认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的DNA,它涉及到每个人的人性,但是严格地讲,儒家文化仅仅属于一种伦理的范畴,儒家并非宗教,判断儒家是伦理而不是宗教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没有彼岸性。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给人类提供的是彼岸意识,是人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归属。儒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未知生,焉知死”。所以这种缺乏彼岸意识的伦理,就肯定缺乏一种救赎的力量。

       另外,儒家学说从西汉以后,就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它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董仲舒那个时代开始,所谓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就把儒学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

       宋明以后,儒佛合流,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程朱理学,但是程朱理学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逐步变得僵化和缺乏时代性,明清朝代,科举考试的八股取士,都是以朱熹的四书五经为范本,更加剧了这种僵化。在五四运动以后,以牟宗三、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他们在探索儒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革,他们的口号是要让“老内圣”开出“新外王”,所谓的新外王,就是希望儒家在新的时代,来产生开出科学之花,开出民主之花。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从五四运动到现在,一百年,这个努力是失败的。而且儒家本身所倡导的一个核心价值是“中华文明中心论”,这种中华文明中心论往往成了我们抵制普世价值的一种工具。

 

       佛教行不行?我们能不能拿起佛家的武器?

       我认为,佛家对个人的心性修炼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不具备提供公共精神的能力,我说的是一种社会公共精神,构建这种社会的公共精神,它需要一种公共的立场和公共的价值观。但是,唐代“会昌法难”以后,佛教的精神气质在发生变化,它不是原来印度的那个佛教。其中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佛教哲学思想逐步被取代,被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取代,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是非常世俗化的宗教,而具有哲学思辨意义的“三论宗”和“天台宗”基本消失。就是说,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找不到原教旨意义上的天台宗寺院。我曾经几乎走遍了中国大概现存的几十个天台宗的寺庙,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们都成了禅宗。所以,佛家由于它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没有神学思想的觉悟,它对精英阶层慢慢地丧失了吸引力。另外,我们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找不到一个佛家文化导致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范本,说明佛教和现代文明明显地缺乏亲和力的。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三大流派: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的革命派,以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和以章士钊,严复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前面两派在五四运动以后形成国共两党,他们在某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主张激进革命,主张反传统,打倒孔家店,而保守主义的一派很快销声匿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是儒、释、道,到了文革,统统都是奄奄一息。

        所以,我觉得从五四运动,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形成了一个“阿凡提打油式”的文化传承的断裂。什么叫阿凡提打油,阿凡提的老婆叫阿凡提去油店买一斤油,油店的老板告诉他,你这个碗只能够装九两油,还剩下一两油怎么办?阿凡提说没事儿,我这个碗底还可以装一两油,他把碗底翻过来,在碗底里面装了一两油,很高兴地唱着歌回家去了。他老婆问你打的油呢?他说在这儿。老婆问我叫你买一斤油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他说没有呀,我这边还有九两。阿凡提打油就是把一个碗翻了两次,第一次把九两油翻掉,第二次把一两油翻掉,我们中国从近代一直到改革开放结束,就是一个阿凡提打油式的文化传承,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把九两油翻掉了,改革开放,我们强调白猫黑猫,超现实主义,把一两油也翻掉了。所以我们的文明是一个空的,是一个空碗,没有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社会如此的荒芜,道德如此沦丧,精神如此沙漠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文明、没有文化、没有精神、没有信仰。   

  

        我们再看基督教。我觉得基督教文明对社会有极为强烈的精神救赎意义,完全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普遍的价值观。为什么?因为人类一切关于平等、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全都来源于基督教。

      基督教对公义的追求:基督教对人权和生命的尊重、基督教人人平等观念、基督教超越的大爱精神,全部是我们今天当下社会所非常需要的精神资源。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法制和契约精神,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对不对呢?对!大方向肯定对!但是为什么市场经济走成了今天的权贵经济,走成了少数人的发财,社会贫富差别如此拉大?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中没有法制,没有契约。

      我们重读《摩西十诫》。我曾经把《摩西十诫》和佛教的戒律做了比较。大家知道,佛教最基本的戒律就是五戒:杀、盗、淫、妄、酒,你作为一个佛徒,你最起码要严守这五戒。在佛教这五戒当中,前四戒是“实戒”,第五戒酒戒是“遮戒”,什么意思?犯了实戒,犯戒即犯罪;犯了遮戒,犯戒不见得犯罪,因为在酒后的坏事有时候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回过头来看《摩西十诫》,《摩西十诫》的后六诫类似佛门的杀、盗、淫、妄,有很多相似的内容,但是,你要注意,它在前面加了四条,比方说,你不能信我以外的神;你不可以轻呼耶和华的名字;你不可崇拜偶像……;我把这四条归为人神之盟,基督教的戒律在建立人人之盟之前,先确定了人神之盟,只有人神之盟的存在,人人之盟才有意义。

       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法制,为什么签订的合同都成了一张废纸,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人神之盟,我们在签订人和人之间的盟约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一个人和神的盟约,所以人人之盟就是一张废纸。我们看中世纪的“教皇革命”、《罗马法》的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强调的这种世俗行为,可以荣耀上帝的行为,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气质。

        基督教有没有改变人心的意义?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人对善的追求和对恶念的克制,取决于在精神上构建一个彼岸世界。我刚才说佛教没有。所谓的彼岸世界就是末世,就是终极审判,就是天堂地狱。人为什么在此岸能够遵守法律、做好事、追求善,是基于对彼岸的天堂的追求,是对彼岸目的的追求约束了人在此岸的当下行为。所以我说心中的警察比街上的警察重要,街上的警察,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你就开始犯罪,但是当你心中有警察的时候,即使是半夜两点钟,你还会在红灯旁边等着,你不会跨过人行道,去闯红灯。所以彼岸意识才是真正救赎人心的力量,而基督教的彼岸意识、天堂和地狱的观念、终极审判的观念对惩恶扬善、对人心的改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有两点结论:第一点,佛教、道家、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值得弘扬,但它们的功能仅仅限于私域,个人的修养、个人的修身、个人的心性修炼,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基督教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精神救赎力量,基督教既能在私域让人们追求向善意志,又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公共精神资源。请注意,我是把这些东西分成两类:一类是在私域当中,完成我们心性的改造;一类是公共领域,构建公共精神资源,基督教文明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提供一种公共的精神资源,是我们当下社会非常需要的。




 

   当然,我也深深感受到,去石门坎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

        我们从北京飞往贵阳需要数小时,从贵阳到石门坎开车需要1214个小时。这是乌蒙大山,遥远,偏僻,沟壑纵横,地貌险峻,加上又是地震带,洛泽河大地震和鲁甸大地震,已经给石门坎地区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路上滚石不断,贵州山区天气变化无常,时而暴雨,时而大雾,我们几乎每一次去石门坎都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交通事故。有一次,已经晚上八点,天已漆黑,大雨滂沱,雾气弥漫,能见度不到两米,我们的汽车还在悬崖峭壁上爬行,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渊。正在绝望之时,我们的前方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汽车尾灯,一辆当地汽车成为我们的指引坐标,让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追上一看,竟然是我们捐赠给当地学校的一辆汽车!

      去石门坎的艰难,也是预示着,通往精神救赎的道路是艰辛的,是不平坦的

      谢谢大家!


 

苏小和:明确的信仰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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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明确的信仰有多重要

文: 苏小和

     

   人生是由苦难组成的,但长久来看,上帝的愤怒只会停留片刻,然而他的恩典却持续一生。悲伤的生活或许绵延一个夜晚,然而就在清晨,欢乐已经来临。

 

   最大的偶像崇拜,是对明君的想象。那么多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人们一直都在渴望明君,原因在于文化深处没有对人性的辨析这一章。这是一个观念的地狱,即使3000年历史找不到一个明君,但缘于观念的习惯,人们仍然活在对明君的幻想中,以至于这种幻想变成了传统,而传统反过来又加固了错误观念。从观念的元结构来看,这样的错误就是缺少明确的信仰导致的,不会有其他原因。



   反观西方思想史,思想家们对人性的辨析是一个强大的传统。我们所熟知的洛克、莱布尼兹、笛卡儿、帕斯卡尔、康德、休谟、斯密,我的印象中当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写过一本“人类理解论”,吵得不可开交。就是在这种关于人性的辨析与批评之中,人们得以进一步认识自己。



   如果把西方人的教会传统秩序卷入进来观察,人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教会内部,人们更加强调的是敬畏、赞美与道德秩序,而教会外部的知识人更加强调的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智慧和对人性绝对的怀疑。所以我主张把两种习惯性的思想秩序综合起来阅读。既要敬畏、赞美、回到圣经的伦理传统,又要发现我们的智慧,展开对人性的幽暗性的绝对怀疑。既要持守信仰传统,又要兴起强大的知识追问。我认为这种不断扩张境界的生活,才是上帝喜悦的生活。

 

   星空问题是人类知识论的很大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圣经里记载几个东方博士去看耶稣诞生,就是靠着星星引路。这个事实具有启发性。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儒道文化不深度思考星空呢。拒绝思考星空问题、死亡问题,按照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的秩序辨析,则意味着认识论的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形而上的问题意识,失去了作为认识对象的星空,因而只是单向度的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与道德追问。即使是道德秩序,如果按照康德实践理性的路径,道德之所以可能,必须依赖上帝存在的实践设准。如果基准丧失,人们就只能对孔子磕头,因为孔子就是基准。



    人类社会为了形成伟大的道德秩序,应该向着最终极的上帝存在去思考,怎么能向着一个具体的孔子思考呢,孔子也是一个人,孔子也需要仰望星空仰望上帝。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到今天我们这些中国人依然没想明白。所以,这显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没有临到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辨析,我就必须意识到,在中国,最大的也有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传播基督的福音。这个工作如果不够彻底,其他一切的讨论都基本上无意义。

 

   学而时习之,一是没有体察到超验的启示命题,二是没有界定学习的对象问题。因此缺乏康德所描述的“对应的直视”。由此,孔子学习的传统,永远不可能构成新知识的涌现,只能在别人后面模仿。或许这样的辨析可以回应李约瑟之问。所以这依然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学习,学习,当我们讨论学习的时候,首要的问题是学习什么,而不是怎样学习。学习的对象决定了我们全部的境界和全部的水准。反过来我们看圣经传统,旧约强调学习的对象是上帝律法,总是要持守摩西律法,不偏离左右。而新约所强调的学习对象更加直接,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传统的学习对象命题是非常稳定而且明确的,不存在模糊的解释空间。只有把这个问题首先想清楚了,所谓学习的命题才有知识论的意义。

 

   有一万种理由死去,但有一种理由让我活着。这本来就是一个悲剧的世界,男人要流血流汗才能糊口,女人要饱尝生育的痛楚。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将毫无疑问地死去,而在死去之前,我一直听得见魔鬼爽朗的笑声。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给我的使命,就是承担悲剧,直面痛苦,然后开口赞美。

 

   如果从事顶层设计的官僚中,有人愿意模仿蒋介石抄写圣经,模仿曼德拉在监狱里忏悔自己的错误,模仿金大中宽容自己的死对头,模仿裕仁天皇说,我不是神,我想文明社会的体系就快出现了。因为个体观念更新的秩序形成了边际效应递增,以至于堆满皇权观念的官僚们,也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观念改进。

 

   一代儒宗马一浮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说诸子百家、西方思想,学术方法论,还有人心万物,都来自儒家,惟有儒家才是人类希望所在。但有趣的是,一浮老在80高龄之后,却被统摄,于大跃进之年写下《寄怀陈仲弘》:“每闻异域诵新篇,上国风猷四海传。论道终符无外者,经邦先重屡丰年”。这种关于人性的软弱和堕落的人生故事,让人们感叹。所以我说,考察儒家一部绵长的思想史,发现找不到两类人,一是找不到为了终极的理念殉道的人,仅仅为了一种观念,儒家的门生不会舍命,孔子的“舍生取义”仅仅是一个想象,儒家的历史里找不到这样的人。另一类是找不到把儒家思想传播到全世界的人,常理告诉我们,如果儒家传统思想真的像马一浮所说的具有统摄一切的伟大意义,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努力把儒家思想传播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考察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真正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只有日本民族和高丽民族,这种影响显然是由于地理的因素,而不是观念的因素。只有观念秩序才能超越地理。基督信仰就是这样一种超越地理,超越时代,超越种族,超越肤色的伟大观念体系。

 

    明明我的想象力可以穿过天空,明明我的笑容,像星星一样美,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我就不断走向尘土?为什么我的身体啊,只能贴在大地上?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的想象力,我的笑容,还有我的词语,以及词语深处涌动的力量,去了哪里?

 

   长久来看,人类死于经验。这意味着所谓读史明志,读史知兴衰,都是伪命题。何况我们所读到的历史,不过是一堆谎言!人类是观念的载体,必须在观念更新的维度上找到超验的动力。观念不更新,人就会被压缩在经验的盒子里。这样的人,局部来看,是井底之蛙,整体来看,是一捧灰尘。而在西方思想史的流变里面,自休谟以来的对经验论的强调,由于遮蔽或者忽略了圣经话语,导致整个西方社会越来越远离圣经传统。所以人类社会从总体来看正在快速堕落,人类终将自己埋葬自己,而每个人都在埋葬自己的凶手。

 

   如果用大白话表述,儒家是不懂装懂,自以为是。道家是装疯卖傻,混吃等死。墨家是走着走着忽然走丢了。法家是把人不当人看,胡作非为。哦上帝啊,怜悯怜悯我吧,让我有耳朵能听见,有眼睛会看见。我不要聋子,不要做瞎子。

 

   亚洲人用动物属性界定人的意义,是谓生肖。但这是极其短视、懒惰、愚蠢的联想,直接将人的意义降低为动物意义,并在隐秘的习俗意义上,把人类社会看成可以予取予夺的动物庄园。而星相解释说,虽然也处于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状态,但隐含着的人类生命对星空的仰望,对无知之域的联想,相比于生肖说,要诗意一些。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第三境也。中国文人用蹩脚的诗意来描述知识论,是非常糟糕的,应该用清晰的口语和复杂的结构来陈述。意思是那个意思,但文辞的烂俗把意思埋葬了。王国维的这几句话如果换成西方认识论的逻辑语言应该是这样的:“关于一个人阅读沉思的命题应该是一个线性秩序,这个秩序包括人的充分的好奇心、刻苦忍耐的求学精神,以及人们终于发现所谓真理其实通常都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显现出来等三个阶段。”所以,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必须要练习准确的口语写作能力,卷入从句结构,把意思准确表达出来。王国维用文绉绉的调子说出,要的是巧言文辞,而不是思想。

 

    王国维二子王仲闻,高中就读的上海格致中学,是教会学校。校方逢圣诞节必放假。王仲闻倡议孔子生日也应放假。校方不接受,于是他决定在孔子生日当天,拒绝上学。校方一怒,将他开除学籍,从此成为高中肄业生。后被诬为特务,本想效法父亲投湖自尽,不料场面拥挤,只能回家,饮敌敌畏而死。这样的人生值得记录,观念的陷阱就是生命的陷阱,有心人要记住。

 

   一个人考察自己的与爱有关的事情,要考察自己的动机,而不仅仅看行为。康德和叔本华谈论道德与爱的意义,都强调这点。的确,爱的行为可能隐含罪恶的动机。动人的理想可能是为了奴役别人。但中国人向来不主张诛心之论,看上去好像尊重了人的内心秩序,其实缺少对人性复杂性的警惕,所以我们整体性走向了伪善虚假。身为基督徒,我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不要高估自己的爱的意义,很多时候我的爱的行为,可能都是想得到来自人的荣耀,以至于把来自上帝的荣耀弄丢了。

 

   别人都在思考国家向何处去,我毅然决然地思考人的生命向何处去。看哪,到处都是人,这令人震撼的人口大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文化路径、所有思想家,都没有思考过,到底什么是人,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精神缺陷。我们从来没有思考人的基本问题。这是所有人的罪恶,所以我必须忏悔,必须补上这一课,否则永远没有希望。

 

   亚理斯多德说德行是习惯性气质。摩尔讨论伦理主要强调传统,苏格兰保守主义则直接倡导回到圣经。汪丁丁说习惯(ethos)的形成,非教育所能形成。麦金泰尔说人类的德行追求成为一种自发习惯,是由于人类普遍相信一种先验的“应得赏罚(desert)”的自然秩序。可见,孔子的文教和蔡元培的美育都错了。要记住基本的常识,文化不仅不能改变人,而且还会反过来固化人的缺陷。至于美育,前提条件是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什么才是终极的美,什么才是稳定的美,什么才是绝对的美。蔡元培对这些美学思想史根本就没有深度辨析,仓促剽窃了一点西方人的美学理念,就急吼吼教育中国人,提出所谓“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反映了中国知识人一知半解、实用主义的大毛病。

 

   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但是他说,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他称为“实践的设准”,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但为了实践的缘故,该假设必须成立。这是“简单相信”,对于没有基督信仰的人而言,康德的话是对牛弹琴,这些人永远不能理解什么是道德。



   有人说,康德为什么在他的著作里不提耶稣基督。这个问题是好问题,但我认为,任何人都只能思考某一个局部问题,任何人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当思想家思考人的自治秩序的时候,他们致力于思想的建构,而不是致力于传播福音。也就是说,康德是福音秩序的受益者,但他不是福音秩序的传播者。思想家不是牧师,牧师也不是思想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做好自己想做的工作,不要互相看不起,这是我每天对自己说的话。

 

   他日青山埋骨后,白云无尽是儿孙。马一浮句子。典型三观不正。自己是自己,儿孙是儿孙,每个人都是惟一生命。如果儿孙可以替代祖辈,国家就可以替代个人。儒学对生命缺乏永恒想象力,一切均以可见之事为终极价值。冯友兰说,一个人垂暮之年,看儿孙绕膝,当可以平静死去了。呵,死亡真的有这么肤浅吗?

 

   儒学发展有三个路径:一是把孔子塑成偶像,形成孔教和文教,这是蒋庆秋风陈明的工作;二是把儒学与佛教整合起来,这是梁漱溟唐君毅的工作;三是把儒学与西方基督信仰世界的价值传统整合起来,这是余英时林语堂梁实秋的工作。今天的台湾日本韩国,均属于第三种路径。前两者,或伪善,或虚无也。

 

   明确的信仰有多重要?一名研究解析几何的数学家,他必须先验的、理所当然的依靠一个类似于十字架的、由横轴和纵轴组合而成的坐标系,否则数学家一切的思考和解析,都毫无意义。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你必须相信时间和空间的先验存在,你必须将自己安放在十字架的范围之内,否则你的生命无意义。再说一遍,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必须放在十字架这个巨大的坐标系里进行考察,才能真正看见自己到底在哪里。

 


 

邓南巡讲话(一字不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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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大人,

     你应该向广东学习而不是向北京学习!



                      邓南巡讲话原汁原味一字不漏版



 






1992118日,邓小平到达湖北武昌火车站

 


  邓小平逝世21周年了。你一定知道他有个南巡讲话,也大概知道他讲过什么,但不一定见过他原汁原味一字不漏的版本。看吧,下面这个就是。不要漏掉每一个字。

 

“你拿出笔来记下我的话。我有几点意见请你转告北京。”

 

“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你去吧。回去就向北京报告。”“就照我说的,原汁原味发给北京!你去吧!”“要记住,书记大人,你也一样,不改革开放就下台!”

 

“我跟李光耀讲过,华人实际上在经济上可以做另一个犹太人。华人在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核心,但有市场取向的功利和敏锐,有庞大的市场和网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我这里不是说社会主义搞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搞对了。老百姓生活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烟票、酒票满天飞,什么都得排队……”

 

以上,只是摘要。下面才是你没见过的完整内容。慢慢看吧。别漏掉一个字。

 

 

    1992117日,88岁的邓小平坐在南行列车上,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从118日到221日,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不久小平南巡的旋风席卷全中国,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邓小平在湖北武昌火车站同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谈话

 

     一.  夕阳斜照的傍晚,汉口火车站,专列会见室

 

邓小平对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你拿出笔来记下我的话。我有几点意见请你转告北京。”

“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主题、是主线。以前的两任总S书记抓改革开放还是有功的,1983年到1988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没有那五年的经济大发展,你这几年的治理整顿也搞不下去。对胡耀邦、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的成绩还是应该肯定。他们只是在反自由化上出了点问题,但对他们的工作和成绩,不能一概否定。”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吗?反正我是搞不清楚。八中全会开得好,稳定了农村基本政策。到农村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姓资姓社的争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不争论!这要作为一条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对,一百年不动摇。”

 

“第三,经济发展要求有一定速度。对我们这种基础薄弱的国家,6%不是什么成绩。我看连续5年超过10%是可以争取的。现在,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归根结底,能发展多快就搞多快,不要阻挡。目前的经济工作没有新意,没有进取心、创造性,多数人不懂经济。没进取心就是没有历史责任感!”

 

“第四,这两年改革开放的话不硬了,旗帜不鲜明了!这不对,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发展或发展慢了都不行。而怎么发展呢?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开放,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

 

“暂时就这几点,没有了……你去吧。回去就向北京报告。”

 

“就照我说的,原汁原味发给北京!你去吧!”

 

“记住,回去就向北京报告!”

 

“要记住,书记大人,你也一样,不改革开放就下台!”

 

 

邓小平在南巡视察中

 

      二.  阳光灿烂的下午,南昌,滕王阁休息室

 

 

邓小平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说:“我是个退休老头子,耳朵也不好使,(汇报)你就免了吧。”

 

“不过,我倒可以作为一个老百姓跟你书记大人进点言:我离开江西二十年整了,这次来走走,好象这里变化并不太大呦。你的南边就是广东,你看广东就是热气腾腾的,发展很快,人家成天就是改革开放,你这里我看是有点冷冷清清。

 

你给你们省委一班人讲,也可以给北京讲,就说我说的,改革开放是大局、大方向,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的空谈,只能误国。尤其是你这江西,底子很薄,资源不多,不努力改革开放行吗?你们什么时候改革开放真有成绩了,你们汇报我乐意听,现在,还是那一套就免了吧。”

 

“对了,书记大人,记住,发展才是硬道理!你应该多向广东学习而不是向北京学习,谁不改革开放谁就得下台。你可以把我这话向北京报告。”

 

 


 

        三.  华灯辉煌的夜晚,深圳迎宾馆,桂园



老爷子一吃完晚饭仍兴致不减,把瑞林、毛毛、飞飞和刚到深圳会合的朴方、邓楠等全叫到了身边,他有话要说。

“大家今天也见到深圳了,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也是中国今后生存发展的希望。我想跟你们聊另一个问题。”

 

“你们猜猜,促使我这次出来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这几个多月来,纠缠我最多的因素是什么?”

 

“还不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呗?”飞飞迟疑着说道。

 

“有点对,但还不够直接。朴方,你说呢?”

 

“我想,”邓朴方犹豫了一下,干脆说道,“是苏联垮台?”

 

“对,是苏联问题!”

 

“离开北京前两天,瑞林给我讲了一个镜头,让我夜不能寐。那就是苏联垮台时,叶利钦宣布苏共在俄罗斯停止活动。叶一宣布,在苏共中央大厦前自动聚集起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当那些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人撤出大楼时,人们自动让开一条路,让这些人通过。但伴随着这些工作人员的是什么呢?老百姓们的口水和垃圾!一个执政了七十年,号称有几千万党员的庞然大物,就这么一夜之间垮了!要知道,苏联的住房、工资、资源、生产力和社会发达程度,都比我们国家好得多呀!在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在和苏联吵架的时候,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就宣称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按他的描述,苏联距共产主义也仅有一步之遥了。而共产主义,也是我们这代人过去的终生追求呀!”

 

“毛主席前期是靠实事求是胜的。打江山的时候,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王明每个人都自以为比毛有学问,但毛胜就胜在实事求是。唉,但后来,他也以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马克思主义化身和发展。其实,他跟我一样,凡夫俗子一个。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

 

 


 

 

      四.  风和日丽的下午,深圳迎宾馆,接见厅

 

邓小平:“人老了啰嗦,不过,我也啰嗦不了几天了。今天就给你们大家多啰嗦几句吧。”



“我们过去的革命常以苏联为榜样。但这些天,我想的最多的,也还是苏联。那么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深厚的文化传统,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还有庞大的共产党队伍,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垮了,消失了。苏联,我们过去顶礼膜拜的词语,一下子就成为历史陈迹,历史名词,值得我们深思呀!”

 

“苏联完了,全世界方方面面的思路很自然就联想到中国,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办?”

 

“其实,苏联垮台有很多因素。其他不讲,成天搞核武器,搞理论专政,不顾人民死活,而老百姓为了基本生活品还成天排队,我看就是一个主要因素。号称是发达社会主义,结果折腾了七十多年,连老百姓的肚子都喂不饱,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中国怎么办?中国就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老百姓的生活解决好。我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决不能动摇,一百年也不能动摇。”(众人热烈鼓掌)

 

“昨天,我们家聊天,也聊起苏联垮台。孩子们告诉我,二十世纪的世界有两个重大的历史现象。政治上的重大历史现象,是苏联的崛起和消亡;在经济上呢?则是近三十年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这两年,除了四小龙外,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也迎头赶上。四小龙和东南亚诸国的人有中国人聪明勤劳吗?我看未必。我跟李光耀讲过,华人实际上在经济上可以做另一个犹太人。华人在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核心,但有市场取向的功利和敏锐,有庞大的市场和网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观点。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我这里不是说社会主义搞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搞对了。老百姓生活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烟票、酒票满天飞,什么都得排队。长此下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我看除了实事求是这一条外,我今天还不能讲得很清楚。我看也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就不要去争论,成天去争论姓资还是姓社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说,要把不争论作为一条原则定下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呀!”(又是一阵热烈掌声)

 

“你们先别鼓掌。我得给你们一点压力。我刚才提到二十世纪一个重大的经济现象就是四小龙的崛起。中国怎么办?我看先别赶英超美,连日本我们也别去比。中国当前的任务和出路就是向四小龙学习,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实现小康。前些时候,在北京、湖北、江西,我还不敢说,但这次到深圳,我有了信心。深圳的发展才不过十年,就到了今天的样子。再这样干下去,四小龙就没什么可怕了。我想,深圳、广东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是在全国杀出一条血路,做一个表率,率先超过四小龙。我看给广东二十年时间,赶上四小龙是可能的。”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和我率部队千里挺进大别山。别人围追堵截,但伯承同志提出两军相逢勇者胜。最后,我们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冬衣,装备很差的情况下,战略突进中原,直逼南京,我们是勇者,我们胜了!今天,我要给你们同样的一个战略任务,就是做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杀出一条血路,证明中国人搞经济不是孬种!不管别人怎么说,甚至不管某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怎么说,搞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追上四小龙,用二十年的时间,把广东建成亚洲的第五条龙!”

 

“改革开放也不会一帆风顺。现在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特区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不仅可以发展生产力,还可以解放生产力。所以,我发明了一条叫做不争论。争论什么?一争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开办特区有争论,有些人今天仍不同意。”

 

“农村改革也有争论,但是农村这几年成长最快的是水产业和水果业,这恰恰是我们计划经济没计划,政府基本不管的行业。以前,北京的老百姓为了大白菜天天排队,由政府配发。但现在几个批发市场一搞,大白菜紧缺排队的现象就消失了。三峡工程也争论很多,我到美国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这可以增加多少国力和财富呀!我是坚决主张搞的。今天还有很多人不同意,有人甚至乱骂。怕什么,看准的就要坚决搞。”

 

“我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起码有这几点是看准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以特区建设为标志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制度的农村改革,以发展解放生产力为主旨的市场机制。”

 

“说起市场,又有人讲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哪是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的主义。我提的在香港问题上搞一国两制,反对的人就少。在主权问题,很多人可以向制度妥协,但在国强民富上,在发展生产力上,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更包容更妥协呢?还是那句真理:实事求是。中国穷,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发展,我们不仅在香港容忍和鼓励资本主义,在内地我们也要容忍和鼓励差别和市场机制。不这样,何来引进外资,何来改革开放?”

 

“去香港看回归是我的一个梦想,能去我一定去。但我已经88岁了,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外出了,时间不饶人呀!你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中国的未来。80多年前孙中山实现不了的理想,就可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我今天讲的,你可以回去跟下面讲,也可以跟上面的北京讲。我在湖北和江西还讲过,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点你也讲!”

 

 

     五.  阴雨绵绵的下午,春节,上海,西郊宾馆一号楼

 

“书生造反,十年不成,那也不仅是中国古训,也是现代真理。历朝历代,秀才造反,改革的失败者居多。汉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甚至当代的毛泽东都是以秀才见长,他们当初的业绩都很辉煌,但一旦做出一个大文人的样子,都目中无人,最后结果凄凉。 

“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领袖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是名副其实的大秀才,但他们操作性和务实精神都很差。党的事业在他们手里没有发展起来,而他们没有看上眼的毛泽东,却以他的务实和实事求是赢得了认可。

 

“在井冈山的时候,蒋介石的前四次围剿失败,核心还是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敌进我退。但到秦邦宪、王明、李德这些书生当政,要搞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红军就失败了。八大以前,毛主席还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党历史上有两个很不错的大会,一是八大,一是十三大,不错在哪里?不错就在实事求是。八大讲经济建设,毛退居二线,十三大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惜,这两次不错的大会精神都没有贯彻下去。”

 

“文人误国。哈韦尔能怎么样说不清楚。苏联我看就是被戈尔巴乔夫的文人情结提前葬送掉,他只图自己的声望,而不顾党和国家的死活。而叶利钦是一个更看重声望的人。苏联要平静下来,一定得有一个更沉着、更务实、更有操作性的人才行。我认为上海有希望的理由正在于此。上海人就是很务实,不像北京成天就是务虚。上海人富于技巧和操作精神。只要让他们干,他们肯定会干出一片新天地来的!”

 


 

秦晖:把左右思想融为一炉——杰斐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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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晖:
                            把左右思想融为一炉——杰斐逊现象
 

 








                 拉什莫尔山的美国前总统头像,他们分别是华盛顿、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和林肯。

     
       杰斐逊与“美国精神”

      这个世界上许多伟人属于革命派或者保守派,也有些伟人为各派所共仰。除开非政治的、如宗教、科技方面的伟人外,就政治人物论,像中国的国共两党共仰孙中山,美国人共仰华盛顿。但是,这些伟人多是开国元首,作为民族象征在爱国主义基础上受到敬仰,也有的敬仰含有思想或意识形态成分,如国共两党其实都是反传统的“革命党”,只是激进程度有别。
 
      而托马斯. 杰斐逊却是个罕见的例外。他虽然也属于华盛顿那一代开国元勋,是《独立宣言》起草人,还继华盛顿和亚当斯之后当过第三任(连任两届)总统,但他毕竟不像华盛顿那样作为领导独立战争的统帅和开国总统拥有“国父”地位。同时,杰弗逊作为美国建国初期雏形两党制(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中的一方(共和党)领袖,不像华盛顿那样超然于党争,更不像国共合作时期的孙中山高居于两党之上。因此生前的杰斐逊是个争论漩涡中人,他的许多主张是有争议的。
 
 
                       




                                          《独立宣言》

     然而身后的杰斐逊却赢得了普遍敬仰,而决不仅是“一方”之伟人。他不仅受到此后美国传统两党制中双方的共同仰慕,而且连两大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包括反对“资本主义”的左派乃至极左党派,如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党和后来的美国共产党,也对杰斐逊充满敬意。

     历史上著名的美国社会党领袖哈林顿、共产党领袖白劳德,都曾宣称杰斐逊的理想是他们党继承的传统之一。而对华盛顿他们反而没有这种评价——不是说他们不尊重华盛顿,但只是爱国意义上尊重,他们不会把华盛顿看成自己的思想先驱之一。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平等主义和强调下层民众与公共利益的主张,成了美国社会主义者的重要思想资源。
 
     但另一方面,当今美国的“右派”,例如在我们这里成了“箭靶”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者,也经常把杰斐逊挂在嘴边。他们认为自己的信念,如自由放任、市场竞争、反对强国家干预、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等等,这些为哈林顿、白劳德们深恶痛绝的主张,也来自于杰斐逊的启示。杰斐逊对“美国精神”的影响之大,可以从后者的复杂性本身看得很清楚。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社会学和史学家李普塞特认为: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就是因为它以一场革命扫除了那种“英国的”价值,“这些价值与托利党意识密切联系”。在李普塞特看来,“美国是在一次革命中诞生的,这次革命显著地削弱了植根于等级制的欧洲旧世界的群体价值,”“在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一个围绕意识形态组织起来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可以用五个词表达: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与国家不干涉。”
 
 


      今天这五个词一般认为矛盾很大:自由、个人主义和国家不干涉现在似乎是“右派”喜欢的,而平等和民粹主义则似乎是“左派”的爱好。当然有些思想家,如法国的卢梭等也同时倡导这两方面,问题在于卢梭只是思想家,并没有从政、治国的实践,而像法国那样的情况,一旦付诸治国,“自由”、“平等”就发生严重矛盾,以至于连卢梭本人也成了极有争议的人物。而杰斐逊不但是思想家,也是总统、国务卿,他怎么能把这两者融于一炉的?
 
      中国思想界有一种强大的思潮,认为所谓“近代西方思想”包含着“英美传统”与以德法为代表的“欧陆传统”的两极对立。应该说这对于80年代笼而统之谈“西方”、“西化”是个很大的进步,而且对于理清后来的左右派学理背景不无裨益。
 
       但有趣的是这种分析比较适用于美国传统中的联邦党一支,而前述李普塞特对“美国精神”的概括,却更强调杰斐逊传统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影响,李普塞特对“西方传统”的结构分解和我们国内流行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不仅不认为有什么“英美传统”,而且认为英美间的区别大于英法区别,甚至大于美国与一般认为最左的一些北欧福利国家的区别。

      例如他认为美国和丹麦类似,都属于“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左右两极很弱,而中间的自由平等主义(他认为自由、平等都算是一个“主义”)很强的类型,而英法两国则反之,属于“保守主义”(托利-保守党和戴高乐派)与“社会主义”(工党和社会党)左右两极很强大、中间派则很弱的类型。事实上,在那种“美英类似,美法对立”的认识模式中,以杰斐逊为代表的传统的确很难定位。历史上的杰斐逊以极端亲法仇英著名,他的论敌汉密尔顿曾挖苦说:“他对法国怀有一种女人所特有的感情,而对英国则抱着一种女人所特有的憎恨。”
 
       如果这在外交上还不是最明显——作为外交家的杰斐逊虽然亲法,但还是比较实用主义的,那么他在思想上对法国启蒙传统的偏爱和对英国托利传统的厌恶、对法国民主共和制的赞扬和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批评就更为突出。

 


      必须指出,大概与所谓“英美传统”的说法有关,我国当代立场相差很大的两派思想者以往对“美国思想资源”的借鉴,似乎都是更看好联邦党人——“右派”看好联邦党人的“亲富人”、“亲工商”倾向,而“左派”看好联邦党人的“强中央”、“大政府”主张。然而如果像李普塞特所说,真正的美国传统中联邦党人一支的影响并不如杰斐逊一支那么强大,那么恐怕我们左右两派朋友的“美国观”就都有反思的必要了。而现实中的确有这样的现象:与我们的两派相反,今天美国的左右两翼似乎都更愿意祖述杰斐逊,而不是祖述汉密尔顿。“右派”很少讲他们要像汉密尔顿那样“爱富”,但经常声言他们要继承杰斐逊的“小政府”主张。


      另一方面,“左派”决不会说他们赞成汉密尔顿的中央集权政策,但经常宣称他们要发扬杰斐逊的民权、民主及平等主义传统。因此如果说不了解联邦党人就不能理解美国的话,那么不了解杰斐逊,要了解美国精神就更无从谈起了。

 

 
          什么是“最好政府”?
 
     美国“左右两派”对杰斐逊思想遗产的争夺,典型地体现在关于“最好政府”的考证上。“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这句名言历来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守夜人国家”等主张的经典表述。历史上许多人,如19世纪美国思想家亨利.梭罗、美国第23届总统本杰明. 哈里森(1889-1893年在任)等都说过这句话。但他们都是当作已有的“名言”引用的。那么谁是最早说出此话的人?
 
      英语世界普遍的说法是:此话出自托马斯. 杰斐逊。

      不仅从学术专著到一般读物,这种说法十分流行。而且权威性的工具书也常如此记载,如《大英百科全书》“自由主义”词条:“杰斐逊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他的这一名言为美国人世世代代广泛传诵。”但是现存的各种文集与书信中都找不到这段话。专门以搜集杰斐逊文字为务的美国杰弗逊遗产协会以及弗吉尼亚大学阿德尔曼图书馆杰斐逊电子资源库中也检索不到这段话。
 
       1999年,杰斐逊遗产协会主席科茨鉴于查询此话的人之多,特在网上发表答贴,指出“几乎可以肯定”杰弗逊没有讲过这句话乃至类似的话。除了现存杰斐逊文献中查不到此言之外,科茨还考证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最早是19世纪前期著名的政论家、杰斐逊的崇拜者,《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的撰稿人约翰. 欧苏利文于1837年讲的, 也正是这个欧苏利文最先把这句话归之于杰斐逊。
 
 

     科茨的这个考证没有遇到质疑。但问题在于:即便这句话是欧苏利文最先讲的,毕竟欧苏利文是个当时著名的“杰斐逊主义者”,他那句话即便不是杰斐逊的原话,至少也是他归纳出来并自以为属于杰斐逊的思想。那么杰斐逊是否确有类似的思想?这就大有争议了。
 
     科茨认为杰斐逊不仅没讲过这句话,而且也没有这种“小政府”思想。他为此引了杰弗逊1788年致萨缪尔. 史密斯的信,信中说:“我们现在正摇摆于太大的与太小的政府之间。但是钟摆最终将会停止在中间位置上。”

    科茨说:如果杰斐逊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他怎么会认为政府还有“太小”之说?科茨认为,从其一贯思想看,如果杰斐逊要以一句话来定义“最好的政府”,那只能是“最好的政府就是最遵从民意的政府”。
 
     不久,科茨又写了两篇论文《伪造的杰斐逊引文》和《最好的政府是……》,收入他主编的《杰斐逊主张:以杰斐逊作品为基础解说当今社会与政治问题》一书。在此二文中,科茨引述了杰弗逊强调政府责任的许多言论,并总结说:“最小的政府最好”的说法过分集中地关注那作为一种体制化权力的政府,但杰斐逊的政府思想则是关注作为顺从人民意愿的服务者职能,武断地让政府“管得最少”未必有助于它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是这样的解释引起了反驳。因为众所周知,美国建国之初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与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派进行的那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论战,正是以要不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为争论焦点的。双方态度鲜明:汉密尔顿要,而杰斐逊不要。
 
     论战中杰斐逊关于政府(尤其是中央—联邦政府)权力太大会威胁公民权利与人民自由的言论可谓比比皆是。并不是科茨征引的“钟摆论”可以抵消的。“小政府”论毕竟不是无政府主义,尽量限制政府权力也不是完全不要政府。而既有政府,必然会有一定规模的机构。
 
    从机构角度讲政府不能“太小”,与政治哲学意义上讲“小政府”即限制政府权力也未必是矛盾的。而正是在后一意义上,杰斐逊的确讲过一些极而言之的话,著名的如“宁可无政府而有报纸(指自由舆论),不可有政府而无报纸”、“无政府状态下的印第安人也要比欧洲政府统治下的人们幸福得多”等。与杰斐逊同属民主派的一些人对政府权力的消极评价更是著名。

    如托马斯. 潘恩在《常识》中说:“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必要的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完全不可忍受”。
 
 


     于是针对科茨的说法,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界提出了反驳。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库——加图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 A. 多恩写了《政府地位的上升与道德的堕落》一文,在引证了杰斐逊有关“好政府的哲学”之后他指出,杰斐逊民主的思想在19世纪正是被欧苏利文、梭罗等人所吸收和弘扬。

    “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虽然由欧苏利文首言,但的确反映杰斐逊的思想:政府正当的管理职能应当被严格局限于保护公民那些基本的自然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其他公益领域应当让民间本着“志愿者原则”与“自由原则”实行自治。


 

世界秩序:“重建”抑或“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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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秩序:“重建”抑或“改良”
                                                               
                                                                    ——与赵汀阳先生商榷

                                                                                □ 徐英瑾




       《探索与争鸣》 2015 年第 11 期发表了赵汀阳先生的长文《天下秩序的未来性》(以下简称《天下》)。在此文中,赵先生就未来的全球秩序的演化趋势,作出了一种系统化的规范性阐述。他写道:“真正的世界史必以世界秩序为开端去叙述人类共同生活。世界秩序不是某个霸权国家或列强联盟统治世界的秩序,而是以世界共同利益为准的世界主权秩序;不是一国为世界建立的游戏规则,而是世界为所有国家建立的游戏规则。”这段话大致有三层意思。第一,在“应然”的层面上,全球伦理的实践主体应当是“世界自身”而不是特定民族国家;第二,在“实然”的层面上,民族国家依然是伦理实践的当然主体,而且,由于诸民族国家的不可摆脱的自利性,民族国家之间的博弈将难以对全球利益作出一种恰当的关照;第三,因此,未来的天下秩序建立的希望,便取决于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上述“实然”阶段慢慢进入“应然”阶段。

     笔者在上述三个层面均与赵先生有所分歧。先来看第一层面。从语言哲学角度看,若我们要追随“天下”论而将“世界自身”视为全球伦理实践的理想主体,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将“世界自身”视为相关伦理学命题的主词,并由此给出对于“世界自身”的“本体论承诺”(在此,笔者是在蒯因的意义上使用“本体论承诺”一词的)。然而,这种仓促的承诺是否会牵连出某些“范畴错误”,则颇令人感到担心。具体而言,在具有唯名论倾向的观察者看来,并不存在着超越于世界诸民族国家之上的“世界自身”,就像不存在着一个超越于各个院系之上的“牛津大学”一样。因此,唯名论者不会对“世界自身”作出相应的本体论承诺。即使是具有唯实论倾向的观察者——如写下《法哲学原理》的黑格尔——一般也仅仅会满足于将民族国家视为统摄个体的“地上的神”,而不会突然跃进到某种抛弃诸民族国家一切特殊性的“纯世界化叙事方式”中去。

     作为绝对唯心论代表的黑格尔之所以也不会这么想,乃是得缘于下述推理思路:抛却了任何民族特异性的“世界”概念,会由于丧失特定的精神规定性而沦为纯粹的外延物的集合,纯粹的外延物的集合是无法被整合为统一的行为主体的,更不会成为绝对唯心论者心驰神往的“理念”,而只能沦为构成行为主体的可能的质料。因此,“世界”本身要成为合法的主词,其前面必须要加上带有特定民族(或宗教) 提示词的修饰语,如“罗马的世界”“大不列颠的世界”“基督教的世界”等等,以此展示相关“世界”之所以被统一的精神性原则。反之,将这些修饰语彻底还原掉的“世界”概念,乃是没有任何本体论根基的,而只是一个基于主观想象的人造名词而已。由上面的分析可见:无论我们采纳的是唯名论的还是唯实论的本体论立场,没有定语的“世界自身”都是一个与特定本体论承诺脱钩的空洞概念。而从元伦理学视角视之,一个包含了这样的空洞概念的伦理目标是不值得讨论的,就像在我们已然知道制造“永动机”缺乏物理学之可能性的前提下,就不该再去费神讨论“是否应当去建造永动机”一样。

    再来看赵氏“天下”论的第二个层次。在“实然”的层面上,赵先生当然承认,当下的世界是带有民族指向的修饰词的。他也反复指出,当下的世界便是英语国家的世界,因为英语国家无疑在话语权设置、政治影响力、文化渗透力与武装力量威慑力等方面均据有明显的全球优势。

     这里的问题是:世界的现状到底是需要缓步之改良呢,还是需要激进之重建乃至颠覆?通读《天下》全文,我们不难确定赵先生的“重建派”立场,而笔者的立场则倾向于“改良派”。不难看出,在“改良”与“重建”之间的路径选择本身亦不纯然是规范性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择者对于现状的事实性判断。恰恰在这个层面上,笔者对于当下世界的“基本观察”与赵论产生了比较大的差异。而为了与赵氏对于现状的过于悲观的评估相平衡,笔者将罗列一些为其所忽略的事实,以供读者参考。


       为何说“天下”论对于现实世界的评估过于悲观?


      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对于当下世界秩序的事实性支配地位,“重建派”之剑锋所指,自然便是这种支配地位。也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天下》梳理了英语国家借以支配世界的四大路径,并对其进行了全面批判。这四大路径具体是:通过对于特定政治理念的宣扬来左右世界政局,通过对于特定经贸规则的操控来支配世界经济,通过对于语言霸权的掌握来影响世界文化,以及通过优势的科技—资本力量来塑造世界的消费模式。《天下》所给出的相关分析中明显的合理成分,自然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凡是硬币皆有两面,《天下》只是引导读者看到了世界现有秩序的阴暗面,却未以只言片语论及其光明面,因此,其所给出的对于现状的评估,只能算是一种“片面的真理”。而为了能够将“另一半的真理”补足,笔者便将在转变视角的前提下,重新审视前述四大“支配路径”。

     先来看“路径一”。依据《天下》之论,“人权高于主权”是美国主导下的西方霸权体系压榨世界的一种概念工具。但《天下》没有提到的是,那种现在天下人已经熟知,并亦为赵氏“天下论”自身所拥护的“国家无论大小均有平等政治权利”的观点,恰恰是美国在一战后所提出的“威尔逊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简要回顾便能告诉我们:一战后的疲弱的中国北洋政府恰恰就是借着“威尔逊主义”的东风,才从强悍的日本手里用和平手段夺回了青岛的主权①,而二战中的美国,则再次凭借此原则对正在侵犯中国主权的日本施以严厉的石油禁运,最终反遭“珍珠港”之祸。当然,在二战结束之后,“人权”的确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施加道德压力的重要概念工具,但是从真实的历史记录角度着眼,对于此类道德大棒的挥舞,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必会导致美国对于当事国的主权的直接侵犯,甚至还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导致美国推行某种“离岸政策”(如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政权恶劣的人权记录,在客观上其实是大大动摇了美国的援蒋决心)。此外,除了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等少数案例之外,战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战争并非基于人权理由,而是基于安全理由(如“911”后对于伊拉克与阿富汗的入侵,至于这样的“安全理由”是否强词夺理,则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或者基于保护盟国的条约性义务(如在“韩战”中对于大韩民国的义务,在“越战”中对于南越共和国的义务)。

      不容否认,即使在美国国内,上述战争正当性,大多都遭到了各方的质疑,但从逻辑角度看,至少与“基于人权原则的战争行为”相比,“基于安全理由的战争行为”显然与威尔逊原则更为相容(因为威尔逊原则自然也适用于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本身,而美国自身的自卫权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依据笔者浅见,如果我们真要对美国参与的这些战争的正当性提出严肃的质疑的话,那么与之进行理论的入手处,便不是作为普遍性原则的威尔逊原则本身,而是美国统治集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该原则的具体理解方式——否则,对于该原则本身的怀疑,也会使得我国在历史上对于诸如“青岛回归”之类政治红利的享受丧失根据,并以此使得我方的立场也陷入逻辑上的不自洽。而这也就是笔者提倡对于国际现有政治秩序,施以“改良”而非“重建”的基本理由之一:因为对于国际社会运行现有秩序——威尔逊原则的根本性干扰,会使得该原则对于我国利益的保护机制也遭到干扰,并由此对我国的长远利益构成至少潜在的危害。 

      再来看“路径二”。赵文指出,当下的国际政治贸易与政治原则既然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那么它们肯定也就单方面地有利于这些强国,而无法被有机整合入他心目中的“天下”观。然而,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至少就这些规则中的“威尔逊原则”而言,其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对于弱小国家权益的保护机制乃是不容否认的。而更为宽泛地看,经济领域内的很多由西方主导的规则制度——如WTO 的规则制度——在历史上也曾经帮助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积累了大量财富,而非单方面对美国有利。再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看,在典型的规则制定活动中,特定执行主体往往会将规则表述虚化为一个“命题变项”,而特定执行主体的偏好亦会被相应地转化为“命题函项”。由此,规则的表述也就达成了某种至少表面上的“无私性”。有的读者或许会说:既然这种“无私性”仅仅是“表面性”的,那么,规则制定者的原初意向状态就会对规则的语义本质的构成施加决定性的影响。然而,这种观点实在是轻视了语言游戏自身的“普遍化魔力”之效:实际上,规则一旦被更多的玩家在更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遵守,那么,其字面意思就会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一套与原初制定者本意分离的新语义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游戏的旧玩家对于新玩家的优势梯度也会被逐步缩小(尽管可能无法被彻底消除)。而了解到这一点的游戏新玩家也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抉择:到底是应努力学习既有的游戏规则,以求“融入”呢,还是应努力建立一套新规则,以求“重建”呢?考虑到“另起炉灶”所可能导致的与旧规则全体玩家全面决裂的风险,以及青涩稚嫩的规则摸索者在新游戏创制方面往往会犯下的种种错误。在笔者看来,执行“融入”战略的成本与风险反而要显得可控得多。

      在此,我们不妨以上文的讨论结论为引子,来探讨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即所谓的英语世界的语言霸权问题(这也就牵涉到了英语世界借以支配世界的所谓“路径三”)。赵文指出,在今日的世界中,以英语为载体的知识霸权与不平等的传播体系依然有效,而这一点也是美国继承大不列颠帝国的一个重要历史遗产。不过,在笔者看来,《天下》给出的这幅关于“英语霸权—英国国家霸权关系”的图景实在过于简化。实际上,即使在大不列颠最为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德法等欧洲传统强国的科技实力与语言软实力依然是让英语世界深感忌惮的。换言之,“日不落帝国”即使是在其全盛期也都没有真正建立起过压倒性的全球英语霸权,而后来居上的美国又谈何继承这一子虚乌有的“遗产”?而更富讽刺意味的是,今天以美国为核心的英语霸权力量之所以能够建立,恰恰是二战中的德语世界挑战了前文所提及的“威尔逊体系”的历史后效。具体而言,正因为践踏着该体系的纳粹政权不承认日耳曼民族之外其他世界民族的平等政治权利,才使得欧洲大陆的大批非日耳曼族知识精英,不得不转而投奔作为“政治安全岛”的美国,并最终促成了美国国力之进一步壮大。

     除了关于语言传播进程的历史图景描述方面的分歧之外,笔者还不赞同赵先生的一个与之相关的观察:当下美国基于英语传播力的人文软实力,一定会导致对于其他文化精神命脉的切断与割裂。让我们不妨来看看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首先,英语是一种对于外来词汇吸纳力非常强的语言,英语自身的传播过程同时也就是英语不断被“去美国化”或“去英国化”的过程。譬如,你要用英文讨论日本明治维新,就必须使用大量日语单词的罗马化转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说的就是一种“半日语”);你要用英文讨论古罗马的马略军事改革或凯撒的高卢征服史,也不得不预先熟悉那些与该话题相关的拉丁语单词。因此,或许恰恰是因为受惠于英语的这种兼容并蓄的特征,某些非英语世界的文化信息才得以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流通。其次,时下英语国家文教系统流行的“政治正确”原则,实际上是为非英语主流文化在英语世界的生存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与制度方面的保护(因为根据该原则,诸如亚裔文化、黑人文化之类的亚文化都应当在文教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再次,在英语业已成为国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通行工作语言的大前提下,假若非英语国家自行设置固化的语言屏障予以激进的“文化抵抗”,客观上必将使得屏障设置国的学术界失去与国际同行进行深入切磋的机会,由此甚至会导致其学术上的自我繁殖与自我重复,并最终损害当事国的战略利益。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从某个角度上看,英语在国际文教领域的垄断地位的确立,其实未必会对非英语国家不利,因为相关国家的知识层很可能会因为勤习英语而具备了双语能力。不难想见,具备了双语能力的非英语国家知识精英,能够随时根据需要切换语言界面,并由此慢慢累积起国际信息交换方面的“信息顺差”,谋取博弈优势。

     再来看《天下》所提及的英语国家支配世界的“路径四”。依据赵文,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系统化权力架构具有一种“资本—技术—服务”三位一体的隐蔽架构,而这个架构中的三个环节都是相互支持、互为表里的。虽然笔者对于“三位一体”这一提法本身所带有的实体形而上学气息感到不安,但出于简化讨论的目的,我们还是先去讨论这样一个与经验观察更为相关问题:假设“三位一体”一说不谬,我们又该如何从价值层面上评估这种该结构对于全球伦理现状所施加的影响呢?纵观全文,《天下》所给出的相关评估意见有下述三个环节构成:(甲) 基于这种“三位一体”架构的西方主流信息传播平台有能力绑架民意,操纵舆论,强化资本统治;(乙) 技术发展有其内在的反伦理性,增加人类灭亡的几率;(丙) 现代信息社会无所不在的社会服务选项,是资本隐蔽控制的绝妙设计,对于它的迷恋则意味着人类对于技术—资本的统治方式的悲剧性屈从。

      赵论的这三点评估,明显受到了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现代性叙事的影响,却未必有与真实历史实践严密匹配的经验观察予以支撑。就(甲) 而言,赵论似乎搞混了以资本力量为支撑的西方主流媒体(如 CNN、《华盛顿邮报》等) 与新兴网络社交平台之间的重大差异。前者固然可以被说成是特定西方价值的传声筒,但是经由后者得以传播的信息内容的不可控性与随机性,却是传统媒体人所不能够想象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某些竞选言论虽屡遭美国当局与美国主流媒体的抨击,却通过社交网络平台日益获得了所谓“沉默的美国大多数”的支持③)。这也就是说,新信息技术的大发展或许并不一定会强化资本寡头的控制力量,反而使得普罗大众的声音能够得到相对低廉的信息传播接口,并由此使得未来的世界历史走向具有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就(乙)而言,笔者的意见是:《天下》对于以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生物工程为代表的新技术的伦理风险缺乏更为细致的分析。从立论的圆融性上看,赵先生似乎并未向读者解释清楚:为何这些新技术要比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诞生的核技术更容易导致人类的灭亡呢?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对新信息处理终端的“平价化”效应,难道不正会导致普通工薪阶层的信息汲取与处理能力的增强,并由此抵消掉特权阶层所曾具有的信息垄断地位吗?再来看前述环节(丙),即《天下》对于由资本力量所造就的现代社会服务选项之丰富性的批判(这种丰富性无疑被赵文视为一种假象)。在此,笔者再次认为赵论言过其实。实际上,人类相对固定生理—心理—文化构成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服务体系的输出类别,而从这个角度看,在《天下》所言及的“人对技术的屈从”的反面,便是“技术对人的屈从”(譬如,任何人都无法通过技术与资本的力量去迫使人类的呼吸系统产生对雾霾的偏好,因为服务业链条的评价终端毕竟还得落实于广大人类客户的现象学体验)。这当然不是说当下的“资本—技术—服务”三位一体架构就已经完美无缺了,而是说,笔者对于该体系的批评方向恰恰与赵氏“天下”论南辕北辙。当下更为紧迫的任务,是使得世上暂且尚未享受到这些技术便利的贫困人口也能从技术与经济进步的大潮中得到恩泽,而不是在一边享受着技术便利的同时,一边自相矛盾地对这种便利性本身提出观念层面上的批判。

      综合本节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下》一文一方面高估了当下世界秩序的无序性与阴暗面;另一方面,亦正是基于这种过于悲观的估计,作者为其心目中的“天下”秩序绘制了一幅过富乌托邦色彩的蓝图。由此看来,作者所设定的那种从“实然”到“应然”的运动,实际上便是一种从想象中的“实然”到想象中的“应然”的观念性运动,而与真实的历史运行有所脱节。

     但仅仅分析到这一步,我们还没有从“立论”(而不仅仅是“驳论”) 的角度为全球的伦理进步路径作出一种有别于“天下”论的新规划(这种新规划毕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即使是对全球伦理现状抱有较大宽容态度的笔者,也认为其依然有着明显的改进空间)。不过,我们又如何保证这样的新规划不会沦为新一轮的乌托邦式的空想呢?在此,我们需要引入新的思想资源。


      他山之石:平克的“暴力缩减五模型”Vs 赵氏“天下”论


      在我们具体规划全球伦理进化路线图之前,必须先对这种规划本身的方法论策略进行预先谋划。对此,笔者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先将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所应该具有的规范性条件予以简化,找出其中的“最大公约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实现该“最大公约数”的可能性。此番操作的逻辑依据在于:只有我们在找到了一条实现“最起码的规范性条件”的现实路径的前提下,才有资格去讨论如何实现那些更为“丰满”的规范性条件(这就好比说,建筑师们只有在夯实地基的前提下,才有资格讨论何时去建造高楼)。任何违背这种“施工路径”的超前跃进,都很难不流于空谈。

     在所有关于未来理想世界的诸多规范性条件中,“减少战争(以及低于战争等级的小规模暴力行为)”便是一个最为起码的条件。其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较为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各族人民追求自身幸福的起码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对于全球“和平指数”的评估也较为外显并易于量化,因此,对于和平实现路径的观念性描述也就更容易与实证研究发生密切的关联。

      而要说到提高人类“和平指数”的道德愿景与实证科学模型相互结合的案例,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美国认知科学家斯蒂芬 · 平克在 2011 年发表的著作《吾辈本性之中的那些更为美好的天使》 ④。平克在这本书中给出了一个基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的和平指数上升模型,并试图以此解释:(甲) 为何暴力行为在人类历史中如此泛滥;(乙) 为何人类一直试图减少暴力;(丙) 为何减少暴力的努力并不那么容易见效;(丁) 为何毕竟还是有一些动因的出现的确最终成功地遏制了暴力。

       该解释的要点如下:现在设想部落甲正在考虑:到底是应当去劫掠部落乙,还是应当去与之和平相处。但是,由于信息的彼此隔离,部落甲的决策者也并不清楚部落乙是否会对自己执行战争政策,还是和平政策。于是,对于甲来说,就需要通过某种情境模拟,来一一考虑“若我和,彼亦和,当如何”、“若我战,彼亦战,当如何”、“若我和,彼却战,当如何”、“若我战,彼却和,当如何”这四种情况。按常识推演,若双方均走和平主义路线,则彼此都不会有人畜损失,尽管双方也都无法得到额外的劫掠奖励。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甲方便可预计:双方得分大约为“5”(这无疑是个较小的奖励额度)。而若甲方预计双方都实行战争行为的话,由于关于敌我实力的情报相对稀缺,那么,甲方就会预测双方均陷入苦战而无所得。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均会失去 50 分。而甲方再设想:己方若在乙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其发动突然军事袭击的话,那么他就会认定:乙方会因此遭受巨大损失(失分 100),而己方则会得到比在恪守和平时更多的奖赏(得分 10)。不难想见,这样的分析结果只要颠倒过来,就可以用以描述“恪守和平策略的己方遭对方偷袭”的虚拟条件所导致的逻辑后承。下表便为上述情境模拟实验提供了一种更为直观的总结。

 

      通过上表我们不难发现,博弈中的任何一方的超额利益的获取,均有赖于“对方恪守和平,而我方则将偷袭之”这一条件的实现。而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博弈双方都无法真正知晓对方是否真的会采用和平策略,一种很自然的想法便是:“对方并不比我方更蠢,因此,对方也肯定会想到‘先发制人’的好处。由此看来,对方并不太可能采取和平主义策略”。而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决策者或许依然会预估到“两败俱伤”这一黯淡的结局。然而,即使是这种预估也不会引导决策者给出和平主义决策,因为从失分值上考量,因恪守和平而被偷袭的下场,远要比“两败俱伤”更为悲惨。这就导致了一种非常富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尽管博弈双方都知道“双方共享和平”要比“两败俱伤”来得好,但是限于“囚徒困境”的双方却会最终走向彼此宣战。而上述推理模型简洁地解释了,好战行为为何在人类历史中是如此常见。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为什么人类历史同样呈现出了一种趋向和平的倾向呢?为了作出相关解释,平克提出了五个新的模型:利维坦模型、商业交流模型、女性情感柔化模型、同情圈扩大模型,以及理性增强模型。第一个模型的要点是:有一个叫“利维坦”的超级主体回收了诸个人以及部落的暴力行使权,并对擅自动武者加以非常严厉的惩罚,以至于动武者本身的收益远远无法抵消由于“利维坦”的报复所造成的超额损失。这种暴力威慑自然也将逼迫诸行为主体作出和平选项。第二个模型的要点是:处在和平状态中的两个主体不仅会满足于消极和平,而且还会通过商业贸易来使得双方获取大量利益,由此使得战争行为反而显得无利可图。第三个模型的要点是:政治运作中母性情感的加入,使得血腥的胜利本身的预期心理分值被杀人的愧疚感所大量抵消,由此使得决策行为取向和平主义。第四个模型的要点是:全球性信息交流的增强,使得行为主体越来越习惯于从“他者”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并由此使得对于“敌人”的伤害同样会导致对于己方的强烈心理创伤。第五个模型的要点是:理性教育的全面普及,使得战、和决策中出现的囚徒困境得以从“自在”的阶段上升到“自为”的阶段,而各方的决策者,亦均通过对该困境的反思性意识而得以成功避险。

      若按照前节所提供的分析为参照,我们反复提及的“威尔逊体系”其实就是一个国际性质的“利维坦模型”:该体系在二战的时候严厉地惩罚了日帝与德国纳粹,并由此迫使二者在战后均采取了和平主义的国策。今天的全球贸易体系,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平克笔下的第二个模型的经验性展现。至于他所提到的第三、第四与第五个模型,则由于理想色彩比较浓郁,还很难说在现实历史中已有所直接对应(尽管某些片段式的展示恐怕已经初露端倪),但按照平克的观点,对于相关模型所规定的规范性条件的逐一落实,必将为全球和平的实现打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

        若我们将平克的“暴力缩减论”与赵汀阳先生的“天下”论作对比的话,我们便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在立论基础上的不同。赵论的哲学预设乃是针对任何文化所宣扬的普适性的怀疑主义态度(由此他才得以质问英语世界文化霸权的“普适性”);平克之论的哲学预设则是某种准生物学层面上的普遍主义,即认定:经由达尔文所描述的演化进程所催生的人类心智能力(如感性同情力与理智反思力)乃是一个跨文化的准生物学常项。需要注意的是,与基于“天赋观念论”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相比,平克并不认为民主价值具有一种先验的有效性,而是由特定经验条件催生的规范性体系(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是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心有灵犀)。但是,由于平克的“暴力缩减模型”承认了作为仲裁者的“利维坦”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的贸易体系的和平维系作用保持了起码的善意,此论对于当下世界秩序的宽容指数依然远远超过了赵氏的“天下”论。此外,平克对于“同情圈”与“理性教育”的强调,蕴含了全球范围内的信息自由流通的必要性,而这一点本身也只能够凭借赵氏所批评的“资本—技术—服务”架构才得以实现。因此,如果平克也去提出一种“天下”观的话,他只可能去做一个对于眼下世界秩序的改良者,而非重建者。

      不难看出,赵汀阳先生的“天下”论,包含着一种对于所谓“现代性”的深深的不信任情绪。然而,作为赵论的批评者,笔者的立场却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对于“现代性”的拥护,本人甚至对“现代性”本身所指为何亦颇有疑虑。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现代性”只是一个含糊的“家族相似”概念而已,它在不同的语境中或许可以分别指涉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经贸体系、科学技术与艺术文化,而这些被指涉项之间的关系,也未必会像赵论所描述的那样环环相扣。再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勉强承认“现代性”架构的某种客观上的(而非想象中的)整合性,该架构自身在构成要素上的驳杂性依然还会那么惹眼。也正是得缘于这种驳杂性,我们便很难设想任何一个新兴国家竟然会在自身的发展道路中排斥掉与“现代性”相关的一切发展指标(尽管不问青红皂白地拥抱其一切子集亦是不可取的)。因此,唯一合理的选项便是对“现代性”这一“概念家族”的下属成员作出“就事论事”的取舍抉择,而对该家族之整体存而不论。而在这种取舍过程中,对于某些最起码的普适原则的探询,便会显得尤为敏感与关键,因为唯有如此,世界各民族才能够一边按照自身的需要去遴选与搭配诸“现代性”要素,一边又能防止因为彼此步调不同而走向悲剧性的冲撞(如二战时日本式的“现代性”对于西式“现代性”的灾难性冲撞)。在这个问题上,平克的“暴力缩减模型”由于紧紧抓住了“缩减暴力”这一最起码的普世标准原则,因此反而可能会比赵氏内容过于丰富的“天下”论更具可操作性;至于此论与心理学和博弈论研究之间的高度亲缘关系,亦使得其现实展开过程能够随时得到现代社会科学的智力支持与观察验证,而免于流于玄学式的清谈。

       不过,即使是对于平克的“暴力缩减模型”的现实展开,也不是以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理想为归宿的。这并不是因为平克的模型有其致命缺陷,而是因为过于空洞的“永久和平”论本来就并不值得实践家们加以严肃的对待。下述论证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对于暴力的彻底消除(而不是平克所欲求的“尽量缩减”) 乃是不太可能的:(1)要维持世界现存庞大人口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就不得不大力发展现代科技。(2)科技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于竞争的鼓励。(3)科技竞争肯定有失败者(而这一点又取决于个人禀赋方面的自然差异),而知识产权的存在亦会造成科技产品使用方面的经济学门槛。由此,现代化进程就难以避免一部分人口会产生对于现代性自身的怨恨。(4)但是,如果我们取消竞争与知识产权的保护,科技的发展就会走向停滞,由此损害全人类的利益。与“造成一部分失败者”这样的消极后果相比,这样的后果恐怕更是人类所无法承担的。(5)所以,“彻底消弭暴力”的理想要求,并不有助于将人类的总体功利予以最大化——或换个说法:任何一种以“让任何人都受益”为目标的“天下”秩序观,都将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于竞争体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否定,并很可能会在实践中导致像“让大多数人都受害”这样的消极结果的发生。

      此类消极结果的发生,我们就必须将案头的哲学图腾从康德改换为边沁与波普尔,并让“让最大多数(而非所有) 人受益”成为“社会改良工程”的基本理念。这样的新理念或许会比康德主义更少理想性与道德感召力,却更可能经由一条可行的路线图,以更小的风险来增加人类的整体幸福。因此,它也应当是一个更值得我们这些“天下人”所欲求的目标。



 

陈嘉映:简述几大文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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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几大文明的特点

 

陈嘉映 

 


 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有承接关系,基督教是从犹太教里面转出来的,耶稣本人是犹太人,他没有想要建立基督教,他是犹太教中的一个改革者,他的信徒后来建立了基督教。基督教仍然把犹太人的圣书视作圣书,称作旧约。伊斯兰教是从这个传统里发展出来的,受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影响都很深。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这个一神教传统如果合在一起看,与希腊文明形成对照。所谓耶路撒冷对雅典,在施特劳斯那里主要指犹太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对照,扩大说来,是中近东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对照。

 

相对于东北部、南部的周边地区,希腊文明是后起的,希腊的知识、文明很大部分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汲取过来的。希腊人从周边学到了几何知识、天学知识,他们的神话故事也有外族来源。不过,人们要知识,本来是要使用这些这些知识,所以,从常态说,知识是通过用途组织起来的。希腊人的特点是,他们按照知识本身的性质把知识组织起来,转变成了一种理论上的形态。本来,我们发展关于三角形的知识,是为了测量土地,建造金字塔,但是在理论形态里,三角形的只是首先不是与各种应用相联系,而是与关于其他图形的知识相联系。三角形的定理、四边形的定理、圆形的定理、圆锥与圆柱的定理,这些定理连成一片,形成几何学这门理论。这样依知识本身的性质组织起来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现在我们更多是在希腊的意义上使用“知识”这个词。

 

一片一片的知识如果不靠实用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是如何连上的?靠道理连上。比方欧几里得几何学设定了一些公理,关于各种几何图形的知识都联系于这些公理,由此,它们相互之间也获得了联系,构成了一个知识整体。这个知识体系里的每一片都通过一连串的推理与其他部分相联系。对待知识的这种方式,叫做discursive thinking,就把它叫做“论理方式”吧。

 

著名科学思想家库恩曾认为,每一个知识体系都有它自己的概念框架,即所谓基本“范式”。这些框架之间是不可公约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正确吗?牛顿正确还是爱因斯坦正确?这是没有意义的,这三者是人类理解自然世界的三大框架。如果你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那么亚里士多德就是正确的。库恩的这一思想影响很大,它的确给人启发,但我认为是不对的,他自己后来也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这个学说。我认为不同范式之间仍然存在着翻译关系、对话关系。但翻译原样复制,翻译带来变形,会突出某些内容,遗漏某些内容等等,库恩学说让我们对这些方面变得更加敏感。

 

我们刚才说,基督教是从犹太教转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也深受希腊思想的影响。四福音书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基督教一开始也是在希腊语地区传播开来的。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有神学,这是基督教受希腊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来,一种信仰并不需要神学。最初,你是不是基督徒只有一个简单的标准: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复活?从伦理的角度看,耶稣复活会带来一些问题。耶稣复活之后他真的就变成了一个活人吗?还是一种精神的复活?这又联系到一些更广泛的问题,例如,耶稣是在复活之后才成为神的,抑或耶稣降生时就是神?这也是后来关于三位一体的大论战里的一部分。三位一体的争论内容极为复杂,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去读一读,我对基督教神学没什么研究,这里想说的是这样一点。本来,你有一种信仰,例如,相信耶稣复活,并不要求这种信仰的内容跟你的其他看法在论理层面上融贯一致。实际上,我们对各种事物的各种看法,本来是用来应对实践生活的,并不需要论理上的一致。而神学是关于信仰的反思,希望获得一个完整的论理系统,在我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希腊人的追求。最早阐发三位一体学说的是奥古斯丁,他曾多年浸润在希腊哲学之中。

 

七世纪初兴起了伊斯兰教。当时在阿拉伯半岛,基督教和犹太教都很流行。伊斯兰教的很多教义都是从基督教来的,但是它受犹太教的影响可能要更多一点,因为当地就有很多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伊斯兰教的扩张极为迅猛,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扩张,很快形成了阿拉伯帝国。仅从西面说,在短短一个世纪里,阿拉伯帝国就通过北非一直扩张到差不多西班牙全境。在这之后,阿拉伯文明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教突出地彰显了它开明宽容的一面,当时,西欧处在中世纪上半期的所谓黑暗时期,而在定都于新建城市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文化、学术极为繁荣。单说一点,古希腊的大部分经典,在西欧已经失传,是阿拉伯人(以及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把它们翻译出来,加以传播和研究。后来欧洲文明渐渐复兴的时候,一开始主要是从阿拉伯世界了解到希腊文明的。

 

我们现在说到宗教,主要是指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的一神教。一神教同希腊、罗马的多神传统不一样。希腊人也信神,但他们有很多神祇,这些神祇在很多方面跟人很相似,像是半人半神似的,他们比凡人更强有力,但他们不是在冥冥之中的超验存在,我们无法通过理知而只能通过神启才能感知这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希腊人的生活依托于感性和理智,而不是依托于宗教。

 

佛教也不同于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只说一点吧,佛教里面没有神。释迦牟尼不是神,是sage,是大贤大智者。的确,几大文明的圣人形象不是完全一样的。释迦牟尼是什么形象呢?他是彻悟者,心怀大慈悲,他用慈悲和彻悟来普渡众生。在一个基本意义上,释迦牟尼更接近孔子而不是耶稣。孔子也是个sage,大智大慧,不过,这种智慧主要关心的是我们的政治秩序或社会秩序——我们怎么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他并不是单为老百姓着想,也不是单为君主着想,而是为一个有序的社会着想。一神教传统里的圣人却不是这样的,他们之所以是圣人,不在于他们面向凡人,倒在于他们始终面向神,在于他们抱有完全的虔信,虔信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圣人的智慧是通过虔信从神那里获得的。这跟希腊的“圣人”苏格拉底非常不一样,他在市场上跟人混,他关心的也不是怎样通过冥想达到心灵的解脱这类问题,他关心的是人怎么过上一种良好生活,怎么建成良好的城邦。

 


 

杨小凯:得到全世界,失去性命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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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全世界,失去性命又有什么用?

 

杨小凯 

 


 

杨小凯教授,祖籍湖南,文革曾因大胆言论被判处十年徒刑,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1978年出狱,先当工人,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武汉大学任教,198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主要贡献是发展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2002年,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后受洗信基督。200477日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突破理性的天花板

 

     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徒,他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被逼迫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被判刑之前还向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我1983年去美国,在美国读书时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什么兴趣。但我太太小娟为学英语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

 

      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益计算的理由。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因此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

 

     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那一年我基本上每星期都去教会。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经济学、社会科学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的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克服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刚才我说的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

 

    我后来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1974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对人类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

 

    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时,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

 

    但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

 

    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我坐牢十年都没哭,但祷告流泪了

 

   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会经验到。

 

   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看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

 

   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象。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

 

   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DNA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 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

 

    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就是上帝的声音。

 

    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

 

    从我个人经验,去年9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

 

   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到了尽头了。我那时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

 

    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

 

    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

 

   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

 

    但有时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

 

    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很久没有灵的感受。

 

    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的很呢,把我抓到监狱里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

 

    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9月份、10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

 

   去年10月我走路走半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现在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可能是毁灭

 

    我们在中国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我当时也受这种“知识就是力量”的影响很深,去寻找上帝的原因都是从知识,从我学到的经济学知识角度来看。这都是人类的知识,而且是追求物质财富的知识。

 

     圣经跟这种想法完全不一样。先看创世记里代表撒旦的蛇来勾引人类吃禁果。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世记三27

 

    这段话就是说,上帝不愿意我们知道得太多。他不让我们吃这个智慧果。吃了就犯罪,然后人就要死。这句话和我们相信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及我们大陆出来的人对科学的崇拜是不一样的。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知道得太多?

 

    我在台湾碰到一些基督徒,很重视创世记十一章19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这段话是说,上帝不希望人类的能力太强大,当时人们的口音一样,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讲不同的话。上帝要限制人的能力,不让人类太发达。上帝不喜欢人追求现代化,他用一些办法使人不能团结一致来搞全球化。我们现在有全球化的趋势,慢慢都变成一种语言,大家都讲英文,那人类有可能团结起来,达到上天。但上帝不这样看,怎么理解?

 

    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追求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上帝。好多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也是这样的。他也不知道基督教在说什么,但他也发觉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地方,都是基督教占优势,所以他们就拜倒在基督教下。但如果他坐下来老老实实读圣经,他会发觉,圣经讲的跟中国人认识的基督教可能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反现代化,并限制人的能力,并且不能让人知道得太多。

 

     跟这个反现代化有关的一个重要的章节就是,约翰一书二章15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为什么上帝教导我们这些?从知识就是力量这点来说,人知道得越多,反而给人带来更多的灾害。对武器的知识,造成了那么多战祸,像克隆技术(cloning),这种基因知识可能比原子弹对人类的威胁更大,它会使人类灭种。所以,当现代化越往前走,你就发觉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很不正确。

 

    还有五章45节:“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么?”

 

    就是上帝说的,你得到整个世界,却丢了生命,那有什么用?我一直到得了肺癌,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死到临头,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博士学位、永久受雇权、终身教职、高级讲师、讲座教授,全都拿到了,却把命丢了又有什么用?

 

                    经济发展了,却在毁灭自己

 

    我们经济学家相信并崇拜经济理性。可是自从哈耶克以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觉,经济的发展和推动力是有限理性,否定了经济是完全的理性。

 

    我们莫纳什大学有个递增报酬经济研究中心,根据最近对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发觉经济发展不一定增加人们的幸福。就是说,原来我们认为,只要中国让人们自由贸易,把政府的垄断打破了,中国就会发达起来。但到西方来后,我们仔细看看,这个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些什么?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生活更好。孩子现在有计算机、大屏幕电视、有大房子住。我小学的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计算机;但实际上我们那时的生活质量好些,有很多时间与自己的亲人分享和交流。现在的孩子,却花很多时间在计算机、电视上面,对他们实际上没什么好处。

 

    电视养成孩子被动学习,没有主动研究,更不要说健康。至于计算机,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才出现,而所谓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超过一百到二百年。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的健康和精神很不利。

 

    就拿计算机来说,我得这个肺癌,也有很多人得肺癌,都是现代生活方式引起的。我周围得了肺癌的十几个人,都过着所谓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

 

    从1985年以来,我长时间坐在计算机前,养成一个对我工作很有利,却对我健康非常不利的习惯,就是读书的时候要敲键盘,把我喜欢的东西记录下来。写书的时候当然很方便,但是我就一天到晚那样坐着。这样就不太呼吸,这肺大概只用到四分之一。

 

    尤其认真的时候,屏住呼吸,比正常的呼吸要少。还有一个例子,开车,好像是很幸福的事,但开车对身体非常不好。开车时人不动,而人本来是动的,自从开车以后就不动了,而且很紧张。有什么事情就屏住呼吸,肺又是呼吸很少。你若是习惯这种生活方式,我看这个肺越来越不好。你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事实。

 

     我们研究经济理论,理论中有一点说,经济发展来自于分工。分工的发展带来好多意料不到的后果,比如你现在专业用化肥农药,伤害便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专业化造成很多职业病,分工使得交易增加,交易中的分层结构,上面是一个总裁,是一个管理者,下面是几个处长,每个处长管几个车间主任。

 

     这样的分层结构造成上面这个人的一个小错误,会引起整个系统很大的问题。为了这个人的效率不影响整个系统的操作,必须给他很高很高的工资。这个钱要高到使他自愿拼命给你做。拼命到什么程度呢?要了你的命。按照美国的统计,美国总裁的年薪几百万几千万;但是他们紧张到不敢休息,不敢花时间给自己的太太。

 

    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有原罪,但是上帝给我们自由选择,一般都是罪恶的选择。很多人都选择利用一些“上瘾机制”来把你勾引到他的商业利益里。最明显的就是计算机游戏,那东西对小孩一点用也没有。它让小孩被动地去凑一个它预先生成的东西,没有一点原创性,小孩不能学到任何东西。但是他上瘾,离不开那东西,这样就毁了他的身体,毁了他的学习,毁了他的智能。这都是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倒退。更不要说汽车,汽车制造的污染,毁掉我们的生活环境。

 

    特别是分工造成的竞争压力。原来自给自足的时候,活动效率低一点,你就减少消费。但是现在分工,我专门生产这本书,他也专门生产这本书,我就只要比他高明一点,他的市场就完全掉到我这边来了。生产力的一点差别,会使得收益有很大的差别。这样就把人变成竞争动物。非常紧张,而且仇恨自己的竞争对手,因为竞争对手只要高一点,就会毁了你。

 

    越发达国家越是这样。按照一个统计,五十年前,每个美国人有三十至五十个最亲近可以谈心的朋友,他们花好多时间交流。现在没有了,每个人都盯着电视,盯着计算机,他们现在最亲近的朋友,不超过五个。但他们知道电影明星的私生活非常详细,他们从来不认识那些名人,对身边的人却根本没有时间分享。这都是现代化带来的,也就是说用金钱、物质来衡量的好处比实际上增加的要少。

 

     你要是仔细看这些东西,就发觉,哦,上帝怎么那么早就告诉我们了!人类知识的增加,这个巴别塔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发展。这东西,不是给人带来幸福,而是慢慢地毁灭人的生命。也就是说,最后有一天,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罪而毁灭自己。我们会有一天活在启示录里边,上帝来拯救,来审判。

 

     通过读圣经,我慢慢改变原来那种追求现代化的态度,我认识到我们追求这个世界的物质,实际上是在毁灭我们自己。你真正要得到救赎,就要把你的注意力从现世的物质追求、现代化的追求,转到追求上帝,追求上帝的救恩。

 

             精神压力害死人!

 

    我的太太介绍我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Healing Power of the Faith》(信心的医治能力)。我刚才说了,现在很多商业模式用上瘾机制,通过自由化竞争,把现代化变成一个毁灭人类健康的过程。

 

    你看我从1985年开始搞计算机,到现在才知道这后果,但已经很迟了。如果我早信上帝,我就早知道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都是要你命的。就是上帝说的,你得到整个世界,却丢了生命,那有什么用?我一直到得了肺癌,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死到临头,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博士学位、永久受雇权、终身教职、高级讲师、讲座教授,全都拿到了,却把命丢了又有什么用?

 

     现在有些朋友只相信科学不相信圣经,那我推荐你读这本书。这本书是一种系统的研究,特别书里统计的大量例子,都是基督教信仰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都是科学研究。统计上说:信耶稣、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经常祷告、有较深信仰的人,与不信教的人相比,在现在所谓的体重增加的现代病的得病统计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别。有信仰和没信仰的人,有明显的差别。这是统计上的证据。

 

     刚才我说了,现代化带来的很多疾病,很多问题,都是产生于精神压力。精神压力成为一个现代病,对你的身体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信耶稣的人平均来说,在统计上很显著地比不信耶稣的人精神压力小,使他不受那么大的损害。这是有统计上的证明的,是研究中心做的统计。

 

     精神压力,就是我说的现代化分工、自由竞争,是魔鬼通过上瘾机制,用自由竞争摧毁人类过程中产生的。这个精神压力在过去一百年,每个人增加的数量用数字来表达,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大学生就想:“如果我拿个博士,拿个工商管理硕士,到投资公司工作,起薪10万美元、20万美元;如果拿不到,起薪才3万美元;我非得往上面爬!”

 

      这种压力越来越大,成几何级数增加,增加到可以牺牲你的爱情,牺牲你的友谊,牺牲你对孩子的爱,牺牲孩子的健康、自己的健康。你可以不顾一切去追求这个差别。比如中国人,想想你跳出中国,在中国每年的收入是几千美元吧,一下子变成几万、十万的,差别这么大,却又有很大的压力。

 

     这些压力都使人变态、患心理病、自杀。人的一点点差别造成的后果差别却很大,这使有些人从社会孤立起来,别人不理,他就边缘化,对竞争失败者产生巨大压力。

 

    但是信耶稣的人,因为有属天的盼望,他们不积累财富在地上,要在天国积累财富。我原来不懂,但遇到我的老师--郑平治教授后才明白过来。他来此地访问时,我们尽量为他安排很好的酒店住;但他不住,他找很差的。他不是没有钱,就是因为信耶稣,不追求这个世界的物质享受,他住很寒碜的小木房子。当时我就说:“哎呀,信教的人不错,在现世是个失败者,所以追求来世。”

 

    但你看看,谁是真正的失败者,谁是真正的成功者?我的学生里,有的做到总裁,就是可以牺牲一切。我原来也是这样,追求终身教职、教授、讲座教授。追求这些时,我对我太太好苛求,逼着她去读书,找工作,只追求现世的物质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丢掉了太多。其实这些东西比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真的是一钱不值,要跟永生比起来,更是一钱不值。

 

    我看这本书的统计资料说:凡是真心信教的,他们不上魔鬼的当,拼命往上爬,因为他们不看重现世,丢掉这些一点都不痛苦。这些东西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蝇营狗苟,为了现世的一些物质利益,就要牺牲人与人之间的爱,牺牲对上帝的爱。

 

   我200110月,诊断为四级肺癌,那时我的右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光是大瘤子就有三个,每叶肺都有,还有好多小瘤子。开胸手术后,医生根本不敢治疗,只好缝合起来,说你顶多有三个月命,没希望了。我当时也完全绝望了。现在想起来这其实是上帝拯救我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这种人从来只相信我自己,我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没有上过大学,可以拿到普林斯顿博士学位,从我们事业来说,爬得比较快,爬得比较高,也跌得比较惨。我认为凭自己奋斗得到这些,看不起不成功的人,相信自己的个人努力。

 

     我接到这样的肺癌诊断之后,绝症嘛,那就相当于宣判死刑。医生还跟你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治疗,都是中文叫做“安乐死”的治疗,在你死之前不要太痛苦。

 

    我现在好像讲得很轻松,但如果有一天你们碰到这样的判决书,很多人会精神崩溃的。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听到这消息,就被吓死了。有的不吃药,反正是要死了。有的就动都不动,躺在病床上,很快就死了。

 

    而我后来我信了耶稣,天天祷告。每天走路时,别人都带着收音机随身听。我集中精神祷告。走路是最好的时间集中精神祷告。祷告时,你的心平静下来,现世的忧虑慢慢就没有了。而且你还为别人祷告;你爱别人,你心里也好了。你原来处在竞争之中,你心里是恨啊,妒忌啊。像我这样坐过十年牢的,就恨那些迫害我的人;然而你读圣经,圣经却说要爱你的敌人,要爱那些迫害你的,要求上帝宽恕那些迫害你的人。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心境,你一高兴起来,身体就好了。

 

     你知道我身体为什么不好?因为不宽恕,结果害的是你自己;谁最受苦?是你自己。

 

     所以统计上明显证明,凡是信耶稣的,特别是信得深的人,他能克服这种压力,调整自己。我在化疗的时候看到有些人被吓坏了,他做化疗后一动不动;但我每天走路四个小时,我还举重、跑步、打球。为什么?有上帝,我在祷告。

 

    宗教对你的精神生活,对你现实的生活质量,对你的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你信得越早越好,像我这样,太迟了。真的,不要学我。我是要走到人的尽头,才到了上帝的开头,你们应该未到尽头之前,就选择打开心门给上帝。

 

               上帝使用敌人来帮你

 

     我分享读圣经的两个感受。基督说,最重要的诫命,第一条就是爱上帝,而且要全心的,用全部的力量、脑筋和你的灵魂去爱。这个爱上帝,不要讲别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治疗,治疗你自己。

 

    我这个人,他们说我常给人压力,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评价;就是说,老是急于要把事情做成。这就有点像癌症。人啊,特别是现在成功的人,有些都带给人压力,就是在很短时间内要达到一个目的,拼命去做,有时候不择手段。

 

    这种人就喜欢抱怨,老说你这么做啊,那么做啊。虽然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对自己也可能这样,老是担心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精神高度紧张,老是在想问题,然后就抱怨。我经常这样。我指责我太太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一天到晚就是抱怨,总看到别人的问题。这就是魔鬼的引诱。这种给人压力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魔鬼、现代化给你这个压力,这样的人好像很成功,但实际上是自我毁灭,就像癌症一样。

 

    培养你爱上帝之心,最低层次是救你自己。我就想办法培养我这爱心,首先我不能在家里还老挑毛病。要下定决心,让上帝给我力量,从今天起,要找太太可赞扬的地方。太太小娟的评价是:自从我信耶稣以来,我们的婚姻是最幸福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是早信耶稣就好了。

 

    第二是爱你的邻舍像爱自己一样。这也很难做到。这问题跟现代社会的分工、现代化是有关的。现代化使妒忌、仇恨成千倍地增长,因为你跟你的竞争对手只要差一点点,他就会把你的饭碗完全抢掉,所以人变得极其敏感,变得非常妒忌。

 

     对我来说,我最敏感的是什么呢?是跟我地位差不多的人。比如说,1985年,我有一个朋友,我把他搞到美国去,他根本就没有经过我们这样的正规训练拿博士,我拿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好辛苦。他只学了几个月英语,就被美国国会请了去,一下爬到我头上去了。我妒忌吧?

 

   原来是你底下的,他一下爬到你的上面,还颐指气使的,你却一点功劳也没有。 我曾这般辛辛苦苦的想往上爬。当时你那个心啊,就像虫咬了一样。

 

     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的。你想想你的同班同学,他什么考试都比你好,因此你气得要死。这就是你的邻舍。为什么叫邻舍?就是离你最近的人,最有厉害关系的人。如果你能爱你的邻舍像爱你自己,那你就得福啦。

 

   爱你的敌人,“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4348

 

   “爱敌人”这句话是最难理解的。我不认识的人,我都没感情,我都没法爱,那敌人怎么爱法?这句话我听了以后最受感动的是:上帝,这个基督,比人高明,他不是人能想到、做到的。这说明基督不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普通人讲不出这种话。从常理你想不通爱敌人的理由。上帝还把自卑的升为高,自高的降为卑(参马太福音廿三12)。

 

    你要爱你的敌人。那我们看圣经,看旧约,看很多历史,就发觉,比如说,日本天皇痛恨美国人,特别是丢了原子弹以后,更加恨。但你想想,真正使日本富强起来的是谁?是美国。也就是说,上帝用敌人来帮你。

 

     从长远来考虑,上帝通过敌人来救助你。旧约里,上帝用很多敌国,如巴比伦,来教训犹太人。所以有时候,我碰到有人在找我麻烦,压制我,就想想圣经说过“爱你的敌人”,上帝可能是通过敌人在救助我。你也可以读旧约约瑟的故事(参创世记卅七至五十章)。他们兄弟之间的仇恨,差点把他杀了,把他赶走了,结果就是上帝藉这方法使约瑟成功了。就是他离开父亲的荫庇,到外头闯天下,后来这个家族都靠他来救助。

 

    爱你的敌人,这是常人讲不出的道理;但是它是真正的道理。你要是真的学通了,第一对你健康有利,第二,对你最后的救赎有利。

 

    我读经有很多很多感受,每天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原来觉得圣经是本什么奇奇怪怪的书,有历史、犹太史,又有一些箴言、诗歌,一本不伦不类的书。你要读那些历史,还不如啃那些史书更加可信。

 

    但这就是说,你还没有读通那句话,“谦卑的人有福了”。你这种态度就是不谦卑,你以为人的知识比上帝的要高,还没有脱离“知识就是力量,现代化第一”的这种人类的眼光。如果你改变了这种态度,就可以慢慢地学到好多东西,这是无价之宝。对你的生活,对你人生的真正事业是无价之宝。

 



 

改革是否形成不可逆转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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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是否形成不可逆转的态势?


                              文:陈浩武

 

 

我的忧虑是,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是否形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状态?是否真的不可逆转?现在我们面临的种种困境、危机,是否在昭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逆转?

80年代的这一批人,当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基本的目标和想法,就是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定会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一个“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而中产阶级的发育,就会提出民主的政治诉求,我们就会实现这个国家的转型。

但是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可能仅仅是一个理想,一个良好的愿望。按照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指标,按照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我们应该具备社会转型的条件,但是,现在的情况像要转型的样子吗?不仅没有转型的迹象,反而在发生大幅度的倒退!

什么原因?我认为中国改革在起跑线阶段就存在大问题。我们选择市场取向的改革,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种市场化取向必须有政治制度变革的配合,那就是政治民主化,包括法治社会。但是,当局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变革制度的考虑,所以,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失衡,社会越失衡,当局更希望通过发展经济来完成合法性问题,于是,政治经济两腿,一个粗,一个细,是“跛足”的,这种“跛足”的改革结果就是,市场经济在没有价值理念变更和制度变革之下,它走向了“列宁主义加市场经济”,走向了权贵资本,走向了拜金主义,走向了更大的贫富差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现象。

我为什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可以有一个观察问题的坐标,这个坐标就是伊朗。伊朗曾经也有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巴列维时代。在巴列维时代,他们努力的世俗化,尽量的地抛弃政教合一,跟西方建立友好关系,发展经济,使整个伊朗成为当时在中东最发达的国家。今天我们在德黑兰所看到的好一点的建筑,几乎都是巴列维时代的,那个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很高,很开放。

但是,巴列维时代的巨大贫富差别,导致了人民的不满。从1978年、1979年开始伊斯兰革命,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到伊朗,到今天,也是将近40年。今天的伊朗是个什么状态呢?它的贫穷、社会基础建设之差、落后的状态,几乎跟中国刚刚开国的时候是差不多的,这个40年基本没有什么基本建设,国家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你在伊朗很难找不到一个像样的酒店,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失业率达到百分之四十,全国每年有110万高中毕业生,只有15万人能够升入公立大学。今天伊朗的人均GDP还远远没有达到巴列维时代的水平。也就是说经历了40年,不仅没有前进,还退回去了。要知道,伊朗是一个石油和天然气储量非常丰富的国家,石油储量世界第二,而天然气储量世界第一。

伊朗的情况跟我们差不多在哪儿呢?伊斯兰革命其实是回到所谓政教合一的状态,回到一个国家、一个宗教、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的状态。企业国有化,好的企业都在革命卫队手上控制,非常腐败。

 

所以,我觉得伊朗这个坐标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就是改革开放是可以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不是没有可能,是完全有可能。

我觉得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再去回顾当年在80年代、90年代的状况,和我们40年所走的道路,我认为中国的今天远远没有走到一个改革开放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么一个状态。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那么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各种力量,现在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什么?那应该是非常清晰的。

谢谢!

                                         (在《牛津共识》五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邀请函|读《美国秩序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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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函 | 读《美国秩序的根基》

                        

                            (2018.9-2019.2)

                              就士游大讲堂





 


读《美国秩序的根基》

- 邀请函 -


 按照世界文明的阅读与行走计划

“美国政治文明之旅”

即将提上日程

在赴美考察学习之前

推荐精读保守主义经典著作

拉塞尔·柯克

《美国秩序的根基》


阅读《美国秩序的根基》

将会涉及到

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

雅典的理性与荣耀

罗马的美德与力量

伦敦的法律与市场

为此

我们将会组织一系列讲座

作为阅读此书的展开


如果你对社会问题感兴趣

并愿意进行深度阅读与分析

如果你想在参加

“美国政治文明之旅”之前

更好、更深入地了解美国

如果你想在名师引领下

探询美国强大背后的原因

欢迎跟随王建勋老师

共同探讨美国秩序的根基


 

-  阅读计划  -



- 阅读时间 -

2018.9 - 2019.2


- 领读导师 -

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




- 导读计划 -


《美国秩序的根基》导读

 

    美国为何长期自由而繁荣?什么因素让美国独一无二?美国的秩序源自何处?这是《美国秩序的根基》试图回答的问题。与流行的看法不同,这本书追溯了三千多年的西方文明史,认为美国秩序的源头在犹太—基督教的旧约传统之中,经由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与共和、中世纪的信仰与法治、英格兰的政制与宪政,以及北美殖民地的清教主义与地方自治等演变而成,集中体现在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里。


这是一本保守主义经典。其作者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集政治理论家、道德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和文学评论家于一身,是二十世纪美国保守主义的巨擘,对战后保守主义的复兴贡献甚巨。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撰写了三十二本书以及大量文章,代表作包括:《保守主义的心灵:从伯克到艾略特》、《美国的事业》、《爱德蒙·柏克:再论一位天才》等,影响遍及社会各界。


他始终强调社会秩序中的“永恒之物”(Permanent Things),强调人类赖以生存与共处的超验与道德基础;


他始终强调秩序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强调“秩序下的自由”(ordered liberty);


他始终强调秩序并非人为创制的、随意设计的,而是自发生长的、逐步演化的。


因其对社会的卓越贡献,1989年里根总统授予他“总统公民勋章”。


鉴于此书对于理解美国秩序和保守主义的重要性,我们计划用半年时间精读和讨论本书,具体计划安排如下:


2018年9月:


阅读译者序、序言及第一、二章(第1-50页)


这一部分旨在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以及探索美国秩序的源头,集中讨论了旧约传统对社会秩序的贡献,尤其是圣约、先知和律法。


思考问题:

作者为何要把美国秩序的源头追溯到犹太-基督教的旧约传统?如何理解基督教中的“圣约”?“先知”和“律法”对人们理解秩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灵魂秩序和政治秩序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2018年10月:


阅读第三、四章(第51-139页)


这一部分论述古希腊罗马的贡献与不足。希腊人弘扬了理性,贡献了科学和哲学,但他们未能确立适当的道德与政治秩序。罗马人创制了共和,尝试了混合政体,但因为德性的缺乏和制度的缺陷而走向衰亡。


思考问题:

古希腊人为何在科学和哲学方面卓有成就,但在政治方面却乏善可陈?梭伦和亚里士多德的贡献是什么?罗马人为何能建立一个共和政体?它对美国立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018年11月:


阅读第五、六章(第141-224页)


这一部分着重探讨基督教对灵魂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贡献以及中世纪的宝贵遗产。基督教的律法、诫命以及对人性的洞察等,都对人们和平共处以及建立合乎公义的社会秩序至关重要。中世纪并不象一些理论家说的那样黑暗,相反,它孕育了法治、代议制度、贵族精神和大学等现代文明的重要元素。


思考问题:

基督教的教义有何独特之处?它如何影响灵魂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形成?中世纪为何成就非凡?基督教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2018年12月:


阅读第七、八章(第225-307页)


这一部分进入到宗教改革时代和欧洲历史上的早期现代时期,分析了宗教改革的成果和限度,厘清了新教与天主教的主要区别和共识,考察了新教精神以及英格兰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如何影响了美国秩序的形成。


思考问题:

为何会发生宗教改革?它的贡献是什么?它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英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如何塑造了美国秩序?


2019年1月:


阅读第九、十章(第309-396)


这一部分集中讨论北美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和基督教信仰,以及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对殖民地的影响,并集中在四个人物身上:孟德斯鸠、休谟、布莱克斯通和伯克。作者概述了殖民地的自治精神,分析了孟德斯鸠的宪政理念、休谟的现实主义、布莱克斯通的普通法以及伯克的审慎政治。


思考问题:

北美殖民地的治理有何独特之处?清教主义在那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者为何要集中讨论孟德斯鸠、休谟、布莱克斯通和伯克的思想?他们对美国秩序的形成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2019年2月:


阅读第十一、十二章(第397-479页)


这是全书最后一部分,旨在对作为美国秩序支柱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进行分析,阐释了美国革命的保守主义特征;最后,作者还简要论述了美国秩序在十九世纪经历的变化,以及在当代面临的挑战,并警告人们不要轻易放弃让美国持续自由与繁荣的传统和秩序。


思考问题:

如何理解“美国革命”?它与法国革命有何不同?《独立宣言》宣告了什么精神和理念?《美国宪法》有何独特之处?林肯如何捍卫了美国秩序?美国秩序在当代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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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寻找市场到寻找信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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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寻找市场到寻找信仰

 

        —我为什么要做石门坎公益?

 

陈浩武

2018916

西安知无知文化艺术空间

 

主持人谌洪果:

各位朋友大家好,谢谢光临知无知。在这个周末的美好时光,外面下着雨,但我相信大家一定不虚此行。今天晚上是我期待已久一场讲座和分享,其实更严格说应该是分享:陈浩武老师给我们分享他做石门坎公益的经历。我是昨天才知道,陈老师比我们知无知的老虎庙大哥还年长一岁,但看上去特别年轻,和陈老师比,我觉得我都有点老了,但是我们的心态一定要保持年轻。陈老师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陈老师的传奇经历。我觉得这场讲座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因为不管是我们做知无知也好,还是陈老师做的各种更重要的事情也好,都是在寻找某个民族文化最后的精神性、支撑性的力量。 陈老师今天通过他这些经历,会给我们找到一些答案。什么样的答案,我觉得也许陈老师不一定说的很明确,那么直白。更重要的是我们随着陈老师一起去体会他的这种心路历程,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开头只是简单的介绍,等陈老师讲完以后,我们会有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做交流,到时候我们会逐渐深入展开,谢谢陈老师。

 

陈浩武:

非常感谢大家。西安是古都,文化名城,我对这个地方心仪已久。知无知我是第一次来,我从心里非常佩服谌洪果的努力。因为知无知这种令人尊敬的地位,和西安这座令人尊敬的城市,所以我特地为这一场演讲做了认真的准备。

我今年67岁。 作为一个过来人,80年代,我们曾经是那个时代改革活动的参与者。我担任过人民银行金融改革部门的负责人,直接参加金融机构的分设过程。90年代我们又投身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是长江证券公司的创始人,是中国证监会第一届发审委员会的委员,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作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和江平先生董辅礽先生一起,参加过《证券法》的起草,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中国只有极少数人在90年代的时候拿到纽约证券交易的License

那么80年代的这种改革的参与,90年代我们直接参与市场建设,到今天去做公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轨迹和人生路径?作为一个过来人,为什么现在找到了公益的这么一条道路?而且这个公益活动,我也不讳言,它是有价值观在背后的。这个公益不仅仅是给学生送几本书,给贫困的孩子送几件棉衣,这个我们也做。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在背后弘扬一种关于价值观,和一种理念的推广。所以我给自己的人生总结了两句话:在计划经济时代寻找市场,在市场经济时代寻找信仰。这也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

            (图片)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这个图像,就是伯格理,他是一个传教士,被誉为西方五大使徒之一,1888年来到中国,先到云南昭通,1904年进入到苗寨。他最大的功劳就是让花苗这个部落整体上皈依了基督。在整个西方的传教史上,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大家知道,在天主教的耶稣会时期,有利玛窦到中国来传教,那是在16世纪,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在1807年以后新教传教士来中国,伯格理是代表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耶稣会传教士把工作重点放在宫廷,是对皇帝传教,走的上层传教路线,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要解决了皇帝的问题,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利玛窦他们失败了,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发生了一场“礼仪之争”,最后中国皇帝把他们所有人都赶走,包括利玛窦的继任者。一直到1807年新教马礼逊第一次来到中国,开创了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局面。那么伯格理这个人,就是新教在中国传播的代表人物。

这个图,大家可能看不清上面是什么。其实这个人的脸是用花苗文来组成的。伯格理的最大贡献就是为苗族创制了文字,然后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也用这个文字办学校,办教育,从而使一个蛮荒的,结绳记事的苗人,成了西南文化高地,成为海外天国。这在中国传教史上是一个奇迹。你们西安有一个碑林,碑林里面有一块非常重要的碑,叫《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这个所谓的“大秦”就是罗马,这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个碑,在石门坎也有一块碑,叫《溯源碑》,溯苗人皈依基督这个源。从大秦景教流行碑到溯源碑,其实就是记录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两个历史阶段。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按照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在80年代所做的改革的设想,大体有一个路径:中国要通过发展经济,让经济发展以后,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当一个国家中产阶级成为主体,按照当时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成为一个橄榄型的社会,中产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体以后,它自然会提出民主的诉求,于是中国实现社会转型。这是当年这一代知识分子在80年代做的一个基本的路径设计。

那么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经济,大家知道,80年代我们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当然,这是一个扭扭捏捏的过程,是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过程。好比说开始提出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商品经济,要走中国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商品经济道路,所以它是一个不改变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主流,而羞羞答答的在里面补了一个所谓的商品经济这个概念。

一直到十五大,才把这种羞羞答答的遮羞布完全摘掉,确定了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邓小平讲了一句话,在“市场经济”这四个字之前,不能再有任何定冠词,什么“中国特色”、什么“以计划经济为主,什么为辅的”等等,全部都去掉。

我刚才说到有两个会议,80年代过来的人都会清楚这两个会议:一个叫莫干山会,一个叫巴山轮会议。这些会议的核心就是确立市场经济。在当年跟现在不一样,在当年有点日本明治维新的味道。

当年像我们那个时候,30多岁的年轻人是非常活跃的。我是全国中青年经济研究会的理事,是湖北省青年经济研究会的秘书长和副会长。我们是很活跃的一个群体,整天写文章、做报告、做演讲,就是要讲市场经济。

莫干山会议并不是官方办的,而是北京和各省的一批年轻人,包括所谓的四君子,就是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那个年代像这批人,他们是真正的领袖。 年轻人是真正的领袖,是社会的中坚,他们在推动着社会的走向。莫干山会议有一个金融小组,就是那些金融界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原则:建立金融市场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要走市场经济道路,那就要做金融市场。

建设金融市场的美好前景吸引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家知道,在1990年之前,我曾任人民银行做金融研究所所长,调统处处长,体改办主任,据说也列为人民银行第三梯队,但是我把所有这些放弃了,毅然决然的去组建了一家公司,就是今天的长江证券公司。我去做这家证券公司的时候,人民银行总行的一些领导和我的顶头上司,都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证券公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中国的资本市场会走出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来。

但是我为什么要坚定的迈出这一步呢?

当时我自己说过一句话,“资本市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就是我当时到处演讲的题目。为什么说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呢?

             (照片)

这张照片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是在1986年的时候,当时的邓小平把中国的第一张股票送给了纽交所的主席范尔霖,这给整个西方释放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什么得到世界的承认?因为在那个年代,在一个计划经济年代,拿一张股票出来作为礼物,其实它有极为深刻的这种政治寓意。它代表着邓小平将要把中国这艘航船引向什么方向,所以我特别把这张照片调出来。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那当时就是我们当时心态的描写。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认识到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它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它不是简单的成立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整个产权制度的一种变革。

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三根支柱。是什么能够支撑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呢?第一叫公有化,第二叫计划经济,第三叫按劳分配。我们学经济学都非常熟悉,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是由这三根支柱支撑起来。

但是,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就是私有制,就是叫私有化,所有西方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都叫私有化。它的第一个动作就直指公有制这个最重要的支柱,把第一根柱子给它拆开了。第二,证券市场做的是市场经济,是按市场分配资源,而不是按计划分配资源,所以把第二根柱子给拆掉了。第三,按劳分配。那个时候叫按劳分配,但是资本市场的核心是按资本来分配。所有的股份制改造是出资最多的这个人当董事长。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决策系统是一人一票,而在资本市场的决策是一股一票。一个人只有一股和一个人有一万股,不在同样的语境下,拥有一万股的人他的发言的权利,他的声音远远要超过那个只有一股的人。所以它是按资本来分配,它把第三个柱子给撤掉了。你可以想,为什么说它是一场悄悄的革命呢,资本市场的发展的三条,就把中国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三根柱子给它拆掉了,这是有极为重要意义的。

那么我们怎样去建立资本市场?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我们不是把它看成融资制度的变化,而是把它看成一种产权制度的变革。就是把原来属于国有的,现在变成私有,变成民营。然后是企业治理模式的探讨,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企业怎么来治理。它是在股份制条件下,用董事会的方式来治理,然后通过股票价格的变动来导致企业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当时在设计资本市场的时候,就是带着这么一种强烈的这个理想来变革。

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作为过来人,我必须承认,刚才说的这一套资本市场的改革,是失败的。

我在2013年的时候去中国金融博物馆做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讲完了以后,一个星期以后,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告诉我,你的这个演讲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600万;到了一个月以后,他告诉我已经超过1200万。这是我离开资本市场以来十几年后,第一次去公开评价资本市场。我怎么评价的呢,我认为它是失败的。

为什么失败?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人炒股的话,我可以问一下,你们这几年在市场上能够赚到钱吗? 没有赚到钱。你们每个人都成为一棵不幸的韭菜,你是被别人割的那个韭菜。你长了一点,就被割掉了,长了一点又被割掉了。这个市场用我们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财富效应。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赚不到钱呢?我们如果以十年为坐标,2018年和2008年我们来比较一下的话,这十年当中中国的财政收入,税收,GDP都是大幅度增加。但是这十年来我们股票市场的指数是个什么情况呢?你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我记得我当时讲的时候,有一个笑话说,中国证监会主席叫尚福林,那就意味着上涨幅度为零,后来过了不久又来了一个主席叫郭树清,就输得连锅都没有了,这两个主席的名字恰恰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形象的写照。因为实际上这个市场对股民来讲,几乎中国的每一个股民都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捐了10万人民币以上,不说你要赚钱,就把你的钱都吞进去了。

有没人赚到钱?当然有人赚到钱,在中国没有资本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官员贪腐是以百万计的。那个时候贪腐主要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就是某某部长的儿子批个条子可以搞十吨钢材,这些钢材拿出去马上就价格就翻倍了,叫双轨制。比如计划内的钢材一千块钱一吨,计划外的钢材三千一吨,我批个条子,五十万吨钢材,一下子就赚到大钱。 但是有了资本市场以后,中国官员的贪腐以亿元规模来计。为什么?我一说大家明白,真正这个市场的受益者是谁?就是那些极少数的掌握着内部信息的,有资源和权力去完成所谓的资本重组和资本并购的这些人。如果说资本市场是一个大池子,这个池子里面埋有很多大水管,这些水管都连着某些特定的家族,你要想在这里面赚钱,那才叫中国梦,因为你是在做梦,你的这个橡皮小管子还没有伸进去,就被别人切断了,更大的比下水道还粗的大管子都连到别人家里去了,所以中国资本市场的失败它不仅仅是没有财富效应,它成为一个权贵资本分肥的工具。

谁是上市公司的受益者,你们肯定会非常清楚。当你这个企业要上市的时候,某某大官的儿子就来了,我要在里面占30%的股份。然后你上市,他在背后去运作,运作你上市,上市完他马上抽了。拿走最多钱的那个人,就是能够决定这个企业是否上市的那个人。金钱是通过权力拿走的,经济学里叫“寻租”,权力寻租。所以普通民众不仅仅没有通过资本市场去完成财富积累,民众反而成了一个被剥夺者,我说股民的都成为一棵韭菜,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这代人就要思考,为什么失败?

我们把中国现在的现状,和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它有不可或缺的两翼。如果市场经济是一个结构主体,它一定有两翼。它的一边我们可以称为叫“宪政秩序”。宪政秩序是什么呢?宪政秩序是约束国家当权者的权力,就是用一种宪政的秩序来约束公权力,把这些权力关在笼子里面。同时这种宪政秩序是保护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神圣不被侵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这个结构叫宪政秩序。宪政秩序是法制,是契约精神。

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另外一翼,我们把它称为由基督教文明所带来的道德伦理。这个道德伦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把社会放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状态,每个人都会有要去赚钱的冲动,对金钱追求的冲动。但是基督教文明所形成的道德理念。这个道德理念的核心,是抑制人们对盲目金钱追求的冲动,使所有的盈利和赚钱的行为都建立在一个合乎道德的伦理基础上。

这点非常重要。像我们今天,为了能够赚钱,就往牛奶里面放入三聚氰胺;为了能够赚钱,就把油里面放进地沟油。我曾经写篇文章说过,有一个领导人说,我们共产党人什么都可以解决,难道我们还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吗?我直接回答他,你真解决不了,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食品安全看起来是一个食品问题,是个经济问题,是个现象,但是它的本质是人伦理的崩溃和道德的沦丧。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精神的结构,一个道德的底线,一个伦理准则,我们的食品安全永远解决不了。

我不是夸大,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互相投毒的时代,是一个相互互害和投毒的时代。文革时候的互害是政治互害,互相揭发,丈夫揭发妻子,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揭发老子,叫政治互害。而今天的互害是互相投毒,我是卖牛奶的,我把三聚氰胺搅在牛奶里面给你吃,让你小孩去得大头病。 我是卖油的,我把地沟油熬出来,卖给你们吃,那个卖掉地沟油的赚的钱,拿去买了有毒的豆芽,那个卖豆芽赚的钱,又去吃用地沟油炒的菜。看起来大家都吃得满脸油乎乎的,实际上是互相荼毒,互相伤害,这是我们市场经济最龌龊的一部分。它不为健康的市场经济所容。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简单以为西方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市场,就是一个经济。不是这样的。它是建立在宪法秩序基础上的一种经济模式,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道德伦理基础上的一种经济行为。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没有。我们的市场经济叫什么?是列宁主义加市场经济,它是一个专制的政府,来推行的所谓市场经济。所以这种市场经济一定是权贵资本的,是拜金主义盛行,是环境严重破坏,是人心沦丧的这么一个市场经济。

我要说,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要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今天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所要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最后给中国带来的就是毁灭。我和环保部的一位副部长聊,我跟他说十八大的报告当中提出了环境问题,我认为这种提法远远不够,现在不是什么环境污染,这么四个字轻飘飘就带过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生存的基座已经破坏了。

大家知道人生存的基座靠什么?第一靠空气,我们有吗?雾霾。第二靠水,我们有吗?水体的严重污染。第三靠吃的食物,我们有吗?没有,因为我们土壤严重的污染。我们的土壤的污染现在到了什么地步呢?大家可能没有去关注。8090后现在的生育成为重大问题,这个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地方,很多青年男人的精子都成了方头,他已不具备生育能力了,要靠人工授精,现在很多30多岁的女孩就绝经,为什么?从很小就开始吃这些膨胀剂化学剂。鱼里面是激素,肉里面是注射的激素,药是激素,菜是激素,水果是激素。

这个民族已经真的到要崩溃了,我就觉得上帝可能会要惩罚这些人。用佛教的话说叫“共业”。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是说我们去谴责这些黑心的商人,其实我们都在其中。佛门称之为共业,就是这种犯罪是共同的。所以我说中国人这种沦丧到了什么地步呢?中国人现在生存的环境,我们没有清洁的空气可以呼吸,我们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我们没有干净的粮食可以吃。

这些年来移民到海外的人特别多,所有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中国人都必须体检。有人把这个体检数据收集起来,结果发现,所有的中国人身上的重金属都严重超标。所以外国人嘲笑中国人,说中国人躺下去,是一张元素周期表,中国人站起来是一个钢铁侠。就是说我们体内的重金属超标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我们现在整天在餐馆里吃的两眼放光,嘴巴油兮兮的,哎呀,我们今天生活的太幸福了。但是你不知道这背后都是毒。我们每天都在吸毒。你们知道北京雾霾的空气,有时候那种空气罩在整个北京上空,真的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空气当中的pm2.5的含量到了1200度,有了表根本就测不出来,如果表设置只有500的话,根本就测不出来。空气都是那种焦糊的味道,就像在烧这个像胶一样,那种焦糊的味道。它的确是严重地伤害着我们国人的身体,同时也严重地伤害着我们国人的心灵。(待续)



 

从寻找市场,到寻找信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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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寻找市场,到寻找信仰(中)


                                     文:陈浩武


                            在西安知无知文化空间的讲座





 (续前)我们这一代人在80年代的时候,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我们的使命就去寻找市场。莫干山会议确定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这就是我们要走向市场。但是当我们走了40年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市场有问题,于是我们开始转向。所以我把眼光开始精神领域,关注社会救赎,关注精神信仰。于是,我2011年走进了石门坎。

      

                                    


                                  我在伯格理的墓地前

 

石门坎离这里当然非常远,大家知道有一座山叫乌蒙山,乌蒙山是在川滇黔地区三省交界的地方,在一百多年前,在乌蒙山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其实是一场重要的历史变迁。这个变迁的核心就是基督教在这个地方传播。我刚才说伯格理牧师在1904年进到石门坎,他做的事情,就是到这个地方去。他把基,督教的信仰传播过去,同时把现代教育的理念嵌入到一个古老的苗族。大家知道苗人是蚩尤的后代,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民族,那么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大变化,被称为海外天国,被称为西南文化高地。

这就是伯格理,英国人,他是卫理会的传教士。1888年来到中国,在安庆学了汉语以后,沿着长江而上,走过宜昌到四川的宜宾,从宜宾骑马到云南的昭通,在云南的昭通建了第一个传教点,他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为苗族发明文字,为苗族发明文字。

大家知道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上,发明文字是在基督教的传播当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在古老的中世纪,圣经全部都是用拉丁文和希腊文来传播的。那么只有教会的牧师他们才有文化,他们才懂拉丁文,他们才能读圣经。一直到16世纪中叶,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核心理念,就是把教廷和牧师这些中介机构全部干掉,让人直接和上帝建立联系,他认为这些中介机构存在没有什么意义,人是否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成为一个义人,跟教堂教廷没有任何关系,只要心中有虔诚的信仰就够了。所以马丁路德提出的口号叫“因信称义”,只要我心中对上帝有虔诚的信仰,我就是一个义人。不需要买那个赎罪券,所以第一次马丁路德用德语翻译了圣经,于是这种蛮族的语言第一次登上了大雅之堂。

 

伯格里去的时候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有一个词叫“刀耕火种”,还有个词叫“结绳记事”,那就是对苗人生存状态最现实的描写。

一个苗寨里面,假如有一百户人家,有一千口人,能够从一数到十的,只有两三个人。苗人到了初一十五就要去赶场,他们有很多场,马场、猴场、鸡场,都叫场,在山里面。一个苗寨的人要去赶场,要把自己家的鸡蛋卖掉,要买两斤咸盐,一般的苗人完成不了这个算法,只有村子里面一两个老人,可以完成十以内的加减法的运算。就说我卖了五个鸡蛋,然后换一斤盐,这是差钱还是少钱,先让那个老人算清楚,然后他才去做。那么当这个老人病了的时候,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全寨的人都不去赶场,要么就是由年轻人把这个老人抬到赶场地方去,然后他睡在地下,这些人去问他,老头啊我有五个鸡蛋,我怎么卖,卖了以后怎么去换盐,只有他能完成。

我就讲这么一个例子,就可以想象苗人的教育是个什么水平。他是没有文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儒家的这个皇权统治者是没有把他们看成人的,他们叫生苗,叫生番,他们叫“番”,长期和汉人混居的人叫熟苗,而单独住在山顶上鬼不生蛋地方的叫生苗。生苗就是动物。我们两千年来的儒家文化对它熟视无睹,认为他们是下等人,是低端人口,所以既不给他教育,也不为他征税,也没有政治权力为他服务,所以这些人就自生自灭。当伯格理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一个生存状况。小孩都是十三四岁的女孩,十四五岁女孩就肚子怀一个,手上牵一个怀里抱一个。早婚早育,苗人不洗澡,卫生状况极差。

他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帮这个民族发明了文字,叫花苗文。然后用这个花苗文把《圣,经》翻译出来,然后在这个地方传播信仰。伯格理开始在昭通这个地方做教,会负责人的时候,他待了17年,才发展了20个信徒,一年差不多一个人。他是一个英雄人物,他心中的英雄就是李文斯顿。李文斯顿在非洲传教,让整个部落皈依。但是上,帝关爱他,让他发现了苗人。他到了苗区去了以后,一天受洗的信徒有1100人,过去17年才有20个人受洗,他在苗人的区域一天有1100人受洗!从凌晨五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他心中充满了极大的收获,感谢神对他的眷顾。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最后把基,督教的信仰带过去,然后用基,督教的信仰去改造这些苗人。我刚才说苗人13岁,14岁就早婚,他在一九一几年就规定男人20岁,女人18岁才可以结婚。他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推广《婚姻法》的人,他直接把西方的这种观念带到了石门坎。






                                             众志成城  推开石门                   


 更重要的是他在苗区办教育,这是现在石门坎的这个学校,1906年建校。大家知道1905年清朝政府颁布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律,就是取消科举制度。 1906年在离北京3000公里以外遥远的深山里面,一所用汉语和英语教学的学校建立起来,双语教学,男女同校,一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像这类学校我们找到了很多,在1906年,1907年,1908年由伯格理来建的。我刚从昆明回来,我在昭通会泽刚刚看到一所1908年伯格理建的学校,校长告诉我们,今年要庆祝学校建校110周年。

伯格里把信仰带过去,同时把教育带过去,他用发明的苗文去编写《川滇黔地区平民阅读课本》,就是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来识字,能够去上学的,给学校送包谷,送几斤包谷,你就可以上学。那么还有不能上学怎么办呢?扫盲。他用那种平民识字课本大规模的扫盲,所以结果他通过了几十年努力以后,苗人的整个文化水平远远超过了汉民族。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对全国的文化普查,当时在全国每10万个人当中,2.19个大学生,但是在伯格理的石门坎文化区,每10万人十个大学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这次去昭通,特别去落实了一个例子。就是当年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员,就是陈纳德的那个飞虎队。你们知道,就是在云南的腾冲,飞越整个喜马拉雅山,把印度那边把盟军的物资拖到中国来,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把缅甸占了。那个飞行员被日本飞机击伤了以后,跳伞落到了石门坎地区,这个飞行员以为必死无疑。但是没有想到当地的农民用英文和他交流。

这次我去,特别见到了这个人的儿子,他父亲发生的事情,用英文跟他交流,然后他告诉他是什么身份,这个人把他送到当地的学校,然后由学校把他送去当地政府,由政府把这个人送回到美军的军营。你就可以看出来发展教育对苗族的影响,以至于当地的人都会用流利的英文来跟一个美国飞行员交流。为什么?我就说了1906年开学就是双语教学,就学英文。所以非常了不起。

                                             

                                    
                                 石门坎1912年建的足球场


这个地方,所指的这个下面这一片,是1912年建的足球场。1912年建足球场,什么概念?我相信在1912年西安都没有足球场。这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足球场。因为伯格理本人是一个足球的爱好者,但是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下来这座山。这棵树是他从英国带回来的,这棵树也是百年老树。这个下面的这个这块地,就是学生把它挖出来的。他带了一个足球回来,所有的学生都为之振奋。就从来没看到这个圆咕隆咚是个什么东西,伯格理一脚就把这个球踢到这个山顶上去,这背后是个山,那个球就当当当当就滚滚下来,这小孩全部去抢,因为在这个底下就是一条很深的沟沟,如果这个球从这个里面滚下去的话,起码要一天才能找回来。非常遥远的一个沟,就是跨了很多山才能到底下去,所以小孩要拼命地挡住,不让这个球翻过这个坡。小孩太兴奋了,然后伯格理问说,好不好玩?非常好玩。好玩,我们来开始挖地。踢球一小时,挖地一小时,踢球一小时,挖地一小时,就挖出这么一个足球场。

1912年,你们想想,1911年才辛亥革命,1912年,他们就建了了足球场。这个足球场,它培养的这个地方,这个学校的足球队非常棒,以至于在1936年的时候,杨森从四川调任贵州,他路过石门坎,他竟然看到有个足球场,杨森本身是个足球迷,他的军队里面就有一支足球队,军队在石门坎停下来,干什么?让军队的足球队和石门坎学校的足球队比赛。打了三天,杨森的部队竟然只赢了一场,被这些学校打着赤脚踢球的小孩赢了两场。杨森大发脾气,骂这些足球队员说,你们还有脸穿着鞋跟别人踢球,全部脱下来,送给石门坎足球队的学生。1950年贵州建足球队,主力队员全来自石门坎,他们甚至给国家足球队送了两名足球运动员,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1912年它就开始它的足球史,以致于它的足球的水平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这是他的墓地。我左边的这个人是石门乡的的乡党委秘书,他是石门坎的一个活档案。这个人就毕业于伯格理所办的学校,包括他(张国辉)的父亲,也毕业于这个学校,而且伯格理就去过他家,跟他父亲去走访学生,就去过他的家。

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他的墓地这个地方,有一块苗文做的碑,大家看这就是苗文。苗文怎么来确定呢?它是有29个大字母,这属于大字母,和36个小字母,来把它组成。它是以拉丁文为基础的。那么这个旁边的这个小的这个小字母,它起什么作用?它有注音的。好比说这个字读几声,它是由旁边的这个东西来决定它读作几声。

那么伯格理在创制文字的过程当中,他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毕竟把拉丁文转换成苗文,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在哪儿受到启发呢,就是苗人的服饰。苗人衣服上的服饰。其实苗人的服饰里面藏着大量的文化密码,但是至今无法解读。因为苗人他现在除了伯格理给它创造的文字,苗人这个民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但是苗人的历史怎么传播呢?苗人历史是靠古歌来传播,就像《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其实也是古歌,它讲希腊民族的历史。 像《格萨尔王》,也是古歌,它讲藏族人的历史。那么苗人有它的古歌,它的古歌当中记载,说我们跟黄帝炎帝的部队打仗,往西南方向逃亡的时候,我们的文字书籍被长江和黄河冲走了,我们本来是有图书有文字的,但我们的文字被冲走了。但是在1000年后,会在西方来一个穿着白衣服骑着白马的人把文字给我们送回来。伯格理穿一套白色的衣服,他下乡都是骑着白的马或者白的骡子,他为它创制了文字。而这个文字的确和苗人的服饰有关。所以苗人就认为,伯格理这个人他不是什么基督教的传教士,不是一个英国人,他就是我们古老的祖先神话当中传说的,那个要给我送来文字和文化的那个人,所以他们称他为“拉蒙”。拉蒙在苗语的意思当中就是苗王。

伯格理在整个这个花苗的这个民族当中崇高的这种地位,他是既有伯格理为他们所谋的这种现实的利益,比方说传教,比方说办教育,同时又跟它这种神话契合。

在这个下面,这是他的墓地。在这个下面,就是面前这一部分和这个背后,和这个背后大概有三四百个苗人的坟墓,而且这些苗人都不是石门坎的苗人。他们来自云南的彝良、禄劝、武定,还有来自贵州的赫章、威宁、纳雍这些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无限的崇拜这么一个精神领袖。他们说我生不能够陪伯牧师,我死了,把我的骨灰送到伯牧师的旁边,我来为他守灵。所以苗人对他的情感是无比的这个珍贵。

                                    

我昨天曾经给大家讲过,这是西敏寺大教堂。大家知道在英国这个西敏寺大教堂是叫英国人荣誉的最高的盛典,不是一般的人能够进去,它本身就是个皇家教堂。什么人可以在里面?戴安娜的婚礼在里面。国王,英国历代国王的遗体在里面,牛顿在里面。这些最伟大的人物,他们才能够死后享如此的哀荣,把他放在西敏寺大教堂。

但是在这个西敏寺教堂里面有一个中国人,仅仅只有一个,他就是这位。他是一个苗人,你们看,他头上缠着这个布,他是个苗人。这里面的十个人,是在上一个世纪100年当中,为基,督教世界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十个人物。这十个人物是通过英国的媒体和欧洲的媒体公选出来,是由英国女王颁布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伯格理的学生,叫王志明。


这样一个人,他的虔诚的信仰,是他在面临枪口,面临生死的时候,他能够坚定地保持自己对神的敬仰和虔信,没有丝毫的动摇。他选出来作为十个最伟大的基,督徒,他登上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门楣。这可以说是中国人能够配享的最高的荣耀,在这个地方,连丘吉尔这样伟大的军事统帅,在二战期间,领导英国盟军战胜法西斯的统帅,这个他都没有资格进到西敏寺大教堂,只能站在外面。所以你看英国人他这么严格的这种遴选的标准,就是以信仰为价值,

 

 我们今天回看石门坎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石门坎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伯格理让苗人和神建立了联系,从此苗族变成了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同时他用信仰和教育来改变了这个社会。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出一个救赎这个概念。这是这些年来我们想的比较多的一个一个话题,就是救赎。伯格理是完成了对苗人的救赎,它既在精神上救赎了他们,也在文化上救赎了他们。所以假如我们今天把石门坎作为一个文化坐标,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发掘出他的这个这个意义。

 

那么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2011年开始关注石门坎,我就组织了一个叫“石门坎后援团”。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正式注册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就叫“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

那么我们是怎么来做呢?其实我们是在两个维度上做。一个维度上,这个人是很有名一个人,他叫野夫。你们可能知道这个人,他是我的这个大学的校友,所以我把他带去。这个野夫去很有意思。这个你们知道去石门坎这个路,是非常艰险的。这个我在2011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带了5万码洋的图书和10万人民币的衣服。因为我是认真的要去关注这个地方的,所以每次去要个见面礼。10万块钱的衣服和5万码洋的图书,我带去。那么我在买这个衣服的时候非常为难,因为我不知道这有多少个一年级的孩子,多少个二年级的孩子。因为这个衣服首先要有个花色的搭配,男孩穿个白的,女孩穿个红底,同时呢这个身高他是11还是1213呢?这个我就跟威宁这个副县长,管教育的副县长,原副县长打了个电话,然后他给我提供了资料。我根据提供的资料,去委托我们的工作人员去买衣服,好几大箱子这些衣服送过去。

一个月以后我到石门坎,原副县长已经不在了,他、他的司机和他的女儿都从50米高的悬崖下面冲下去了。你要知道石门坎那个地方,它是乌蒙山区,它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山特别的险峻,然后所有的公路都沿着山,蜿蜿蜒蜒的在沿着山。那么在你的左边就是这个万仞高峰,在你的右边这边呢就是那种看不见底的那种深渊。

但是那个地方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个地震带,你们知道鲁甸的地震,威宁的地震经常地震,所以这些山都被震松了。只要下雨,容易发生次生灾害,如泥石流。有一次我们的车刚刚过去,比我们车还大的一个石头就滚下了,我说我们要是晚一点点,我们这个车就被压在那个大石头底下去了。

所以这是经常会像这样,因为它这个在那个山里面,说实在的那种状况是不适合人的生存的。同时雾也特别大,有时候一团这个雾来了以后,前面一公尺你都看不到。但是你想在一个悬崖边开车,那个雾像这么大,你真是心里是非常紧张的,所以野夫他害怕也是有道理的。100年前,只要“中国石门坎”五个字可以收到。100年后,我们给孩子筹的这些衣服,书籍运不进去,运不进去。这种交通都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公益主要是跟大家一样,免费午餐哪,送这些这个教育器材呀…我告诉你们它那个地方穷的什么地样子呢?我们第一次做免费午餐,苗人的孩子从来没有吃过大米饭,从来没有。他们的生活就是每天早上,他的父母烤两个土豆,吃了以后就去爬山。从家爬到学校,爬两个小时,爬到学校去了后中午肯定不能回来,把这两个烤好的土豆当午餐,放了学以后再爬山两个小时,回到家里去。

我们第一次给孩子做免费午餐的时候,苗族的小孩都发育不良,因为营养差,发育不良,很矮,一个人吃两大碗,吃两大碗,这个肚子胀得这么圆鼓鼓的,还要去吃。然后有的小孩把饭塞到口袋里,要带回去给他妈妈吃。第一次,我真的是看得泪流满面。我就跟他说,别慌,慢慢吃,会还有的,不会说没了。

所以我们免费午餐推广了一段时间,我再去,我们那个校长说,陈老师,你看看我们这小孩是不是都长胖了?我说,好像是啊,好像长胖了一些。第一次,这些孩子第一次吃到米饭,他们尝到米饭的味道。因为免费午餐虽然一个人只有两块多钱,但是全校的孩子加起来,它们有鸡蛋有肉,白米饭可以吃饱。所以这小孩马上就感到这这个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

公益的石门坎和精神的石门坎,什么叫精神的石门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去把百年石门坎的历史灰尘拂去,让石门坎重新回归公众视野。应该说我们做了七年,包括今天在座的阿信先生。他是一个作家,他写了一本书,看这本书非常值得看,《用生命爱中国》,就是写他,写伯格理这个人的。

那么经过了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我们每年开一次伯格理精神研讨会,把这些有名望的学者,有影响的学者请到我们会上来,让他知道石门坎,关注石门坎。 然后我们出版书籍,出版相关的书籍。拍纪录片,就是把石门坎的故事讲出来,告诉人们,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让知道呢?其实我们在推广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个社会的深刻危机,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社会没有信仰,贪腐横行,草菅人命,互相欺诈。这个社会需要精神的救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恶,它需要救赎。

什么叫人类的文明?我们不能把人类的文明简单理解成几栋高楼,几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和高铁,我们这个GDP怎么成长。这个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但是我们都是人,人是有尊严的。人是有精神有灵魂的。所以在GDP的成长背后,人类的文明还包括人的自由和尊严,法治和公平正义,宪,政和限,权政府,人民的财产和生命权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这一类的问题。



 

从寻找市场,到寻找信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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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寻找市场,到寻找信仰(下)


                                                      文:陈浩武


                                   在西安知无知文化空间的讲座



 一个社会完成救赎,它需要一种力量,或者说我们要拿起一种救赎的武器。什么东西可以完成这个救赎?儒家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主体,是我们的传统。那么我们拿起儒家文化这个武器,这么一个精神思想的武器,能不能完成救赎呢?

我认为儒家有问题。为什么?儒家文化不是宗教,所谓不是宗教的意思,就是它没有超越性。儒家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而不是超验基础上的。所有的宗教,它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彼岸性。所谓的宗教,都不在此岸,没有一个宗教是为此岸服务的。宗教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的彼岸性,它是解决灵魂的归宿,而不是肉体的归宿。 此岸是我们肉身的归宿,而只有灵魂的需求才在彼岸。

但是儒家没有彼岸性。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孔子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孔子也说,不语怪力乱神。他对这些超验性的东西,灵魂的东西,是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我不能说孔子他没有这个方面的知识,但是起码他没有在他的学术体系当中去构建一个精神的彼岸,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儒学从西汉以后,董仲舒独尊儒术,儒家往往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维护中央集的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因为儒家没解决一个依附,一个独立的问题,所以它只有依附,它是对权力的依附。

宋明以后,由于佛学进入中国,中国的儒学和来自印度的佛学合流,就形成了一个我们称为“程朱理学”的学派。我的老家湖北黄陂,出了两个人物,一个叫程颐,一个叫程灏。程颐创造了心学,程灏创造了理学,都是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从程颐、程颢到陆九渊,到张载,然后到朱熹。朱熹集大成,他让整个程朱理学系统化,成果就是他重新编纂了四书和五经。到了明代,基本上所有的儒生考试只考四书五经。

那么新儒家它其实一直在探索,在探索,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包括熊十力这些人。他们一直探索什么呢?叫“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大家知道,儒学就是讲内圣和外王。“内圣”是心性的修养,“外王”是事业成就。儒家认为一个人要在建立“外王”之前,先要完成自己心性的修养修炼,就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备这一套,他才具有“外王”的条件,他才能够去做一个事业上的领袖。

那么很显然,在五四运动之前,我们中国的这种落后挨打,包括日本明治维新所走的道路,给中国人很深的启示,大家都感到儒学是有问题的。但是新儒家站出来说,没有问题,要用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他们的“新外王”是什么呢?“老内圣”当然还是儒学,“新外王”就是要开出民主和科学之花。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到今天,它开出来没有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个花苞都没看到,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

而且往往儒家的核心,就是讲中华文明核心,中原文明中心论和中国文化中心论。日本的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思想领袖,是福泽渝吉,福泽渝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他脱的“亚”是什么“亚”?就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华朝贡体系。核心是脱离儒家体系,他认为儒家不行。

我们再看佛教。

今天在座的有佛教徒吗?有吧,这个我们学术讨论,不同的意见,你们可以来讨论来争辩。我觉得佛教它对个人的心性修炼非常有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研究佛教也花了几年的功夫,包括天台宗,禅宗所有这些主要的佛教流派,包括六祖慧能等。天台宗我是一个寺庙一个寺庙去行走,去和方丈交流,也写过一些东西,参加过三次世界佛教大会,我认为,佛教是非常智慧的,对人的精神修炼极有意义。佛教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提供公共精神的能力。

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因为佛教是主流的国家走向了现代化的例子。而且“会昌法难”以后,中国的佛教的精神气质和走向,都在发生大的变化,就是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佛教的哲学思想逐步被取代了,天台宗的灭亡,以智顗为代表的天台宗的消亡,使佛教它没有完成一个宗教改革的过程。就是佛教没有像基督教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在16世纪去完成他的宗教改革。

这个宗教改革对人类进步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一次宗教改革才使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分离,就是康德所说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以由于由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直到康德所形成的西方的主流文化,它是完成了一个在科学领域把上帝赶出去,在道德领域把上帝请回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西方的文明它既包含着对科学的探索,同时也包含着对上帝的信仰,让这两者并行不悖。而佛教没有完成这个,儒学也没有完成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现在转型最大的困难。我们不懂得工具理性,要和终极关怀分离开来,和它分离开来,没有完成这个过程。

那么再往下说,我们中华文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曾经在多次不同的场合讲过,阿凡提打油的故事。大家知道,维族的阿凡提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老婆叫他去打油,给一个碗给他,阿凡提你去打一斤油回来。结果老板油店的老板把一斤油称好以后,倒到了他的碗里面,说阿凡提这个油只能装九两,你这还有一两怎么办?阿凡提把碗反过来,说这个碗底还可以放一两油,然后完了以后就回去了。他老婆问,阿凡提,油呢?他说,在呀,她说我叫你买一斤油,怎么只有这么少呢?他说没事,这边还有九两呢。

阿凡提打油,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暗喻。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后来的文革,其实就是翻了第一次,把中华文明的九两油翻掉了。改革开放白猫黑猫,市场经济,把一两油翻掉了,所以中华文化的传承其实是断裂的,是断裂的,我说它是zero,是一个零,我们第一翻把九两翻掉,第二翻把一两翻掉。看起来说你是有一斤油,是观念上有一斤油,其实你是没有油了。没有油了。佛学也好,儒学也好,基督教也好,这个伊斯兰教也好,传统文化也好,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摧毁殆尽,摧毁殆尽。

日本这个民族它最优秀之处就是,它把传统和现代非常巧妙融合起来。我们今天在奈良所看到的所有建筑都是唐代的,我跟那个店里这个药店这个老板很熟,我经常去买他的药。他们这个药店到今年开业801年。他指药柜子里面这些东西,哪些是我的祖爷爷,哪些是我的爷爷,哪些是我的父亲,都传给我的。一个店开了800多年,我们可以在中国找到一个800年的药店吗?

我们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人,这样仇恨自己的祖宗,仇恨自己的传统,每天都在挖祖坟,就跟自己的传统过不去,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愚蠢至极。愚蠢到我们这样把所有传统都挖掉,然后修一些既不像张三,也不像李四的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文物。比方说我们对面的,什么什么寺是吧?大兴善寺。妖艳贱货。像什么?像妖艳,非常形象非常形象。

所以我建议你们到日本去旅行,我们每次旅行的时候都会去这个奈良,为什么去奈良呢?因为奈良有一个东大寺,就是当年鉴真和尚去,他第一站就住在东大寺,因为那个时候天皇还来不及跟他专门修寺庙,所以临时住在东大寺。后来他从东大寺迁出来,正式给他修的道场就是唐招提寺。那是天皇专门把天皇的弟弟的府第让出来,给他修,给鉴真和尚修的。那个里面到今天都保存着鉴真和尚的坟墓和他的像。我们看了以后特别感动,那个鉴真和尚的墓地比天皇的墓地还大一倍,完全按照天皇的格制来修,然后在旁边竖着一个几米高的大石头,上面写着“日本文化恩人——大鉴真和尚”。


再说伯格理,伯格理在1915年死在石门坎。他死的时候是因为当时流行伤寒,他为了救这些学生,把所有药物都给了学生,而他自己不用。结果他感染上了,但他感染时已经没有药物了,他就死在这里了,但是我们怎么对待伯格理呢?1966年乡政府下文件,把伯格理的墓地炸掉,把他的墓地炸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伯格理的墓地,实际上是一个空冢,我们这个民族他对自己的文化恩人,远远没有日本人这种精神,它从来是把这些人当敌人来对待,这就是我们文化当中不可思议的一部分,不可思议。当然它也可思议,你站在它的立场它也可思议。所以这个我说的这个阿凡提,阿凡提打油,其实是一个是一个暗喩,就是我们的文明。

 

最后我说一下基,督教,我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教徒,我没有受洗,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不是主内姊妹,我说的是此时和现在,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还要听神的指引,我认为基,督教文明对中国的社会有极强的救赎意义,它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普遍的价值观。

人类一切关于平等、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全部来自基督教,基督教对公益的追求,基督教对人权和生命的尊重,基督教人人平等的观念,基督教超越的大爱精神。

我再说到市场经济,就是我在回顾80年代和90年代,我投身改革,它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我刚才说是宪政秩序,是法治观念,是契约精神。我在这个地方加一个秩序,宪政秩序。什么叫宪,政秩序?宪政,秩序是对权力的约束,对公权的约束和对私权的保障,这是最重要的。

对民众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区分这个权利性质的最重要的晴雨表。谁是你的好人?一定是保住你口袋里财产的人。谁是坏人?一定是从你口袋不断的掏钱的那个人。所以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减税是中国公共财政的方向。当时提出一个建议要减税万亿。为什么提一万亿?我说很简单,中国的中小企业的税收是2万亿。要减税,最大的对象就是中小企业,把中小企业的税减掉一半,1万亿,就那么简单。

所以,我有一个观点,一个王朝的更替,都是在轻徭薄赋和横征暴敛之间。王朝末期,它一定是横征暴敛的;而到了一个新的王朝起来以后,为了收买民心,轻徭薄赋,所以王朝更替,就是这两个税收之间的更替。

税收可不是个小问题,所有的宪zhen民zu就是一个税的问题。我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教税收的老师不懂宪zhen,懂宪zhen的老师不懂税收,这是一个问题。其实税收问题非常重要。我在那篇文章中呼吁:“要管住政府的两只手”,第一只手管住从老百姓口袋拿钱的这只手,不能随便从民众口袋去拿钱。第二次手管住他花钱的时候,你把我钱拿走了,去做什么?“税赋交换善治”。我把税交给你,是跟政府有个交换,这个交换就是:你为民众提供养老、医疗、教育和社会公平、社会保障。这是一种契约交换。

法治从哪来?法治就来源于神的启示。大家知道,摩西在西奈山上和神的签约,就是《摩西十诫》,所有一切律法是来自于这。颁布法律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神,只有上di的法律才是我们的律法,所以我觉得,基du教它不仅仅有一种公共意识,它同时还是对人的这种精神的教化,对善的追求,也是有极为重要意义的。

我的结论:佛教和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值得尊重。但是,它仅仅在私域当中发挥作用。大家注意我这个结论:“私域”。在私域当中我们都有自由,你是一个儒家,你是个佛教徒,完全可以,没有问题。结论之二,基督教既能在私域为人提供精神救赎力量,又完全可以为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提供公共的精神资源,这就是我的结论。

 

以下为现场问答

谌洪果 :我们现在交流一下吧,大家可以提出问题。

问:今天能听到您讲关于基du教的文化和它的救赎意义,我内心非常地欣慰。同时我也相信上,帝在您身上有美好的旨意,我希望有一天陈老师能够成为我主内的弟兄。谢谢。

陈:谢谢!我经常说自己和基督徒零距离,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比较理性,我们这代人,说得不好听,“是喝狼奶长大的”,从小就经历文,革,无神论这种顽强的抵御,对各种信仰的精神抵御,和那种长期受这种无神论的熏陶,我们是很难跨出这一步的。但是我告诉你,从2011年我接触石门坎到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心理过程。

问:感谢上帝!我也是一个公益志愿者,我现在服务在大爱清尘这个公益基金会。就王克勤老师创建的,中国有600万的尘肺病人,我也是偶然的机会加入到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就是作为公益志愿者,我想问您一下,这个石门坎公益做这个教育的事业。最终你想给这些孩子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前景?或者说您理想状态的,这些孩子在接受了这些有爱心的志愿者的这种志愿的教育服务之后,您为这些孩子设想的出路在哪里?

陈:好,从两个方面回答你。伯格理在石门坎的成功,它恰恰是我们今天教育需要去反思的地方。我们今天很多公益人一走到大山里面去,就跟孩子讲,我帮你,是为了走出大山。伯格理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帮人接受教育,是让你回到石门坎,我们知道他培养的第一个医学博士是在1928年,这个人叫吴信纯。

苗族这个地方,刀耕火种、结绳记事,伯格理去了十几年,第一个医学博士就出现了。但这个医学博士并不是说他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他就跑到上海、北京去工作去了,不是这样,而是回到石门坎。他培养的最重要的一个苗人代表叫朱焕章,这个人由于他卓越的贡献,他被蒋介石看中,蒋介石两次希望他到总统行辕工作。一次是1945年,这个抗战结束以后,一次是在华西医科大学,他毕业的典礼上,他发现了这个年轻人非常优秀,给他位置是总统行辕,就是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让他去做少数民族教育,这两次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的老师告诉我,所有的苗人受的高级教育,全部都要回到石门坎去。我们设想,如果没有这一批大量的精英回去,石门坎怎么会有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第二个,其实我讲这么多,你应该明白,我们做石门坎公益,没有把我们的公益仅仅停留在做一下免费午餐,送几件衣服,给他们建一个球场,发点什么文具之类东西,那东西做不做呢?做。重不重要?重要。但是体制内教育部门,他们完全可以把这做好。我们做石门坎其实是在做一个文化地标,我们是希望石门坎精神能够重新回归公众视野,我们能够让伯格理这个人重新恢复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因为伯格理在石门坎的时间,是完成了一个用信仰和教育改变社会的目标,完成了这么一个过程。当时像晏阳初,像梁漱溟,卢作孚,他们这些人都在改变乡村,都在改变社会,所以我们有一次伯格理精神研讨会,就专门讲“乡村改造模式”。我们比较石门坎的模式,和梁漱溟模式,和晏阳初模式,和重庆的卢作孚的模式,来比较究竟哪一种成功。后来我们发现最成功的是伯格理,因为他既在办教育,同时还在传播信仰,他是两种双管齐下,恰恰这两点就是中国所缺乏的东西。

问:今天早上我在成都的秋雨声乐教会,听了王怡牧师的讲道,然后下午我就赶回来听陈浩武先生的演讲。那么,我为什么我这么兴奋?我觉得看到了他们,就看到了希望。我觉得有这些人,就他们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我觉得我活下去就有意义了,要不然我觉得我活下去可能都没有意义,或者说我甚至于想着把儿女和夫人都送出去,我出来来战斗。是吧?那么,今天我觉得我有意义了。李敖有一句话,我记得,一直记着。他有一句话讲:“忘恩者必负义”。那么中国现在目前所存在的,就是我们“忘恩负义”,忘掉了恩,负掉了义。那么还好,有基督耶稣,领我们走义的路,因为我是一个基du徒,所以呢,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希望我们主内弟兄姊妹,替陈浩武先生祷告,希望他能得到主的拣选,早日成为我们的弟兄,谢谢。

陈:我争取不辜负你的希望,也不辜负神的美意!

  (大家观看关于石门坎的视频)

:这所学校叫石门坎新中小学,是2000年由一群基du徒捐钱兴建的,所以是我们在石门坎工作的一个扶持的重点。所有的老师,包括校长全部是我们的支教志愿者,都是我们培训后送去的支教老师。这个梁俊老师,刚才电视里也打他太太的镜头,夫妻两个都是基du徒,他们在新婚的蜜月的第一天,决定去石门坎支教,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待了长达两年时间。志愿者梁俊进去,它所产生的效果,肯定就跟一般的老师不一样,否则就不会有像这么一个节目能够展现给全国人民,在中央台,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来播放。

其实,这都完全没有策划过,这是个无意识的事件。为我们石门坎基金会,可以说做了一个大广告,我们再怎么宣传,没有像这个东西力量这么大。你看小孩穿的这些衣服,这就是花苗。花苗是苗族整个部落中的一支,他们是蚩尤的禁卫军,黄帝和炎帝的联军打他们,蚩尤打败了就开始逃亡。苗族的历史有五次大迁徙,其中花苗这一支,是最有血性、最能打仗的。你看这些小孩穿的衣服,它的这个披肩,这个大氅相当于战袍,它是白色的底子和红色的花纹,是表示着这支军队的血性。但是,由于他们在迁徙中最后到达西南,他们到达西南的时候,凡是条件好一点点的地方都被别人占了:平原是汉人占的,山坡是彝人的,再往上是其他的苗人占了,所以,他只能到那些最不能生存的地方去。2000多年,使这个民族完全退化。我就说,儒家的政府对他们的漠视,他们丧失了教育的机会,而只有从西方来的伯格理,才第一次以一种平等的精神,像姊妹一样地爱他们,所以让这个部落整体皈依了基督,这在中国的传教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

我是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去发掘这个典型?这个典型其实已经被历史淹没了。经过了五四运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所有这些,基du徒杀的杀,关的关。苗文的《圣经》被烧毁。苗族的信教史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信教史,但是他们这种顽强的生存和伯格理所带来这种坚定的信仰,就像不熄的火种,一直到今天。今天在这个地方,最好的房子是教堂,他们依然还在读着伯格理个他们创制的苗文的《圣经》,用苗语在唱那些歌,有太多感动的事情。所以这些年来,我作为一个公益人,作为一个学者,我最荣耀的事情是苗人接受的我。苗人对汉人是抵触的,苗人表面上很谦卑,但是你要走进他内心非常困难。但是这些年我在石门坎,我跟这些苗人建立了友谊。苏科寨的传道人吴宗全,每次见到我都是泪流满面。他们遇到困难,第一时间想给陈老师打电话,相信陈老师会帮他们。所以,接苗人的过程中,我也感到了这个民族虔诚的信仰和他们坚定的意志。

所以,我说我不是到石门坎去做公益,我是到石门坎去朝圣,我也跟我们所有的做公益的团队人:不能有任何傲慢的情绪。石门坎是当今云贵高原的耶路撒冷,是一个信仰的圣地,我们每个人走到一个地方去,怀着谦卑的心,以一种朝圣的心走到石门坎,所以我的心理,我作为一个公益者的心理也能受到洗刷。我们的公益,你就看这个片子,你就大体上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侧面。当然所有这些,在神的面前都是非常卑微的,都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努力。

谌洪果 :因为时间关系,另外,我们还是要留下一些好好的思考的这个余地,所以今天就暂时提问的环节就暂时结束,我最后就再说两句,本来我不想说的,但是确实有很多的冲击,所以我也会需要慢慢地消化。记得那个前天、上前天,冉云飞弟兄不是也到西安来到知无知讲座,后面两天他是到那个教会去进行服侍,然后呢,我听说有人问冉云飞一个问题,就说问:冉云飞,你对蒋介石杀人,特朗普有几个老婆和谌洪果不去教会,你怎么看?他说,唉呀这个,我不知道老冉是怎么回答。那天晚上我们一块吃饭,他也说:“洪果,今天有人这样提问题了,不知怎么回答。”是吧?我真的,我这两天,确实我自己当然是个基督徒,我是2009年受洗,其实,地球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也知道我的信仰,一直在高低地起伏,受到各种各样的,包括今天做这个事情。后面呢,我今天反正受到陈浩武老师最后那个话的说法,就“我们做公益,其实不是公益而是朝圣”。这种话在类似就之前像我跟袁立,她也到知无知来过好几次,然后也有一些交流,她当然也是基督徒,我们也交流、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当时就说,其实做公益最大的受益者,或者最需要学习和改变的,不是这些你所救助的人,而是你自己才是该被救助的人,是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可能比我们好像做了很多事情,有时候还要重要。这是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所以都希望神继续眷顾我和浩武弟兄。另外一个,我一直在观察陈老师的这个历程,就陈老师其实是个真正的跨界达人,在他所跨界的每个领域,可以说都是是中坚的领袖级的人物,我们这个领袖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的,确实是个中坚的力量。但是其实再多的,就是他在讲80年代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地感慨,尤其是结合我周围一些朋友,像国伟兄这样的,我们的这种痛心,也是因为都是80年代走过来的人,是吧?好不容易这样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这个成果,我们为此感到特别地。没说国伟兄,大家都认识,都叫他孟尝君。国伟兄说两句?

李国伟:谢谢陈老师。陈老师为什么点我呢?是因为陈老师是我的兄长,也是我的同道。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相同的地方,他一直是我,虽然是这一次我们才谋面,但是他一直在我的心中已经有长达20多年,我对他的一种崇敬之情。那么,今天听了他的演讲我特别感动,回忆起来我到知无知,应该说听了很多很多的讲座了,我对您今年的评价呢,应该这是我来知无知听了这么多的讲座当中,最令我引人入胜、也最让我引起心灵震撼的一次。那么陈老师今天的标题呢,是《从寻找市场到寻找信仰》,我特别想给这句话,再给一个副标题,“一个思想者的精神回归和价值追求”。其实陈老师是一个学人,但是因为那段历史,要求他去承担给中国证券市场去做一个劈山开路的人。

所以,陈老师应承了这个时代对他的呼唤。他勇敢地承担,也胜利地完成了这次历史的使命。但是它很快地又重新回到了他作为一个学人的这样一种精神回归和价值追求,这令我特别地感动。我作为和他一起曾经在中国证券行业工作过这么多年的一个人来讲,我可以这样来评价陈老师,您是我们今天在中国证券市场工作的近50万的从业人员,乃至于800万的金融从业人员当中,最明智、最智慧的一位选择,我特别地敬仰。你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大的骄傲!因为我在这个行业也从业地很早,中国最早的这批证券的,包括金融的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劈山开路的人,我都认识很多,但是据我对他们的不完全的了解,您是最棒的一个!所以,我想最后用这句话,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唱一首歌,《你鼓舞了我》,大家还记得吧?(《You Raise Me Up》)对。我就想用这个歌名,今天送给您:您鼓舞了我!谢谢!

谌洪果:那陈老师说两句。

陈:没想到国伟这样的夸我,我都受不了了,我如坐针毡呐,所以我只有站起来了。但是国伟有一句话说是对的,像我们这一个60多岁的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在寻找市场,我们去勇敢地迈出了建设中国资本市场这一步。 但是经过了40年的时间,我们发现我们为之折腰的这一个事业,它是失败的。所以,这种深深的挫伤,逼着我们这些人重新去走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国伟所说的,我没有再继续去从商,也没继续去做基金,做股票做什么东西,我们觉得中国要完成一场救赎。如果中国没有完成这场救赎,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经过了十多年的思考,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救赎只有一种力量,那就是基,督教文明。我是从一个更大的维度上来说这个事情。像我们这些人得出这个结论,是经过了十几年非常认真的思考,非常认真的比较。我从2000年开始,首先读《庄子》,然后读儒学,读佛教,读伊斯兰教,读基督教。这些年来,心无旁骛地去读书,写了很多笔记。我今天的讲座和我在石门坎的这种实践,其实就是我用我的行动在投票。究竟支持什么?肯定什么?中国的方向在哪儿?我自己在践行。至于说他对还是不对,我们还要等到最终由神来裁决,但是,我相信中国这个民族,如果不像花苗一样去跟神建立联系,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这就是我的结论,谢谢大家。

谌 :谢谢陈老师,然后呢,陈老师今天给我也是最大的鼓舞,就是其实一个是我们要有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要确定很好的一个价值观系统,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要向下扎根,就是陈老师一直能够扎根于石门坎公益,所以也在鼓舞我可能要好好的扎根一个社区一个地方去好好去做好我们的事业,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好,我们会继续地走下去的!谢谢,谢谢陈老师。

 

文字整理:司诺 武皓粼 原丽芝

文稿校对:武皓粼

2018919

 

 

 


 

雷颐:礼仪冲突背后的体系之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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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颐:礼仪冲突背后的体系之争(上)




              

                            《签订明斯特合约》


       1648年,欧洲主要国家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了“条约体系”,距今整整370周年了。“条约体系”对世界历史影响至深且远,当然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从康熙年间“条约体系”与中国传统的“天朝体系”的开始接触,到鸦片战争后列强以暴力使中国一步步放弃“天朝体系”而屈从于“条约体系”的历史过程,引人深思。

  一

   欧洲在中世纪后期,神圣罗马帝国日趋没落,内部诸侯林立纷争不断,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天主教和新教的尖锐对立越来越尖锐,加之周边国家纷纷崛起,彼此争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先或后或浅或深卷入其中,从1618年起,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成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间的混战。这一打,就是30年,德意志新教诸侯、德意志天主教诸侯、西班牙、波兰、丹麦、瑞典、法国、荷兰、英国、俄国都直接或间接介入。



    战争长达30年,非常残酷,后果惨重,交战各方渐有息战之意,从1643年起开始进行和谈,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但谈判进展非常缓慢,直到1648年10月才达成协议,缔结了两个和约。由于两个谈判会议地点都在威斯特伐利亚省,于是这些条约遂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划定了欧洲大陆各国国界,开创了由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这一条约,在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各国普遍建立了外交使节进行外事活动。



    该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是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此后随着欧洲在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把主权国家的概念带到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因此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正式形成。



    王铁崖先生在《国际法引论》中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世纪而使近代历史开始了,“它不仅在欧洲建立新的局面(包括了中近东),而且牵涉到美洲和亚洲等其他地区,从而使国际法从欧洲中心的国际法逐步发展成为几乎全世界包括在内的国际法”。



     二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身份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先秦到两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奠基时代,也正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对华夏以外的世界或作了“妖魔化”处理,或认为是“禽兽”、“人面兽心”,种族低劣,或认为其文明、文化上的低劣等等,以此妖魔化“他者”为镜像,塑造并形成了自己的种族或文化优越、优秀、高尚、高等的形象。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华夷二元对立世界观,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代“天”来执政“天下”。所以,“天下”的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



    从文献记载来看,较为确实的朝贡体制从周代的五服制发展而来。汉唐时期,朝贡体制已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发展,自汉武帝起,能否“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盛世的重要标志,甚至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到明清时,有关各种规制已相当精密,其主要内容是“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贡物、按照指定线路(贡道)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馆邸、按照指定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作为宗主国,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如果这些属国有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即颁发敕文(诏敕)承认其地位。



“    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必然要在国家体制中得到反映和体现。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以中国对外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管理、接待藩属朝贡的机构,由“理藩院”和“礼部”分掌。



    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的1648年,清王朝定鼎中原刚刚四年,“条约体系”不久就开始了与中国传统“天朝体系”的接触、碰撞和征服。



    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开始进入华夏成为天朝的继承人,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华夷秩序”世界中的“天下共主”、“天朝上国”。在乾隆、嘉庆两朝《会典》,包括葡萄牙、意大利等在内的“西洋”,也被列入朝贡国家。虽然这些西洋国家并未向中国进贡,但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对世界的看法。



    随着条约体系的东渐,两种体系开始相遇。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和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划分中俄东段、中段边界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可称之为条约体系东进的先声。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极欲扩大商品市场,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使,率领有七百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企图打开中国市场。



     这位大英帝国的特使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实想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二是按条约体系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



    大清王朝此时上上下下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人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与意义,反而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是“吾皇”天威远被,使远在天边的英国与其他藩属一样,因仰慕中华文明、诚乞教化而远涉重洋来为大清皇帝纳贡祝寿,主动成为中国属国。



    中国地方官在翻译英方有关信函时,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话语系统将其格式、用词译成下对上的禀贴,来华经商的英国商人被译成:“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遗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乾隆皇帝阅后大喜,批示:“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



   马氏一路受到中方热情款待,但其船队却被插上“英吉利贡使”的长幡,在他们的礼品清单上“礼物”被改为“贡物”,马氏“贡单”上原来的官称“钦差”被清朝官员认为有违天朝体制改为“敬差”或“贡差”,负责接待他们的大臣在给皇帝的奏折中,都是从他们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十一月之久,来向天朝输诚纳贡……与其说是官员们要迎合皇上,不如说这是其“认知系统”决定了“天朝”从皇上到臣民只能从狄夷“向化”、主动要成为中国“藩属”的角度理解此事。



    然而,双方最后却终因晋见皇上的礼节而发生了激烈的“礼仪之争”。中国认为,既然是贡使来进贡,晋见皇帝时当然要像其他属国的贡使一样,按天朝体制、代表本国君主向“万国之主”的中国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对此,马氏坚不同意。从7月下旬到9月中旬这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双方一直为是否“下跪”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甚至权倾一时的和珅也专门为此会见马氏,亦无结果。




   最终,乾隆皇帝知道此“夷”并非要来成为属国,至为不快,命其离开中国。同时,乾隆帝仍以“上”对“下”颁发敕谕,对英方派驻使节的要求,乾隆断然拒绝:“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尊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译馆供给,行至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对英国提出的通商要求,他也断然拒绝:“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氏一行最终一无所获,于10月初被迫离京返国。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时隔23年后,英国又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为特使来华,根本目的仍是想打开中国市场,建立外交关系。但中方仍认为,这是英国“迭修职贡”,诚心向化。然而双方又因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



   由于阿美士德仍拒不跪拜,嘉庆皇帝大怒,颁谕称:“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当日又下旨要求英使离京回国。与乾隆皇帝一样,嘉庆皇帝也给英国国王颁发“敕谕”一封:“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特命大臣於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此时,距英国发动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只有20余年,嘉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仍满是“天朝”、“万国共主”、“输诚慕化”、“恭顺之心”、“倾心效顺”、“来朝”、“向化”等华夏中心论观念,对一个新世界的来临一无所知,毫无感受。



      四

     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甚至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但由于中英签订了不平等《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



    列强当然不会同意与“理藩院”或“礼部”打交道,于是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传统的对外体制,开始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



    由于这“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此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



     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中国传统体制。而且从观念上说,这样清政府仍有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即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同时还表明,清政府认为与西方列强的交涉只是临时性的,拒不建立统一的常设外交机构。但这毕竟又表明清政府被迫承认同西方列强间已不是传统“宗藩”关系。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又以中国惨败告终。中国在1858年6月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



     列强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清政府又不得不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由原来的五口增设为13口,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清政府于是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设在上海,后来演变称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由直隶总督兼任,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而设,仍反映清政府不愿承认与狄夷有政治关系。



     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再加清廷仍是尽可能将对外交涉活动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设立之初实际就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一些外交谈判的签约地都是天津而不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些国家原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坚持要他们到天津。各国外交人员只能在中国的“地方”并主要是与“地方官”打交道,这明显不合国际惯例,引起各国强烈不满,一再要求进京。



     但清政府为传统观念所囿,一直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若想进京交涉,必须先在天津等候,由北洋大臣先向总理衙门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京,如果不经北洋大臣同意而直接进京投谒总理衙门大臣则肯定被拒。这些规定或曰惯例,使北洋大臣实际深深地参与了国家外交。



    负责对外交涉的南北洋大臣本无兵权,但由于是督抚兼领,既有兵权又有地方行政权,自然成为国防、外交上的重镇。而就南北洋“份量”而言,由于南洋大臣早设约二十年,再加早期南方对外交涉事件远多于北方,所以早期是“南重于北”;后来由于外交重心北移,北洋大臣更多地参与全国外交,渐渐地“北重于南”。附提一句,“北洋系”终成清中央政府难以驾控的巨大政治力量,对清末乃至民国政治都影响殊深。晚清政治格局的一大特点,是地方势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渐渐大权旁落,此乃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多多,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即清政府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中已经风雨飘摇,却仍固守于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虚幻观念,竟然把相当一部分外交权——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国家政治,交与“地方”处理,地方自然要崛起、“坐大”。



    许多年后,正是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为满清王朝的重要掘墓人。如此结局,是当初为维护传统“礼制”和“面子”、想把外交局仍限于“地方”而设南北洋大臣的清廷万万没有想到的。历史,确实吊诡。面对已经深刻变化了的世界,满清统治者仍然如此愚蠢僵化地固守传统观念、传统意识形态,其最终命运,不亡也难。



   五

    由于奕訢负责与列强谈判,因此对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格局有较深了解。他考虑到各国公使要常驻北京,再加列强要求中国成立一个中央级对外交涉机构,于是在1861年1月上奏,提出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咸丰皇帝批准了奕訢的建议,但咸丰皇帝有意加上“通商”二字,想坚持“天朝”与“外夷”间只能是洋人来华的通商关系,而不可能有政治关系。奕訢知道中外已不可能只是通商关系,于是坚请去掉“通商”二字。在奕訢坚持下,咸丰皇帝最终同意去掉“通商”二字。这样,清政府总算有了一个类似于外交部的机构,天朝体系又退一步,向条约体系又跨近一步。



    总理衙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从来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传统,是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接轨的重要一步,是中国外交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为后来正式成立外务部打下基础。



    但清廷最怕、最不愿意的还是“天朝体制”从来没有过的外国公使进京,为避免外国公使到北京换约,清政府提出在上海换约。但是,西方列强坚持公使在北京换约,因此,双方冲突不断,列强最终决定用武力达到目的。



    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指定恭亲王奕訢留京与英法联军谈判。10月下旬,奕訢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俄交换《天津条约》并订立《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公使终于在武力护送下,来到北京,随后,各国外交使节也常驻北京。天朝惯例,又被打开一个缺口。



     有外交有关系的国家互派外交使节,是由条约体系确立的现代国际关系惯例。然而,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后,却迟迟不愿派中国使节驻外。对外国提出的中国派遣驻外使节的要求、建议,总理衙门的回答总是:“各国至中华,通商传教,有事可办,故当遣使。我中国并无赴外国应办之事,无需遣使。”千百年来,“中华”一直是“万方来朝”,只有其他蛮夷之邦派贡使来中国朝拜之理,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但此时环境大变,最终清政府也不得不非常被动地派出驻外使节。



    1875年初,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人马嘉理(A.R.Margary)到中缅边境探路,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1876年9月中旬,清政府与英国在烟台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答应英国种种要求,结束此案。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虽然中国此时屡遭列强侵略,但仍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幅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可见“华夏中心论”是有深厚民众——至少是士绅——基础的,亦说明观念改变之艰难。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前往英伦,一方面“谢罪”,一方面出任驻英公使。中国对外派驻常驻使节,以此开端。天朝体系又退一步,距条约体系,又进了一步。

 

漫步在中亚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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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在中亚四国

                                                                                    


            
                                         到东干人的家庭做客(吉尔吉斯)


 
      中亚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是指葱岭,即帕米尔高原以西,一直延伸到里海这样一个广阔的区域,面积大约有400万平方公里,人口在5500万到6000万的区域。这个地区的国家,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主要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也有一部分东正教。

 

     在历史上,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吉尔吉斯斯坦的全境、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部分,一直都是中国的领土。从西汉时候起,中国的中央政府在这个地方正式设立了行政机构,叫“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下面4个镇:龟兹、于阗、碎叶和疏勒。碎叶在吉尔吉斯斯坦,李白当年出生的地方。我记得“文革”时郭沫若曾经写了一本书,《李白与杜甫》。书中就提到碎叶,我们就很奇怪,像龟兹于阗这些发音我们都能理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碎叶”?这次去,我们到了现场,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才知道所谓“碎”就是突厥语“水”的意思。“叶”就是俄罗斯语“河流”的意思。大概“碎叶”的意思是有一条河流,城市依河而建。李白就出生在碎叶。我们还去了一个很大的湖,今天的名字叫“伊塞克湖”,面积有6280平方公里,这个湖在清朝时还是中国的,那时候的名字叫“大清池”。

 
     中亚地区的宗教,以伊斯兰教为主体。因为我是研究信仰和文化的,所以对宗教这个题材比较感兴趣。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左右的这段时间,这里曾经佛教比较盛行。我们这次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最南端的城市铁尔梅兹,这个城市紧邻阿富汗,我们去这里,主要是去看一处佛教遗迹,世界文化遗产,所看到的建筑,带有非常明显的印度桑奇风格。一个圆顶,代表轮回的观念;四个柱子,代表佛教的四圣缔。

 
   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这个地方主要盛行拜火教,基本在整个中亚地区,突厥系、蒙古系都信仰拜火教。像唐朝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这些人,都是拜火教的教徒但随着公元700年左右阿拉伯国家的兴起,这个地方的宗教就逐渐的被伊斯兰教取代,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的主要宗教基本上是伊斯兰教。这种宗教的更替,当然也是各个时期王朝更替的结果。在中亚地区,先后兴起的王朝,有贵霜王朝 ,匈奴王庭,花剌子模,阿拔斯王朝,蒙古,帖木儿,奥斯曼帝国,沙俄大帝等等。



      但是今天的中亚在宗教问题上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我们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教堂、清真寺里,基本没什么人。我们跟当地人交流,也问到这些问题,即为什么教堂人很少?在一些阿拉伯中心地带,比如,中东,每天要做五次宗教仪式,但是这个地方一天也就一次或者两次,而且人很少。他们解释,就是因为在苏联时期,苏联共产党对民众的宗教信仰,实行过强制性干预,希望用共产主义信仰去取代宗教信仰。所以使这个地方的宗教信仰在逐步淡化,逐渐的走向低谷。主要的趋势是世俗化。目前这个地区主要是伊斯兰教,也有一部分东正教。佛教和拜火教基本上没有痕迹。

      关于苏联解体前后的变化问题。

     在苏联1991年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相对比较稳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曾经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中,在1991年解体的时候,最希望脱离苏联“母体”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个国家对前苏联非常仇恨。我在拉脱维亚看到一个“解放纪念馆”,讲的是德国人打过来,如何把苏联人赶走,他们把这样的事件称之为“解放”。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波罗的海沿岸这三个国家,对苏联联邦有多么强大的离心力。所以在苏联解体时,他们是最积极,最急于脱离苏联的原加盟共和国。一直到今天,拉脱维亚对原来苏联的居民,不给他们“公民”身份,不给他们发身份证,不给他们护照,不让他们参加工作,来惩罚那些人,就是表达他们心中对前苏联的仇恨。因为当年杀的太多,一批一批的把他们弄到西伯利亚去,所有他们的工人领袖,民族的宗教领袖,全部被剿灭。所以这三个国家,对苏联有极大离心力。

      但是,中亚五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一样,他们对俄罗斯是有向心力的。苏联解体后,已经没有一个“母体”可以依托,这五国才万般无奈的申明自己脱离“联邦”国家,已经到了1991年的8月31号。这几个国家和我刚才说过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相反,他们不希望脱离苏联,他们希望和苏联在一起,所以今天的所谓“独联体”,就是由俄罗斯加上中亚五国组成的六个国家的联盟体,叫独立国家联合体。

     这是不是出于经济的原因?相对来讲,中亚五国比较贫穷,在前苏联时期,中央财政给补贴。这五国能从中央财政和计划经济中拿到好处,所以这五国不大愿意脱离苏联。刚才我说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除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历史上的仇恨,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资源非常丰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森林资源、淡水资源极其丰富,而且人口少,平均教育水平高,他们不依赖苏联 。

     先介绍一下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在1991年脱离苏联后,持续打了6年的内战。谁和谁打呢?政府军和伊斯兰复兴党。这个国家共,产党政权瓦解后,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组成了“伊,斯兰复兴党”,这个政党有很强的势力,甚至有军事上的力量。伊斯兰的逊尼派,是非常虔诚信奉真主的,对原来的苏共有仇恨。他们之间打了6年的战争。当时,所有在塔吉克斯坦生活的俄罗斯人都跑了。当地人告诉我们,1991年内战时,俄罗斯人宁可用在首都杜尚别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去换一张机票。只要逃命就行。战火一开,所有的投资者都跑了,塔吉克斯坦本身是一个山地国家,资源匮乏,又长期内战,又没有很好的从事经济建设。所以相比邻国,更加贫穷。目前,塔吉克斯坦人均GDP是831美元,而邻国的哈萨克斯坦,人均GDP是12700美金。可以想象,差距非常大。到现在,塔吉克斯坦800万人当中,有130万人在俄罗斯打工,每年打工收入在35亿美元左右,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经过了6年的内战,为什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复,兴党没有打败政府军而形成执政的力量呢?因为在这6年的战争中,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看到,假如在中亚地区出现一个伊斯兰的政权,不仅对中亚不利,对中国、美国、俄罗斯,对世界反恐怖活动,都没有好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塔吉克斯坦紧邻阿富汗,如果这个地方的伊斯兰政权和阿富汗合为一体,可能对世界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实际上,是在上合组织加上美国等,对逊尼派的武装力量进行了全面的打压,或者说支持政府军的背景下,才结束了6年的战争,在1997年,在几方国际力量的支持下,形成了国家的统一,从97年之后,才开始进入经济建设。但是,今天伊斯兰复兴党仍是一个合法的政党。

 
        我再讲讲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至今的政治变革

       土库曼斯坦我们没有去。在这五个国家当中,只有土库曼斯坦这次没有去。到了中亚后才知道,土库曼斯坦被称为“中亚的朝鲜”,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几乎不对外发生关系。但这个国家,油气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在商业和贸易问题上,和全球的关系都不多,拒绝你去访问。包括临近国家,都不往来,签证极为困难。除土库曼斯坦外,其余四国的情况大概如下:

 

       一是1991年解体以后,全部都是由当时苏联共产党体制内的领导人,转换角色,成为改朝换代以后的政党的领袖。这是一个特点。现任的中亚国家领袖,几乎全部由原来体制内的人,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原来的总理或者总统,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最高领导人。比如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总统卡里莫夫,1938年出生。他1989年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1990年3月当选为总统。1991年8月31日乌兹别克独立,他在12月30日当选为首任总统。现任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从1984年步入政坛,开始担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89年起担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91年12月哈独立以后,当选为首任总统,一直到今天。其它国家,也都如此。

        二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无一例外的走向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在中亚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中亚共计400万平方公里,哈萨克斯坦一个国家就占了272万平方公里,中亚有一个大半的土地是哈萨克斯坦的,但是这个国家只有1700万人口,人口非常少。现在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他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担任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总理,相当于当时的省委书记,那时他只有36岁,一直到今天,还是他当总统。有多少年呢?从苏联解体,1989年担任的总统,到今天2013年了,他还在当这个国家的总统。被称为“超级总统”。他怎么当呢?就是不断的在修gai宪,法。第一次说,总统任期5年,任期结束后,修改xian法说7年,7年后修改宪fa说可以连任两届。两届14年你还不够啊?!第一任的总统可以连任三届,三届届满后,说,第一任总统可以无限期的连任。变着戏法的想要回到终身制。这几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例外的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脱离苏联体系后,曾经发生过一个短暂的,名字叫“郁jin香革命”这样的一个民主运动,但时间非常短。把第一任总统阿卡耶夫搞下去了,这个总统现在是俄罗斯某个大学的教授。他在2005年4月辞去总统职务,当时的总理巴基耶夫当选为总统。最近的这些年当中,与纳扎尔巴耶夫一样的模式,什么全民公决,什么修改宪法,什么投票,全部是终身制。

      三是形色各异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这些国家虽然搞了民主政治,还有没有腐败现象?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看到的结果是,仍然非常腐败。不要以为搞个什么民主,搞个什么政党的变更,就可以把这个最本质的东西改变。这种腐败首先表现为严重的个ren崇拜。我们在哈萨克斯坦所到之处,工厂、机场、道路、城镇,都是总统的画像,公园里,大街上,都是总统的雕像。大搞个人崇拜。我们在网上查,说是这个国家的博物馆办得很好,等我们跑进去后,大失所望,博物馆几乎成了他们私人的展览馆,全是宣传总统个人的,他在上合组织穿的什么破衣服,都在博物馆里挂起来成为了文物。

      经济上的腐败也很明显。我们到中亚这些国家,签证花了3个月时间。为什么花这么久的时间?因为他不给你签证,就一个哈萨克斯坦,仅每个人签证的费用就5000人民币!有人说,哈萨克斯坦的腐败,不怪哈萨克人,是怪中国人,是“中国输出式的腐败”。是我们中国人的腐败,输出到哈萨克斯坦。也有点道理。哈萨克斯坦有个法律规定。比如说,企业聘10个员工,必须要聘7个哈萨克斯坦人,剩下3个我不管,目的是必须保证本国人的就业。这个政策使中国人非常恼火,因为中国人在那边投资的很多。哈萨克斯坦人也不干活,懒、喜欢喝酒,又不会干活。如果中国企业真按照他们的法律去做,那就见鬼了,什么都做不成。那怎么办呢?中国人就偷偷地把自己人都带来,这是我的核心骨干,又忠诚又能干活。但这违反当地法律规定。所以,哈萨克斯坦为了限制中国人这种用工方式,就在签证上“卡”你。我们这次去,有一个部长,原来在位的一个部长,现在退休了,连他都到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去站了一天时间,老老实实在这里排队。签证的“黄牛”说,你给我3000人民币,我可以把你带到签证官面前,能不能签成,我不能保障,但是你给我5000人民币,我肯定能给你签出来。我们到最后机票都买好要出发了,已经没时间了,我们没办法,10个人给了5万人民币,才把签证拿到手。非常腐败!然后,出关的时候,我们从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出关,走海关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让把身上的钱拿出来,把钱包拿出来看,有美元,有人民币,当地海关人员就拿去看,然后把钱分成了两摞,这一摞是你的,这一摞是我的。行吗?他最开始指着他的本子,我们最初不知道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原来他的意思是,你就把钱夹在这个本子里算了。我们最初没搞懂,以为他查我们带来的货币,不是,他是来和我们分钱的。完全是赤裸裸的和你要钱。

 

    以前我们去柬埔寨的暹粒,海关人员说有个单子没有填,我们就开始填,他说,算了我来帮你填,两块!两块!意思是你要给他两元美金。那些人的汉语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觉得他们已经很讨厌,可是中亚的国家海关更黑啊!干脆就是,这一摞,你的;这一摞,我的。他就问你,行不行啊?为什么塔吉克斯坦海关这样做呢?我前面讲到,因为塔吉克斯坦是阿富汗毒品走私的一个重要通道。80%阿富汗的毒品,是通过塔吉克斯坦流向其他国家的。所以,他的海关人员是最黑的。他可以把你弄到一个黑房子里面去,给你刁难。所以很多中国人会觉得,损失点钱,保个平安算了。但像吃了苍蝇一样,很恶心!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需要好好总结,好好反思。
举一个例子。我们和塔吉克斯坦的关系,非常只好,据说外交部门是希望把塔吉克斯坦建成第二个巴基斯坦,称为“全天候”的朋友。为什么这样做?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塔吉克斯坦是一个重要通道,反恐和毒品,两大因素,决定了我们和塔吉克斯坦这个国家外交关系基本背景。现在80%的毒品都是从这个地方流向俄罗斯,很少流向中国,而阿富汗的恐怖分子,也是通过这个通道往外走,所以,和塔吉克斯坦搞好外交关系,对中国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屏障,有利于我们国家反毒品和反恐。所以现在这两个国家外交关系很好。但是,官方的外交,有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国家花钱帮塔吉克斯坦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从首都杜尚别到第二大城市呼德占,全长大约320公里,一条高速公路,是在塔吉克斯坦原有的一个公路上基础上,重新改造的一条高速公路,投资相当大。钱从哪里来呢?长期的无息贷款。这些钱,可以预料的,根本就不能还的。实际上,中国政府也没有打算他们还,就是给他了。但是这条公路一修成,总统的亲戚,马上在320公里的道路上修了7个收费站。收钱的名义是,我收钱是为了还中国的贷款,完全是狗屁!中国也没要他还贷款,中国也没指望他能还贷款,结果塔吉克斯坦的人,天天在那条公路上走,天天痛骂中国人,说中国人真混蛋,修了个破路,收我们那么多的钱。以前的路,从来没交过钱的,现在7个收费站,每个收费站都收我们的钱。大骂中国人。

 
     但是日本,也在援助这个国家,他们事前作了非常充分的调查,结果决定帮助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民族,修家庭式水窖,和小流域的河流改造,所花的钱,不及我们的百分之一,但在这个地方却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别人都说,日本人,好!中国人坏!当然,中国人在那里遭人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做事没有底线。特别缺乏环境保护意识。比如说中国人什么都吃,那些在塔吉克修路的中国人,把别人的保护动物,珍贵动物,都打得吃了。不仅仅吃别人的小毛驴,山龟,还有熊掌,看到什么打什么。中国人刚刚去的时候,熊掌卖50美元一对,很少有交易。等到中国人去的多了,熊掌卖到500美元一对!这些,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

      像这样的例子,在中亚非常多。我们拿了很多的钱,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就是“烧香摸屁股”——既花了钱,又得罪了菩萨。我们在金钱外交上,需要反思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只注重和当局,最高当局和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而基本忽视民间关系,甚至忽视在野党的关系,由于他们政治上的不稳定,突然之间就垮掉了。比如,最近缅甸输油管的事情,花了那么多的钱,吃力不讨好,我们在那里,非常被动,挨骂。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值得反思的。我说的第二个问题,归纳起来,91年,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的结果就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成了终身制。他们都成了特权阶层,极度的腐败。搞个人崇拜。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蒙古和藏传佛教的三次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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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和藏 传 佛教的三次会盟

 

                                                                              文:陈浩武

 

     今天晚上在座的都是学者,大家。我是学经济学的,不是学历史的,对历史只是一个票友,也算是分享一下读书的体会吧。上午我们去了多伦,太震撼了,竟然是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文物局的王局长说,在草原年代,就是四个城市,前藏的拉萨,后藏的日喀则,然后,内蒙古这边就是多伦,外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就这四个城市。你看多伦当时那么高的地位。

    

      我今天去看多伦,我就想起来蒙古这个民族接受佛 教教化的历史,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我把它称为“三个会盟”。 成吉思汗从草原上壮大以后,在当时的亚洲版图上有五个国家:一个是金,一个是辽,一个是西夏,一个是吐蕃,一个是南宋。成吉思汗的崛起的过程,就是把这五个国家一个一个地灭掉的过程。首先是灭的金和辽,这是靠他最近的,接下来就灭掉了西夏,当时统领军队去打西夏的是谁呢?就是阔端。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的次子。西夏打下来是阔端的功劳,所以阔端被封为西夏王。

     阔端把西夏打下来之后,下一个战争目标就是吐蕃。但是吐蕃这个地方不好打,海拔太高,缺氧,蒙古骑兵不适合高原作战。在前线的将军跟阔端提了一个建议:与其我们在这个地方和他们打,不如考虑跟他们谈判。 阔端就叫前方的将军做一点调查,看吐蕃方面有没有合适的人来作为代表来谈判。

      我介绍当时吐蕃是什么情况。

    我们知道,吐蕃原来的地方宗教是苯教,这是一种类似蒙古信的萨满教,属于巫文化的范畴。松赞干布即汗位以后,从大唐和尼泊尔引进了佛教,他以佛教作为国家主流信仰,来压制苯教,压制苯教,就是压制诸侯。但是,松赞干布死了以后,苯教的这些部落首领把佛教推翻了,重新恢复了苯教。这段历史在佛教传入西藏历史上称为“前弘期”。到十一世纪左右,佛教再次从安多(青海)方向传入西藏,称为“后弘期”,后弘期传入的佛教,和苯教相结合,这就成为所谓的“藏 传 佛 教”。

     苯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和萨满是比较接近,蒙古人信萨满教,西藏人信苯教,这些都属于巫教的范畴。  藏传佛教形成大大小小的部落首领,就象小诸侯一样的,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教派,什么嘎举啊、萨迦啊、宁玛教等,谁也压不住谁。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教派如果想壮大,他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外部力量来支持他,失去了这个条件他不可能形成一个对对方有碾压力的势力,他是不可能的。

       再回到阔端,他的大将在前方调查发现,吐蕃的教派五花八门,阔端指示说,你去找那个最有法力最有智慧的法师,就是佛教修养最高的那个人。结果他就找到萨迦派的首领,叫萨迦班智达,确定他来代表吐蕃和蒙古方谈判。 当时在吐蕃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宗教领袖都是什么心理呢?他们既害怕蒙古人,但是谁也不愿意出头,因为出头风险太大,说不定就把你的头给砍掉了。萨迦班智达当时63岁,在那个年代讲,63岁已经是高龄了,但是萨迦班智达,现在历史证明这个人的确是一个有远见的宗教领袖,他说,我去。

      从西藏走到当时阔端的驻兵所在地的凉州,今天的甘肃武威,要多长时间呢?要走两年,他已经63岁了,他走到那个凉州就已经65岁了,但是他下决心,骑着马,征求了西藏这些其他教派的意见以后,他就去了凉州,走了两年,到达了今天的武威,当时的凉州,是阔端的行宫。这里要补充一下,他去的同时,把他的小侄儿,就是他弟弟的孩子,带去了,这个小孩多大呢,十岁,他就是八思巴,我后面再说八思巴。

    阔端和萨迦班智达的会面是1247年,1247这一年,对凉州来讲是一个转折性的,因为他们的会谈的结果,就等于让吐蕃招安了,就是和平解决了吐蕃的问题。蒙古人放弃了屠杀,用和谈的方式解决了蒙古和吐蕃之间的关系,吐蕃归顺了蒙古。“凉州会盟”结束了, 但是萨迦班智达并没有返回到他的萨迦寺,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出来了,假如我在这个地方坚持下来,把我的信仰和藏传佛教传给蒙古人,特别是传给蒙古的王室,这不是一个极大的成就吗?所以,对宗教领袖来讲,他想要的是不一样的。他想:你看起来是在占我的土地,但是我在精神上要来占你的精神世界,他其实是认识的这么一个关系。

  

    萨迦班智达就在凉州写了一封信,叫《萨迦班智达致吐蕃人书》,这个文件在史书里面是有记录的。这封信的意思就是说,蒙古的王爷和我们准备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吐蕃的问题,我们和阔端元帅已经谈好了合作的条件,比方说,我们有多少户口,我们每年缴纳多少税收,我们为他们提供多少财富,他任命这些地方的官员,就是像我们说港人治港一样的,就是吐蕃人来治吐蕃,蒙古人既不派兵,也不派官,就完全由萨迦派作为整个吐蕃的最高行政长官来治理吐蕃。

      萨迦班智达继续留在凉州,一方面他培养他的小侄儿八思巴,一方面他和蒙古高层的这些王爷往来,给他们传授藏 传 佛 教,这样就让很多蒙古的王公贵族接受了藏 传 佛 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就是蒙古们从信萨满教转向信藏 传 佛 教,它的起点是凉州会盟,这个对蒙古人来讲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情。

    有人就问,蒙古人他为什么会放弃萨满教接受藏 传 佛 教?萨迦班智达给阔端讲一个道理,就是佛教的护生原则。蒙古人在信萨满教的时候,有一个传统,就是他爹死了以后,他爹所有的金银财宝、牛羊、女人全部杀光,就为了殉葬,这就是萨满教的传统。萨满教传统特别重视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没有神这个超验的概念,他就把自己的祖先作为神来祭祀。因为这一点,所以,他有多少财产就葬多少财产,大量的屠杀牛羊,甚至他睡过的女人都要去殉葬。萨迦班智达给阔端讲一个什么道理呢?佛教有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叫“护生原则”,不杀生,戒杀。佛教认为,最重要的“五戒”就是杀、盗、淫、妄、酒,这是佛门最主要的戒律,它第一就是戒杀,就是爱护生命。

    萨迦班智达就跟阔端讲,其实你通过佛教的法事仪式,照样可以把你们家的财产、牛羊、女人,超度给在地下的亡灵,亡灵一样可以享受。这条蒙古人就特别高兴,本来我老爹有十万头羊,我都要杀了,就为了给他殉葬,现在我就做一个法事超度,最多花一万头羊,我老爹照样可以享受。因为从他内心来讲,他是希望保留这些财产的。

所以,萨迦班智达讲这些东西对蒙古贵族特别有说服力。他征服了贵族的心,对贵族来讲,我宁可接受这个征服,因为我的大量的财产可以我自己来继承,不需要通过这种殉葬的方式。所以这个藏传佛教它能够很快获得这些蒙古高层贵族王爷他们的心,他有一个内在的经济逻辑,我是喜欢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问题,我们从财产继承关系很能够理解,它为什么非常容易接受。

      凉州会盟以后,转折是非常大的,对阔端这一方来讲,兵不血刃,解决了吐蕃的问题,对吐蕃来讲,人民不会生灵涂炭,我们知道蒙古是走哪儿杀哪儿的,你只要抵抗过一次,他就屠城,就基本上把人杀光。我到乌兹别克斯坦,那个战争现场我去看了,当年蒙古人灭花剌子模的战争现场,一直到今天都还有遗迹。

      

       “凉州会盟”的意义就在于,它避免了一场非常血腥的杀戮,让吐蕃这个地方和平地解决问题。这在整个蒙古的征战史上是极为少数的,阔端由此希望能够争夺汗位,他是要争夺汗位的,因为他既占了西凉,又占了吐蕃,蒙古的这些王爷亲王是以军功来论这个的,他的军功太大了,五个敌人,他一个人就干掉两个,阔端他非常了不起的。但是阔端40多岁就死掉了,非常早就死掉了。他其实参加过几次蒙古人叫忽里台的大会,忽里台就相当于我们的人代会一样的,是推举制,是元老政治,是元老来推举下一任大汗。他参加过几次之后,心灰意冷,窝阔台以后大汗的位置,基本上就被拖雷这一系就占领了,就到蒙哥、忽必烈这一家去了,从蒙哥立为大汗,忽必烈立为大汗,到了拖雷这一系。

   

      我前面讲到萨迦班智达带来那个十岁的小孩,就是八思巴,这个时候八思巴多大呢,十九岁。就是凉州会盟以后的两年,阔端和萨迦班智达相继死去,他们会谈的双方在两年之后都死了,新的一代起来了,这一代是谁呢?蒙古这一方就是忽必烈,而萨迦班智达这一方就是八思巴。这就是第二代的会盟。

   

    这时候八思巴已经是萨迦派的领袖,萨迦班智达是萨迦派的四祖,八思巴是五祖,他继承萨迦班智达的位置的时候,就十五六岁,就是他临终的时候,就把法衣就传给那个小孩了。等忽必烈来继承这个西夏王的王位的时候,他所面对的萨迦派的宗教领袖就是八思巴。

 

    忽必烈第一次见八思巴,他们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因为他们毕竟没有阔端和萨迦班智达这种情感。忽必烈对八思巴说,我要去攻打大理,你们吐蕃要给我征多少粮食和多少士兵参战。十九岁的八思巴站起来说,你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我们吐蕃这个地方,非常偏僻,人也很穷,既没有钱也没有粮,要说找人去打仗,更不可能,我们吐蕃人,都是佛教徒,不可能去打仗。第一次开王公会的时候,两个人就吵起来,吵翻了,忽必烈就非常不高兴。

     忽必烈的正妻,叫察必,是忽必烈最宠幸的女人,她非常了不起,真的是一个贤妻,她在后面听了他们两个人的争吵,她跟忽必烈说,我看八思巴比原来你周围的这些高僧不知道要强多少。因为八思巴要走了,我要返回吐蕃去,不跟你搞了,我走了,他要回到萨迦去,他都已经骑上马了。察必和忽必烈说,这个人不能走,这个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听他的言谈举止,他相貌庄严,这个人将来会有大作为,要把他留下。忽必烈后悔了,他也觉得自己太不礼貌,就开始去追他,就不让他走,把他弄回来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开始接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友好的状态,但是后来在很多场合,忽必烈给八思巴提问题,因为八思巴他是读了很多书的,他的大伯就是萨迦班智达啊,对他就是从他一点点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培养,刻意地培养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来培养。所以八思巴成熟、练达、博学多才。忽必烈当时汉文化的知识不多,他就问了很多问题,他听了他的回答以后,他就将信将疑,他就叫人去找书,一查,他说的都是对的,他就慢慢开始尊敬八思巴。

     尊敬到什么程度呢?尊敬到后来把八思巴封为国师,然后忽必烈本人皈依藏 传 佛 教,把他聘为他的上师。八思巴跟他说,你如果聘请我为你的上师,按照我们藏 传 佛教的规矩,我要坐上座,你要坐在下面。忽必烈一听又生气了,这怎么可能呢?你怎么能坐到上面呢?他说那你要皈依到我们教,我们教就是这个规矩,就是上师坐在上面,你是信徒,你当然坐在下面。这个时候又是察必出来打圆场,察必说,凡是开王公贵族会议,忽必烈坐上面,八思巴坐下面,凡是开宗教会议和在私下的场合,八思巴坐上面,忽必烈坐下面。这样忽必烈就同意了。  到后来,他就越来越敬重八思巴,给他很高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下令让他去发明蒙古文字,就是叫八思巴文。而且他把这个八思巴文奉献给忽必烈的时候,忽必烈特别高兴,他下令全国所有的公函、印章、钱币必须用八思巴文。八思巴文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不是现在的蒙古文。我们今天在哪儿可以看到呢,就是从北京到上都,我们要过居庸关的云台,云台不是一个拱门嘛,是元代修建的,那个上面有六种文字,其中有一块就是八思巴文,唯一的,现在能够看到的八思巴文就在居庸关的云台的这个门的左方,它是左边三块,右边三块,一共是六种文字。

  

       八思巴有极高的修养,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宗 教领袖,他在处理和忽必烈的关系的时候,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他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师父,在蒙古贵族和王公这个领域当中传播藏传佛教的成果,因为他成为国师,他提了很多东西,在忽必烈的推动下,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八思巴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梦,他后来告诉过班智达。做个什么梦呢?他就说,他手上有一个拐杖,这个拐杖是藤的,一共有八十节,但是在第四十六节这个地方突然就有一个弯儿,这个拐杖有一个弯儿,他就问师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师傅说,哦,你在四十六岁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他就死在四十六岁,他是回到萨迦以后,被人毒死的。

   

      假如我们把阔端和萨迦班智达作为第一个会盟,“凉州会盟”,1247年。那么八思巴和忽必烈是第二代会盟,这一代会盟是巩固了上一代的成果,双方都巩固了上一代的成果,特别是八思巴对蒙古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再说第三代的事。

      我们知道,后来蒙古帝国慢慢地就开始衰落,大概到了16世纪左右,蒙古在这一片的王叫俺答汗,蒙古当时分成三个大派,俺答汗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派,我们从北京到上都,宣化一过来这片草原就是俺答汗的势力范围。俺答汗和明朝之间的关系,大约是在万历年间,张居正当朝的时候。为什么俺答汗和明朝之间屡屡发生关系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蒙古人需要用汉人所提供的日用品。比方说铁锅,他们不会做,服装、丝绸等等这些东西,他们都迫切需要。明朝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模式,既禁海,也禁边贸。所以俺答汗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你说这个老百姓没有铁锅用,他做不成饭啊,虽然你是游牧民族,你也要煮饭吃啊,还有缝衣服的线等等,他们都搞不出来的,更多的还是王公贵族他们要消耗丝绸,这是非常需要的。所以,有一年他们打到德胜门去了,俺答汗打到德胜门的目的不是要把明王朝灭掉,他就要求你开市,要求边贸。其实跟英国人来叩关是一样的道理,一个是从海上过来,一个是从陆地上过来,就是他要求边贸互市。一直到张居正和高拱当了宰相的时候,他们才正式地签订了一个协议,就是和俺答汗之间恢复了边贸,就是张家口外的马市,以马作为交换,马只是一个名目,其实有大量东西都有交易。

    

       俺答汗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作为大汗,是旁系的子孙,他的血统不是那么高贵,这是他的一个心病,你作为一个大汗,必须是黄金家族的成员,成吉思汗这个血统下面叫“黄金家族”,必须是“黄金家族”的正出,你像我刚才说他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这个家庭下面的这些人,就是“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家族。但是他稍微有点偏,可能不是正妻所生的儿子,他就有这么一个致命的弱点,这个弱点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外力来校正,使它得到弥补和修复。在1578年的时候,他就遇到了索南嘉措,在青海的仰华寺里面,两个人又有一次会盟,这个时候蒙古方面代表换成了俺答汗,而藏传佛教的代表换成了索南嘉措,索南嘉措是黄教的代表,就是宗喀巴创立了格鲁派,格鲁派就是今天的黄教,但是当时是一个很小的教派。

        他们两个在青海仰华寺会盟,索南嘉措见到俺答汗,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忽必烈转世,然后俺答汗就跟索南嘉措说,你就是八思巴转世。 对俺答汗来讲,藏传佛教给他提供了一个弥补他血统亏空的一个正统理论,你是忽必烈转世,你不就是黄金家族的正统血统了,那还说什么,那没话说的。那你就是八思巴转世。

       蒙古和藏 传 佛 教在另外一个空间上又形成了一次会盟,这次会盟在青海仰华寺,他说他是八思巴转世,他就给他封了一个号,叫“达.......

   

   

 


 

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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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陈浩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关于杨小凯。题目是“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杨小凯这个人物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常说,上帝造有君王、祭司和先知。杨小凯既非君王,亦非祭司,他的身份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先知。所以我是怀着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来讲杨小凯,虽然他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杨小凯生于1948年的106日,再过几天就是他70年的诞辰。我想把今天这场讲座也献给杨小凯先生,作为对他70岁冥寿的一种怀念。200477日,他就离开了人间,距今已经14年了。上次到复旦大学开会,纪念的是他逝世十周年,这一晃又过了四年。

杨小凯已经离开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重温他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仍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所以,在临近他70年冥寿的时候,我们来怀念杨小凯,我们来学习他的经济学思想,理解这些思想对我们这些“现代人”的时代意义。

我今天会讲这么几个题目。

 

       第一、 命途多舛的杨小凯

 

 

      大家知道杨小凯的一生,其实是非常坎坷,非常波折的。

      杨小凯第一次闻名于天下,不是因为经济学,而是因为1968年的一篇大字报。他当时只有19岁,名叫杨曦光。当时WG已经搞了两年,各地的造反派也斗了两年。他所在的WG造反队叫“湘江风雷”。

他在1968年写的这张大字报,叫做《中国向何处去》。这篇东西当时可以说是名震天下,影响非常之大。我比小凯小几岁,但我们这一代老三届的红卫兵,可以说没人不知道杨曦光,没人不知道《中国向何处去?》。

在今天来看,这篇大字报其实是一个非常左的东西。杨小凯认为,中共建政到文革,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蜕变为一个脱离人民、背离其立党“初心”的阶层。他认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阶层已经成了人民的敌人。所以他的主张就是:要搞第二次革命,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

杨小凯当时的认识是:毛发动的文革还不够彻底。他举例说,上海的“二月风暴”,就没有体现巴黎公社的理念。 所以杨小凯提出了一个更左的目标:实行二次革命。可见,青年时期的杨小凯把革命理解得非常浪漫,是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在那个年代,与那些打打杀杀、高喊空洞口号的文章相比,这篇东西是唯一有思想性的。杨小凯天生是个能够深度思考的人,不管他这种思考是建立在一个什么维度之上,这篇文章展现出了他的理性,他的才华,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可谓横空出世,对很多处于迷狂状态的青年,可以说是当头棒喝,看到了自己的莽撞和浅薄。

我认为知青这一代,特别是老三届这一代,有两件事情对他们影响极大:一个就是杨小凯的这篇《中国向何处去》,另一个就是9.13事件。这两件事给这一代年轻人所带来的是震撼、警醒,让他们懂得读书、思考。

《中国向何处去》影响极大,惊动了高层,也给杨小凯带来了灭顶之灾。康生和陈伯达都注意到了这篇大字报,他们认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不可能写出这么有思想的东西,背后一定还有黑手。其实,康生等人是害怕这种思考背后的那种精神力量。而杨小凯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于是康生等人认为,杨小凯背后一定有更深的幕后谋划。杨小凯的父亲被关进牛棚,母亲不堪忍受折磨上吊自杀。杨小凯在19682月被关进长沙左家塘看守所,196910月逮捕,并判处十年徒刑。

 

 

监狱里的启蒙

 

在监牢,对杨小凯来说既是炼狱,也是他精神升华的契机他在监狱里,杨小凯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叫刘凤翔,他是杨小凯的精神启蒙者。

在杨小凯后来自述中,有这么一个电影一样蒙太奇的情节。那个晚上,杨小凯被押到监狱的时候,四处都是黑咕隆咚的。他被推进牢房,背后的铁门被咣当一声关上了。在黑暗之中,他摸到地上的稻草。突然,从墙角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你是杨曦光?”。杨小凯吓得寒毛倒竖。陌生的环境,阴森的牢房,本来就高度紧张,他问:“你是谁?”那个人回答:“你不要管我是谁,我算一算,你也该进来了。”这就是当时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黑暗的、铺满稻草的牢房里,有这么两个人对话。跟他讲话的这个人,就是刘凤翔。

刘凤翔是什么人?他曾任浏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在被关进监狱前,他是湖南《新农民报》的编委,地位不是很高,但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后面会细说这个刘凤翔。

经过这一场夜间对话,两人就认识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交流。你可以想象,一个20岁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个像刘凤翔这个可以推心置腹交流对象,他慷慨激昂,非常兴奋。 但是,当他讲完以后,刘凤翔非常严肃地跟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不能再沉浸在法国大革命和苏俄红色革命的怪圈中,你们必须要从这种历史的循环的链条中走出来。你们要学习的是英国历史,你们要去了解英美宪政,要了解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同时你们要懂经济,你们要懂市场经济,你们要学经济学,你们要成为经济学家。”

我们想一想,在1968年的时候,有人能够讲出这么一番话!别说68年,就是788898年甚至18年,有人来讲这段话,都是醍醐灌顶。毫无疑问,刘凤翔的价值观,与当时正沉迷于左倾思潮的杨小凯南辕北辙。这一番话给了杨小凯极大的启示。我前面说过,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其实是个非常左的。但他遇到了刘凤翔,遇到了他人生导师,第一次听到英国宪政、光荣革命、市场经济……这类崭新的概念。 毫无疑问,这些概念是他从没有听过的,但同时对20岁的年轻人来讲,这套东西给了他一种巨大的精神冲击。

 

第二,寻找刘凤祥:英美保守主义在中国的踪迹

 

讲到这里,我要稍微补充一个背景。

在辛亥革命以后到五四运动时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中国发生着丰富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些启蒙是有几种流派的。一是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红色革命的流派。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扬苏俄”,“反传统”,提倡苏俄的红色革命和暴力革命。二是以胡适和蔡元培为代表的,他们偏向西方民主和自由主义。但是这一派在境外的思想资源是罗素、杜威,是大百科全书派,本质上还是法国大革命传统。虽然他们和第一派不完全一样,但也是反传统的,以打倒孔家店和反对一切宗教信仰为特征。前两派有区别,但也有相通的一面:都是反传统,都希望通过大规模的暴力、激进革命来重新完成新的国家构建。           

三是以严复、章士钊为代表的一派,他们倾向于英美保守主义。主张中国应该走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渐进式变革。对第三种思潮,很多人不是很了解,我是去台湾了以后,接触到周德伟先生。我在台北紫藤庐讲座当中,也讲过这个观念——第三条道路。它不是以《新青年》为代表,而是以《甲寅》为代表。《甲寅》是19145月在日本创刊的一份杂志,它代表的就是我说的第三种理念。

我为什么要补充这个背景呢?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刘凤翔,1968年被关在牢里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有保守主义的观念?通过刘凤翔对杨小凯所讲的这段话,我们看出,他的确具备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秉承的是周德伟先生,符合章士钊等人的思想。所以杨小凯1968年被抓到牢里去,他就和刘凤翔有了交集。刘凤翔是19714月被枪毙的。在监狱里他们应该有两年时间的交集。正是因此,杨小凯的思想深受刘凤祥的影响。

我关注的点在于,刘凤翔的存在,或者说刘凤翔这种思想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事实:一直到六七十年代,在民间仍然保存着以严复、章士钊、周德伟这一派的,认同英美保守主义、宪政民主的这样一群知识分子。正因为这一点,我对刘凤翔产生了兴趣,再加上杨小凯的关系,我觉得有必要去追寻刘凤翔这个人。这些年我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成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刘凤翔在19714月被枪毙,所有关于他的档案、资料都是处于保密状态,通过一些信息的收集,我大致勾勒出了刘凤翔的人生:

刘凤翔,1932年生人,祖籍湖南岳阳,194910月参加工作,194911月在浏阳县委办公室担任主任,1952年入党。1956年担任湘潭地委《建设报》的主编。19567月调任湖南农民报,担任编辑。1957年划为右派,19683月被捕,1970年判处死刑,19714月被枪毙。1984年,湖南高院下文平反,同时1985年《湖南日报》下文平反。他一个肉体上被消灭的人,非常可惜。在那之后,所有关于他的资料都中断了。

刘凤翔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

我原来的猜测是,他可能受周德伟先生的影响。因为周德伟先生1933年去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留学,师从哈耶克,是哈耶克第一个华人亲传弟子。周德伟在1936年抗战开始以后,从欧洲回到了湖南,在湖南大学创办了经济学系,开始传播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所以我是这样推测的:刘凤翔在湖南大学接受了教育,从周德伟先生那里了解到哈耶克的思想,他接受了英美保守主义的理念。这是我原来的猜测,我是按照这个逻辑去寻找的。但是看到刘凤翔的信息以后,这个猜测被推翻了,因为,周德伟先生去英国留学的时间是1933年,那时刘凤翔才一岁。当周德伟先生回国开始讲课时,刘也才三四岁,不可能成为湖南大学的学生。

我为什么要去寻找刘凤翔?因为刘凤翔的思想对杨小凯产生了影响。杨小凯后来去学经济学,在普林斯顿和莫纳什大学做经济学研究,包括他用数学模型所建立的经济学体系,这一切,实际上统统都是在实践刘凤翔对他启蒙的思想。我一直想从刘凤翔推到周德伟,从周德伟推到严复。然后从周德伟再推到哈耶克,从严复推到《甲寅》,去寻找这样一条中国保守主义和宪政主义思想的传播谱系,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因为刘凤翔被肉体消灭,所以这种推导的脉络就就断掉了。

 

 

曲折的求学之路

杨小凯出狱后,在李锐和一些其他的重要人物的帮助下,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助理研究员。

杨小凯在某种程度上和我有些交集,就是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是一个了不起的教育家,他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其中就包括在1983年破格聘用杨小凯担任武汉大学经济学讲师。为什么说是破格?不是杨小凯的学术水平不够,是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刚从监牢里出来的劳改犯,在那个年代,大学里要接受一个判了十年徒刑的劳改犯,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刘道玉校长顶着压力,硬是让他来教书。在邓晓芒先生写的回忆录里,他住在武汉大学湖滨宿舍的时候和杨小凯就是邻居。

杨小凯在武汉大学的第二年,一个世界上闻名的经济学家邹至庄先生到武汉大学讲学。在这期间,邹先生遇到了杨小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对杨小凯在经济学和高等数学方面所达到的高度非常惊奇。他马上邀请杨小凯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但正如我刚才说的,杨小凯那时的身份还是一个坐了十年监狱的劳改犯,根本不可能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这时又是刘道玉先生站了出来,刘道玉校长专门为这个事情,给当时的Z总理写了一封信,希望当局能够批准杨小凯去普林斯顿读博士,拿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我听Z总理的秘书李先生讲过这件事,是他亲自来处理的这件事。完全满足了刘道玉校长的要求,也遂了杨小凯去普林斯顿留学的愿望。应该说由于这一系列人物的帮助,首先是李锐先生帮助他去中国社科院,后来是刘道玉先生帮他去武汉大学,后来也是刘道玉先生和Z总理以及总理秘书……现在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背后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第三,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

 

杨小凯的经济学框架其实非常清晰,就是借助现代经济学的数理工具,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的核心经济学思想——劳动分工。他认为,作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分工和市场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市场的发育有赖于交易的效率,交易在本质上是产权的交易,而交易的效率取决于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以及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

杨小凯经济学思想所达到的高度,是全世界公认的。他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的。说实在的,我并不太看重这种所谓的提名,但它毕竟是一个标志:那些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都非常看好杨小凯,这足以说明他的经济学研究功底非常扎实。

杨小凯终生都在关注中国,我觉得这对当下中国很有时代意义。获再多的诺奖提名,都不如他对中国现状的关注来得重要。他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解释,我重点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后发优势”,一个是关于私有产权保护。

 

 

大家知道,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在持续30多年的时间内,GDP的成长每年都保持在10%左右,被称为“世界奇迹”。 今天来看,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世界奇迹。谢作诗教授认为,经过了40年的发展,人均收入才达到8000美金,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和台湾、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国家比起来,中国的增速并不高。但是在当时,的确是一片叫好之声。特别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1995年前后,到处大讲“后发优势”。什么叫后发优势?他们认为:后进国家,只要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就可以实现快速发展、后来居上。他们用中国30年的发展来论证一个道理,就是想说“后发”并不是坏事,是有很多好处的,因为它可以通过模仿获得迅速发展,而无需改变制度。在这种一片乐观的情绪中,甚至还出现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提法。他们把这种靠后发优势、模仿先进而得到的经济增长,总结为一种模式,认为这个有普世意义,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推广。

在“形势一片大好”的乐观情绪中,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大讲“后发劣势”——这个人就是杨小凯。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迟缓,模仿空间很大,很多东西根本不用创新,可以直接模仿发达国家。但是他认为这种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变革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模仿实现经济的快速成长和发展。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优势,而是一种诅咒。为什么说这是一种诅咒?他认为由于巨大的落差所导致的巨大的模仿空间,会使很多后进国家只重视模仿生产、管理和技术,而不去认真进行国家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样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根本制度的变迁,他会给长期的发展带来非常巨大的隐患,甚至会造成发展的失败。

他进一步解释道,在不改变制度的前提下,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的企业会贪腐横行,国家整个体制的活力必然会被这种模式所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的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他说,当年的苏联就是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一度成为比肩美国的强国,但最后它还是彻底崩溃了。苏联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被迫害致死,这就是一个后发劣势的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现在还看到,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越来越被中国的实践所证明。杨小凯是一位极有远见,头脑非常清醒的思想家,而且我认为他是一个先知式的学者。就像耶利米对巴比伦囚徒们的预言,杨小凯的预言虽然不好听,不被当局所欢迎,但他讲是实情,而且最后的社会实践也印证了他先知式的预言。   

杨小凯主张,后进国家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光要发展生产,而且必须变革相应的制度。他比较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和满清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不但以宪fa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了英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早期他们因为不知企业为何物,也办过几个模范工厂,但后来基本上不办国有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实行公平的司法,承担的是第三者的仲裁功能,而不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样私人企业就蓬勃发展起来了。另外,日本引进的专利法、公司法,使私人企业可以在保护、推广专利制度的过程中受益,所以西方技术在日本得以广泛地传播和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化的日本很快发展出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

反观晚清洋务运动,是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没有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没有独立的司法保护私人企业,私人资本被政府肆意剥夺。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政府垄断了工业的利益。于是,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利用裁判的权力,追求它作为其球员身份的利益,这样根本不会有良性竞争。

我们看今天,30多年持续的经济发展,的确让中国成长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由于制度没有变革,观念没有变化,我们没有建立起一套能够支持社会转型的政治法律体系,所以今天的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后发劣势渐渐显现。我可以用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为例,来证明杨小凯的先见。

我本人在1990年离开人民银行,去创办了长江证券公司,也算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一个亲历者。当年我们投身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时候,是抱着极大热情的,有一种崇高的信念,去建设中国资本市场。在当时我们有一些可预期的框架设计,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它不仅是融资制度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产权制度的变革,即通过股份制改革完成企业私有化,通过产权的私有而形成新的公司模式。

我们当时认识到,中国资本市场、股票证券市场的成型,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对企业治理结构的一种积极探索。中国虽然有洋务运动30年,民国也有过黄金发展时期,但是对于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型,其实是一直没有完成的。从1990年开始的变革,是给这种探索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机遇的窗口期。比如,一个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以后,如何通过董事会来对企业进行管理,另外企业在私有化以后,民众成为企业的持股者,如何进行外部的契约监督。90年的这一波股份制改造,以及相应的证券市场的建立,其实是中国在企业治理结构上的一次绝佳的探索和实践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三十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探索是失败的。在这个窗口期内,我们根本没有完成这个目标。今天的中国企业,又回到了党委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的模式。另一个目标也没能实现:在资本市场体制之下,通过股票的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变更,来引导产业结构实现升级换代。

在我看来,中国的资本市场的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丧失了财富效应。二是中国企业治理结构的探索完全失败。三是资本市场成为权贵资本分肥的工具。四是国有企业重新回到社会的主导地位。从资本市场的改革可以推及其它改革:中国没有进行基础制度变迁的模仿。虽然我们有极大的模仿空间,但我们从来没有触及基础制度的变更。因为我们对企业治理的探索只是单纯的工具性探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是必然失败的。当年林毅夫一直在讲后发优势,他认为中国要“渐进地改革”。后发优势满足了中国人的虚荣,“渐进改革”的说法也为当权者所接纳,认为中国可以不改革政治制度,照样可以做得很好。

 

为什么我说杨小凯是个先知一样的人物?因为杨小凯针锋相对地提出的后发劣势,它的背后是要完成一个宪政秩序的构建,要避免国家机会主义的出现。我们今天来看,所谓的贸易战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就是一种外向型经济。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外贸依存度”。什么叫外贸依存度?就是说在一百块钱的GDP当中,由进出口拉动的比例占多少?中国最高达到76%,在世界居第二位,最高是德国,其次就是中国。一个外贸依存度达到76%的国家,我们是怎样把中国的产品卖向世界的?就是我们依靠了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秩序,也是一个世界贸易体系,这个体系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体系,WTO等等。我们并不是靠什么坚船利炮去打开世界市场,而是利用一个既定的世界贸易秩序来完成中国产品的进出口。

但是,要保证世界贸易秩序能够顺利的运转,就需要每个成员都遵守它的契约。你是一个合法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搅局者。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在加入WTO时,是对这个贸易体系有一个承诺的,就是保证在15年内完成国有企业变革,取消对企业的价格补贴,外贸补贴这一类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行为,但是,15年时间过去了,我们自己没有遵守这种既定的承诺,我们违反了契约精神,这就是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的立场。

 

关于杨小凯经济学的思想,我再说第二点,他对私有产权保护的概念。大家知道80年代的共识是市场经济,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莫干山会议也好,巴山轮会议也好,它的核心都是指出中国要走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在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的出路其实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但是杨小凯的贡献在于,他看到的问题的更深一步。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人产权制度。杨小凯认为,如果私人财产不受到保护,财富没有安全感,市场经济即使发展了也会崩溃。他从中国历代王权侵犯产权,任意剥夺商人财产的历史,提出要保证私人产权不可侵犯的观点。

他由此就进一步提到宪zhen秩序的概念,什么叫宪zhen秩序?宪zhen秩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公权力的约束,把公权力关到笼子里。二是对私权利的保护,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我们今天改革到了今天,私人产权的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杨小凯认为中国要富强,不能够在重复历史错误,最有效最根本的改革,就是保护企业家的私人产权,并将政府垄断的种种特权废止,就像孟德斯鸠所言,财产所有权是最大的道德。当法律不保护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的时候,社会道德是不可能的。杨小凯认为,权力一旦干预经济,无论是否出于善意,无论政客多么精明过人,都必然给市场的自发秩序带来灾难。更何况权力往往倾向于自我膨胀,往往造成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国家主义,祸害极大。

 

第四点,杨小凯和基du教。

 

我在第三点最后的结论,就是杨小凯认为,保护私有财产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这个论点,它显然比其他的经济学家眼光要高出很多。

杨小凯他看到了后发劣势的核心,是因为我们想通过一种不变革基础制度的方式,一种机会主义投机取巧,就达到发展的目的。然后继而他又认识到保护私有产权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宪zhen秩序。那么杨小凯的这种宪zhen思想,它的源泉是什么呢?

我们要追寻着杨小凯这种思想的根源,去追寻他为什么要接受基du教的信念。因为有人认为,杨小凯其实是晚年患病以后,他为了身体的健康才信了基督,意思是他的信仰是基于希望上帝保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也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杨小凯最先接触基du教,我在前面讲过是在1968年,他在牢房里面碰到一个基du徒,这个基督徒是因为写一张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徒刑,但是他在那种高压环境和政治迫害面前,从来没有表现出害怕或者恐惧。他除了每天自己祷告还为同牢房的难友祷告,他经常说,是上帝让他承受苦难。毫无疑问,杨小凯所接触的这个人物一定给他一个记忆,给他一个精神的坐标。

杨小凯回忆,他认为自己比较系统接受的基du教信念是受到哈耶克的影响。 他读了哈耶克的著作以后,发现一个重要的观念,即自由能够使社会秩序不断扩张。他在研究基督教的中发现,在经济上能够使自由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du教。他认为基du教特别是基du教的新教,对经济发展,对世界和平,对永久的公正秩序起到促进作用。杨小凯同时也认识到,基du教对社会文明的影响,就是它有一种第三者功能。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运行成功的话,这种第三者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和耶/稣都在天上,它和人没有利害冲突,它既不跟人争权,也不跟人争利,他更不会去争什么超级大国的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一个和平的秩序非常需要这种功能。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第三者功能,这个社会没有宗教,很多事情是无法实现的。杨小凯在他的回忆录当中坦陈,他信主的过程和他对基督教与宪zhen秩序的关系的认识有密切关系的。他觉得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是他永远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他从来不会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而且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基du教强调爱人,甚至爱自己的敌人,强调宽恕,强调不把人分成等级,耶/稣所爱的是那些最低等级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永久和平和正义制度的基础。

杨小凯说。基督教无条件的禁止一些行为,比如说“十诫”,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发达呢?因为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而信教的人承诺非常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国家的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的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最佳商业行为准则”,一共有十条,这对大公司的治理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最佳商业行为的原则源自于《圣经》的十诫。所以杨小凯认为基督教最重要的是提供一种秩序,这种政治秩序就是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要有个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及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你是小偷还是警察,你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认为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比方说他认为实现限制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规则的人,能够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是竞争的失败者,自然的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的游戏,竞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以后,大量的政治资源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其实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比如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不认输,发生了革命。基督教信仰者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这是非常关键的。

杨小凯是一个基du徒,他非常虔诚的皈依的嫉妒。2014年我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见到他太太吴小娟,吴太太告诉我,他说他们两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们的大女儿已经读完了神学院的神学硕士,大女儿和女婿一起都去台湾做了牧师。我们可以看到杨小凯包括他的家庭和基督教有非常深的这种渊源。


 

什么是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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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人类文明?

       我们认为人类的文明不仅仅是GDP的增长,同时还包括人的自由和尊严、法制和公平正义、宪政和限权政府、人民的财产权和生命权的保护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当然还可以列出很多来,我们认为现代文明不能仅仅理解成几栋高楼大厦,多少公里长的高铁和高速公路,人类的文明首先是一种文明的状态,首先是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
    我刚才讲的上面这两幅是鲜明的对比,我们觉得当下社会在  精神状态上呈现一种急剧堕落的状态。那么怎么去阻止这个社会的堕落?现在在台面上的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全是虚伪的,是苍白的,是肤浅的,是无力的。正是因为他们的苍白无力,他们根本不具备救赎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靠普世价值和精神信仰,要通过纯洁人的灵魂,来救赎这个堕落的社会。
 
     那么,问题是,什么是当下中国精神救赎的力量?
    儒家行不行?
   我们先看儒家能不能救今天的中国,来阻止我们这个社会的堕落和下滑。我们应当承认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的DNA,它涉及到每个人的人性,但是严格地讲,儒家文化仅仅属于一种伦理的范畴,儒家并非宗教,判断儒家是伦理而不是宗教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没有彼岸性。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给人类提供的是彼岸意识,是人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归属。儒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未知生,焉知死”。所以这种缺乏彼岸意识的伦理,就肯定缺乏一种救赎的力量。
     另外,儒家学说从西汉以后,就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它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董仲舒那个时代开始,所谓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就把儒学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
    宋明以后,儒佛合流,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程朱理学,但是程朱理学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逐步变得僵化和缺乏时代性,明清朝代,科举考试的八股取士,都是以朱熹的四书五经为范本,更加剧了这种僵化。在五四运动以后,以牟宗三、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他们在探索儒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革,他们的口号是要让“老内圣”开出“新外王”,所谓的新外王,就是希望儒家在新的时代,来产生开出科学之花,开出民主之花。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从五四运动到现在,一百年,这个努力是失败的。而且儒家本身所倡导的一个核心价值是“中华文明中心论”,这种中华文明中心论往往成了我们抵制普世价值的一种工具。
 
      佛教行不行?
     我们能不能拿起佛家的武器?我认为,佛家对个人的心性修炼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不具备提供公共精神的能力,我说的是一种社会公共精神,构建这种社会的公共精神,它需要一种公共的立场和公共的价值观。但是,唐代“会昌法难”以后,佛教的精神气质在发生变化,它不是原来印度的那个佛教。其中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佛教哲学思想逐步被取代,被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取代,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是非常世俗化的宗教,而具有哲学思辨意义的“三论宗”和“天台宗”基本消失。就是说,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找不到原教旨意义上的天台宗寺院。我曾经几乎走遍了中国大概现存的几十个天台宗的寺庙,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们都成了禅宗。所以,佛家由于它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没有神学思想的觉悟,它对精英阶层慢慢地丧失了吸引力。另外,我们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找不到一个佛家文化导致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范本,说明佛教和现代文明明显地缺乏亲和力的。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三大流派: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的革命派,以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和以章士钊,严复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前面两派在五四运动以后形成国共两党,他们在某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主张激进革命,主张反传统,打倒孔家店,而保守主义的一派很快销声匿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是儒、释、道,到了文革,统统都是奄奄一息。
    所以,我觉得从五四运动,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形成了一个“阿凡提打油式”的文化传承的断裂。什么叫阿凡提打油,阿凡提的老婆叫阿凡提去油店买一斤油,油店的老板告诉他,你这个碗只能够装九两油,还剩下一两油怎么办?阿凡提说没事儿,我这个碗底还可以装一两油,他把碗底翻过来,在碗底里面装了一两油,很高兴地唱着歌回家去了。他老婆问你打的油呢?他说在这儿。老婆问我叫你买一斤油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他说没有呀,我这边还有九两。阿凡提打油就是把一个碗翻了两次,第一次把九两油翻掉,第二次把一两油翻掉,我们中国从近代一直到改革开放结束,就是一个阿凡提打油式的文化传承,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把九两油翻掉了,改革开放,我们强调白猫黑猫,超现实主义,把一两油也翻掉了。所以我们的文明是一个空的,是一个空碗,没有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社会如此的荒芜,道德如此沦丧,精神如此沙漠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文明、没有文化、没有精神、没有信仰。   
  
     我们再看基du教,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所,我们讳言基du教,但是不能讳言,是我们必须去积极面对,因为它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精神救赎力量。我觉得基du教文明对社会有极为强烈的精神救赎意义,完全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普遍的价值观。为什么?因为人类一切关于平等、自由、民主、宪zhen的理念全都来源于 基du教,其中对公义的追求,对人权和生命的尊重,人人平等观念、超越的大爱精神,都是我们今天当下社会所非常需要的精神资源。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法制和契约精神,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道路,对不对呢?对!大方向肯定对!但是为什么市场经济走成了今天的权贵经济,走成了少数人的发财,社会贫富差别如此拉大?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中没有法制,没有契约。我们重读《摩西十诫》。我曾经把《摩西十诫》和佛教的戒律做了比较。大家知道,佛教最基本的戒律就是五戒:杀、盗、淫、妄、酒,你作为一个佛徒,你最起码要严守这五戒。在佛教这五戒当中,前四戒是“实戒”,第五戒酒戒是“遮戒”,什么意思?犯了实戒,犯戒即犯罪;犯了遮戒,犯戒不见得犯罪,因为在酒后的坏事有时候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回过头来看《摩西十诫》,《摩西十诫》的后六诫类似佛门的杀、盗、淫、妄,有很多相似的内容,但是,你要注意,它在前面加了四条,比方说,你不能信我以外的神;你不可以轻呼耶和华的名字;你不可崇拜偶像……;我把这四条归为人神之盟,基du教的戒律在建立人人之盟之前,先确定了人神之盟,只有人神之盟的存在,人人之盟才有意义。
    今天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法制,为什么签订的合同都成了一张废纸,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人神之盟,我们在签订人和人之间的盟约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一个人和神的盟约,所以人人之盟就是一张废纸。我们看中世纪的“教皇革命”、《罗马法》的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强调的这种世俗行为,可以荣耀上帝的行为,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气质。
     基du教有没有改变人心的意义?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人对善的追求和对恶念的克制,取决于在精神上构建一个彼岸世界。我刚才说佛教没有。所谓的彼岸世界就是末世,就是终极审判,就是天堂地狱。人为什么在此岸能够遵守法律、做好事、追求善,是基于对彼岸的天堂的追求,是对彼岸目的的追求约束了人在此岸的当下行为。所以我说心中的警察比街上的警察重要,街上的警察,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你就开始犯罪,但是当你心中有警察的时候,即使是半夜两点钟,你还会在红灯旁边等着,你不会跨过人行道,去闯红灯。所以彼岸意识才是真正救赎人心的力量,而基督教的彼岸意识、天堂和地狱的观念、终极审判的观念对惩恶扬善、对人心的改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有两点结论:第一,佛教、道家、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值得弘扬,但它们的功能仅仅限于私域,个人的修养、个人的修身、个人的心性修炼,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基du教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精神救赎力量,基督教既能在私域让人们追求向善意志,又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公共精神资源。请注意,我是把这些东西分成两类:一类是在私域当中,完成我们心性的改造;一类是公共领域,构建公共精神资源,基du教文明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提供一种公共的精神资源,是我们当下社会非常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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