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西部大开发：乾嘉两朝对伊犁的开发与建设

文：黄达远

        首都和核心区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前者往往是指挥中枢——“大脑”，而“核心区”则是供给大脑血液养分的主要器官。无论是古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都非常重视对“核心区”战略设计和控制。“核心区”分“起源核心区、经济核心区、民族核心区”，还有一种兼容多功能的核心区以及流动的核心区。“核心区”的历史往往是理解一个王朝、一个国家兴衰治乱的关键。如鲁西奇教授指出的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受到王朝特别重视、据之即足以控制全国的特殊地区，它集中了全国最重要的武力、财赋与人才资源，并拥有统治全国的合法性，此即中国历代王朝统治所依赖的“核心区”（全国性核心区）。在王朝统治的“核心区”之下，又存在着大区的核心区以及高层、中层、低层政区的核心区等不同层级的核心区；王朝国家即通过控制不同层级的核心区，以实现对帝国疆域的控制。 

古代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核心区有一定的差别，主要是从“内外之防”、“夷夏之防”向“中外之防”的国防核心区转变。由此，“核心区”逐渐实现了从“华夷边界”向“中外边界”的转移。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统一天山南北，疆域扩大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虽然哈萨克三个玉兹成为清朝与正在南下哈萨克草原的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屏障。但是，俄国南下构成对清朝在中亚地缘政治方面的严峻挑战。地缘政治格局本质上是由实力和地理力组成的地缘政治力量互动而创造的平衡结构。伴随着各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实力的不平衡的加剧，原先的地缘政治格局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清朝在中亚腹地的伊犁河谷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本质上就是获得一种控驭中亚藩属，并保持对俄国南下的一种地缘政治的回应行为。因此，不是在传统的“隔绝羌戎”的兰州布防，而是将战略前沿推进到中亚腹地、重新建设一个“国防核心区”。这一视角可能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清代乾嘉时期的伊犁开发和国家建设，笔者拟就此进行一些讨论。

           伊犁的国防地位：“新疆第一重镇”

        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设置，与科布多参赞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黑龙江将军、三姓副都统东西相望，形势联络，共同组成了屏障北部边疆的藩篱。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巩固和加强西北边防的重要措施。后左宗棠在力倡新疆建省时称：“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然。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  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对于这一防御体系有中肯的评价。

伊犁地缘政治地位险要，清人对于伊犁的认识是：“表带河山，控压雄远，为省城西北咽喉重镇，乃西域诸城中第一形胜之地也…故屯驻重兵，以资控制。”“（天山）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系葱岭，因以为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建瓴”清廷在天山南北设立了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四大重镇，各派大臣驻守，控制天山南北，而又“以伊犁为总统之区，以乌鲁木齐为孔要之道，以雅尔为封守之固”。

伊犁是整个清朝北方边疆防御体系最重要的支点，内外之防与中外之防并重，诚如清人祁昀士所称，“为新疆第一重镇”。虽然控制伊犁并不足以控制全国，却足以动摇整个清朝北部边疆防御体系。“若以国防言之，天山南北为中国之城垣，中亚细亚则为中国之外郭”“新疆命脉一系于伊犁，伊犁为新疆头颅，北路塔城，南路疏勒，则左右其肩臂也。乌鲁木齐为其腰脐。其足骨则东伸  低于甘肃、青海”。如失伊犁，则塔里木盆地易受攻击，乌鲁木齐则失屏障，而塔尔巴哈台的门户大开。而失去新疆，蒙古、西藏侧翼暴露，京师震动。

         军事控制是保障这一战略空间最为有效的手段。“伊犁地极西徼，又为将军帅庭，故较之乌鲁木齐驻兵尤多，有满洲、蒙古八旗，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环卫森严。所以靖边圉而资控驭，最为整肃。” 伊犁将军府建立伊始，驻防伊犁的一位满洲将领就毫不隐晦的表达了清廷的意图，“国家之有伊犁也，外诸部总汇之区，为西陲保障之地；内尔重兵坐镇，外尔回夷抒诚。兵威固雄”。

“伊犁向为准夷腹地，加意经画，故穑事颇修。今归我版图，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鲁特等趁机游牧，又烦驱逐。”防御外夷，就是传统的“内外之防”。“我同俄罗斯所有交界之处，俱应暗中警惕，加以防范。……断不可轻忽。”防御俄罗斯，则是表达了“中外之防”。清廷在伊犁地区建设惠远“九城”，驻扎重兵，满营驻惠远、惠宁两城，锡伯、索伦、厄鲁特、察哈尔4营“分列四境”为伊犁屏蔽。伊犁5营均为携带家眷的驻防军，长期驻守。伊犁的驻军人数为一万二千余人，占到新疆驻军的二分之一以上。

嘉庆九年（公元1804 年），嘉庆对伊犁的军事地位依然十分重视，上谕批示伊犁将军松筠:“（伊犁）惟是新疆重地，武备最为紧要，此项田亩即分给官兵，只可令其交给闲余丁代为耕种，不当令官兵亲身力作，有妨操练，转致技艺日就生疏。”伊犁驻防满洲八旗训练之一就是“哈什围”，哈什围演练是由满族早年的狩猎撒围形式演变而来的，是将狩猎形式与军事训练结合的产物。它既有初始的娱乐性狩猎性质，又具有军事训练性质，通过哈什围，各营可以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学习技艺，以共同提高战斗力。这是保持满洲武力的一项重要军事训练内容。

                国家权力在边疆：伊犁将军府与“伊犁九城”

        伊犁将军与科布多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南北对应，远则与乌里雅苏台将军、绥远将军、吉林将军等形成北方的防御体系。伊犁将军与其他将军、参赞大臣的统治不同，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的内容：国防、外交、屯垦、商业等事务繁杂，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统治体系，成为清朝国家权力的缩影。

明瑞和阿桂是乾隆朝承担开发伊犁重任的封疆大员，对伊犁事务的认识是，“各城驻防将军衙门设立左司、右司、印房，虽委派本省八旗官员承办事务，然只办本省单一部落官兵事宜，此外别无他事。今伊犁有携眷之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各部兵丁，再加屯田绿营兵，共计一万数千名，又有屯田回子五千余户。其中有在城驻防者，有在外游牧者，亦有随所耕田地而居者，皆为其各自之生计有益安顿办理，远近不一，且又习俗不同。此外，商民往来本无定数，然常住者亦在二三千人左右。是故，伊犁地方事务极为繁杂。由此，他们提出伊犁将军的机构不能与其他将军  的机构雷同。

       从明瑞和阿桂的陈词中可以看出，官兵与商民众族群成分复杂：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汉（绿营）等；生计方式多样，有驻防、游牧、耕者、商民；风俗多样，习俗不同，管理不便，如内地商民“往来不定”。这与“然只办本省单一部落官兵事宜”的驻防将军管辖事务差距自然很大，“伊犁事务极为繁杂”，因此，其他各地的将军衙门一般都设左司、右司和印房，左司分掌兵、刑之事，右司分掌户、礼、工之事，印房分掌日行事件、印信及稿案等事。伊犁将军衙门内设印务处（又称印房）、粮饷处、驼马处、营务处等机构，分别办理各该事务。从清朝设置的14位将军职位上看，只有伊犁冠以“总统伊犁将军”，地位实较其他将军为高，这与其事权相应。清道光时期，凡关内来人参见伊犁将军，体制极为尊崇，“初次进见，皆带刀长跪，命之乃敢起”。“伊犁将军之权限，实包括军事、经济、交通、司法、民政与边防六项”，“而蒙回部之朝贡、封爵、承袭、优恤诸务，亦莫不由将军或大臣之办理。故谓新疆伊犁将军之权力，有过于内地各省之总抚。”

           既然伊犁将军权柄之大，驻地自然要体现其政治等级和代表中央的象征地位，伊犁将军府驻地称之为“惠远”，威慑四夷，抚驭藩属、隐含在“惠泽远方”的意义之中，“天朝”的政治含义昭然若揭。虽然伊犁远离北京的战略核心区，四邻都是外夷。但是，它代表中央政权行使和承接一部分外交职能。不是所有的中亚“藩属”都能去北京从事朝贡，而是低层级的藩属事务，则交给伊犁将军就近办理。不过，整套的仪式和办公程序则是仿照北京体制。由此，作为中央政权的缩影起到象征统治的作用。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自然成为表达“清朝国威”的一个权力象征中心。

据《伊江汇览》、《西陲要略》、《西域水道记》等书所记，惠远城最初周长9里3分，城高1丈4尺，周1674丈。乾隆五十八年（1793），即保宁任将军时期，惠远城已创建30余载，“因八旗兵丁生齿日繁，房屋狭窄”，原建房间不敷居住，于是奏请城市复向东部扩展240丈。如此则城周长共10里6分3厘，为天山南北第一。此外，仅建设一座惠远城还不足以显示清朝的“国威”，调集到此处的官兵家眷和屯田的民户等都需要城池保护。由此，清朝修筑“伊犁九城”城市群。在内地城市一般是单独修筑满城，在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修筑的是汉城（迪化）、满城（巩宁），唯有在伊犁修筑了九座声息相通的城池：以惠远城为中心，并陆续在其周围建起惠宁、绥定、广仁、宁远、瞻德、拱宸、熙春、塔尔奇八座卫星城，统称为“伊犁九城”。有清一代，在北方广大的边疆地域当中，仅有伊犁一地建设了“九城体制”。 

             城内主要是将军衙门、庙宇、官兵驻地，演武场、仓库、市场等；惠远城仿照中国传统建筑方式修造，布局整齐划一，纵横四条大街直通东西南北四座大门，大街四周分布小巷共48条，城市中心是高大的钟鼓楼，气势雄伟。城里分布着包括伊犁将军衙署在内的大小衙署200多所，八旗官兵住房一万余间。城内设置还设立万寿宫、关帝庙、八蜡庙、刘猛将军庙、火神庙、老君庙、城隍庙、龙王庙、风神庙、子孙圣母庙、社稷坛、先农坛、文昌宫、文昌阁、真武庙、魁星阁、祠堂、节教祠、喇嘛寺等。

          城东门外八里为普化寺（喇嘛庙），西门外建贸易厅。布鲁特、哈萨克牧民每年在惠远城西门外互市牲畜等物。咸丰三年（1853）惠远城西南月芽湖旁设贸易厅，建房48间，专司对俄贸易，俄国货从萨玛里（今哈萨克斯坦播菲洛夫），火轮船溯伊犁河运抵惠远城，大宗的皮革、呢绒，金属制品，连英国的锯条、截锯、划玻璃刀、条绒也来到惠远，运去茶叶、大黄。城市空间上的内外有别，体现无遗。

         鲁西奇、马剑撰文指出：“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它本身就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同时，城市还是一种文化权力，是用以标识统治者的正统或合法性，区分华夏与非华夏、王化之内与王化之外的象征符号。”

                 民生建设的“内地化”

             从国防角度看，清朝允许满洲、八旗携带家眷驻防。惠远城满洲、蒙古八旗驻军为4240名，惠宁城满洲、蒙古八旗驻军为2120名。乾隆五十年（1785年），惠远城满洲官兵家口共22274口， 惠宁城满洲官兵家口共12458名。八旗子弟承担世袭的兵役制度，旗丁一旦编入，须世代披甲。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伊犁将军保宁为解决满营丁口的生计，曾奏请增加惠远城满营步甲400名，得到乾隆恩准，但以后不准增加。

驻军与家眷人口日益增多，物资匮乏，而从内地远距离调运物资的成本很高。“取之不易，守之尤难。”时人记载，“今大兵既驻其地，皆需谷食。因设屯田之法，开垦荒芜。回兵六千户，种地纳粮，仅足支用。一冬官傣薪，兵丁盐菜，必需于内地。每岁倒调内地银五十余万两，绸缎数万匹，与哈萨克交易牛羊马匹，变价充饷。又收关税地基银四万余两，及回城所交棉花布匹等项，使能足 一岁之用，钱价昂贵。” 因此，支撑伊犁军饷都是从内地调运，称之为“协饷”。但是，粮食无法调运，克服绿洲自然力的限制，进行垦荒和粮食生产。

           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起，清朝陆续从阿克苏、乌什、库车、拜城、沙雅、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和阗、喀喇沙尔（今焉耆）、吐鲁番等地迁移六千户维吾尔农民，安置在伊犁河两岸定居垦荒。他们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每年以粮赋的名义向当局交粮十万石左右，成为伊犁军民粮食供应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陆续从内地增调绿营兵两干五百名到伊犁，主要安置在绥定、清水河、芦草沟一带，以五百名操练巡防，两千名屯田，五年更替。后来屯兵改为携眷，定额三千名。分为二十五屯，每屯一百名。清朝还将内地的犯人发遣到伊犁种地，交给屯兵看管，这是伊犁军民粮食的另一重要来源。再次是迁移内地的无地农民到伊犁屯田，对屯田士兵和遣犯的家属，也分给土地，尽量把他们编入民籍，使其安心生产。另外，这一时期从黑龙江移驻伊犁霍尔果斯的索伦营游牧种地，从盛京（今沈阳）移驻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着力务农。

除了伊犁进行屯田开发以外，乌鲁木齐、镇西则是国防与屯垦并重，大力发展屯田制度，根据华立统计，就是开发条件的问题了。天山横亘新疆中部，对南北坡及塔里木和准噶尔两大盆地都有深刻的影响. 从热量条件看，有利于天山以南而不利于天山以北，从水分条件看，情况恰恰相反，天山北坡年降水量比天山南坡多1-2倍，发源于天山的河流，全都是内流河。巴尔喀什湖、伊犁草原、乌鲁木齐盆地、巴里坤草原一线，形成了被戈壁荒漠阻隔而星罗棋布的草原绿洲地带，气候寒冷，只能种植一些耐寒的农作物，小麦等。

乾嘉时期北疆垦区发展迅速，为“屯城”提供了广阔的腹地，根据华立先生研究，北疆垦区耕地总面积在道光元年（1820）超过一百二十八万亩。北疆草原变成了农业区，不仅为垦区各城市提供了粮食，而且出现了大量剩余。乾隆中期，“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者。……其昌吉、特纳格尔诸处，市斛一石，仅索银七钱，尚往往不售。”粮食主产区古城的粮价还低于北疆其它垦区，乾嘉之交，当地一石粮食价格甚至长期低于五钱。剩余的粮食可以进入商品流通流域了。同时乾嘉时期北疆各垦区还形成了一个连绵不绝的绿洲农业区，清人纪昀咏道“秋禾春麦陇相连，绿到晶河路几千？三十四屯如绣错，何劳转栗上青天”。各“屯城”也是遥相呼应，“屯营列戍，烽堠相望” 。

无论是驻军、屯田还是修筑城市，首要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伊犁驻军的需要。清朝不惜代价，在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大力进行开发建设，主要是为了克服地理力的限制——距离内地的核心区过远这一事实。此外，伊犁还铸造货币，建立了“宝伊局”，开发各种矿产资源，实行对外贸易等，这些前人多有研究，就不一一而论。 

乾隆对于伊犁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保宁）自抵伊犁以来，察看该处耕种百谷，屡岁丰收，牲畜滋生繁息……贸易之民亦渐增至数万。在此置产者既多，而于城市开铺，乡村耕种者亦复不少，较之从前，富裕数倍，实于内地无异。”表达了乾隆希望伊犁衣食财赋与“实与内地无异”，实现“经济自立”的愿望。

               作为国家“核心区”的伊犁

              伊犁成为清朝的一个重要核心区，这一建设是在满蒙旗人的领导下实现的，在他们的领导下，成功出现了一个以各族群共同参与国防建设和民生建设的宏大历史场景。按照嘉庆末年的《新疆识略》的人口统计，伊犁地区总人口是151940人，其中满营人口为35940人，约占23%；察哈尔、厄鲁特、锡伯、索伦营人口为61000人，约占40%；回户（南疆征调）为34300人，约占24%；绿营和民户（汉人）为20700人，约占14%。满营、察哈尔等来自东北内亚的族群人口占到65%以上。同时，以南疆维吾尔人组成的“回户”和汉族组成绿营官兵主要是屯田开发，为驻军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后勤保障。

            乾隆中期伊犁就成为新疆地区的教育文化中心：乾隆三十一年（1766），“各旗各设学房一所，教授八旗子弟”。 乾隆三十四年（1769），伊犁将军永贵上奏于惠远城建立满汉蒙古官学各一所，位置在惠远城营务处旁侧。同年又在两满营里各设义学一所。五十七年（1792），清朝在伊犁建立俄罗斯学校1所。作为培养熟悉对俄罗斯交涉的人才。

按照鲁西奇教授所提出的“核心区”标准：兵甲（军兵）、衣食（财赋）、人才（文武官员）以及合法性的地区，即兵甲所出、财赋所聚、人才所萃、正统所寄的地区。在核心区所应具备的四个要素中，兵甲与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只有拥有此二者，王朝才有可能建立起军队和官僚系统。由此可见，清朝在伊犁的开发建设至少具备了四个要素，第一，实现了“兵甲有所出”，以满洲、察哈尔、厄鲁特、锡伯、索伦等人口增殖，以男丁作为世袭军职，稳定的为清朝提供后备的军事人员；第二，“人才所萃”，在伊犁建立旗学和俄罗斯学，是储备行政和外交官员的重要机构；第三，“财赋所聚”，虽然不能完全自给，但是粮食、货币等实现了部分自给自足；第四，“正统所寄”，保持着满洲的骑射与武力，满洲最为重要的制度就是“八旗驻防”。所以，从上述特征看，伊犁确实具备一个国家核心区的特点。

           伊犁“核心区”自身特色鲜明：一是不同于内地。如江南“核心区”，主要是提供财赋和科举人员；二是不同于实行封禁的满洲龙兴之地“东北”，保持满洲的纯粹性；三是不同于天山南路的“回疆”。“回疆”虽然有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但是回疆人户不服兵役，也不实行科举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