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与自由秩序
陈浩武
——读《美国秩序的根基》的体会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读书分享。将从四个方面来谈谈我读这本书的体会。
耶路撒冷：弥赛亚和救赎——美国秩序和犹太信仰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柯克把美国秩序的根基紧紧地锚定在犹太文明的基石之上？我理解，原因就是耶路撒冷对神的这种虔诚信仰，是美国精神最古老的精神源泉，也是美国立国的最根本的精神源泉。
犹太民族是一个灾难极其深重的民族。从公元前1400年以来，犹太民族一直生活在极其深重的苦难之中，由于以色列在地理上处在大国之间，可谓列强环伺，千百年来，他们受到埃及人、亚述人、菲尼士人、埃南人、巴比伦人、波斯人、罗马人对他们的轮番奴役和压迫，所以犹太民族的圣殿建了又毁，毁了又建。一直到公元67年，罗马军队为了镇压犹太奋锐党人的反抗，彻底摧毁了第二圣殿，并把犹太人彻底驱逐出了家园，从此，犹太民族进入了“大流散”的时期，一直到1948年重新立国。
正是由于这种深重的灾难，盼望得救一直是犹太民族最深沉的期待，这就是所谓的“弥赛亚意识”，“弥赛亚”是希伯来语言，原意就是“救赎”。
公元前598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再次征服了以色列，将以色列的大批的民众、青年、工匠、祭司和王室成员掳至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在犹太人深处绝境之时，他们产生了一种预言，这个预言就是上帝将会派一个救主，把犹太民族救出苦难，弥赛亚即将降临。弥赛亚的降临将会把犹太民族从灵魂到肉体带入一个千禧年。
当他们离开家园，被人掳走，成为奴隶的时候，犹太先知站出来告诉大家，不要反抗，不要以为明天就可以返回耶路撒冷。而是要尽快找到土地，造好房子，要做长期流放的准备。 犹太先知告诉大家，犹太人之所以有这么深重的苦难，不能埋怨别人，而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屡屡违背了神的意志，是我们这个民族自身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所以遭到上帝的惩罚。现在，我们要深刻反省，我们如何背离了上帝的意志，要深刻的忏悔，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
正是这个在深重灾难下的深刻反省，形成了犹太文明当中最重要的经典，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旧约》中最重要的五篇经文。
《摩西五经》在讲什么？
《摩西五经》第一篇就是《创世纪》。《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万物，告诉我们人类的原罪，告诉我们如果要得到救赎，必须绝对地服从上帝。上帝的创世和伊甸园的传说、大洪水的传说，都在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就是由于人类的原罪，我们需要更加绝对地服从上帝，更加坚定和虔诚地信仰。
第二篇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记录的是摩西在西奈山和上帝的定约。《出埃及记》的核心是在讲确定希伯来宗教的核心就是救赎，靠什么救赎？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意志如何体现？就是《十诫》。
第三篇就是《利未记》。《利未记》其实是一个律法书，有大量关于律法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祭祀的记载。《利未记》在表达，人必须内心圣洁，才能够服侍神。如果我们要服侍好神，我们要有坚定的信仰，首先必须要做到内心的圣洁。
第四篇叫《民数记》。《民数记》是记述关于祭祀活动的内容，这篇的核心是讲救赎是犹太人的专利，是上帝的恩典。
第五篇是《申命记》。《申命记》在说，现世的政治权力、世俗的政治权力及政治人物和神没有关系，神是靠律法来统治世界的。
《摩西五经》是在犹太民族灾难最深重的时候形成的思想成果，这个思想成果归纳起来就是四个字：原罪、救赎。正是因为人类有了原罪，所以人类才期盼救赎，而救赎的核心是神，是上帝。 拉塞尔·柯克在书中说，以色列对现代社会秩序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真正的律法都是来自上帝的理念，上帝是秩序和正义之源。所以灾难有时候是可以使人思考的，灾难和对救赎的期盼，往往使人有更加深层的信仰。
原罪和救赎是整个西方世界最根本的精神结构。我们可以说，西方的一切文明都是在原罪和救赎这么一对矛盾的基础上展开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救赎的核心就是确立神的位置，如果人没有罪性，救赎就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没有神，救赎就无法完成。
救赎靠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以色列的先知们都知道，生命之河源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永恒之城，救恩出自耶路撒冷，因为上帝在这里和人相会。
为了更好的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原罪和救赎这么一个基本的精神结构？我们可以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比较来看。
在中国，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都是中国的核心文化。虽然佛教开始时并非中国母体文化，但是经过千百年洗礼，佛教文化也构成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现在来看，儒家文明和佛教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把救赎的力量寄托于人，而不是寄托于神。儒家和佛家都认为，人通过艰苦的努力，通过修行，就可以达到神的高度，人是可以成为神的。佛门经常讲：什么是佛？佛就是觉悟了的人。所以，人可以成为神，而且人一旦成为神，就具备了救赎的能力。
我们先看佛教。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所谓“自觉”，就是“上证菩提”；所谓“觉他”，就是“下度众生”。这是佛教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思想。“上证菩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自觉”的过程，而“下度众生”是一个“觉他”的过程。如果既能“证菩提”，又能“度众生”，他就会“觉行圆满”。所谓的“觉行圆满”，就是开悟，就是已经修成罗汉果位或者菩萨。
儒家文明中也有这种类似“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精神结构。比如说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四书》，其中有一篇叫《大学》。《大学》在开篇的时候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那么，这个“明明德”的意思其实就是“上证菩提”；“在新民”，也有译作“在亲民”的。“新民”就是去改造、启蒙民众，其实就是“下度众生”；“在止于至善”，就类似“觉行圆满”，达到最高境界。
所以，儒学也好，佛教也好，它们都认为，人是可以通过修行的方式来达到一个神的境界。佛学的路径是“戒、定、慧”，而儒学的路径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是，为什么佛教和儒学都没有开创出现代文明呢？
我觉得，儒家也好，佛学也好，他们都是认为人是可以成神的，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炼而达到佛的程度，达到至善的程度，形成所谓的“君子人格”。具备这种君子人格就可以具有救赎的能力。在这个精神结构里面，没有神的地位，看不到神在救赎中的作用和力量。正因为如此，这种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的思想体制，这种把救赎的希望放在人身上的精神结构，往往都是产生专制和极权主义的丰厚土壤。在这种文化范畴之内，人们总是习惯于搞个人崇拜，习惯于制造伟大的领袖，总是在期盼出现一个“好皇帝”。但是，历史反复和无情地证明，人是最靠不住的，所有的伟大领袖，到头来只会是人类的灾难。
而基督教文化认为，救赎的唯一的力量来自神。因为人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义人”，人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对人形成救赎力量，就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而且人的罪性只有靠神才能拯救。所以我们说，原罪和救赎就是西方世界最根本的精神结构。
当“五月花号”的清教徒到达北美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叫《新英格兰读本》，其中第一句话是：“亚当一人堕落，我们都犯了罪。”这种理念，毫无疑问是继承了犹太信仰的精神遗产。原罪的概念从犹太教传入基督教，成为美国早期殖民地基督徒最核心的原则。柯克在“旧约与新美国”这一章节中写道：“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不仅以《十诫》和《利未记》、《申命记》来构建共同体的秩序，而且一直将他们自己比作以色列的百姓。清教徒们认为自己在上帝的指引下，正再次经历希伯来人的磨难和成就。他们生命的根基是他们自比为以色列的子民，想象自己通过到旷野再次体验出埃及的故事。”
雅典：唯灵主义和彼岸意识——美国的秩序与希腊哲学
如果我们把《旧约》看成一部犹太民族追求社会解放的宣言，那么，《新约》则把我们带向一个唯灵主义的彼岸世界。
在旧约当中，犹太人心中的救主是要为以色列人的国，是要把犹太人带入千禧年，带到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这个救主意识带有非常强烈的犹太民族意识，深深地打上了犹太民族的印记。但是耶稣这个救主不一样。他用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和上帝签了一个新的盟约。耶稣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救主，而是全人类所有信仰他的人的救主，所以基督教从一个民族的宗教升华为一个全人类的普世的宗教。
基du教虽然脱胎于一个强调现世解放的宗教，但是，它更加关注彼岸，充满唯灵主义的色彩。我们说，基du教的这种变化和希腊的文明有极大的关联。《新约》的形成，是在希腊罗马文化之中。希腊文明从两个维度非常深刻地影响到新约的形成。这两个维度是怎样影响到《新约》的？
我们知道，古老的希腊文明最基础的读本是《荷马史诗》，和《荷马史诗》相关的还有一本，就是赫西俄德写的《神谱》。赫西俄德这本小册子非常重要，它虽然很薄，但是是我们解读《荷马史诗》的导本。以《荷马史诗》和《神谱》为基础的希腊悲剧是早期希腊文明最伟大的成果之一，而且它对整个人类的文明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希腊悲剧的代表有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部曲，还有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这些悲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命运”这个概念贯穿其中，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像《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王》这样史诗般的悲剧之中。命运的概念永远存在其中，无论是神，还是人，还是英雄，都没有办法逃脱命运对他们的主宰和安排，命运是无法抗拒的。
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要很好地理解希腊文化中的命运，才能更理解希腊的这种思想是怎样影响到基督教的《圣经》。比方说，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就是这个神话体系的神王，都会被自己的后代所推翻。比如第一代神王天神乌兰诺斯，他被自己的最小的儿子克洛诺斯推翻。克洛诺斯就成为第二代神王，但是第二代神王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当宙斯成为奥林匹亚神族的王的时候，他同样面临着可能会被自己后代推翻的命运。
大家知道有个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被用铁链绑在奥林匹亚山顶的崖石上面，宙斯每天派一只鹰来啄他的眼睛、他的肝；当他的眼睛和肝被鹰吞食之后，第二天又长起来，然后鹰又来啄他的眼睛、他的肝……其实，就是宙斯在反复不断地用酷刑折磨他。为什么要折磨他呢？就是因为只有普罗米修斯才知道谁将会推翻宙斯，成为新一代的神王。宙斯用这种酷刑来折磨普罗米修斯，就是要让他泄露这个天机。
在埃斯库罗斯所写的《普罗米修斯》三部曲当中，他还是给了一个答案，就是普罗米修斯最后告诉宙斯，他如果和海洋女神忒提斯结婚，他们生的那个孩子，就会是推翻他的人。所以宙斯马上就把忒提斯嫁给了一个人间的英雄佩琉斯。忒提斯和佩琉斯结婚以后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人就是在《荷马史诗》当中做为统帅的阿喀琉斯，他是特洛伊战争中最伟大的统帅。但是在希腊的神话当中可不是这样写，因为《荷马史诗》是一部文学作品。希腊的神话认为，酒神狄俄尼索斯将会最终取代宙斯。
我们更加熟悉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也讲的一个故事，同样也在显示着命运不可抗拒。忒拜的国王拉伊奥斯到德尔菲神庙去求子，因为他已经70多岁了，还没有一个孩子，没有王位的继承人。德尔菲神庙的女巫告诉他：你将会有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会“弑父娶母”。所以，当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拉伊奥斯就叫人把他的脚踵用铁链穿起来，扔到深山野外被野兽吃掉。但是他被一个牧羊人收养。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知道自己可能会弑父娶母，所以他希望跟自己的命运来抗争。他离开了忒拜，到了柯林斯，结果，他真的杀了他的父亲拉伊奥斯，而且娶了拉伊奥斯的妻子，而这个妻子恰好就是他的母亲。
在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永远不出场的角色，这个角色就叫命运。这个永远不出场的角色决定着所有出场者的一切，无论出场者是人，是神，还是英雄。命运决定着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兴衰泰否，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命运的安排。正是这种思想，非常深刻地被融入到基督教的神学当中。我们知道，基督教的神就是一个永远不出场的人。但是，他是永远决定着其他一切人命运的那个人。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维度，就是希腊的关于命运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基督教。
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在希腊古代有一个宗教，叫俄尔甫斯教。这个宗教的核心理念就是“灵肉对立”的观念。俄尔甫斯教其实是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但是这种的崇拜不是一种欲望性的，不是肉体的，而是带有超验性的。它的教义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囚笼，肉体的死亡恰恰是灵魂摆脱肉体的羁绊。这种思想影响到了苏格拉底。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在死亡的问题上是非常超然的。因为苏格拉底认为，灵魂在肉体死亡之后，可以自由地和先贤们讨论哲学问题，所以活着，才是苦难的，死亡是解脱，是新生。为什么苏格拉底对死亡表现出这种超然的态度？就是受到了俄尔甫斯教的深刻影响。
苏格拉底这种思想深刻地启发了柏拉图。柏拉图认为，灵魂在进入肉体之前，是驻足在一个理念的世界，在那里获得真知灼见；灵魂一旦进入肉体，就开始堕落。柏拉图认为，肉体具有双重罪过，它一方面阻碍灵魂认识真理，另一方面，用欲望来引诱灵魂的堕落，肉体是阻碍灵魂纯净和认知真理的一种障碍。毫无疑问，柏拉图的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和基du教的唯灵主义的形成是有非常深刻的关系的。
希腊哲学的两个代表人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基du教的神学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知道，基督教有两个很重要的教父神学家，分别形成了两个神学传统。一个是奥古斯丁，一个是托马斯·阿奎那。这两个人的思想源泉，都可以追溯到两个伟大的希腊哲学家。对奥古斯丁产生影响的是柏拉图，对阿奎那产生影响的是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的那种虔信主义，那种热忱，那种坚定不移的信仰，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同时，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逻辑也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拉塞尔·柯克在书中这样写道：“柏拉图所有的努力都在力图恢复秩序，灵魂的秩序和城邦的秩序。”他认识到如果没有灵魂的秩序，那就不可能建立城邦的秩序。柯克说：“作为雅典学院创始人的柏拉图和作为第一个知识体系整理人的亚里士多德，他们以微妙的方式对美国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无处不在。”
罗马：宪zhen制度的精神源泉——美国秩序与罗马法律
罗马帝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罗马私法”。有人说，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一次是用武力，一次是用宗教，一次是用法律，而法律征服世界是永恒的。虽然罗马武力征服很强大，罗马的疆域也不断扩大，在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整个地中海成了罗马的内湖。由于罗马公民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相应的法律问题、治理问题也出现了。原来的《十二铜表法》和《阿奎利亚法》无法满足罗马国家治理的需要，罗马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当中，建立起了一个经过精心推敲的法律体系。这套法律体系探索了适应当地不同法律体系的正义原则，基于伦理的规范，基于普遍的观念和基于普遍正义的原则。西塞罗在评论这部法律的时候说：“存在一个真法，这是与本性相符的道理，它遍布于一切生命之中，始终与自身保持一致，不易灭亡消失。”
我们看这个庞杂而精密罗马私法体系。这个罗马私法体系在关于人的法律范畴，界定了关于少数民族、无行为能力、监护、财产管理、婚姻家庭、遗产继承、收养、法人等等概念。在关于物的法律范畴，界定了所有权、占有、地域、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动产、不动产、共同所有权、租赁。在关于债的法律范畴，界定了契约、寄托、典当、抵押、担保、委托、欺诈、遗嘱、馈赠等等。
罗马法是人类第一部关于财产和关于人的法律，它使普通的自然人具有了人格。人格的概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它使个体不再消融于集体的汪洋大海之中，人开始从部落，甚至从城邦中独立出来。所以它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了人类个体，一个自由的、有内心的自我，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我。可以说罗马法是西方人文主义的源泉，它创造了建立在私有财产所有权和以法律形式保护私有财产的人文主义。
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这些人类创造的法律体系统统湮灭在蛮族的刀光剑影之中。但是在中世纪，由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发起了一场教皇革命，这场教皇革命的最实质的意义就在于恢复罗马法。格里高利七世在1074—1075年之间，颁布了一个《教皇敕令》。这个《教皇敕令》有27条，宣称教皇既对教会又间接对世俗王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教皇拥有立法权。为了实现教皇的手谕，恢复罗马法，在1080年，着手建立了第一所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法学院。我们“世界文明的阅读与行走”就曾经组织去过意大利，是一次“文艺复兴之旅”，就去过这个博洛尼亚的法学院，它到今天还是一所法律大学。
教皇恢复罗马法的意义就在于，它使罗马法律基du化，使基du教法律化。这套古老的法律体系的精神，后来为美国的法律体系所继承。于是，古老的罗马法通过教皇革命，重新回归人类文明。所以柯克在评论这一点的时候说：如果说普通法是秩序的基础，它也是自由的基石。没有人，包括国王，能够高于或者超于法律，国王不应该在人之下，而应该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因为国王取自法律。
当然，讲到法律，最重要的法是宪\法。
我在这里先说一下，就是美国在立国的时候，有两份最重要的文件，一份我们叫它《权利法案》，一份就是美国的《宪\法》。为什么说这两份文件最重要呢？因为这两份文件分别记载了美国最重要的两个开创性的时刻，一个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一个是1788年的美国建国。
很有意思的是，《权利法案》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激进的文件，因为它将主权确立在个体之上。但是第二份文件《宪\法》，是立国的文件，它是保守的，因为它将主权确定为“人民”这个群体。这份文件认为，社会秩序比个人自由更有价值，所以，我们可以把罗马法到宪政的这个过程，类比为“罗马法确定了个体人格，而宪政制度确定了社会秩序”。
所谓的宪zhen制度，就是限权制度，就是对公权力的限制，把权力关进笼子。西方在这个方面的传统，它的起点表现得最明显的应该是1215年的“大宪章”，我们“世界文明的阅读与行走”也曾经组织过一次“英国大宪章之旅”。我们去了兰德米尼草地，在签订《大宪章》的现场，请王建勋老师给我们做了一场讲座。《大宪章》其实是确定了“王在法下”的传统，但是我认为，对世俗权力限制的思想，还不仅仅是在《大宪章》，而是有它更早的基du教神学的源泉。
我们知道在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占了罗马城。由于这次罗马城的危机，使一些信奉罗马多神教的人认为，罗马城之所以被攻破，是由于罗马改信了基du教，把基du教奉为国教而带来的灾难，是一种报应、惩罚。所以罗马人还是应该回到多神崇拜，回到朱庇特的时代。面对这么一种挑战，教父神学家奥古斯丁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神学著作，叫做《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认为：世界上有两座城，一座是城市之城，一座是上帝之城。世俗之城是异教徒的世界，是罪恶的渊宿，迟早是要毁灭的；而上\帝之城是上\帝的选民组成的基督徒社会，是一座永恒之城。罗马城的衰落，被西哥特人攻破，只是世俗之城的衰落；而世俗之城的衰落恰恰是灵魂秩序的匮乏。所以，奥古斯丁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他在这本书中说：“上\帝的天国永远不可能在人间建立，基du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希望在永远的上帝之城。因此，人类的任何社会共同体都是不完美的，对世俗的政权要永远保持一种深深的警惕。”我们看这段话特别重要，他说人间的任何社会共同体都是不完美的，对世俗的权力要永远保持一种深深的警惕，这就是基du教神学当中最早的关于对世俗权力限制的思想。这种权力限制的思想和制衡的理论，就是源于这种古老的神学。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人间，所有世俗的权力都值得警惕，都不值得赞美，都不值得崇拜，都不值得歌颂。他说，人类永远只能崇拜上\帝，而不能崇拜现世的权力，所以，对世俗权力需要制衡。
这一观念最古老的精神源泉，我们可以从奥古斯丁的神学系统里面得到发现。当然这还不是最原始的。把这种思想再往前推，我们就会发现，在刚才讲到的《摩西五经》的《申命记》就告诉过我们，现世的权力、政治人物和神没有关系，神是靠律法来统治的。而这些都是美国制宪理论的精神源泉。
美国的立国先贤托马斯·杰斐逊说，“在有关政治权力问题上，不要相信人的善良，而要用宪法的铁链将它们捆绑起来。”这段话非常精彩！那么，人为什么不值得信任？因为人是有罪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而且人也是有限的。任何人只要掌握了权力，都有滥用权力的可能；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他一定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我们知道，美国的立国先贤在制宪过程当中，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我们将来去美国行走也会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就叫《辩论》，书中就讲到美国立国先贤们制宪争吵的过程。所以有人说，美国的宪法是吵出来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争吵？他们在吵什么？他们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的有限，基于人性的恶的观念，在立法过程中力图去制衡权力，防止人一旦掌握了权力而用国家机器来压迫人民。这是他们在整个制宪过程当中讨论得最多的问题。
伦敦：耶稣重临人间的条件——美国的秩序和市场经济
这本书当中，有一节是“中世纪给我们留下的光荣的遗产”。丛日云老师也为我们专门讲过中世纪的遗产。中世纪的遗产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人类关于如何限制和规范权力的一种探索，这种思考和实践酝酿了现代文明的胚胎。大家可以重温丛日云老师在讲座当中所谈到的内容。
我们知道，根据基du教的神学，耶稣承诺很快就会返回人间。但是，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人们所期待的耶稣并没有回来。怎么来解决这种现象？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耶稣之所以没有重返人间，人类应该承担最重要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人类相互发动战争，因为人类的杀戮和血腥，因为人类的贪婪和欺诈，因为人类犯了太多的罪恶，所以基督无意返回这个被人类弄得乌七八糟的世界。
我们仔细想想，这种神学思想不是在指责人类，而是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说，人或者说人类，突然走到了前台。在耶稣重临人间的问题上，人类将会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人的行为和人的努力非常重要，人通往天国的道路，不再是靠那种不可思议的恩典，而是有了一个清晰的路径，就是通过人类自身努力，可以不断前行而迎回耶稣重返人间的一个路线图。这显然是打破了过去的一种观念障碍。
而在奥古斯丁的神学时代，神学家认为，人的行动是没有意义的。在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当中，突出的一条就是人的罪性除了上帝恩典，别无他途，人的任何努力都没有意义。所以有人说，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对基du教世界影响了一千年。所谓一千年，就是从罗马在410年被西哥特人所破，到中世纪这一千年。但是，中世纪教皇革命时候的神学家，却把这个问题引向了一个积极的路径，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他们认为，虽然人类应该对原罪做出补救，但是人类本身却无法补救，上\帝通过耶稣的降生和受难，为人类赎回了原罪，就像耶稣给人类提供了一大笔额外的财富，帮助人类还清了所有的原罪债务。
所以中世纪教皇革命时期的神学家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张资产负债表。在负债方是人类的原罪，而资产方是基督的功德。基du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上\帝用他唯一的儿子来抵消了全人类的原罪，所以这项资产负债得以平衡。然后第二栏是人的现世罪孽如何消弥，它的负债方是现世罪孽，它的资产方就是人类现世的善行、善功。通过这张资产负债表，就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这种神学思想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它使得人类自身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人类开始能够在通向耶稣重临人间的道路上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人的行动拥有了意义。教皇革命时期的神学家，让人们能够认识到人的现世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即使这个行动是有限的，是次要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价值的。这种神学思想大大地启发了马丁·路德。
在16世纪初期所发生的宗教改革，其领袖人物马丁·路德受到选帝侯的保护，开始用德语来翻译《圣经》。在这之前，《圣经》只用拉丁语来传播。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很重要的词汇，“calling”，我们今天把它翻成“蒙召”或者“天职”。这种思想极为重要，“蒙召”、“天职”的概念，引发出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新教精神和资产阶级的产业革命。
我们知道，加尔文的神学思想，除了坚信路德的“因信称义”，他还强调了行动的意义，他认为坚定的信仰是圣洁和获救的内在确证。他认为“因信称义”是一种内在确证，而人的行动和善功则是一种外在确证。加尔文这种双重确证的理念，在讲述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除了内心有虔诚的信仰，他在道德行为、宗教活动、家庭生活和日常活动方面，会表现出纯朴、友爱、勤奋、节俭这些美德，这些美德就是善功。更重要的是，加尔文的善功概念，不是要回到当年那种远离尘世的苦修，也不是要回到罗马时代的繁复仪式，而是体现于平凡的世俗和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在这里，世俗的商业活动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创造财富成为荣耀上\帝的途径。
这种“天职”，这种“蒙召”，这种calling的观念，赋予了世俗的商业活动神圣的意义，把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打通而融为一体，大大推动了17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是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du教的禁欲主义。
基du教神学提出，人只有以行动表达慈悲之心，才配去天国。这意味着动员更多的人使用各种能力来改善社会，那些付出最多努力的人，会以此证明他是最渴望去天国的人。人们的责任、行动、理性、权利、工作都被赋予一种超验的价值，这就是西方社会发达的根本动力和原因。
清教精神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它还大大地深化了西方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使它们得到极大的升华。商业行为和创造财富可以荣耀上帝，这只是第一步。这一步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过去“商人要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的这么一种诅咒。商业人的商业行为、企业家的创造，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同时，商人的财富观也发生了变化：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并不是私人所有，而是归于上\帝所有。企业家只是财富的托管者，财富全部属于上\帝。既然财富属于上\帝，那么就要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分配。所以，清教徒的精神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节省、拼命地捐赠，这就是为什么清教精神，为什么calling、蒙诏、天职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精神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讲这四个方面，其实就是在说，所谓的美国精神、美国秩序，或者说美国秩序的根基，就是耶路撒冷，加上雅典，加上罗马，加上伦敦。这四个古老的城市是四种文明的象征：耶路撒冷代表着虔诚的信仰；雅典代表着哲学和智慧、唯灵主义和彼岸；罗马代表着律法和宪\政；伦敦代表着人在迎接上帝和耶稣重新回到人间的能动作用，代表一种商业精神和市场经济。我们所说的美国秩序，就是这四种文明的结晶。
我想引用拉塞尔·柯克在书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讲座。他说：“一旦基督教信仰为某一个民族所普遍接受，那么，任何政治安排都会受到基du教有关道德秩序的影响，这一道德秩序会作用于政治秩序、个人的价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以及对所有世俗权威的限制，这些统统都将塑造美国的国家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