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找市场，到寻找信仰（下）
文：陈浩武
在西安知无知文化空间的讲座
一个社会完成救赎，它需要一种力量，或者说我们要拿起一种救赎的武器。什么东西可以完成这个救赎？儒家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主体，是我们的传统。那么我们拿起儒家文化这个武器，这么一个精神思想的武器，能不能完成救赎呢？
我认为儒家有问题。为什么？儒家文化不是宗教，所谓不是宗教的意思，就是它没有超越性。儒家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而不是超验基础上的。所有的宗教，它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彼岸性。所谓的宗教，都不在此岸，没有一个宗教是为此岸服务的。宗教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的彼岸性，它是解决灵魂的归宿，而不是肉体的归宿。 此岸是我们肉身的归宿，而只有灵魂的需求才在彼岸。
但是儒家没有彼岸性。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孔子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孔子也说，不语怪力乱神。他对这些超验性的东西，灵魂的东西，是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我不能说孔子他没有这个方面的知识，但是起码他没有在他的学术体系当中去构建一个精神的彼岸，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儒学从西汉以后，董仲舒独尊儒术，儒家往往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维护中央集的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因为儒家没解决一个依附，一个独立的问题，所以它只有依附，它是对权力的依附。
宋明以后，由于佛学进入中国，中国的儒学和来自印度的佛学合流，就形成了一个我们称为“程朱理学”的学派。我的老家湖北黄陂，出了两个人物，一个叫程颐，一个叫程灏。程颐创造了心学，程灏创造了理学，都是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从程颐、程颢到陆九渊，到张载，然后到朱熹。朱熹集大成，他让整个程朱理学系统化，成果就是他重新编纂了四书和五经。到了明代，基本上所有的儒生考试只考四书五经。
那么新儒家它其实一直在探索，在探索，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包括熊十力这些人。他们一直探索什么呢？叫“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大家知道，儒学就是讲内圣和外王。“内圣”是心性的修养，“外王”是事业成就。儒家认为一个人要在建立“外王”之前，先要完成自己心性的修养修炼，就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备这一套，他才具有“外王”的条件，他才能够去做一个事业上的领袖。
那么很显然，在五四运动之前，我们中国的这种落后挨打，包括日本明治维新所走的道路，给中国人很深的启示，大家都感到儒学是有问题的。但是新儒家站出来说，没有问题，要用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他们的“新外王”是什么呢？“老内圣”当然还是儒学，“新外王”就是要开出民主和科学之花。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到今天，它开出来没有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个花苞都没看到，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
而且往往儒家的核心，就是讲中华文明核心，中原文明中心论和中国文化中心论。日本的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思想领袖，是福泽渝吉，福泽渝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他脱的“亚”是什么“亚”？就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华朝贡体系。核心是脱离儒家体系，他认为儒家不行。
我们再看佛教。
今天在座的有佛教徒吗？有吧，这个我们学术讨论，不同的意见，你们可以来讨论来争辩。我觉得佛教它对个人的心性修炼非常有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研究佛教也花了几年的功夫，包括天台宗，禅宗所有这些主要的佛教流派，包括六祖慧能等。天台宗我是一个寺庙一个寺庙去行走，去和方丈交流，也写过一些东西，参加过三次世界佛教大会，我认为，佛教是非常智慧的，对人的精神修炼极有意义。佛教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提供公共精神的能力。
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因为佛教是主流的国家走向了现代化的例子。而且“会昌法难”以后，中国的佛教的精神气质和走向，都在发生大的变化，就是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佛教的哲学思想逐步被取代了，天台宗的灭亡，以智顗为代表的天台宗的消亡，使佛教它没有完成一个宗教改革的过程。就是佛教没有像基督教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在16世纪去完成他的宗教改革。
这个宗教改革对人类进步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一次宗教改革才使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分离，就是康德所说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以由于由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直到康德所形成的西方的主流文化，它是完成了一个在科学领域把上帝赶出去，在道德领域把上帝请回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西方的文明它既包含着对科学的探索，同时也包含着对上帝的信仰，让这两者并行不悖。而佛教没有完成这个，儒学也没有完成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现在转型最大的困难。我们不懂得工具理性，要和终极关怀分离开来，和它分离开来，没有完成这个过程。
那么再往下说，我们中华文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曾经在多次不同的场合讲过，阿凡提打油的故事。大家知道，维族的阿凡提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老婆叫他去打油，给一个碗给他，阿凡提你去打一斤油回来。结果老板油店的老板把一斤油称好以后，倒到了他的碗里面，说阿凡提这个油只能装九两，你这还有一两怎么办？阿凡提把碗反过来，说这个碗底还可以放一两油，然后完了以后就回去了。他老婆问，阿凡提，油呢？他说，在呀，她说我叫你买一斤油，怎么只有这么少呢？他说没事，这边还有九两呢。
阿凡提打油，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暗喻。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后来的文革，其实就是翻了第一次，把中华文明的九两油翻掉了。改革开放白猫黑猫，市场经济，把一两油翻掉了，所以中华文化的传承其实是断裂的，是断裂的，我说它是zero，是一个零，我们第一翻把九两翻掉，第二翻把一两翻掉。看起来说你是有一斤油，是观念上有一斤油，其实你是没有油了。没有油了。佛学也好，儒学也好，基督教也好，这个伊斯兰教也好，传统文化也好，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摧毁殆尽，摧毁殆尽。
日本这个民族它最优秀之处就是，它把传统和现代非常巧妙融合起来。我们今天在奈良所看到的所有建筑都是唐代的，我跟那个店里这个药店这个老板很熟，我经常去买他的药。他们这个药店到今年开业801年。他指药柜子里面这些东西，哪些是我的祖爷爷，哪些是我的爷爷，哪些是我的父亲，都传给我的。一个店开了800多年，我们可以在中国找到一个800年的药店吗？
我们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人，这样仇恨自己的祖宗，仇恨自己的传统，每天都在挖祖坟，就跟自己的传统过不去，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愚蠢至极。愚蠢到我们这样把所有传统都挖掉，然后修一些既不像张三，也不像李四的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文物。比方说我们对面的，什么什么寺是吧？大兴善寺。妖艳贱货。像什么？像妖艳，非常形象非常形象。
所以我建议你们到日本去旅行，我们每次旅行的时候都会去这个奈良，为什么去奈良呢？因为奈良有一个东大寺，就是当年鉴真和尚去，他第一站就住在东大寺，因为那个时候天皇还来不及跟他专门修寺庙，所以临时住在东大寺。后来他从东大寺迁出来，正式给他修的道场就是唐招提寺。那是天皇专门把天皇的弟弟的府第让出来，给他修，给鉴真和尚修的。那个里面到今天都保存着鉴真和尚的坟墓和他的像。我们看了以后特别感动，那个鉴真和尚的墓地比天皇的墓地还大一倍，完全按照天皇的格制来修，然后在旁边竖着一个几米高的大石头，上面写着“日本文化恩人——大鉴真和尚”。
再说伯格理，伯格理在1915年死在石门坎。他死的时候是因为当时流行伤寒，他为了救这些学生，把所有药物都给了学生，而他自己不用。结果他感染上了，但他感染时已经没有药物了，他就死在这里了，但是我们怎么对待伯格理呢？1966年乡政府下文件，把伯格理的墓地炸掉，把他的墓地炸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伯格理的墓地，实际上是一个空冢，我们这个民族他对自己的文化恩人，远远没有日本人这种精神，它从来是把这些人当敌人来对待，这就是我们文化当中不可思议的一部分，不可思议。当然它也可思议，你站在它的立场它也可思议。所以这个我说的这个阿凡提，阿凡提打油，其实是一个是一个暗喩，就是我们的文明。
最后我说一下基，督教，我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教徒，我没有受洗，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不是主内姊妹，我说的是此时和现在，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还要听神的指引，我认为基，督教文明对中国的社会有极强的救赎意义，它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普遍的价值观。
人类一切关于平等、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全部来自基督教，基督教对公益的追求，基督教对人权和生命的尊重，基督教人人平等的观念，基督教超越的大爱精神。
我再说到市场经济，就是我在回顾80年代和90年代，我投身改革，它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我刚才说是宪政秩序，是法治观念，是契约精神。我在这个地方加一个秩序，宪政秩序。什么叫宪，政秩序？宪政，秩序是对权力的约束，对公权的约束和对私权的保障，这是最重要的。
对民众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区分这个权利性质的最重要的晴雨表。谁是你的好人？一定是保住你口袋里财产的人。谁是坏人？一定是从你口袋不断的掏钱的那个人。所以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减税是中国公共财政的方向。当时提出一个建议要减税一万亿。为什么提一万亿？我说很简单，中国的中小企业的税收是2万亿。要减税，最大的对象就是中小企业，把中小企业的税减掉一半，1万亿，就那么简单。
所以，我有一个观点，一个王朝的更替，都是在轻徭薄赋和横征暴敛之间。王朝末期，它一定是横征暴敛的；而到了一个新的王朝起来以后，为了收买民心，轻徭薄赋，所以王朝更替，就是这两个税收之间的更替。
税收可不是个小问题，所有的宪zhen民zu就是一个税的问题。我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教税收的老师不懂宪zhen，懂宪zhen的老师不懂税收，这是一个问题。其实税收问题非常重要。我在那篇文章中呼吁：“要管住政府的两只手”，第一只手管住从老百姓口袋拿钱的这只手，不能随便从民众口袋去拿钱。第二次手管住他花钱的时候，你把我钱拿走了，去做什么？“税赋交换善治”。我把税交给你，是跟政府有个交换，这个交换就是：你为民众提供养老、医疗、教育和社会公平、社会保障。这是一种契约交换。
法治从哪来？法治就来源于神的启示。大家知道，摩西在西奈山上和神的签约，就是《摩西十诫》，所有一切律法是来自于这。颁布法律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神，只有上di的法律才是我们的律法，所以我觉得，基du教它不仅仅有一种公共意识，它同时还是对人的这种精神的教化，对善的追求，也是有极为重要意义的。
我的结论：佛教和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值得尊重。但是，它仅仅在私域当中发挥作用。大家注意我这个结论：“私域”。在私域当中我们都有自由，你是一个儒家，你是个佛教徒，完全可以，没有问题。结论之二，基督教既能在私域为人提供精神救赎力量，又完全可以为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提供公共的精神资源，这就是我的结论。
以下为现场问答
谌洪果 ：我们现在交流一下吧,大家可以提出问题。
问：今天能听到您讲关于基du教的文化和它的救赎意义，我内心非常地欣慰。同时我也相信上,帝在您身上有美好的旨意，我希望有一天陈老师能够成为我主内的弟兄。谢谢。
陈：谢谢！我经常说自己和基督徒零距离，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比较理性，我们这代人，说得不好听，“是喝狼奶长大的”，从小就经历文,革，无神论这种顽强的抵御，对各种信仰的精神抵御，和那种长期受这种无神论的熏陶，我们是很难跨出这一步的。但是我告诉你，从2011年我接触石门坎到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心理过程。
问：感谢上帝！我也是一个公益志愿者，我现在服务在大爱清尘这个公益基金会。就王克勤老师创建的，中国有600万的尘肺病人，我也是偶然的机会加入到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就是作为公益志愿者，我想问您一下，这个石门坎公益做这个教育的事业。最终你想给这些孩子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前景？或者说您理想状态的，这些孩子在接受了这些有爱心的志愿者的这种志愿的教育服务之后，您为这些孩子设想的出路在哪里？
陈：好，从两个方面回答你。伯格理在石门坎的成功，它恰恰是我们今天教育需要去反思的地方。我们今天很多公益人一走到大山里面去，就跟孩子讲，我帮你，是为了走出大山。伯格理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帮人接受教育，是让你回到石门坎，我们知道他培养的第一个医学博士是在1928年，这个人叫吴信纯。
苗族这个地方，刀耕火种、结绳记事，伯格理去了十几年，第一个医学博士就出现了。但这个医学博士并不是说他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他就跑到上海、北京去工作去了，不是这样，而是回到石门坎。他培养的最重要的一个苗人代表叫朱焕章，这个人由于他卓越的贡献，他被蒋介石看中，蒋介石两次希望他到总统行辕工作。一次是1945年，这个抗战结束以后，一次是在华西医科大学，他毕业的典礼上，他发现了这个年轻人非常优秀，给他位置是总统行辕，就是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让他去做少数民族教育，这两次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的老师告诉我，所有的苗人受的高级教育，全部都要回到石门坎去。我们设想，如果没有这一批大量的精英回去，石门坎怎么会有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第二个，其实我讲这么多，你应该明白，我们做石门坎公益，没有把我们的公益仅仅停留在做一下免费午餐，送几件衣服，给他们建一个球场，发点什么文具之类东西，那东西做不做呢？做。重不重要？重要。但是体制内教育部门，他们完全可以把这做好。我们做石门坎其实是在做一个文化地标，我们是希望石门坎精神能够重新回归公众视野，我们能够让伯格理这个人重新恢复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因为伯格理在石门坎的时间，是完成了一个用信仰和教育改变社会的目标，完成了这么一个过程。当时像晏阳初，像梁漱溟，卢作孚，他们这些人都在改变乡村，都在改变社会，所以我们有一次伯格理精神研讨会，就专门讲“乡村改造模式”。我们比较石门坎的模式，和梁漱溟模式，和晏阳初模式，和重庆的卢作孚的模式，来比较究竟哪一种成功。后来我们发现最成功的是伯格理，因为他既在办教育，同时还在传播信仰，他是两种双管齐下，恰恰这两点就是中国所缺乏的东西。
问：今天早上我在成都的秋雨声乐教会，听了王怡牧师的讲道，然后下午我就赶回来听陈浩武先生的演讲。那么，我为什么我这么兴奋？我觉得看到了他们，就看到了希望。我觉得有这些人，就他们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我觉得我活下去就有意义了，要不然我觉得我活下去可能都没有意义，或者说我甚至于想着把儿女和夫人都送出去，我出来来战斗。是吧？那么，今天我觉得我有意义了。李敖有一句话，我记得，一直记着。他有一句话讲：“忘恩者必负义”。那么中国现在目前所存在的，就是我们“忘恩负义”，忘掉了恩，负掉了义。那么还好，有基督耶稣，领我们走义的路，因为我是一个基du徒，所以呢，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希望我们主内弟兄姊妹，替陈浩武先生祷告，希望他能得到主的拣选，早日成为我们的弟兄，谢谢。
陈：我争取不辜负你的希望，也不辜负神的美意！
(大家观看关于石门坎的视频）
陈：这所学校叫石门坎新中小学，是2000年由一群基du徒捐钱兴建的，所以是我们在石门坎工作的一个扶持的重点。所有的老师，包括校长全部是我们的支教志愿者，都是我们培训后送去的支教老师。这个梁俊老师，刚才电视里也打他太太的镜头，夫妻两个都是基du徒，他们在新婚的蜜月的第一天,决定去石门坎支教，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待了长达两年时间。志愿者梁俊进去，它所产生的效果，肯定就跟一般的老师不一样，否则就不会有像这么一个节目能够展现给全国人民，在中央台，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来播放。
其实，这都完全没有策划过，这是个无意识的事件。为我们石门坎基金会，可以说做了一个大广告，我们再怎么宣传，没有像这个东西力量这么大。你看小孩穿的这些衣服，这就是花苗。花苗是苗族整个部落中的一支，他们是蚩尤的禁卫军，黄帝和炎帝的联军打他们，蚩尤打败了就开始逃亡。苗族的历史有五次大迁徙，其中花苗这一支，是最有血性、最能打仗的。你看这些小孩穿的衣服，它的这个披肩，这个大氅相当于战袍，它是白色的底子和红色的花纹，是表示着这支军队的血性。但是，由于他们在迁徙中最后到达西南，他们到达西南的时候，凡是条件好一点点的地方都被别人占了：平原是汉人占的，山坡是彝人的，再往上是其他的苗人占了，所以，他只能到那些最不能生存的地方去。2000多年，使这个民族完全退化。我就说，儒家的政府对他们的漠视，他们丧失了教育的机会，而只有从西方来的伯格理，才第一次以一种平等的精神，像姊妹一样地爱他们，所以让这个部落整体皈依了基督，这在中国的传教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
我是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去发掘这个典型？这个典型其实已经被历史淹没了。经过了五四运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所有这些，基du徒杀的杀，关的关。苗文的《圣经》被烧毁。苗族的信教史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信教史，但是他们这种顽强的生存和伯格理所带来这种坚定的信仰，就像不熄的火种，一直到今天。今天在这个地方，最好的房子是教堂，他们依然还在读着伯格理个他们创制的苗文的《圣经》，用苗语在唱那些歌，有太多感动的事情。所以这些年来，我作为一个公益人，作为一个学者，我最荣耀的事情是苗人接受的我。苗人对汉人是抵触的，苗人表面上很谦卑，但是你要走进他内心非常困难。但是这些年我在石门坎，我跟这些苗人建立了友谊。苏科寨的传道人吴宗全，每次见到我都是泪流满面。他们遇到困难，第一时间想给陈老师打电话，相信陈老师会帮他们。所以，接苗人的过程中，我也感到了这个民族虔诚的信仰和他们坚定的意志。
所以，我说我不是到石门坎去做公益，我是到石门坎去朝圣，我也跟我们所有的做公益的团队人：不能有任何傲慢的情绪。石门坎是当今云贵高原的耶路撒冷，是一个信仰的圣地，我们每个人走到一个地方去，怀着谦卑的心，以一种朝圣的心走到石门坎，所以我的心理，我作为一个公益者的心理也能受到洗刷。我们的公益，你就看这个片子，你就大体上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侧面。当然所有这些，在神的面前都是非常卑微的，都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努力。
谌洪果 ：因为时间关系，另外，我们还是要留下一些好好的思考的这个余地，所以今天就暂时提问的环节就暂时结束，我最后就再说两句，本来我不想说的，但是确实有很多的冲击，所以我也会需要慢慢地消化。记得那个前天、上前天，冉云飞弟兄不是也到西安来到知无知讲座，后面两天他是到那个教会去进行服侍，然后呢，我听说有人问冉云飞一个问题，就说问：冉云飞，你对蒋介石杀人，特朗普有几个老婆和谌洪果不去教会，你怎么看？他说，唉呀这个，我不知道老冉是怎么回答。那天晚上我们一块吃饭，他也说：“洪果，今天有人这样提问题了，不知怎么回答。”是吧？我真的，我这两天，确实我自己当然是个基督徒，我是2009年受洗，其实，地球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也知道我的信仰，一直在高低地起伏，受到各种各样的，包括今天做这个事情。后面呢，我今天反正受到陈浩武老师最后那个话的说法，就“我们做公益，其实不是公益而是朝圣”。这种话在类似就之前像我跟袁立，她也到知无知来过好几次，然后也有一些交流，她当然也是基督徒，我们也交流、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当时就说，其实做公益最大的受益者，或者最需要学习和改变的，不是这些你所救助的人，而是你自己才是该被救助的人，是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可能比我们好像做了很多事情，有时候还要重要。这是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所以都希望神继续眷顾我和浩武弟兄。另外一个，我一直在观察陈老师的这个历程，就陈老师其实是个真正的跨界达人，在他所跨界的每个领域，可以说都是是中坚的领袖级的人物，我们这个领袖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的，确实是个中坚的力量。但是其实再多的，就是他在讲80年代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地感慨，尤其是结合我周围一些朋友，像国伟兄这样的，我们的这种痛心，也是因为都是80年代走过来的人，是吧？好不容易这样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这个成果，我们为此感到特别地。没说国伟兄，大家都认识，都叫他孟尝君。国伟兄说两句？
李国伟：谢谢陈老师。陈老师为什么点我呢？是因为陈老师是我的兄长，也是我的同道。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相同的地方，他一直是我，虽然是这一次我们才谋面，但是他一直在我的心中已经有长达20多年，我对他的一种崇敬之情。那么，今天听了他的演讲我特别感动，回忆起来我到知无知，应该说听了很多很多的讲座了，我对您今年的评价呢，应该这是我来知无知听了这么多的讲座当中，最令我引人入胜、也最让我引起心灵震撼的一次。那么陈老师今天的标题呢，是《从寻找市场到寻找信仰》，我特别想给这句话，再给一个副标题，“一个思想者的精神回归和价值追求”。其实陈老师是一个学人，但是因为那段历史，要求他去承担给中国证券市场去做一个劈山开路的人。
所以，陈老师应承了这个时代对他的呼唤。他勇敢地承担，也胜利地完成了这次历史的使命。但是它很快地又重新回到了他作为一个学人的这样一种精神回归和价值追求，这令我特别地感动。我作为和他一起曾经在中国证券行业工作过这么多年的一个人来讲，我可以这样来评价陈老师，您是我们今天在中国证券市场工作的近50万的从业人员，乃至于800万的金融从业人员当中，最明智、最智慧的一位选择，我特别地敬仰。你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大的骄傲！因为我在这个行业也从业地很早，中国最早的这批证券的，包括金融的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劈山开路的人，我都认识很多，但是据我对他们的不完全的了解，您是最棒的一个！所以，我想最后用这句话，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唱一首歌，《你鼓舞了我》，大家还记得吧？（《You Raise Me Up》）对。我就想用这个歌名，今天送给您：您鼓舞了我！谢谢！
谌洪果：那陈老师说两句。
陈：没想到国伟这样的夸我，我都受不了了，我如坐针毡呐，所以我只有站起来了。但是国伟有一句话说是对的，像我们这一个60多岁的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在寻找市场，我们去勇敢地迈出了建设中国资本市场这一步。 但是经过了40年的时间，我们发现我们为之折腰的这一个事业，它是失败的。所以，这种深深的挫伤，逼着我们这些人重新去走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国伟所说的，我没有再继续去从商，也没继续去做基金，做股票做什么东西，我们觉得中国要完成一场救赎。如果中国没有完成这场救赎，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经过了十多年的思考，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救赎只有一种力量，那就是基，督教文明。我是从一个更大的维度上来说这个事情。像我们这些人得出这个结论，是经过了十几年非常认真的思考，非常认真的比较。我从2000年开始，首先读《庄子》，然后读儒学，读佛教，读伊斯兰教，读基督教。这些年来，心无旁骛地去读书，写了很多笔记。我今天的讲座和我在石门坎的这种实践，其实就是我用我的行动在投票。究竟支持什么？肯定什么？中国的方向在哪儿？我自己在践行。至于说他对还是不对，我们还要等到最终由神来裁决，但是，我相信中国这个民族，如果不像花苗一样去跟神建立联系，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这就是我的结论，谢谢大家。
谌 ：谢谢陈老师，然后呢，陈老师今天给我也是最大的鼓舞，就是其实一个是我们要有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要确定很好的一个价值观系统，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要向下扎根，就是陈老师一直能够扎根于石门坎公益，所以也在鼓舞我可能要好好的扎根一个社区一个地方去好好去做好我们的事业，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好，我们会继续地走下去的！谢谢，谢谢陈老师。
文字整理：司诺 武皓粼 原丽芝
文稿校对：武皓粼
2018－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