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明确的信仰有多重要
文： 苏小和
人生是由苦难组成的，但长久来看，上帝的愤怒只会停留片刻，然而他的恩典却持续一生。悲伤的生活或许绵延一个夜晚，然而就在清晨，欢乐已经来临。
最大的偶像崇拜，是对明君的想象。那么多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人们一直都在渴望明君，原因在于文化深处没有对人性的辨析这一章。这是一个观念的地狱，即使3000年历史找不到一个明君，但缘于观念的习惯，人们仍然活在对明君的幻想中，以至于这种幻想变成了传统，而传统反过来又加固了错误观念。从观念的元结构来看，这样的错误就是缺少明确的信仰导致的，不会有其他原因。
反观西方思想史，思想家们对人性的辨析是一个强大的传统。我们所熟知的洛克、莱布尼兹、笛卡儿、帕斯卡尔、康德、休谟、斯密，我的印象中当时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写过一本“人类理解论”，吵得不可开交。就是在这种关于人性的辨析与批评之中，人们得以进一步认识自己。
如果把西方人的教会传统秩序卷入进来观察，人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教会内部，人们更加强调的是敬畏、赞美与道德秩序，而教会外部的知识人更加强调的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智慧和对人性绝对的怀疑。所以我主张把两种习惯性的思想秩序综合起来阅读。既要敬畏、赞美、回到圣经的伦理传统，又要发现我们的智慧，展开对人性的幽暗性的绝对怀疑。既要持守信仰传统，又要兴起强大的知识追问。我认为这种不断扩张境界的生活，才是上帝喜悦的生活。
星空问题是人类知识论的很大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圣经里记载几个东方博士去看耶稣诞生，就是靠着星星引路。这个事实具有启发性。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儒道文化不深度思考星空呢。拒绝思考星空问题、死亡问题，按照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的秩序辨析，则意味着认识论的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形而上的问题意识，失去了作为认识对象的星空，因而只是单向度的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与道德追问。即使是道德秩序，如果按照康德实践理性的路径，道德之所以可能，必须依赖上帝存在的实践设准。如果基准丧失，人们就只能对孔子磕头，因为孔子就是基准。
人类社会为了形成伟大的道德秩序，应该向着最终极的上帝存在去思考，怎么能向着一个具体的孔子思考呢，孔子也是一个人，孔子也需要仰望星空仰望上帝。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到今天我们这些中国人依然没想明白。所以，这显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没有临到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辨析，我就必须意识到，在中国，最大的也有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传播基督的福音。这个工作如果不够彻底，其他一切的讨论都基本上无意义。
学而时习之，一是没有体察到超验的启示命题，二是没有界定学习的对象问题。因此缺乏康德所描述的“对应的直视”。由此，孔子学习的传统，永远不可能构成新知识的涌现，只能在别人后面模仿。或许这样的辨析可以回应李约瑟之问。所以这依然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学习，学习，当我们讨论学习的时候，首要的问题是学习什么，而不是怎样学习。学习的对象决定了我们全部的境界和全部的水准。反过来我们看圣经传统，旧约强调学习的对象是上帝律法，总是要持守摩西律法，不偏离左右。而新约所强调的学习对象更加直接，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传统的学习对象命题是非常稳定而且明确的，不存在模糊的解释空间。只有把这个问题首先想清楚了，所谓学习的命题才有知识论的意义。
有一万种理由死去，但有一种理由让我活着。这本来就是一个悲剧的世界，男人要流血流汗才能糊口，女人要饱尝生育的痛楚。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将毫无疑问地死去，而在死去之前，我一直听得见魔鬼爽朗的笑声。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给我的使命，就是承担悲剧，直面痛苦，然后开口赞美。
如果从事顶层设计的官僚中，有人愿意模仿蒋介石抄写圣经，模仿曼德拉在监狱里忏悔自己的错误，模仿金大中宽容自己的死对头，模仿裕仁天皇说，我不是神，我想文明社会的体系就快出现了。因为个体观念更新的秩序形成了边际效应递增，以至于堆满皇权观念的官僚们，也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观念改进。
一代儒宗马一浮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说诸子百家、西方思想，学术方法论，还有人心万物，都来自儒家，惟有儒家才是人类希望所在。但有趣的是，一浮老在80高龄之后，却被统摄，于大跃进之年写下《寄怀陈仲弘》：“每闻异域诵新篇，上国风猷四海传。论道终符无外者，经邦先重屡丰年”。这种关于人性的软弱和堕落的人生故事，让人们感叹。所以我说，考察儒家一部绵长的思想史，发现找不到两类人，一是找不到为了终极的理念殉道的人，仅仅为了一种观念，儒家的门生不会舍命，孔子的“舍生取义”仅仅是一个想象，儒家的历史里找不到这样的人。另一类是找不到把儒家思想传播到全世界的人，常理告诉我们，如果儒家传统思想真的像马一浮所说的具有统摄一切的伟大意义，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努力把儒家思想传播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考察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真正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只有日本民族和高丽民族，这种影响显然是由于地理的因素，而不是观念的因素。只有观念秩序才能超越地理。基督信仰就是这样一种超越地理，超越时代，超越种族，超越肤色的伟大观念体系。
明明我的想象力可以穿过天空，明明我的笑容，像星星一样美，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我就不断走向尘土？为什么我的身体啊，只能贴在大地上？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的想象力，我的笑容，还有我的词语，以及词语深处涌动的力量，去了哪里？
长久来看，人类死于经验。这意味着所谓读史明志，读史知兴衰，都是伪命题。何况我们所读到的历史，不过是一堆谎言！人类是观念的载体，必须在观念更新的维度上找到超验的动力。观念不更新，人就会被压缩在经验的盒子里。这样的人，局部来看，是井底之蛙，整体来看，是一捧灰尘。而在西方思想史的流变里面，自休谟以来的对经验论的强调，由于遮蔽或者忽略了圣经话语，导致整个西方社会越来越远离圣经传统。所以人类社会从总体来看正在快速堕落，人类终将自己埋葬自己，而每个人都在埋葬自己的凶手。
如果用大白话表述，儒家是不懂装懂，自以为是。道家是装疯卖傻，混吃等死。墨家是走着走着忽然走丢了。法家是把人不当人看，胡作非为。哦上帝啊，怜悯怜悯我吧，让我有耳朵能听见，有眼睛会看见。我不要聋子，不要做瞎子。
亚洲人用动物属性界定人的意义，是谓生肖。但这是极其短视、懒惰、愚蠢的联想，直接将人的意义降低为动物意义，并在隐秘的习俗意义上，把人类社会看成可以予取予夺的动物庄园。而星相解释说，虽然也处于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状态，但隐含着的人类生命对星空的仰望，对无知之域的联想，相比于生肖说，要诗意一些。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第三境也。中国文人用蹩脚的诗意来描述知识论，是非常糟糕的，应该用清晰的口语和复杂的结构来陈述。意思是那个意思，但文辞的烂俗把意思埋葬了。王国维的这几句话如果换成西方认识论的逻辑语言应该是这样的：“关于一个人阅读沉思的命题应该是一个线性秩序，这个秩序包括人的充分的好奇心、刻苦忍耐的求学精神，以及人们终于发现所谓真理其实通常都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显现出来等三个阶段。”所以，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必须要练习准确的口语写作能力，卷入从句结构，把意思准确表达出来。王国维用文绉绉的调子说出，要的是巧言文辞，而不是思想。
王国维二子王仲闻，高中就读的上海格致中学，是教会学校。校方逢圣诞节必放假。王仲闻倡议孔子生日也应放假。校方不接受，于是他决定在孔子生日当天，拒绝上学。校方一怒，将他开除学籍，从此成为高中肄业生。后被诬为特务，本想效法父亲投湖自尽，不料场面拥挤，只能回家，饮敌敌畏而死。这样的人生值得记录，观念的陷阱就是生命的陷阱，有心人要记住。
一个人考察自己的与爱有关的事情，要考察自己的动机，而不仅仅看行为。康德和叔本华谈论道德与爱的意义，都强调这点。的确，爱的行为可能隐含罪恶的动机。动人的理想可能是为了奴役别人。但中国人向来不主张诛心之论，看上去好像尊重了人的内心秩序，其实缺少对人性复杂性的警惕，所以我们整体性走向了伪善虚假。身为基督徒，我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不要高估自己的爱的意义，很多时候我的爱的行为，可能都是想得到来自人的荣耀，以至于把来自上帝的荣耀弄丢了。
别人都在思考国家向何处去，我毅然决然地思考人的生命向何处去。看哪，到处都是人，这令人震撼的人口大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文化路径、所有思想家，都没有思考过，到底什么是人，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精神缺陷。我们从来没有思考人的基本问题。这是所有人的罪恶，所以我必须忏悔，必须补上这一课，否则永远没有希望。
亚理斯多德说德行是习惯性气质。摩尔讨论伦理主要强调传统，苏格兰保守主义则直接倡导回到圣经。汪丁丁说习惯（ethos）的形成，非教育所能形成。麦金泰尔说人类的德行追求成为一种自发习惯，是由于人类普遍相信一种先验的“应得赏罚（desert）”的自然秩序。可见，孔子的文教和蔡元培的美育都错了。要记住基本的常识，文化不仅不能改变人，而且还会反过来固化人的缺陷。至于美育，前提条件是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什么才是终极的美，什么才是稳定的美，什么才是绝对的美。蔡元培对这些美学思想史根本就没有深度辨析，仓促剽窃了一点西方人的美学理念，就急吼吼教育中国人，提出所谓“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反映了中国知识人一知半解、实用主义的大毛病。
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但是他说，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他称为“实践的设准”，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但为了实践的缘故，该假设必须成立。这是“简单相信”，对于没有基督信仰的人而言，康德的话是对牛弹琴，这些人永远不能理解什么是道德。
有人说，康德为什么在他的著作里不提耶稣基督。这个问题是好问题，但我认为，任何人都只能思考某一个局部问题，任何人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当思想家思考人的自治秩序的时候，他们致力于思想的建构，而不是致力于传播福音。也就是说，康德是福音秩序的受益者，但他不是福音秩序的传播者。思想家不是牧师，牧师也不是思想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做好自己想做的工作，不要互相看不起，这是我每天对自己说的话。
他日青山埋骨后，白云无尽是儿孙。马一浮句子。典型三观不正。自己是自己，儿孙是儿孙，每个人都是惟一生命。如果儿孙可以替代祖辈，国家就可以替代个人。儒学对生命缺乏永恒想象力，一切均以可见之事为终极价值。冯友兰说，一个人垂暮之年，看儿孙绕膝，当可以平静死去了。呵，死亡真的有这么肤浅吗？
儒学发展有三个路径：一是把孔子塑成偶像，形成孔教和文教，这是蒋庆秋风陈明的工作；二是把儒学与佛教整合起来，这是梁漱溟唐君毅的工作；三是把儒学与西方基督信仰世界的价值传统整合起来，这是余英时林语堂梁实秋的工作。今天的台湾日本韩国，均属于第三种路径。前两者，或伪善，或虚无也。
明确的信仰有多重要？一名研究解析几何的数学家，他必须先验的、理所当然的依靠一个类似于十字架的、由横轴和纵轴组合而成的坐标系，否则数学家一切的思考和解析，都毫无意义。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你必须相信时间和空间的先验存在，你必须将自己安放在十字架的范围之内，否则你的生命无意义。再说一遍，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必须放在十字架这个巨大的坐标系里进行考察，才能真正看见自己到底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