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场精神救赎
---在2016年度公和人物获奖会上的致辞
陈浩武
尊敬的公和基金各位理事：
在今天这样一个庄重的场合，我要向各位理事致以深深的敬意，感谢你们把年度公和人物这么一个沉甸甸的荣誉颁给了我，使我深感荣幸。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在给我个人颁奖，而是在给石门坎后援团的近三百多名成员颁奖，更是在给一种价值观颁奖。我觉得，荣膺年度公和人物，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耀，而是所有参与和关注石门坎公益人士的荣耀。
我是从2011年开始关注关于石门坎现象并投身该公益项目的。当年5月份，我和长沙银行行长苏丹先生一起去石门坎，深深的被柏格理这个百年前的历史人物所感动，也为长年坚持在一个如此艰苦的地方支教的志愿者们的奉献精神所感动。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石门坎做些什么。返回北京以后，我发起成立了石门坎后援团，开始的发心，只是为在石门坎支教的志愿者做后援。随着项目的扩大，我们于2014年正式向深圳市民政局申请注册了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
这些年来，我们从两个维度在开展石门坎公益：
一个是具象的石门坎，就是在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做教育公益项目，包括支教，培训志愿者，免费午餐，建立学校图书馆，为高寒地区的孩子捐赠衣物等等公益。
在另外一个维度，我们把它称之为“文化的石门坎”，或者是“精神的石门坎”，就是在做公益的同时，我们努力倡导柏格理精神，弘扬石门坎文化，把石门坎作为一个用信仰和教育改变社会的典范加以宣传，把柏格理的精神加以弘扬。
1904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来到石门坎，面对“结绳记事”的蛮荒，面对千百年受压迫的苗人，他以上帝的大爱，帮助他们创制了文字，就是大花苗文，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在此传播基督教信仰。同时，用这种文字编辑课本，开展普及平民教育的工作。柏格理及其传教士团队，先后在乌蒙山区的22个县，创办了120余所学校，培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精英，在1928年就培养出第一个苗族医学博士。他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把一个刀割火种，远离现代文明的苗族，改造为“海外天国”，建设成为真正的“西南文化高地”。
我们从“精神石门坎的”维度开展公益活动，就是努力拂去百年历史的尘埃，系统收集整理石门坎的历史文献，使石门坎所体现的文明精神，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以恢复石门坎和柏格理应有的历史地位，让石门坎这颗曾经的历史明珠再次放射光芒。
为此，我们整理出版与柏格理和石门坎文化历史相关的书籍，召开一年一度的柏格理精神研讨会，拍摄石门坎文化历史纪录片，组织评选“柏格理园丁奖”等等。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或者说，石门坎作为一个文化地标对今天的当下中国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
我认为：“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超现实主义的治国理念：维稳；和超现实主义的经济发展目标：白猫黑猫，使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精神面临急剧堕落，在世俗的繁华背后，中国面临深刻的精神危机，这表现在：
人们普遍没有信仰，没有灵性的生活，金钱崇拜和权力崇拜充斥；吏治的贪腐，特别是当权力大规模介入市场时，这个中国最古老的顽疾满血复活，贪腐达到自有文明史以来无以复加的地步；法制精神严重倒退，由于司法缺乏独立，草菅人命，冤案错案不断；社会暴戾和无所不在的欺诈，人际关系粗糙，在金钱拜物教的鼓动之下，人性的恶充分释放；人际关系中普遍的相互欺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折射出这是一个相互投毒的时代；
显然，一个社会的进步，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涌流，而是文明和精神的健康，包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人的道德成长和于此相关的幸福感。所以，在今天，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阻止社会急剧堕落的，只有靠制度文明和精神信仰。而当今社会的一切表面的意识形态都无法回答现实问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苍白，肤浅和无力感。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不仅仅是GDP的增长，同时还包括人的自由和尊严、法制和公平正义、宪政和限权政府、人民的财产权和生命权的保护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现代文明是一个整体现象，不能仅仅理解成几栋高楼大厦，多少公里长的高铁和高速公路，人类的文明首先是一种文明的状态，是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
当下中国社会在精神领域呈现一种急剧堕落的状态。那么怎么去阻止这个堕落？现在在台面上的所有意识形态全是虚伪的，苍白的，肤浅的，无力的。正是因为他们的苍白无力，他们根本不具备救赎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靠普世价值和精神信仰，要通过纯洁人的灵魂，来救赎这个堕落的社会。
问题是，什么是当下中国精神救赎的力量？
儒家行不行？儒家能不能救我们今天的中国，来阻止这个社会的堕落和下滑？
我们应当承认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的DNA，它涉及到每个人的人性，但是严格地讲，儒家文化仅仅属于一种伦理的范畴，儒家并非宗教，判断儒家是伦理而不是宗教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没有彼岸性。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给人类提供的是彼岸意识，是人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以后的归属。儒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未知生，焉知死”。所以这种缺乏彼岸意识的伦理，就肯定缺乏一种救赎的力量。
另外，儒家学说从西汉以后，就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它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董仲舒那个时代开始，所谓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就把儒学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
宋明以后，儒佛合流，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程朱理学，但是程朱理学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逐步变得僵化和缺乏时代性，明清朝代，科举考试的八股取士，都是以朱熹的四书五经为范本，更加剧了这种僵化。在五四运动以后，以牟宗三、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他们在探索儒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革，他们的口号是要让“老内圣”开出“新外王”，所谓的新外王，就是希望儒家在新的时代，来产生开出科学之花，开出民主之花。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从五四运动到现在，一百年，这个努力是失败的。而且儒家本身所倡导的一个核心价值是“中华文明中心论”，这种中华文明中心论往往成了我们抵制普世价值的一种工具。
佛教行不行？我们能不能拿起佛家的武器？
我认为，佛家对个人的心性修炼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不具备提供公共精神的能力，我说的是一种社会公共精神，构建这种社会的公共精神，它需要一种公共的立场和公共的价值观。但是，唐代“会昌法难”以后，佛教的精神气质在发生变化，它不是原来印度的那个佛教。其中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佛教哲学思想逐步被取代，被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取代，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是非常世俗化的宗教，而具有哲学思辨意义的“三论宗”和“天台宗”基本消失。就是说，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找不到原教旨意义上的天台宗寺院。我曾经几乎走遍了中国大概现存的几十个天台宗的寺庙，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们都成了禅宗。所以，佛家由于它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没有神学思想的觉悟，它对精英阶层慢慢地丧失了吸引力。另外，我们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找不到一个佛家文化导致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范本，说明佛教和现代文明明显地缺乏亲和力的。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三大流派：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的革命派，以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和以章士钊，严复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前面两派在五四运动以后形成国共两党，他们在某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主张激进革命，主张反传统，打倒孔家店，而保守主义的一派很快销声匿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是儒、释、道，到了文革，统统都是奄奄一息。
所以，我觉得从五四运动，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形成了一个“阿凡提打油式”的文化传承的断裂。什么叫阿凡提打油，阿凡提的老婆叫阿凡提去油店买一斤油，油店的老板告诉他，你这个碗只能够装九两油，还剩下一两油怎么办？阿凡提说没事儿，我这个碗底还可以装一两油，他把碗底翻过来，在碗底里面装了一两油，很高兴地唱着歌回家去了。他老婆问你打的油呢？他说在这儿。老婆问我叫你买一斤油怎么只有这么一点点，他说没有呀，我这边还有九两。阿凡提打油就是把一个碗翻了两次，第一次把九两油翻掉，第二次把一两油翻掉，我们中国从近代一直到改革开放结束，就是一个阿凡提打油式的文化传承，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把九两油翻掉了，改革开放，我们强调白猫黑猫，超现实主义，把一两油也翻掉了。所以我们的文明是一个空的，是一个空碗，没有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当今社会如此的荒芜，道德如此沦丧，精神如此沙漠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文明、没有文化、没有精神、没有信仰。
我们再看基督教。我觉得基督教文明对社会有极为强烈的精神救赎意义，完全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普遍的价值观。为什么？因为人类一切关于平等、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全都来源于基督教。
基督教对公义的追求：基督教对人权和生命的尊重、基督教人人平等观念、基督教超越的大爱精神，全部是我们今天当下社会所非常需要的精神资源。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是法制和契约精神，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对不对呢？对！大方向肯定对！但是为什么市场经济走成了今天的权贵经济，走成了少数人的发财，社会贫富差别如此拉大？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中没有法制，没有契约。
我们重读《摩西十诫》。我曾经把《摩西十诫》和佛教的戒律做了比较。大家知道，佛教最基本的戒律就是五戒：杀、盗、淫、妄、酒，你作为一个佛徒，你最起码要严守这五戒。在佛教这五戒当中，前四戒是“实戒”，第五戒酒戒是“遮戒”，什么意思？犯了实戒，犯戒即犯罪；犯了遮戒，犯戒不见得犯罪，因为在酒后的坏事有时候是可以原谅的。我们回过头来看《摩西十诫》，《摩西十诫》的后六诫类似佛门的杀、盗、淫、妄，有很多相似的内容，但是，你要注意，它在前面加了四条，比方说，你不能信我以外的神；你不可以轻呼耶和华的名字；你不可崇拜偶像……；我把这四条归为人神之盟，基督教的戒律在建立人人之盟之前，先确定了人神之盟，只有人神之盟的存在，人人之盟才有意义。
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法制，为什么签订的合同都成了一张废纸，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人神之盟，我们在签订人和人之间的盟约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一个人和神的盟约，所以人人之盟就是一张废纸。我们看中世纪的“教皇革命”、《罗马法》的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强调的这种世俗行为，可以荣耀上帝的行为，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气质。
基督教有没有改变人心的意义？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人对善的追求和对恶念的克制，取决于在精神上构建一个彼岸世界。我刚才说佛教没有。所谓的彼岸世界就是末世，就是终极审判，就是天堂地狱。人为什么在此岸能够遵守法律、做好事、追求善，是基于对彼岸的天堂的追求，是对彼岸目的的追求约束了人在此岸的当下行为。所以我说心中的警察比街上的警察重要，街上的警察，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你就开始犯罪，但是当你心中有警察的时候，即使是半夜两点钟，你还会在红灯旁边等着，你不会跨过人行道，去闯红灯。所以彼岸意识才是真正救赎人心的力量，而基督教的彼岸意识、天堂和地狱的观念、终极审判的观念对惩恶扬善、对人心的改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有两点结论：第一点，佛教、道家、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值得弘扬，但它们的功能仅仅限于私域，个人的修养、个人的修身、个人的心性修炼，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基督教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精神救赎力量，基督教既能在私域让人们追求向善意志，又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公共精神资源。请注意，我是把这些东西分成两类：一类是在私域当中，完成我们心性的改造；一类是公共领域，构建公共精神资源，基督教文明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提供一种公共的精神资源，是我们当下社会非常需要的。
当然，我也深深感受到，去石门坎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
我们从北京飞往贵阳需要数小时，从贵阳到石门坎开车需要12到14个小时。这是乌蒙大山，遥远，偏僻，沟壑纵横，地貌险峻，加上又是地震带，洛泽河大地震和鲁甸大地震，已经给石门坎地区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路上滚石不断，贵州山区天气变化无常，时而暴雨，时而大雾，我们几乎每一次去石门坎都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交通事故。有一次，已经晚上八点，天已漆黑，大雨滂沱，雾气弥漫，能见度不到两米，我们的汽车还在悬崖峭壁上爬行，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深渊。正在绝望之时，我们的前方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汽车尾灯，一辆当地汽车成为我们的指引坐标，让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追上一看，竟然是我们捐赠给当地学校的一辆汽车！
去石门坎的艰难，也是预示着，通往精神救赎的道路是艰辛的，是不平坦的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