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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
《伦理学》又名《尼各马可伦理学》，包含了亚里士多德对道德教义的最新描述，合并和补充了以前的著作，也叫《大伦理学》。这部作品经过压缩，说明它是对多次演讲摘要的编辑，它深深地影响了伦理学思想，特别是美德的分类和美德蕴含于“卑鄙”的心灵当中的观点。
1、 人生的目的与德行的意义
所有的艺术、科学或行为，其目的都是某种“善”。这种目的也许是行为本身，也许是行为的结果。低级艺术的目的仅仅是实现高级艺术之目的的手段。如果有最高目的，那一定是“善”。要想对“善”进行研究，就必须用最高的社会科学（政治学）。最高的善是幸福、美好生活或福利，政治学就是要达到这种境界的科学。
但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幸福就是快乐，有的人认为幸福就是荣誉。前一种观点是堕落的，后一种看法也不合适。柏拉图学派认为幸福是一种抽象的善，这样的概念去掉了所有的“特殊”，只留存了“普遍”。即便从逻辑学或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也能够找到很多可以对其进行反驳之处。但是，如果不从逻辑学或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就毫无意义了，它没有任何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抽象的善的知识对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实际用途，但我们的基本着眼点却正是实际用途。
如果存在一个最高层次的“善”等待着人们去寻求，那这个“善”应该具有什么主要的性质呢？最高层次的善，即至善，它自己应该是完全的、美满的。任何能实现自身之外之目的的手段，都是不完全的。认为目的一定要“完全”，也就是说它只能是目的，不应该是手段。它应该是所有善中最善的，并且它包含了所有的善。对个人来讲，它在独处之时是完全的，在融入社会之时是完全的。
现在，我们把幸福界定为人的工作，也就是进行他作为人的职能的工作。所有的东西都有其特有的职能，执行这种职能就是善。人当然也有其特殊的职能。人在执行其特有的职能时，不可能像动植物那样生活，而要依据理性生活。理性的生活是通过毕生一以贯之地遵循着使生活趋于完美的一种或多种德行而得以实现的。如果我们用日常生活经验对这个结论进行检验，就可以从中得到很多证明。善可以分成外部的善、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其中最高的善是灵魂的善，因为灵魂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如果说幸福是德行，那我们应该区分开德行和力行的德行。其余的善辅助力行的德行，成为幸福的一部分。幸福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不可琢磨的，而是可以通过教育和努力来得到的。
德行分为两种：智慧的德行和行为的德行，前者通过学习可以得到，后者则通过实践而实现。行为的德行并非天赋，只有得到这种德行的能力才是天赋的，要通过实践才能得到行为的德行，就像通过实践得到优越的艺术和控制激情的能力一样。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德行是道德实践的结果。
行为的方式或者如何行动的问题一定要合乎正确的理性。要指出的是，现在我们并非想制订一般的命题，而是想制订根据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一般规则。我们的行为必须是在“过”和“不及”之间的中庸之道，这个原则合适于德行的产生和体现。德行与苦和乐有什么关系，因为苦、乐具有诱惑或者对抗德行的力量。美、利和乐是三个永恒存在的诱因，乐又加入到美与利当中，从某一角度看，德行是最好的对乐的行动。
但是，在单纯的行动中并不存在德，具有德的行动产生于知识和选择，应该是为着行动自身的行动，是执着不变的行动。第一项的知识最无足轻重，如果认为它最重要，那就是犯了思辨的错误。
心灵又三种形式：感情或激情、能力和习性。我们对感情或能力自身不加评判，所以我们认为不可以在感情或能力之中寻找德，应该到习性或制约中去寻找。德的习性或制约能帮助具有德的人完成自己的职能，对人来说，就是灵魂的活动，经过取舍，它就会一直在过与不及之间保持中庸之道。
另外，我们也要知道，有些品质自身就是错的，因此德行不能是中庸的东西，必须是极点。在讨论勇敢、节制和慷慨等美德和社会的德行（好的行为方式）、感情的德行的时候，可以看到对应的过和不及。我们也要专门讨论正义和理性的德行。
所有的德行都和两个极端对立，这两个极端也是相互对立的。有时，德行和一个极端的对立要大于和另一个极端的对立。比如，勇敢和怯弱的对立要大于勇敢和莽撞的对立。
在分析前，我们先要对选择的问题研究一下。如果一种行为应该得到赞扬，那它就应该是主动的行为。在外界的压力下做出的行为是被动的。如果一种行为不是出于自愿，但还有余地进行选择，那还应该是主动的。在被动行为中，还要区分开无意和不肯的。如果是无意之中做的事情，如果事前知道的话，就不会做了。
选择跟自愿的行为、欲望或感情是不一样的，而且和希望也不完全相同。对那些无法实现的东西，我们虽然能够期望，但却不可能选择。选择不是考虑，是考虑之后做出决定的那个动作。如果一个人有权利说“行”，就同样可以说“不行”，他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出于无知而选择错误，并且由自己承担责任，那就应该谴责“无知”本身，而不能把它当作理由去原谅这种错误的选择。如果因为自身的坏习惯导致判断错误，从而做出错误选择，那么也不能推过说是别人的责任，而要承认是由于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说做错事是身不由己，这知识一种借口而已。
2、 行为的德行的研究
德行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习惯，是在正确理性的指引下与形成这种习性的行为相匹配的行为。所有这样的行为及行为的全过程都出于主动。
我们现在分析几种德行的情况。
勇敢就应该抛弃恐惧，但不是抛弃所有的恐惧。我们也应该有所恐惧，比如对丧失荣誉、贫穷等的恐惧。这些恐惧与大无畏的勇敢并不矛盾，相反，只有怯懦的人才对这些毫不恐惧。为了真正的荣誉，不畏惧自己能掌握的东西，能忍受自己无法掌控的东西，这就是勇敢的习性。如果过之，则为莽撞或蛮勇；如果不及，则为懦弱。
有一种与上面这种勇敢很相似的勇敢，但那只是外表相像而已，其本质是虚假的，那就是不以荣誉而是以获得体面或虚名为动机的勇敢。认为危险不值一提而产生的勇敢，因为盲目的恼怒、骄傲的自信心或根本不了解将面临的危险而产生的勇敢都是虚假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为了获得荣誉而经受得住寻求享乐和躲避疾苦（尤其是逃避死亡）的诱惑。在实践一种德行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达到实践的目的，其后果可能是很不愉快的。
节制与快乐的感觉是相对而言的，所谓的感觉主要指触觉，涉及味觉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视觉、嗅觉和听觉只是间接有些关系，所以没有将其加入感觉之列。肉体上的快乐，有些是每个人都有的，有些则只有个别人才有。节制就是在没有得到这种快乐时也很满足，而且只有在这种快乐能给身体带来健康和舒适时才去期待它。纵欲的特征是一味贪图快乐，忘却了痛苦。和懦弱相比，纵欲更具有主动性，其受到的外界影响很小，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全都如此。
慷慨是指对金钱的态度，它介于奢侈和吝啬之间。它主要是指正确地对待金钱的获得和花消，特别是在金钱的花消上。如果一个人把钱拿出去做卑鄙的事情，或获取不义之财，或对财产漠不关心，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慷慨。慷慨的人容易流于奢侈，往往会不管钱从哪里来，不管钱向哪里去，只知道取钱花钱。奢侈的毛病是可以改正的，但吝啬的习惯却难以根除，这一点在获得钱财和积聚钱财上都会有所表现。
大方是大量花费钱财的一种德行，慷慨包含其中，它介于摆阔和吝啬之间。只有富人才可能具有这种德行，这大多体现于公益事业，但在个人庆典上也有表现。摆阔的缺点是钱的用途不正确，而不是钱花得过多。吝啬是在该花钱的地方舍不得花。
豪放是贵族的德行。过则自大，不及则自卑。豪放的人会紧紧抓住荣誉、权势和财富的权利，对这些他并非锱铢必较，而只是想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一份。能体现出这种品质的人，必须具有豪迈的气度和雄伟的风范。他知晓自己的优势，不加掩饰，并在做事时将优势发挥出来。自傲之人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而自卑之人则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低，并躲避责任，所以比自傲之人还要卑劣。
还有一种德行，没有办法将其命名，它与豪放的关系正如慷慨与大方的关系，但前者事关荣誉，后者关于金钱。这种德行过则成为野心，不及则为胸无大志。
温顺是介于暴戾（包括暴躁、乖张和残忍）和懦弱之间的中庸之道。
友善则是逢迎和粗野之间的中庸之道。是一种社会道德，善意加周到就是它的真是面目。本分既和浮夸相对，也和虚伪相对。只有知道自己的优点但不事吹嘘之人才具有这种德行。我们知道，在崇尚机智和幽默的社会，在那些玩世不恭、粗野和一本正经的态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中庸之道。
与其说羞耻事一种习性，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感情，更准确地说，羞耻应该是对耻辱的畏惧。像恐惧那样，它也是一种生理反应，会使人双颊发红。对于年轻人，它能够防止恶。对于有德之士来说，则完全没有羞耻的必要，但羞耻中往往包含着恶的习性。准确地讲，节欲并不是一种行为地德行。
注1：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生于雅典以北一个叫斯塔基尔的地中海沿岸城市。这座城市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与正在兴起的马其顿相邻。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朋友和御医。他是在医药的气味中长大的，机遇和环境对他养成科学的思维方法都起着促进作用。
注2:《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相传为他的儿子尼各马可编订而成，故又名为《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在该书中批判了柏拉图的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伦理学和当时在希腊较为流行的享乐主义伦理学思想，探讨了道德行为的各个环节和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论述了德行的形成及其类型，提出人生的目的是善，最高的善就是幸福，而德行的生活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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