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时代的翅膀
----与内地企业家一席谈（下）
严长寿
卷起袖子做事
不管是在亚都、还是美国运通，或者人家称我为观光业教父，餐饮教父，对我有过多溢美的赞赏，其实我只是坚持和世界交朋友的初衷，就这么简单。除此，我在经营酒店时，也把它当成平台。譬如说，我们赞助很多国内外文化界的朋友，他们其中很多人都和我成了好朋友。很多的弱势团体也和我们是好朋友。我鼓励残障朋友走出来，不要自卑，我们酒店免费招待，协助连结资源，让大家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可以说我们一直扮演了平台的工作，包括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等，到台湾都是住我的酒店，完全免费招待。那个时候台湾我也有很多土豪，钱一下赚了很多，应酬喝酒，有时候行为举止不太合宜。我也慢慢摸索，我们到了欧洲那样优雅的环境，当地人不是看你的肤色，而是看你用什么态度与人接触。于是我开始邀请企业界，每个人出一点钱，捐献给一些机构，而亚都邀请他们品尝最地道的法国料理，由三个法国厨师做菜，我则分享国际礼仪、穿着，搭配酒会，然后是各种方式，让他们习惯国际场合。比如，今天有五道菜，我和他们分享餐前酒的艺术(不是拿来干杯的)、食物怎么搭配、菜跟酒怎么搭配，。我还请音乐界的朋友来为大家赏析音乐、歌剧、表演，结束后一起吃饭，然后把钱捐给一个慈善机构。把钱捐给一个人，这只办了一件事，可是我同时安排了三件事情：第一，对企业家有教育的效果，第二，照顾弱势团体，第三，让文化界的朋友也被注意到，同时也提升了台湾政商人士的文化水平。
当我慢慢步入60岁时，我觉得生命要转弯了，这中间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在李登辉的时代，1991、92时，他主张产业东移到台东花莲，因为西部的产业火红了，而东部一片荒芜，他看到的是荒芜。当时萧万长对我很欣赏，他说你帮我去看看。我带着一大帮人从南到北看了一圈，观察的结果是，我的结论是产业千万不能东移，东部是台湾的宝，是台湾最后一片净土，人口只有50万，这里的原住民的文化、大自然都非常重要，这里可是台湾最后的一片净土，萧万长听了我的建议以后，产业东移的计划便停了下来。过了几年，陈水扁上台了，打算盖一条环岛高速公路，要从央山脉打隧道。80多公里的公路，一半架桥、一半在山里面打洞。除了对台湾山脉的地质敏感地区将造成浩劫，同时也将破坏将近十七个重要的生态保护区，起初环保团体相当反对，眼看计画几乎要通过了，我看到的却是在当地文化没有被提升起来的时候，只会引来许多外来的不当开发，于是我忍不号召胡德夫，林怀民，侯孝贤，童子贤，龙应台，徐璐等知识分子一起去抗争。后来这件事情便因此而停下来了。
过程中，一直有人挑衅我们。有位立法委员说，只不过造一条公路，你们这样阻拦。而我的看法永远是从土地的永续性着眼，虽然我当时担任台湾观光协会的会长，我却是从苏花高速公路，到澎湖要设赌场， 一路反对到底，例如我反对澎湖做赌场，因为一个岛屿的承载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要能够学习与大自然共存，但这些在当时持开发立场的人是听不进去的。就如同现在大陆的情形，其实开发和文化教育总存在某些的矛盾，但是大部分情况，开发永远假现代化之名，像推土机一样走在前面；文化教育永远追不上，跟在开发后面，但已破坏的就永远无法挽回。坦白说，北京的水立方值得呢？还是几百个胡同值得？这值得反思。很多事情都是事后才明白。为了一个奥运，我们让多少数百年甚至千年的文古迹失去原来的样貎。
当时我的行动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无可否认的也必须付出一些代价，它包括花莲主张开发的政治人物率领着成千的人，到总统府去抗议，到行政院抗议，最后还到亚都饭店来抗议。当时我私下告诉自己，退休后，我要到台湾偏僻的地方，蹲在那，我做给你看！过去六年，我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在台东发觉原住民文化的特色与天赋，也从事偏乡教育改革相关的工作，于是在大家的帮助之下，我成立了公益平台基金会。
我要求基金会扮演的角色是蹲下来、谦卑的观察与倾听、不把自己放到舞台上，而发觉在地原住民的天赋，搭建舞台把他们撑起来，能够让大家看到。其实这就是我始终想要做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我想的是，把台东、花莲点亮起来，但八八风灾后，我发现短暂的点亮无法解决永续经营的问题，因为部落与部落之间有不同的势力和矛盾，永远有受惠者，也永远有不满者。这个时候我意识到，除非普遍提升教育，否则无法永续。于是，我便把重心投入到教育。
我有了这个想法，并打算利用一个废弃的小学为教育基地，此时发现佛光山星云大师已经在台东创立了一个学校，按私立学校标准收费，招生很辛苦。我和大师分享改变偏乡弱势的教育理念，提议接手耕耘学校。他一听便说，完全认同并且无条件给你，甚至答应，为了要让经济相对弱势的原住民小朋友进来，干脆把学校所有的宗教色彩去除，你全权接管！
民主的支撑点
民主道路都很困难，亚洲没几个国家能够顺顺利利过度，例如东南亚国家，军人干政非常普遍。追求民主的过程，就像是要度过一条湍急的河流，一不小心就可能要翻船，而能够支撑台湾稳稳渡过这一段河流的力量，首先归功于大陆撤退来台的知识份子。当年政府撤退来台，蒋介石用飞机把傅斯年，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许多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接来台湾。此外各位若有机会读殷海光的《思想与方法》这本书，会是福气。殷海光在书中说，作为知识份子，最重要的是要有无色的思想，什么叫颜色？政党有没有颜色？在台湾我们想到蓝色，就想到国民党，绿色就想到是民进党；族群有没有颜色？有颜色。宗教有没有颜色？有颜色。他告诉你，这些都是有颜色的。所以我们要认清：即使一起参加旅行团，大家变成朋友了，也都各有颜色。所以每一个人当碰到大是大非的时候，必须要有无色的思想，也就是不管你喜欢红的、蓝的、绿的，到这里只有是非，没有颜色。作为一个知识份子，要有这样的风骨，但这是非常难做到的。在台湾最艰困的时代，那一代的知识份子，拥有这样的风骨。傅斯年、殷海光甚至冒着坐牢的危险，殷海光差点被关进牢里，影响了台湾年轻一代的民主意识。我认为现在在大陆的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拥有这些理想与使命。
第二个支撑台湾度过湍流的力量是经济，经济好了就比较不会造反，会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第三个力量是宗教。一印顺法师来到台湾，收了个女弟子，就影响了台湾几百万人，他就是证严上人。她用小学生都能够听懂的简单语言教化世人：我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也就是要靠自己、自食其力，不要依赖供养。此外，她要求她的弟子，服务弱势的态度要能“欢喜做、甘愿受”。也就是你要欢欢喜喜地做，即使承受他人对你的污蔑，都要甘心忍受。这是对人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当灾难发生时，慈济永远都是走到第一线，甚至比政府的救济还要早到。另外，还有圣严法师，他用很简单的话告诉大家，人生命中，“想要的太多，需要的不多”。这样一句话把大家都点醒了。认真想想，一个人到底需要几件衣服？几辆车子？一天到晚买一大堆东西真的需要吗？生命中，从想要和需要，是有差距的。随着文明变化，地球的气候两极化，物资生活一定要走向简单，当物质生活走向简单时，社会才会走向文明。取而代之的是精神层面要往上走、无论是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或文学加上运动，这些都影响了人的精神层面。这一切是需要长期透过教育去改变，艺术家也在这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人都让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走过湍急河流而没有翻船。
台湾目前真正面对的问题是，过了那条河才是民主的开始。当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一票可以选举，是权利相对也是义务。而我们在中学时却没有教孩子思辨，甚至老师也没有足够的思辨能力，因为老师的老师也没有教过他。如此一来，是非分不清楚、判断不清楚。一个社会，当每一个人可以自由选举其实就不需要革命了。前一阵子台湾太阳花运动时，孩子们说我们在革命。革命可是要抛头颅洒热血的啊，可不是随便讲的。台湾不需要革命，意见不同时，你不赞成就好了；你选出来的人做的事情不对，下次不选你便是，我甚至还可以号召大家罢免你。这些事情都是在民主体制下可以做到的，是有办法可以约束政治的。可惜是我们的选民不晓得自己有这个力量，这就是民主教育没有落实的问题。
教育应当不一样
最近台湾经济危机非常明显，我常常形容这好像就是“机会云”。在大陆没有开放之前，时代的背景让机会的云朵那个时候没有飘到大陆、东南亚，而是飘到了台湾上空，所以台湾雨露均沾，枝繁叶茂；过去一段时间，台湾的物价提高了，经济成长了，于是机会的云飘到大陆或其它地方去了，让其它地方开始变好，此时，台湾必须要珍惜、善用拥有过去所累积的资源。就拿教育来说，现在台湾每个人都可以进大学了，但是反而没有够好的内容可以学习，这便是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选举了，但没有教他要思辨的能力。真正说起来，台湾面临的危机是，缺乏这一类的思维与危机意识，这也是为什么最后一切都回归到教育。
台湾的教育和全世界的教育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五年前，我写了《教育应该不一样》，我发现世界的教育已经不再是老师传授知识，学生吸收知识的时代。目前线上学习已铺天盖地而来，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MIT的课程，只要英文够好，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上网学习。最近甚至大陆政策的主导者，都非常严肃的向北大交大提出警讯，目前不要忘了世界的学习已经没有国界只要英文好，连在印度的学生，都不需要远渡重洋就可以吸收到哈佛、斯坦福的课程，所以别以为自己了不起。
大陆有一个影集叫《盗火者》，共十集，内容是对教育的反省。反观台湾，似乎没有人反应这些教育问题，所以我又变成了大乌鸦，写了本书，开始批判。我形容执政者就像在电视节目里，站在气球下面回答问题的来宾，问题一格一格地跑过来，气球一直胀大，答对了下面就换人，直到气球胀爆，刚好站在下面的那个人就倒楣。当官的人常常是这样的态度，只要在任期间不要发生事情，做到安全下庄就好。后来我觉得批判没有用，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和中国大陆一样，发现问题不难，每个人讲得头头是道；想出解决方法也不难；最难的是有人愿意卷着袖子干活。于是，我到了东蹲点，卷着袖子干活。我常常一周内台北台东来回不只一次。目的在哪？因为作为领导者的我，必须要走到第一线。
宜兰慈心华德福是一个很现代的教育。现在的年轻人，包括你们的孩子，都很聪明。电脑它一方面是天使，提供你无远弗届的知识，另一方面它是恶魔，无论是社群网站，色情网站、胡言乱讲、造谣、电脑游戏……，足以让年轻人不上课。最终，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说穿了，中国、台湾都一样，就是关乎学做人和做事。我们现在都只教孩子做事未来就业的能力，比如，教孩子将来要做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可是没教他做人。真正的做人，认为要教他三件事：一个是自我约束的能力，也就是品格。第二，懂得思辨、判断是非的能力。台湾是个民主社会，若许多人随便乱投票，日后便不要怪罪政治人物，决定了什么我们不想要的结果。第三，生活的能力。现在年轻人大多不懂生活，除了玩电脑、考试，少有人认真了解生活。年轻人从小到12年级，最应该陶冶的是音乐、戏剧、美术，舞蹈，文学及运动，这几件事都要俱全。他将来未必成为舞蹈家、音乐家，但这是跟随他一辈子做人、修身养性的工具。在台湾，为了考试，这些全部被忽略了。在家不必做家事，到了学校就是读书，年轻人在这样环境长大是不对的。所以我很想改变，感觉是革命斗士，试图改变教育。当然我也关心未来的大陆，价值观，将决定未来大陆社会将发展的样貌。
我和圣严法师有点渊源。当时从农禅寺要搬到法鼓山时，他请我担任他的总顾问，我做了三年。老先生亲笔写聘任状。我说，师父，有两个条件。他问，什么条件？我说：“第一，我不做您的弟子。”他问，为什么？“我做了您弟子，见了您就得跪拜，那么，我还敢向您进谏吗？我若是顾问，您做错了，我就敢讲。”他说，有道理！接受、接受。第二个条件：“咱们俩要分工。”他一定心想，嘿，你还要跟我分工?我说：“您平常其实管的是两件事，一叫佛事、一叫俗事。对于佛事，我一点能力也没有，我只能协助处理俗事，也就是桌子，椅子，睡觉、管理、迁移这琐事。其实我认为硬体一点都不值钱，今天您在农禅寺，就算是个破庙，一个法会，外面站着几千人但是如果精神没有了，什么就都没有了。”他很接受我的看法。很荣幸伴陪着老和尚走过那岁月。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有没有接班人？他说，没有接班人。我问，为什么不培养？他说，培养不出来。当我往生后，一切就随缘。当时我还听不懂。等读完了他几十本书，在搬进法鼓山之前我建议圣严法师把核心的出家众、在家众的弟子集合起来，共两百多位。我跟他们说，当着法师的面我说你们师父未来没有接班人。大家一听，觉得这家伙好大胆啊。我接着说请问你们哪个人有能力可以延续他所建立的德行？他在社会的影响力？所累积的社会资源，又有哪位有资格可以接得下？没有。我说：“我讲实话，你们必须明白，要让法鼓山走向永续，就是要能够延续你们的‘农禅家风’，不管老和尚讲的是心灵环保禅修，或是其他方面的理念，你们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些家风延续下去，再大的庙宇也帮不了你们；反过来只要法鼓山的精神延续下去了，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渡法人。”老和尚对我非常友善，他圆寂后，我整理了一下资料，发现他过世前六个月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前后还给我写过三封信，有一次要我去看他，当时我还戴了口罩去探望他。这么一位大和尚，有时候也有寂寞的一面，我对他非常敬佩也无比的怀念。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这些经验里有很多的缘分。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也是缘分。我就讲到这里，各位有什么问题，还是有什么我们可以一起聊一下。
问答与尾声
团友提问：做公益的过程中，您遇到最大的困惑或麻烦是什么？启迪其他人做这些事的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答：开始几年我进行产业辅导，让在地的特色先亮起来。选几个点，点亮它，让它找到自信。后来我戛然而止，停止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产业辅导进行到一个程度，由于它是商业机制，有人成功了，便会有人眼红。当然它一定能够产生影响；比如，我影响了一个在偏僻的海岸线开着一个叫棉麻屋的龙惠妹，在我们的协助之下，她被更多的人看到了，于是从她的生活改善，进而影响整个部落的改变。但是政府往往对原住民采取的是补助，而补助有时候反而让人变得不够努力工作，美国原住民也有同样的问题。
如何让经济弱势的人得到尊严？我讲一个例子，台湾的政治大学是排名很好的学校，其中一位在杂志社当总编辑的校友跟我分享：三十年前，他与几位同学连续三年暑假去关怀同一个部落，三十年之间，他们与当时一百多位部落孩子保持连络。最后这些孩子长大后只有一位当了警员，有时候会回来关怀部落的发展，而其他的，有的在外打工，有的成了娼妓、有的在家酗酒。这说明了，短暂的帮助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让幼苗长大是很关键的事。我现在的均一实验高中，从小学、中学到高中，甚至学生毕业后到国外读书的路我都规划好了。孩子只要英文够好，我愿意募款、捐钱送他出国，他很可能是部落里唯一到国外的人。但是，在这之前，我一定要衡量他做人的品格是否达到我的标准，符合了才可以出国，一旦出国他只要专注在艺术、技术、学术中选出任何一样。若孩子有办法申请到奖学金，那更好。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是正向、主动积极的人。教育是一项长远而耗时的工程，我盼望老天再给我五年、十年，到时候我或许才能看到第一批均一高中毕业的孩子从国外求学回来。
此外，我们基金会做的是，伴护就职前最后一哩路。我协助台东当地的一些职业学校，比如，台东体中。体中毕业生只有3%最后会成为运动员，而97％的学生花了六年的时间陪3%的人跑步、跳高……，最后可能找不到一份适合他的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思路，－不是做比赛的运动员。针对那97%的学生，我来想办法帮忙找一条路。把体育运动视为比赛，是一种目标；视为是让每个人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另外一个目标。如此一想，台湾每个角落都需要运动员。台东流行铁人三项，骑脚踏车、游泳、跑马拉松，这些运动员便可以做陪跑员、领骑员，介绍客人上山下海，冲浪甚至了解原住民文化。突然之间，工作的选项变得海阔天空。我引介一流的教练去教体中的学生，目的不是要他们变成运动选手，而是在他们的家乡就有就业环境。台东没有工厂，是台湾最后一块净土，从事大自然运动的好地方。
以上都是我在十几年前看到的问题；我常说“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在教育上做公益最重要的两个原则：一是陪伴他最后一哩路，若他具有足够条件的话，帮他翻转一下思路，比如，不当运动员而是更宽广地找到自己的未来；二是让幼苗长大。这一个部分急都急不得，我得从国中、高中开始培养，大概五、六年的时间才看得到成果。
我前段时间给我的员工写了一段话：我“到去年才把我的最后一笔房屋贷款还清。可是我却觉得我的生命无限的富有。把你们当做我终身的学生来看，只要看到我还依然不放弃地走在前面，你们便更有勇气面对眼前的挫折，把事情做得更好。教育对我是个门外汉，但是经过探索学习以及许多人的帮助，我已经找到了方向。今年总统府要颁给我勋章，我谢绝了，过去陆陆续续有国内外大学要给我荣誉博士学位，我谢绝了。包括其它社会不同组织要颁给我各种名衔奖励，我也都婉拒了。我正式宣布我不会再为任何的名位奖章做事。“人到无求品自高”，未必我有资格如此自我形容，但不再为任何表像成就、名位而工作，有取有舍才是我自己的目标。放下了一切，我的生命依然会无限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