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经济、文化受古代中国以及朝鲜的影响较深，曾多次派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吸取中国的文化与生产技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一直是个贫弱的小国，为何能在短短数十年内实现弯道超车，超越清朝成为亚洲霸主？
“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众多名言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人类社会是观念的产物，日本社会制度的变迁，得益于思想文教的变化。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他为日本带来的改变至今无人能及，他所倡导的独立、平等精神让日本彻底摆脱了孔儒的羁绊，大步向现代文明国家迈进。福泽谕吉是现代日本的指路明灯，他的头像被印在10000日圆的正面，一万元是日本钱币最高面额，旧款一万日元的主人是日本“释迦牟尼”圣德太子，而福泽以新换旧，可见在日本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超过了圣德太子。举世皆知，近代日本崛起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成于“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三杰”里并无福泽谕吉，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在最高价值的钱币上留下了福泽，而不是西乡、大久保呢？这主要是因为，维新三杰都是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推动的是对日本国家制度的改变，而福泽谕吉是思想家，他改变的，是日本的世道人心。
福泽谕吉对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是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体转向“独立之心”。
虽然福泽没像西乡隆盛那样，用武力推翻幕府、推行政改，但在倒幕维新的多事之秋中，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办学办报，在兵荒马乱中坚持开启民智，鼓吹西化。福泽谕吉对明治维新的贡献，相当于亚当斯密加上约翰洛克对英国的贡献。可以说，他是明治维新的思想导师与精神领袖。明治维新成功后，作为“突出贡献者”，福泽谕吉当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请，入阁做官，但他却一再拒绝，终生没有做官。
当时日本虽处近代，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福泽谕吉给出的答案是——“愿做独立的榜样”。他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能从这种迷信中把人们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日本“独立之父”，早年竟然还是“儒家信徒”。福泽谕吉1835年出身于武士家庭。家境贫寒，直到14岁才入当地的私塾学习汉学，尔立之年成为远近闻名的汉学家。汉学家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正值不惑的他三次赴欧美考察，其思想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于是曾经主张“和魂汉才”的福泽谕吉的思想发生巨变，开始重大转型、投向“和魂洋才”。
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在他的著作《劝学篇》及《文明论概略》中体现深刻。在《劝学篇》里，他把学问当作个人及国家独立的工具。福泽谕吉将学问分为两种：有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无形的学问（心理学、神学、理学等）。在福泽谕吉眼里，实用的知识最为重要，而远离生活实际的知识则次之。
福泽谕吉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出于这种思想，他开始排斥孔子，摒弃儒学及汉学。因为他判定儒学及汉学是近代社会“脱离实际的学问”。福泽谕吉认为，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
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
福泽谕吉主张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他眼中的“实用知识”就是指洋学，即西方科学。所以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洋科学，他不仅重视数学等自然科学，对法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也更为推崇。
福泽谕吉的“弃汉从洋”和“独立”思想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近代日本禀承他的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近代化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并且，在他创办的庆应大学和《时事新报》影响下，一批独立知识精英、新日本人脱颖而出。
福泽谕吉称自己对政治不热心，其实，笔者依其一生作为而分析——他并非对政治不关心，而是看不起官，不屑作官。他并不认为，一个校长的影响力就不如一个首相。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日本国家大校长”。
作为“日本国家大校长”，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
作为现代日本之父，《脱亚论》的作者。福泽谕吉，在解析中国儒学，倡导西学维新的论述中，从“人与人平等”作为切入点，并宣扬“人心解放”和“人欲解放”的自由精神。
福泽在他的论述中指出，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孔子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知识进步，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和文明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和做官之外一无所成。
福泽高度赞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于解开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使人的心灵和思想得到了解放。注重精神之独立自由是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中国的儒学，永远让你匍匐在孔子的脚下，不得站立起来。
福泽谕吉坚决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
福泽谕吉希望通过教育建立文明独立的国家。为此，他主张废除封建制度，提倡国民尊重科学，注重实学，以一身之独立，求一国之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福泽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
福泽谕吉特别强调开发人的智力。他说:“学校不是传授知识的，而是开发人类天资的场所。”他认为正常人的能力，一般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和想象力。三者各有不同的活动功能，应当互不干涉，平衡发展。否则，有可能失去人的心理发展的平衡，造成人的畸形发展。他还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认为只靠学校教育，不顾家庭教育，犹如“枯木求花”。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他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满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文明与野蛮）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
如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独立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其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
所谓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例如自己能够辨明事理，处置得宜，就是不依赖他人智慧的独立；又如能够靠自己身心的操劳维持个人生活者，就是不依赖他人钱财的独立。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想依赖他人，那么全国就都是些依赖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会上有一千个瞎子和一千个明眼人，认为只要由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上面的意志就行。儒家在很长一段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论语里的这种议论直接导致了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没有思考的国民。
在一个国家里面，才德足以担任统治者的，千人中不过一人。假如有个百万人口的国家，其中智者不过千人，其余九十九万多人都是无知的小民。智者以才德来统治这些人民，或爱民如子，或抚牧如羊；他们恩威并用，指示方向，人民也不知不觉地服从上面的命令，从而国内听不到盗窃杀人的事情，治理得很安稳。可是国人中便有主客的分别，主人是那一千个力能统治国家的智者，其余都是不闻不问的客人。既是客人，自然就用不着操心，只要依从主人就行，结果对于国家一定是漠不关心，不如主人爱国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内的事情还能勉强对付，一旦与外国发生战事，就不行了。那时候无知的人民虽不至倒戈相向，但因自居客位，就会认为没有牺牲性命的价值，以致多数逃跑，结果这个国家虽有百万人口，到了需要保卫的时候，却只剩下少数的人，要想国家独立就很困难了。
由此可见，为了抵御外侮，保卫国家，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不分贵贱上下都应该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也不分智愚明昧，都应该尽国民应尽的义务。英国人和日本人都爱护自己的国家，因为本国的国土不是属于别国人，而是属于自己的，所以爱国应该和爱自己的家一样。为了国家，不仅要牺牲财产，就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报国的大义。
原来政府管理政务，人民受其统治，只是为着便利而划分。如果面临关系全国之事，就人民的职责来说，是没有理由只把国事交给政府，而袖手旁观的。只要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就有在那个国家里面自由自在地饮食起居的权利；既有他的权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义务。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皇帝的子民们竞相扶逃命。当时的清兵和义和团兵不下20万，大清和八国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清兵一样不缺，而八国联军的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清兵逃了个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长衫的百姓，也留下了这张真实的民众竞相扶梯相助八国联军的照片。
在日本战国时代（公元十五世纪末叶起，在日本群雄割据，互相争战，一直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完成统一为止，共达百年，这个时期称为战国时代），骏河的今川义元率领数万兵力进攻织田信长时，信长在桶狭设伏邀击今川所部人马，斩杀义元。今川的将兵都象小蜘蛛一样不战而散，当时负有盛名的今川政权便一朝灭亡，连痕迹也没有了。
第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谄媚人，逐渐成了习惯以后，他的脸皮就同铁一样厚。对于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应当与人讲理的时候也不敢讲理，见人只知道屈服。所谓习惯、本性即指此事，成了习惯就不容易改变了。
在以前锁国的时代，旧幕府实行严加约束的政策时，人民没有气节不仅不妨碍政事，反而便于统治。因此官吏就有意使人民陷于无知无识，一味恭顺，并以此为得计。可是到了现在与外国交往之日，如果还是这样，就有大害了。譬如，乡下商人想和外国商人交易，怀着恐惧的心情来到横滨。首先见到外国人身体魁伟、资本雄厚、洋行很大、轮船很快，就已经胆战心惊，等到接近外商，与他们讲价钱，或遇外商强词夺理时，不但惊讶，又畏惧他们的威风，结果明知他们无理，也只有忍受巨大的损失和耻辱。这种损失和耻辱不是属于他一个人，而是属于一国的，实在是糊涂愚蠢。但如追溯其根源，却在于其先辈世代缺乏独立精神的商人的劣根性。商人常受武士欺凌，常在法院里挨骂，就是遇见下级的步卒，也要把他当作大人先生来奉承，其灵魂已彻底腐烂，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洗净。这些胆小的人们，一旦遇到那些大胆和剽悍的外国人，是没有理由不胆战心惊的。这就是在国内不能独立的人对外也不能独立的明证。
第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作坏事。
在旧幕府时代，有一种叫做“名目金”（即借用有势力的如御三家、大名、寺社的名义出借的贷款。利息高，诉讼有优先权，对贷款人有利）的勾当，即假借权势强大的“御三家”（指德川时代的水户、纪州及尾张三家（藩），首代藩主均系德川家康（首代将军）之子，在诸侯中最为显贵）的名义放贷款，办法非常蛮横，实在令人可恨。如果有人借钱不还，本可再三向政府控告，但他们因害怕政府而不敢去控告，却用卑鄙手段，假借他人的名义，依仗他人的权威来催还贷款。这真是一种卑劣行为。现在虽然听不到出借“名目金”的人，但社会上难免没有假借外国人名义放贷款的人。
由于我们没有得到确证，所以不好明白指出，但如想起往事，也就不能不对今世之人有所怀疑了。今后万一要与外人杂处，而有人假借外人的名义来干坏事，就不能不说是国家之祸。因此，人民若无独立精神，虽然便于管理，却不能因此而疏忽大意，因为灾祸往往出于意外。国民独立精神愈少，卖国之祸即随之增大，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仗势作坏事。
以上三点都是由于人民没有独立精神而产生的灾祸。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该首先谋求自身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父兄教导子弟独立；老师勉励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都应当独立起来，进而保卫国家。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