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天启三宗与政治秩序

       今天的讲座，我会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第一，自由的背景或者说自由理念的宗教基础。自由是怎么从宗教中生长出来的，在天主教世界以什么样的方式浮现？在基督教世界或者清教世界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浮现？

然后，聚焦在清教背景，或者清教的自由理念与现在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因为清教的理念是美国的立国理念，而美国是今天世界秩序的主导者，所以要理解今天的自由观念等各种理念，对美国清教理念的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三，为什么美国所推崇的自由理念、普世价值，会在世界上遭受大量的反抗？这些反抗的原因、机理何在？最后，整个讲座会落脚在伊斯兰教。一方面伊斯兰教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它内在的历史、教义是怎样的？为什么伊斯兰教世界会有如此之多的严重的反抗行为？

这是我今天要谈的整个脉络和线索。

罗马帝国的分裂带来教会的分裂

先做几个概念性的澄清。首先，宗教分狭义的宗教和广义的宗教：狭义的宗教就是必须有一个神，此时才能称之为宗教；广义的宗教，会将儒学都算在内。今天只谈狭义上的宗教，比较重要的是三大“一神教”，分别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教都是信奉“独一真神”，宇宙中只有一个神。“独一真神”是中国人最难理解的，我花了五六年时间，才找到它背后最基础的逻辑。

三大一神教都信奉独一真神，而且不管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他们信奉的神实际上是同一个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从犹太教衍生出来的，他们信奉的神其实是同一个，只不过对于这个神的理解和解释有很大差异，这可能跟大家直觉性的想法有很多冲突。这种差异带来一个后果，就是由于他们非常相像，在争夺信徒的时候，他们之间的问题就会尤其难以化解。

基督教又主要分为三大教派：天主教，主要流行在南部欧洲、西部欧洲和拉丁美洲；基督新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基督教；东正教，主要流行在东欧、斯拉夫地区以及希腊，差不多可以说东正教就是斯拉夫人的宗教，这个教派跟天主教、新教之间又有一定的差异。

最初，在公元之后几个世纪，耶稣刚去世没有多久，那些使徒们的影响都还在，这个时期只有统一的基督教。这个统一的基督教试图在罗马帝国内部传播，但对罗马帝国来说，罗马的皇帝就是神，必须敬拜皇帝。而对基督徒来说，只有上帝是神，除了上帝之外就没有神，持戒里已经规定了。所以这些基督徒要求放弃对罗马皇帝的信仰，皇帝岂能容他？一直都对基督教极力打压，直到公元390年，基督教才被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为什么罗马帝国皇帝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而不再要求人们以他作为神了呢？因为罗马皇帝要求：我允许基督教成为国教，但条件是我要做基督教会的最高领袖，教会的首领。这样，罗马皇帝就掌握了两个身份：一个是世俗身份，也就是皇帝的身份；一个是宗教身份，也就是作为教会的最高领袖。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是统一的。

在罗马帝国内部，当时有四大主教区：一个在罗马，罗马城；一个在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一个在今天埃及的亚力山大；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安提柯，在今天的叙利亚。亚历山大和安提柯，今天已经全都是穆斯林的地盘了，但在历史上，那是基督教四大主教区中的两个。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半——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之后没多久，西罗马帝国就崩溃了。分裂之后，西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后来又搬到拉文纳，离米兰不远，而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在君士坦丁堡。而且东罗马皇帝仍然非常强大，这就带来东边和西边非常不一样的状态。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象在西边出现了：公元476年，西罗马的世俗秩序彻底崩溃，而由宗教力量来担当一般的社会治理功能，人类历史上只有在西欧出现过这个现象。而在东罗马帝国，皇帝仍然同时担任教会的最高领袖，这就意味着皇帝对宗教仍然拥有直接的控制权，仍然处在“政教合一”的状态。

这里要强调一下，通常所说的中世纪欧洲是“政教合一”的说法是错误的。中世纪的西部欧洲，从来就没有过政教合一，一直是政教分立的。政教合一的是东罗马帝国。这种政教合一，不要理解成教会主导一切，而是由皇帝同时兼任教会的领袖，两个身份结合在他一个人身上，以这种方式实现政教合一。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差距，还有皇帝的东罗马，他们的教会组织就变成东正教，而西罗马或者说西欧，则逐渐演化成天主教。大约在公元1074年，完成了东、西罗马从法理上的最终分裂，在此之前，他们实际上早就隔阂、貌合神离好几百年了。

基督教神学的理性化转型

那么东边和西边的巨大差异在哪儿呢？对西边来说，由于世俗政权彻底崩溃，新兴起的所谓政权领袖都是地方的大老粗，蛮族的武士，由他们来征服西罗马崩溃之后的废墟。他们的水准差到需要一些学者给他们写行为手册，告诉他怎样做才符合一个贵族的标准。比如：家里墙上挂着毯子的话，就不要冲着这个墙小便；没挂毯子，才可以冲那儿小便！那是极其粗鄙的一群人。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不懂一个大的疆域该怎么治理。所以，西边世俗秩序的治理，一开始完全指不上这帮家伙。

那么西边世俗社会的治理功能是由谁来完成呢？都是由教会来完成的。因为当时教会是西罗马废墟上，唯一还拥有遍及整个西部欧洲通讯体系的一个组织。要想完成一般的社会治理，有两条必须做到：第一，内部比较顺畅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功能，那就必须得有自己的通讯体系；第二，财政功能，必须有一套财政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完成社会二次分配。而教会因为要外派传教士传教，那时候还没有罗马教皇的概念，只有罗马大主教——由四个主教区的大主教共同认可，但只是从神学思想上服从，行政关系上没有上下级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只是一个劝告和听劝的关系，是同僚关系——罗马大主教会往各地派传教士，传教士到那个地方就成为主教，而派出去的传教士与大主教并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派一个“兄弟”出去，一起来开拓主的事业。在这种模式下，欧洲形成了分布各地的主教网，他们要跟大主教通报进展，于是罗马的大主教有了一个遍及全帝国的通讯体系，并逐渐形成了征收人们对教会捐赠的体系，后来逐渐发展成“什一税”，防止西边的教会有自己的财政。这套体系就可以完成社会治理功能了。

而对于西边的教会来说，要想更好地完成社会治理功能，首先，必须得有足够的效率。比如，信徒捐了100元去做社会福利工作，最后行政成本花了120元，这种效率肯定是不行的。第二，公元1075年的罗马大主教格列高利七世，下发了一个教皇敕令，规定“从此之后，下面所有的主教都是我的下属”，这意味着天主从法理上正式形成了。它规定，大主教与教区主教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是行政命令关系，而且大主教是整个基督教会的领导者，是所有基督徒的领导者，所有基督徒都要受大主教管辖。当时西边神圣罗马帝国世俗的皇帝，也要受大主教管辖，因为他也是基督徒。格列高利七世自封为教皇之后，认为所有人都要在他统辖之下，所有的事都在他统辖之下，这就是西部欧洲的政教合一，是教皇能够统管一切。

但是，事实上他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可以统辖一切的依凭是手里有精神权力，当年耶稣临赴难之前对门徒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座磐石上，然后你掌管进入天堂的钥匙，凡是你在世间被捆缚的，那你在天堂也将被捆缚；凡是在世间释放的，在天堂也释放。”也就是说：你是否可以进天堂，钥匙在你手里。而“彼得”就是拉丁语“石头”的意思。后来的所有罗马大主教，以及再往后的罗马教皇，都说自己是彼得的继承人，所以“进入天堂的钥匙掌握在我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用这个权力试图说服所有人都归他管。但是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手里没有枪！有枪的人是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关于西罗马帝国，16世纪之前，欧洲人普遍认为罗马帝国从来没有亡过，只不过是由谁在担纲的问题。这和中国的情况类似，我们也说“中国从来没亡过，只是谁当皇帝的事在变”。欧洲人也是这样认为，罗马帝国最早的当家人后来成为希腊人，就是东罗马帝国。希腊人之后是法兰克人，就是查理曼帝国，因为查理曼在公元800年加冕为皇帝，他的身份是罗马皇帝。法兰克人之后是日耳曼人担纲，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是高度封建制的帝国，真正的封建是诸侯割据的状态，在中国只有周朝才是封建。神圣罗马帝国下面有两个重要的诸侯国，后来崛起成为奥匈帝国和德国。但是在中世纪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奥地利大公。奥地利本身是个公国，奥地利大公同时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意味着他有两个身份，一方面是诸侯，另一方面是整个天下的共主，但他认为自己一直代表罗马帝国。

公元390年，罗马帝国容许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条件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兼任教会的领袖。也就是说他才是某种意义上的教皇，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言人。而神圣罗马帝国认为自己就是罗马帝国，皇帝同时继承罗马帝国皇帝的所有东西，理应是教会的最高领袖，而教皇认为自己才是教会最高领袖。所以公元1075年，格里高利七世发布教皇敕令——规定自己为世间第一人，所有人都归他管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坚决不同意，他不承认那个教皇，要废掉大主教的地位。而对于格里高利七世来说自己就是教皇，要把亨利四世从教会开除。

亨利四世被开除教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封建状态下，皇帝与诸侯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签订契约时双方手扶《圣经》发誓。假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被开除教籍的话，就意味着当年的誓言无效，下面那些不服管教的诸侯就可以合法地反抗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害怕发生这种情况，只能向教皇认错。得到教皇的原谅后，他回到神圣罗马帝国，先平定了那些不服管教的诸侯，之后再重新把教皇废掉。亨利四世带着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罗马废掉教皇，自己又立了一个新的罗马大主教。但对他来说，又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的大本营在奥地利及德意志一带，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而罗马大主教的驻地在阿尔卑斯山以南，那时翻越阿尔卑斯山治理的难度是无法克服的，而他又不敢长期呆在罗马，以免北边叛离。可是只要他回到北边，南边就又不服他了。最终，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默认了这样一个局面——两边互不否认，但也互不承认。

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罗马教会来说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进行一般的社会治理，必须足够有效率；第二个问题是，要时刻提防北边的世俗政权。这就要求教会的整个体系必须理性化，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理性官僚制度，必须把教会打造成一个理性化体系，这样才能更有效率地完成社会治理工作，以及跟世俗政权进行抗衡。在这个理性化的基础之上，教义相应地也必须有一个理性化转型。宗教的一大特征就在于不在乎世俗那些东西，可如果这样就没有办法去为教会辩护。

罗马教会教义以及神学的理性化转型大概在十三世纪完成。当时最主要的神学家是托马斯·阿奎那，他跟朱熹是同时代的人，他的神学理论后来成为罗马教会的官方神学，一直到今天。他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跟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完成了基督教教义的理性转型。

东正教与弥赛亚帝国意识

同时在东罗马帝国，皇帝仍是教会的最高领袖。对于皇帝来说，他已经有一套世俗的管理体系，不会再让教会设立一套体系。这就相当于在公司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理性的官僚化体系，它对于公司的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即便是统治者都没有资格去随意违背这套规则，否则建立这个制度就没意义了，统治将不可持续。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已经跟世俗的官僚体系有一种相互制约，形成了一种平衡关系，要是再形成一套教会的官僚体系，或者叫教会有效率的自治机制，他作为教会的最高领袖就又要受到那套体系的约束。更严重的是，宗教掌握着对皇帝身份合理性的解释权，假如皇帝控制不了教会，皇帝会非常难受。

所以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不会让教会有进行组织化、理性化发展的空间。相反世俗的皇帝会拼命鼓励那些神职人员应该守出家人的本分，应该去灵修、隐修，应该去追求神秘体验、灵魂出窍，跟上帝之间直接形成沟通，去为伟大的皇帝祈祷，保卫帝国千秋万代。这使东边的教会组织从来没有像西边一样形成理性的官僚化。相应的，东边的教义也就不会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仍然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

神秘主义的一大特征，它的每种思考都直入人内心最深处，深入最黑暗、最隐秘的地方，深入内心最深层次的人性和兽性的冲动、纠结，理性和欲望的冲突，灵魂与肉体的矛盾，直探最深层次的地方。以至于它把这些思考往外一抛，人就彻底被镇住了，对灵魂形成巨大的震撼，让人泪流满面、不知所措，最后由内到外焕然一新，彻底臣服皈依于上帝。而这一特征正是基于神秘主义的神学传统。在东边的神学教义中，神秘主义占主流，是官方神学；西边也有神秘主义，但不占主导地位，是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土耳其人手之后，东正教的中心转移到俄罗斯。俄罗斯的民族气质，充分体现于19世纪“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等文学大师对于人性的探究，直刺人心最底处。读这种小说就会感叹，人真是充满了原罪，除了归于上帝，永无得救之日。这些对人最深层次的心灵震撼，只有在俄罗斯文学里边能呈现出来，西欧的小说绝对没有。为什么俄罗斯小说会有这样的程度？因为历史上东正教所流传下来的神学气质，神秘主义的气质，它的每个思考都直指人心。用国学的话来说，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西边走的是理学路线，东边走的是心学的路线。

而这种神秘主义导致在东正教里面有一种“弥赛亚”观念，认为人类世界充满了原罪，充满了黑暗，上帝把他的独子派到人间拯救人类，人类得救后，那个独子又回到天上，此时在世间，上帝把责任交给了弥赛亚（希伯来语是救世主的意思），耶稣就是弥赛亚，但弥赛亚回到天上之后，这个责任转到一个帝国身上，这个帝国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因为帝国是用文化来获得定义的，中国在历史上曾被不同民族统治，但我们始终会说这是中国，这是用文化来识别的。东正教认为弥赛亚将责任交到的这个帝国就是弥赛亚帝国，它承担起完成人类救赎的使命。而这个弥赛亚帝国随着东罗马帝国的流转，俄罗斯认为自己接续了这个使命。西欧人认为：第一个罗马是罗马；第二个罗马是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是希腊罗马；第三罗马是法兰克的罗马；第四罗马是神圣罗马帝国，日耳曼人的罗马。而在东边这个观念就变了，第一个和第二个罗马是一样的，第三个罗马就是俄罗斯。俄罗斯自视为罗马，认为弥赛亚帝国的命运落到了俄罗斯身上，要完成对人类的救赎。

而弥赛亚的救赎如何实现呢？看一下历史上基督耶稣是如何完成救赎的就知道了。基督耶稣通过救苦救难完成救赎，所以弥赛亚帝国也要通过自己的苦难，最终帮助人类完成救赎。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帝国历经磨难，被蒙古人统治多年，生活在苦寒之地，农奴生活的艰苦，贵族统治的辛苦，而越苦难越证明俄罗斯是上帝所指定的弥赛亚民族，是上帝指定的弥赛亚帝国。俄罗斯有一个基于苦难才能实现弥赛亚的观念，使它越是困苦时大国意识反倒越强，它会反过来想，“这是上帝必将降大任于我”。所以历史上，拿破仑横扫天下，最后打到莫斯科的时候，反倒把俄罗斯人最深层的东西激活，把它的大国情怀激发出来，后来反抗希特勒也是如此。今天看来，俄罗斯进入一个很糟糕的状态，但是越是糟糕的状态，很有可能俄罗斯这个民族深层次的大国意识又会被激活。

处理对俄罗斯的外交时，一定不要简单基于它的国力兴衰来讨论问题，一定要深入到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动力。这个精神动力影响着它如何决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怎样投放它的国家资源，以及它有可能形成怎样的外交政策等等，这些都是基于最底层的精神动机。而俄罗斯的精神动机是基于弥赛亚情怀，弥赛亚情怀又基于它的东正教传统，东正教的传统带有特别强的神秘主义色彩。就今天的俄罗斯来说，在物质上成为大国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了，但是毕竟它的体量足够大，又是核大国，以及基于苦难完成救赎的精神动力，所以它一直是构成欧亚大陆的一个平衡力量。美国一直意图依靠俄罗斯来平衡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很难和中国构成最好的伙伴。

中世纪天主教孕育早期“自由”

再来说说西边的天主教。虽然天主教对教义、教会组织结构全都理性化了，但在中世纪，人们思考世界时并不会去客观地看待，而是通过一个透镜去看世界，这个透镜就是人怎样理解世界，以及理解世界的基本方法论。比如，你住在一个小岛上，跟大陆隔离开了，那么大海对你来说究竟是天堑还是通途？就要看你怎么去看大海，而大海永远是那个样子。假如你认为大海是天堑的话，你这辈子都会像那些太平洋上的土著一样，不会离开小岛；但你认为大海是通途的话，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像英国人那样。而英国人认为大海是通途，也是到17世纪才开始的。17世纪以前，英国人在欧洲大陆始终有它的领地，他会从欧洲大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为了保障那块领地，他要从岛上往大陆运人、运物，非常麻烦，此时大海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就是天堑。但是当在大陆的领土全都丧失掉之后，它的视角变了，大海变成了通途，从大海可以通达全球，可以通过海洋征服世界，从海上汲取资源。其实大海还是那个大海，但看待它的视角却可以不同。

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他一定是通过宗教的透镜来看待世界。这个宗教本身的气质是什么样，就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民族总体的气质。所以俄罗斯民族，会有很强的神秘主义气质；在西欧这边，由于它的教会理性化引发的教义理性化、神学理性化，导致了西欧人看待世界的时候也是理性的。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以及中世纪欧洲经院神学的辩证法，他们甚至会非常认真地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究竟是36个、49个还是72个？他们会用非常复杂的方法论证。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把结论彻底说明白，会有一套非常复杂的逻辑训练，这使得欧洲中世纪经院神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强的形式逻辑的发展，而形式逻辑对于欧洲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西部欧洲在中世纪后期理性主义的气质非常强，通常认为欧洲到了文艺复兴才开始理性启蒙，击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愚昧，其实中世纪的欧洲给后来的启蒙，以及理性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没有中世纪经院神学的那段历史，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理性主义启蒙。

就中世纪的西部欧洲来说，没有“政教合一”，只有政教分立。世俗的皇权与教会之间是一种对抗关系，而不是合一关系。在中世纪有不到100年的时间，教皇的力量一度要压倒皇帝的力量，但之后教皇和皇帝的力量就永久的不可逆的颠倒过来了，皇帝的力量又要压倒教皇的力量，这是永久的不可逆的。此时，神圣罗马帝国以外的国家——法国，利用保护教皇的理由向神圣罗马帝国宣战，并获得了正当性。最终，教皇和皇帝谁也没有实力压住对方，这使得中世纪的欧洲是一种政教分立的状态。

在政教分立的状态之下，中世纪的欧洲建立起一系列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天主教会也建立起比较现代化的教会官僚体系，包括教皇、红衣主教、基层神父，神职人员被编制成一个官僚体系。在这套官僚体系下，治理的效率和统治的效率非常高。所以中世纪后期，那些蛮族的封建国家也开始跟教皇学习这套逻辑，在此之前，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统治国家，不懂得官僚制度该怎么建立。

中世纪后期，法国国王逐渐把封建割据的法国统一起来。在中世纪的封建状态之下，每个封建领主都有自己的封建特权，这种特权被称为“自由”。这种封建自由是由国王和封建领主之间的权力平衡决定的，这个均衡确定了特权的边界。但是国王把所有封建领主都征服后——就像周天子把天下统一了或者说秦始皇统一天下是一个逻辑——国家统一之后，特权就保不住了。当封建特权没有了，自由也没有了，所有人都陷入不自由的状态，包括国王本人。因为他成为所有人的敌人，所有人也都成为他的敌人，国王必须时时刻刻攥着武器，于是就成了武器的奴隶，武器的逻辑决定他行事的逻辑，对于国王来说，实际上他也不自由了，被武器所奴役。

这时就需要一种理论来重新定义国王，因为直接把国王推翻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能推翻国王的人一定是比国王拥有更多武器的人，他不可能带来自由。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理论来重新定义国王，国王于是被拆分成两个身份：一个是作为主权者的国王，一个是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国王。作为主权者的国王只负责立法，作为行政长官的国王依照立法来行事，作为被统治者可以随时指责作为行政长官的国王，反对他正是因为忠于作为主权者的国王，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每个人都重新获得自由。

由此，自由的行为边界通过主权者国王的立法重新获得了定义，这个重新定义的自由，跟原来的自由完全不一样。原来的自由是历史中磨合出来的，而这个自由是重新定义出来的。那么这个重新定义出来的自由跟别的价值观之间该如何排序，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各种复杂的价值，它们之间的优先性、排序关系是什么？究竟都是什么意涵？彼此之间应该处在怎样的一个结构性框架之下？如何把他们统合在一起，成为人类要追求的一个价值？

因为一开始就是通过理论来对自由重新定义，那么接下来所有自由、平等、博爱，都要在纯理论之中进行理论讨论，在进行理论思考时所依凭的思维工具就是理性主义。从中世纪的天主教中逐渐生长出来的理性主义，成为早期西欧对自由思考时所依凭的最重要思想工具。

清教的原教旨主义特征

1517年出现了“宗教改革”，之后有了“新教”，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实际上任何一个官僚体系在建立之初，都是做为最高统治者的一个工具，统治者为了统治更有效率，他一定需要一个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使国家或者公司更有效率。但是，这个官僚体系只是一套行为规则，必须得有人具体去执行，这个执行者必须要在相应的位置上，比如部长或者司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官僚体系才能一直作为工具存在。然而任何占据这个位置的人，都有占据这个位置谋私利的机会，人都是有原罪、有欲望的，会有这个冲动。所以官僚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又得设立一个对它的监督机制，假如这个监督机制变得很庞大，又会发现监督机制里边的人也开始利用它的监督身份谋私利，又得再设立一个新的机制来监督这个监督机制。明朝时，有一套完整的六部体系，之后用东厂来监督六部，又用西厂来监督东厂，接着是锦衣卫，变成了层层叠叠往上走。最后这个官僚体系庞大到已经不可能做有效监督，对监督的监督，对监督的监督的监督，到最后不可能完成有效监督，于是这个官僚体系里的人会利用官僚体系行自利之事。

官僚体系最初是作为手段被设计出来的，但由于里边的人的活动，会使得这个官僚体系的手段被异化成为目的，于是这个组织最后会被官僚体系所绑架。官僚体系的活动本来应该是为整个大的共同体而工作的，但是最后只为自己工作，所有攫取的利益都被分割了，从手段异化为目的。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任何一个庞大的帝国都只有几百年寿命？就在于在这几百年里，这个帝国初起时，官僚体系的确就是作为工具、作为手段存在的。而且最初的皇帝都比较能干，可以有效地控制官僚系统，但是他的后代能力会逐渐退化，难以控制这个系统，最后官僚体系会绑架帝国，凌驾于帝国之上，甚至帝国所有的财富都要用来供养这个体系。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曾一次又一次出现，在罗马天主教会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最初格列高利七世设置教阶制的时候，是为了使工作更有效率，但是到了公元1517年，也就是格列高利七世之后的400年，教会的官僚体系跟最初设定的目标已经南辕北辙。一个帝国的有效期限400年基本到极限了，此时的罗马天主教教会已经完全背离了所应履行的职责，背弃了自己的理想，神职人员利用教会的地位，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时自然有人站出来反抗，这些敢于站出来指责教会要记住基督教核心价值观的是什么人呢？一定是信仰特别虔诚的人，他对于这个信念有一种内在的虔诚感。而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发起者马丁·路德就是这样一个人。于是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改革。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也开始改革，但他的改革与马丁·路德不同，他把英国天主教会的领袖从罗马教皇换成国王本人，别的没有变化。更重要的是1536年在日内瓦，加尔文推行的宗教改革，把马丁·路德的改革又往前推进了一步。这些敢于站出来指责教会背弃了核心价值的人一定是最虔诚的信徒，他们跟罗马天主教会是有差异的。

前面讲过东正教的特征是走神秘主义的路线，因为它特定的历史机缘，它的教会结构使它的教义只能是神秘主义。而罗马天主教会走理性路线，接下来的新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基督教实际上是指基督新教里边的一个特定教派，就是1536年的加尔文教派，这个教派后来被称作“清教”。基督教或者说清教、天主教、东正教，它们都信耶稣基督，统称为基督宗教。因为名称容易混淆，那些不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基督教的，我今天都用“清教”这个概念。

约翰.加尔文

清教的加尔文宗，为美国提供了立国精神，对今天世界的影响是最大的。东正教是走神秘主义路线，天主教是走理性主义路线，而清教走的是纯粹的信仰主义路线。所谓信仰主义是什么概念？实际上就是原教旨主义，不要以为只有伊斯兰教有原教旨主义，清教就是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跟神秘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呢？

神秘主义不认为圣经上的字是绝对真理，而只是一个象征，上帝用这些象征来启示人类，然后人通过对这些象征的沉思，最终达到一种神秘体验，达到跟上帝直接的灵魂交流。

理性主义也认为圣经上的话不能一字一句照搬，因为圣经用了很多比喻、象征来揭示出宇宙当中恒久的道理，这种大道是可以用理性发现和表达出来的，所以对圣经要依照理性的方式来解释。

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一个要追求足够理性的、逻辑的方式来解释圣经；另一个根本不追究逻辑，甚至反逻辑，认为逻辑会窒息人心灵深处的本能的精神伟大，太逻辑化之后，人行事会特别有预期，没有做人的味道。东正教神秘主义认为人的味道不是从经里面按字抠出来的，而是通过经的隐喻获得启示，然后活出自己的味道来。天主教是按照圣经中的隐喻象征，来解读出宇宙当中的逻辑理性。

清教的信仰主义是什么呢？任何人试图把圣经当中的象征当成隐喻来理解，就已经背离了上帝，上帝的话全在圣经里，人只能按照经来读，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假如有人认为这个违背逻辑，只能证明自己的愚钝。人必须严格按照圣经一字一句地来理解，不能加上额外的解释，而对于天主教和东正教来说，恰恰是要加上别的解释。清教则拒绝任何额外解释，只要有解释，就是在用人的思考窃夺上帝的位置，这正是原教旨主义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