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与乡建的现代性
贵州省设计院 刘兆丰
大家上午好，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石门坎的实践与乡建的一些观点，因为我是规划师，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乡村做乡村规划，今天上午进行的形而上的非常重要的研讨，下面我做一些和乡村建设具体实践的一些分享。
对中国乡村建设，可能要对关键的几个方面做一些界定，综合各方面的实践和理论，至少可以在五个维度上把它加以确立：经济、政治（包括体制、制度、治理方式）、社会、教育、文化，大概在这五个维度上展开。
有一个最主要前提，是中国现代性乡村建设的实践展开的背景。
我们今天在讲石门坎，中间有非常鲜明的两个非常不同的文化区块的范畴，西南民族地区当年的情况，因为它从汉开始是西夷，后来到明才改土归流，但是改土归流之后保留了流官和土目并存的制度。实际上在当时的西南民族地区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是等级制，在这种等级之上属于上层的是土官和土目，因为土司这个时候已经被改土归流，我讲的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个时间段，那个时候汉人大量进入西南地区，由于流官制和主体的国家体制的进度，并存了土官和流官下面的地主阶级，地主下面还有佃户，佃户下面还有农奴或准农奴，在这种制度下面我们会简单的提到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如关于人租的问题，人租的问题就是土目和大地主除了大量的苛捐杂税，什么鸡租、牛租、狗租，还有个人租，人租就是说我的佃户，我可以免除所有的租种，免费给佃户土地，但是你的每一代人必须选一个人到我这里，并且生杀掠夺全由我，这个制度是存在，总的来说，下层民众特别是底层的族群处于极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这是西南的情况。
但是我们国家的主体区域的情况，用几个关键词描述的话，是传统儒家文化主导的乡村全面衰落，这个主要是处于外部的激压和国体的危机这么一个状态，晏阳初把它归结为四个词：愚、穷、弱、私。这是指整个国家的主体区域。
我理了一个表。实际上在1840年以后，整个国家应对国体危机其实已经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应对，这种应对在乡村建设里面我们会看到几个东西，一个是国家为主流的非宗教乡村建设的实践，在上图的第三列，同时展开的另外三列是基督教，基督教我们可以作为比较的有，一个是循道公会的实践，我们特别把目光集中在石门坎的柏格理时期，和石门坎的后柏格理时期，柏格理时期是1904年-1915年石门坎的实践，在他去世前的那几年达到高峰，但是之后的后柏格理时期，中间有一个标志，是1926年张道惠牧师夫妇的离去，到1938年高志华牧师的遇害，他这个实践有区别，在延续在扩展，但中间有这么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
在同一时期的前后，国家主体在做什么事呢？从1915年也就是柏格理先生去世的那一年开始，有翟城村的模范村，也即是山西的米氏（米鉴三、米迪刚、米阶平）父子的实践，这其实是整个的源头，也就是民国的现代性乡村治理的真正源头是在米氏这，他主要贡献的就是乡村自治，就是基层民主，这事一个非常重要的范例。
接下来我们经常会讲到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实践，是从1926-1937年，梁漱溟的邹平实践，是从1930-1937年，但是我们最近比价强调和说得多的还是卢作孚的北碚实践，是从1927-1949年，前面几个实践都是被抗日战争爆发给打断了，但是在大后方北碚，卢作孚一直坚持到了1949年，其实他的成果最显著，留给我们的遗产最丰富，当然我们还有黄炎培的中华职教会，陶行知的晓庄实践等，这两个对照是一组。
另外我们看这边的展开，就是和循道公会同时进行的在西南的实践，中间最主要的就是内地会。内地会是早于柏格理在这边展开工作，同时我特别想提到的是内地会实践在川滇黔边境地区的德国的姊妹会（1910-1931）的实践，稍微晚于柏格理，但基本上同期，德意志民族经过现代教育的先进女性那种忘我和务实求真的奉献精神，建立了当时贵州北部另外一个教育的高峰。和内地会党居仁他们把教育办成培养成信从教会的有用之人的工具性教育不一样，她实际上在做精英教育，我觉得姊妹会实践的这个事情同样会得到重视。
所以说柏格理绝对不是一个柏格理，是当时的整个中西交流中间在更高的层次上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当然还有安息日会（1926-1949）这种20多个差会在中国。这是图示左半部分。
另外右半部分，在汉族主体地区的另外一个乡建实践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农业传教会。这方面的相关著述也是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长老会从美国差派农业传教士到1907年，我们知道好几个学校的农学院就是他们建的，譬如闽南大学就是他们建的，到美国的俄亥俄教会领袖会议（1915年）决定在全球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尝试到1920年农业传教国际联合会开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乡建运动在1928年全面展开，这个是作为柏格理非常重要的参照和对照，当然这几个我们都讲的是新教，和天主教无关。
我们会看到有个最主要的关键词就是教育，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民国乡建的教会内、教会外的活动都是围绕教育从教育出发，从人的改变开始，这是一个非常清晰非常重要的核心。
实际上在民国一谈乡建就是谈教育，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基督教传教的区域实际上我们会把传道和教育合二为一，其实它本身就是合二为一。包括梁漱溟讲的政教合一，教育是一个关键词，
我们会看到这几块，首先讲民国这一块，它作为对照我们会看到所有的发起者都有几大特点，他们都有西方教育背景。譬如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当时的实用主义是杜威来中国几年200多次的演讲对民国的建设打的非常深厚的实用主义的底子。
所有的抓手切入口甚至是目标譬如晏阳初的目标就是教育救国。从石门坎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层次：第一个是信仰，不管怎么样它都包裹在信仰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前提下；第二个是世界，实际上它面对的是一个世界，并且这个世界在基督教的同治的大同里面；第三，它不光是一个手法是一个规划，它到这里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规划，第四是道路，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项目，它在铺一条道路；第五是过程，过程就是它本身；最后就是结果，要公正客观的评价这一段，其实它有一个巨大的高峰，但也存在巨大的危机，所以在柏格理去世之后，我们看到它的问题迅速出现，到最后衰落。
柏格理在石门坎的教育，我把他归结为这么几个特性：启蒙性质、双语教育（对它的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塑造和尊重非常重要）、现代教育（我们会发现它在几个反向展开，他是多向度的，譬如体格、体育、移风易俗等都放在现代教育的体系下，这个现代教育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在课文里面仍然要读经，有传统蒙学，但一方面有大量的现代科技知识，同时人文教育，这三者是并重的）、精英教育（这个教育体系保持了精英教育，不停的把人往上面推举，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包括在国外读书）、人才循环（它规定受教育的精英们必须重新回到炉子里不停的循环，把整个体系推高）、全民教育（包括公民教育等等）。
除了教育外，其次是卫生，柏格理进行的卫生教育就是区域的民族性的重大文化改进。
再其次是风俗改良。循道公会以柏格理为代表的这一次大的改变，中间就是文化态度。它是以一个包容的兼爱之心进入这个地区，他所有的风俗的判断是一个伦理道德的判断，而不是说你必须跟随我，我必须要改变你，在这方面他做的非常好。他对那些放纵的、从任何角度判断都是恶俗的东西，他是非常的坚决的拒绝，但是他有非常大的包容性，这和他后面的继承者就不一样。譬如和党居仁就完全不一样，党居仁就是成立一个改良会，用粗暴简单的方法禁止民族地区他们的传统风俗，不准唱歌，不准赶山会，不准跳舞，甚至要改变他们的服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接着是生计生产。这一块当时已经超出了他的差会范畴之内，他是尽自己一己之力，通过个人的影响和力量不停的在中英之间带回良种，不能从制度框架下形成生计的解决。
当然还有他的灾害自救，以工代赈；社会自救，麻风病院等；信仰，即心灵自救。
我特别要提到关于老苗文创制及意义，这是数千年来苗族得到的自我精神家园以及民族确认的最主要的变革或者说最重大的里程碑，我们对一个民族从几个方面都可以判断，它必须活在自己的文字体系里面才有文明的真正保存、展开和自我确认，没有文字是没有办法得到民族的自我确认，我们看到由此带来的很多问题，所以我说老苗文的创制及其意义实际上重新帮助、支撑、恢复、复兴了苗族文化的可能性，是千年以来一次大的变化。
这样我们会发现他与内地会的区别，从教育上区别于内地会为教会所用的办学思路；风俗上也不同于内地会，他是反对苗族改良会做的那种强制切割。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讨论一下民国乡建的主要特征。
晏阳初的定县实践称作“教育—乡村改造模式”， 他有很强的使命感——民族再造；核心——四大教育（公民、卫生、文艺、生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特别是落到现代公民教育。）、三大方式；步骤——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证推广；归宿——政教合一。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他的基督教背景，他的很多思路和方法是从基督教文化中得到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李约瑟对民国在乡建里面分类中，有一类把西方影响的那个类别就是以晏阳初为代表。直接命名就是基督教影响的乡建实践，但是比柏格理完了十五年。
梁漱溟的邹平实践极为独特，他的反应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中国文化被破坏了，他是对西方文化的抵制角度，做最后一个儒家建立“文化—乡村建设模式”，中间最主要的是乡学、村学，就像佛教能通过佛学覆盖整个社会一样，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教育体系能够重建新的社会组织，但是他的本质是儒家，在儒家文化不可挽回的衰亡时，重新想紧紧的抓住它来重振社会。
卢作孚北碚实践，建立的是“实业——乡村现代化模式”，他有一套乡村建设理论，由于时间关系在此暂且不说。说他的建设现代集团生活，实际上对建设现代性的共同体重建有一套思路，突破血缘、突破地缘重建社会，这当中包含他非常精彩的思想和理论。
由此我们发现石门坎乡建与民国乡建差别的几个关键词：
一、教育，教育在现代性的内核和追求上面我认为有非常多的相叠的地方，但是在教育之上还有一个信仰，就是还有一个信仰层次下的教育体系。
二、政治和体制，由于他是以民间的传教士的方式进入，实际上他对政治还是体制是无能无力的，所以导致了石门坎最后的遗憾、痛苦最重要的方面。
三、实业与生产，这个和体制和制度有关，生计一定是国家制度带来的生计出路。
下面我简单的描述一下现在的新农村。当下新农村乡村建设实践主要特征：
外部性，外部生发强制要求的乡村建设；
自上而下的规定式、要求式规划，还是秉承了那一套政治思维，几千年不变，就是我要你干什么，你该怎么干；
项目模式，大量的通过伪现代化的运作体制不停的扔给乡村项目，然后把项目在乡村变成生意，把处于启蒙状态需要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淳朴的村民变成刁民，这二十年的乱象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
与乡村发展无关的义务半启蒙教育，我本来说是一个反启蒙，为什么是半启蒙？因为不管怎样它教了数理化，教了认字算账，就这一点而言，它算是启蒙的，但其他方面都是反启蒙的，同时还是与乡村无关的；
乡村异化，把旅游作为乡村出路，就是“把他乡当故乡”，让主人流离失所，然后鸠占鹊巢，通过这种强制的乡村资源的消费、替代、占有来解决所谓主人的出路问题，也就是主人的出路是我搬到你家里面，把你赶出去，然后你在边上扫扫院子我给你点钱，这就叫我来帮你，这就是所谓的旅游导向，这是非常恶劣的，在世界都是让人瞠目结舌的；
伪乡土的表演和虚假，这个是从根上对传统乡村的文化那套传统和体系彻底的摧毁，他不是不让你做了，他是让你上台去表演了，这比不让你做更可怕，因为他彻底的异化了；
赐予的生计与无责任的生计，现在乡村的产业也罢、生产也罢，基本上是被赐予的，就是部里面拍拍脑袋下文件然后去推行，干的话就给你点前，不干的话农民就哭诉无门，但是给你钱谁赚走了呢？中间的掮客赚走了，大概90%以上的乡村项目都是被洗钱洗掉了。如果我不这样我不跟你走，我自己找生计出路，那么国家不存在了，政府不存在了，制度不存在了，只会碰到流氓和黑社会来阻挠。
革命的文化态度，从来都是拆解、消灭，现在这种文化态度仍然在乡村。
这样归结到新农村建设的20个金子是印在任何地方、任何部门的，叫做“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
我们倒回来看石门坎的教育，撇开信仰的层次，从乡村建设的实践而言，有六个方面：为人的教育；主体性唤起；信仰高度上的风俗与生命世界间接改良和重建；对政治与制度本能的无力；弥赛亚主义——信仰的不可持续，因为实际上循道公会是走的社会福音派的角度，它其实是消解个人的，代表差会代表主，做的这些事都是在人世间建立天国，追求人世的精神信仰和物质之间的平衡的幸福，但是实际在这个期间，由于当地的客观原因，因为苗族盼了几千年的救世主，当时的那种痛苦叫真正的绝望，什么样的做法只要是对他有利的他都会和那个救世主联系在一起，所以柏格理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个人的魅力、个人的能量不管他是自主的还是不自主的，这种被动的弥赛亚主义就造成了他的不可持续，他死亡之后就出问题；生计与生产的无力，因为这是国家制度问题，不是文化改良可以做到的，所以是民国的主流在想这个事。
怎么办？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人从事这个事，我们邀请的嘉宾在下午和明天有些自由发言，会谈到我们中国的乡村发展还有没有出路。
这个是我提出的十个理念和模式，理念是形而上的，模式是具体怎么做，我把中间的具体关键词抽取出来：
1、乡村主体性与共同体
2、整体性保护
3、生计与产业发展
4、活态乡土物质文化保护发展
5、非物遗产传承与移变重释
6、乡土文化空间与精神中心重塑
7、传统村落旅游适宜性策略，是你适合做就做，不适合就不做，要真正的乡村是为“主人”的乡村，不是为游客的乡村。
8、乡土本位教育及其设施
9、乡土本色的真实性乡村
10、三合一乡村规划模式
目前国家对乡村的治理片面、愚蠢、极端、技术层面，我提倡把保护、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模式，由于刚才我讲的如果切入了乡村建设，在当下从形而上到形而下，把它概括起来，我的结语是：
乡村的保护与乡村建设，前所未有地紧迫，从某个角度而言就是救亡，不光是乡村之亡，还有民族之亡。同时，必须认识到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渐进性和长期性。没有对应的乡村治理，就没有真正的乡村建设的保护发展。乡村是中华文化之根，同时必需经历现代化转型之路。
文化态度，制度与治理方式、反省、批判性思维和勇于穿破、坚韧不拔的勇气与力量，是最需要的精神。乡村保护与发展有太多方面亟需不断认知、反省和探索。纳入保护的传统村寨概莫能外，除非将其移出村落范畴博物化、主题园化。多民族传统村寨更是最为珍视的宝贝。应对社会大变革带来的巨大挑战，必须凝视整个人类文明之路的坐标，重新担负起每个人的历史使命，作出应有贡献。
比照历史寻求智慧，走向乡村启蒙和重启乡村现代性发展，跨离革命语境下的乡村现代化陷阱。
我今天没有时间讨论民国实践的遗产，他的遗产基本都被抛弃了，不光是柏格理遗产，还包括农业基督教传教的遗产。
这个符号和我讲的有一个对应。柏格理精神在上面，横向有老苗文，实际上是一个信心和信仰的十字架，下面才是具体的方法、路径，或者按现代性的定义来说，是一次文化规划，接下来必须要落到地点，再具体的某个点，那个点是什么样的，所谓全球在地化的呼唤，最后回到石门坎理事会要做的事情，所以说精神在上，契约在下，回到地里。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