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应《小金牛沙龙》之邀，特将《银行家》记者 欧明刚撰文刊登如下。
智慧成就机遇：陈耀先的金融人生
the story of Chen Yaoxian, the vice director of
《银行家》记者 欧明刚
9月2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上，人们正在热烈讨论着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董事长陈耀先闪烁着真理光芒的陈词，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与会的《银行家》记者萌生了采访他的愿望。这并不奇怪，陈耀先身份与经历本身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人们都知道，他是继刘鸿儒之后进入我国证券市场的又一中央银行官员，又是服务于国务院高层决策的咨询专家。于是，三天之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董事长办公室里，《银行家》与陈耀先有了一场对话。陈先生平和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他交错在中国金融事业发展中的起伏跌宕的经典人生。
机遇，或是命运？(小标题)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陈耀先，是村里极少数在县城读中学的孩子之一。那时候的他，虽然成绩优异，却因为上山下乡的热潮而未能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在十五岁那年只能中断学业，回家乡推广农业技术。那时他父亲在乡下开了个小杂货铺子，他的理想就是等到杂货铺归并到村里的供销社之后，做一个普通的职员，像村里供销社的人一样，过着虽说不上富足但是安稳牢靠的生活。
然而，这个理想只持续到1956年就被意外地打断了。已经务农一年之后，他在一张报纸上，无意间看到了一份招生简章，多所中专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当时，由于早已离开学校，又怀着进供销社的期待，他只是随便看看就放在一边，但是到了下午，突然一个强烈的念头跃入脑海：应该去试一试！
由于交通不便，送到村里的报纸大多已是20几天前的旧报，而招生的截止日期，就在第二天下午。开往吉林市的公路客车早已过点，要想在第二天赶到，只有连夜赶上90里山路，到镇上去坐火车。当时的陈耀先想也未想，便拿上初中毕业证书和5块钱，叫上村里的两个同学一起上路了。中途两个同学觉得山高路远，又已中断一年的学习，考上的希望微乎其微，打起了退堂鼓，返回家去，但是他却凭着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毅力，一个人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夜走山路，周围没有一丝人烟，只有虫鸣蛙叫，夹杂着狼的低嗷，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怎么可能不害怕？现在坐在宽敞办公室里的陈先生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说：“五十年代，山沟里的狼非常多，黑灯瞎火的大山沟，要是跑出一只狼，顿时会招来一群狼来，我这小命儿就交待了。当时我几乎就是在跑，不敢停下来。因为后面已经没有退路了。”
就这样跑到镇上已经深夜11点，他住进了大车店里。第二天清晨就起身等着开往吉林市的火车，可是客车发车时间太晚，肯定赶不上报名。幸好火车站站长热情善良，让他搭乘一列货车，才在中午赶到吉林市的报名处，他终于在报名结束前拿到了一张报名表，他在“报考志愿”一栏里一连填了三所中专，在当时，这可能是一个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直到填写第四志愿时，实在没有什么可写，他才添上了“长春银行学校”。复习了半个月便参加考试，考完试就坐车回到乡下，并没有寄希望于考上学校，直到一个月后，他收到一个印着铅字的信件——长春银行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一切出乎陈耀先的意料。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在今后漫长的金融生涯中，跨出了第一步。
银行学校毕业后，他进入刚刚成立的吉林财贸学院财政金融系学习。可毕业时他没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去到财政、银行等单位，而是被分配到吉林省财贸干校银行政策教研室做了一名教师。一年之后（1962年），在省直机关干部下基层的号召下，又被调到省人民银行，再下派到人民银行长春市分行基层办事处，从一名普通职员开始，开始了他的金融生涯。对于这些安排，他心中也有过一些不平衡的想法，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信贷、结算、货币管理，这些基层的工作他一做就是10年，并且很快成为单位的工作骨干。1971年他被调长春市分行任副科长。大量地写作和勤奋地思考，使他的文笔、提炼问题和归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磨练，逐渐脱颖而出，凭着突出的才华吸引了省分行的注意。1981年，他调到人行省分行工业信贷处工作，他的职务虽然没有升迁，但他的敬业和勤奋依然如故，他所考虑的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职位”，而是“应当做好什么样的事情”。
1984年，对于陈耀先，可谓是一个转机。这一年，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离。分，不仅是分机构，分资产，更是分人才。原在工商信贷处的陈耀先，本应顺理成章地进入工商银行，最后还是被人民银行争取到了人行的调研处。在这里，他更充分地发挥着超出一般的研究分析能力，思考不止，笔耕不掇，写下一篇又一篇富于理论和实际价值的论文，并成为《中国金融》的特约调研员。他在省人行的三年内职务由副科连升至正处。我们与陈耀先谈到这里，他说，他在这个时期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同事的帮助和鼓励，使他获得了很大的空间以展示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当然成了省人民银行的一大笔杆子。1985年，当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全国选调干部时，他有机会被选中进京工作。他还是一如既往：不提任何条件，只做一份有意义的事情。就这样，尽管没有职务上的升迁，他却带着全家人来到北京，他所从事的事业，从此跃上一个新的高峰。
谈及在银行基层工作那些岁月，陈耀先感慨，正是因为这长期的基层工作的磨砺，为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正是因为一步步从下面走上来，才对问题看得更透彻，后来的路，才一步步走得更扎实。尽管其间也几曾受到压抑，可是在陈耀先这里，压抑没有变成怨言，反而变成了他独有的精神财富。
从几十年前的农村孩子，到今天的著名银行家，陈耀先说，这条路充满了机遇和巧合。的确，如果没有当年的那张报纸，没有连夜爬山越岭的坚强意志，没有车站站长的善意，没有招生办工作人员的尽职，没有工作之后的种种职务变迁，缺少了哪一个环节，都不会有我们坐到一起的今天。作为采访者，我们以为，面对十几岁时连夜翻山去报名的困难，他本有太多机会和理由可以选择放弃，贯穿在这一个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当中的，始终是他的坚持，是他的勤奋，以及人们所看不到荣耀背后的辛苦。
“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可以算是命运吧。”当陈耀先微笑着说出“命运”一词时，让人联想得更多的，恐怕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箴言。
荣耀，源于付出(小标题)
1987年——1994年，陈耀先担任中央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司长。
当时的央行刚刚独立，面临着许多问题，真正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还不强。当时我国基本仍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央行还有权分资金、批指标，相对于其他部门的热闹，调统司算是最冷清的一个了，所做的只是收集、整理、计算各种数据。而陈耀先就职之后，首先提出的，就是要“把冷板凳坐热”，带领自己的职工重新认识调统司，重新定义调统司，经过对这个部门全面、客观的分析，他认为调统司并不是没有优势，他们的优势正在于所掌握的大量数据。数据如果只印成报表，那么它永远不会产生数字以外的意义，但是加入了科学的分析，它所代表的价值则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陈耀先认为，要有位，必须要有所为。他说：领导上重视，只能说明工作好做了，真正的意义是“自己重视自己”。现在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弥补数字背后所缺乏的分析过程，不断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为货币政策提供及时、有效、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他是把调查和统计结合到一起，让部门工作的目标成为一个支持系统，是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支持系统，调查和统计要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服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吸收了大量人才，每个月将所有数据综合之后，做出精确的分析上报，同时增设物价处、资金流量处等必要部门，并在物价部门中首次加入批发物价指数的统计，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表，建立货币和宏观经济模型，用多种手段提供了大量反映我国货币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有价值的资料。他说，制度有了，人才有了，就要调动人的积极性。要发扬刻苦钻研的精神，把工作做的既扎实，又有效率。他认为，宏观经济很复杂，研究它要讲究分析方法，判断它要懂得从长期的分析中找规律，从短期分析中看因素，要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才能使分析、判断更准确，更能体现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巨大的工作量自然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一点上，陈耀先没有一味依靠组织。他带领员工在部门内部，从制度上确立了新的激励机制，重视人才，关心群众，爱护同志。人才、信息、制度三者的紧密结合，充分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给调统司的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成就。调统司不再是从前那个只提供现金收支表和信贷收支表的默默无闻的单位，而成为了央行真正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1993年朱镕基兼任行长之后的宏观调控，调统司提供的大量分析报告接连得到批示，所提建议不断被采纳，越发凸显出其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他组织研究的中国货币供应量、资金流量、企业景气调查、批发物价指数、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等课题，接连被用于实际工作之中。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货币供应量统计正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指标体系，货币供应、企业景气、批发物价正式纳入国家统计局，作为国家信息的组成部分。这一年，陈耀先被授予研究员职称。 1994年他被提升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之后晋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在央行调统司工作的几年，是陈耀先个人感觉工作最满意的一段时间。他认为，你能获取的经济情报和大量数据，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把基本面说清楚，说准确，把建议提出来，就是对货币政策的最实际的支持，对于高层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只要把分析工作做细，就能得出正确的判断。说到和调统司的同志们一起为了“把一个部门做好”的目标而不舍昼夜地忙碌时，他脸上不禁露出欣慰的微笑，他说，真正管理好一个部门很难，要做好宏观经济的分析和调控更难，那是只有一个创业者才能享受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陈耀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之后，他主管货币政策、理论研究以及法律法规，是中央银行第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他在研究货币政策、调控指导货币政策实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我国中央银行对外的影响也日渐扩大，我国加入国际清算银行之后，他是我国第一个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出席巴塞尔世界中央银行行长例会的，此后，又先后出席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第37届泛美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年会，在国际交往中提升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地位。对于国内的国企改革，银行业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少地方打着改革的旗号，纵容当地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所带来银行债权管理问题非常突出，国有银行的风险正在积聚。金融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为了保全国有资产，保全国家银行的债权，他受命人民银行牵头成立的全国国有银行债权管理联席工作会议的主席。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依靠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大商业银行，及时把情况反映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并参与制定出台了相关政策，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成功，伴有遗憾（小标题）
1997年6月，国务院一纸调令，将陈耀先调往证监会，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证监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常务），这一切对于陈耀先来说，来得未免有些突然。长期在银行系统里摸爬滚打的他，对银行业上上下下的问题早已洞悉于心，猛然间离开自己经营多年、得心应手的行业，在57岁的年纪上转而跨入另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证券业，他心里其实并不赞成这样的安排。更何况当时我国的证券市场还很不规范，仅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有一大堆，陈耀先此次就职，颇有点临危受命。然而就像以前的很多次变迁，陈耀先还是怀着“要做就把事情做好”的决心和信念走马上任了。那时，主席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任，日常的一切工作由他来主持。由于自认对证券市场的情况还没有足够的了解，陈耀先并不急于有所行动，而是充分依靠在证监会工作时间较长的有经验的高层领导，依靠年纪轻、学历高并掌握专业知识的中层干部，依靠各类有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专家，依靠熟悉市场的同志管理市场。由于中国证监会的领导层变动，都是来自人总行曾经的副行长，境外有媒体评论说，“人民银行接管了证监会”。有一些人担心，这些高层领导会从人民银行抽调一批干部到证监会。事实上，也确实有许多人民银行的干部希望加入，但是让很多人不理解的是，陈耀先并没有这样做，对此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清楚地认识到，证监会必须由真正懂得证券市场的人来掌握，管理才能是科学、明确、有效的，中国的证券市场才能逐步走向完善和健康。
我国证券市场的不完善众所周知，投资者的行为欠缺理性，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中介机构的行为也不规范，监管力量相对较弱。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必须认真落实“规范、自律、发展、监管”八字方针；另一方面，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胆略，也需要艺术，要保证市场的近期和长远发展的协调。
面临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证监会一方面努力依靠发展证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同时又做到了在发展中规范。如规范原有计划分配指标的不正常现象，砍掉非生产性部委的上市指标；妥善清理不规范的风险集中的证券交易中心；联合当地政府，积极为那些在场外交易的企业找出路，或重组上市、持股分红，或联合上市，逐渐达到了均衡清理的预期目标；对证券公司进行规范清理，凡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完善，没有挪用保证金，或即使挪用也作出还款计划的，非证券类资产经过清理的证券公司都可以重新登记，实现证券市场的化浊扬清，开始形成比较有序的局面；对老基金进行规范整顿，符合条件的发行新基金；对于另一个风险的聚集地——期货市场，实施了精简合并等一系列的“手术”，小麦、铜、铝等期货市场的部分套期保值功能得以体现。与这一系列的市场整顿的同时，他在任期间，从地方上接收了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始设计和实施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设，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接收了全国各地的证券监管机构，实行证券市场的集中统一监管的管理体制。完成了《证券法》的起草，并于1999年底正式出台。
陈耀先认为他任上解决得比较漂亮的事情就是转配股的上市。转配股的上市一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历史后遗症。当时开通的主席热线中，60%的投资者反映的都是转配股问题，甚至一度影响到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他与其他领导商议之后，认为这并非是个难以打开的死结。转配股的企业当时只涉及19家，所涉及到的股份只占市场的1.3%，影响力并不大。为了减少震荡，提高透明度，决定给投资者个定心丸，公开24个月内实现转配股的流通，并公布每家的上市期限。1999年3月初，证监会接到安全部门的紧急报告，他从中意识到可能发生突发情况，他建议立即把原来的预案提前公开披露，从而将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之中。
从1997年上任起，国有股减持问题就如一丝阴影，始终萦绕在陈耀先的心里。对于证券市场来说，这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1999年中国证监会高层终于达成共识，即国有股一股独大又不能流通的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一系列不规范现象产生的根源，要逐步加以解决，减持的办法是在正常发行中，加大流通股的比例。但是，当真要减持起来，远不是那么简单，也决非纯技术性问题。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一样，对国有股减持的问题不可贸然行事，也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经过反复推敲，从国有股比重较大的上市公司开始，把国有股的一部分按照一定的价格向投资者出售，使之变为可流通股。1999年底这一方案在嘉陵摩托与黔轮胎两只股票上试行，结果却没有预期的好，陈耀先思考发现，问题不在部分减持的方法，而在于定价。当时定的是前三年平均盈利能力为基础的10倍市盈率，还是没有被市场所接受，“如果能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那么这条路还是走得通的。”陈耀先对此非常自信。然而，第二年这种方式就因故停了下来。后来当他离开证监会管理层的时候，一个本来就是上市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却变成一个国有股减持在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几年过去了，国有股没减多少，使本来信心不足的市场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对此，陈耀先说：“国有股减持与股市全流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着眼于国家与投资者双方利益的均衡。国有股减持的主体是国家，交易在市场，中国证监会负责的仅仅是交易，不应当承担国有股减持的责任，证监会主导的工作目标应是解决市场全流通的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国有股减持这样的敏感问题只能是由国家出资的部门去做，这个问题最好只做不说，也不能简单的与社会保障连在一起。这几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导致的结果就是国有股没有减下来，市场却减了下来。” 说到这里，陈耀先的情绪稍微有一点激动，从他加重的语气中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焦虑。
1998年科技部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创业投资机制，这就需要解决创业投资的出路问题。陈耀先为此访问了一些国家，并对世界各国二板市场进行考察，发现全世界办二板市场的成功不太多，但在主板中开设附属创业板的倒不乏有成功之例。因此他主张在证券交易所开设独立的高科技板块，一旦创业板开设成功，不仅能够直接为创业投资提供一条最有效的退出渠道，更可能形成一个运用资本市场激活创投企业的机制，这样一来要做的工作主要是要先修改《公司法》，如在企业注册时间、资本金、盈利能力等方面可以放宽一些，这是带有创业的性质。本来一切进展得比较顺利，然而后来由于证券监管高层换届，这一步没有走出去。以后的二板方案也是出手太急，想法很好，但欲速则不达，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走出去。对此，陈耀先深深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在我们的交谈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积极主张中国要有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他说，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当中，银行业、证券业都要同时发达，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未来资本市场则是金融的核心。我国的资本市场虽有十多年的历史，但目前还是结构单一、流动性差、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市场资源基本上被国有大企业所垄断，没有给中小企业融资以任何环境。加快资本市场的功能建设，改革主板市场，放开创业市场，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大势所趋。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投融资主体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融资难的问题。
中国的股市，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那就是B股市场。B股市场本是中国资本市场当年为了表现对外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人气一直不旺。针对B股问题，过去他曾有过三种思路。第一是回购。当时B股有108户，总市值很低，每股已由发行时的4—5美元跌至只有几个美分，有回购的条件。然而，当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企业没钱，二是外汇管理方面存在障碍，于是这一方案只好作罢。第二是建议成立B股基金，每只基金2—3亿美元。因为完全放开，会“套牢全中国，解放全世界”。而以基金的方式，投资者承受的风险相对较小。但因涉及到外汇管制问题也不得不放下来。第三种思路，是封闭起来，使之成为离岸市场，让外国公司来上市，让外国人来买。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没有想让我们的国人进去。现在看这是个失败的下策。时至今日，B股市场放开之后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他倡导尽快完善资本市场的结构功能。发展债市，开办金融期货；在我国深圳开创业板市场，支持风险创业投资，发展高科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小额资本市场，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他积极主张发展为中小投资者理财的政策空间，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1998年4月证监会推出的基金法规由国务院通过，中国的基金业历史性的起步，这里也倾注了陈耀先的一份起步和推动力量。
谋士，更为“谋事”（小标题）
2000年6月2日，刚好在中国证监会工作三年，陈耀先带着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深深眷恋和遗憾，离开了他主持了三年的证券市场。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他进入中南海，开始了又一个新的岗位----国务院经济专题调研室。这是一个为国务院总理专门研究提供在重大经济事务方面的决策咨询部门。当时他负责的专题主要是人民银行改革、银行业的风险、农村金融改革问题。他所研究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成为后来我国经济金融实践的主要依据。他在这里工作了近两年，上一届政府到届，陈耀先离开了中南海又回到了证券市场。
2003年3月，在两会结束后，他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副主任委员，担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但他所做的并没有离开他心爱的金融事业。虽然离国家决策层稍远一些，但喜欢思考的他，关注的依然是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问题，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他说，有证券市场就要交易，要交易就要进行证券的登记、清算，这是市场的核心部位，资金的流动性主要集中清算的环节，证券登记结算好比是市场的心脏，一个国家证券市场的风险和效率，往往决定这个国家证券登记结算的系统建设是否先进。前不久，他在所在的政协经济委员会里，继续致力于中国的农村金融的研究，尤其是对农村信用社的研究，他还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他认为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在于金融体制不完善。要使不同类型的企业需要找到相应的市场，正如“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应能买到合适的东西”一样，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应找到相应的融资渠道。
目前陈耀先还担任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中国金融学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资本市场研究会的副会长；中外企业信用联盟理事长；中国北京金融街商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业余时间讲课、带学生，过得非常充实。他的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投入了谋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的“大事”之中。
人生，来自思考（小标题）
在陈耀先的语言里，有一个运用得最丰富的词，叫做“思考”。
谈话的过程中，他不断地用到这个词，尤其是在重要事件上，更是不惜反复地使用。从早期在银行基层的工作经历，到后来纵横捭阖统筹金融大局，不同内容、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思考，仿佛就是他整个事业的经脉，一切由此而融会贯通，自成大家风范。
当记者问及陈先生生活中的爱好时，他爽朗地一笑，说：“我这个人，平时就喜欢思考问题。”对于他来说，“思考问题”，已经不在工作的范畴之内。这种思考，既带有雷厉风行的迅捷，又包含着深思熟虑的稳健，在常年累月的锤炼中，已然成为思考者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种习惯。
回顾四十年的风雨兼程，陈先生不免感慨岁月如梭，但是他又以东北人特有的豪爽说：“人生，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是要一个好心情！”这份好心情里，包含着多少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任劳任怨的热爱，恐怕是难以衡量的。“穷也好，富也好，官也好，民也好，人们过的是一个心情。干工作，要拿得起，放得下；对生活，也要充实而有信心”，这大概就是他“好心情”的源泉吧。
除了思考，陈耀先还有诸如读书、下棋、游泳、打高尔夫球、散步等爱好。他自己笑称：“我的生活还是很全面、很丰富的。”
作为研究生导师的陈耀先，另一大人生乐趣，就是择天下英才而教之。陈先生挑选弟子，一向以严谨著称，学习成绩优异是不必说的，对学生的品格，也有极高的要求。“我喜欢从农村来的孩子。农村的孩子能吃苦，知上进。”仿佛想起自己当年走在深山夜路上的情景，他满怀感情地说，“农村孩子走出来就没有退路了，他必须加倍努力，刻苦学习才能有个好前途。”
在采访中，他多次强调，人，一定要有责任感，要有目标。只有在责任感的支持下，才能够踏实地做好每一份工作。而在工作中则要有紧迫感，遇到任何问题，首先想的应是积极地去解决，而不是坐等问题自己消失——那是不可能的。十多年来，无论是自己做事，还是随领导出差出国，或是率团出席国际会议，他始终如一的坚持这一原则。
而关于“得”与“失”，陈耀先认为不能去过分计较。他将得与失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定义，什么是“得”？不是得到多少钱，不是得到多高的地位，而是你自己所做的实实在在的事业，你在自己的努力和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永远是自己的。有时候，或许付出与回报是不对称的，但只要你做了，总会有自己的收获，即使社会不承认，也无法阻挡你的进步。联想陈先生自己的经历，多少次放下职位拿起工作，可是最终这一切都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便可知此言非虚，它既是陈先生对人生的认识，更是他用来规范自己的准则。
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自强不息。尽管陈先生一再说起自己的人生轨迹有很多机缘巧合，但是他仍然坚信，成功的因素里，个人的知识才能要占70%，而机遇不过30%而已。惟有自强不息，才能掌握好从身边经过的每一个机遇，惟有自强不息，才能无论顺境逆境都可泰然处之，也惟有自强不息，才能让人始终怀有更上一层楼的勇气和毅力，直至目高及远的境界。
到目前，他所带的研究生有46位，其中，博士生10位，这些，是他用自己的半生实践，珍贵的品格，为学生做出表率。他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我相信，学生们是有出息的！”同时，一脸成竹在胸的自信和自豪。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耀先又回复到最初那种平和的语气和神情。涉及从事一生的金融事业时，他所流露出的难以抑制的激情，隐藏到淡定从容的气度之下。无疑，这份事业他依然是要继续做下去的。
陈耀先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书法：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用这句话来形容他，应当恰如其分。
做多中国资本市场
──陈耀先谈金融热点问题
《银行家》：您在证监会工作的几年中发生了那么多重要的事件，几乎每一天都是值得记录下来的，能不能谈一下您对证监会这个机构的感想？
陈耀先：证监会是一个年轻而高素质的集体，我们接手时平均年龄只有26.7岁，其中博士、硕士在60%以上。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锻炼人、培养人的地方，市场不断有新情况，新变化，你必须去学习，去思考。最大的体会是中国的事情还得由中国人来干，中国的证券市场业要由思想开放、了解中国国情和市场、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人来管。至于其出身这些都不重要。事实上，当时证监会中部门领导中已有不少“海归”，大概占到14%，不少人做得很出色。但是我们也不能迷信自己，要借鉴国外已有但又是成熟的经验，我们还需要很多在基层锻炼过的、适应我国特色的人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证券的监管要靠有专业知识的人，去执法监督，要始终坚持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护投资者，避免各种利益可能影响到决策的正确性。
《银行家》：那么您对中国的证券市场有什么看法呢？
陈耀先：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缺胳膊少腿”的市场，功能不全，结构欠缺。只有股票市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中只能做多，不能做空。因此，要加快和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我认为资本市场的完善需要花大力气，首先要在完善市场结构功能上做文章，比如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市场，建立金融期货市场、大力发展基金业等等。
规范是证券市场永恒的主题，发展也是证券市场永恒的主题。人们老说风险，一说风险就止步不前，可你要知道，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风险。资本市场要大发展是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历史必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的核心。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主体都有自己的权益，各种资源配置和交易都是权益的交易，资本市场就是权益的证券化过程。在国务院专题办时，我接待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的一位高级官员，他告诉我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一定是银行业与资本市场共同发展的国家。我国现在还不行，还差的很远。
《银行家》：当前有媒体提出证券市场边缘化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陈耀先：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好不容易把直接融资比例提高到14%，而到去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4%，我们做了十多年的证券市场，一直说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没想到现在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我以为当前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回归值得注意。
《银行家》：您长期在人行调统部门工作，又曾担任过主管研究的央行副行长，并是首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对中国的金融形势的判断应有自己的判断，您认为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真的已经“过热”吗？
陈耀先：今年上半年货币供应量增长很快，信贷增加过猛，这要用这五年的变化做周期分析。九八年以来，贷款下降了11个百分点，现在又回升了11个百分点，问题没有那么可怕。远没有过热的问题，因这恰好遇到了地方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当前的热是一头热，投资热，而消费不热，所谓热的也只是汽车、房地产等，上涨的价格主要是生产资料价格，而且只是那些与国际性因素有关的石油、电解铝、钢铁等。消费品价格并没有上涨，而且价格上涨的潜力不足。经济过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消费需求。把货币供应量作为判断过热与否是一种货币论观点，没有依据背后的经济现象的分析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银行家》：您刚才提到在国务院经济专题调研室担任副主任时，曾参与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设计，您也赞同银监会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使银行监管专业化，人民银行更能集中于货币政策与支付清算体系的建设。但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似乎结果没有想像的那样好，您怎么看呢？
陈耀先：我国金融现阶段是分业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监管的分设确实有利于监管的专业化和监管水平的提高，以前证券监管在央行，但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央行货币政策高层次的行为，会把监管这些具体工作遮掩了。监管分设之后，专业化了，监管水平的提高是自然的，监管专一，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上也会更加专一。中国银行业风险较为突出，银监会分设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银行风险的现实。但是正如我早就所说的那样，关键是协调和沟通。没有想象的那样好，是工作问题，是缺乏协调。没有协调的工作，在任何领域里，都是没有效率的。你们杂志上有句话说得好，”人类的许多不幸往往源于缺乏有效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