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中的拉祜山糯福教堂与东南亚地缘政治
文：马健雄
毫不夸张，云南澜沧县是中缅边境沿线最富历史传奇的山区少数民族自治县。无数曲折离奇的历史事件如戏剧般反复上演，生活在这个山区县的拉祜、佤、傣、布朗、爱尼等不同少数民族，卷入到一波又一波与中国和东南亚重大历史事件紧密关联的政治漩涡中。
明朝以来，随着当地大型银矿的开发，各省和云南各地的“淘金者”、“冒险家”闻风赶来，矿工秘密会社在各大矿山发展迅速，边疆山区的矿山，成为朝廷难以直接控制的不同宗教教派滋生发展的肥沃土壤，同乡组织和秘密会社，成为这一带地区十数万矿工移民进行矿山生产和组织动员的基本手段。清乾隆时期的清缅战争（1762-1770）以后，随着边境一带各大银矿相继式微关闭，矿区秘密社会组织与新兴的以“大乘教”为名的教派合流，其影响逐渐从矿山社会向周边各少数民族村寨转移。于是，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地区，脱胎于矿工秘密会的社宗教组织很短时间内即已羽翼丰满，发展成为具备强力政治经济实力的山区“佛王政体”，当地拉祜族称之为“五佛五经”。
1790年，一位流亡缅甸的鸡足山和尚，在离澜沧江渡口不远的南栅地方修建了一座寺庙，开始传播他的佛教思想。十多年间训练了大量徒弟。他的理论强调儒、佛、道三教合一，但是，“佛王”的精神实体可以在自己和徒弟之间转世承续，拉祜语称这样的佛王为“佛祖帕”，亦即传世神“厄沙佛祖”，统领澜沧江以西中缅边界山区的拉祜、佤等各民族数十万人口的村寨。这个政治与宗教合二为一的区域政权，在杨德渊的徒弟、“佛祖帕”张辅国家族数代人的经营统领之下，在临近西双版纳、孟连、耿马各傣族土司之间谋求生存空间，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将澜沧江以西今天云南澜沧、西盟、孟连一线的中缅边境地区，整合成一个以村寨佛房为基础、以区域佛房为中心、以南栅佛房为号令枢纽的三层级区域性政权。清末光绪年间，张氏家族日益倾向直接与清朝政府对抗，清政府不得不动员强大军力，将“五佛五经”体制摧毁，以应对英国侵占缅甸后带来的边疆困局。
1888年，为了稳定边疆、为中英边界谈判做准备，云贵总督岑毓英在派兵摧毁佛王政权之后，拉祜人因政治失败而持续迁往缅甸和泰国北部山区，澜沧县就在这个清代的佛王政权管辖的区域，作为取代“五佛五经”体制建立建立起来的新县制，在光绪时期称“镇边厅”，民国之后因近澜沧江，改称澜沧县。从1890年代开始，中国和英国在云南与英属缅甸之间的边界谈判时断时续，虽然先后签订过不少边界条约和协议，但是因边疆少数民族的抵抗和复杂的历史地理权属的争议，边界线一直无法确定下来。待缅甸从英属印度独立之后，直到1961年，中缅两国才最后划定边界线。经历过数百年的战争和动乱，到1954年，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成立。
简单回顾这一边疆区域的历史变迁，可以想见，澜沧县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与边疆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地理上的地位。从清朝嘉庆初年张辅国继承杨德渊的衣钵、以“佛祖帕”身份号令信众开始，这个佛王政教体系维持了一个多世纪。张辅国死后，他的儿子张秉权、孙子登发、重孙张朝文先后继承了以南栅佛房为中心的“五佛五经”统治权，直到这个家族的后代民国初年逃亡缅甸，皈依了基督教，成为牧师。从1790年之后到1900年的十八世纪，是佛祖帕张辅国和他的子孙们活跃的世纪；随后的十九世纪，这个宗教导师兼政治领导人的角色，让位给了另一美国人传教士家族，或者说，经历了“五佛五经”运动失败打击的拉祜人，把他们对“佛王”的期盼，投射到一个来自美国的浸信会牧师家族身上，而前一百年里，“厄沙佛祖帕”在拉祜山区的发展历史，却是个这传教士家族也不太清楚的，他们也共谋地接受了一种政治现实：许多政治失意的山区的拉祜人，在清朝向民国转换的这个特定的边疆动乱时期，正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接替历代张氏“佛祖帕”的新佛王。
位于澜沧县北部的南栅佛房遗址从未引起过地方政府的注意，但是位于该县南部靠近缅甸边界的糯福基督教堂，1987年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由于教堂史料缺乏，人们对这座建于1920年的教堂的历史所知寥寥。在澜沧、孟连等各县的文史资料和档案文献中，有关糯福教堂建立的神话几乎成为历史事实，这个故事延续了云南当地非常流行的“外来僧侣骗地建房，终于战胜了土著神灵”的普遍性类型神话，就像著名的南诏的历史神话那样，观音化为番僧，骗得土地建庙，最后战胜了邪恶的故事。这个有关糯福教堂建立的故事版本是这样的：美国传教士永牧师从缅甸来到糯福，向当时管辖糯福的孟连土司买来一块地，要建一座教堂。迫于洋人的压力，孟连土司不得已允许他在这里建一所教堂，不过开出一个苛刻的条件：最多只能让给永牧师一块“牛皮大”的地皮来建房。对于土司的刁难，狡猾的永伟里也想出一个办法来对付：他将一张牛皮割成细细的皮条，在地上绕成一个圈，这块“牛皮大”的地也足够他盖成了一座教堂。
这个神话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这位建教堂的永牧师是谁？永牧师一家三代在中缅边疆和东南亚的影响很大，到底他们做了些什么事？事异时移，越战硝烟早已消散，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冲突逐渐平和，特别最近几年，本文涉及的许多当事人先后作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永牧师一家的传奇故事，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和他们的作为对后世的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快乐拉祜”是近年澜沧县政府竭力经营打造的一个集拉祜族音乐、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乡村旅游为一体的品牌，已经成了拉祜族文化在大众媒体上的形象代言人，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等媒体都有报道。
来自老达保村的拉祜族“达保兄弟”演唱组合在央视音乐频道的演出
澜沧县老达保村的旅游业发展小有成就（2014）
在媒体宣传的影响下，到访老达保村游览、观赏拉祜族音乐表演的客人络绎不绝，不久之后，待正在修建的澜沧机场完工，来访游客也会越来越多，访客对村民们以吉他弹唱的“传统拉祜族音乐”和附近的糯福教堂也会更加好奇。不过，对基督教稍有了解的游客可以看出，老达保的民族音乐组合，是村民们对本村教堂唱诗班音乐的发挥和创新，这是对教堂音乐进行娱乐化改造、推向舞台表演的一种有益尝试。不过，假如没有来自伊利诺伊州某个小镇的永牧师于1920年在糯福建了这所美国基督教浸信会教堂，没有他带来的美国教堂唱诗班音乐，就一定不会有如今流传在老达保等拉祜族村寨的流行音乐样式，而且，这一音乐样式还成了代表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音乐符号。与此同时，拉祜族的传统音乐“嘎门达”调式，也就在大众媒体推广的“拉祜族老达保流行音乐”的覆盖之下，渐渐消失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世纪之前，在澜沧和中、缅、泰、老山区各山区少数民族当中，不仅带来了新的宗教，也带来了美国教堂音乐。当然了，糯福教堂给山区民众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如此，因为这个教堂，澜沧县和糯福山区的某个角落，一下子跟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世界政治体系联结在一起。
永伟里和糯福教堂
云南西南部中缅边界地区，除了傣族、佤族、布朗族传统上信仰小乘佛教，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的“五佛五经”时代的“大乘教”之外，如今在当地山区各民族中还有深入、广泛影响的宗教，就算浸信会基督教。另外一些十九世纪曾经在这一带传教的基督教或天主教教会，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中缅甸边境地区澜沧、西盟、耿马、双江各县的基督教浸信会，都是美国传教士永伟里传教所及，他在数十年间建立的传教网络，中心还是糯福教堂。
这位美国传教士名为威廉·马库斯·永 (William
Marcus
Young)，他自己不识中文，不知听了什么人的建议，为自己取了个“永伟里”的中国名。永伟里1861年8月20日在美国伊利诺州的圣奥古斯丁镇出生，这是一个不足五十户人家的小镇，位于伊利诺州中部，距离芝加哥不远。这个小镇位于五大湖区周边的平原农业地带，盛产玉米，土地主要由大规模的农场来管理经营。在这个平原上的农村小镇出生和长大，永伟里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个传教士。
关于永伟里的早期生活，他的家族后人也知之不多。他娶过两个妻子，第一位名丽拉（Lilla
Ethel）。1892年 7月，永伟里已经三十一岁的时候，受到美国浸信会外国传教会（American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派遣，到缅甸去传教。这个传教会是由一位叫做贾德森（AdoniramJudson）的传教士于1814年在缅甸建立的，缅文的《新约圣经》就是他翻译的。起先，这位美国传教士贾德森先到英国伦敦的浸信会的支持，派往印度去传教，到了印度之后，他们的传教活动却不小心得罪了东印度公司，贾德森夫妇无法在印度呆下去，只好转移到缅甸仰光，成立了一个独立于美国浸信会的外国传教会，也与英国人分开了。贾德森夫妇1813年到达仰光，经过几年努力后，于1819年开办了缅甸的第一个美国浸信会传教点。在他们的长期经营努力之下，这个传教会后来在缅族和克伦族中发展了50多万名信众。在这样的背景下，永伟里能够加入到这个以缅甸为基地的美国浸信会外国传教会中来传教，也是因为贾德森夫妇已经在下缅甸打下了基础。1885年，英国军队占领了曼德勒，缅甸全境沦为英国殖民地。趁着上缅甸刚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机，美国传教士也想到上缅甸去开辟新的传教区，特别是掸邦一带开拓新的基地，于是，永伟里被美国浸信会委派，到缅北去传教。
永伟里和妻子丽拉从波士顿出发，1892年12月乘船到达缅甸仰光。夫妇俩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先在仰光为进一步的传教做准备，他们计划到缅北的孟乃去建立一个传教基地。1893年上半年，到达了掸邦之后，夫妇俩来到掸邦首府东枝附近的孟乃。这一段时期，英国在上缅甸的殖民势力进入不久，掸邦人士队英国殖民者的抵抗情绪很强烈，地方上治安不靖，社会动乱。这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永伟里夫妇难以迅速开辟新的传教区域，两人在孟乃一呆三年，传教工作没有任何进展。无奈之下，1895年5月，美国浸信会只好将两人改派到掸邦北部的交通重镇昔卜，到那里去试一试运气，去开辟一个新基地。昔卜距离曼德勒不过160多公里，可是这段路永伟里夫妇坐牛车走了漫长的十四天。这一年的8月，刚到昔卜不久，丽拉生就下一个女儿。不久，丽拉染病不起，1898年全家只好离开昔卜，返回美国，到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为丽拉治病。丽拉的病情一时稍有好转，随后急速恶化，第二年在伊利诺州的吉布森城去世了。
妻子丽拉的离世对永伟里是个很大的打击，但并没有打断他的传教梦想。他将女儿托付给亲人抚养，稍作安排之后，又回到缅甸，重新开始他的传教工作。1900年，永伟里坐海轮回到缅甸。这次他改变策略，不继续在傣族中传教，计划还是回到景栋，到景栋附近中缅边境的山区少数民族中去传教。就在美国返回缅甸的轮船上，永伟里邂逅了黛尔（Alta
DellMason）。黛尔是个女教士，也同样受到美国浸信会的派遣到缅甸去做传教士，她原本计划到下缅甸克伦邦去开展传教工作的，不过在开往缅甸的轮船上，黛尔与永伟里一见倾心，两人觉得志趣相投，于是黛尔中途改变主意，决意要跟永伟里一起到景栋去。到达仰光之后，两人在圣诞节举办了婚礼。
三个月之后，1901年初，永伟里、黛尔夫妇沿着萨尔温江北上，跋山涉水来到景栋。景栋是掸人（傣族）的聚居地，属当地傣族土司管辖，历史上称为勐艮土司，与西双版纳和孟连毗邻。明清时期，景栋一直是中国官府直接管理的地方，景栋土司与景洪的西双版纳召片领和孟连土司之间的往来非常频密，三地土司之间相互通婚，互为儿女亲家。就在永伟里到达的十几年前，即1885年，英国军队占领了缅甸首都曼德勒，俘虏了缅甸国王，上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景栋也被英国殖民官员控制。英国的意图，是进一步侵入版纳、孟连，打开由缅甸通往中国的西南后门。所以，清政府对外国传教士怀有很强的戒心，缅甸刚刚亡国，景栋土司对传教士的态度非常谨慎，但迫于英国殖民军队的压力，也不敢直接对抗。刚刚接触到永伟里夫妇时，土司坚决不允许永伟里夫妇建教堂、不许传教。永伟里眼见恐怕无法在这里建教堂，只好向缅甸英国殖民当局求助，英国人一出面，景栋土司再不敢违抗，同意他们在景栋西北城墙外的空地上建一座教堂。
教堂建立以后，永伟里夫妇的传教才算上了轨道。他们找到一名当地傣族帮手，这个名叫桑康的傣族人，成为第一个受洗皈依基督教的人。桑康为永伟里的传教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他们一家做了十六年的助理。在桑康的帮助下，永伟里后来买到一块修建教堂的地，逐渐学习如何跟景栋土司打交道；也是在桑康的帮助下，陆陆续续有信徒接受了洗礼，传教的局面慢慢打开了。永伟里夫妇到达景栋前十多年，在离景栋不远的中国澜沧、孟连、西盟一侧，清政府为了准备好跟英国人谈判划定中缅边界，强力镇压了“五佛五经”政权的领导人、“佛祖帕”张辅国的孙子张登发和重孙张朝文等人领导的拉祜族、佤族对清政府的政治抵抗。此后，1888年清政府建立了镇边厅即后来的澜沧县。在永牧师一家来到景栋期间，张朝文又与拉祜族头人扎法、罗扎布等人一起，联合今天属西盟县的勐梭土司罕炳昭，继续组织民众抵抗清政府的军队，直到1920年左右，这些抵抗才最后被云南省地方政府派出的军队镇压下去。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永伟里进入澜沧，也是因为英国的殖民势力已经扩展到了中缅边界地区，由此间接引发了中国沿边一带政治变乱。如果没有缅甸的殖民地化、没有清朝与英国划界的政治压力，永伟里也没有进入澜沧的这个历史机缘；清政府若不急于划界自保、以南栅为中心的拉祜族的“五佛五经”体制自然也不会遭遇严重的失败。这些看似不沾边的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显然都是近代西方势力向东南亚的扩展引发的一系列冲突所致，不过，我们今天这些“事后诸葛亮”的评论、这些历史因缘的必然与偶然，当时的人们却不一定看能得那么清楚。
1901年9月，永伟里、黛尔夫妇的长子永亨乐（Harold
MasonYoung）在景栋出生，第二年，由桑康负责操办的新教堂也建好了，夫妇俩才从临时性的竹楼教堂，搬进了新建的木结构瓦顶教堂中，直到1936年，景栋教堂被入侵缅甸的日本军队焚毁。
这段时期，永伟里一家在景栋立足也不容易，搬进新教堂的第二年就遭到土匪的抢劫。半夜来抢教堂的一伙当地傣族，一共十一个人，威胁说要杀死永伟里一家。这时永伟里已经学会了傣话，所以他当听到劫匪们在商量要如何处置这家人时，害怕得不敢作声。其中，有个人说，“非得要杀了他们不可！”另一个坚持“不能杀！”说不杀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杀了这一家人，就害怕以后会遭到这家人死后变成的恶鬼来报复，害怕遭到报应。“杀”与“不杀”意见无法统一，于是劫匪们最终以卜卦来决定，幸好卦象为“不杀”，永牧师一家三口才算捡回了性命。这件事给了永伟里很大的刺激，他意识到，一定要以武力来保护自己才行，开始有意识地建立教堂的保安武装。随后教堂的小股武装保卫队从此建立起来、逐步有了发展，成为后来永家在复杂的边疆环境中称雄自保的一个军事开端。
永牧师一家和他们新建的浸信会教堂安然躲过了另一个劫难，景栋土司驱逐传教士计划无法实施。对于景栋城里的土司官和家族中人来说，新来的洋人传教士的影响日益扩大，信教民众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们的影响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土司官的统治权威。土司家族中人暗中策划，要将当时在景栋城中的洋人传教士都杀死，只要嫁祸于城外匪徒，敷衍英国人也不难。可是，意料之外，土司的姑妈其实已经跟永伟里夫人黛尔成了好朋友。黛尔也算是女中豪杰，在很短的时间内，她跟景栋土司周围的官家的妇女们广泛结交，彼此亲密。土司的姑妈惊悉谋害永家的计划后，立刻向黛尔通风报信，帮他们渡过了危机。此后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永牧师一家在中缅边疆的生存和传教策略，几乎都是从景栋积累的经验出发的：在充分利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势力之外，不但学会了要“武装斗争”，还学会了走“夫人路线”，再加上有桑康这样的当地人操持管家，慢慢地，他们的传教策略有了基础，摸索出门道，很快就有了大发展。
永伟里、黛尔夫妇，1900年摄于仰光
1903年8月，永牧师家的第二个儿子永文生（MarcusVincent
Young）也在景栋出生了。两弟兄的成长，都靠母亲黛尔的家庭教育。她自己在教堂里给两个儿子上各种课程，两个孩子非常顽皮，常常在外跟当地孩子们玩在一起，结交了很多朋友。景栋处于往来孟连与泰国密赛的交通要道上，是一个区域性的市场枢纽，各地山区、坝子往来人群货物川流不息。尤其是，近云南一侧山区的佤族和拉祜族常常到景栋城里来赶街，永家两兄弟在景栋和四山长大，从小就学会讲流利的傣话、佤话和拉祜话，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不过，永伟里的语言能力远就没有两个儿子那么强，他虽然会讲流利的傣话，但不会佤话和拉祜话。大儿子永亨乐除了会傣语，还学会了巴利语，特别是傣族在佛教仪式中使用的巴利语，加上后来他与景栋土司的大儿子又成了好朋友，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一家人后来到糯福建了教堂之后，时间长了也学会了澜沧汉话，即西南官话。1905年初，永伟里首次越过中缅边境涉足云南澜沧，十五年之后，他们在云南建立了糯福教堂作为新的传教基地，把家从景栋搬到糯福来，不过他们一家始终把糯福称为班纳，从不称糯福，因为糯福是一个代表了“五佛五经”政教体系的，与基督教理念大不相同的名字。
1906年11月，小儿子克莱尔伦斯在景栋出生。1908年，永牧师全家曾经回美国探亲，坐了三十多天轮船，这位小儿子在返回缅甸途中不幸染病，在1908年5月，不到两岁的小儿子在掸邦首府东枝夭折了。这一次回美国探亲，孩子们见到了同父异母的姐姐、此时已经十三岁的埃塞尔，一家人在美国中部俄亥俄州和内不拉斯加州走亲访友，那时正值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父母本想把永亨乐、永文生两兄弟送回美国俄亥俄州上学，但是两个儿子坚决不愿留在美国，他们跟景栋的朋友们已经有很深的感情，执意要回到景栋去，于是全家又一起返回了缅甸。
从这次的回国探亲到一次大战结束前，永伟里一家一直在积极筹备到中国开设新基地，想在中国建立起更大的传教影响力。虽然他们当时已经在景栋成功立足，传教工作也取得进展，不过在坝子里的傣族地区传教的效果，远不如在山区各民族中那样明显。傣族信仰小乘佛教，愿意改信基督教的人终归为数不多，可是在山区就不同，每一次景栋赶街，总有很多从云南过来做买卖的拉祜族、佤族对永牧师的宣道非常感兴趣。为什么会选择糯福来建教堂？根据永伟里孙女的说法，有一次，一个糯福到景栋赶街的拉祜族头人对永伟里说，拉祜族人相信，而且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个白人（或者骑着白马的导师）越过蓝色的水（或江河）、带着一本白色（经书）的书来教导大家。这时候，拉祜人就会皈依他的宗教。”所以永伟里觉得，如果他能到云南山区去传教，一定有更多拉祜族人皈依基督教，影响一定要比在景栋坝子里好得多。
景栋教堂
在云南一侧，民国初期至1918年前后，澜沧县南部、东部一带又连续发生了对抗官府和鸦片商人高利贷盘剥的拉祜族等各民族的民众暴动，这些反抗的民众最后遭到车里（西双版纳）殖边总办柯树勋率领的两广军和土司武装的围剿，又又很多拉祜民众不得已从今天澜沧县的竹塘、谦六、发展河一带退往边境一线的孟连、糯福一带，又迁往景栋附近山区。永伟里进入糯福的历史背景，与当时正受到官府打击、寻找支援的暴动之后遭到镇压的山区民众的急切心情有重要关系。不过，此时永牧师一家对清朝末年在澜沧、双江一带发生的长期拉祜族反抗清政府的政治宗教运动尚不明就里。实际上，西方传教士们对很多山区拉祜民众在遭到政治打击之后，希望皈依基督教、从中寻找新的政治资源的历史原因所知不多。
早在1908年前后永伟里的回国探亲期间，他就向美国浸信会海外传教会提出申请，希望教会能够支持从缅甸进入中国，到云南澜沧一带山区开设教堂。直到1916年，永伟里一家再次赴美探亲时，浸信会才批准了他们的中国传教计划，拿到了拨款。不过，在此次永牧师一家离开景栋回国时，教堂事务就已经移交给另外一个传教士詹姆斯·特尔福德负责了。这次回国，永牧师一家在美国待了更长的时间，直到1919年10月，他们才从西雅图启航，途径香港短暂停留后回到了缅甸。这次，他们的目的地就是云南澜沧，也拿到了进入中国的签证。先回到景栋收拾好行李，之后一家人走了八天路，来到达班纳村（即今糯福乡政府所在地）。根据永伟里自己的记录，到达糯福的日子是1920年3月10日，糯福教堂传教正式开办了，这一年永伟里已经将近六十岁。
1926年的糯福教堂
1920年代的糯福
不过，在永牧师家看来，糯福当时的情况与景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搬到糯福之后，他们发现澜沧当地的一些豪强、富户就好像军阀一样，控制着山区的各拉祜族、佤族村寨。傣族居住在坝子里，可是坝子里的治安也不好，常常有盗贼出没，那时地方动乱刚刚停歇，澜沧县地方官对治安无能为力。这一年永亨乐十九岁，永文生也十七岁，他们开始跟着父亲到周围各县走访、传教，从澜沧来到上改心（双江）一带，希望在勐勐镇也建立一座教堂，结果被主政上改心的缅宁士绅彭锟阻止，只好退回糯福、打消了这个念头。父子三人在教徒们的带领下走访了很多拉祜族和佤族村寨，那时西盟山、雪林、岩帅各部落还盛行猎头，永伟里从澜沧木嘎的大拉巴一带走到到岩帅，拜访岩帅头人及各地土司，跟他们搞好关系，佤山头人们知道洋人惹不起，对永牧师也非常恭敬，还跟永牧师合拍了一些照片。
不过，几十年的传教经验，永伟里明白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求生存，除了洋人的招牌之外，得有自己的武装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这是传教一个基本的保障。于是，他在拉祜族和佤族教徒中挑选了一些身强力壮、对他们一家忠心耿耿的人做保镖，付给工资，装备起精良的武器，组织了教堂的保安队。永伟里的另一个意图，也是要向周围各土司、头人显示他的强势武装力量。永伟里一家时常跟孟连土司衙门和澜沧县的官员往来，暗中给过他们不少好处，也好利用当地有权势人物来为传教服务，几年功夫下来，永伟里一家不但适应了澜沧、孟连、西盟一带复杂的社会环境，入教信徒也迅速增加，新建的教堂遍布澜沧及临近各县的各民族村寨。根据传教士的档案记录，美国浸信会教会只允许永伟里将这支小规模武装力量维持到1932年。不过实际上，根据中共澜沧县党史资料的记录，即使永伟里去世之后，永亨乐和永文生两弟兄实际上还一直维持着他们的教堂武装力量并有所扩充，甚至在1947、1948年间，还跟中共泰国回国华侨党组所组织的澜沧游击队在东岗、东回班利等皈依基督教的村寨交手，打过不少仗。
永伟里一家在糯福
“二战”前后的永亨乐和永文生
1921年10月底，永伟里夫人黛尔因患上了类似脑肿瘤之类的神经性疾病，在送往仰光医院的途中去世。为了给她治病，永伟里和两个儿子来往于景栋和仰光，费劲心力，无奈回天乏术。母亲的去世给两弟兄打击很大，特别是永亨乐，甚至几年来茶饭不香、精神不振，身体垮了下来。儿子这种状况让永伟里忧心忡忡，只好将他送回美国，让他读书、修养一段时间。永亨乐1925年回到美国后，在加州洛杉矶圣经学院学习基督教神学。期间，永亨乐邂逅了露丝（Ruth
Saada
Pinkerton），两人于1926年5月结了婚。露丝也是一个投身宗教、极有传教热情的女性，决意要加入永牧师的传教士家庭，也要去传教。于是，两人在结婚三个月后就从洛杉矶返回仰光。1927年，露丝跟随永亨乐来到糯福，加入了传教工作，取中文名字永露丝，很快也学会了拉祜语。这一年7月，永亨乐与永露丝的长子永戈东（Oliver
Gordon）在糯福出生，1929年，女儿海伦（Helen Elizabeth）又在景栋出生。
永伟里随后将小儿子永文生也送回美国学习，大约也是考虑到他们的婚姻问题，儿子该回美国去找对象了。跟随哥哥的步伐，永文生回到美国后认识了维拉（Vera），两人1930年7月份在美国结婚，第二年，永文生也带着妻子永维拉回到的缅甸，加入到糯福的传教士家庭中。随着两弟兄长大、成家，老一代将工作交给了新一代，转眼间，永伟里也垂垂老矣。1932年初，美国浸信会决定让70岁的永伟里退休返回美国、将工作交给儿子们。永伟里于是返回到加州的埃克塞特，先跟他弟弟乔治（George
Young）一家一起生活，无奈四十年的传教生涯都是在景栋、澜沧渡过，年老的永伟里已经不能够适应美国的生活，他时刻怀念跟拉祜人在一起的时光，又再回到糯福来。从1933年至1934年，退休后的永伟里又回来在糯福住了一年，这里有他的一切。可是，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家人无奈之下还是送他返回美国治病，不久之后，1936年4月，永伟里在洛杉矶病逝。永伟里跟他的弟弟一起，都安葬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附近的图莱里（Tulare）墓地。
永文生、永维拉夫妇返回糯福之后，开始辗转于澜沧一带传教，在东回班利教堂也呆过一段时间，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糯福，主持糯福教堂的日常工作。到了1940年以后，永文生对澜沧与当地的头面人物已经非常熟悉，与澜沧各土司、头人、地下党和游击队周旋，与募乃石炳麟兄弟、东主黄道能、李晓村、张石庵等人都有来往，一直到1949年澜沧解放，永文生被澜沧游击队驱逐出境。从涉入澜沧社会政治的深入程度来说，不管他代表了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永文生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澜沧人，代表了教堂的政治宗教势力，与各土司、游击队分庭抗礼。作为一个传教士，永文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新约圣经》翻译成佤文，不过对于永文生的生平，在永伟里家族的家族史和传教生涯回忆录中着墨不多，对他在澜沧的活动从未提及，似乎他的工作远没有哥哥永亨乐那么有影响。大约年老以后，永文生对自己四十年代在澜沧的生活也不太愿再向人提及。
永文生离开澜沧之后又回到景栋，重修了被日本人焚毁的景栋教堂。随着缅甸政局的变化，1955年永文生一家也离开了缅甸，之后就再也没有返回过缅甸。他一直在美国浸信会的外国教会工作，直到1990年12月在洛杉矶去世。
永文生在糯福教堂外跳葫芦笙
着拉祜族装的永文生和永维拉
1932年，永文生在班桑给一位佤族教徒施浸礼
1927年永亨乐、永露丝夫妇回到糯福后，夫妇两收养了不少孤儿，其中有拉祜，也有爱尼（阿卡）。永亨乐在帮助他的父亲管理教会之余，也与另外一位传教士詹姆斯（James
Telford）合作，将《新约圣经》翻译为拉祜文。拉祜文圣经的翻译工作，先后有许多人经手，最后由永亨乐完成，殊为不易。出于传教需要编订的老拉祜文，为后来1960年代新拉祜文的改进、发展奠定了基础，永家两兄弟对拉祜文、佤文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永亨乐一家在儿子永戈东、女儿海伦出生之后，于1934年又回到美国探亲，这一年10月，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比尔在加州伯克利出生（William“Bill”
Marcus
Young）。比尔后来成为美国中情局（CIA）在东南亚“金三角”地区重要情报官员，后面一节再详细介绍永家的这位传奇人物。
1935年，永亨乐一家从美国返回缅甸后，并未返回糯福，这段时期糯福的工作完全由弟弟永文生一家负责，永亨乐夫妇为另外开辟一个传教基地做准备，他们的第三个儿子莱尔（Lael）和第四个儿子菲利普（Philip）也分别于1936和1938年在景栋出生，1942年，他们的女儿内尔达在东枝出世。这几年间，永亨乐夫妇到掸邦东部的班养（Pang-Yang）建立了新的传教点，不过时间不长，1941年底、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入侵缅甸，永亨乐一家也随英军一起从东掸邦撤离。从1942年的缅甸英军大撤退开始，永亨乐放弃了传教工作加入英军，成为英军上尉。当日本人快速进占上缅甸时，他们一家随英军先撤往腊戌，又撤到印度阿萨姆邦的雷多，盟军在哪里建立了的新的基地。“二战”期间，特别是滇缅公路中断之后，美国与中国和英国合作在雷多建立航空基地，盟军利用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机，将战略物资从印度雷多空运到昆明，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疏散到大后方昆明的许多大、中学生也积极投军抗日，史迪威将军指挥的盟军在雷多、蓝姆伽开设了训练基地，一部分撤退到雷多的中国远征军部队，如孙立人指挥的新38师，就在这里接受美军训练，为反攻做准备。
由于滇缅公路运输中断，在永亨乐所属的盟军队伍中，他算是首屈一指的熟悉缅北山区的特殊人物，长期在这里生活，懂多种当地语言，又是一个美国人，永亨了于是受命负责组织测量队负责工程测量，并组织人力修筑后来所称的“史迪威公路”，同时也负责从地面来支援和维护印度雷多往来昆明之间“驼峰”航线的运作。这段时期，永亨乐为盟军在滇缅印战场的胜利做过很大的贡献。“二战”期间，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日渐加强，美国的情报部门也开始涉足东南亚，1943年年中，永亨乐加入了美国战争情报局（OWI），具体负责傣（掸）语的战争宣传工作，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日本投降后，永亨乐一家又回到糯福来，与一直留守在糯福的弟弟永文生一家汇合，继续传教。知道后来局势发生了变化，共产党游击队控制了澜沧，他们才又搬到景栋。缅甸独立后，永亨乐一家于1950年返回美国，不过时间不长，1952年永亨乐正式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受中情局委派到泰国清迈工作。工作之余，他在清迈建立了清迈动物园，跟泰国皇室关系也比较密切，在泰国北部一带，永牧师一家逐渐成为美国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直至1975年在清迈去世，永亨乐都一直住在清迈，永露丝则因为身体欠佳，1973年离开清迈返回美国治病，1981年在加州去世。
永家第三代与“冷战”时期的东南亚
永亨乐的儿子比尔，算是永牧师家族第三代中的又一位传奇人物。比尔的名字跟祖父永伟里一样，也叫“威廉·永（William
“Bill” Marcus Young）”，不过通常人们称他“比尔”。
比尔1934年10月在加州伯克利出生，已经是这个传教士家庭生活在缅甸的第三代了。他排行老三，是比永戈东小七岁的弟弟，他成长在“二战”中的战乱时期，童年和少年时期主要生活在缅甸景栋。永亨乐一家1952年搬到清迈长住时，比尔已经十八岁。跟他的父辈一样，比尔也是从小在景栋山区长大，儿时玩伴也主要是些拉祜族朋友，比尔从小跟拉祜孩子们一起爬山、打猎，钻林子，跳歌吹葫芦笙，练就了一身丛林生活的本领。景栋山区有傣族、泰族、老族和拉祜族、佤族、阿卡等民族杂居，就像在澜沧一样，从小比尔就学会了不同的语言，这为他后来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奠定了语言和文化条件。1949年澜沧解放后，许多糯福教堂训练出来的基督徒和永牧师家族的忠实追随者，也跟着他们卷入到缅甸、泰国、老挝交界地区的政治洪流中。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冷战”时期，东南亚前殖民地缅甸、老挝纷纷独立，英国、法国的势力从中南半岛退出，美国势力乘势进占英法退出东南亚留下的空档，继承英法两国在东南亚霸主地位。但是，又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和越共的胜利，刚刚独立的缅甸积极靠拢中国，中、缅、老、泰、越交界的东南亚边疆地带，也就成为越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这里以中国为依靠力量的共产主义阵营双方角力的大舞台，六十年代以来，澜沧、孟连一带境外的地缘政治大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永牧师家族，自然成为美国政府欲借助他们长期经营的基督教影响力，来实现美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政治代理人，他们所操控的“宗教软实力”，往往能够帮助美国政府实现在面对面的抗达中不到的政治效果。
在比尔之前，父亲永亨乐和他的哥哥永戈东早已加入了中央情报局，英国人一走，永牧师一家就成为美国政府的帮手。1952年末、1953年初，中情局官员初次接触比尔，对他进行了人事考核。据现在公布的材料，考核他的中情局官员非常喜欢这个小伙子，他高大健硕，既帅气又纯朴，于是比尔开始跟父亲一起为中情局工作。不过，到1958年后至1962年，比尔才正式被中情局吸收成为情报官员。在“金三角”地区，既掌握当地山区少数民族的语言、又能够跟当地人建立深厚交谊的美国人，非永牧师家族莫属，加之他们在糯福教堂建立之初就建立过自己的小股武装，在缅泰山区多少都有一些军事活动的经验，永牧师家族一直是中情局在东南亚进行谍报工作的理想人选。这样，比尔父子成为中情局的特别分部（SpecialOperations
Division）的核心人物。
1951年永亨乐、比尔父子和拉祜孩子们在缅甸打猎
不过，文化适应很快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磨合，中情局的官员们觉得，比尔徒有美国人的外表，他内心完全是个拉祜人，跟他一起工作很困难。比尔自小在拉祜文化的熏陶中成长，他的思维和行动习惯跟一个普通的拉祜族青年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比尔的个性常常让中情局的上司感到无所适从。跟一般工作人员不同，比尔常常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主张，但他并不在意自己的主张是否能够配合得到上级的意图。一方面中情局正需要他这样的人，他能够深入到山区少数民族中，能够动员山区民众来为战争中的美国服务；另一方面，比尔又习惯了独来独往、过于独立自主，非常难以驾驭。上司对比尔没有准确的时间观念、散漫无羁不守纪律而愤怒，在工作中他常常兴之所至，自由发挥，既然难以跟他合作，工作中就经常被同事们投诉。另外，比尔长得英俊潇洒，身边常常围满了女性爱慕者，他也就不时丢开手中的工作不管不顾，不辞而别。总之，他的行事风格总是显得与中情局这样的神秘谍报机关格格不入，比尔行事让上司非常恼怒。
在泰国东北部靠近老挝的乌隆皇家空军基地工作期间，就因为这些问题，比尔已经跟他的同事无法相处了。当时，他们正负责操控和指挥老挝的反共苗族武装组织王宝（Vang
Pao，1931-2011）的部队。王宝是著名的老挝苗族将领，在“二战”中就组织苗族抗日游击队与日军周旋，日本投降后，王宝又受雇于法国的越南殖民当局，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对抗。法国失败退出越南之后，王宝一方面继续保持着在老挝北部山区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又宣布效忠新独立的老挝王国，直到越战爆发之后，中情局一直支持王宝在老挝与北越人民军抗衡。不过，王宝的军队在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支援的同时，还涉足武装贩卖鸦片，跟活动在缅泰边境的国民党军队如出一辙。
作为中情局的代表，比尔负责与王宝武装之间的指挥和联络，可是他的个人行事风格让他备受排挤，无法在战略司令部中立足，只好悻悻然离开了办公室。之后，他干脆直接进入老挝山区，去建立一支自己的反共游击武装。在老挝石臼平原地区、万荣西北部的一个山区小坝子，比尔里建了一个新的中情局基地。他的上司莱尔认为，比尔完全是个跟美国文化格格不入的拉祜人，既然无法与其他美国人共事，不如就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既然比尔习惯了山区的生活，就派他回到他熟悉的山区，用自己的方法去为美国政府服务。比尔的上司还算很了解他，给了他很大的空间去发挥他的特长。
在老挝，比尔的目标是联系山区各地的头人，将他们组织起来、吸收到新建立的中情局的工作网络中。为了达到在老挝进行战略轰炸和空中补给的目标，比尔让各村寨头人帮忙组织人力，为美国空军寻找合适地点修建临时跑道，为王宝的部队寻找从山区丛林进退老挝和泰国的道路，为他们安排了一条从老挝边境的沙耶武里省进入泰国的秘密通道。1962年，比尔在这一带还组织了一支三十人的游击队，伺机扩大，筹划向中国一侧发展，从江城、勐海、澜沧等进入云南。在边境地区，由于他的祖父、父亲两代人的多年经营，中情局希望将来能够利用他们一家的基督教教会资源和网络，等待时机，配合美国在越南和老挝战线上的扩张，以他们作为先导向糯福一带渗透。根据上司莱尔的指示，比尔规划将他直接指挥的武装扩大到大约十万人的规模，这支队伍以老挝瑶族民兵为主，兼及招募各山区民族青年。很快，比尔领导的美国中情局游击队就从三十人发展到了几千人，在中、老、缅、泰边境一带非常活跃，其根据地主要是在老挝一侧的南玉（Nam
Yu）地区。他们在这里修建了小型机场，而且距离云南边境很近，在越战期间，比尔游击队的活动也确实给中国一方制造不少麻烦和威胁。在他的游击队中，比尔德主要助手和下属，基本上都是同他一起长大的掸族朋友们。他们又从缅甸反政府武装掸邦民族军（The
ShanNational
Army）中招徕了许多掸（傣）族年青年，还得到缅泰国民党军队的大力支援。由比尔建立和领导的这只队伍，建制番号为中情局辖下老挝101特务营（Special
Battalion 101）。
不过，随着情况的快速变化，比尔的建军规划再也没有机会成为现实。1962年下半年，缅泰国民党军开始大量从事鸦片走私，比尔手下的很多人弃他而去、投靠了国民党武装。因当时越战局势的变化，美国在越南逐步陷入了僵局。比尔的中情局游击队在人力不足之余，也没有拼出显著的业绩，眼看着维持不下去，只好将剩下来的人马拆分为几个谍报小组，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针对中国的谍报工作上，沿中国边境收集和刺探情报。
从1964年开始，比尔和他的手下开始侦察云南与老挝之间的公路工程，同时监视从事鸦片走私的国民党军队马帮的活动。可见，美国人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队一直怀有戒心，长期监视着他们。经过了五年多的训练，比尔的手下掌握了利用电话线路窃听电话通话的技术，这些谍报小组一直沿国境线窃听中国一侧的电话通信，有时也偷越国境进入云南。不过，经过中情局的分析专家认为，他们收集来的情报实际上并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时间一长，比尔手下不同民族之间各自拉帮结伙，互不相能，开始闹矛盾，陷入了严重的“窝里斗”，这支谍报游击队最后直维持到了1971年。而且，从1963年开始，比尔不时利用他控制的部分国民党武装，不断偷袭老挝共产党“巴特寮”的根据地。
比尔, 1962年在老挝
对于中情局来说，不论成效如何，比尔还是逐步将这些策动山区村寨的工作组织到位、上了轨道。不过，由于中情局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同事之间的不和愈演愈烈。比尔的上司莱尔后来被调离了清迈的领导岗位，派往老挝会晒去负责监视来往于湄公河上缅、泰、老各国共产党组织的船只。不过，新来的上司和同事们仍然对比尔极度不满，总觉得他不能即时汇报工作、工作也没有什么成绩，最后闹到要以“消极怠工”为由，要将他开除。除了跟上司和同僚的矛盾之外，另一件影响了他的仕途的事件，是在1964年初，在没有向上级报告的情况下，比尔私自将一批美国M1加兰德半自动步枪偷运到老挝转交瑶族部队，这件事后来被泰国方面的联络官发现，激起了泰国方面对中情局的强烈不满。在种种内部不和和工作疏漏的怨忿之下，总部只好又把比尔从老挝调回到司令部办公室来工作，此后，比尔就一直陷于办公室事务。
越战结束后，比尔离开了中情局，但一直生活在清迈。八十年以来，比尔涉足宝石生意，又在清迈开了一个果园、经营着一间客栈。他家里常常高朋满座，他又喜欢为空姐、护士们开晚会，似乎风流成性。比尔有过短暂的婚姻，结婚之后移居美国生活过几年，又在美国离了婚、再度返回清迈。因为他的中情局背景，比尔曾经为一家苏丹石油公司做过顾问，也为美国缉毒局做过顾问，后来由于患上严重的肺气肿，比尔于2011年4月在清迈孤独离世，年77岁。泰国警方发现他的尸体时，见他右手握着一支手枪，左手握着十字架。好莱坞一家著名电影公司曾经给他预付过十万美金，准备以他的传奇故事为蓝本拍一部电影，但是由于他的生活涉及许多太过敏感的政治问题，这部电影就一直没有能够拍成。
回顾云南澜沧和东南亚中、缅、泰、老交界边疆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有两个曾经对山区拉祜族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巨大的家族，非常值得关注。一个是以南栅佛房为中心，成为“五佛五经”宗教政治运动的领导人的“厄沙佛祖帕”佛王家族，从张辅国、张秉权、张登发、张朝文、张石保等，延续了至少五、六代人。他们长期领导着拉祜族和佤族民众与清政府和孟连、耿马等周边土司对抗，在中缅之间的山区，实践了他们的政治宗教抱负；另一个，就是永伟里、永文生、永亨乐、永戈东、比尔等三代人的基督教传教士家族。永牧师家族将美国基督教浸信会的宗教文化引入到拉祜族、佤族等山区少数民族的生活当中、特别是缅甸、泰国的拉祜族当中，对信仰基督教的拉祜族、佤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影响深远。不过，张辅国家族代表的是十八世纪以来清朝边疆变化和传统的拉祜人所崇尚的宗教理想，而永伟里家族代表的，则是来自美国的西方宗教势力对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实在影响。世界的转变，让历史上澜沧县的南栅和糯福两个地点产生了关联，但是今天我们对生活、对宗教的理解，又将南栅佛房遗址和糯福教堂视为毫不相干的历史遗迹，两地之间似乎遥不可及。
原文载《领导者》杂志总第69期（2016年4月），页80-90.
参考文献：
Tothe Mountain Tops: A Sojourn Among the Lahu of Asia, Debbie
Young Chase andHarold Mason Young, Xlibris, 2014.
马健雄，《再造的祖先：西南边疆的族群动员与拉祜族的历史建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感谢澜沧县委统战部朱建坤女士提供的历史照片。
The Grand Old Man ofChiang Mai: The Life of Harold Young,
April 1,
2016,http://www.chiangmaicitylif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