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权力特征
文：陈行之
1.引言：并未过时的话题
这似乎是一个过时的话题。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到被“反腐败”揪出的“老虎”以及由此推及的政治情势演变上去了，那些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无所不能富可敌国的庞大家族利益集团似乎被“反腐败”弄到凋零溃散，变得不那么引人瞩目了，处于中国社会舆论中心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在从舆论场逃离，国家媒体情不自禁欢呼雀跃，仿佛中国正在进入完全崭新的政治生态……我认为这只是表象。
在深层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政治程序）发生根本改变之前，中国特殊利益集团不可能溃散，不可能停止掠夺，更不可能消失——借用雨果《悲惨世界》卷首语的句式：无论“反腐败”反到何种程度，只要产生腐败的制度基础、社会政治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没有发生动摇，只要国家权力仍然在暗处运行，只要人民意志无法进入国家政治过程，只要人民的自由不能成为自由的通行证，腐败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旧的窃国者铲除了，还会产生新的窃国者，正是所谓“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
这件事还可以这样表述：只要毒蕈的根系还没有从它赖以存活和生长的温床中被挖出来，只要温床还在，它就会继续存活、继续生长，继续分蘖并传播新的孢子，在那个完好如初的温床上就会不断生长出新的毒蕈，这意味着掠夺者将会更加贪婪，更加隐蔽，更加难以缠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穷凶极恶……在这种情况下，此文以及与此相类似文章的思想探讨，绝不是无意义的。
这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
2.此非彼
人类发明语言符号系统是用来进行表述的，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符号系统会失灵，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譬如政治学领域，东西方就有很大的差别，常常弄不懂对方的意思。前几年我看外电报道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描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语言风格时，西方记者赫然使用了“僵硬”的词汇，当时我很不爽，觉得是国外敌对势力在诋毁我们这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事情也许不那么严重，他们与我们身处两个世界，具有不同的政治语境，我们认为伟大、光荣、正确并且很温暖、很柔软的东西，他们不怀好意地认为冰冷和僵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心也就放下来了。
然而在学术范畴，有一
些事情却比较严重，当你试图用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政治学、社会学语汇描述中国的时候，往往找不到可以对应的现实景况，有一种对不准榫卯的感觉，反过来说，中国的现实往往是现成的政治学、社会学语汇无法概括和描述的，需要创造新的词汇，诸如“军虎”、“庆亲王”、“铁帽子王”、“老老虎”、“蛤蟆”、“你懂的”之类，而这些词汇又只能用以概括和描述中国的事情，倘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什么“揪出隐藏在共和党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奥巴马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八荣八耻”、“国外敌对势力”，“民主党啊！亲爱的妈妈，你用甘甜的乳汁把我们养大”、“深刻学习和领会奥巴马总书记的军事战略思想”、“不准讲普世价值”、“决不让中国教材进入美国大学”、“要敢于向普世价值亮剑”、“奥大大”、“米麻麻”，美国人民非疯了不可；同样，“麻辣隔壁”、“河蟹”、“草泥马”、“你懂的”、“二奶”、“太子党”、“红二代”、“裸官”、“赵家”、“赵家人”等等语焉不详的词汇也不可能被很傻的美国人民理解，他们会觉得自己来到了火星，完全不得要领，抱怨说：“你们丫这不是在跟我们打哑谜么！”所以，语境很重要。
我最近频繁使用“国家利益集团”的概念，有追踪我文章并且很细心的朋友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就问：“陈行之先生，你一定不是随便使用这一概念的，我很想知道，‘国家利益集团’与大多数人都在使用的‘特殊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有没有分别？它们有什么样的分别？”
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3.利益集团概念辨析
先说利益集团。
我们固然可以在大略的意义上使用“利益集团”的概念，然而你若细究就会发现在中西方政治学语境中，这个概念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我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指特殊利益集团，即凌驾于社会之上掠夺社会财富的某种构成集团的人群，带有明确的贬义，犹如人们口头语中的“渣滓”、“混账东西”、“王八蛋”之类；而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至少在政治学语境中，指的是正常社会结构中正常存在的社会集团，无所谓褒贬，既非“渣滓”、“混账东西”、“王八蛋”，亦非“好人”、“亲爹”、“活菩萨”，而是指作为群体的“人”，是人在普遍意义上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
那么，该如何确切定义“利益集团”呢？虽然我很想引用中国政治哲学家的定义，然而查遍了资料也没有找到现成的文字。这件事说明了一种令我们颇为尴尬的状况：解析国家政治的政治哲学的开创性研究，不是在“理论自信”的中国，而是在“走邪路”的西方国家，是那些不受政府掌控、自由研究并独立得出结论的学者创立了这一崭新学科，将其发展成为了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分支：社会学、政治学或者政治哲学，这里基本上没有中国学者什么事情。
中国学者都干什么去了呢？过去都遵从国家意志论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上去了；现在则都在扯着嗓子喧嚷“中国梦”和“宇宙真理”，没有人在意真实的国家政治形态，也没有人在意劳什子政治哲学研究了。所以，很不好意思，尽管我非常不情愿，也还是得通过源自西方话语体系的政治哲学，进入我们谈论的话题，寻找一种被历史与现实支撑、能够说服我们的概念和逻辑的架构，尽管我知道这属于很不地道的“西方那一套”。
什么是普遍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呢？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杜鲁门（1913-2003）在《政府过程》（1951年）中，将“利益集团”界定为“具有共同态度的群体”，他说这些群体是通过影响政府而“向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提出利益要求或某种主张”的。你看，这位社会学家也同样没有我们使用这一概念时常常伴有的贬斥意味，他只是在述说人类社会惯常存在或必然存在的一种事实，就像白天见到太阳、晚上见到月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中国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所以，即便是同样的词汇表达的意思也会有很大的差异，需要特别仔细辨析才能够避免先入为主。为了把这件事弄清楚，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社会中所谓“具有共同态度的群体”是怎样构成政治学语汇中的“利益集团”的，它们是以什么样的社会实体形式运作的。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1911-2002）被公认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他在上世纪
50年代开创并拓展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构建了公民文化理论体系。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一词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似乎有点儿深奥。然而若进一步了解阿尔蒙德关于这些定义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论说很通俗，并未脱离我们的认知层面，他与我们对世界的见解是相通的，只不过做了更准确的归纳而已。
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归纳为三种类型。
一、村民型。“村民”指的是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群体，他们既没有政治期望，也不指望从政治体系中得到什么好处，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毫不相关，他们认识不到自己对国家政治过程可以施加影响并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接近于混吃等死的状态。
二、臣民型。这个群体对国家政治系统虽然有所了解，但对政治体系却提不出或无法提出要求，也不愿意投入任何精力于系统之中，只是默默地接受政府的控制及影响；他们对政府可能会有看法，但他们并没有政治参与热情，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影响政府，他们希望政府制定有利于人民的政策，也仅仅是希望，缺乏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的意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活得傻不愣登的。
三、参与型。国家政治体系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各方面影响民众利益，民众热心进入国家政治过程，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影响国家政治体系运作，从而增进自己的福祉。这里所谓的“广泛的政治参与”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法治国家赋予人民的宪法权利，诸如结社、参加选举、举行游行和示威、发动罢工等则是其主要方式。
我要特别指出，“结社自由”所导致的各种民间团体（利益集团）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它是导致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一定意义上，结社自由（形成为利益集团）是个体权利得以站立的根基，丧失了这个根基，煌煌然如自由、民主者也会颓然倒地，或者演变为招摇喧哗、毫无用处的花饰，更遑论其它！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丧失了结社自由（让人民以利益集团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政治条件，无论你自己如何吹嘘、如何标榜，都不能认为那个社会是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反之，它一定是不自由、不民主的封闭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权力者无所制约的自由必然意味着无权者一切方面的不自由，这既是历史规律的启示，亦是当今世界的证明，这不是能够被任意曲解、任意遮掩的。
几乎用不着论说，只要回顾一下我们所过的一生，或者睁开眼看一下现实，就会确证出我们属于上述三种类型中的哪一种类型。譬如，我们从来没有闻到过选票的味道，完全不知道“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生旦净末丑们是如何得到国家权力的；你也没有发起成立过什么不受政府控制的“社会团体”的愿望和企图，不是由于你没有个体权利需要表达，也不是由于你不需要团体对个体权利的遮护，而是致密如铁桶的社会结构绝不会为你预留遮护和表达个体权利的空间。在观念意义上，这通常意味着个体的碎片化乃至于全部消失，“国家”成为横亘在大地上的一种绝对的存在。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即使有人倚仗国家权力掏空国家权力（譬如最近被揭露出来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们，以及没有被揭露出来、甚至正处在揭露者位置的赵永康、钱伯雄、孙才厚、李计划们）；即使有人将国家权力演变为个人私器，骑在你脖子上拉屎，公开掠夺你的土地，强拆你的房屋，污染你的水源，剥夺你工作的权利（谓之“光荣下岗”），你也绝没有胆量发起什么游行示威活动，道理很简单：碎片化的个体是无法组织和发动任何形式的群体或者说社会行动的。
于是事情就沿着如下方向进一步发展了——你哪怕被权力和资本敲骨吸髓到连死的心事都有，你也绝不敢纠合几位弟兄发动罢工，讨要尊严，或者讨要被拖欠的工资，你作为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无”的“屁民”是没有那个胆量的。攀爬到高压电塔上用生命要挟权力和资本的农民工，在自己的房子上把自己点燃的唐福珍之类的被强拆者，都属于这种类型。他们玩儿的是玩儿命的勾当，因为他们除了生命之外一无所有，所有西方敌对势力所鼓噪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都距离他们万里之遥，都与他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引起社会注意或者社会同情的资本了，再也没有东西可以依靠了。
其实细想起来，这不是勇敢，而是怯懦，这种怯懦源于弥漫在碎片化了的中国人整个精神空间的对国家权力的恐惧——不要说历史提醒，仅仅是无情现实就已经让每一个人意识到了与国家权力对抗的后果。谁愿意、谁承担得起“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的可怕罪名呢？除非你丫活腻了打算把自己弄死，除非有一天晚上你突然对老婆说：“你去找一个好人家吧！我去死呀！”而“除非”之类的事情一般来说是很少发生的，于是我们只能混吃等死，只能活得傻不愣登的，只能徒然地承受着带有国家权力特征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愚弄和掠夺。鲁迅先生当年对一盘散沙的国民“怒其不争”，所“怒”的正是中国人灵魂世界中这块最脆弱、最柔软、最耻辱的部分，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深处（深到不经审视我们自身都很难发现）都有这样一块无法触摸的地方，就像我们谁也不会承认我们的精神幕布上投射着阿Q的身影一样。
所以阿尔蒙德才强调指出，（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存在需要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具体说，只有在历史文化（构成人的精神质地）与现实政治（构成人行使政治权利的基础和条件）结构而成的自由民主社会中才能够繁荣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形态，或者说，人类社会的普遍形态——中，职业或其他方面的联系赋予个人更大的社会交往范围和生活空间，人类个体与更多的人发生联系，再加之不可或缺的政治宽容（也可以表述为自由和民主）的条件，从而使社会组织即社会团体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可能。
阿尔蒙德援引资料指出，有57%的美国人、47%的英国人和44%的德国人加入了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即成为了某个社会团体中的成员，用一句调侃的话表述：“我们都是有组织的人。”这里所谓的“组织”，就是西方政治学语汇中的“利益集团”。统计资料证实了阿尔蒙德的观点，如果一个社会中很多成员都参加某个或某些社会团体（利益集团），那么，人们就会有更浓厚的政治参与的意愿，有更大的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能力。
很显然，阿尔蒙德是把社会团体的大量出现作为一个国家富有社会活力的标志来看待的，而阿尔蒙德的看法又是把对东西方社会历史沿革、现实景况的观察与研究作为依托的，这种立体式观察和研究，对于弄清我们的过往历史、我们的现实处境、我们的未来图景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殊途不同归
在我关注阿尔蒙德关于利益集团研究的时候，还了解到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就出现了啤酒制造商协会、棉花生产商协会，英国、法国等也相继出现了类似团体。19世纪中叶，工业化浪潮席卷欧洲各国，产业、行业、职业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分化，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聚积和发展，政府职能也随之扩大，政府对各种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几乎涉及所有社会人的利益，由此引起人们对政府行为的普遍关切，从而导致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利益集团）更迅速发展壮大，英国企业协会、英国造船联合会、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法国制造商协会、日本经济团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当然，这里也包括以推翻资本主义、主张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所说的那个“共产主义幽灵”。如果大家对这个“幽灵”还不是很熟悉的话，我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释：在“工人阶级无祖国”的煽惑性口号下，“幽灵”纠集到一起，就有了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在一定意义上，“共产国际”同样属于利益集团范畴，它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产物；从逻辑上说，没有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社会政治条件，如此这般带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是无法存在也无法存活的。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假如是我们，会容忍一个公开主张“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政治组织存在吗？我们会容忍那个组织的头子成天在国家图书馆安闲地翻阅图书资料，精心构建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公开出版以否定和瓦解社会主义精神内核为宗旨的《权力论》（这里与《资本论》对应）吗？我们是绝对不会容忍的，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将其消失为无，总有一天，那个留着大胡子“寻衅滋事”、“危害国家政权”的歹徒会被堵在胡同里，屁股被打得开花，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真的消失为无。
大概形成了所谓的思维定式吧，很长时间以来，痴傻如我者始终有一种困惑，那就是完全弄不明白，当时掌握着国家统治绝对权力的德国或英国政府为什么没有像我们那样及时把以推翻政府为其理论基点的反社会分子马克思以“寻衅滋事罪”逮捕，为什么他大量煽惑性的语言不仅没有被取缔，甚至还能够堂而皇之地在媒体上出现，大量鼓吹推翻现有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理论著作不仅没有被禁止，反而还能够被出版，我真的不明白，到现在也不明白。我更看不明白的是，那个被马克思扬言要摧毁的世界并没有因为出现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破坏者而被摧毁，那个秉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世界宽容了他，为这个世界容留或者说增添了一种思想的存在——哪怕这种思想是奇幻的——从而在客观上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品类，否则，我们这些后来者怎么会有幸看到这种历经150年、造成极大人类灾难的乌托邦思想全面垮塌的历史大戏呢？
值得指出的是，宽容需要一定的条件，在“即时的危险”和“确证的罪恶”面前，人类有理由抵制和废止某些极端有害的意识形态（按照西方的说法：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当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与是否民主、是否自由无关。20世纪90年代演出的历史大戏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确证了一种有毒的意识形态确确实实在不同国家制造了一系列古拉格式的历史悲剧，在难以计数的国家罪恶之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死于非命，从而印证了西方社会学家所得到的一种观察：至少在进入20世纪以后，政府才是最大的杀人者，就数量来说，政府所杀的人已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合。或许正因为如此，深受其害的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才坚定地陆续宣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非法，就像德国等原法西斯主义国家在二战以后宣布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为非法一样。
我们还是回到利益集团的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复杂化，作为利益集团的社会团体在西方更是大量涌现，据统计，1980年，美国单是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就达到14726个，1989年更是增加到40000多个；据说当下美国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20万个左右，75%的成年人参加过各种利益集团，可谓雨后春笋，生生不绝。
在这个阶段，万恶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所断言的那样腐朽、没落，进入所谓的“最后阶段”，发生社会转型，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幽灵”显现真身，转变为社会主义，没有。相反，资本主义各国几乎都表现出了强大的社会调节能力，应对和战胜了各种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走上了一条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带有普适性的社会发展之路，人们对这种社会发展之路做精神抽象，这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言说的“普世价值”。在这个不间断的历史进程中，不是什么深奥莫测的东西，而是我们惯常所看到的作为利益集团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起到了“社会减压阀”作用，肩负起了社会调节的使命，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和谐与健康发展。
我们很仇视构建了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美国，恨不得狗日的某一天早晨突然发生全国性反革命暴乱；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宣布独立；缅因州宣布并入加拿大；佛罗里达州宣布加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古巴；弗吉尼亚州的产业工人高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红色横幅把华盛顿围了个水泄不通（“奥巴牛”总统说：“这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造成的，它迟早要来……”于是下令向和平示威者开枪）；号称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陷入全面解体的危机……让我们极度失望的是，七十多年过去了，不好意思，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为什么没有发生？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着我们的愿望在美国成为令人欢欣鼓舞的现实？在万千种原因之中，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社会在个人自由的根基上，通过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构建了自由民主的平台，绝大多数社会压强都通过这个平台得到了释放和纾解，因此它是稳固的发展的。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确有理由仇恨“自由”、“民主”，有理由向“普世价值”亮剑，因为恰恰是这些东西使本应当“腐烂下去”（列宁语）的美国以及西方价值体系不断获得新的政治能量的补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旧主宰着国际事务，在人权、外交领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难以应对的麻烦和艰难。
唉！不如意事常八九，无论多么不情愿，在我们宣称“绝不”走的那条“邪路”上，你都会看到很多耐人寻味的风景，这真让人心烦啊！譬如利益集团这件事，彼“利益集团”为什么就不是我们印象中手握国家权力屠刀的江洋大盗的政治聚合体呢？彼“利益集团”为什么没有力量在人民中间造成大面积的国家恐惧呢？人民为什么不害怕他们呢？细想了一下，原来他们本身就是“他们”，这里没有侵入者，他们在竞争与博弈中达到政治平衡与社会平衡，无需国家暴力出面维持貌似公允的社会和谐，一切都在自然流逝中显示为“真”，真实的存在，真实的运作，真实的社会结果……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形，耐人寻味的情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上帝是一个偏心眼儿的家伙，存心跟我们作对，只关照“西方”，只认识那条“邪路”，将我们“东方”弃之如敝履，对我们所珍爱的“正路”嗤之以鼻么？上帝不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再来听听美国学者戴维•杜鲁门是怎样说的吧！
杜鲁门认为，哪里存在利益分歧，哪里就会存在产生利益集团（社会民间组织）的可能性；在一个具有基本健康品格的社会，所有利益集团都宣传和推行自己的主张，彼此对立的利益集团互相抵消影响力，因此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完全主宰国家的政治体系，从而形成了难得的政治平衡和社会平衡，而这种平衡很大程度上又来源于利益集团作为政府的压力体系，通过与政府沟通与博弈对国家政治过程与社会进程产生影响……所有这些博弈，造就了被杜鲁门学派称之为“多元民主社会”的近现代资本主义。
我认为这个解释是精当的，是经得住历史与现实检验的。
5.特色：中国特色之特色
无可否认，公平、正义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还远不是大众消费品，它还是只有少部分人才享用得起的奢侈品，如果你近距离观察，即使号称自由、民主天堂的美国何尝不是如此啊！说白了，西方思想家孜孜不倦论说并且试图提出解决方案的，就在于怎样让公平正义成为全社会所有人群都能够享用的消费品，直到现在也不能说他们找到了最理想的办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我们的外交人员在为国家辩护的时候，才经常正确地指出“人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才信誓旦旦宣称“中国的人权比西方好五倍。”——这两句话都无法辩驳，第一句话无法辩驳是因为发言者态度刁蛮顽劣，你就是说破大天他也绝不接受你的说法；第二句话无法辩驳则是因为无法考证，谁能说清好一倍什么样、好两倍什么样、好五倍什么样呢？说不清的，结果我们就被成功地陷在了浆糊里，糊里糊涂乱七八糟莫名其妙昏昏然不知其所以然……总之，活了个糊里八涂。
为什么说没有一种社会形态是十全十美的呢？这里有一个常识，一个由人组成的世界的底色，归根结底是由人性绘制的，而人性永远都是善恶并存、明亮与幽暗相伴的，这甚至与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无关。因此，我们又可以认为人性有多少残缺，社会就会有多少残缺；人性有多少辉煌，社会也会有多少辉煌，这在任何类型的社会里都是一样。不同点在于，极权主义社会由于缺少政治自由，禁绝思想流动，从而放大了人性的幽暗与残缺，加剧了社会不公和人性的沉沦与堕落；自由民主社会则通过一整套关乎政治、经济、文化的法律体系压制（没有在美国生活经历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法律压制有多么严密）着人性的幽暗与残缺，而民意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例如全体公民参与的总统大选）的制度设计，又使得它具有有效的纠错功能，因此社会大体上保持着健康的状态。尽管这样，当人们打量自由民主社会的时候，仍旧有人指摘说：“多元民主社会天堂的缺陷在于，天国合唱团的声音中回旋着强烈的上等阶层的重音。”我认为这个指摘是正确的，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譬如，我们从美国总统大选中就可以确切地观察到金钱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说明总统候选人必须具有强劲的调动金钱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金钱事实上已经以合法途径进入了国家政治过程，这意味着金钱可以在国家权力和某些人、某些集团之间铺设出一条隐秘的利益输送渠道，甚至直接影响到国际、国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心美国选举政治以及国际、国内政策的人不难发现这里边存在着某种我们并不陌生的机理。
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金钱”不是抽象的，在物象的金钱背后是一定是具象的人的活动，即那些拥有金钱、试图用金钱通过影响国家政治而谋取巨大利益的人的活动，而这样的人，至少在美国，不是分散着的碎片化的个体，而是聚合成为某种利益共同体的团体，这个团体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利益集团”，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范畴。
有一个很多人都注意到的例子，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美国经常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质疑，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就与美国的犹太利益集团有关。犹太利益集团在美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经济、科技、法律、新闻和文化艺术等领域有广泛存在和深刻影响。在美国，犹太人是最富有的阶层，他们2％的人口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达到令人惊讶的5％，在全美百万富翁中，有大约20%是犹太人。最重要的是，犹太人有很强的文化影响力和极为严谨的集团组织，这就使得犹太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力，而美国这种国内政治状况，一定会外溢为其在中东乃至于全世界的外交布局，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美国在各种场合、各种热点问题上为以色列“两肋插刀”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截止到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历届美国总统在世界各地总共发动了33场战争，有人认为不是美国民众，而是美国军事工业集团在为美国的战争机器输送动力；也有人认为美国诗意盎然地在世界各地充当警察并非源于美国人民自由、民主、正义的信念，所以才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重任，而是由于某些集团力量的利益驱动，所以才有了山姆大叔在世界范围内堂吉诃德式的打斗。再比如，还有人认为美国的国家政策很难规避大型企业和财团的制约和影响，华尔街大鳄必定极度贪婪，国家政治过程必定暗藏着资本向权力的利益输送以及见不得人的政治交易，最广大人民反而很难拥有影响政府决策的手段，用西方人调侃的话说：“政治永远都是肮脏的”……这些看法有道理么？我认是有道理的。
然而从宏观意义上来说，你又无法否认社会团体和利益集团的存在从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维护民众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的，这既表现为过程——例如工会为争取工人权益组织大罢工、遭受种族歧视的少数族裔组织反种族歧视游行、女权主义组织发起各种形式的反歧视运动；亦表现为结果——在所有这些社会组织发起的群众运动面前，没有人（包括政府）可以或者敢于规避民众的质询、怀疑或者反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永远地开启了秘密政治（也可以称为“宫廷政治”）的大门，政府再也没有可以关起门商量的事情，民意波涛汹涌，任何类型的政治家，哪怕他是一个傻子和疯子，也不可能回避、抵抗得了这种追逼。
你没有看到吗？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被全国新闻媒体穷追不舍，后来则只因为“对人民说谎”就导致下台，而我们的宫廷之内却鬼影幢幢腥风血雨，无人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克林顿跟莱温斯基只来了那么一下子，就惹祸上身怎么也抖落不干净，相较于我们这些怒目圆睁说“不贪污谁他妈还当官”、郑重其事“计划与×××个良家妇女通奸”、热心收集女性阴毛的地方官员，动辄侵吞数百亿、数千亿国民资产的“太子党”，前者真是他妈倒霉透了，后者则简直生活在天堂，连上帝都成了供他们家驱使的奴仆，其制度环境孰好孰坏、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了么？所以才有人写文章一再强调所谓的“制度自信”，这都是因为他们真心认为目前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啊！他们正是害怕人民对制度不自信、害怕人民被“邪路”吸引，所以才语重心长谆谆教导被他们掠夺的人民要相信共产主义未来啊！想想也是，丧失了这个制度，他们到哪里去无代价地与良家妇女通奸呢？到哪里去收集女性阴毛呢？到哪里如入无人之境一般侵吞巨额国民财富呢？所以你没有理由责怪他们，你要想到他们也不容易啊！
尽管如此，愚昧如我者还是很不理解，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在如此海量的社会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起来的世界，在政府直接面对人民的“质询、怀疑或者反对”的时候，无论美国、英国、法国还是我们的近邻日本，都没有引起国家的警觉，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以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取缔这些组织，就像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政治那样，监视、拘留、逮捕、关押乃至于“灭失”那些提出利益主张的人……这确实很让人不理解。于是，政治哲学家启示我们说，如果一个社会为产生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提供了适宜的政治土壤，那就标志着人民不再是政治符号，而是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进入了国家政治过程，这样的政治过程必定是充满活力的。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说，亦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精神全面发展的体现，它们相辅相成。
我认为这些启示具有普遍意义，这里所谓的“普遍意义”，是指它在对人类社会（而不仅是西方国家）的普遍状况做出合乎逻辑、合乎人性的解释以后，某种被称为“历史规律”或“社会规律”的东西显现出来了，它就站在那里，诚挚地告诉我们说：“所有异常都是因为异常才产生的，同志们，如果你们感觉到了异常，就去关注异常吧！答案就在那里。”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特色”之“特色”吧？
这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历史、有渊源、需要一定现实条件的，具体到我们的话题，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西方世界无所谓褒贬的“利益集团”到我们这里怎么就特色成了邪恶的“特殊利益集团”了呢？如果把这种转变视为一种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入哪些历史条件和现实政治条件，才能够制造出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结果呢？究竟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切断了历史，阻截了渊源，使社会团体丧失赖以存活的现实条件了呢？
好，我们接近话题的核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