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的歌声
文：熊景明
1998至2000年，有幸参与新西兰在云南中甸县（今改为香格里拉县）的一项综合扶贫计划，项目点选在风景如画、著名的旅游景点区附近一个行政村。我的任务之一是了解当地小学的急需，提出应协助项目的建议。
访问了中心小学及村小的校长、老师，请他们开列申请援助的清单，并按重要位置排列。出乎意料，排在前面的都是体育设施，例如篮球架、篮球、足球，原因是这些和考分无关的器材最不可能得到当地拨款，而师生要求最为迫切。
组歌舞队的空想
当地官员骄傲地带领新西兰来的农业专家、旅游专家去自碧波如镜的碧塔海，他们没想到这样的美景在新西兰并不少；在这些专家看来，令人着迷的是当地的文化。我于是乎以为有了好主意，提议和学校合作，训练一支青少年歌舞队。天从人愿，居然在学校隔壁看到一大间公社时期留下来的空房子，木地板、门窗均完好。我们住的酒店里，每天晚餐都有当地歌手献唱，一位藏族女孩唱“青藏高原”，嗓音收放自如，韵味十足，比出唱片的中国一流歌手动听多了。当地藏民说“藏族女孩一旦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我兴冲冲地去到中心小学，和校长谈组歌舞队的事。校长面有难色，他说五、六年级的同学连做功课的时间都不够，不可能放下书本去唱歌跳舞，学校的音乐课因为没有老师停掉了。原来的一位老师是汉族，也不会当地歌舞。我所有的招数都被校长挡回，最终才明白真正的原因。这一间小学历年没有一个学生考取中学，教育局下了最后通谍，今年如果再交白卷，校长就必须收拾行李回老家，到一所偏远的村小去。校长说他其实也不在乎被罚，问题是这样的安排将影响他自己的小孩入学、升学。
我仍不善罢罢休，再去找县教局长陈情，顺着他们的心思，描绘了地方藏族歌舞复兴之经济效益。他果然动心，说可以在该校搞试点，放校长一马，不要求他达标。我以为终于突破了不合理的规定，功德圆满回到香港。不幸后来还是未能成事，据说校长改口不同意了，原因不得而知。
乡土教材流产
碧塔海风景区每天接待成千游客，到中甸来耍乐的人都会向你一一推荐去处，就在同一行政村辖区内，除了周边几个小村，问当地的孩子，则完全不知道，也没去过。再问他们中甸的其它游人如云的景点（别说历史）都连连摇头。驰名天下的美景，似乎不属于他们，而属于旅游局、地方政府。由此想到另一项可以做的事，编撰乡土教材。县教育局长说文革时期已有乡土教材了。找来一看，与中甸有关的部份是当地什么人后来成了什么政府干部，红军的一个支队曾路过那里。去到云南师范大学求援，他们正好开展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乡土教材编写，负责人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组织了一班学生，日夜苦干,二十多天就编好了一套教材。那是红红绿绿、连环画式的农业常识读本, 和地方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不沾边 。再去云南大学，副校长说台湾的某出版商提议资助云南出乡土教材，大喜过望，回到香港立即给主事者写了一封信：
XX校长：
久违的云大校园，新楼处处，今非昔比。那条当年每日必经的银杏道，勾起往事无数。承你们款待，相聚甚欢。想不到云大和巨流出版社已经开始着手筹备乡土教材的编撰。我带着穷乡僻壤乡村小学的愿望，来到你们高等学府，正巧都有同样的构想，似有上天安排。
在中甸访问了几所小学校，设备虽十分简陋，学生则非常用功。教育虽然也是我们的扶贫项目关注所在，但能做的事实在有限。我想到请省里专家协助编写乡土教材，可让孩子们了解传统的民族文化，家乡的自然地理，即唤起他们对故乡的感情，用最易为他们接受的方式引起他们对文化的兴趣，对优秀传统的继承。我相信个人尊严、上进心、理想都和我们对文化、乡土的认同感切切相关。
大概许多地区都在盼望乡土教材。中甸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又是省重点旅游地区，加上那里十分贫困，教材的编写可算是一项文化扶贫的创举。我怕自己像个推销员一样在设法“兜售”中甸。不过一本很好的《中甸──我的故乡》编出来后，除了当地儿童受惠以外，巨流出版社的有心人也一定喜闻乐见，世界上像中甸一样有奇特、壮丽的景观，丰富民族文化的地方毕竟不多。
中甸县委书记齐扎拉是一位很有学养的官员，他自学成材出版过几本书，并长年做一个藏族村的跟踪研究。听说省社科院将聘他作客座研究员，想来他可以胜任教材编撰的主要顾问。我也曾联系过省民院中文系的萧亮中先生(电话…….)。他也是中甸人，纳西族，很有兴趣参与。我们项目的主要中方专家之一是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郑宝华先生(电话……)，他在过去几年中多次到中甸，对当地情况与人很熟悉。当然你们对昆明研究藏文化、有写作能力的人比我的了解深入多了。我只希望能促成此事，在大学的编委─中甸─我们的项目之间建立联系。如果有什么我可尽力的事，一定效劳。
信寄出, 没有回音，之后听说他们指派了一位年青老师负责，项目无疾而终。
科举制魂魄未散
牵涉到制度，政策的改革谈何容易。为学校配置图书看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项目资助中心学校一笔钱购书，两年后我再去，发现这些书保存得非常之好，严严实实地锁在书柜里，周围村小的老师也借不到。我也后悔为什么没有参与图书挑选，整批书几乎都是如何作文，如何考试。
藏族小孩生学了五、六年汉语，其程度相当于香港小孩五、六年级的英文的水平。这批图书，反映了校长想哪怕培养出一个可考到中学的“天才”儿童的迫切心境，而非为了提高学生对汉语的兴趣。
保障入学率，减少缀学率是参与教育行政的基层干部永衡的话题。当地缀学的孩子家长须缴600元的罚金。碧塔海提供旅客骑马服务的马班队伍中，看得到大群学龄儿童，我不由想到自己如果是个本地孩子，大概宁愿加入这一群, 围在篝火边说笑, 等客人，或骑上马骝一阵，而不在教室里受罪。四月的高原寒意仍浓，教师坐在有火炉的教员休息室中，孩子们在冰冷的教室里做功课，争先恐后地拿著书本来向老师问功课、求学问、寻温暖。问一位母亲为何不让她的儿子去念书，回答道：“送去一个了，家里留一个，当兵不是也只用送一个吗？”
夏天来到中甸，看了两所村小，我又改变了想法了。这间学校是新西兰扶贫项目资助的，一位美丽的年轻代课女教师给了它灵魂。老师上课讲得生动有趣，下课和学生开辟菜园。年纪大的学生争相替老师担水、拾柴。另一所学校里, 一个高个子的本地男老师授课时，汉语中掺夹许多藏语，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放学后我本来想问他些问题，他说已答应带学生去钓鱼。夕阳下，一大群孩子围着他，兴高彩烈向河边走去，图画一般。
如果生长于斯，我们渴望的是什么样的童年？歌声的消失，又岂止在这边远的藏族山村！百年前废除的科举制度在中国行了1,400年，科举作为文官选拔制早已成为历史，作为教育制度，则阴魂不散，甚至挟乘教育普及之风漂到科举制辖外的边远村镇。为了让中心小学出一位“秀才”候选人，这里所有的儿童都付出代价，牺牲了本该充满童年的歌声。
2005.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