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对话刘蔼年女士
我为什么要采访刘蔼年女士？
【写在前面的话】
2014年11月15号，董辅礽先生的铜像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落成，董门弟子集聚武汉，参加这一盛典。我在现场看到,董先生铜像揭幕后，董夫人刘霭年女士深情的凝视董先生的铜像，并且几次用手去抚摸董先生的脸颊，嘴中喃喃自语。我心生感动，不禁眼眶湿润。先生和夫人过去的生活场景浮现脑海，历历在目。
我当时想：刘老师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无论她是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军人，她都是非常优秀，非常有成就的,非常令人尊敬的。但是，过去董先生高大而光彩夺目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刘老师，而刘老师也非常谦卑的甘愿做董先生身边“一棵小草”的角色。其实，刘老师也应该宣传，她也很伟大。
于是，从武汉回北京以后，我在11月21号，花一天时间，对刘蔼年女士进行了采访。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刘老师说的最多的话是：“你们要多谈谈老董，他是大树，我只不过是一棵小草。”
一，身世
刘蔼年先生（以下简称刘）：我出生于1931年1月3日，是一对龙凤胎，先出生一个男孩，当时接生婆还没有走呢，又出来一个！这个女孩就是我。我哥哥你也认识，就是刘聪的爸爸，（刘聪是原长江证券公司员工）叫刘昌泽。我家一共8个兄弟姊妹，我是老五，和我的双胞胎哥哥一起，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弟弟生活在天津。
陈浩武（以下简称陈）：这八个子女都还在吗？
刘：大哥大姐不在了，其他都还在，小姐姐、刘昌泽、我、昌沛、凤文、金兰，现在还剩六个。
陈：你在武汉长大，听说你小时候读的是教会学校？
刘：是的，那时候武汉有许多外国人办的中学和小学。
陈：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
刘：我念的初中是一个天主教会的学校，叫圣约瑟中学。
陈：学校是在什么地方呢？汉口？
刘：嗯，在汉口
陈：应该离你家很近吧？
刘：是的。我记得当时的老师穿着修女的服装给我们上课。
陈：那你们怎么称呼她们？是称呼老师还是称嬷嬷？
刘：好像是叫老师，已经记不太清楚具体是怎么称呼他们。我记得那时有许多外国人来参观，修女们非常羞涩，见到许多人，脸都马上红了，非常单纯。我们念完初中，高中就到了懿训女中。
陈：这也是外国人办的吗？
刘：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基督教中学。懿训女中的校长也是一位修女，那个年代这所学校在武汉还是很有名气的。
陈：也就是说，您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教会学校念的？
刘：是的，都是教会学校，而且都是女中。这两所中学当时不仅仅教我们念书，也教我们注重仪表。比如，坐的时候要端庄，腿是不能分开的。学校里不仅教书，也教做人。
陈：入学有什么条件？
刘：考呀！需要考试入学，也需要交学费。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法币不值钱了，所以不是用纸币而是用大米去交学费。至于怎么交的我已经不记得了，都是我大哥去办的。
陈：那时候你们家境怎样呢？
刘：当时我父亲年纪比较大，母亲年轻一些，父亲原配的夫人是湖北蔡甸人，很早就去世了。我们这八个孩子都是续旋的母亲生养的。我的母亲非常善良，她信佛，整天念《金刚经》。
陈：当时你们家要负担这些孩子去读中学，承担得起吗？
刘：负担得起。我家当时是做生意的，开染料行。所谓染料行不是去染布染衣服，而是专门销售染料，从德国进口的一听听的染料来卖。当时请了几个伙计。我们还卖洋针，关于洋针还有一段故事。
陈：就是缝衣服的针吗？
刘：对，就是缝衣服的针，因为是进口的，武汉人称为洋针。
陈：您刚才说针的故事？
刘：记得当年我才12岁，日本鬼子打到湖北，我们连夜逃命到蔡甸。刚逃走， 房子就被日本人的飞机炸了。我们当时就从家里搬出来三四口箱子，带上行李乘汉江的木船逃难到蔡甸。当时有一小箱子德国进口的针，我就坐在那箱子上。我一起来就把这箱子针抱着离船上岸。
从江里上来有台阶，我走到台阶上。正对在这个码头，有一个特别大的房子，那里住的是汉奸，和日本人串通的，他们知道消息了，就把我们的船给扣了，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汉奸屋里去了。这一船东西，除了我抱的那箱子针，都没有了。我回去还大哭了一场。
陈：蔡甸就是您父亲元配夫人的老家，那时她还在吗？
刘：她已经不在了，但是那边还有舅舅。就逃难到那边。
陈：那你们住了好几年吧？
刘：具体多长时间不太有印象了，全家人都过去了。
陈：当时在武汉比较有名的是美国飞行员和日本飞行员在武汉上空进行空战，非常激烈，是美国空军在帮助中国人抗日，您有印象吗？
刘：知道一些。很早的时候我们国家没有空军，陆军力量也不足。所以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国家弱了就要挨打。老一辈的人就恨透日本人。
陈：是的，像我母亲，她就非常不喜欢日本人，我外公是开布店的，这个布店被日本人的飞机炸了。后来外公又被绑票，直接下个单子说要交多少现洋，一家人六神无主。动乱年代。最后逃到麻城，店铺就完全被炸毁，彻底完蛋了。
刘：真是冤家！我的印象中日本人非常野蛮，很可怕。我们当时也看到日本鬼子扔炸弹，拿着兵器在街上耀武扬威的。
陈：你们家也算是大户人家。
刘：是呀，还请了伙计来帮忙的。记得我们家当时在长江边有一幢很大的房子。
陈：房子后来不是被收走了么？
刘：是的，文化大革命时被收走了。
但那时候我大哥刘昌润，他是昆明西南联大学经济的学生。当时父亲要去世了，我妈妈又很年轻。虽然大姐出嫁了，家里还有6个弟弟妹妹。我大哥回来参加父亲的葬礼后就没有回学校去了，家里事情太多，他就退学了。
陈：那是哪一年？西南联大是抗战之后才迁到昆明去的，估计是1943年，你大哥从西南联大退学后，就留在武汉接手了家族生意了？
刘：是的，我大哥当时学经济学，在商界比较有声望。那时的产业，也做得很好，但是他的婚姻不太美满。最初他在西南联大是有女朋友的，而家里已经给定了亲，是清朝做官的人家。我们后来的嫂嫂比较娇小，在妇联工作过，但是她们没有养育孩子，就在孤儿院抱养了一个孩子，就是刘同喻。
陈：你大哥解放后没有受到政治的批斗么？
刘：还好，原来我家定为资本家，后来定为小业主，家产都被没收了。刘昌泽本来在部队做得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受了影响。
陈：刘聪的爸爸当时去当兵了？
刘：是的，我和刘昌泽去上了大学，再加入了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他当时在海军部队是搞轮机的，但是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他发展受限制而离开了海军。我当时本来在北京同仁医院，却因为组织需要眼科专家，把我调往了部队。据说是李作鹏的旨意，而最初把我从武汉调往北京是万里批的。
二，进入武汉大学
陈：我们回到刚才，您说在基督教的懿训中学念书，然后是考去了武大么？
刘：在基督教的懿训女中， 我就接触了党的组织。当时有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是团员。
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现在我们说的共青团，它分为三个阶段，最早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刘：是的，我是团员，还保留着当时的团员证呢！
陈：哦！您加入青年团的时候大概多大年龄？
刘：才十几岁吧。我当年入团的证明人现在都和我还有联系。
陈：您是在高中加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刘：是的，那还是解放前，要不然我怎么能享受离休待遇呢？
陈：那是当时有老师把您发展为青年团团员么？
刘：发展我入团的有两个介绍人，一个叫杨梅芬，现在在大连。
陈：她们年龄比你大吧？
刘：应该也差不多，都是同学。还有一个叫卢冠群，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工作。我妹妹还知道卢冠群在武大，但是之前没有告诉我。这次回去也错过机会，没有见到。后来卢冠群特地给我打了电话。
陈：您是从懿训女中考上武大的么？
刘：是的，毕业后，一解放，我就考上了武大。
陈：您等于中学时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了，那您是解放后才暴露身份么？
刘：组织上会查的，包括入党时，他们都有资料什么时候入的团。这些证明我都有，我在本子上都还记载了这些。我入党是1956年3月在武汉大学。
陈：您不是1949年就考上武大了么？
刘：是的，但是入党是1956年3月，因为有一个预备期，真正批复下来是这个时候。1959年我就到了同仁医院眼科，一到那里就做了住院总医生。跟你说，我还在汉口的协和医院工作过。我同时期的主任还在那里呢，我都还联系过。
陈：等于您从武汉大学一毕业就先到了同济医院？
刘：那时候叫中南同济医学院，因为上海的同济医院一部分搬到了这里，叫上海同济医院。当时很有名的留德外科医生裘法祖就是我们的老师 。
陈：您说的武汉大学医学院就是这个学校么？
刘：武汉大学医学院其实就是中南同济大学医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把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到上海的同济医学院改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现在汉口不是还有协和医学院么？就是那个底子。因为合并了。
陈：这两个医院曾经都是基督教会办的医学院，同济医院是德国的，协和医院是英美人办的。一直到今天，裘法祖的弟子基本是留学德国的。
刘：是的，当时国家还包分配，我们同学还有去西藏、新疆工作的，要服从分配。
陈：您在武汉大学学医一共学了多长时间？
刘：我们在武汉大学学医有六年半，时间算是比较长的，虽然专业是眼科，但是所有的专业都要学了才能学眼科。
陈：你们当时学得很扎实吧。
刘：是的，当时我们的同学吕伟博，后来做了毛主席的保健医生。
陈：那您大学毕业是1956年吧？
刘：是1955年春季，我从武汉医学院毕业。
陈：您毕业后分配到哪里呢？
刘：我毕业后就分配到汉口的同仁医院，一毕业就做了住院总医生。住院总是一个称呼。我带医疗队到洪湖县做血吸虫防治工作。
从武汉到洪湖很远，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要先坐筏子，上岸后得走路，去当地灭钉螺。那时候当地的农民太可怜了，由于血吸虫病吸附在人肠子的管膜上，患病的人都有大肚子，皮肤变黑，有橡皮腿等症状，人的血液循环消化系统都不好。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下地去看病。我自己是学眼科的，可妇女要生小孩也得去接生，真是难为了。那时候冬天收割完很冷，农民们就坐在草垛上赶着牛车走。
三，结识董先生
陈：您是在武汉大学认识的董老师吧？
刘：是的，那时是1949年初，新生入学，要排队报到，我记得从体育场到宿舍，沿着路走上去。老董说他在队伍中就一眼看中了我，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觉得是很有缘分的，但当时他没有来找我，因为我还只是个小毛丫头，而他已经在教工会工作，做党支部书记了。那时候他们的支部就在图书馆那个老房子里。
陈：是樱花大道么？
刘：不是樱花大道，就在图书馆。武大“辰宿列张”，当时他住“辰之斋”第一排房子，我住“宿之斋”，我正好住他楼上。因为他当时看到了我，也留下了我的名字。后来他写信给我，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其实他在苏联也有给我写信，但是放在他弟弟那边，后来文革当中因为担心被抄家，他弟弟就把这些信件都烧掉了，我觉得特别遗憾，特别可惜！
陈： 肯定是您那时长得非常漂亮，所以董老师从人群中一下看上了您。你们就这样开始认识了，当时有学生不能恋爱的规定么？
刘：当时不知道有规定说学生和老师不能恋爱，应该是没有的。老董比我大4岁，我还保留了很多他年轻时的照片。
陈：董老师认不认识范元甄？
刘：好像不认识，范元甄是哪位？
陈：范元甄是中共地下党在武汉大学的领袖，比董老师要大一些，后来在延安她嫁给了李锐，就是给毛泽东做过秘书的那个李锐。你们是1957年结婚的？
刘：是的，我们是1957年8月1日结婚的。
四，医疗领域的成就
陈：下面我们说一下您在医疗领域的成就吧。董老师说过，您在医学领域是非常有成就的。听说您有很多发明？
刘：是的，我发明了立体视觉检查图。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次要的，主要在于对待病人。我作为医生的座右铭是“救死扶伤，实现革命的人道主义”。当时我们学医是所有的科目和医学知识都要学。然后也要分科，我选的是小儿科，但是分配的时候我到了眼科，那时都是服从分配，于是我做了眼科大夫。在汉口的同仁医院就专注眼科。所以我一离开医学院就进入了眼科领域。毕业后就分到了汉口同仁医院。
陈：后来您升到这么高的职位，还是做了很多贡献吧？
刘：是的，当时做了很多社会工作，我们做过苏联展览馆专家的医疗保健；主席说“送瘟神”，我带了一个医疗队到洪湖去治疗血吸虫病。洪湖没有什么陆地，都是水田，沼泽地，鱼多、虾多，十年九不收，收割之后，当时有俗话说“狗都不吃糯米粥”。我当时就带这个医疗队。
陈：我看科研成果有两项和您有关系：一个是双眼视觉检查图查双眼不等视的研制和试用；还有一个是睫状体大黑色素细胞瘤切除，保留了眼球和部分视力。
刘：是的，这例手术是需要把眼球打开的，非常复杂。
陈：还有一例视神经的幼年纤维性星型细胞瘤；
刘：对，这就是我的文章，我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署名的。
陈：还有一例《上皮植入性虹膜囊肿的治疗研究》。从这些资料看，您的成果很多。还有《晶体密度客观测量方法的研究和使用》、《双眼影像不等检查图》、《海军视觉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系统论证》，《立体视觉检查图在全国的推广和运用》。真是不少！海军部队把您评为文职三级是有道理的。
您的又一项目“视神经的幼年纤维性星型细胞瘤摘除术”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进步奖， 还有一个荣誉证书是获得海军荣誉三等奖“做眼睑巨大分裂痣切除成形术”。我看这里有一个叫“海军视觉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系统论证”，也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颁发的军队科学进步奖三等奖。
陈：您在军队中属于文职三级，大体相当于正师级别吧？
刘：正师职是肯定的，可能是副军级。
陈：您住的这个休干所房子是师级以上干部才能入住吧？
刘：是的，有些年纪大了，今后子女就继承了。
刘：这是我在军舰上拍的照片，我们要下连队巡回医疗，我还上过潜艇。
陈：您是哪一年调到海军总医院的？
刘：我是1971年调到海军总医院工作的，当时是李作鹏下的调令，从地方医院加强海军医疗力量，就把我从北京同仁医院调到海军总医院。当时还有一位主任从北京友谊医院调到了301医院，我们一过去就成了现役军人。
陈：您在北京同仁医院工作了多少年？
刘：工作了至少十年。
陈：您等于60年代初期就来了北京？
刘：是的，当时老董在苏联给孙冶方做翻译，孙冶方回北京后，就将老董从武大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们全家就一起到了北京。是当时的北京市长万里签字过来的。到北京我有两个医院可以选择，北京的同仁医院和协和医院，我觉得当时同仁医院的眼科比协和医院要更好，就选了同仁医院。
陈：同仁医院的前身是教会医院么？
刘：好像是。
陈：您在同仁医院就是主任么？
刘：是的，我在北京同仁就是主任了，因为当时有一个部队的医生在我们这里进修，我带他。回去后他汇报给组织，说我的技术如何如何好，组织就决定把我调到海军，说是加强部队医疗建设。当时海军的外科医生都没有做到跟随潜艇出海做随军医生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当时我手下所有的医生，很多都是海军领导的子女。医院里的其他科室都不愿意去，按我们业内的说法：“金眼科银外科欢欢喜喜妇产科”，大家都涌到眼科来，所以我手下的医生好多都是干部子弟。
陈：他们为什么喜欢眼科呢？
刘：你别看不起眼科，因为眼睛的神经直通大脑，眼部的六条肌肉神经，像马的缰绳一样，可使眼球向各方面转动， 通向大脑机关特别复杂，是最为敏感的。视神经是结构非常精密，做视神经手术非常危险，做不好可能会导致失明，因此这个手术做好非常难得。我把自己掌握的这些技术毫无保留的教给下级医生，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医生，他们一直到现在与我还有密切的联系。
五，回忆董先生
刘：老董很爱护我，把我当做小妹妹这般的感情。我们认识后，他带我去看他家看他爸爸妈妈。我们两人的家都在汉口。他是宁波人，但是父母是在三北轮船公司做襄理，是外资企业。
陈：那他家也算是有钱人家。
刘：他妈妈那边很富有，爸爸这边没有什么钱，但是他父亲读古书，弹古琴，是一位非常有教养有学问的人。母亲娱乐偶尔是打打麻将。
陈：他父母亲会说武汉话吗？
刘：会的，宁波武汉话。他们有四兄弟，两姐妹，他是老二，六姊妹，算是大家庭。
陈：像这样的家庭，他是怎么参加共产党的呢？
刘：他当时在武大，解放前一年也参加了共产党，做了教工会的书记。他其实参加工作比我还早一些，但是后来却没有享受到离休待遇，可能中科院没有。
陈：不过他的待遇已经很高了吧。
刘：他的名誉待遇很高，但是经济待遇并不高。
陈：他的待遇可能还没有你高？
刘：是的，后来给我定了军队的文职三级，我的待遇就比他还高了。
刘：那时候一家人住的房子，在燕京饭店后面的三里河那边，当时我们有两间大房一间小房，爷爷奶奶都还在，姓杜的一家人就住在我们的小房里。
陈：是的，那个房子我去过好多次，有印象。
陈：严格来说孙冶方下面就是两条线，一条是董辅礽，一条是刘国光。刘国光后来得势，当了院长。
刘：其实孙冶方对刘国光也是一般，他到处拜会， 才当上了院长。
陈：是啊，刘国光不仅得了这个位置，还整董老师。
刘：他想整但是整不到，因为老董这个人要求严格，为人谨慎，他没有什么可以被人说的。
陈：是的，后来有人造谣说董老师打了顾准。
刘：记得有人问过我，董老师在文革时期打过人没有，我说他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连朋友亲戚小孩都不会去批评，怎么可能去打人呢？他也不是自己要出名，社会上弄出来的。所以董老师也不会理会这些事情，也不会告诉我这些，只是偶尔和老杜聊聊。老杜当时住在我们三里河的小房子里，还有他的岳父岳母。那时房子都挤得满满的，但是大家都很团结，社会风气非常好，夜不闭户，那么小的地方，还养鸡。
陈：后来房子拆了之后，你们才搬到了亚运村那边去吧。
刘：是的。1971年我从同仁医院调到海军总医院时我正在开眼科开党小组会，领导来告诉我：“你调到海军总医院了”。 要我立即去报到。当时老董在外出差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回来之后，很惊讶，说：你怎么当兵了？
陈：他不喜欢？
刘：是的，他不喜欢，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组织上安排了只能听从。那天还下着大雨，马上就要去报道，是1971年，这都几十年了。
陈：您当兵那一年刚好林彪事件发生了。
刘：是的，我记得是李作鹏签署的命令把我调过去的
陈：他后来也被划为“林彪死党”，他是四野的。
刘：就是啊，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复杂的。
陈：董老师是五十年代初去苏联留学的？
刘：是的，解放初。
陈：他在苏联呆了多久？
刘：四年，中途没有回来过，当时他是和刘国光，还有音乐界的大指挥家李德伦一起出去的。
陈：当时是国家培养的骨干才被送出去的吧？
刘：是的，那时候党认为优秀的就送出去，刘国光，刘鸿儒也是那时陆续出去到苏联。
陈：那欣年比我还要大一些。
刘：欣年是1959年出生的属猪 。生欣年时，我还在汉口协和医院病房里，老董还给我带了一个特别大的苹果，就一个红苹果，那时候还是很高兴的。
陈：董老师估计应该是1953年出去的。
刘：是的，他是1953年到苏联莫斯科入苏联国立经济学学院学习。1957年毕业获副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很喜欢他，他在外面也不惹事情，也没有交女朋友 。
刘：那时候他回来就只有一件政府发的大衣。
陈：我看过凤凰卫视的一个纪录片，专门讲述当年留苏学生的。特别提到当时国家非常困难，但是对每个留学生都发皮鞋和呢子大衣，因为是代表国家的脸面，怕出去被别人瞧不起。
六，关于精神信仰
陈：最后一个问题，在基督教的教会读初中和高中对您人生的价值观有没有影响？
刘：有，我的父母和董老师的父母都是信教的，当然他们信的是佛教。但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佛教的教义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做善事，以前的既往不咎，不是把人一棒子打死，所有的教义都是劝人行善。
我对宗教没有研究，但是基督教有时彼此之间还会打仗，耶稣那么好的人为什么还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觉得真正好的是佛教，是释迦摩尼，他在菩提树下修道成佛，我在日本还买到一个菩提子的手镯。我们中国很有学问的人也都崇尚这些，比如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也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我想无论是什么教义，劝人为善的都是好的。
陈：今年您八十多岁了，有宗教信仰么?
刘：我还是信佛，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念经，念几遍我就睡着了。
陈：您妈妈是背《金刚经》，您记得下来么？
刘：《金刚经》还挺长的，5000多字，背不下来，但是我从小听她念，还是会念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所以我是倾向于信佛教的。您看这上写着的。
陈：“佛学无涯，于己静也，于人善也，于世和也”，这是董老师写的，我那天看到也非常感动
刘：非常洗涤人心灵。
陈：是的，不仅如此，我觉得董老师是地下党出生，受无神论思想教育这么多年，但还是有宗教情怀的，特别是在晚年。
刘：您看这个，我刚开始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看了很多马克思的书。马克思的夫人叫燕妮，燕妮夫人和马克思的感情是纯真的，他们整个家族都非常好，所以共产党的信仰本来是非常纯洁的。但是搅来搅去被贪官污吏给弄污浊了，他们并不是有这种信仰。而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是好的，有普度众生的意味。
陈：董老师写这段话是哪一年？
刘：是甲申年，在美国治病的时候写下的。
陈：当时他写这段话和您有所交流吗？为什么突然写下这些话呢？
刘：当时他拿着纸就写了，他给欣年也提了字。
陈：是“守身为大”么？
刘：不是，也是要求自己的四个字。
刘：我是没有见到人家讲什么，老董总是在旁边陪斗、陪整的。
陈：他写《守身为大》就写了这段，董老师对我说过，他说批斗于光远时，于光远就和人拍着桌子干。他告诉过我，于光远的这种态度对他影响很大，他觉得人就应该这样，要有原则，立场坚定，没有什么可怕的。
刘：是的，于光远的性格很坚定，他是不怕的，当时把他关在牢里，他还一直在写东西，出了很多作品。
陈：您说的是孙冶方吧？
刘：是的，是孙冶方，他就住我们楼上，是宁波人，他太太也是，和老董彼此很谈得来。
陈：我当年陷入危难之时，董老师特别托人带给我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孙冶方在牢里关押时，只能吃到发霉的馒头，但是，他为了活下去，把发霉的馒头瓣碎，一点一点的咽下去。董老师是勉励我要坚强。
刘：孙冶方也有一个基金会。
陈：是的。现在在基金会主事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他叫武克钢。孙冶方本来姓薛，不姓孙，他和另外一个经济学家薛暮桥是远房亲戚。我当年在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工作时，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党委书记叫武庭瑞，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武书记的夫人，名薛禹润，非常有风度的一位女性，她就是孙冶方的侄女。我说的武克刚，现在是云南红酒的董事长，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他就是武庭瑞的儿子，武克钢现在是孙冶方基金会的一个重要角色。
刘：听说孙冶方的基金会也有些困难？资金力量怎么样？
陈：他们基金会资金并不困难，现在基金会的理事长是李剑阁，按照他的影响力，筹钱不是问题。
刘：孙不像董老师这样有这么多学生，老董这帮学生力量很强。
陈：在中国带学生的导师很多，成千上万，但是有几位能像董老师这样呢？还是董老师的人格感动了大家。董老师和这些董门弟子，形成当下中国经济学界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甚至可以称为“董辅礽现象”。董老师走了这么多年，但是他的弟子依然非常团结的聚在一起，怀念先生，宣传先生，为先生的经济思想而奔走，为先生的基金会而努力。
为什么？我常常想，为什么能这样？还是先生高尚的人格在感召着我们，这些董门弟子对先生的怀念，是对先生人格的尊重，是对先生品格的崇尚。
刘：是的，他从来不贪钱，像有学生要送股票给他，他都从来不要，也从来不说，我们都是没有股票的。后来学生也都不说了，怕他拒绝。
陈：古人认为老师就是为人师表，董老师就是我们这些弟子的楷模，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两家在一起过了六个春节，我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您们，真的是令我们受感动。就是春节期间给他送个红包，他都要退回来。说：这不能要！我记得那时陈实还很小，董老师抚摸着他的头说，以后长大了，来读我的博士。可惜董老师走的太早，否则我们家两代人都是董门弟子了。
刘：是呀，从1992年开始，到1997年，都是我们两家在一起过年。那时欣中欣年都去了美国，老董喜欢你们一家人，还有你的父母。昆明，深圳，厦门，上海，海南，汕头。我现在还保留着当年你在“湘鄂情”给我们写的纸条。真是值得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