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24日的2015冬季腾讯思享会现场，腾讯文化对到场的陈浩武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腾讯文化与陈浩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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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的大山里推广MOOC
腾讯文化：到现在为止，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就贵州苗族儿童的教育做了哪些事？效果如何？
陈浩武：这个项目从2011年开始，那年我第一次去贵州石门坎，开始我们组织石门坎后援团，2014年以后，我们在深圳申请成立了基金会。基金会主要针对苗族地区的儿童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
石门坎是贵州威宁的一个乡，这个乡一共有11所小学、大约1300多位学生。我们在这里主要做对中小学教师培训，也组织志愿者到那里去支教。当然，并不是我们一家在做这件事。经过这几年，现在当地的教育水平、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
后来我们和另外一家基金会合作，做MOOC(注：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的推广。从去年开始，我们在贵州电信部门的积极支持下，为学校提供宽带，也培训教师。我们的理念看重教育公平，MOOC很符合教育公平的理念。山里的小孩能够享受北京和上海好学校的教育资源，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腾讯文化：现在遇到的障碍是什么？
陈浩武：首先是我们的费用有限。贵州大约有6600所山区小学，目前还三分之一的学校，就是还有两千多所学校没有通宽带，没宽带就推广不了MOOC。而要装宽带，得帮大山里的小学拉电线杆，成本高，施工困难。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这件事困难比较大。我们正在推动将它纳入教育部门的计划中。
腾讯文化：像教师培训方面的困难呢？
陈浩武：石门坎条件太艰苦了，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教师和志愿者坚持下来比较困难，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教师不多。我记得我们快5月的时候去，山里面还突然下大雪。我看到志愿者住的房子有很大的缝，风都透进来，很冷。他们长期没有文化和精神生活，连一场电影都看不上。大雪一封山就和外面隔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把人稳定留下来。现在能够留下来的，绝大部分是基督徒，有的老师在那里坚持了九年，因为孩子的原因才离开，非常不容易。我们现在在想办法，尽量为他们创造好一点的条件。
腾讯文化：当地人要接受你们，是否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陈浩武：苗族人非常朴实，但是性格也内向，要成为知心朋友，必须有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当年伯格理能取得苗人的信任，就是他那种伟大的献身精神感动了苗人。我们的志愿者开始也不被他们理解，也遇到一些困难，但是长期坚持，他们的行为打动了苗人，矛盾就化解了。
从石门坎的转变探索中国的社会转型之路
腾讯文化：你考察过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改造，想必得到了很多启发。
陈浩武：是的。晏阳初梁漱溟在河北山东做乡村建设，在当时是一场大规模的农村改造运动，基本模式就是在不改变传统儒家文明这个既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加上科技、资金的扶持，譬如农药、肥料、机械化等等方法。包括农村教育，卫生等，应该承认，他们的努力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村是非常有意义的。可惜的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个社会实践被中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晏阳初没有把精神层面的东西放进去，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遗憾。
但石门坎完全是在另外一个维度展开的。
虽然石门坎物质层面上，它极端贫困，经济基础远远不及河北山东农村。但伯格理带去了基督教信仰，并把现代教育理念完整地嵌入古老的苗族体系当中去。伯格理的教学体系从扫盲开始，从小学起步，包括后来建立的中学，而且苗族的孩子，只要你成绩好，能上高中，能上大学，教会统统支持，考上大学的孩子全部由教会支付学费生活费。1928年，石门坎就培养出了第一个医学博士，就是苏科寨的吴性纯。所以把伯格理与晏阳初、梁漱溟和费达生等进行乡村改造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的话，前者的精神层面大于物质层面，所以其影响更深入更长远。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社会的改造是有顺序的，要先从人心开始，最后才到器物层面去。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也有这样的区别。日本先从思想、文化、精神、人心的维度改变，去欧洲考察它的整个制度框架、文化框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熟之后，再在器物层面上去变革。
石门坎其实给了我们一种启示。伯格理没有这么多的财力和物质，但是他告诉你人应该怎么有尊严、有信仰地生活。然后再在这个确立的基础上让你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使石门坎成为“西南文化高地”，最后经济也发展起来了。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表明，任何一种社会要转型，首先要确立一种价值形态。从石门坎的转变，可以探索中国的社会转型之路。
应该让更多精英去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
腾讯文化：你是经济学家出身，后来为什么发生转变，开始致力于公益？
陈浩武：年龄变化是一个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大多关注物质层面，而且太关注物质，对精神的层面没有什么兴趣。当然，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这也很正常，要有人去经商，去挣钱。现在的问题是两者严重失衡。我觉得，中国的知识精英，要学会从另外一个维度对社会表达的方式。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应该有天下情怀。
另外，对精神维度的关心是我一贯的。我不大赞成把经济学看做纯粹的工具理性，我还强调经济学伦理的一面，其实这是经济学的传统，中国人都知道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但是他们不知道，亚当·斯密第一部著作是《道德情操论》。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把石门坎搬到北京”，这是我从事石门坎公益的一个理念。这种搬不是物理层面的空间移动，而是要把石门坎精神发掘出来，总结出来，引起人们的重视，让中国更多的人关注石门坎现象，思考石门坎现象，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我们今天太关注物质，关注企业、经商、赚钱等层面的东西，其实这个社会应该让更多精英、更多知识分子去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