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文明史与迦腻色迦的遗产
孙英刚
国内首部有关犍陀罗历史、艺术的通史性著作《犍陀罗文明史》日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梳理了犍陀罗文明的脉络以及佛教文化在此地区的发展演变历史，讨论犍陀罗艺术对中国的影响。
迦腻色迦的遗产
迦腻色迦的统治时期是公元二世纪（东汉时期），此时是贵霜帝国最繁荣的时期，也是佛教和犍陀罗文明的鼎盛时期。犍陀罗离我们并不遥远文明，而是跟中国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文明从开始就是开放性的文明，不是闭关锁国的文明，其开放性是我们的文明可以不断更新和绵延不绝的原因。从我们和犍陀罗文明的关系可以看出这点，犍陀罗文明对古代中国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无论是研究中国历史，还是放到亚洲大陆文明史和人类的文明史都要跳出现在的束缚。现在的文明不应该局限于本国国土内，古代的文明比现在更深远。
贵霜帝国比较繁荣时期的疆域，比如布路沙布逻又叫富楼沙，今天叫白沙瓦，是现代非法文物交换非常猖獗的地方，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文明中心，也是贵霜的首都。
佛教从一个地区性的宗教，是如何飞跃成为一个世界宗教的呢？这跟犍陀罗文明关系密切。犍陀罗是佛教的飞翔之地，在这里佛教得到了更新，重新酝酿，产生了很多新的理念，包括佛像的诞生和其他的很多元素，从这里向东影响到整个中亚地区。这个地区非常特殊，是一个文明的十字路口。当时，几乎最主要的文明都汇聚到这里，希腊文明、伊朗文明、印度文明、汉文明，北方的草原文明。这是一个希腊化的时代，希腊文明向东到达了这里，并在这里繁荣了近一千年。在这种文明的影响下才诞生了辉煌的犍陀罗艺术和一些重要的理念。
佛像在公元二世纪出现，但不是在印度兴起的。菩萨观念的兴起，作为非常重要的佛教理念是在犍陀罗地区得到弘扬的。同时，还有救世主观念的加入，包括佛经，很多早期的佛经是用佉卢文（犍陀罗当地语言）写成的，之后才出现了梵语化的情况。后来佛经的翻译路径就发生变化了。
我们所熟知的弥勒菩萨，在以前弥勒是王者的形象，身材很苗条，对中古时代历史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大肚子弥勒是重新再造的形象和符号，比如燃灯佛授记这个故事也是在犍陀罗的发明。
关于贵霜的故事：古代有一个大月氏部落，受到匈奴的压迫向东去。但现在新的考古发现及学者研究都不太认为贵霜和大月氏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认为它是大月氏的后代，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可能是别的族群。汉文史料对这个帝国有些记载，比如记载了Kujula Kadphises（卡德菲塞斯一世），汉文译过来叫丘就却，以及他的儿子叫阎膏珍（Vima Takto）。汉文的记载其实是很准确的，但很可惜的是记载得太简单，所以我们有时候得猜测到底是什么情况。
迦腻色迦是当时世界最大帝国的统治者。学者根据一些史料，包括藏传文献《于阗国授记》的记载，迦腻色迦曾征调于阗、龟兹的军队参加对印度的远征。很难想象，征调中国新疆的小国家，派军队攻打印度，还抢了很多舍利回来。这个记载在后来发现的石刻文献里得到印证，大概是可靠的。在罗巴塔克碑铭上也有一些印证。他的形象基本是武士形象，感觉是军事贵族，一手拿剑，一手拿大棒。马图拉出土的文物上面有他的铭文和名字，所以我们知道他叫迦腻色迦。玄奘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保留下的文献有很多历史记载，记载了迦腻色迦，比如提到：“昔犍陀罗迦腻色迦王，灭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聪明东。贵霜的影响进入我们的新疆，河西番维，畏威送质。”就是西方的小国家都把王子送去当人质。迦腻色迦得到质子，冬天让他们住在印度，夏天让他们回到迦毕试国，春秋两季住在犍陀罗（今白沙瓦）。
迦腻色迦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汉文中关于他的记录特别多。但他的名字又是五花八门的：迦腻迦、迦腻色迦、罽腻迦或者割尼尸割等。很幸运的是，如今保留下了很多文物，像钱币，正面是国王的形象，反面是交脚而坐的弥勒。铭文里说得很清楚，这是弥勒佛。我们知道弥勒不是佛，是菩萨，是未来的佛，将来弥勒会下生，成为新的佛。这其中救世主思想对中国影响很大。可见当时的弥勒信仰在贵霜时代已经很成熟了，至少在国家层面上很成熟。
白沙瓦（富楼沙）、贾拉拉巴德是保存佛陀舍利很多的地方，很多圣物、例如佛陀的头盖骨等都保存在那里。中国寻觅求访者来到这里，尤其是要去贾拉拉巴德去朝拜圣物。现在贾拉拉巴德是塔利班和美国作战的地方。同时，艾纳克、巴米扬也都是重要的商路。
这个佛钵现在放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入口。它跟印度、阿富汗关系并非最密切，其实跟中国的关系最密切。根据梵文文献记载，佛钵是公元二世纪，迦腻色迦把它抢到白沙瓦的。此钵非常重要，是佛教传法的信物。这个钵从过去佛，传给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涅磐后，弥勒下生，钵要献给新的佛。在政治和信仰来说，供养这个钵的人是佛教神圣的君主——转轮王。关于这个钵，汉文文献记载得非常清楚，迦腻色迦将它抢走，树立新的佛教中心。富楼沙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作健陀或是罽宾，是三到五世纪的佛教中心。中国很多高僧到这里学完之后，参观圣迹，学习语言、经典，然后就打道回府了，很少再南下去印度。因为佛教在印度本土已经衰落了。
同时，这个钵有太多的政治意涵。365年，在襄阳，一位有名的文人习凿齿曾经写信给道安表达了一个观念，“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幽深。”意思是佛陀来到中国，佛法要重新到中国。这个观念其实是政治寓言。月光是指转轮王，即佛教的统治者，预示着将来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这个非常有鼓动性，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无论是上层的政治家还是下层的老百姓造反都拿这套理论做政治宣传。比如北魏的熙平年间，一群人拥戴刘景晖造反，说刘景晖是月光童子，要建立理想国度。
另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讲述的故事：在迦毕试，有一个湖泊，里面住着一条龙。龙王因前世的孽缘，毁坏了农田和建筑等，因此迦腻色迦非常生气，讨伐龙王。龙在佛教里的地位并不高。六道轮回中的龙虽然法力很大，但是畜牲道的。迦腻色迦讨伐龙王，龙王施展法力，迦腻色迦受到挫折，便向佛法祈求，请求三宝保护自己。结果迦腻色迦肩膀发出火焰，龙就屈服了。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荒诞，实际上是有内在逻辑的。
上图是迦腻色迦的形象，背面是佛，铭文是希腊字母拼的。佛是精神界的领袖，国王是世俗界的领袖。任何一个文明在塑造国王形象的时候，要加上一些符号，显示其伟大，或发出光芒，或体型庞大，或用不同的符号标示着跟常人不一样。在贵霜国的做法上，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办法，那就是在肩膀上画出火焰，表示王权的威力和神圣性。在这样一个历史记忆传到玄奘时代，就变成了国王双肩发出火焰，击退龙王对人民的侵扰。因此这个故事并不是随意荒诞的记载。
在唐朝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里讲了一个故事，犍陀罗的国王叫迦腻色迦，讨伐诸国所向披靡。到南天竺国的时候，其国王得罪了迦腻色迦王。此国王喜欢用郁金香的汁把自己的手印印在布匹上，结果这个布匹落在迦腻色迦手里，做成衣服穿在王妃身上，而衣服上有南天竺国国王的手印。迦腻色迦非常恼怒。由于军事力量不够，南天竺国国王就骗迦腻色迦说：“我们国家虽然叫王国，但我们没有国王，这个国王是黄金做的，国家是大臣们在运行。”这些人铸了一个金人，献给迦腻色迦。迦腻色迦知道是假的，自恃佛教转轮王的福力，断金人手足，南天竺国的国王虽然藏在洞窟里，手脚也同时脱落。
这是中国唐朝人记载的一个很荒诞的故事，有人会认为这段内容是他自己编造的。但其实不是，这个故事到了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在喀布尔地区开始流传。11世纪有一位伊斯兰学者比鲁尼在《印度志》中记载了这个故事，跟段成式写的故事几乎一模一样，这并非来自段的故事，而是有着自己的故事来源。故事中手印变成脚印，讨伐的国家变成了曲女城。在讨伐中，迦腻色迦被误导进入沙漠，他用长矛戳地，水即涌出，同时对方国王的手足自动掉落。这个故事一直到11世纪还在阿富汗流传，可见中国当时和阿富汗来往频繁，段成式写书的时候还受到外来信息的影响。
玄奘记载迦腻色迦双肩出火，贵霜国王用双肩出火来形容自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表达方式。在迦毕试出土，我们称之为迦毕试样式。双肩出火，双脚出水，这种形象非常多。先是国王身上出现火焰，后来才出现佛像的火焰，这实际上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通常的逻辑。佛教的艺术家在描述佛的神圣性的时候，很容易去借鉴人世间的帝王形象。用描述帝王形象来描述一个神。其实不是神，是描述这样一个伟大的形象。基督教也是这样，用背光的形象来描述。佛经中有很多对佛陀和国王的描述是一样的。从佛经来讲，或许佛教的艺术家借用了国王的形象来描述自己想象中神圣的佛陀的形象。
在迦毕试出土的燃灯佛授记中，其中表现的并非释迦牟尼，而是讲释迦牟尼前世修行的故事。这是所有佛教故事的开端，这个故事是在犍陀罗兴起，又是佛教的开端，如果没有这个故事，佛教故事没办法兴起。故事发生的地点是犍陀罗。在画燃灯佛的时候，也画上了火焰。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焰肩佛，东魏、北齐的佛像也有发出火焰的形象，这个解释有很多。其中一个证据认为，尤其是学者们认为受到琐罗亚斯教影响非常重要的证据是1979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现的壁画，壁画上画了发光发火的佛，并有铭文玛兹达。玛兹达是琐罗亚斯教的最高神。这个铭文说明画的形象既是玛兹达同时又是佛陀。很多宗教都彼此影响，所以佛教跟琐罗亚斯教是互相有影响的，可能借用琐罗亚斯教的一些符号和想法表现自己的情况。
此外，雀离浮图也是一个对中文有影响的词。 “9.11”倒塌的建筑曾经在很长的历史中是人类最高建筑。但此前人类最高建筑（四、五百年间）是在犍陀罗。犍陀罗修建了一个雀离浮图（CakraStupa），直译为轮王之塔，或迦腻色迦大塔，汉文史料称其为雀离浮图。这个塔很长时间都是人类最高建筑，中国的高僧、旅行家们都会去瞻仰这个塔，包括玄奘。玄奘是最后一个对这个塔有详细记载的中国旅行家。这个塔是迦腻色迦修建的，迦腻色迦修理的布路沙布逻又叫迦腻色迦城，修建了迦腻色迦寺，修建了轮王之塔。这样的命名方式，很可能对中国是有影响的。长安城在隋代被称为大兴城。隋文帝非常信仰佛教，修建的城叫大兴城，寺叫大兴善寺。他没当皇帝前的爵位是大兴公，而这种把自己的名号打在了城的痕迹上的做法并非中国的传统做法。中国一直到近代才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做法。当然这也是我们的猜测。
此塔有非常多的汉文记载，比如法显记载“阎浮提塔，唯此塔为上。”雀离浮图是音译的名字，雀离浮图的名字传入中国对中国影响很大。龟兹有一座塔叫昭怙厘，还有翻译成雀离和爵离的。北齐的首都邺城就有一座雀离佛院，高叡就是在这里被杀的，其实就是中国人仰慕白沙瓦的塔，以此命名。
而这个词后来进入汉语，变成通俗普遍的佛塔的意思。大英博物馆藏的一块东魏造像其铭文上就有这样的表达：“至如宝塔五层，……雀离之高妙。”唐睿宗时王利贞撰《易州石亭府左果毅都尉蓟县田义起石浮图颂》，也称赞所捐造的七级浮图是“状雀离之从天，犹多宝之涌地。”玄宗开元年间，王璬撰《石浮图铭》，文中也有“爵离崛起”的说法。开元年间的《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也有“又有龙花瑞塔，降於忉利；雀离仙图，来于天竺”的表述。可见，“雀离”一词，已经逐渐从特指富楼沙的那座雀离浮图，转变为佛塔的代称。这个词在中古时代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词，后来慢慢不用了，但文献中经常出现这个词，就是佛塔的意思。
整体来讲，中国文明是开放的文明，不是我们印象里的闭关锁国。我们要跳脱出现代理性的偏见，在古人的逻辑里，一些故事其实是符合他们当时的认识的。另外我们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现在中国的概念。当然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文化的概念，另一个是只有在更大的文明脉络里，才能把自己的文明看得更加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