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济宗门自食其力精神的历史探源
文：肖 磊
摘要：佛教的创立对印度已有的婆罗门传统起着变革的作用，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漫长的戒律和僧制上的变革，从而形成了禅宗以及百丈怀海“丛林清规”，因此佛教逐渐摆脱其地域性形态而焕发出新的生机。本文为考察现代佛教中慈济宗门自食其力的精神的起源，从原始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两大方面出发进行思想史的探究，并结合社会史的分析，以此来展现佛教思想和制度的演进线索。
一、引子
1、证严法师与慈济宗门的缘由
1966年5月14日，在台湾花莲县秀林乡下一间供奉地藏王菩萨的小庙──普明寺里，一位出家的比丘尼与信众们成立了一个在当时并不起眼的小会团——“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以便使得佛教能更好地发挥救苦济难的社会作用。为首的比丘尼是二十九岁的证严法师，她十一岁时因父亲的突然去世而开始思考生死问题，常到慈云寺向法师请教佛法，因悟到女子并不只能满足于家庭生活，亦可如男子一般悲怀社会、饶益众生，于是萌发弃俗出家的志向，然而几度辗转未能如愿，最后栖身于普明寺，自行落发清修。1963年2月，台北市临济寺开坛传戒，二十六岁的她在慧日讲堂皈依了毕生推行“人间佛教”的印顺长老为师，受师赠语“你要时时刻刻为佛教、为众生”，并取法名为“证严”，然后迅速赶往临济寺接受三坛大戒，受戒后旋即回到花莲普明寺。1963年在花莲慈善寺讲《地藏经》八个月，有多位弟子皈依，后一起回普明寺借住修行。1966年，印顺长老请证严法师到嘉义主持妙云兰若，却受到三十位信众联署挽留，后证严法师因探病见到难产妇人的一滩血，并被告知病人因无钱治病而身亡，遂萌建立慈善组织的念头，加上碰到三位修女传教，感念佛教徒虽然默默行善，却零散而无组织，于是便在当年5月14日成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以建立一个菩萨网，随处闻声救苦。
2、慈济出家人的自食其力，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证严法师在受戒正式出家后，就一直实践着自食其力的精神，这其中分为三个阶段：
（一）刚受完戒回到花莲普明寺。这时证严法师却没有遵照印度原始佛教乞食为生，也不遵循中国佛教的常例接受大众供养，而是住在普明寺后约13平方米的小木屋内独自修行，一面自食其力，一面研习《法华经》，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
（二）1963年在有多位弟子皈依之后，证严上人需要带领弟子一同修行，于是自立修行清规，坚持自力更生，白天劳作，晚上教授弟子四书与佛典。
（三）1966年“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后，证严法师和六位同修每人每天多做一双婴儿鞋、三十位信女每人日存下五毛买菜钱，每月集资一千多元，开始从事济贫救苦的工作。在七十平方米不到的普明寺里，一方面要从事加工制造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还要处理功德会会务，空间十分局促，于是在证严法师的俗家母亲的帮助下，1969年迁入静思精舍，但依旧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自此之后，虽然慈济功德会逐渐发展壮大，慈济的慈善事业遍及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但慈济出家众的所有开销，都是靠自己做蜡烛、豆粉和出版品等来维持，一直持续到今天。
从某种意义上讲，证严上人带领下的慈济出家人自食其力的精神，是大众信任慈济、愿意跟随慈济和加入慈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使得慈济功德会的影响和发展远远超出了佛教自身的范围，可以说，正是由于把慈悲救济的理念和行动建立在自食其力基础之上，慈济功德会才会被各信仰和各阶层人广泛接受和肯定。然而这种自食其力的精神与佛教的关系是怎样，它在历史上有有过怎样的展现，以下就简单地从思想史和社会史梳理其中的线索。
二、原始佛教的背景及其思想
1、早期印度的思想和社会
印度现存的文献中，最古老的是吠陀经典。“吠陀”为知识之义，又曾译成“明论”。其中四部根本的经典被称为“四吠陀”，即梨俱吠陀（赞诵明论）、娑摩吠陀（歌咏明论）、夜柔吠陀（祭祀明论）和阿闼婆吠陀（禳灾明论）。广义的吠陀除四吠陀本集外，还包括后来出现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辅助学习的吠陀支等。《梨俱吠陀本集》是其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经典，对宇宙、人类、意识和物质等根本问题做出了广泛的探讨：（一）在宇宙起源的问题上，既孕育了多神论、一神论（宇宙源于造物大神）、非神论（万物源于水），又同时包含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思想；（二）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提出“原人理论”，原人与创造宇宙的一神是体用关系，原人不生不死、无处不在，因为时空都在原人之内，由原人化生出人类的四种姓：“原人之口，生婆罗门；彼之双臂，长刹帝利；彼之双腿，产生吠舍；彼之双足，出首陀罗。”（三）在人类的意识起源问题上提出“种识论”，种识是人最初的欲念，种识进入胎藏之后，才有了一切的意识活动；（四）原素说，认为宇宙源于水，或认为宇宙源于地、水、火、风、空五大原素。
吠陀的思想产生于印度诸部落向君主国家的转变过程中，种姓制度也由此逐渐形成 ，并确立了吠陀教的三大纲领：（一）吠陀天启；（二）祭祀万能；（三）婆罗门至上。婆罗门阶级在原始的吠陀教基础上发展出婆罗门教，形成了梵天、毗湿奴、湿婆三位大神的神话体系和崇拜体系，出现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婆罗门教崇奉祭祀，因为天地万物都是天神所创造，所以只要祭祀天神，就可以获得现世的幸福，而祭祀都由婆罗门阶层所掌管。
婆罗门作为种姓的最顶层，只用从事祭祀就可以获得大量的财富，而且阶层之间毫无流动性可言，这种僵硬的等级制度必然导致顶层的腐化和底层的不满而不能长久。随着其他阶层和地方部族的兴起，在列国时代涌现出许多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思想流派，现在它们被统称为“沙门思潮”，其特点总的来说有反对吠陀权威和梵天创世、反对繁琐的祭祀礼仪和不平等的种姓制度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佛教、耆那教、生活派、顺世派和不可知论派等。沙门是梵语śramaṇa的音译，意为勤息、息心、净志，在《广林奥义书》中，“沙门”与“苦行士”并列出现，两者都属于游方行乞的修行士，但婆罗门教的游方行乞士从来不会被称为“沙门”，一般被称为“苦行士”；在上座部佛典和耆那教经典中，“沙门”通常是指佛教和耆那教的修行者，经常与“婆罗门”并列一起出现的。从社会角度来讲，沙门思潮反映了婆罗门以外新兴社会力量的精神诉求。
由于沙门思潮的影响，在婆罗门教内部也出现了变革，于是在注解吠陀本集、类似祭祀手册的梵书之后，产生了各种森林书和奥义书，后来人把吠陀典籍的这四种形式（吠陀本集，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与婆罗门教的人生四行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遁世期）对应起来理解。森林书是隐居学者在远离城市的森林里教授的，较少涉及祭祀的具体仪轨，而是探讨祭祀的内在意义，强调精神的祭祀。奥义书则进一步讨论哲学、冥想以及世界的本质，提出了《梨俱吠陀》中所没有的业报轮回的观念，认为人转世后的形态取决于其生前的所作所为，因此轮回中有一个不变灵魂主体“我”，而宇宙还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大我”，即“梵”，人生的最高目标便是追求“梵我合一”以达成解脱。奥义书虽然由吠陀发展而来，却产生了很多新的思想，对于婆罗门教而言有着革命性的意义，使其教义由“祭祀之路”转向“知识之路”。然而沙门思潮中的佛教，虽然也采用业报轮回的观点，却只是随顺世间方便说法的世界悉檀 ，因为佛教以“诸法无我”的无我论来反驳婆罗门教“梵我合一”的有我论。
2、释迦牟尼创立佛教
释迦族原在东方，沿着雪山往西迁移到尼泊尔南境。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原名乔达摩·悉达多，父亲净饭王是迦毗罗卫的国王。释迦牟尼从小学习吠陀知识和包括武艺在内的各种技艺，成年后见“生老病死”而觉察到人生无常的苦恼，于是放弃太子之享乐而出家修行以求解脱，先是修习禅定，后专修苦行，发现都不能获得解脱，于是恢复正常生活，最后在佛陀迦耶的树下坐定静思，说：“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是身，终不起此座。”终于七七四十九天后证得“古仙人之道”“古王宫殿”，自称“一切智为最，无累无所染；我行不由师，自然通圣道。”证道后的佛陀为五比丘初转法轮，然后带领僧伽修行，游化四方，讲法不辍，并让弟子游行教化，以传播佛法，直到八十岁去世。佛陀的教法，重觉悟而不重信仰，重自力而不重他力，重行证而不重玄想，提倡平等而不论贫富贵贱，而且有很多都是针对婆罗门的弊病，比如认为梵天非实；批评不问作为、只要信神祈祷就可以升天的法门；批评祭祀、占卜和咒法；反对吠陀权威，婆罗门至上，认为四种姓只是分工不同，并无优劣之分。佛陀作为证道圣人、大觉悟者，并非从此就做起了高高在上、四体不勤的教主，而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把慈悲奉献作为永恒的追求，比如《增壹阿含经》第三十一卷中记载了佛陀为盲眼弟子阿那律穿针的故事 ，其中表达了虽然佛陀已度生死之海，得真法之身，又脱爱著，但佛陀仍有不厌足的地方：“世间求福之人无复过我，如来于六法无有厌足。云何为六？一者施；二者教诫；三者忍，四者法说、义说；五者将护众生，六者求无上正真之道。”并且用偈语表达：“福力最为胜，由福成佛道。”而在同一卷中，佛陀讲述了阿罗汉以专精为力，而诸佛世尊成大慈悲，以大悲为力弘益众生，这不过是求福不厌的另一种说法。另外《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和《佛说国王五人经》也从不同角度都表达了福力之重要性，比如《佛说国王五人经》就讲述昔日一个国王有五个儿子，第一智慧、第二工巧、第三端正、第四精进、第五福德，各皆以为天下第一，但佛告诸比丘：“尔时智慧者，则舍利弗是；工巧者，则阿那律是；端正者，则阿难是；精进者，则输轮是；福德王者，即吾身是。此等尔时各自称叹己之所长，以为第一，于今亦然。昔尔时世皆不如吾，而各自嗟叹。吾成佛道，三界之尊，今皆归吾以为弟子，依佛得度。”这种“大悲为力、弘益众生”，“求福不厌”的说法，以及佛陀为弟子穿针的实际行动，都是佛教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精神的体现。
在佛教教义上，佛陀提出四谛观和缘起说，提倡中道观，辨析解脱的方法和次第，并为出家众和在家众的修行制定戒律。戒律包括在家众和出家众都应遵守的“尸罗”（梵语śīla，为六波罗蜜之一，粗略分为五戒十善）、出家众的“学处”（梵语śikṣāpada），其中重要的学处称为“波罗提木叉”（梵语 Pratimokṣa）。释迦牟尼入涅槃之后七日，曾受佛陀分予半座并赐予僧伽梨衣的大迦叶召集五百大阿罗汉，在王舍城外七叶窟结集法藏，由阿难诵出诸经，由优婆离诵出戒律（波罗提木叉） 。同时阿难在结集大会中传达了佛陀的遗命：“小小戒可舍”，然而阿难并没有问佛陀“小小戒”是什么，从而导致众说纷纭，再加上此前阿难恳求佛陀度女众出家，以及佛陀涅槃后，阿难让女众先礼佛（因“恐其日暮不得入城”且“女人羸弱，必不得前”）等缘由，阿难受到大迦叶的责难。
3、僧团和戒律的问题
佛陀为僧团制定戒律（“学处”），多数是关于衣食住行医药等生活方面的问题，并不是依靠玄想或逻辑来得出，而是“随犯随制”，即如果佛陀认为某位弟子某个行为有问题，就把它定为一个律条。因此每一条戒律，都是有其对象、背景和情境的，必须要结合完整的因缘关系，再加上深邃高远的眼光，才可能把握佛陀制定这条戒律的用意所在 。但总的来说，佛陀是为了修行的指引、僧团的和睦、社会的尊重以及正法的长久住世而制定戒律的。然而虽然如此，戒律具体形式却成为僧团长久以来的聚讼地，早在佛陀尚未去世，就有提婆达多提出会导致僧团分裂的五种禁法 。从佛陀去世后七日的第一次结集开始，其间有阿难所传“小小戒可舍”的佛陀遗命就导致了纷争，而第一次结集之后从南方赶来的富兰那迦长者，也在戒律上提出跟大迦叶不同的意见。佛陀去世后一百多年后的第二次结集，由于对于毘舍离比丘所行“十事”是否合乎律法的不同意见，更是出现上座部和大众部的根本分裂，此后由于戒律和教义的分歧，导致了各种不同部派的出现，至佛灭满二百年时就约有十八个部派。（待续）
